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收缩成为中国当前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现象，深刻影响未来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考虑到人口收缩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地理学视角下的研究对于科学认识人口收缩现象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人口收缩的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影响效应以及政策响应等方面回顾了地理学视角下的主要研究进展，并讨论了未来可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研究方向。① 可从规模—结构的综合视角深化人口收缩特征与演变规律的认知，并加强区域尺度未来人口收缩特征预测。② 建议从多尺度因素耦合、结构分异、动态变化等视角完善人口收缩形成机理的分析思路，加强不同发展背景区域人口收缩演变机制与分异特征的总结。③ 宜着重加强人口收缩影响效应的研究，分析人口收缩影响效应的区域分异和城乡分异特征，并从动态视角探讨人口收缩影响效应可能存在的转变规律。④ 深化不同类型区域人口收缩特征及其关联重点问题的探讨与对比，研究差异化的人口收缩应对政策，并加强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结果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未来人口收缩研究方向与思路，为后续人口收缩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支撑。
“体积转向”作为政治地理学的新兴理论视角，突破传统二维平面认知的局限，将边境重构为涵盖高度、深度、厚度与时间维度的三维乃至四维体积空间，核心关注权力、技术、多元主体与物质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通过解析体积边境的认知逻辑与话语体系，超越传统以平面划界、静态管控、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路径，系统构建了体积边境的认知框架，明确其具有垂直性、多维流动性、时空弹性、可计算性与物质能动性五大核心特性，并进一步探讨了该视角下空域、海洋、陆地、地下及域外空间五大地理场域中的边境治理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边境地缘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体积边境研究不仅为解析跨境现象的多维互动提供了创新性理论工具，更对提升中国南海、青藏高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等关键区域的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科学支撑与实践指导价值。
“胡焕庸线”是一条综合地理分界线，反映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从发展地理学视角，本文提出省域“胡焕庸线”假设，选取中国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宁夏、黑龙江、湖北和北京为案例区，构建了2000—2020年常住人口空间数据集，在测算人口累计百分比和面积累计百分比基础上，采用人口比变化绝对值划定省域“胡焕庸线”，并以夜间灯光、地区生产总值、海拔、河网密度和归一化差分植被指数（NDVI）等指标验证省域“胡焕庸线”客观存在及其适用性。结果显示，① 宁夏、黑龙江和湖北的省域“胡焕庸线”呈直线型，而北京的省域“胡焕庸线”呈“O”型，且人口差绝对值符合特定阈值标准，并与社会经济和自然要素验证结果具有一致性；② 省域“胡焕庸线”为理解区域差异的尺度规律，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开展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了新的依据。
在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乡村聚落、耕地和产业子系统（乡村“聚—耕—业”）间的互利共生对于破解乡村发展难题至关重要。本文引入共生理论，构建了乡村“聚—耕—业”三维共生框架、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00—2020年中国及9大农业区乡村“聚—耕—业”三维共生系统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总结其演变规律、互利共生转向机制。研究发现：① 2000—2020年中国乡村聚落、产业共生单元值呈持续上升趋势，耕地呈先增后减趋势，而三者的共生环境容量呈持续下降态势；② 2000年中国乡村“聚—耕—业”共生模式以互害共生和聚落寄生模式为主且呈分化态势，到2020年互害共生和耕&业偏害模式成为9大农业区共性问题。从特性问题来看，东北平原、西北干旱及半干旱区、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以耕地寄生模式为主。黄淮海平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华南地区以聚落寄生为主。黄土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产业寄生为主；③ 共生关系的转变导致了共生模式的转化，三者共生模式的演化进程并不总朝互利共生方向发展，普遍存在逆循环。促进乡村“聚—耕—业”三维共生系统的互利共生发展对于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现实意义。
乡村旅游的综合性与乡村地域的多样性，催生了乡村旅游供给与需求的多元化，导致不同学科有关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起点、关注重点与政策建议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基于文献计量与比较分析方法，按照“学科关注差异→发展逻辑对比→融合研究展望”的思路，探讨多学科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认知与地理学研究议题。研究表明：① 基于WOS数据库的英文语境表明，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学科有关乡村旅游研究的发文趋势较为接近，多维度均衡关注乡村旅游发展；基于中国知网的中文语境显示，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乡村旅游的文章最多，地理学相关研究增长快速，从管理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乡村旅游的文章较少。② 上述4个学科对乡村旅游发展研究均涉及旅游产品、旅游主体、旅游空间与发展目标4个核心维度，但不同学科的乡村旅游发展内在逻辑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地理学强调综合性与区域差异性，可借鉴组织管理、产品供求、人文社会影响等多学科研究视角，构建耦合竞争力与满意度、经济性与经济效益、公平性与包容性、差异化和集聚性的发展框架。③ 建议地理学从产品创新、主体协同、空间组织、响应策略、理论拓展等方面深化乡村旅游研究，在发挥地理学特色的同时，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更好赋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同提升。本文基于“量质协同”新视角，构建整合性的“水平—质量”理论框架，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研究区，利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协同演进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揭示2000—2022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时空分异规律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稳步提升，但水平低于全国均值，区域内部差异显著；② 空间格局呈现“下游领先，中游居中，上游最低”的梯度分异，中心城市辐射效应显现，但上游虹吸效应与下游北部滞后问题仍然存在；③ 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同演进性显著增强，“质量滞后”与“水平失衡”的两极分化现象转向协同发展；④ 城镇化发展模式由粗放型跃迁至最优型和失衡型，下游以最优型为主，中上游以失衡型为主，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潜力亟待释放；⑤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是自然本底、政府调控、市场调节协同驱动的结果，三者构成三元立体驱动体系，“创新+”驱动尤为关键。研究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城市边界作为城市空间管理的重要界线，以及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日益受到学界与城市治理实践领域的关注。既有研究多基于行政地域、功能地域或实体地域等自上而下的视角界定城市边界，却忽视了居民基于日常生活经验形成的认知边界及其所蕴含的空间信息与治理内涵。本文以北京市为例，运用居民手绘认知地图方法，系统刻画其对“北京”空间范围的主观认知，使用认知密度、认知比例、面积差异系数、中心点偏差系数和豪斯多夫距离等指标，定量对比认知边界与行政区域界线的空间差异特征；结合问卷数据与半结构化访谈资料，从地理与社会双重视角解析认知边界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居民认知边界在空间范围、核心区域位置与偏移方向等方面普遍不同于行政区域界线；其次，认知边界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且中心城区与郊区居民的认知模式存在差异；最后，认知边界作为一种根植于制度背景与区域环境的社会产物，反映出行政区内部发展水平、公共资源配置与身份认同的空间差异，未来须在城市治理实践中予以回应与调适。
北京老城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空间载体和老旧街区、小区密集的区域，其更新面临复杂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本文采用多时段双重差分模型和双变量莫兰指数，基于百度慧眼的人口画像、更新项目的施工许可数据，探究更新与绅士化的因果关系及其空间分异特征，旨在揭示老城整体保护背景下城市更新与绅士化的关系。结果证实：① 北京老城内更新与绅士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表现为实施当年和一年后，街区内高收入、高消费人群比例上升；② 历史保护型街区内更新与绅士化呈显著正相关，街区内的历史文化资源对绅士群体的吸引是绅士化的主要原因；普通居住型街区内更新与绅士化呈显著负相关，其余街区不显著，说明更新较好地维护了居民结构、留住了“老街坊”；③ 更新仅存在有限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历史保护型街区未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在临近的王府井、金融街商圈形成“高—高”聚类区域。说明老城内的绅士化效应受到历史文化资源临近程度、自身用地价值和保护严格程度等多重因素影响，在临近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区产生集聚效果。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北京老城内更新与绅士化的关联机制，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更新理论，并为完善老城的保护更新策略与精细化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外围区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异地研发部门布局突破“集聚阴影”，依托中心区创新资源实现借势发展，是企业弥补区位劣势的有效策略。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2005—2022年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及研发部门数据，分析异地研发部门布局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从空间布局来看，异地研发部门的扩张在京津冀城市群内，经历了从探索借势、平稳依托、初步跃迁到加速扩张的阶段性演进；在全国层面，由早期依赖京津的集聚模式，逐步向分散化、远距离的全域布局转变，并形成明显的梯度分布格局。数据显示，约50%的异地研发部门集中于特大城市，24%布局于省会城市，6%布局于贸易自由度较高地区。② 从网络结构来看，在城市群内，异地研发部门布局网络由北京引领的“中心—外围”演变为以京津和石家庄为主轴的“一主一次一门户”模式；在全国范围，异地研发部门布局形成了以京津为核心节点、长三角和成渝分别为东西两翼、珠三角和海南为南部主要节点的蝶形放射状网络。③ 从行业特征来看，异地研发部门主要集中在科技服务业，且各行业异地研发部门的数量由东部向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递减。其中，研发部门外迁率较高的行业主要为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等技术迭代快和电力、热力生产等能源富集指向的行业。④ 异地研发部门布局受城市资源要素、集聚经济、制度、基础设施所产生挤出效应和助力效应的显著影响。
构建科技创新系统的多维协调演化模式是优化国家创新体系空间布局、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结合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发展的实践特征，构建涵盖“环境支撑→主体驱动→资源投入→成果转化→开放协同→绩效实现”的多维度科技创新竞争力评价体系，通过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从维度导向和总体绩效双层面对各区域进行系统解析，并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来揭示其协调演化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2003—2022年中国科技创新竞争力呈现多维差异化演进格局，其中环境支撑、资源投入、成果转化和综合绩效等维度稳定增长，主体活力与开放协同维度则出现“先稳后降”特征。科技创新竞争力自2013年后增速趋缓，区域层面呈现“梯度收敛—局部突破”的双重态势。总体处于中度耦合与协调过渡状态，且存在“东部引领—中西部追赶—东北失调”的演化特征。各维度在短期存在相互促进与制约的动态关系，长期则通过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与反向误差修正机制达成动态均衡。本文通过区域内外协同、时空维度交互、直接间接渠道结合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科技创新竞争力多维协调演化的形成机制，为优化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供决策依据。
开发区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在实践探索中被赋予了发展地方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使命，这体现了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的双重特征。加之其产业集聚、政策聚焦和对外开放程度更高，因而相比于其他空间尺度，开发区产业演化可能具有特殊性。基于此，本文以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经开区”）为例，采用1998—2013年工企数据库等多源数据，借助Logistic模型等方法，讨论开发区产业演化的典型事实、影响机制及其异质性作用。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14个经开区共产生了534个新优势产业（简称“新产业”），路径依赖型和路径突破型新产业占比在45%和55%左右波动，表现出路径突破为主、路径依赖为辅的演化特征。从数量上看，技术密集型产业最多（326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少（96个）。地区层面，宁波、大连、天津和广州经开区新产业数量最多，且同一经开区在不同时期可能经历相异的产业演化路径。② 主导产业政策有助于开发区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外资企业有利于产业演化的路径突破。异质性方面，前者能显著促进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路径依赖趋势，后者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路径突破具有正向作用。③ 传导机制上，主导产业政策通过集聚效应促进开发区产业路径依赖，外资企业则通过创新效应促进产业路径突破，但该创新效应并未有效溢出至同产业的本土企业。本文为演化经济地理学贡献了开发区尺度下的特殊证据，挑战了区域产业演化以路径依赖为主的规律认知，并在实践层面为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欠发达地区是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区域，该类地区高质量发展既要立足区情走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发展道路，又要把握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实现跨越式追赶。本文借鉴空间经济学经典模型，在识别欠发达地区经济地理特征基础上，阐释了数字化赋能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并以武陵山区为例探讨了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路径。主要发现：① “远距离、高分割、低密度、高异质”等经济地理特征制约了欠发达地区的高质量发展；② 数字化通过缩减距离、消除分割、提升密度和放大异质性重塑经济地理格局，并借助创新驱动、协调引领、绿色转型、开放发展、共享包容等举措，重组生产要素、升级产业体系、优化空间格局与和谐人地关系促进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③ 武陵山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克服远距离制约推进融通性发展、突破低密度制约推进集聚性发展、消除高分割制约推进协同性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推进差异性发展、加快数字化赋能推进融合性发展。
综合运输通道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支撑交通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十五五”时期，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将迈入优化调整阶段，现有研究针对运输通道的综合评价研究仍较薄弱。本文基于运输通道的科学内涵与关键属性，构建了包含便捷性、高效性、绿色性、智能性、安全性、开放性的综合运输通道高质量发展六维评价体系，融合GPS数据、栅格数据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评估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21条运输通道的发展水平和空间格局。结果表明：① 中国综合运输通道发展呈现“主轴—走廊—通道”三级分异特征，在便捷性、高效性和智能性维度尤为显著；② 综合运输通道的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异，东部地区运输通道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尤其体现在智能性、开放性维度；③ 主轴的内部差异主要体现在高效性，走廊和通道的内部差异则体现在智能性与开放性，粤港澳—成渝主轴的高效性每提升10%，可带动综合发展水平优化7.14%；④ 基于相对接近度，21条运输通道可划分为率先发展型、稳步发展型、夯实提升型3类，数量比为1.75∶2.5∶1，呈纺锤形分布，其中夯实提升型的运输通道多分布在西部、北部及沿边地区。
交通基础设施塑造的国土空间优势及其经济社会空间模式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并在不同国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显著差异。本文以中美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为典型案例，构建可实现国别对比的交通优势度评价方法，系统剖析了中美交通优势空间分布存在的差异性与一致性，进而探讨了交通优势对经济空间组织模式的影响。研究表明：中美交通优势分布均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呈现由沿海向内陆依次递减的宏观态势，并形成了优势明显的集聚区域；中国交通优势水平和空间分布集聚态势相对高于美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对国土、人口、经济的服务水平及空间效率更为突出；中美交通基础设施营造的地域空间优势，形成了其海陆互动的空间组织模式、级序有效的空间层次、核心—边缘式功效集聚空间以及廊道扩散—关联结构等共同特征；国土空间优势及其经济社会空间模式的塑造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积累和国家发展阶段、经济社会要素布局、自然区位、地形地貌等多方面因素，这对当前中国的启示在于：未来趋于成熟的国土开发模式应重点以“功能”和“效率”为导向，并着重于国土开发轴带结构、空间规模与形态稳定的地域群体以及可持续效力的功效空间体系和空间级联系统的优化与完善。
城市群作为中国城镇化的核心载体，是拓展现代产业发展空间，推动区域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带动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科学评估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国家级城市群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旅游经济增长，同时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② 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消费水平提升和互联网建设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③ 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城市等级低和旅游资源禀赋高的城市相关促进效应更显著。本文不仅直接检验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而且也对基于区域旅游经济视角评估城市群建设效果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基于数字中国的发展理念，本文构建了湖南省数字赋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1—2020年湖南省14个市州的数字赋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此，本文借助基尼系数和收敛性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各区域数字赋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和收敛性。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湖南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并表现出“湘东领先、湘中次之、湘西滞后”的梯度特征。② 从区域异质性分析来看，湘东地区与湘西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最大，湘东与湘中次之，而湘中与湘西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③ 从收敛性分析来看，全省及各区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趋势逐步减弱，湘东地区的收敛性最强，湘中次之，湘西地区的收敛性最弱。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了加强湘西等滞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协作和优化政策支持的建议，以推动湖南省乡村旅游的均衡高质量发展。
都市圈铁路枢纽站点与居民生活设施间联系日益紧密，网络可达性已成为其空间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层级性空间和流动性空间结合的视角揭示都市圈内铁路网络多节点化对生活设施均衡布局和居民跨城生活网络建构的作用，以期为都市圈交通和服务设施布局优化提供新的认识视角和科学依据。应用铁路客运班次流数据和兴趣点（POI）数据，本文构建并计算武汉都市圈2012年和2023年的拓扑—功能—服务三层铁路网络复合可达性，结合多样性和便捷性指标划分都市圈生活设施功能层级，并借助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铁路网络可达性对生活设施功能层级的影响及其区位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武汉都市圈已经形成了多中心、小组团、网络化的普铁—高铁—城铁层次性铁路网络，各类生活设施密集区沿铁路点—轴方向扩散增长呈多中心格局，南部地区站点功能层级提升最显著。② 单独城市层和站点层铁路网络可达性均对生活设施功能层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者的混合效应也呈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期间该混合效应由城市层和站点层的共同作用转为站点层的主导作用。两个层级的交互作用只存在于商业服务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和绿地以及开敞空间设施之间。③ 生活设施功能层级的影响机制有明显的区位异质性，核心区受铁路网络可达性主导，外围区则以经济因素为主导。可通过优化铁路网络可达性以扩大高层级生活设施服务范围和引导新建生活设施配置来提升设施服务公平性和促进都市圈生活空间一体化布局。
通过内外主体合作来加速乡村产业升级，已成为当前中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但是外部资源快速引入与内生能力增长缓慢的固有矛盾引发了产业升级的新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为此，本文引入关系经济地理学中的战略耦合理论，构建起“竞争动态—战略耦合—可持续产业升级”的新分析框架，并选取云南省F县A村和B村进行对比式案例研究，以揭示战略耦合模式如何为乡村产业升级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研究发现：① 在当前乡村旅游帮扶的情境中，战略耦合极大地影响了产业升级的内容、程度与风险，由此决定了产业升级的可持续性；② 管理能力、市场态势和金融规训是影响乡村旅游内外主体战略耦合关系的关键变量，这一点与制造业的战略耦合显著不同；③ 在F县案例中，A村和B村的管理能力和市场态势相似，其产业升级结果主要受内外主体耦合关系中的金融规训影响。其中，A村与地方国企耦合，金融规训宽松，虽然产业升级速度极快，但蕴藏着潜在的债务风险；B村与高校耦合，金融规训严格，升级节奏较慢，但可持续性较好。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造成乡村旅游帮扶成效差异的基本机制，为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升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本文基于多层次视角中景观、利基、体制的互动，融入空间观和尺度观，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地演化分析框架，以西递、宏村为例进行验证，深化旅游地演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激发多层次视角的应用潜力。结论如下：① 传统村落旅游地演化的过程特征、演替本质和驱动机制与多层次视角具有理论契合性，多层次视角可以为传统村落旅游地演化的实践路径、发展动力和演化目标等提供指导。基于多层次视角，传统村落旅游地演化是景观—体制—利基的互动过程。② 在景观、利基和体制的互动下，西递、宏村旅游地演化经历前发展阶段、起飞阶段、突破和稳定阶段，完成了从传统乡土社区向观光型旅游村落的转型。当前已经进入再起飞阶段，向国际乡村旅游度假地演进，但这一阶段发展尚不成熟。③ 西递、宏村旅游地演化超越单一尺度、单个主体、单质要素和单向过程，其本质是景观释放外部压力、利基创造充足动力、体制提供发展基础的复杂互动过程，是时间序列、时机和事件链耦合推动旅游地解锁、适应和重塑的过程。传统村落旅游地演化各阶段相互嵌合而非零和替代，推动其演化并非一蹴而就，需树立动态发展观，坚持长期思维，抓住短期机会。
全球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议题的深入推进使得民俗文化旅游化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关键途径。然而，“失败的大多数”表明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进程中隐匿的多重陷阱实际上对其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以关中地区白鹿原民俗文化村为研究案例，采用Q方法识别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对文化旅游化进程中核心陷阱的认知差异，并构建“权力—利益”三层次动态时序矩阵，旨在揭示旅游化陷阱的深层生成逻辑。研究发现：① 民俗文化旅游化进程中存在“手段—目的链断裂”“文化异化”与“责任脱耦”三大关键陷阱；② 利益相关者间权力与利益的结构性错配是导致发展陷入困境的核心因素。基于此，研究依据空间权力关系构建了“圆桌会议”这一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协同治理机制。本文为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动态分析视角，对相关研究与地方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