山地垂直带谱是气候和植被水平地带变化和更替的缩影,垂直带的带幅、带间过渡方式、带内结构和垂直带组合方式都表现出高度的异质性和复杂性。本文发现在中国南北过渡带中部太白山发育了世界上最宽的山地垂直带——山地落叶阔叶林垂直带。该垂直带从基带到典型垂直带再到先锋性垂直带皆为山地落叶阔叶林,3种本来可以独立存在的垂直带,连续分布形成了包含3个栎林亚带、2个桦林亚带的“三层五亚带”超级垂直带,远远超过正常情况下山地垂直带1000 m的阈值,且其上限达到了海拔2800 m。它的形成与秦岭所处的过渡性地理位置、秦岭中部垂直带谱的完整性、丰富的落叶木本植物种群及其形成的强大群落竞争优势等因素紧密相关。超级垂直带的发现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是中国南北过渡带又一重要的标志性自然地理特征;它表明山地垂直带在特殊的山地环境中可以具有非常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宽大带幅,这扩展了我们对山地垂直带谱结构及机理认识的广度,对于创建山地垂直带谱结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超级垂直带的发现,也说明中国南北过渡带还有很多科学内容有待我们去探索和发现,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界对超级垂直带形成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因素、地理过渡带的结构和生态效应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集散态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分布依然保持东密西疏的基本格局,胡焕庸线两侧的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性决定了这一格局的长期稳定性;人口空间集中化趋势在21世纪初的10年内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但在2010—2020年间成为各区域的共同特征。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持续增强,2010—2020年的优势更加凸显,但这种行政力量主导的首位度提升效应将随着全省发展阶段的演进而逐渐弱化。人口变动的区域分化明显：沿海城市群的空间连绵化逐渐形成了强吸引力、高承载力的沿海人口增长带,东北地区几乎转向全面的人口收缩,中部各省依托省会展开的人口竞争依然激烈,川渝黔地区普遍实现了人口的止降回增,西北地区则面临人口收缩风险。此外,区域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逐渐从经济要素主导转为经济要素和舒适性要素并重,各地区舒适性的差异可能将成为影响未来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新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为地理科学带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发展战略研究（2021—2035）》地理科学的学科规划为契机,本文系统梳理了新时期地理科学的学科体系。根据地理科学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地理科学可划分为综合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信息地理学4个二级学科,各二级学科下的三级学科也基本成熟,有些三级学科下的四级学科名称也在普遍使用。我们希望以这一新的学科体系为支点,完善地理科学的学科分支,推动地理科学框架下新兴学科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新时期国际及国家的战略需求。

伴随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增进居民福祉成为核心目标，从“自上而下”的供给侧系统目标优化向“自下而上”的需求侧多维目标协同转变，为理解城镇化内涵提供新视角。本文从人居生活、人文环境、人城关系等维度界定了城镇化内涵框架与指标体系，并运用泰尔指数、方差分解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解析2010—2020年中国城镇化的时空分异规律与影响因素变化。结果发现：2014年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人居生活与人城关系稳步提升，人文环境有较大改善空间。城镇化高水平区域逐步向沿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内陆地区扩展，区域差异明显缩小，地区内差异贡献率呈现扩大趋势。人居生活差异、人城关系差异是城镇化分异的主要原因，2014年以来人文环境差异的贡献率显著增大。对外开放和科技创新始终是人居生活差异的主要作用因子。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政府财政对人文环境差异的作用力逐渐降低。资源禀赋对人城关系差异影响相对较大。本文可为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1981—2019年全球气温变化特征是揭示全球气温变化的空间差异性以及实现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本文基于7套再分析数据,采用气候变化速率及空间插值等分析方法,分析了1981—2019年全球气温变化时空特征及主要国家气温变化。结果表明：1981—2019年全球陆地气温以0.320 ℃/10a的速率呈极显著升高趋势,年平均气温增加了0.835 ℃;南、北半球陆地气温变化速率分别为0.147 ℃/10a、0.362 ℃/10a,均呈极显著增加趋势,分别增加了0.874 ℃、0.828 ℃。全球陆地80%面积上气温呈现显著增加趋势,年平均气温升高速率最大的区域位于80°N~90°N,其次是70°N~80°N、60°N~70°N,高纬大于中、低纬,格陵兰地区、乌克兰、俄罗斯等中高纬度国家或地区增温速率较快,尤以格陵兰地区增加速率最快,气温变化速率为0.654 ℃/10a;增温最慢的地区主要位于新西兰和赤道附近的南美洲、东南亚、非洲南部等地,气温变化速率不足0.15 ℃/10a。本文统计的146个国家中,年平均气温呈显著增加趋势的国家136个,占93%;气温无显著变化的国家10个,占6.849%。1981—2019年全球增温2.0 ℃以上、1.5 ℃以上、1.0 ℃以上的国家分别为4个、34个、68个,分别约占统计国家的2.740%、23.288%、46.575%。本文认为1998年以来全球并没有出现气温变暖停滞的现象。

雅丹地貌因其多样形态类型长期以来吸引人们的关注,对其形态特征描述也成为研究热点。作为雅丹地貌形态最早命名地,罗布泊地区雅丹因其形态的独特性和复杂性闻名,然而对该地区雅丹形态特征和发育演化过程的深入研究较为缺乏。本文结合野外实测数据和UAV（小型无人机）所摄地景影像,采用地形数字化方法提取地貌原始数据,选定形态参数后识别测量得到雅丹形态参数数据,基于以上数据和前人研究成果尝试描述罗布泊地区雅丹形态特征并对该地区雅丹演化过程进行讨论。主要结论有：① 罗布泊地区雅丹长度集中分布在20 m以下,少有长度> 160 m,宽度集中分布在8 m以下,高度多2 m以下,表明区内雅丹个体规模总体较小,低矮雅丹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雅丹长宽比值呈现连续增加的变化过程,伴随高度的增加长宽比值迅速增大,由2∶1逐步增大到4∶1,并持续升至10∶1以上,走向分布集中于22.5°~67.5°,与主风向相类似,雅丹个体平面形态呈现连续变化过程;雅丹的相邻雅丹数值集中分布在3~4个,平均顶间距分布在< 20 m和40~80 m区间,显示罗布泊地区雅丹空间特征的多样性。在个体雅丹形态以外,初成雅丹和雅丹共基座现象是罗布泊地区主要存在的2种复杂化雅丹形态表现。② 罗布泊地区雅丹理想演化模式经历初成期、青年期、成熟期和衰亡期4个阶段,由于存在地层岩性、风力剥蚀、流水作用等控制因素影响,造就了类型复杂、变化多样的罗布泊地区雅丹形态现状。③ 罗布泊地区雅丹发育具有多期性,第四纪以来主要存在晚更新世、早全新世、晚全新世和小冰期等4个发育期,结合形态特征和环境演化情况推测龙城和白龙堆雅丹形成于晚更新世,楼兰北部高大雅丹形成于早全新世,楼兰中北部雅丹多数形成于晚全新世,而楼兰地区的低矮雅丹形成于小冰期;依据地层年代和雅丹高度数据,计算得到0.5 ka B.P.后楼兰遗址附近平均风蚀速率为6.2 mm a^-1。精确描述罗布泊地区雅丹形态特征并探讨其演化过程,对于了解雅丹形态控制因素影响程度,深入分析区域风蚀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地理信息科学传承了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传统。在地理空间分析中，由于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地理信息科学在构造分析方法时，需要考虑空间效应。然而，空间效应具体的内涵和外延，到目前尚未有系统探讨。本文定义了地理空间效应，进而在形式化定义空间、位置、场、距离、区域等概念的基础上，归纳了4类空间效应：即空间异质性效应、空间依赖的近邻效应、空间交互的距离衰减效应、和空间分区的尺度效应，探讨了4类效应的内在逻辑关系，建立了统一的表达框架。其中，空间异质性效应是最为基础的效应，近邻效应和距离衰减效应反映了地理空间中两个位置之间的二阶关系，尺度效应则由于区域单元的汇总带来，因此这4类效应形成了递进关系。最后本文梳理了目前地理分析中对空间效应的体现，指出了地理空间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空间效应的揭示和量化能力。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下，中国丘陵山区耕地逐渐被边际化，耕地撂荒范围也迅速从劣质的坡耕地延展至优质的梯田，大规模梯田撂荒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生态效应，科学评估中国山区梯田的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将有助于有效地应对耕地撂荒问题。本文通过全国抽样调查的方式对中国梯田的撂荒程度进行了调查，利用获取的中国329个县的560份村问卷测算了中国梯田撂荒规模，并进一步分析了梯田撂荒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全国梯田撂荒现象分布广泛，发生梯田撂荒的村庄占总调查村庄的比例为54%，撂荒面积占梯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9.79%；② 梯田撂荒程度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南方丘陵山区较为严重，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最；③ 梯田撂荒的主要因素可归结为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梯田耕作机械化程度、灌溉条件、耕作交通条件等。减缓梯田撂荒，应因区精准施策，提高梯田区机械化水平等措施具有普适性，针对质量较差的梯田，可有序“退耕”，对于质量较好的梯田，可采用调整种植结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流转与规模经营等方式。

持续地开展国家尺度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遥感监测对于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和“美丽中国”蓝图绘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本文采用Landsat 8 OLI、GF-2等卫星遥感数据,融合遥感大数据云计算和专家知识辅助人机交互解译方法,研发了中国土地利用变化（2015—2020年）和2020年土地利用现状矢量数据（CLUD 2020）,建立了完整的30 a（20世纪80年代末—2020年）每隔5 a的30 m分辨率中国土地利用动态数据库。基于CLUD 2020数据,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尺度揭示了2015—2020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规律、区域分异和主要特征。研究表明：将遥感大数据云计算生成的30 m分辨率植被覆盖变化和地表类型变化检测信息融入到人机交互遥感解译方法,可有效地提高大范围土地利用变化遥感制图的效率和变化图斑辨识的准确性;精度评价表明,CLUD 2020一级类型制图的综合精度达95%。总体上,全国范围内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与2010—2015年比较进入相对稳定状态。期间全国耕地面积仍保持减少态势,空间分异特征为耕地南减北增,东北松嫩平原及其与三江平原交界区大规模的旱地向水田转移,西北新疆南部开垦和北部退耕/撂荒并存;全国城乡建设用地持续增加,空间分异特征表现为由以往的沿海地区和超大、大城市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小城镇周边蔓延为主。全国范围的林草自然生态用地面积持续减少,但强度与2010—2015年比较有所下降;受气候变化的持续影响,青藏高原地区的河流湖泊等水域面积显著增加。以上土地利用变化格局与“十三五”期间国家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宏观战略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把握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规律,有助于新时期中国制定合理的国际移民政策,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迈向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1990—2015年国际双边移民流量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滤波面板负二项引力模型,阐明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1990—2000年亚洲主要迁移流集中在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各区域内部,且大多发生在邻国之间,2000—2015年出现多条横跨上述三大区域的大规模迁移流;② 人口迁移网络强度相对较低,联系紧密程度先升后降;③ 政治不稳定与战乱冲突是人口迁移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国民收入差异是重要驱动力,多维邻近因素（经济邻近和文化邻近）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④ 25年间,经济差异的影响先增后减;政治不稳定一直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人口迁出的影响更大;进出口贸易发展在部分时期积极促进人口流动,留学吸引力影响呈波动趋势;⑤ 非经济和结构性力量在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循环累积与动态演化的结果,全面梳理乡村发展历史脉络与地域分异格局,对于科学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人地系统科学认知,本文解析了1978—2050年中国乡村发展演化进程,探讨了乡村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中国县域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格局,进而提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及其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中国1978—2050年的乡村发展可划分为解决温饱、小康建设和实现富裕三个主要阶段,是一个由低水平、基础型向高质量、创新型不断发展的过程;②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转型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是乡村发展演化到一定阶段后,为解决其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战略选择;③ 2017年中国57.3%的县域乡村振兴综合水平介于0.40~0.50之间,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东中西地域分异,并具有显著的聚集特征和正相关性;④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重在科学识别乡村振兴的瞄准区域,综合研判乡村发展演化的趋势,系统诊断乡村地域类型的主导制约因素,全面认知城乡耦合互动的逻辑关系,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青藏高原及横断山区位中国西南部,地貌类型复杂,地质灾害频发,严重威胁到西南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尤其影响进藏交通线的通达度。系统研究该区地质灾害易发区空间格局及驱动因子,可为青藏高原及横断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及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救灾提供重要理论支撑。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随机森林构建的判识模型对于灾害点的判识精度均高于80%,甚至达到91%,可准确模拟与预测研究区各分区的地质灾害点。研究区地质灾害易发点主要分布在横断山区南部与东北部以及青藏高原中南部地区,且以小型及中型规模地质灾害为主（占比为87%）。综合分区Ⅰ~Ⅲ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面积分别为17.5万km²、17.4万km²与27.5万km²。各综合分区地质灾害驱动因子研究表明,横断山区南部区域（综合分区Ⅰ内）小型及中型地质灾害的主要驱动力为道路建设导致的沿途坡面稳定性变化（贡献率为20.2%）;横断山区东北部区域及青藏高原地区（综合分区Ⅱ~Ⅲ）小型及中型地质灾害的主要驱动力为植被覆盖状况的变化对于坡面稳定性的影响（贡献率分别为23.6%与27.3%）。此外,综合分区Ⅱ~Ⅲ内影响小型及中型地质灾害空间格局的第二个驱动因子为道路建设导致的沿途坡面稳定性的变化（贡献率为15.7%）与河流对于周边坡面的侵蚀作用（贡献率为17%）。

本文提出了重大生态工程实施生态效益评估理论框架,在选取生态系统宏观结构、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3大类、6个一级指标和9个二级指标的基础上,利用地面和遥感数据,结合模型模拟,生成了2000—2019年长时间序列评估指标参数数据集,定量评估了中国重大生态工程实施20年后的生态效益。结果表明：生态恢复程度中等、较高和高的区域面积分别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4.1%、11.9%和1.7%,生态工程实施数量越多的地区,生态恢复程度越高,生态恢复程度较高和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北平原、川滇黔渝湘结合部等地区;气候因素和生态工程对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85.4%和14.6%,对水蚀模数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69.5%和30.5%;中国植被覆盖度有20%的恢复潜力,森林植被覆盖度恢复潜力为6.4%,草地植被覆盖度恢复潜力为23%;气候条件是生态恢复的重要限制因素,生态恢复程度较高和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年均温大于0 ℃和年降水量大于300 mm的地区。因此,重大生态工程的部署,应充分考虑气候条件的限制性,避免实施单一生态工程或单一生态恢复措施,充分发挥生态工程组合措施的综合效应,提高生态投入资金的最大效益。

全球化、城镇化作为驱动人地系统不断做出适应性调整和改变的关键过程,持续推动着城乡关系的转型与重塑。本文认为乡村孕育了城市,乡城关系实质上是母子关系,是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人文要素转移、人地关系转变、城乡发展转型的一种综合表征,具体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乡村与城市之间土地非农化、人口城镇化、产业园区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等诸多方面;传统的城乡关系认知忽略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多维联系,以及城乡融合系统这一重要地理综合体及其功能价值,成为产生乡村短板效应凸显、城乡发展权能受损、城乡地域功能紊乱等突出问题的根源;转变城市偏向发展观念,基于乡村母体思维,创新全球乡城关系新认知是破解当前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现代人文地理学迫切需要强化与自然地理学、信息地理学交叉研究,创建天—空—地一体化人地系统协同观测体系,突出乡村人地系统的远程耦合性和系统综合性,重塑全球乡村观、乡城系统观,探究可持续的全球乡村人地关系、城乡融合关系、村镇居业关系。乡村人地系统研究应聚焦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及其复杂交互过程与效应,以多学科交叉、新领域拓展与新学科培育为支撑,创建人地系统协同观测技术与多源数据融合计算方法论,基于过程—机理—格局的研究思路和监测—模拟—决策支持的技术路径,探寻实现乡村人地系统耦合与乡城融合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及全球共同治理的有机衔接路径。

在新时代推进区域发展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大背景下，需要站在国家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考虑“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状及差距加速拉大的现实，提出沿博台线实现微突破的基本设想。研究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重要的人口地理分界线、重要的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分界线、国家主体功能区与国家生态功能区的分界线、中国新型城镇化主体区与非主体区的分界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分界线。1980—2020年间“胡焕庸线”两侧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拉大，未来30年（2020—2050年）可破局缩差沿博台线实现微突破，重点微突破“10个10%”，争取实现西北半壁人口占全国比重达到10%，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达到10%，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10%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超过10%，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超过10%，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达到10%，人均GDP增速超过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额拉大速度控制在10%以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额拉大速度控制在10%以内，教育资源绝对差距以年均10%的速度缩小。为了实现微突破战略目标，沿博台线从人口微布局、经济微布局、城镇化微布局、产业微布局、完善生态补偿转移机制、实施西部精深开发战略等方面提出了缩小“胡焕庸线”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主要路径与对策建议。

微塑料作为一种环境中普遍存在的新型污染物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基于2019年5—7月在青藏高原地区采集的53个水样和52个土壤样品微塑料检出结果,分析了研究区水土环境中微塑料赋存情况,并讨论了其潜在来源。研究区域的微塑料样点分别位于两大区域：青藏高原南部地区和祁连山地区。青藏高原南部地区水体中微塑料浓度显著高于祁连山地区,而土壤中微塑料丰度在两个区域差别不显著（p>0.05）。水土样品中微塑料浓度范围分别为0~1916.66个/m³和0~260个/kg,平均值为(438.21±454.94)个/m³和(48.35±36.25)个/kg。水体中的微塑料以透明纤维为主,主要聚合物为聚丙烯;土壤微塑料中最多的是透明薄膜,主要聚合物为聚乙烯。来源分析表明洗衣废水和旅游业带来的生活垃圾可能是水体微塑料的主要来源,而土壤微塑料潜在主要来源是农业塑料覆膜的使用。研究结果揭示了青藏高原水土环境中微塑料的赋存形态和空间分布特征,可为高寒地区微塑料迁移转化机制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城市群在中国城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主要人口流入地。本文关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利用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人口分布格局、流动范围和来源地等多维度剖析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并从居留和落户意愿空间差异的视角探讨空间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城市群流入人口向中心城市持续集中,等级和空间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动范围有所扩大,省内流动增速普遍高于省际;沿海城市群人口吸引范围大但仍服从距离衰减律,不同来源地流入人口的城市群偏好存在差异。在流入地,沿海城市群中心城市面临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持续挑战,内陆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吸引力并存;在流出地,平等开放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是吸引人口回流的重要途径,少数地区的人口流失可能成为较长期的现象。

暴雨洪涝灾害给中国造成了巨大人口和经济损失。本文通过对中国气象灾情普查数据的分析,结合小时降水数据、统计年鉴等资料,研究了1984—2007年间中国极端降水和暴雨洪涝灾情时空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理探测器研究了中国暴雨洪涝灾情时空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全国极端降雨指标没有一致的变化趋势。长江、珠江及东南沿海等流域暴雨洪涝频次显著增加,但因灾人口死亡率下降,表明设防能力的提升对人口损失的缓减影响明显;西北地区因灾死亡人数和人口受灾率、经济损失等均增加,表明设防能力薄弱;因暴雨洪涝受灾人口贡献率最高的因子是气象致灾因素,又因暴雨洪涝死亡人口贡献率最高的是地理等孕灾环境和社会经济等承灾体因素,故暴雨洪涝直接经济损失贡献率最高的是地理等孕灾环境因素。该研究可为洪水灾情的影响因素定量化分析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属于《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发展战略研究（2021—2035）》地理科学学科规划的系列成果之一,写作组在对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判研的基础上,在本文中侧重介绍未来15年的中国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与发展战略要点。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活动地理分布格局形成和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随着人类发展临近和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人类活动的经济社会过程对人文地理分布规律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社会科学研究思维和方法已成为探讨和理解变化的人文地理过程和格局的重要途径,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也呈现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综合集成的特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成果产出,揭示了人类活动地理分布格局和演变的科学规律,成为调控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科学基础,在国土空间规划、区域战略和区域政策制定、空间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人文地理学的科学研究与决策应用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根据学科发展现状、趋势及主要产出结果,中国人文地理学可按照5个分支学科群进行学科战略布局,包括综合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在新时期地理科学学科体系下,具有其优先发展领域与重点方向,相互协调,不断创新。

随着整体科学的进步和国家社会的发展,地理科学已迈入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新阶段。通过学科间和领域间的深度融合寻求新发展路径,完善知识体系,充分发挥服务国家社会之功能,是当前地理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本文基于自然科学基金视角,分析了中国地理科学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认为其与国际前沿未充分接轨,研究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有待加强,认为地理科学融合国家重大需求进行理论与技术创新的能力有待提升,认为学科内部体系要根据知识融合需求进一步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资助政策引导下地理科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学科交叉融合、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的多领域交叉融合和面向申请代码优化布局的分支学科交叉三大融合发展路径与相应政策工具。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立足于保持学科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通过政策创新来激励地理科学与其它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以建设更具有活力与创新性的学术生态系统。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虽已初步实现发展目标，但仍深受外部环境和自身结构影响。回顾历史，中国区域经济从近代萌芽和起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形成发展模式，区域发展由自发转向使动阶段。对比3次区域经济实践后，本文发现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阶段相对应，并依次形成沿海与内陆、三大地带、四大板块的发展格局。本文进一步通过梳理文献和历史事实，确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划分标准、划分方案，总结出区域发展中的3条主线和3对矛盾，即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济地带分化中的沿海与内陆关系和城镇化历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因而将中国区域发展的时空过程构建成三维模型，并基于经济体系现代化视角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历史阶段：工业经济、特区经济、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城市网络经济。最后，以城镇化为视角，本文提出不同城镇化水平与阶段下区域政策依次应该为产业政策、要素政策和财税政策。

梯田是人类几千年来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象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甘加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甘肃省夏河县,盆地内的丘陵、山麓地带分布大面积的层状梯形景观,疑似弃耕的古代梯田。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基于卫星遥感资料,通过GIS手段分析发现古梯田面积为42.2 km²（约63000亩）,主要分布在盆地内央曲河及其支流两侧海拔2936~3326 m间的山坡上。通过对3个古梯田剖面样品的磁化率、总有机碳/氮（TOC、TN）含量、孢粉、粒度等环境代用指标分析,同时对比具有准确年代控制的自然剖面磁化率与粒度。研究结果显示：梯田开垦于晚全新世（距今3000 a）古土壤,梯田剖面顶部25~35 cm不同于自然剖面而呈均一化的指标证实了耕作层的存在（距今约1000 a以下层位）;但耕作层之上TOC、TN含量的增多,以及梯田剖面与自然剖面整体一致的指标变化趋势说明了梯田被短期利用后长期废弃;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推断夏河古梯田是在北宋“弓箭手屯田”制度（1074—1125年）下开垦的;气候重建资料显示该时段温度较高、降水增加,整体有益于农业生产。本文提供了过去人类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典型案例。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就是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过程。“城市病”因乡村病而生,“乡村病”也因城市病而生,“城市病”与“乡村病”同病相连,互为病因,复合叠加形成“城乡病”,根治“城市病”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根治“乡村病”也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本文在对国内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城乡病理病根及对立格局,解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控要素、驱动机制、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和持续性,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测度试验系统,提出了城乡多融合发展的三角模式,验证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正处在城镇化后期城多乡少的高度融合阶段,未来将迈入城镇化终期城多乡少的深度融合阶段。从政策层面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城乡发展政策的演进路径,总体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过程,这些政策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路径层面建议合并召开中央城乡工作会议,合并编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实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时作为解决城乡病、提升城乡发展质量的两种不同手段,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方法,构建评估体系定量评判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高度同步化、深度融合化和共荣化方向发展,同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乡村发展质量,同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① 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② 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③ “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④ 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和中国角色演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当前学界偏重从国家经济模式和国际贸易角度来解释这种格局的变化,而较为缺乏基于生产组织视角的经济地理解释。因此,本文从经济地理视角出发,解析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地理格局变动与中国角色的演变。本文揭示了在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从“核心—边缘”到“链式重构”再到“网络不均衡”的演变过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如何从“贸易全球化”转变为“生产全球化”,继而朝“多元全球化”演进。本文还论述了中国如何通过战略耦合模式的动态调整实现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变革者的转变。本文认为这种角色转变,改变了西方发达经济体对后发经济体的预设发展路径,以及经典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所预测的空间秩序,为全球化格局的变动带来新的重构动力与可能。最后,本文结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带来的影响对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存在的可能路径进行分析,并从经济地理学视角为中国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选择提供了参考建议。

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技术体系（简称《技术体系》）的构建与应用,是建立健全自然资源监管体制、推动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一项内容众多、复杂艰巨的科技工程。本文根据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的任务与要求,从调查监测信息过程的整体性特征和工程化业务实施的系统性特征出发,分析了《技术体系》构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基于整体性的《技术体系》的总体架构;继而以协同化数据感知、自动化信息处理、精细化场景管理、智能化知识服务等为主线,论述了《技术体系》的发展方向;然后根据先进性与适用性相结合的要求,分析了《技术体系》的数智化实现路径,提出了“空天地海网”一体化协同感知网络体系构建、信息自动处理平台研发、时空场景模型构建、自然资源时空知识服务系统研发、工程化技术重构等主要研发任务。为了切实地做好该技术体系的构建与推广应用,今后还应进一步加强战略需求分析,推动关键技术创新,促进跨学科交叉研究。

数据中心是一种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是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对区域经济发展本底要求、人才需求、电力需求等方面与传统基础设施存在差异，故布局原则存在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数据中心宏观空间布局的四大原则，需求导向、成本导向、运营环境和安全导向。进一步分析并总结其演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布局模式。结论显示：① 中国数据中心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格局。② 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数字产业、人力成本和科教资源等对中国数据中心宏观布局始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数据中心不断建设，区位条件、用地成本和布局政策对其宏观布局影响逐渐显现。③ 中国数据中心呈现出3种布局模式：需求导向型、成本导向型、需求—成本—运营环境综合导向型。早期数据中心布局以需求导向型为主，并逐渐向需求—成本—运营环境综合导向型演变。研究结论可为数据中心的科学选址及优化布局提供指导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