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下，高质量发展必然是秉轴持钧的关键。基于新发展理念，通过梳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构建了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内的5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分析、俱乐部收敛检验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2005—2020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平均水平提升了48.4%，低水平城市数量显著缩减，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生转变且空间聚集特征显著；城市发展质量不平衡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差距弥合挑战仍然较大，且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城市间存在显著的角色分化，在全国及区域层面均形成“示范—追赶”模式，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11个城市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城镇化、政府投资、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以及经济增长均能显著促进城市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城市规模与发展质量则呈现倒“U”型关系。新时期实现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仍需要在中西部地区持续着力，发挥先行者的示范作用，需要持续推动数量增长、强化环境规制、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优化城市规模体系。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人类依赖创新驱动和科技进步改造利用自然、善待保护自然的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地理学视角理解的新质生产力就是在人类活动占主导的人类世时代协调新型人地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是将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的保护性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与布局的先进性生产力，也是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美丽生产力。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其在揭示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地理条件、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异机制与空间布局规律、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地关系协调优化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伴随历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出现，经历了由低质生产力向中质生产力、中高质生产力、再向高质生产力演进的波动式过程，呈现出高度耦合性、深度融合性、超级关联性、快速迭代性和空间分异性等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驱动地理学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包括：重配城乡生产要素，建立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数据要素联动配置的新机制；重组城乡产业体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符的现代产业体系；重塑城乡空间格局，形成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交融的城乡空间新格局；重建城乡生态环境，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把城乡生态环境变现为绿色生产力；重调城乡人地关系，构建新型城乡人地和谐共生关系，建设美丽中国；重振地理科学，完善更新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构建现代地理学学科体系。开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地理科学领域，AI技术的应用正逐渐深入，为地理大数据与时空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广泛的创新与应用潜力。本文系统梳理了AI在地理科学领域中的发展与应用，详细介绍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规划系统以及大模型等不同AI技术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分析了AI在地理学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AI+地理科学”交叉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地理环境对世界文明起源和历史演进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中华文明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广阔地理空间上发生与扩展，与地理环境之间具有更为复杂而深厚的联系。但如何从地理学角度解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还极为少见。本文根据近年对中国南北过渡带的综合考察，新石器遗址文化的空间关系分析，先秦及秦汉文献的解读，得到如下结论：① 新石器时代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及龙山文化的地理分布，揭示了中华早期文明最先在西汉水流域与渭河上游地区出现，并且具有明显的自西向东演进的趋势；② 青藏高原与嘉陵江之间的西秦岭地区，尤其是内部的成徽盆地和西礼盆地，气候适度、资源丰厚和安全稳定，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条件，应该是中华文明孕育的关键地区；③ 实地调查和分析表明，氐羌民族的核心区域、古昆仑原型山以及大禹治水的具体位置等与中华文明起源有重大关系的三大谜团，都与西秦岭有密切的关系；④ 秦人从大禹治水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在多次起落和兴衰中，积累了先进的治水方法，修建了中国史上最宏大的治水工程——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开启了“书同文”和“郡县制”，促进了华夏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演进的主体脉络；⑤ 西秦岭地区目前基本上还是中国考古和历史研究的偏弱地区，建议今后对西秦岭地区进行系统、深刻的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以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早日实现突破。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统计口径独特且多次变化，既困扰人口迁移研究，又削弱了国际可比性。通过对比分析联合国推荐的迁移口径，界定出内涵更为复杂的中国人口普查口径下的5类流动人口，由此建构中国人口流动分析新范式，指出流入与流出并不是直接的反流关系，而是各有自己的反流即流入—返出、流出—返入。借助普查间人口迁移队列，以留存率为基础构建辨识省际人口迁移流动分量模型，2010—2020年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年均留存率为88.7%，按此逐步模拟计算出中国分省份人口增长的全要素平衡表，分层分析人口增长的要素组合类型及其区域分布特征。人口总增长分为5种类型，其中流入主增型主要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生育主增型和生育超增型主要是西部省份和中部农业大省，流出超减型和流出主减型分布在晋蒙甘和东北三省；人口机械增长分为快增、平衡、迁出超减和迁流双减等4种类型，以平衡型条带为对称轴全国自西北向东南形成“W”型剖面；人口流动分为流入、流出和平衡3种类型，流入和流出都存在高相关性的反向流，且流入率与流出率显著负相关。人口流动分析范式和模型可进一步推广至包括国际迁移在内的“求籍迁移”及包括升学、就业、结婚等身份变化在内的身份迁移的研究，以实现中外人口迁移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

身份污名化与领土污名化研究由来已久，但对于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却相对不足。本文在回溯和梳理污名化由来的基础上，试图从地理学视角探讨人—地污名化的关系，并提出空间污名化的概念，系统诠释了空间污名化的地理过程与形成机制。研究认为：① 空间污名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认知水平下，施污者通过贬低地方的感知价值与身份构建，对空间及其依附的人和物进行不全面、不准确、不客观的认知过程，从而形成符号化的污名指向。② 在地理空间格局的异质性背景下，空间污名化具有意象构建、主体分离、群体互动、空间定位以及符号化的过程，并在不同方向、距离与尺度上，形成本地或异地的直接污名化和间接污名化类型。③ 空间不平等、权利剥削与斗争、恐惧与逃避以及恋地与社会秩序是空间污名化的基础，人—地间通过感知、识别、定位与标记的复杂互动，推动污名化的空间集中与内化，这就形成了产生、传播、反应与再生产不断循环的空间污名化机制。面对普遍的空间污名化现状，解决的关键在于重建新的叙事体系，正确认识人地关系，最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倡导下实现“去空间污名化”。

北极热融湖作为多年冻土区典型热喀斯特景观之一，其分布和变化规律深刻影响着区域的生态植被、水文和碳循环过程。然而，对于整个北极热融湖分布特征和变化机制的理解仍然不足，为此，本文基于荟萃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热融湖的分布规律和变化机制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北极热融湖的分布和变化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且与多年冻土条件、岩石土壤类型、地下冰含量和土壤温度等密切相关。大部分北极热融湖分布在连续多年冻土区、地下冰含量高于10%、平均土壤温度在-4 ℃以上且存在一定垂向土壤温度差异的具有特定岩石和土壤类型的地区，而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热融湖变化趋势存在差异。总体上，北极热融湖的变化过程包括初始形成、中期扩张和晚期萎缩三大阶段，且受到水量与水热平衡的双重影响。热融湖作为反映多年冻土退化和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指示，对北极生态系统碳循环、水文过程和生态环境变化等均具有深远影响。

伴随全球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范围内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收缩型城市，给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城市—区域规划范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也赋予了新时期中国地理学者和城乡规划工作实践者新的使命要求和责任担当。东北三省是中国人口流失最为严重、收缩城市最为集中的典型代表区，当前已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区域性城市收缩现象，如何理性认知与妥善处理这种区域性城市收缩现象（或问题），成为新时期全面落实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全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与全方位东北振兴中拟重点关注的核心科学问题。本文据此对其展开了逻辑思辨与实践探讨，首先，基于城镇化语境对区域性城市收缩本义内涵进行逻辑思辨，同时以国家整体战略目标为导向综合评判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合理性；其次，从区域空间关联“拉力”作用、区内城市收缩“挤出”作用和交通、通讯技术发展源于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的“催化剂”作用3个层面探讨了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生成逻辑；最后，立足市场主导的精明收缩论和政府主导的活力再生论治理逻辑，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效率与公平、全面安全观”治理目标的导向下，对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治理模式及其治理策略从尺度异质性、发展语境关联性、要素差异化与多学科交融的视角展开了系统梳理。研究表明，区域性城市收缩是对传统城市收缩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其治理模式与治理策略的选择更多聚焦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落实；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不能再单纯地将其看成是一个人口外迁的市场经济规律，背后夹带的“市场失灵”已经严重影响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提出的“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研究结果可为东北落实高质量发展、推进东北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相互赋能、协调共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在解构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二次指派程序（QAP）等方法剖析了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空间差异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时序演变上，2010—2019年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演变历程，但高质量协调发展还远未实现，多数省份处于以数字经济滞后型为特征的初级协调阶段；② 空间格局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出“多核心”辐射的整体空间格局、“东部领先、中部塌陷、西部追赶”的“凹”型区际格局，以及“东部高协调转型、中西部失调脱离”的协调等级演变格局；③ 空间关联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空间特征从集聚走向均衡；④ 空间差异及分解上，区域间差异是协调度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⑤ 驱动机制分析显示，缩小地区数字经济差异是推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根本动力，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外部差异的缩小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

健康城市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成为健康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应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空间承载区，开展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的发展评估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以覆盖中国19个城市群地区的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健康城市内涵和相关评价模型，建立了多源数据融合的健康城市评估框架，运用CRITIC赋权、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分析了2010年和2020年健康城市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建设水平提升明显，健康综合指数向正偏态分布发展，整体由“腹地低—沿海沿边高”演变为以沿海和西南地区中心城市为引领的“多极化”健康格局。② 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环境改善明显，差异缩小；健康服务仍趋极化，均等化水平不高；健康协同显著提升，城际健康网络加密；健康人群指数略有下降，并向中间收敛。③ 中国城市群地区健康城市初步形成以长三角、成渝为代表的高指数—高增长和北部城市群的低指数—低增长聚类的类型特征，且区域健康差异缩小，各城市群内部日益协调。④ 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建设进程及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健康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程度的解释力日益增加，健康城市发展有待向区域健康一体化转型。

摸清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融合状况对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亦是当前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空间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现有居住空间分异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异格局和指标测算，很少进一步探讨社会融合问题。本文以杭州为案例，利用首次落户地信息筛选移民，利用绑定了首次落户地信息的手机信令数据揭示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全貌，结合小样本社会调查，自下而上探讨空间分异下的社会融合状况。研究发现：① 杭州常住人口中移民已占多数，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本地居民主要聚居在老城区，移民的分布更加离散，相较于美国典型“移民城市”，杭州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程度较小；② 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格局呈现“多核心+扇形+同心圆”的组合模式，与美国主流群体离心扩散趋势不同，杭州本地群体趋于向心集聚，而外来群体则呈现离心扩散与边缘集聚；③ 居住空间分异很大程度上是城市扩张之下移民和本地居民对空间资源博弈的结果，但“本地居民聚居老城”现象的背后，移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部分智力型移民反而主动选择在外围高品质地区聚居；④ 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较好，只是在面对通婚问题时更加慎重，社会融合未受到居住空间分异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移民已占多数、居民日常交往不再关注身份标签，族群内的文化差异较小、移民和本地居民日益同化，在就业与第三场所的自由交往弥合了居住空间分异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制度也为社会融合创造了良好条件。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地理学作为聚焦于人地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但当前尚缺少对两者关系的系统性梳理与评述。本文总结了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进展，探讨了其未来重点研究领域，发现：① 地理学在开展人地系统综合研究、服务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创新性地提出和发展了社会—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全程耦合、分类—统筹—协作等理论框架，这些研究框架包括人地系统的要素级联、动态演化、空间耦合和面向SDGs的系统调控等，构成了地理学支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综合理论框架，亦可称为“可持续地理学理论框架”。② 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在多源数据获取、指标体系本土化与多尺度进展评估、目标间关联机制分析、SDGs实现路径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地理学为SDGs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方法支撑；③ 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气候—生态危机应对、粮食—能源—水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区域发展及规划、人类福祉与社会治理、SDGs评估指标与数据库建设等重点方向。④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创新发展可持续地理学分支学科，优化SDGs评估指标体系，发展SDGs评估和决策模型，加强人工智能地理学，深化人地系统耦合研究，在推动地理学科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本文利用2019年腾讯人口迁徙与中国语言分布数据，揭示方言相似性对于中国人口流动影响的语言纽带效应，并进一步探究其时空异质性、交通方式异质性、空间距离对其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 方言相似性能够促进中国人口城际流动网络的路径形成概率与关系强度，形成了人口流动网络中的语言纽带效应。地理距离和语言距离分别可视为人口流动的显性和隐性空间成本；② 语言纽带效应存在时空异质性和交通方式异质性。地区间的方言相似性每增加一个单位，在“春运”和日常阶段下，中国人口流动网络的路径形成概率分别增加47.7%、49.5%，流动强度分别增加17.1%、9.9%。语言纽带效应对于不同汉语方言区、不同交通方式的人口流动的影响存在正负与程度差异，展示出其对于中国人口流动影响的空间差异与地理含义；③ 语言纽带效应受到空间衰减规律的制约，并且在不同交通方式和时间段下呈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本文扩展了当前以经济、社会、人口学特征为主要视角的中国人口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揭示中国人口流动驱动机制具有科学意义，对于多民族融合的中国社会治理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具有实践价值。

山地丘陵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快速扩张与无序生长造成的自然山水环境破坏、山水人文特色渐失与人地矛盾加剧，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既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需要，也是城市空间重构与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空间生长与山水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综合探讨要求采取融贯的综合研究范式，即将城市物质空间形态、自然山水生态网络与山水人文空间秩序的组织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系统探讨。“山—水—城”空间格局是指城市人工环境与自然山水环境交互适应所形成的空间组织关系，强调城市空间、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综合作用。基于此，本文试图探明“山—水—城”空间格局研究的理论脉络与现实需求，从空间、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综合视角，解析“山—水—城”空间格局的概念内涵，阐明“山—水—城”空间格局的构成因素、层级尺度与形成机制，进而探索“山—水—城”空间格局的分析框架并进行研究展望。“山—水—城”空间格局研究，应重点分析“山—水—城”空间格局的时空过程、主控要素与演化规律，阐释“山—水—城”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的驱动机制、组织模式及综合效应，探索“山—水—城”空间格局的治理方式与调控路径，以期促进“山—水—城”空间格局的共生发展。

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城市化最为显著的城市之一，自1843年开埠以来城市格局与空间范围变化巨大，重建并分析其扩张过程，对于深刻理解上海乃至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收集1843—2020年上海城市旧地图、中华民国（1912—1949年）地形图、解密卫星影像、遥感数据等多源多精度城市空间数据，分别提取城市建成区信息，重建了开埠以来建成区时间序列，研究了上海开埠以来的城市扩张时空过程及机理。结果表明：① 1843—2020年上海建成区面积增长了约1453倍，扩张速率、扩张强度发生了剧烈变化；② 紧凑度随着时间推进不断下降，分形维数则随着时间变化呈现出了一定的周期；③ 建成区重心位置呈现出先向北后向南发展的趋势，其中最主要的扩张方向为西南及南偏西；④ 优越的自然位置奠定了上海被选为开埠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社会变迁及政策驱动作为最根本的驱动力决定着城市在不同阶段发展的最主要方向，产业经济发展、人口迁移、交通发展等多因素也在复合影响着这一时空过程。本文廓清了上海自开埠以来的城市扩张过程及机理，为更深刻理解城市变迁、人地关系演变提供历史知识与科学支撑；同时，中华民国地形图、解密影像等覆盖范围广、制作精度高的历史资料，可作为百年尺度研究的历史基础数据，对更长时序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边界问题是困扰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学界往往从殖民、历史、安全、第三方介入等因素解释中印边界争端的原因，忽视边界可作为资源被国内外多方行为体复杂权力斗争所利用，进而制造边界争端的事实。本文援引批判地缘政治的理念与分析方法，从多方行为体协同作用的角度对其进行话语分析并划分地缘政治想象类型，进而提出理解边界争端的新分析框架，以解读2020年5月—2021年2月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表明：① 边界争端可以看作不同行为体利用的工具或资源，即多方行为体协同对边界争端进行话语与地缘政治想象的建构，以达成其目的或利益。② 基于2020年4月—2021年3月印度主流媒体报道，印度国内的印人党、国大党、军队、外交部、企业社会精英等将中印边界争端作为谋取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利益的工具，通过话语建构偏执风格式、亲密隐喻式或道德抵制式的地缘政治想象，制造或加剧边界争端形势。③ 边界争端可被认为是印方行为体制造利用而持续发生的过程，即当其目的还未达成时，班公湖对峙等争端事件再次发生或持续，而当其目的基本达成后才趋于缓和或平息。对此，中国须理性认识近年来中印边界争端呈现的阶段性和持续性特征，并适时发挥积极性探究的方式建设两国间经贸互补的合作性结构，以有效缓和或化解边界问题。

借助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包含1110个县和376个4位码行业的县域制造业产业数据集，采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产业演化视角，使用三重差分方法探究撤县设区对于县域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因果效应。实证结果表明：① 撤县设区以后，县域更容易进入高知识复杂度的制造业产业，同时更容易退出低知识复杂度的产业。而无论对于产业进入还是产业退出，撤县设区的影响在时间上都有滞后性。② 从宏观县域层面来看，撤县设区通过提升人口集聚程度、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途径促进县域制造业产业升级；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撤县设区通过提高产出、促进中间投入、提升利润、增强创新能力和降低税负的方式促进县域制造业产业升级。③ 撤县设区对于东部地区县域的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在中部地区，撤县设区对于县域制造业产业升级甚至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发现既能够为中国未来合理推进撤县设区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撑，也能够丰富现有演化经济地理学关于区域产业演化研究的制度视角。

乡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实现乡村发展与全面振兴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乡村发展与乡村现代化的内涵与逻辑，系统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乡村发展的阶段特征、路径策略与理论演化，总结了中国乡村现代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构建了支撑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学理认知框架。主要结论为：① 乡村发展旨在通过不断优化乡村发展要素，重塑乡村地域功能与形态，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而乡村现代化是通过现代化理念、机制、要素等逐渐改变乡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乡村逐渐从农业复兴、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转向新时期的乡村绿色化、生态化、智慧化发展，理论认知上经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主义以及全球乡村的新生产主义、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③ 中国乡村现代化仍面临农业生产配套条件落后、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不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治理隐患、资源环境困境以及人力资本短板等问题与挑战。④ 面向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现实需求，重点聚焦于制度体系创新、乡村空间规划管控与关键技术体系、资源要素整合与优化配置路径、未来智慧与绿色乡村建设及其科学治理等方面，基于人地耦合的系统思维，深化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基础理论与科学路径、发展模式与保障机制、社会协同治理与空间管控等方面的研究，构建起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乡村地理学科话语体系。

冰川融水是营养盐与生物活性元素运移的主要载体。融水化学是研究冰川排水系统及其动态变化特征，洞悉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探索冰川消退与气候变化关系的重要手段。随着冰川加速消融，侵蚀风化作用日益增强，融水化学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对下游水质水环境和生态系统可能产生显著影响。回顾了全球冰川融水中无机化学成分含量及其时空变化特征、溶质来源及其比例、化学风化与碳循环关系，发现融水化学受基岩性质、排水系统、物理化学和地形地貌等多种因素影响。未来需要加强融水无机和有机化学参数与水文气象要素的同步连续监测，评估冰川源溶质的环境生态效应，探究冰川区化学风化作用耦合机制与溶质输移和大气CO₂收支的关系，为未来冰冻圈与碳循环和气候演化关系研究提供参考。

内涝、水污染与水体黑臭、河湖生态系统退化是城市面临的主要水问题，已成为限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之一。深入认识城市发展过程中水系统的演变规律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阐明城市水问题的形成机制，构建城市水系统综合治理技术体系，是解决城市复杂水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针对上述水问题，从水循环系统多过程耦合的角度出发，总结了城市水系统的概念和特征，提出了城市水问题系统治理关键技术体系，并以2016—2022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治理案例为例开展应用。研究表明：泵站抽排和海绵措施可有效减少武汉市发生极端降水时的严重内涝面积和消除成渝城市群内涝点；微生物—植物—水动力一体化协同调控组合工艺可以显著强化武汉市典型黑臭水体的氮磷去除效果；源头控制—路径耗散—末端治理的城市河湖生态综合修复体系使重庆市两河流域水体富营养化水平明显下降；实施上述治理技术体系后，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指数平均提升4.8%。本文可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重大战略提供城市水系统理论和技术支持。

时空信息赋能是充分释放和放大时空信息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助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当前时空信息赋能的基础研究还相对薄弱，应用即赋能的观点占主导地位，缺乏对时空信息赋能机理的深层次认知和探究，导致时空信息的内涵与外延不清，时空信息赋能的内在机理不明，制约着其科学高效赋能，亟需厘清其基本内涵、赋能机理与赋能模式等。本文针对时空信息赋能问题，梳理了时空信息的基本概念、丰富内涵和基本特征；指出熵是时空信息赋能的物理基础，熵减是时空信息赋能的内生动力；时空信息赋能的本质是以时空信息为载体，以负熵流转为动能，以不确定性转化为特征，通过人、机、物（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系统结构优化、效能提升的过程；并提出了时空信息作为自在信息直接赋能、作为自为信息间接赋能、转为时空知识倍增赋能3种模式；最后，探讨了时空信息赋能自然资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战略性关键矿产是主导未来能源转型和科技革命的关键原料。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大国争夺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现象已经日益凸显，有关研究却相对有限。为此，本文通过梳理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研究，阐释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逻辑，并尝试揭示出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当前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研究仍以西方为主要阵地，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问题由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所提升的需求意识、科技革命与军工革新所加剧的竞争意识，以及供应链高度集中所产生的危机意识联合驱动产生。工艺复杂和应用前沿决定了产业技术竞争引领关键矿产地缘政治的未来走势，因而大国始终是世界舞台中的绝对主角。美国是全球关键矿产地缘政治竞争的策源中心，中国虽具一定的禀赋优势，但正面临着严峻的安全挑战。中国应当敏锐洞悉、有所谋划，重点是以理论研究为基础，加强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研究；以重点领域为抓手，完善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经济部署；以国家需求为导向，构筑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地缘安全战略。

本文旨在剖析城市经济效能空间联系网络的特性与模式，以期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新的政策洞见。从标度律视角构建理论框架探讨城市间的经济效能空间联系，建立了反映网络外部性的分析范式。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案例区，运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城市经济效能，分析城市间的联系强度，并建立空间联系矩阵。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群的高经济效能区域由东部高等级城市向西北部低等级城市逐步转移；② 高等级城市在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与周边城市形成紧密联系和“小群体”结构；③ 城市组群联系模式中，沪苏、杭甬和合肥组群呈现双中心辐射型与虹吸型共存，而南京组群则为单中心辐射型。这4个组群中城市间的联系路径相对固定，联系模式演变缓慢。这些结果为理解城市群内部的联系动态提供了新视角，并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工智能（AI）引发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已成为全球各国抢抓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会引发城市地理学的革新。本文回溯了人工智能发展历程，提出了面向人工智能的城市人地系统概念模型，从数据表达、场景应用、空间变革、城市发展等4个方面梳理与总结了人工智能介入的城市地理研究，并提出了学科智能化转型面临的困境、情境、探索路径与未来展望。研究发现：① 面向人工智能的城市人地系统要素交互更加复杂。② 人工智能成为城市地理研究主要手段的趋势逐渐明显，具有高效率、低成本、学习能力强的数据处理优势，对空间感知与智慧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引发了空间变革，不仅打造了复杂的虚拟空间，同时重构了社会空间；人工智能助力建设智慧城市并打造城市前沿应用平台。③ 智能化转型下的城市地理研究面临数据与技术困境以及全球与地方变革、科技伦理与人文价值发展等情境，未来可在突破技术壁垒、关注城市空间建设与治理、注重多元智能转向效应研究等3方面探索发展路径，学科亟待全面转型升级。

中国西北干旱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水文气候条件导致了复杂多变的流域洪水形成机制。在全球和区域气候变化影响下，该地区流域洪水的年际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仍不明确，制约了重点区域防洪减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本文基于中国西北干旱区58个流域1961—2017年实测年最大洪峰量级系列，借助统计检验和机器学习聚类方法，分析并揭示了该地区过去近60年流域洪水的形成机制、空间格局及年际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西北干旱区流域极端洪水频次和年最大洪峰量级均呈增加趋势，极端洪水频次最大增幅约0.84次/10a，年最大洪峰量级相较于多年平均值最大增幅约29%/10a，增幅较大流域主要位于天山东部和祁连山地区。西北地区流域洪水成因主要可分为暴雨型、融雪型和混合型3种，其中暴雨型和混合型洪水频次呈增加趋势，融雪型洪水频次呈减少趋势。洪水成因转换对年最大洪峰量级增加贡献最高可达38%，显著高于由单一水文气象要素变化对洪峰量级变化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强调从成因机制转变角度开展地理环境复杂地区流域洪水预测及变化归因的重要性。变化环境下的工程水文设计需要考虑洪水成因导致的洪水样本非一致特征对洪水频率分析的影响，从而为流域洪水风险管理及应对提供科学支撑。

长江上游地区承载着国家重要生态服务功能，也是国家核心增长极，但经济快速发展中的资源消耗给该地区生态系统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本文基于1998—2021年长江上游地区47个研究单元面板数据，综合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空间收敛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剖析长江上游地区环境压力时空格局。研究发现，1998—2021年长江上游地区整体环境压力倒“V”型微升态势，前期增长的环境代价明显，但后期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环境压力呈“东高西低”与“高缩低扩”格局，偏东的三大城市化地区特别是成渝地区压力突出，但后期长江大保护政策使高环境压力范围大幅收缩；环境压力总体差异呈阶段性小幅波动态势，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净差异与超变密度趋于均衡，云南和贵州稳定存在少数高压力城市；环境压力演化由“多极分化”向“低压集中”趋势转变，前期环境压力梯度分异明显，而后期则普遍向低压力水平聚集；环境压力相对态势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随时间推移逐渐衰减，并存在环境压力变迁的空间渗透效应；环境压力收敛趋势强劲，空间近邻效应对环境压力趋同有加速作用，后期环境政策趋紧使收敛进程疾速缩短。本文可为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决策支持。

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既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政治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变迁过程研究是行政区划史的基础，复原和分析历史上长时段政区演变的全过程，是探索地方行政制度变迁规律和治理能力的基础支撑。从历代正史地理志等原始史料出发，梳理了过去2200余年（221 BC—2021年）中国县级政区设置的长时段演变过程和空间格局变动特征。研究表明：① 中国历代县级政区的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变化很平稳，唐代与清代是增设县数量较多的朝代，达到两个历史峰值。明清尤其近代以来，增量持续增加，体现了边疆开发与县制扩展的历史进程。② 历史时期统县政区的管辖幅度（辖县数量）主要呈不断缩小的趋势，由秦代统县政区平均辖县21.3个下降到2021年的8.5个。③ 过去2200年县级政区的设置呈空间扩展趋势，西晋、辽宋金等时期亦有局部向内收缩。历代县的设置主要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起点逐渐向外扩展，各区域内部的县级政区的分布密度亦持续增加。④ 黄河中下游地区（今河南、河北南部及山东等地）长期为县级政区分布高密度区，成都平原、关中盆地及山西汾河流域等地的县级政区分布密度也较高。⑤ 过去2200年县级政区设置重心在南北和东西方向上的变动幅度都大约为3°，均位于当前中国几何中心的东南方向。历代县级政区设置重心变化具有显著的地理意义，基本上与历史时期人口/经济重心的迁移过程相吻合。

都市圈正在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重要空间载体。国际上一般认为都市圈是1 h通勤圈，当前中国都市圈规划同时提出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的目标，希冀建成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产业分工协调的现代化都市圈。本文基于城市间投入产出分析，对中国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可以将中国都市圈分为单中心离散结构、核心—边缘结构、边缘拓展结构和多中心网络结构4种类型，多中心网络结构是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化的高级阶段；② 中国都市圈的产业链空间网络多数由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网络流主导，首都、天津都市圈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网络流与同类型都市圈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成都、长株潭和广州都市圈生产性服务环节网络流存在明显提升空间；③ 若要将中国都市圈建设成为功能互补的产业协作圈，关键在于优化产业链空间网络，强化城市间功能协同，促进都市圈内部的空间融合；④ 长株潭、石家庄、成都和武汉等单中心离散结构都市圈应先向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演化，南京、杭州等边缘拓展结构都市圈以及天津、深圳、广州和首都等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应向多中心网络结构演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网络购物（网购）在带来巨大经济潜力的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居民的购物习惯与购物行为。网购与实体购物之间的关系仍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而中国的相关研究依然薄弱，且多基于个别社区或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缺乏全国视角下大规模、长时间的系统研究，更缺乏不同区域之间异质性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各省份2017年和2021年大规模的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对居民网购行为和实体购物行为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居民网购对实体购物行为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中国居民网购、实体购物行为特征空间差异显著，网购和实体购物行为标准差椭圆呈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布，重心在研究期内存在向北移动的趋势。② 2017年中国居民网购对实体购物起到明显的互补效应，2021年则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同时存在，证实在研究期内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共存。③ 网购对城乡、不同区域居民实体购物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亦存在着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共存的状况。本文厘清了中国居民网购与实体购物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促进实体商业的空间转型以及深入理解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的变迁提供参考。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s）作为生态系统为人类所提供的非物质裨益与福祉，具备桥接并诠释自然与人类社会复杂纽带关系的能力，其能够围绕空间需求—空间规划—空间生产，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次干预，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福祉提高。准确把握CESs参与人地关系空间重构实践路径，既是实现人类福祉有效提升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理论基础。为此，本文基于“理论解析—关联机制—实践应用—发展路径”解构方案，探讨CESs引导人地关系空间重构的内在逻辑体系与可行性。在梳理价值评估—价值权衡—“流”时期CESs研究演进历程基础上，构建CESs指导人地关系空间重构理论框架，探究其指导三生空间重构应用路径。最终，本文在数据收集、方法体系、实践应用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实现CESs研究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变，为新时期人地关系空间重构提供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