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地理科学领域，AI技术的应用正逐渐深入，为地理大数据与时空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广泛的创新与应用潜力。本文系统梳理了AI在地理科学领域中的发展与应用，详细介绍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规划系统以及大模型等不同AI技术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分析了AI在地理学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AI+地理科学”交叉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地理学作为聚焦于人地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但当前尚缺少对两者关系的系统性梳理与评述。本文总结了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进展，探讨了其未来重点研究领域，发现：① 地理学在开展人地系统综合研究、服务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创新性地提出和发展了社会—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全程耦合、分类—统筹—协作等理论框架，这些研究框架包括人地系统的要素级联、动态演化、空间耦合和面向SDGs的系统调控等，构成了地理学支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综合理论框架，亦可称为“可持续地理学理论框架”。② 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在多源数据获取、指标体系本土化与多尺度进展评估、目标间关联机制分析、SDGs实现路径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地理学为SDGs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方法支撑；③ 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气候—生态危机应对、粮食—能源—水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区域发展及规划、人类福祉与社会治理、SDGs评估指标与数据库建设等重点方向。④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创新发展可持续地理学分支学科，优化SDGs评估指标体系，发展SDGs评估和决策模型，加强人工智能地理学，深化人地系统耦合研究，在推动地理学科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空间异质性是地理空间数据特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研究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近年来大量细粒度地理空间数据的出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空间异质性建模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描述对象角度，空间异质性可分为属性异质性和过程异质性；从建模方式角度，空间异质性建模可分为连续建模和离散建模。依据上述分类方法，本文总结出空间异质性建模的主要任务为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分区域空间回归，并综述了每种任务的代表性方法。本文进一步综述地理空间人工智能领域针对空间异质性发展的一系列方法，讨论了将空间异质性融入神经网络模型结构设计的方式。未来，方法体系相对成熟的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仍将保持生命力；而分区域空间回归、顾及空间异质性的人工智能方法尚有较大的探索空间，是后续研究值得关注的方向。

人工智能（AI）引发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已成为全球各国抢抓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会引发城市地理学的革新。本文回溯了人工智能发展历程，提出了面向人工智能的城市人地系统概念模型，从数据表达、场景应用、空间变革、城市发展等4个方面梳理与总结了人工智能介入的城市地理研究，并提出了学科智能化转型面临的困境、情境、探索路径与未来展望。研究发现：① 面向人工智能的城市人地系统要素交互更加复杂。② 人工智能成为城市地理研究主要手段的趋势逐渐明显，具有高效率、低成本、学习能力强的数据处理优势，对空间感知与智慧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引发了空间变革，不仅打造了复杂的虚拟空间，同时重构了社会空间；人工智能助力建设智慧城市并打造城市前沿应用平台。③ 智能化转型下的城市地理研究面临数据与技术困境以及全球与地方变革、科技伦理与人文价值发展等情境，未来可在突破技术壁垒、关注城市空间建设与治理、注重多元智能转向效应研究等3方面探索发展路径，学科亟待全面转型升级。

都市圈正在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重要空间载体。国际上一般认为都市圈是1 h通勤圈，当前中国都市圈规划同时提出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的目标，希冀建成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产业分工协调的现代化都市圈。本文基于城市间投入产出分析，对中国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可以将中国都市圈分为单中心离散结构、核心—边缘结构、边缘拓展结构和多中心网络结构4种类型，多中心网络结构是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化的高级阶段；② 中国都市圈的产业链空间网络多数由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网络流主导，首都、天津都市圈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网络流与同类型都市圈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成都、长株潭和广州都市圈生产性服务环节网络流存在明显提升空间；③ 若要将中国都市圈建设成为功能互补的产业协作圈，关键在于优化产业链空间网络，强化城市间功能协同，促进都市圈内部的空间融合；④ 长株潭、石家庄、成都和武汉等单中心离散结构都市圈应先向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演化，南京、杭州等边缘拓展结构都市圈以及天津、深圳、广州和首都等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应向多中心网络结构演化。

中国西北干旱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水文气候条件导致了复杂多变的流域洪水形成机制。在全球和区域气候变化影响下，该地区流域洪水的年际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仍不明确，制约了重点区域防洪减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本文基于中国西北干旱区58个流域1961—2017年实测年最大洪峰量级系列，借助统计检验和机器学习聚类方法，分析并揭示了该地区过去近60年流域洪水的形成机制、空间格局及年际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西北干旱区流域极端洪水频次和年最大洪峰量级均呈增加趋势，极端洪水频次最大增幅约0.84次/10a，年最大洪峰量级相较于多年平均值最大增幅约29%/10a，增幅较大流域主要位于天山东部和祁连山地区。西北地区流域洪水成因主要可分为暴雨型、融雪型和混合型3种，其中暴雨型和混合型洪水频次呈增加趋势，融雪型洪水频次呈减少趋势。洪水成因转换对年最大洪峰量级增加贡献最高可达38%，显著高于由单一水文气象要素变化对洪峰量级变化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强调从成因机制转变角度开展地理环境复杂地区流域洪水预测及变化归因的重要性。变化环境下的工程水文设计需要考虑洪水成因导致的洪水样本非一致特征对洪水频率分析的影响，从而为流域洪水风险管理及应对提供科学支撑。

能源是全球经济正常运作的重要基石，理清全球能源产业格局的特征和态势意义重大。基于联合国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1990—2022年能源产业价值进行测算，揭示了全球不同产业环节的价值分配、非对称依赖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全球能源价值规模在时序上大致上呈现“缓慢—快速—缓慢—萧条”的发展趋势，与全球经济10年周期规律基本一致。② 能源小国高度依赖于能源大国，大国间相互依赖数值也有所上升，尤其是勘探开采环节依赖指数迅速增长，全球逐渐趋向于“共存共荣”的经济命运共同体。③ 中国、俄罗斯、沙特等国家的崛起，推动着全球依赖网络中的链主和枢纽转换，区域社团边界趋向模糊、权力等级结构开始迭代，冷战后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世界向多极化方向演进，全球能源秩序正深刻重组。④ 国家（地区）间能源产业依赖关系是国家（地区）主体差异、相对优势和多维邻近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贸易差距、企业差距、共同语言、历史殖民和合作组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驱动，地理距离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而经济差距、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并不明显。不同时期能源产业环节间的影响因素效能也存在明显差异。

冲积扇是山区河流（或沟谷）出口常见的扇形堆积地貌形态。发育成熟、稳定的冲积扇是山区生产生活的良好区域，但同时也是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潜在易发区。冲积扇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环境、地貌演变动态和规律，促进山洪、泥石流灾害合理防控，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尽管国内外对冲积扇已开展大量研究探索，但多侧重于地貌形态、沉积历史/特征及环境反演，而对其发育机制及地貌效应等的揭示总体上仍较为滞后。本文系统梳理和总结目前冲积扇动力过程、发育机制及地貌动态研究的主要进展，包括当前研究的主导技术路线（野外调查和模型实验），扇体发育的主要/次要过程、流路改道机制、支流—主河相互作用，以及冲积扇发育对泥沙产输和地貌过程的影响；并探讨未来研究应加强的若干方面。冲积扇发育动力过程的野外原型观测目前仍较为薄弱，作为野外调查和模型实验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以拓展和深化冲积扇发育机制研究，促进对区域河流泥沙动态和地貌过程的科学认识。

在全球不确定性事件频发背景下，研究全球农产品供应链风险结构及其韧性水平，不仅可为中国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与市场、保障农产品进口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可发展典型产品跨越地理空间的风险韧性治理理论与方法，拓展资源地理研究。本文构建了包括供应、采购、运输、需求4个阶段和出口商、物流与运输部门、进口商3个环节的全球供应链分析框架，采用两阶段DEA和CoDEA模型方法，对中国典型进口依赖型农产品大豆的全球供应链风险和韧性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① 2000—2020年大豆进口供应链整体风险不断上升，风险主要来自需求和采购阶段，供应和运输阶段风险较小但有明显增长，与出口国的贸易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大豆进口供应链安全的长期风险因子。② 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供应链整体韧性相比美国和阿根廷较强，显示了与巴西探索优化供应链协作的充分潜力。③ 大豆全球供应链风险韧性治理需区分短期和长期风险，短期视角下着重提升对区域减产、海运阻塞、贸易制裁等风险的应对能力，长期视角下着力探索战略层面的布局优化和系统构建，提升供应链话语权和掌控力。

近年来长江下游潮区界上移、涉水工程建设增多，河道崩岸灾害强度增大。前人通过现场观测、物理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崩岸段存在强烈竖轴回流，但未探讨滩槽交互带水动力分区特征及地貌的微观适应机制。本文基于频繁窝崩岸段多普勒声学流速剖面仪（ADCP）、多波束测深系统获得的高分辨率动力、地貌同步观测数据，结合以往高分辨水下地形资料，研究发现：滩槽交互带流速、流向具有显著分区特性，根据纵向流速u及其与横向流速v的比值|u/v|，即回流强度α，自槽向岸分为主流区（α<1，u>0）、掺混区（ \alpha≥1）和贴岸回流区（α<1，u≤0）；主流区发育大中型沙波、冲刷槽、冲刷坑，掺混区发育堆积体、小型沙波，回流区发育有窝脊、小型沙波；主流区主流顶冲、回流区回流侧蚀是冲刷地貌发育、崩岸拓展的主要动力，掺混区近主流区一侧的高流速梯度产生冲刷地貌、其余部分低流速使泥沙落淤形成堆积体。本文可为崩岸灾害整治和近岸工程设计监测提供重要参考。

内涝、水污染与水体黑臭、河湖生态系统退化是城市面临的主要水问题，已成为限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之一。深入认识城市发展过程中水系统的演变规律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阐明城市水问题的形成机制，构建城市水系统综合治理技术体系，是解决城市复杂水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针对上述水问题，从水循环系统多过程耦合的角度出发，总结了城市水系统的概念和特征，提出了城市水问题系统治理关键技术体系，并以2016—2022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治理案例为例开展应用。研究表明：泵站抽排和海绵措施可有效减少武汉市发生极端降水时的严重内涝面积和消除成渝城市群内涝点；微生物—植物—水动力一体化协同调控组合工艺可以显著强化武汉市典型黑臭水体的氮磷去除效果；源头控制—路径耗散—末端治理的城市河湖生态综合修复体系使重庆市两河流域水体富营养化水平明显下降；实施上述治理技术体系后，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指数平均提升4.8%。本文可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大战略提供城市水系统理论和技术支持。

作为沿海轴线和沿江轴线交汇枢纽地域的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演化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典型性特征，对其演化规律与理论模型的提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按照核心边缘结构理论，长江三角洲可分为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核心区和其余的边缘区，但由于位居江海之交，故边缘区中发展出了门户区，从而形成了核心区与门户区构成的空间结构类型。其中，核心区在早期以苏州为中心城市，在古代就形成了非常完善的5级中心地结构；在不同时期，门户区一直在发生变化，分别形成了古代以扬州为核心的运河门户群、近代以上海为核心的近海门户群和当代以宁波为核心的远洋门户群，所对应的通航等级分别为500 t、10000 t和200000 t。由此，在现有中心地理论和海港空间结构理论之外，长江三角洲的空间结构演化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演化模式，即中心地与港口门户的融合演化模式：早期是核心区空间结构的内生型演化，符合克氏六边形结构规律；进入近代以后，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类型的演化就不再是中心地主导型，而是转换成为门户主导型，且k = 3市场原则走向了k = 4交通原则。这样，对于中心地学说的过程性检验、城市中心性与门户性的功能属性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模式提炼，长江三角洲提供了全球最佳的实证检验与示范案例。

信息智能化与时空大数据时代拓展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边界，给地理场景的描述与表达带来了机遇与挑战。现有的时空数据组织与空间认知模型主要以自下而上思维为主，存在对象抽象表达认知度低、实体对象分区组织割裂等局限性。特别是大数据背景下，地理场景表达中对象与知识的集成度较低、模型与数据的协同计算能力不足等问题更为突出。本文以莱布尼兹（Leibniz）相对时空观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对象空间的地理场景组织与管理方法。文章分析了地理场景的概念与发展历程，剖析了地理场景特点，提出了对象空间概念以及对象空间对地理场景的表达方式，建立了层次化对象组织模型、网络化的知识表达技术、按功能分类的模型组织方法，从而构建了“数据—知识—模型”高度集成与协同的地理场景建模理论与技术。结合山东高标准农田土壤含水量监测案例，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实用性和可行性，为深化地理数据组织模型的理论研究和拓展示范应用场景提供了技术支撑。

本文回顾了“点—轴系统”理论与中国“T”字型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构架提出的社会背景，特别是不能再次实施国家发展重点“战略转移”的客观条件，强调了经济地理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学术贡献，以及为此所作的若干理念、思路、知识与方法准备。根据这一理论与模式在国家实践中的意义及学者们的评述，叙述了作为一名经济地理学者的成长历程和学术担当，以启迪学界秉持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乡村吸引力是表征流动情境的乡村地域系统功能的重要指标，是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基于对乡村吸引力的研究进展与理论基础的回溯，从地理学视角建构乡村吸引力的理论框架，阐释其重要议题。① 乡村吸引力研究从对吸引力乡村的零散阐述和乡村吸引力的单维分析，转向城乡交互作用的乡村吸引力概念、机制与评价体系的探索。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引力定律与引力模型、人口迁移理论与吸引物权理论，可为乡村吸引力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观点启发。② 围绕乡村吸引力“是何—如何—因何—能何”等科学问题，朝向“理论发展—服务实践—方法指导”的框架目标，以乡村地理学时空综合理论范式及其方法体系为支撑，建构乡村吸引力的理论框架。③ 从时空过程视角，解析基于乡村地域系统本底的、空间交互作用的乡村吸引力概念内涵；依据乡村吸引力的概念内涵与测评原理，建构乡村吸引力的测度框架；从空间关联和尺度转换的视角，识别乡村吸引力的地域类型与空间结构；遵循系统思维思维和尺度思想，探究乡村吸引力的内生发展机理和外源嵌入机制；考量历史过程和空间异质性，探讨乡村吸引力的提升路径与政策建议。研究旨在推进乡村吸引力的“时—空—人—地”综合分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理论借鉴与政策启示。

城市化一直是发展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符合城市发展特征的区域发展战略和科学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可以有效引导城市群高质量协调发展，但城市化与发展战略是否匹配的问题在地理学上始终缺乏深度应答。此外，随着对农业和生态空间的管控愈加严格，既定的建设用地指标越来越有限，如何对建设用地进行合理分配对于区域资源要素配置十分关键，也关乎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文结合发展地理学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及“核心—外围”理论，综合考虑城市化的3个子系统（人口、经济、土地）和城市空间关联强度，分析“虹吸”和“辐射”效应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解读中国两大区域发展战略是否与城市群综合发展特征相匹配，并基于此完成了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指标的量化分配。结果表明：京津冀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与外围城市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表现出明显的“核心—外围”结构；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虹吸效应”逐渐减弱，北京市的发展首位度降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在研究时段内首尾5年的增长率由53.89%降低至10.60%。长三角“辐射效应”始终较为明显，呈现小区域多增长极带动的发展格局。随着城市化逐渐推进，京津冀呈协同发展趋势，长三角的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量化分配的结果对比政府自上而下的指标分配数据，其波动性降低，稳健性明显。本文从发展地理学视角证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发展战略与当前城市发展特征相匹配，并为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

选取适当地理边界对研究区或影像进行分区，降低区域内土地覆被复杂程度及其在影像中的特征变异性，能够有效提升土地覆被遥感分类的精度和效率。现有土地覆被制图中开展分区分类策略所借助的生态分区等区划数据缺乏目标针对性，其对遥感分类的适用性范围及精度提升效果仍存在限制。植被物候变化是造成自然场景土地覆被类内光谱异质的主要原因，本文利用遥感观测的反映地表植被绿度状态的植被指数和反映地表植被生长发育节律的关键物候期构建分区指标体系，以反映微地貌形态、坡面属性及地表物质组成的地貌小区为分区单元，采用数据驱动的空间约束层次聚类算法，提出了面向自然场景土地覆被分类的遥感物候模式分区。基于统计检验和多源土地覆被产品的分区评价结果表明，本文的遥感物候模式分区可有效降低区域内土地覆被复杂程度和植被物候变化引起的类内特征异质，在土地覆被代表性样本库构建以及分区分类策略实施等方面具有较高应用潜力。

地图是地理学的语言，视觉变量是地图学的基础理论。然而，当前对地图视觉变量的研究主要以经验描述归纳为主，视觉机理解释不足，存在感知顺序不清晰、“形状”视觉变量划分粒度不精细、“位置”视觉变量界定不清楚3个基本问题。本文在总结眼—脑系统中的主要视觉神经元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视觉变量的神经机理，研究发现：① 视觉变量的感知顺序首先是亮度和色彩，其次是简单的位置、方向、尺寸，最后是复杂的形状和纹理；旅游图的眼动实验表明，利用色彩能够被优先感知的特点，可以将色彩作为视觉线索，用于加强地图的视觉层次，引导读者的视觉注意力。② 曲率可作为形状视觉变量的细分变量；可持续发展制图案例表明，曲率视觉变量可以有效用于表达定性、定量信息。③ 位置能够被视觉神经元直接高效识别和处理，应该被定义为一个视觉变量，但是在强调图形位置精度的情况下，它不宜变化。导航地图和印象地图的对比实验表明，位置视觉变量能够引起显著的视觉和情感唤醒度差异。本文研究结果可加深对地图视觉变量理论的理解，可为可持续发展制图、个性创意地图设计等提供新的视觉设计理论。

全球自然保护地的保护成效已被广泛认可，但仍面临覆盖面积、生态系统代表性和物种保护程度不足等问题；同时，多数自然保护地面积小、连通性差，且面临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威胁，迫切需要通过自然保护地扩张与连通性管理，系统提升自然保护地的稳定性及其保护成效。尽管已有研究尝试通过生态廊道实现自然保护地连通，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且缺少构建与优化框架的普遍共识。本文系统梳理相关研究进展，提出了自然保护地连通网络的概念内涵和分类体系，以及连通网络构建与优化框架及常用方法。自然保护地连通网络根据保护目标可分为生物迁徙网络、结构稳定网络和气候连通网络，按照“自然保护地扩张—景观阻力面构建—生态廊道提取—连通网络优化”框架，基于不同方法进行构建与优化。当前自然保护地连通网络研究侧重静态视角下构建短期有效的连通网络，强调直接生态效益而忽视保护投入与社会价值。未来应使用长时序数据基于动态视角构建自然保护地动态连通网络；应对土地利用变化与气候变化威胁，保障自然保护地连通网络的长期有效；权衡多重保护目标，以及发展与保护的需求，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确定连通网络构建与优化的最佳方案；提升连通网络的社会附加价值以获得更多支持。

中山路最早出现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至今中国各地仍存有数百条中山路，并多处于城市繁华之处。本文针对这一极为罕见、跨越百年的地名命名现象，结合地名学、历史地理、GIS等多研究视角，全面开展1925—2021年中国县级及以上政区范围内中山路的建构历程及其时空特征研究，通过对中华民国报刊和地图资料的考订、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及OpenStreetMap等地名数据的获取，在历史GIS时空框架下采用空间量算、位置分析、可视化等方法，得出以下结论：① 中山路缘于对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纪念，中华民国时期共产生599条中山路，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省份、台湾、河南及陕西等地；② 现存中山路共653条，分布在中国除西藏、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其他地区；③ 通过空间量算可知，最长的是台湾中山高速公路，最短的是台湾新竹县峨眉乡的中山街，拥有中山路最长的为台湾台南市，最密集的则为上海市黄浦区；④ 与历史城墙的空间范围分析可知，1949年之前中山路多位于旧城镇中心地带，其后命名的中山路，有随着时间推移而远离城镇中心的趋势；⑤ 中山路的命名时间有4次高峰：一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命名以示纪念，二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海峡两岸庆祝光复，三是20世纪80年代恢复“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更改的地名，四是21世纪初为新修道路命名。这一跨越百年的中山路建构历程，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孙中山的纪念及其精神的传承，是中国近代以来追寻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体现。本文的数据分析或将随着更多史料的挖掘以及计量方法的更新有待局部改进，但应不影响总体结论。

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大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多中心体系结构被广泛应用在空间规划的宏观结构引导中，对于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效率、缓解“城市病”和推进城市更新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城市多中心体系的空间绩效分析框架，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和密度梯度分析等方法，以杭州主城区为例，从4个空间绩效维度开展评估，探究城市内部空间组织规律和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杭州主城区当前主中心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呈现“强主副中心、弱次中心；老城集聚、外围离散、次中心分化”的发展格局，规划引导效果差异明显；② 城市核心区和主导发展方向上的中心绩效总体较高，空间形态上趋于“一体化”或“中心消融”；③ 活动密度绩效呈现低层级均衡状态，次中心和主导发展方向上的中心更均衡；④ 产业升级转型、重大设施建设引导多中心功能分化，中心功能的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格局显现；⑤ 出行效率绩效也同步呈现与多中心的一致性，就业多中心均衡性逐步显现；⑥ 中心体系演变受到历史路径依赖、自然地理特征、经济产业发展、社会需求升级和政府政策引导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尤其以政府行政力量包括发展战略、空间规划、资源配置政策、大事件驱动等的影响更为持续，且引导效应显著。未来应通过多中心体系功能的分工协同，从不同产业对空间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需求特征，空间适配综合型和专业型中心；利用重大事件与重大设施驱动机制，提升中心能级；还要关注微观主体需求，利用集聚经济效应和市场机制，保障自发形成中心的有序发育；通过政府行政力量和政策工具配置重要资源，提升外围副中心和次中心发展能级。

多年冻土对全球变化非常敏感，利用植被演替揭示多年冻土区气候与环境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大兴安岭漠河盆地多年冻土岩芯孢粉学为证据，通过AMS¹⁴C构建了年代学框架，重建多年冻土区更新世晚期以来植被演替与气候历史，分析了植被演替对多年冻土区环境变化的响应。结果显示孢粉组合较好地反映漠河盆地和外围山地植被组成格局，依据区域关键植被对气候指示关系，漠河盆地30 ka BP以来植被演替指示气候发生了5次显著变化过程：30.0—27.1 ka BP形成草甸湿地景观，指示气候寒冷湿润；27.1—20.5 ka BP形成针叶林草原景观，指示气候相对寒冷干旱；20.5—11.3 ka BP由针叶林湿地向针阔混交林湿地景观转变，指示气温开始转暖，但气候仍寒冷湿润；11.3—1.9 ka BP形成针阔混交林湿地景观，指示气候温暖湿润；1.9 ka BP至今形成针叶林湿地景观，指示气候冷凉湿润。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影响植被演替的因素不仅包括纬度和海陆位置上的气候差异，还有多年冻土本身引起的区域环境效应，植被演替对冰期、间冰期多年冻土变化具有不同响应机制。在末次冰盛期，由于多年冻土冻结和扩张，导致多年冻土环境更能适应耐寒耐旱、根系较浅的蒿属、藜属等陆生草本繁殖，干旱草原扩张；在全新世大暖期，多年冻土的融化和退缩不仅为植被提供了良好的生境，还有利于湿地的潜育化和面积扩大，促进水生植被、蕨类苔藓和乔木的大量繁殖，形成森林湿地景观。因此，由于多年冻土的存在，放大了气候的水热特性，植被对多年冻土区环境变化的响应更为敏感。

依据人地关系的类型差异，探索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与地域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主题，也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范式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融合知识扩散和社会创新等概念，提出了知识驱动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创新路径。本质上，“知识驱动”是通过科学知识或经验在乡村地区的生产、传播、反馈和再生产等，吸引不同主体参与创新行动，形成集体认同和乡村发展解决方案的过程性创新。机制上，“知识驱动”可建构乡村转型的新话语体系、赋能乡村地方主体、搭建超越地方的网络链接，推动乡村行动者网络重组，转变乡村内外部主体的观念、态度与行为，实现知识乡村地方发展的技术路径更迭。实践中，“知识驱动”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和多层级联动的复杂过程，包括知识或试验场搜寻、兴趣表达与扩散、集体学习与协调3个主要环节。当前需突破城镇化导向的“中心—边缘”思维定式，壮大城乡知识流动和创新的中介群体，畅通乡村地方与超地方主体的互动通道，推动乡村地方全面创新与现代化转型。

能源转型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能源供给安全的关键选择。但在多重目标约束下，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仍然较大。为此，本文从能源系统结构演化出发，对能源转型的基础概念、研究方法、问题挑战进行文献综述和探究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 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已由“技术”驱动转向“问题”驱动，且不同地区和国家能源转型进程差异明显，政策调控、技术创新、市场机制与主观行为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② 针对能源转型的量化研究主要集中于能源转型程度的评价及其趋势预测，但由于涉及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等多系统的耦合联动，模拟预测的“黑箱”效应较为突出。③ 已有研究对能源转型的经济、安全与社会效益认识存在分歧，能源转型挑战与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未来能源转型研究需兼顾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需要，采取多样化转型手段，注重供需协同、区域协同转型，持续加强多尺度建构—关联研究。本文旨在增进对能源转型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为地理学者开展能源转型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库姆塔格沙漠北部沙丘表面多呈现褐黑色至灰褐色，在一些羽毛状沙丘（沙垄）表面常出现明暗交错的色斑景观，成为该沙漠独特标识。本文对采自该区表层沉积物样品进行了粒度分析、色粒的目视分类与色度标定以及沉积物色度的仪器测试。研究表明：目视色度指数CI与器测亮度L^*和黄度b^*有很强的线性对应关系，可以相互替代表达沉积物的颜色和明暗程度。CI和L^*与颗粒自身颜色和粒度密切相关，黑色、灰色和褐色来源于碎屑原生岩性和风化物附着物与粗粒径相关性高，表现为色度高、亮度小；而黄色和白色主要为浅色岩石矿物与细粒径相关性高，即色度低、亮度大。沙漠中沉积层理显著，上粗下细的平行层理成为影响沙丘表面色度的重要因素。沙丘表面色度明暗变化是沙粒运动过程中表层粗粒岩屑的蠕动堆积和细粒矿物的风蚀搬运与风动力相适配的结果，色度高的极粗砂（-1.0~0 Φ）或极粗砂+粗砂（-1.0~0.5 Φ）在表层0~1cm深度内含量只需5%~10%的相对变化就会使沙丘表面相邻区域产生色度不同的明暗色斑，这种现象与沙漠物质组成、风力分选和沉积物所处地貌部位关系紧密，是多种自然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本文可为揭示库姆塔格沙漠及类似沙漠沙丘表面颜色成因及形成机制提供实验模型和数据参考。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拥有独特气候和丰富物种基因，在生态系统中具有特殊地位。然而，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使其面临生态挑战。准确监测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时空变化对于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至关重要。模型模拟是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方法，但模拟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多模型集成技术能够综合不同模型的优点，提高NPP模拟的准确性，为研究NPP长时序变化提供思路，同时为环境治理提供科学支持。本文应用多模型集成分析方法，结合4种生态系统过程模型CLM、DALEC、CEVSA和GLOPEM-CEVSA，分析三江源国家公园2000—2018年NPP的时空变化，并探讨气候因子对NPP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2000—2018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年均NPP为251.17 gC m^-2 a^-1，澜沧江源园区最大（267.24 gC m^-2 a^-1），长江源园区最小（121.88 gC m^-2 a^-1），黄河源园区居中（198.81 gC m^-2 a^-1），NPP呈现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布。② 2000—2018年三江源平均NPP为222.00~298.02 gC m^-2 a^-1，年际变化呈显著增加趋势，增速为9.8 gC m^-2 10a^-1。③ 气候因子对三江源NPP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长江源园区和黄河源园区主要受到气温和辐射的影响，澜沧江源园区还受降水的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果将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成效评估和科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与决策依据。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对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深入分析中国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时空格局、驱动机理和发展趋势既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行政中心迁移规范化、科学化的前提。基于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有81起行政中心迁移案例，2003—2007年是迁移高峰期，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迁移多是短距离迁移，并以推动城市新区建设为主要目的，呈现出与地理中心相分离的特点。②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国家政策、政府引导、权力分配、资源重组以及规划调整等因素的多维博弈，国家政策的调控和城市政府的引导是其中的关键。③ 在国家严控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下，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将继续强化传统驱动因素，同时适应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呈现生态治理、交通驱动及创新产业发展等新导向。应在保持行政中心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审慎考虑迁移的必要性，做好行政中心迁移的顶层设计，规范审批程序和分析论证环节，以推动城市全面发展。本文能为科学认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规律和内在机制提供参考。

正在兴起的大规模低轨卫星星座（简称星链）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地理学研究范式变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推动地理学继定性地理、定量地理、数字地理之后迈入“星链智能地理”的新纪元。在“星链智能地理”的发展框架下，未来地理学研究可依托星链提供的高时空分辨率监测数据，在多尺度（特别是全球尺度）上精准捕捉地理要素的高时频动态变化；通过耦合物理模式和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自然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复杂过程、系统状态和界面变化的模拟实验，深化对变量耦合、多过程级联效应及遥相关机理等地理学核心问题的认识。为推动“星链智能地理”发展，亟须打造依托星链的新一代数据采集共享平台，无缝绘制全球地理资源要素“动态一张图”；构建物理和AI耦合的地理模拟器，实现地理要素、图景变化及影响的智能模拟预估。

农村物流快递资源优化配置和科学管理是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也是交通强国、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的重点。本文从驾车、步行双重视角，基于可达性和空间公平性，构建了农村物流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与公平性研究的分析框架。运用在线地图工具，以县级行政为基本单元，解析了中国44万个行政村点位到最近物流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揭示了农村物流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区域差异，并运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评价了县级行政单元农村物流末端配送网点分布的空间公平性。结果显示：① 农村物流快递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由沿海向内陆逐渐降低，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与社会经济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② 对比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驾车与步行两种方式，物流快递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的城乡差距在出行时间、步行方式更进一步凸显。③ 农村人口分布及密集程度对物流快递末端配送网点布局呈现显著影响。上述发现将为农村物流快递末端配送网点布局提供科学支撑，对推进“以人为本”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多重外部因素冲击导致世界粮食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更加高产、更富营养、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粮食安全系统，以推进农食系统转型，对于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至关重要。本文基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三重视角，将粮食安全系统划分为资源与环境、生产与供给及分配与消费3个层面，采用“压力—状态—响应”三维框架，构建了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的评估指标体系，利用2000—2021年省域面板数据，定量揭示了中国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而采用动态面板模型量化分析了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的各相关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2021年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综合指数呈现2000—2012年缓慢上升和2013—2021年快速上升两阶段变化特征，整体提高了97.90%，资源与环境和生产与供给子系统转型指数与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综合指数的演化基本一致，也呈现两阶段上升的趋势，分配与消费子系统转型指数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② 2000—2021年省域粮食安全系统转型综合指数不断增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域由2000年均衡分布于东、中、西三大区域逐渐演化为2021年集聚于粮食主产区。③ 粮食安全系统转型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城镇化率、财政支农力度、人口出生率和膳食多样性指数可以显著促进粮食安全系统转型；工业化、农业生产相对收益、GDP增长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会明显阻碍粮食安全系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