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已经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地理科学领域，AI技术的应用正逐渐深入，为地理大数据与时空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应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并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广泛的创新与应用潜力。本文系统梳理了AI在地理科学领域中的发展与应用，详细介绍了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规划系统以及大模型等不同AI技术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分析了AI在地理学应用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对“AI+地理科学”交叉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地理学作为聚焦于人地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但当前尚缺少对两者关系的系统性梳理与评述。本文总结了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进展，探讨了其未来重点研究领域，发现：① 地理学在开展人地系统综合研究、服务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创新性地提出和发展了社会—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全程耦合、分类—统筹—协作等理论框架，这些研究框架包括人地系统的要素级联、动态演化、空间耦合和面向SDGs的系统调控等，构成了地理学支撑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综合理论框架，亦可称为“可持续地理学理论框架”。② 地理学支撑SDGs研究在多源数据获取、指标体系本土化与多尺度进展评估、目标间关联机制分析、SDGs实现路径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地理学为SDGs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和方法支撑；③ 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气候—生态危机应对、粮食—能源—水资源及其可持续利用、区域发展及规划、人类福祉与社会治理、SDGs评估指标与数据库建设等重点方向。④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创新发展可持续地理学分支学科，优化SDGs评估指标体系，发展SDGs评估和决策模型，加强人工智能地理学，深化人地系统耦合研究，在推动地理学科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空间异质性是地理空间数据特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研究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近年来大量细粒度地理空间数据的出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空间异质性建模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描述对象角度，空间异质性可分为属性异质性和过程异质性；从建模方式角度，空间异质性建模可分为连续建模和离散建模。依据上述分类方法，本文总结出空间异质性建模的主要任务为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分区域空间回归，并综述了每种任务的代表性方法。本文进一步综述地理空间人工智能领域针对空间异质性发展的一系列方法，讨论了将空间异质性融入神经网络模型结构设计的方式。未来，方法体系相对成熟的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仍将保持生命力；而分区域空间回归、顾及空间异质性的人工智能方法尚有较大的探索空间，是后续研究值得关注的方向。

人工智能（AI）引发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已成为全球各国抢抓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会引发城市地理学的革新。本文回溯了人工智能发展历程，提出了面向人工智能的城市人地系统概念模型，从数据表达、场景应用、空间变革、城市发展等4个方面梳理与总结了人工智能介入的城市地理研究，并提出了学科智能化转型面临的困境、情境、探索路径与未来展望。研究发现：① 面向人工智能的城市人地系统要素交互更加复杂。② 人工智能成为城市地理研究主要手段的趋势逐渐明显，具有高效率、低成本、学习能力强的数据处理优势，对空间感知与智慧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引发了空间变革，不仅打造了复杂的虚拟空间，同时重构了社会空间；人工智能助力建设智慧城市并打造城市前沿应用平台。③ 智能化转型下的城市地理研究面临数据与技术困境以及全球与地方变革、科技伦理与人文价值发展等情境，未来可在突破技术壁垒、关注城市空间建设与治理、注重多元智能转向效应研究等3方面探索发展路径，学科亟待全面转型升级。

都市圈正在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重要空间载体。国际上一般认为都市圈是1 h通勤圈，当前中国都市圈规划同时提出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的目标，希冀建成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产业分工协调的现代化都市圈。本文基于城市间投入产出分析，对中国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展开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产业分工与功能协同，可以将中国都市圈分为单中心离散结构、核心—边缘结构、边缘拓展结构和多中心网络结构4种类型，多中心网络结构是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化的高级阶段；② 中国都市圈的产业链空间网络多数由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网络流主导，首都、天津都市圈加工制造品生产环节网络流与同类型都市圈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成都、长株潭和广州都市圈生产性服务环节网络流存在明显提升空间；③ 若要将中国都市圈建设成为功能互补的产业协作圈，关键在于优化产业链空间网络，强化城市间功能协同，促进都市圈内部的空间融合；④ 长株潭、石家庄、成都和武汉等单中心离散结构都市圈应先向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演化，南京、杭州等边缘拓展结构都市圈以及天津、深圳、广州和首都等核心—边缘结构都市圈应向多中心网络结构演化。

能源是全球经济正常运作的重要基石，理清全球能源产业格局的特征和态势意义重大。基于联合国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1990—2022年能源产业价值进行测算，揭示了全球不同产业环节的价值分配、非对称依赖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全球能源价值规模在时序上大致上呈现“缓慢—快速—缓慢—萧条”的发展趋势，与全球经济10年周期规律基本一致。② 能源小国高度依赖于能源大国，大国间相互依赖数值也有所上升，尤其是勘探开采环节依赖指数迅速增长，全球逐渐趋向于“共存共荣”的经济命运共同体。③ 中国、俄罗斯、沙特等国家的崛起，推动着全球依赖网络中的链主和枢纽转换，区域社团边界趋向模糊、权力等级结构开始迭代，冷战后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世界向多极化方向演进，全球能源秩序正深刻重组。④ 国家（地区）间能源产业依赖关系是国家（地区）主体差异、相对优势和多维邻近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贸易差距、企业差距、共同语言、历史殖民和合作组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驱动，地理距离呈现出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而经济差距、制度环境差异的影响并不明显。不同时期能源产业环节间的影响因素效能也存在明显差异。

作为沿海轴线和沿江轴线交汇枢纽地域的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演化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典型性特征，对其演化规律与理论模型的提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按照核心边缘结构理论，长江三角洲可分为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核心区和其余的边缘区，但由于位居江海之交，故边缘区中发展出了门户区，从而形成了核心区与门户区构成的空间结构类型。其中，核心区在早期以苏州为中心城市，在古代就形成了非常完善的5级中心地结构；在不同时期，门户区一直在发生变化，分别形成了古代以扬州为核心的运河门户群、近代以上海为核心的近海门户群和当代以宁波为核心的远洋门户群，所对应的通航等级分别为500 t、10000 t和200000 t。由此，在现有中心地理论和海港空间结构理论之外，长江三角洲的空间结构演化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演化模式，即中心地与港口门户的融合演化模式：早期是核心区空间结构的内生型演化，符合克氏六边形结构规律；进入近代以后，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类型的演化就不再是中心地主导型，而是转换成为门户主导型，且k = 3市场原则走向了k = 4交通原则。这样，对于中心地学说的过程性检验、城市中心性与门户性的功能属性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模式提炼，长江三角洲提供了全球最佳的实证检验与示范案例。

冲积扇是山区河流（或沟谷）出口常见的扇形堆积地貌形态。发育成熟、稳定的冲积扇是山区生产生活的良好区域，但同时也是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潜在易发区。冲积扇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环境、地貌演变动态和规律，促进山洪、泥石流灾害合理防控，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尽管国内外对冲积扇已开展大量研究探索，但多侧重于地貌形态、沉积历史/特征及环境反演，而对其发育机制及地貌效应等的揭示总体上仍较为滞后。本文系统梳理和总结目前冲积扇动力过程、发育机制及地貌动态研究的主要进展，包括当前研究的主导技术路线（野外调查和模型实验），扇体发育的主要/次要过程、流路改道机制、支流—主河相互作用，以及冲积扇发育对泥沙产输和地貌过程的影响；并探讨未来研究应加强的若干方面。冲积扇发育动力过程的野外原型观测目前仍较为薄弱，作为野外调查和模型实验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以拓展和深化冲积扇发育机制研究，促进对区域河流泥沙动态和地貌过程的科学认识。

中国西北干旱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和水文气候条件导致了复杂多变的流域洪水形成机制。在全球和区域气候变化影响下，该地区流域洪水的年际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仍不明确，制约了重点区域防洪减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本文基于中国西北干旱区58个流域1961—2017年实测年最大洪峰量级系列，借助统计检验和机器学习聚类方法，分析并揭示了该地区过去近60年流域洪水的形成机制、空间格局及年际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西北干旱区流域极端洪水频次和年最大洪峰量级均呈增加趋势，极端洪水频次最大增幅约0.84次/10a，年最大洪峰量级相较于多年平均值最大增幅约29%/10a，增幅较大流域主要位于天山东部和祁连山地区。西北地区流域洪水成因主要可分为暴雨型、融雪型和混合型3种，其中暴雨型和混合型洪水频次呈增加趋势，融雪型洪水频次呈减少趋势。洪水成因转换对年最大洪峰量级增加贡献最高可达38%，显著高于由单一水文气象要素变化对洪峰量级变化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强调从成因机制转变角度开展地理环境复杂地区流域洪水预测及变化归因的重要性。变化环境下的工程水文设计需要考虑洪水成因导致的洪水样本非一致特征对洪水频率分析的影响，从而为流域洪水风险管理及应对提供科学支撑。

在全球不确定性事件频发背景下，研究全球农产品供应链风险结构及其韧性水平，不仅可为中国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与市场、保障农产品进口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可发展典型产品跨越地理空间的风险韧性治理理论与方法，拓展资源地理研究。本文构建了包括供应、采购、运输、需求4个阶段和出口商、物流与运输部门、进口商3个环节的全球供应链分析框架，采用两阶段DEA和CoDEA模型方法，对中国典型进口依赖型农产品大豆的全球供应链风险和韧性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① 2000—2020年大豆进口供应链整体风险不断上升，风险主要来自需求和采购阶段，供应和运输阶段风险较小但有明显增长，与出口国的贸易关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大豆进口供应链安全的长期风险因子。② 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供应链整体韧性相比美国和阿根廷较强，显示了与巴西探索优化供应链协作的充分潜力。③ 大豆全球供应链风险韧性治理需区分短期和长期风险，短期视角下着重提升对区域减产、海运阻塞、贸易制裁等风险的应对能力，长期视角下着力探索战略层面的布局优化和系统构建，提升供应链话语权和掌控力。

本文回顾了“点—轴系统”理论与中国“T”字型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构架提出的社会背景，特别是不能再次实施国家发展重点“战略转移”的客观条件，强调了经济地理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学术贡献，以及为此所作的若干理念、思路、知识与方法准备。根据这一理论与模式在国家实践中的意义及学者们的评述，叙述了作为一名经济地理学者的成长历程和学术担当，以启迪学界秉持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城市化一直是发展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符合城市发展特征的区域发展战略和科学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可以有效引导城市群高质量协调发展，但城市化与发展战略是否匹配的问题在地理学上始终缺乏深度应答。此外，随着对农业和生态空间的管控愈加严格，既定的建设用地指标越来越有限，如何对建设用地进行合理分配对于区域资源要素配置十分关键，也关乎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文结合发展地理学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及“核心—外围”理论，综合考虑城市化的3个子系统（人口、经济、土地）和城市空间关联强度，分析“虹吸”和“辐射”效应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解读中国两大区域发展战略是否与城市群综合发展特征相匹配，并基于此完成了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指标的量化分配。结果表明：京津冀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与外围城市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表现出明显的“核心—外围”结构；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虹吸效应”逐渐减弱，北京市的发展首位度降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在研究时段内首尾5年的增长率由53.89%降低至10.60%。长三角“辐射效应”始终较为明显，呈现小区域多增长极带动的发展格局。随着城市化逐渐推进，京津冀呈协同发展趋势，长三角的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量化分配的结果对比政府自上而下的指标分配数据，其波动性降低，稳健性明显。本文从发展地理学视角证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发展战略与当前城市发展特征相匹配，并为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研究提供了实证支撑。

中山路最早出现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至今中国各地仍存有数百条中山路，并多处于城市繁华之处。本文针对这一极为罕见、跨越百年的地名命名现象，结合地名学、历史地理、GIS等多研究视角，全面开展1925—2021年中国县级及以上政区范围内中山路的建构历程及其时空特征研究，通过对中华民国报刊和地图资料的考订、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及OpenStreetMap等地名数据的获取，在历史GIS时空框架下采用空间量算、位置分析、可视化等方法，得出以下结论：① 中山路缘于对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纪念，中华民国时期共产生599条中山路，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省份、台湾、河南及陕西等地；② 现存中山路共653条，分布在中国除西藏、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其他地区；③ 通过空间量算可知，最长的是台湾中山高速公路，最短的是台湾新竹县峨眉乡的中山街，拥有中山路最长的为台湾台南市，最密集的则为上海市黄浦区；④ 与历史城墙的空间范围分析可知，1949年之前中山路多位于旧城镇中心地带，其后命名的中山路，有随着时间推移而远离城镇中心的趋势；⑤ 中山路的命名时间有4次高峰：一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命名以示纪念，二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海峡两岸庆祝光复，三是20世纪80年代恢复“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更改的地名，四是21世纪初为新修道路命名。这一跨越百年的中山路建构历程，凝聚着中华民族对孙中山的纪念及其精神的传承，是中国近代以来追寻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体现。本文的数据分析或将随着更多史料的挖掘以及计量方法的更新有待局部改进，但应不影响总体结论。

乡村吸引力是表征流动情境的乡村地域系统功能的重要指标，是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基于对乡村吸引力的研究进展与理论基础的回溯，从地理学视角建构乡村吸引力的理论框架，阐释其重要议题。① 乡村吸引力研究从对吸引力乡村的零散阐述和乡村吸引力的单维分析，转向城乡交互作用的乡村吸引力概念、机制与评价体系的探索。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引力定律与引力模型、人口迁移理论与吸引物权理论，可为乡村吸引力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观点启发。② 围绕乡村吸引力“是何—如何—因何—能何”等科学问题，朝向“理论发展—服务实践—方法指导”的框架目标，以乡村地理学时空综合理论范式及其方法体系为支撑，建构乡村吸引力的理论框架。③ 从时空过程视角，解析基于乡村地域系统本底的、空间交互作用的乡村吸引力概念内涵；依据乡村吸引力的概念内涵与测评原理，建构乡村吸引力的测度框架；从空间关联和尺度转换的视角，识别乡村吸引力的地域类型与空间结构；遵循系统思维思维和尺度思想，探究乡村吸引力的内生发展机理和外源嵌入机制；考量历史过程和空间异质性，探讨乡村吸引力的提升路径与政策建议。研究旨在推进乡村吸引力的“时—空—人—地”综合分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理论借鉴与政策启示。

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大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存量优化，多中心体系结构被广泛应用在空间规划的宏观结构引导中，对于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效率、缓解“城市病”和推进城市更新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城市多中心体系的空间绩效分析框架，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和密度梯度分析等方法，以杭州主城区为例，从4个空间绩效维度开展评估，探究城市内部空间组织规律和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杭州主城区当前主中心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呈现“强主副中心、弱次中心；老城集聚、外围离散、次中心分化”的发展格局，规划引导效果差异明显；② 城市核心区和主导发展方向上的中心绩效总体较高，空间形态上趋于“一体化”或“中心消融”；③ 活动密度绩效呈现低层级均衡状态，次中心和主导发展方向上的中心更均衡；④ 产业升级转型、重大设施建设引导多中心功能分化，中心功能的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格局显现；⑤ 出行效率绩效也同步呈现与多中心的一致性，就业多中心均衡性逐步显现；⑥ 中心体系演变受到历史路径依赖、自然地理特征、经济产业发展、社会需求升级和政府政策引导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尤其以政府行政力量包括发展战略、空间规划、资源配置政策、大事件驱动等的影响更为持续，且引导效应显著。未来应通过多中心体系功能的分工协同，从不同产业对空间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需求特征，空间适配综合型和专业型中心；利用重大事件与重大设施驱动机制，提升中心能级；还要关注微观主体需求，利用集聚经济效应和市场机制，保障自发形成中心的有序发育；通过政府行政力量和政策工具配置重要资源，提升外围副中心和次中心发展能级。

依据人地关系的类型差异，探索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与地域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主题，也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范式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融合知识扩散和社会创新等概念，提出了知识驱动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创新路径。本质上，“知识驱动”是通过科学知识或经验在乡村地区的生产、传播、反馈和再生产等，吸引不同主体参与创新行动，形成集体认同和乡村发展解决方案的过程性创新。机制上，“知识驱动”可建构乡村转型的新话语体系、赋能乡村地方主体、搭建超越地方的网络链接，推动乡村行动者网络重组，转变乡村内外部主体的观念、态度与行为，实现知识乡村地方发展的技术路径更迭。实践中，“知识驱动”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和多层级联动的复杂过程，包括知识或试验场搜寻、兴趣表达与扩散、集体学习与协调3个主要环节。当前需突破城镇化导向的“中心—边缘”思维定式，壮大城乡知识流动和创新的中介群体，畅通乡村地方与超地方主体的互动通道，推动乡村地方全面创新与现代化转型。

能源转型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能源供给安全的关键选择。但在多重目标约束下，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仍然较大。为此，本文从能源系统结构演化出发，对能源转型的基础概念、研究方法、问题挑战进行文献综述和探究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 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已由“技术”驱动转向“问题”驱动，且不同地区和国家能源转型进程差异明显，政策调控、技术创新、市场机制与主观行为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② 针对能源转型的量化研究主要集中于能源转型程度的评价及其趋势预测，但由于涉及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等多系统的耦合联动，模拟预测的“黑箱”效应较为突出。③ 已有研究对能源转型的经济、安全与社会效益认识存在分歧，能源转型挑战与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未来能源转型研究需兼顾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需要，采取多样化转型手段，注重供需协同、区域协同转型，持续加强多尺度建构—关联研究。本文旨在增进对能源转型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为地理学者开展能源转型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正在兴起的大规模低轨卫星星座（简称星链）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地理学研究范式变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推动地理学继定性地理、定量地理、数字地理之后迈入“星链智能地理”的新纪元。在“星链智能地理”的发展框架下，未来地理学研究可依托星链提供的高时空分辨率监测数据，在多尺度（特别是全球尺度）上精准捕捉地理要素的高时频动态变化；通过耦合物理模式和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自然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复杂过程、系统状态和界面变化的模拟实验，深化对变量耦合、多过程级联效应及遥相关机理等地理学核心问题的认识。为推动“星链智能地理”发展，亟须打造依托星链的新一代数据采集共享平台，无缝绘制全球地理资源要素“动态一张图”；构建物理和AI耦合的地理模拟器，实现地理要素、图景变化及影响的智能模拟预估。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对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深入分析中国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时空格局、驱动机理和发展趋势既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行政中心迁移规范化、科学化的前提。基于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中心迁移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有81起行政中心迁移案例，2003—2007年是迁移高峰期，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迁移多是短距离迁移，并以推动城市新区建设为主要目的，呈现出与地理中心相分离的特点。② 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国家政策、政府引导、权力分配、资源重组以及规划调整等因素的多维博弈，国家政策的调控和城市政府的引导是其中的关键。③ 在国家严控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下，城市行政中心迁移将继续强化传统驱动因素，同时适应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呈现生态治理、交通驱动及创新产业发展等新导向。应在保持行政中心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审慎考虑迁移的必要性，做好行政中心迁移的顶层设计，规范审批程序和分析论证环节，以推动城市全面发展。本文能为科学认识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规律和内在机制提供参考。

农村物流快递资源优化配置和科学管理是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也是交通强国、城乡交通一体化建设的重点。本文从驾车、步行双重视角，基于可达性和空间公平性，构建了农村物流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与公平性研究的分析框架。运用在线地图工具，以县级行政为基本单元，解析了中国44万个行政村点位到最近物流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揭示了农村物流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区域差异，并运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评价了县级行政单元农村物流末端配送网点分布的空间公平性。结果显示：① 农村物流快递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由沿海向内陆逐渐降低，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与社会经济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一致。② 对比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驾车与步行两种方式，物流快递末端配送网点可达性的城乡差距在出行时间、步行方式更进一步凸显。③ 农村人口分布及密集程度对物流快递末端配送网点布局呈现显著影响。上述发现将为农村物流快递末端配送网点布局提供科学支撑，对推进“以人为本”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大生产力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持续繁荣，也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本文通过收集历史文献、区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及灯光遥感等多源数据，借用MCR模型、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等技术方法，总结归纳了不同时期中国重大生产力布局及其空间形态。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重大生产力布局遵循了经济地理学集聚、扩散循环演变的规律，经历了均衡—分散—集中—协调—高质量优势互补的演变，具体表现为“156工程”向西部少数地理空间集中、“三线建设”中西部分散、东部沿海集中、向内陆梯度推进，但发展的重心始终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区域；② 重大生产力空间形态模拟结果遵循了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即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点（极核）、“点—轴”、“点—轴”体系（网络）不同空间形态，形成以沿海沿江“T”字型主骨架、其他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为补充的多级“点—轴”系统，推动国土空间向均衡发展；③ 中国重大生产力发展布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时而异，地缘环境影响了早期的空间布局，后来则是国家战略、政策与市场的合力使然；GTWR进一步揭示影响其发展布局的因素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本文围绕重大生产力布局及其空间形态的研究，可为当下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提供理论借鉴。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转型，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一个涉及多学科、多维度的复杂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与系统综述方法，从发展脉络、理论框架、模型方法、效应机制及调控路径等维度系统梳理中国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01年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被引入中国以来，该领域在项目资助、论著发表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得到蓬勃发展，通过热点分析发现研究从技术驱动转向政策与经济驱动，最终聚焦多功能协同与可持续发展；② 理论研究可分为描述—解释、过程刻画与诊断、互馈机制与调控3个层面，并形成了“显性—隐性”形态耦合的研究范式，转型测度方法呈现3S技术集成、数学模型模拟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立体化特征；③ 土地利用转型的社会经济效应表现为农户生计、要素流动和产业升级的级联响应，生态环境效应则呈现负向效应与正向协同效应的双向性特征；④ 从“要素—结构—系统”解析了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并从工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干预和多元协同治理多个维度探讨了其调控体系；⑤ 未来研究需通过理论与方法论创新，重点攻关转型测度的模型方法、互馈机制及优化调控等难题。本文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理论体系提供知识支撑，也为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决策支持。

北极勒拿河流域径流是北冰洋的主要淡水来源之一，对北极大气、海冰热力过程和海洋温盐环流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勒拿河流域径流的变化日趋显著。为探究勒拿河流域径流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本文使用M-K趋势检验分析了1975—2014年勒拿河流域气候及径流的变化趋势并通过构建耦合融雪冻土模块的abcd-cr水文模型，结合气候情景模拟和径流弹性系数分析，对不同气候情景下年和季节尺度的径流变化量及径流对气温和降水变化的敏感性进行了定量估算。结果表明：① 1975—2014年勒拿河年和季节尺度的平均气温均呈上升趋势；年及夏秋季的平均降水呈上升趋势，春冬季平均降水呈下降趋势；年及春、秋、冬季径流呈显著上升趋势，夏季径流呈减少趋势。② 气候情景模拟结果量化了降水变化和气温变化引起的年及季节径流的变化量。③ 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年径流随降水的增加而增加，随气温的升高而减少；降水变化对季节径流的影响与年径流类似，但引起的径流变化幅度在不同季节呈现显著差异，其中夏季径流变化幅度最大，冬季径流最小；气温变化对季节径流的调节相较年径流更为复杂，受蒸发的季节性与冻融过程的相互影响，春季径流随气温的增加而增加，其余季节径流随气温的增加而减少。

数字交通背景下，网约车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共同关注的重点论题。然而，目前仍缺乏从时空维度量化网约车对公共交通出行的影响，也未明确建成环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引入需求弹性理论与大数据技术，提出网约车出行替代效应时空测度方法，并发展了一种高效、动态、精细化的建成环境量化方法。运用随机森林和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重点剖析了影响替代效应的多因素非线性交互与时空耦合作用。成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① 出行效率是影响公共交通竞争力的关键。同一行程下的公共交通行程时间是网约车的2.0~3.5倍，其中需花费10 min的步行时间来完成最初/最后1 km，且需要0~2次换乘。② 中心城区的网约车出行对公共交通产生明显替代效应，工作日和休息日分别有28.69%和27.08%的网约车出行替代了公共交通，并在高峰时段明显增强。③ 目的地可达性对替代率的正向贡献度最高，其次为人口社会经济要素，城市空间形态和公共交通可达性对替代率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④ 建成环境对替代效应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交互特征，且阈值区间和交互影响强度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而差异显著。研究不仅突破了传统静态“空间-行为”研究局限性，也为城市交通出行优化和建成环境的精细化调控提供了应用参考。

从经济地理的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持续互动互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城乡、东西、中外三大关系来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将历史与地理结合起来，多尺度分析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1840—1949年间中外关系改变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城乡、东西区域不平衡和差距凸显。1949年后，中外关系和城乡、东西关系在趋于平衡中出现转折。1978年以来，全球化和多极化进程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城乡、东西、中外不平衡从加剧转向缓和，中国也迅速成为世界重要一极。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城乡、东西、中外不平衡发展且充满变数，处理好三大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外关系具有“U”型周期变化特征，区域和城乡关系也随之具有时空分异特征，未来将形成“H”型经济地理格局。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需要强化经济地理格局的研究，统筹城乡、区域和中外三大关系，整合新时代的空间发展战略，通过制度创新和人才资源赋能，重塑开放引领、由内而外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空间治理愈加强调对国土未来合理演化过程的设计，理性判读先发国家空间优化与调控中可能面临的共性问题和治理经验，是提高国土空间规划对未来预判能力的关键途径。本文从国家尺度解析1976—2021年日本国土空间时空结构、空间转型及空间冲突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在识别关键驱动因子基础上模拟日本未来国土演化趋势。研究结论为：① 1976—2021年日本城镇空间剧烈扩张的同时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但农业空间规模和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日本国土农业生产能力日益退化造成巨大粮食安全问题，同时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形平坦的平原和湾区集中引发了严重空间冲突。② 日本国土空间演化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全国经济波动和人口结构变化对国土空间演化整体方向未产生显著影响，但能有效改变演化的速率和进程。③ 多种情景下的模拟结果表明日本未来国土空间格局并不会发生结构性变动，农业空间将被持续侵占，伴随着乡村人口不断流失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其国家粮食安全危机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日本极有可能在未来10~15年联结东京—中京—近畿三大都市圈形成世界级的巨型老龄化城市群。

新时代乡村发展迎来重大机遇，但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显著。社会创新不仅是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内生动力，也是打破乡村“外源—内源”二元结构、实现乡村新内源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力量。研究在理论层面解读社会创新与乡村社会创新的概念特征，在实践层面梳理国内外乡村社会创新的实践演进，阐释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总结新时代乡村社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展望未来乡村社会创新研究的重点领域。结果表明，乡村社会创新的本质在于增强乡村社会的行动能力与实现可持续的社会效益，以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社会创新视角下的中国乡村发展历经初步尝试阶段、曲折摸索阶段、正式实践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创新通过创新触发、创新过程、创新表征和创新目标，积极助推乡村振兴和乡村新内源发展，乡村振兴也能反馈并加强乡村社会创新。针对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和实践需要，乡村社会创新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在于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新时代的乡村社会创新研究应着力于审视乡村社会创新的逻辑演进与理论探索、识别乡村社会创新的关键要素与隐形门槛、总结乡村社会创新的网络演化与驱动机制、实现乡村社会创新的动态跟踪与效应评估，以期为乡村振兴新内源发展的中国道路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参考。

随着经济从基于物质产品再生产向基于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再生产的转变，聚焦于传统有形物质产品因素的克鲁格曼核心—边缘模型已无法系统解释中国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现象和人才区域迁移机制。本文基于新空间经济理论构建了包含空间品质及其溢价效应的核心—边缘模型，研究发现：① 新空间经济学核心—边缘模型具有类突发性聚集、非对称维持点和完全自由贸易时空间并非无差异的新特征；② 非农劳动力倾向空间品质更高的地区，且空间品质差距越大则流动趋势越明显；③ 缩小空间品质差距需要综合考虑各区域的便利设施水平以及区内和区际旅行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未来促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需要科学认识空间品质对经济活动空间区位的影响作用，需要把握缩小空间品质差距的理论逻辑和重视空间品质的区域一体化建设。

“形流融合”是为理解人类活动高度集聚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当前对于地域空间格局研究逐渐由基于物质空间要素或要素流联系的单一视角，转向强调要素流动和物质空间要素的平衡与综合分析，但对形流要素的耦合协同与交互关系以及形流融合视角下的都市圈国土空间优化研究尚待深入探索。本文立足于“中心流”与“中心地”结合、人地互动关系等理论，对“形流融合”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剖析形流融合的内涵价值与内在作用机制，探索形流融合视角的都市圈国土空间优化研究框架与具体路径。本文认为，人地互动关系是形流融合的重要理论基础，形流融合是人地关系协调的重要表现，为理解人类活动高度集聚地区的复杂人地互动关系提供重要视角。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实践需求，探索建立形流要素融合分析的都市圈综合评价、空间布局引导、仿真模拟和优化调控体系，并从形流融合视角进行都市圈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形成要素流动与本地资源互动的都市圈协调发展路径。

基于产业转移视角，利用2004—2020年数据实证研究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分工的空间关系并构建空间OD模型检验城市分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产业分工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特征，且相较于转入地网络自相关性，产业转出地网络自相关性对分工的影响更强，而转出地—转入地网络自相关性对分工的影响为负；② 城市产业分工的网络自相关强度与产业转移“城市对”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关，也具有产业特征和时间阶段性，东、中部地区内部及相互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城市之间产业分工的网络自相关性更突出，空间流动性强产业及2012年以前城市产业分工的网络自相关性也更明显；③ 城市产业分工由多种因素驱动，空间距离、产业转出地与转入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人力资本储备、环境规制、能源消费结构、金融约束、创新能力等都会影响城市分工并存在溢出效应。因此，识别城市产业分工格局、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应关注产业转移及其网络依赖关系所产生的非对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