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异质性是地理空间数据特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研究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近年来大量细粒度地理空间数据的出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空间异质性建模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描述对象角度，空间异质性可分为属性异质性和过程异质性；从建模方式角度，空间异质性建模可分为连续建模和离散建模。依据上述分类方法，本文总结出空间异质性建模的主要任务为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分区域空间回归，并综述了每种任务的代表性方法。本文进一步综述地理空间人工智能领域针对空间异质性发展的一系列方法，讨论了将空间异质性融入神经网络模型结构设计的方式。未来，方法体系相对成熟的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仍将保持生命力；而分区域空间回归、顾及空间异质性的人工智能方法尚有较大的探索空间，是后续研究值得关注的方向。

冲积扇是山区河流（或沟谷）出口常见的扇形堆积地貌形态。发育成熟、稳定的冲积扇是山区生产生活的良好区域，但同时也是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潜在易发区。冲积扇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环境、地貌演变动态和规律，促进山洪、泥石流灾害合理防控，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尽管国内外对冲积扇已开展大量研究探索，但多侧重于地貌形态、沉积历史/特征及环境反演，而对其发育机制及地貌效应等的揭示总体上仍较为滞后。本文系统梳理和总结目前冲积扇动力过程、发育机制及地貌动态研究的主要进展，包括当前研究的主导技术路线（野外调查和模型实验），扇体发育的主要/次要过程、流路改道机制、支流—主河相互作用，以及冲积扇发育对泥沙产输和地貌过程的影响；并探讨未来研究应加强的若干方面。冲积扇发育动力过程的野外原型观测目前仍较为薄弱，作为野外调查和模型实验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以拓展和深化冲积扇发育机制研究，促进对区域河流泥沙动态和地貌过程的科学认识。

作为沿海轴线和沿江轴线交汇枢纽地域的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演化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典型性特征，对其演化规律与理论模型的提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按照核心边缘结构理论，长江三角洲可分为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核心区和其余的边缘区，但由于位居江海之交，故边缘区中发展出了门户区，从而形成了核心区与门户区构成的空间结构类型。其中，核心区在早期以苏州为中心城市，在古代就形成了非常完善的5级中心地结构；在不同时期，门户区一直在发生变化，分别形成了古代以扬州为核心的运河门户群、近代以上海为核心的近海门户群和当代以宁波为核心的远洋门户群，所对应的通航等级分别为500 t、10000 t和200000 t。由此，在现有中心地理论和海港空间结构理论之外，长江三角洲的空间结构演化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演化模式，即中心地与港口门户的融合演化模式：早期是核心区空间结构的内生型演化，符合克氏六边形结构规律；进入近代以后，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类型的演化就不再是中心地主导型，而是转换成为门户主导型，且k = 3市场原则走向了k = 4交通原则。这样，对于中心地学说的过程性检验、城市中心性与门户性的功能属性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模式提炼，长江三角洲提供了全球最佳的实证检验与示范案例。

能源转型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能源供给安全的关键选择。但在多重目标约束下，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仍然较大。为此，本文从能源系统结构演化出发，对能源转型的基础概念、研究方法、问题挑战进行文献综述和探究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 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已由“技术”驱动转向“问题”驱动，且不同地区和国家能源转型进程差异明显，政策调控、技术创新、市场机制与主观行为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② 针对能源转型的量化研究主要集中于能源转型程度的评价及其趋势预测，但由于涉及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等多系统的耦合联动，模拟预测的“黑箱”效应较为突出。③ 已有研究对能源转型的经济、安全与社会效益认识存在分歧，能源转型挑战与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未来能源转型研究需兼顾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需要，采取多样化转型手段，注重供需协同、区域协同转型，持续加强多尺度建构—关联研究。本文旨在增进对能源转型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为地理学者开展能源转型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20世纪以来，热带气旋活动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发生了明显变化，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的特征和趋势如何变化仍需进一步明确。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资料，分析了1949—2022年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的时空特征及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和太平洋年代际振荡（PDO）对登陆热带气旋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年均登陆中国的热带气旋约8.85个，总体呈显著减少趋势且随纬度降低降幅增大，但登陆热带气旋占生成总数的比例以及台风及以上等级热带气旋登陆占比均有增加；7—9月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的数量占全年的76.3%，其中8月份最多。② 空间特征上，热带气旋登陆中国的位置主要集中在18°N~26°N，约占总数88.2%，30°N以北区域登陆的热带气旋频数锐减；登陆热带气旋的生成位置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趋势显著，愈加靠近中国，2010—2022年热带气旋生成位置的重心相比1949—1969年西移4.5个经度、北移2.0个纬度。③ ENSO与生成和登陆中国热带气旋频数的年际变化存在相关性，厄尔尼诺年促进了强热带气旋的形成，并且使得登陆热带气旋的生成位置更加偏向东南，拉尼娜年则相反；PDO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热带气旋的生成，当处于PDO的暖位相时，生成热带气旋的数量较冷位相偏少且位置偏西。本文进一步厘清了1949年以来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特征的变化趋势，并揭示了ENSO和PDO对热带气旋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开展热带气旋模拟评估和防风减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回顾了“点—轴系统”理论与中国“T”字型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构架提出的社会背景，特别是不能再次实施国家发展重点“战略转移”的客观条件，强调了经济地理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学术贡献，以及为此所作的若干理念、思路、知识与方法准备。根据这一理论与模式在国家实践中的意义及学者们的评述，叙述了作为一名经济地理学者的成长历程和学术担当，以启迪学界秉持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一个涉及多学科、多维度的复杂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与系统综述方法，从发展脉络、理论框架、模型方法、效应机制及调控路径等维度系统梳理中国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01年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被引入中国以来，该领域在项目资助、论著发表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得到蓬勃发展，通过热点分析发现研究从技术驱动转向政策与经济驱动，最终聚焦多功能协同与可持续发展；② 理论研究可分为描述—解释、过程刻画与诊断、互馈机制与调控3个层面，并形成了“显性—隐性”形态耦合的研究范式，转型测度方法呈现3S技术集成、数学模型模拟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特征；③ 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效应表现为农户生计、要素流动和产业升级的级联响应，生态环境效应则呈现负向效应与正向协同效应的双向性特征；④ 从“要素—结构—系统”解析了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并从工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干预和多元协同治理多个维度探讨了其调控体系；⑤ 未来研究需通过理论与方法论创新，重点攻关转型测度的模型方法、互馈机制及优化调控等难题。本文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理论体系提供知识支撑，也为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决策支持。

依据人地关系的类型差异，探索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与地域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主题，也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范式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融合知识扩散和社会创新等概念，提出了知识驱动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创新路径。本质上，“知识驱动”是通过科学知识或经验在乡村地区的生产、传播、反馈和再生产等，吸引不同主体参与创新行动，形成集体认同和乡村发展解决方案的过程性创新。机制上，“知识驱动”可建构乡村转型的新话语体系、赋能乡村地方主体、搭建超越地方的网络链接，推动乡村行动者网络重组，转变乡村内外部主体的观念、态度与行为，实现知识乡村地方发展的技术路径更迭。实践中，“知识驱动”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和多层级联动的复杂过程，包括知识或试验场搜寻、兴趣表达与扩散、集体学习与协调3个主要环节。当前需突破城镇化导向的“中心—边缘”思维定式，壮大城乡知识流动和创新的中介群体，畅通乡村地方与超地方主体的互动通道，推动乡村地方全面创新与现代化转型。

正在兴起的大规模低轨卫星星座（简称星链）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地理学研究范式变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推动地理学继定性地理、定量地理、数字地理之后迈入“星链智能地理”的新纪元。在“星链智能地理”的发展框架下，未来地理学研究可依托星链提供的高时空分辨率监测数据，在多尺度（特别是全球尺度）上精准捕捉地理要素的高时频动态变化；通过耦合物理模式和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自然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复杂过程、系统状态和界面变化的模拟实验，深化对变量耦合、多过程级联效应及遥相关机理等地理学核心问题的认识。为推动“星链智能地理”发展，亟须打造依托星链的新一代数据采集共享平台，无缝绘制全球地理资源要素“动态一张图”；构建物理和AI耦合的地理模拟器，实现地理要素、图景变化及影响的智能模拟预估。

数字交通背景下，网约车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共同关注的重点论题。然而，目前仍缺乏从时空维度量化网约车对公共交通出行的影响，也未明确建成环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引入需求弹性理论与大数据技术，提出网约车出行替代效应时空测度方法，并发展了一种高效、动态、精细化的建成环境量化方法。运用随机森林和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重点剖析了影响替代效应的多因素非线性交互与时空耦合作用。成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① 出行效率是影响公共交通竞争力的关键。同一行程下的公共交通行程时间是网约车的2.0~3.5倍，其中需花费10 min的步行时间来完成最初/最后1 km，且需要0~2次换乘。② 中心城区的网约车出行对公共交通产生明显替代效应，工作日和休息日分别有28.69%和27.08%的网约车出行替代了公共交通，并在高峰时段明显增强。③ 目的地可达性对替代率的正向贡献度最高，其次为人口社会经济要素，城市空间形态和公共交通可达性对替代率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④ 建成环境对替代效应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交互特征，且阈值区间和交互影响强度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而差异显著。研究不仅突破了传统静态“空间-行为”研究局限性，也为城市交通出行优化和建成环境的精细化调控提供了应用参考。

重大生产力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持续繁荣，也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本文通过收集历史文献、区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及灯光遥感等多源数据，借用MCR模型、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等技术方法，总结归纳了不同时期中国重大生产力布局及其空间形态。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重大生产力布局遵循了经济地理学集聚、扩散循环演变的规律，经历了均衡—分散—集中—协调—高质量优势互补的演变，具体表现为“156工程”向西部少数地理空间集中、“三线建设”中西部分散、东部沿海集中、向内陆梯度推进，但发展的重心始终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区域；② 重大生产力空间形态模拟结果遵循了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即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点（极核）、“点—轴”、“点—轴”体系（网络）不同空间形态，形成以沿海沿江“T”字型主骨架、其他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为补充的多级“点—轴”系统，推动国土空间向均衡发展；③ 中国重大生产力发展布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时而异，地缘环境影响了早期的空间布局，后来则是国家战略、政策与市场的合力使然；GTWR进一步揭示影响其发展布局的因素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本文围绕重大生产力布局及其空间形态的研究，可为当下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空间治理愈加强调对国土未来合理演化过程的设计，理性判读先发国家空间优化与调控中可能面临的共性问题和治理经验，是提高国土空间规划对未来预判能力的关键途径。本文从国家尺度解析1976—2021年日本国土空间时空结构、空间转型及空间冲突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在识别关键驱动因子基础上模拟日本未来国土演化趋势。研究结论为：① 1976—2021年日本城镇空间剧烈扩张的同时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但农业空间规模和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日本国土农业生产能力日益退化造成巨大粮食安全问题，同时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形平坦的平原和湾区集中引发了严重空间冲突。② 日本国土空间演化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全国经济波动和人口结构变化对国土空间演化整体方向未产生显著影响，但能有效改变演化的速率和进程。③ 多种情景下的模拟结果表明日本未来国土空间格局并不会发生结构性变动，农业空间将被持续侵占，伴随着乡村人口不断流失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其国家粮食安全危机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日本极有可能在未来10~15年联结东京—中京—近畿三大都市圈形成世界级的巨型老龄化城市群。

主体功能区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核心目标是以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引导要素有序流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人口变动的影响总体符合政策导向。规划实施后，人口在优化开发区的增速下降，重点开发区加速增长，农产品主产区加速减少，重点生态功能区由增转减；以农产品主产区为参照，规划的实施强化了重点开发区的人口集聚优势。② 规划实施效果具有区域和等级双重异质性。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人口变动多半符合规划导向，而重点开发区的县级单元仅四成实现了人口加速集聚的目标；国家级重点开发区的影响强度约为省级的2倍。③ 限制开发区向城市化地区的迁移仍以跨区域为主，很难实现人口“集中均衡”布局的目标。④ 规划的实施改变了各类主体功能区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优化开发区的二产重要性弱化、三产带动力增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因素弱化，都符合规划导向；但重点开发区的工业化作用有限，农产品主产区则持续受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二者与规划导向均有明显偏差。新一轮规划可适度集中城市化地区的布局，明确重点开发区的开发时序，对各类限制开发区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管控要求。

从经济地理的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持续互动互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城乡、东西、中外三大关系来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将历史与地理结合起来，多尺度分析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1840—1949年间中外关系改变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城乡、东西区域不平衡和差距凸显。1949年后，中外关系和城乡、东西关系在趋于平衡中出现转折。1978年以来，全球化和多极化进程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城乡、东西、中外不平衡从加剧转向缓和，中国也迅速成为世界重要一极。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城乡、东西、中外不平衡发展且充满变数，处理好三大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外关系具有“U”型周期变化特征，区域和城乡关系也随之具有时空分异特征，未来将形成“H”型经济地理格局。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需要强化经济地理格局的研究，统筹城乡、区域和中外三大关系，整合新时代的空间发展战略，通过制度创新和人才资源赋能，重塑开放引领、由内而外的新发展格局。

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6月公布的托育机构数据，以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中国托育机构的空间分异特征，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揭示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托育机构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集聚型分布格局，“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显著，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高密度区和多个以省会、首府为核心的单核集聚点；② 中国托育机构数量与城市等级呈明显正相关，托育机构数量少、较少的城市数量多、范围广。数量多的城市基本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在成都、重庆、合肥、郑州等中西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也有分布，数量少的城市广泛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地区。③ 0~4岁人口数量对托育机构空间分异具有决定性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劳动参与率、平均家庭户规模是影响托育机构空间分异的辅助因素。除平均家庭户规模总体上呈负向影响外，其他因子总体上呈正向影响。伴随城市等级的下降，各辅助因素的影响力呈逐级递减趋势，对五线城市的影响力极其有限。最后为中国托育服务业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形流融合”是为理解人类活动高度集聚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当前对于地域空间格局研究逐渐由基于物质空间要素或要素流联系的单一视角，转向强调要素流动和物质空间要素的平衡与综合分析，但对形流要素的耦合协同与交互关系以及形流融合视角下的都市圈国土空间优化研究尚待深入探索。本文立足于“中心流”与“中心地”结合、人地互动关系等理论，对“形流融合”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剖析形流融合的内涵价值与内在作用机制，探索形流融合视角的都市圈国土空间优化研究框架与具体路径。本文认为，人地互动关系是形流融合的重要理论基础，形流融合是人地关系协调的重要表现，为理解人类活动高度集聚地区的复杂人地互动关系提供重要视角。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实践需求，探索建立形流要素融合分析的都市圈综合评价、空间布局引导、仿真模拟和优化调控体系，并从形流融合视角进行都市圈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形成要素流动与本地资源互动的都市圈协调发展路径。

预估气候变化和水库运行对流域水文情势的影响，对于变化环境下流域水资源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生态修复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经偏差校正的气候模式数据，应用改进水库模块的SWAT模型和水文指标法，预估了21世纪气候变化和水库运行对长江流域水文情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相较于原模型，改进水库模块的SWAT模型对典型水文站日径流和水文情势指标的整体模拟效果有较好提升，其中日径流模拟值与观测值的NSE（Nash-Sutcliffe Efficiency Coefficient）和KGE（Kling-Gupta Efficiency Coefficient）分别提升0.01~0.26和0.01~0.08；② 未来气候变化使长江流域径流呈上升趋势，其中1—4月份流量增加较为明显（最大增幅为17%），同时增加了汛前流量变异性（最大增幅为18%）、极端洪峰流量发生次数、极端洪峰流量历时和流量正变化率；③ 水库运行增加了枯季径流（最大增幅为67%），减少了极端洪峰流量的发生次数（最大变化幅度为-16%），并缩短了极端洪峰流量（-10%~-4%）和极端枯季流量（-51%~-38%）的历时，提升了径流的稳定性。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运行部分抵消了未来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但受调蓄规则和库容总量的局限其对径流的调控能力仍很有限，未来需要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规划水库建设或动态优化水库调蓄规则。

中药源于自然、承于历史、用于社会、兴于产业、惠于区域，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研究中药与产地的关系，这体现出中药与地理密切相关，也是中药形成的自然道法，但目前尚未形成中药与地理交叉融合的学科。本文基于本草、中药资源、中药产品、中药产业和中药事业的地理特征，解析中药地理学药地关系的研究框架，初步剖析其研究对象、科学问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表明：① 中药地理学是研究中药时空分布特征和药地关系的科学，是以产地划分为基础、以道地药材为特色、以保证健康用药为目标，在地理空间层面研究中药的地域差异、空间格局、药地关系及可持续利用的一门学科。② 中药地理学在中医“因天之序”的基础上，基于中药“应地之异”特点，从药用、时间和空间3个方面，秉承“因地选药，因地承药，依地用药，因地制药，见地及药”的理念，研究药地关系。③ 中药地理学研究具有交叉性、综合性、区域性和动态性，融合了中医药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开展中药资源的生态属性、中药（本草）的时间属性、中药产品的社会属性、中药产业的经济属性和中药事业的区域属性五个方面要素的地域分异、空间结构和演化规律的研究。④ 中药地理学将中药与地理交叉融合，利用产地识别、产区变迁和空间关系模型等技术方法，遵循微观与宏观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原则开展“药地关系”研究，以促进药理、医理、易理和地理相通，拓展中药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点—轴系统”理论提出40年来，科学内涵不断丰富，深刻影响了多学科、多领域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对中国国土空间开发、城市体系规划建设、重大生产力布局、区域重大战略等作出了战略性贡献。进入新时代，“点—轴系统”理论持续赋能新时代中国区域重大战略，然而区域重大战略的实践过程仍需克服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联系松散等堵点。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多维邻近性框架进一步关注到认知邻近、技术邻近、关系邻近、社会邻近性等维度联系，能够为区域重大战略实践提供新思路。因此，在“双循环”等战略背景下，中国区域重大战略可以在多层嵌套价值链体系支撑下，充分搭建区域间多维邻近关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韧性的区域间产业协作与价值流动网络，全面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顶尖科学人才的成长和培养是当前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四大科学奖获得者的教育和工作履历数据，从人才成长的全阶段，解构1901—2022年间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的空间路径、区域角色与路径选择因素。主要结论为：① 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的空间路径具有明显的机构群落效应，取得科研突破高度依赖少数科研机构；② 教育阶段，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的教育中心具有显著的更迭演替现象，呈现来源的相对广泛性和流入的高度集聚性特征，美国、德国和英国占全球顶尖科学家求学流量的78.3%；③ 工作阶段，全球顶尖科学家工作的科学中心存在明显的地理转移现象，流向进一步收窄极化，被少数国家收割，美国成为最大“磁石国家”，占工作阶段顶尖科学家全球流量的53.7%；④ 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过程中的区域职能角色分化为出生型、教育型、促成型、出生兼教育型、教育兼促成型、全能型等6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美国顺势发展为全能型；⑤ 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的影响机制有其一般性和特殊性，语言被广泛证实在一般人口跨国流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对顶尖科学家迁移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文化联系中的社会制度邻近性、政治环境以及高等教育是顶尖科学家流动迁移考虑的重要因素，而目的地的科学发展水平在动荡时期对顶尖科学家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

为准确把握和更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助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客观上需要构筑支撑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的战略空间，使之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文化地标。本文通过反复审视中国区域发展和历史文化版图，从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生态5个维度，综合考虑历史文化传承、乡村振兴、民族多样性以及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等因素，构建中华文明传承创新战略空间的建设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基于构建的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结果将中华文明传承创新战略空间分为基础建设区、重点建设区、优先建设区和核心建设区。评价结果表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战略空间形成了以陕西为中心的北部热点区和以贵州为中心的南部热点区。中华文明传承创新战略空间建设构想的提出及其建设分区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国精神、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2007—2022年中国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耦合协调类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7—2022年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转变，严重失调地区逐渐消失，优质协调地区逐渐出现，耦合协调关系不断优化。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高值区保持省会集聚，低值区转向西部边缘和豫皖鄂省际边界区，边界效应逐渐显现。② 不考虑邻域条件，耦合协调状态的转移存在“路径依赖”和“自身锁定”效应，同时表现出“俱乐部收敛”现象，存在向更高层次转移的可能性但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地理背景在耦合协调状态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马尔科夫预测结果也证明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将长期存在，耦合协调状态的长期演变趋势较为良好。③ 在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水平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区域投资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人口从业结构发挥着要素保障作用，地理空间距离则产生制约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中部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延误模式反映了机场之间空间交互关系与特征，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静态或单一机场延误模式探索，忽视了机场延误的复杂非线性动态变化特点。本文提出机场延误模式动态时空异质性分析框架，通过延误网络构建、G_i^*统计、Mann-Kendall趋势检测、网络节点影响力测度构建PageRankCube模型，对中国247个机场2021年10月约35万条航班记录捕捉进港延误、离港延误、飞行延误3种延误影响力网络的时空异质性模式。研究发现：① 机场延误影响力的共性时空模式呈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高置信度冷热点多中心聚集，较低置信度冷点分散分布的特点；② 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与成都等大中型国际机场形成连续、增强的高延误时空影响力；东北地区、中部西部地区的中小型机场时空上呈现持续较低的延误影响力；③ 相较于离港延误网络，进港延误网络在时空分布上展现了更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飞行延误与进港延误两种网络之间的时空异质性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④ 增强热点型机场不仅具有强大的延误影响力，且易成为引发或传导大面积延误的关键环节；持续冷点型机场呈现出离散边缘化的结构特征，展现出“小世界”的网络特性。本文克服了传统静态延误模式分析的局限性，实现延误模式的动态时空异质性捕捉，为航空管控策略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推动社会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和关键任务，现阶段专门针对社会绿色转型的定量表征及时空规律研究相对薄弱。为此，本文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构建社会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区域，按照“格局—过程—效应”研究逻辑，集成熵权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随机森林等方法，依次揭示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的时空演化格局、时空转移过程及其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最终尝试提出面向区域的全面绿色转型定量表征框架。研究发现：① 2011—2019年中国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引领社会绿色转型，长江中游、天山北坡、兰西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相对滞后。② 城市群社会绿色转型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社会绿色转型存在路径依赖和空间依赖，跨等级和跨区域跃迁概率较低。③ 社会绿色转型是城市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且其驱动效应逐年强化，社会绿色转型对纵深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作用日益深化。本文一定程度上健全和完善了既有区域绿色转型评价领域的研究议题，为该领域更好衔接和响应当前全面绿色转型战略背景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

秦岭北麓峪道深切秦岭主脉，是洞察秦岭地质、地貌、生态与水文演化的“天然窗口”。据此，本文利用Google Earth遥感影像、DEM数据及水系矢量数据，结合ArcGIS、GlobalMapper等多模态空间识别与数据解译，获得秦岭北麓峪道空间分布与发育特征，并探究其与关中水系承袭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依据峪道地貌、长度、道路及水系提出峪道统计标准，并结合等高线地形、数字海拔模型进行区划判读，统计出峪道实际为206条；② 基于遥感解译可视性和峪内存在水系原则，抽取76条代表性峪道统计，按照长度≥15 km、5~15 km、<5 km划分大、中、小型峪道，西安段发育最为密集，以中型峪道为主（44.74%）；③ 峪道走向多为N0°~NE30°，与汾渭断陷走向近似垂直；峪口海拔呈正态分布，集中于500~800 m之间；峪道间距呈“大峪夹小峪”韵律分布；④ 峪道中线海拔为600~1500 m，坡度为0°~20°，峪口宽度为30~90 m，峪口形态多为“U”型、“V”型及倒梯形；⑤ 秦岭北麓峪道与渭河水系具有密切承袭关系，“长安八水”之六发源于秦岭北麓，呈“多源汇流”特点。研究结果可为秦岭标志性地理标签—峪道研究提供本底数据支撑。

着眼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安全性，从政商环境与政治倾向两个维度剖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地区）地缘环境。结果显示，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略有改善，但空间差异较大，呈现东西两端较好、中部较差的格局；各国家（地区）政商环境无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但有微弱的向好的同质化趋势，其中低分值国家（地区）主要位于前独联体国家、中东及中南半岛地区，这些国家（地区）彼此关联较弱，表现出“同而不和”的特征，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宜集中连片突破。政治倾向评价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治分化明显，对华态度不一，且随着对华态度的升温，政商环境呈下降态势。二者的负相关表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地区）相对而言政局动荡、经济落后，他们希冀借力“一带一路”实现本国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在充分考虑投资安全的同时，需积极宣传中国价值观，争取更多政商环境良好国家（地区）的支持和参与。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落后及政治分化的现实存在，中国迫切需要探索符合“一带一路”地缘模式的地缘政治理论，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同时通过重塑地缘战略叙事重夺政治解释话语权。本文关于政治倾向性的定量评价研究，为国别与区域政治分化研究提供了初步探索，也为推进地缘环境研究提供参考。

游历是古今人类一直存在的在旅途与目的地的新知探索与异地体验活动，游记则是古人游历活动的直接记录。以游记为中心研究明清士人群体运河游历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历史时期交通系统的运行方式与传统社会下士人的出行模式。本文基于“移动性”视角，结合时间地理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游记文本进行信息提取与空间表达，展现了明清士人运河游历的整体时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个体游历活动受到的影响与制约。研究发现：① 明清运河游历活动在北方与南方分别形成京津游历集中带和淮扬—江南游历富集带，中部则较为稀疏；② 在自然条件、漕运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游历活动在一年内的分布呈现出一定的时间节律；③ 身份等级、游历地点、交通方式在游历过程中极大地影响了游历者的行为模式、空间感知与情感体验。本文提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移动性分析框架，并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脉延续提供学术支撑。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加快海洋强国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结合海洋经济及其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本文基于海洋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双重视角，通过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定基功效系数法合成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Markov矩阵、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等统计方法，系统探讨了沿海省区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得益于海洋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协同优化，广东、山东、上海、江苏、浙江是引领海洋经济提质增效的重点区域。②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南部蓝色经济圈内部差距较大，与北部、东部蓝色经济圈间的差距突出。③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曲折中前行，在时间上，绝大多数省区市拥有向更高质量等级进阶的动力，但跃迁难度逐步增大；在空间上，海洋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心始终位于长三角地区，形成“一核两翼”的稳态空间结构。④ 海洋经济质量面优化是新发展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海洋强国战略出台后创新赋能取代开放共赢成为第一动能。为在更高水平上扎实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发挥蓝色经济区引领作用、增强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推进科教兴海事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并济，厘清沿海省区市的重点任务，助推海洋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良性运转，完成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型的光荣使命。

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在中国现有国情和制度框架下，积极探索国土空间的“双碳”响应战略，创新发展国土空间减排增汇路径研究。目前关于助力碳中和的讨论重点聚焦单一空间、单个部门的减碳维度，缺少面向“双碳”目标的多空间、多部门的整体统筹以及具体路径的论证研究，导致不同国土空间减排增汇的目标定位和权责关系不清，总体任务无法针对性分解并具体落实。对此，本文在统筹考虑生态、农业和城镇“三类空间”功能属性和交互作用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三类空间”碳收支效应的认知框架，提出“三类空间”减排增汇路径的设计原则。其次，结合“三类空间”承担的减碳份额，根据各路径的应用现状、历史贡献、适用范围及未来潜力，进一步总结提炼生态空间固碳增汇、农业空间减排增汇和城镇空间减排降碳的多空间协调行动路径，来助力实现可持续的生态修复、农田管理和城镇管控，促进形成未来国土空间一体化下的减排增汇优化策略和绿色转型应对方法。

在中美贸易战全球地缘政治危机背景下，地缘政治与新风险的互动成为GPN 2.0研究的新方向，研究领先企业的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进程、战略反应和完整的因果解释动态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利用2023年在上海、深圳、东莞调研的华为及其供应商32家企业访谈数据，研究了在当下中美地缘政治危机中最首当其冲的领先企业华为，从全球生产网络向部分国内生产网络的重构过程，尤其关注了它由深圳向东莞的产业再转移过程中的空间逻辑、区域再布局、行动动者策略和因果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华为重组的行动者战略主要有3种，一是基于龙头企业带动效应的企业间控制，二是寻求替代性战略伙伴的企业间合作，三是华为与深圳、东莞地方政府议价的企业外博弈战略。重组的焦点分别围绕着地理邻近性、战略联盟的国产替代、土地与房地产、5G市场展开；② 华为重组的动态因子有3种，一是成本—能力比率，主要考虑到降低土地成本和重新优化研发总部、华为南方生产基地、人才培训和员工配套职能；二是市场动因，以ToB为核心开拓国内新的5G市场，形成3大业务集团+5大军团模式，以深圳和东莞的智慧城市项目为主开拓本地市场；三是中美贸易战的风险环境推动了华为扶持国内多元产业链条；③ 华为重组的行动者战略与因果机制有着紧密的互动，风险环境驱动华为的企业间控制，市场动因和风险环境影响华为的企业间合作，优化成本—能力比率和挖掘5G/房地产市场又是华为与地方政府企业外博弈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