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漠化是中国西南岩溶山区面临的严峻土地退化问题。运用遥感技术精准提取石漠化信息是大范围动态监测的重要手段，而高分（GF）系列卫星为其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支撑。本文以贵州省普定县典型石漠化区域为研究区，基于GF-2、GF-6和GF-7遥感影像，对比分析了全卷积神经网络（FCN）、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BP神经网络以及线性光谱混合模型（LSMM）在石漠化程度提取中的适用性与精度。结果表明：① FCN模型在3种影像上的总体表现最佳，其总体精度分别达83.43%、78.59%与85.61%；② 0.65 m空间分辨率的GF-7影像提取精度显著高于0.8 m的GF-2和16 m的GF-6，表明空间分辨率是影响石漠化遥感提取精度的关键因素；③ 对于多光谱信息的GF-6影像，LSMM对基岩裸露率的反演精度最高（R² = 0.78, RMSE = 0.06），基于该指标的石漠化分类精度达83.17%，表明LSMM在此类多光谱数据上具有显著优势。综上所述，本文优选的石漠化信息提取方法与多源遥感数据组合，可为石漠化精细评价与土地退化评估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并为区域生态修复、耕地保护及环境管理决策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

高山林线树木径向生长对气候变化响应敏感，研究其生长动态对理解气候变化背景下林线生态过程与动态格局至关重要。本文基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沙鲁里山系8个林线点川滇冷杉树轮样本，采用修正负指数函数方法消除生长趋势建立标准年表，揭示树木径向生长对气候响应的时空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960—2019年间不同点位川滇冷杉径向生长的年际变化趋势高度一致：1981—2000年生长上升，2001—2019年则显著下降。川滇冷杉径向生长总体与温度正相关，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上年12月至当年4月（冬末至生长季初期）温度的影响；与降水、相对湿度相关性弱，但与帕默尔干旱指数（PDSI）相关性较强。川滇冷杉径向生长对关键气候因子的响应存在显著时空分异：在经度梯度上，对上年12月—当年4月温度响应及当年5—9月降水响应均随经度增加而显著降弱（P < 0.05）；海拔梯度上，对当年5—9月降水响应随海拔升高而显著增强（P < 0.001）。早期变暖促进了林线树木生长；但持续升温（尤其在东部地区）加剧干旱胁迫，导致近20年生长下降。未来该区域林线树木可能面临生长衰退加剧、死亡率上升的风险，进而驱动林线位置变动，需要加强生态监测。

人口收缩成为中国当前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现象，深刻影响未来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考虑到人口收缩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地理学视角下的研究对于科学认识人口收缩现象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人口收缩的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影响效应以及政策响应等方面回顾了地理学视角下的主要研究进展，并讨论了未来可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研究方向。① 可从规模—结构的综合视角深化人口收缩特征与演变规律的认知，并加强区域尺度未来人口收缩特征预测。② 建议从多尺度因素耦合、结构分异、动态变化等视角完善人口收缩形成机理的分析思路，加强不同发展背景区域人口收缩演变机制与分异特征的总结。③ 宜着重加强人口收缩影响效应的研究，分析人口收缩影响效应的区域分异和城乡分异特征，并从动态视角探讨人口收缩影响效应可能存在的转变规律。④ 深化不同类型区域人口收缩特征及其关联重点问题的探讨与对比，研究差异化的人口收缩应对政策，并加强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结果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未来人口收缩研究方向与思路，为后续人口收缩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支撑。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同提升。本文基于“量质协同”新视角，构建整合性的“水平—质量”理论框架，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研究区，利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协同演进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揭示2000—2022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时空分异规律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稳步提升，但水平低于全国均值，区域内部差异显著；② 空间格局呈现“下游领先，中游居中，上游最低”的梯度分异，中心城市辐射效应显现，但上游虹吸效应与下游北部滞后问题仍然存在；③ 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的协同演进性显著增强，“质量滞后”与“水平失衡”的两极分化现象转向协同发展；④ 城镇化发展模式由粗放型跃迁至最优型和失衡型，下游以最优型为主，中上游以失衡型为主，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潜力亟待释放；⑤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是自然本底、政府调控、市场调节协同驱动的结果，三者构成三元立体驱动体系，“创新+”驱动尤为关键。研究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美丽中国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美丽中国建设战略实施过程中，地理学充分发挥其综合性、区域性的优势，围绕美丽中国建设的科技需求，组织和承担“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科技工程”等重大科技任务，在主体功能区划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和区域联防联控、生态地理区划和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分区、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协同高效评价等方面，初步形成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地理学理论、方法体系和研究范式，为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和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美丽中国建设战略推动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迈向了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是国家层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伟大实践。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落实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新阶段，地理学应着眼于资源环境压力及空间差异，聚焦重点区域生态环境风险，开展综合防控研究；深化人地关系认知，推进资源承载力提升和高效利用研究；协调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开展全域美丽中国建设的空间体系研究；借助低轨星链、人工智能等发展智能地理，提升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能力，规划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分享美丽中国建设经验和加强“一带一路”绿色合作，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

蒙古高原地貌区划研究受限于范围界定模糊与指标体系差异。本文基于多源地理数据，确定成因机制主导与形态特征约束的蒙古高原范围界定原则以及地貌区划原则，采用自下而上合并与自上而下划分相结合的思路，利用耦合SOFM与Ward的混合聚类模型，系统划定蒙古高原范围边界并构建三级地貌区划方案。结果表明：① 蒙古高原总面积约283.02×10⁴ km²，分属于蒙古、中国、俄罗斯3个国家，范围上东起大兴安岭西麓，南抵祁连山—鄂尔多斯南界，西接萨彦岭—阿尔泰山系，北达斯塔诺夫高地南缘。② 地貌区划方案为3个一级大区、18个二级地区和66个三级区，揭示了构造隆升控制宏观格局、气候营力塑造微观分异的地貌空间异质性规律。研究可为蒙古高原生态安全评估与跨境资源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城乡等值融合是城乡之间基本实现人口互流互动、用地同价同权、产业同链同群、基础设施统配统建、公共服务同标同惠、生态环境共保共治、信息化同网共享的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追求的最终目标。城乡等值融合的核心实质在于城乡生活质量等值和生活幸福等值，可用不同类型的等值线表示，在城镇化发展和城市增长变大的不同阶段，城乡等值线的变化幅度与城乡融合程度各不相同，理论上经历了由平缓—变陡—再变平缓的演变过程。城乡等值融合量化指标包括城乡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城乡信息化5个等值融合维度31个指标。实证分析表明，1980—2023年中国城乡等值融合水平总体处在30%~60%的中等等值融合阶段，部分指标达到60%~90%的较高等值融合阶段，并朝等值融合水平高的方向发展。其中：城乡生活水平、城乡信息化总体处在较高等值融合阶段，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总体处在中等等值融合阶段，城乡生态环境总体处在30%以下的完全不等值融合阶段。总体来看，中国城乡等值融合之路还较漫长，城乡等值融合任务繁重，但等值融合前景看好。本文为推动中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

东南亚与中国地缘相近，华人移民众多。新全球化时代，总结两地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与最新实践，有助于推进跨国移民文化传播及其人地关系建构的研究议题。本文采用多案例的质性分析方法，聚焦英歌、凉茶和送王船3个“出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案例，融合传播学的控制论传播过程模式与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扩散模型构建分析框架，对中国非遗在东南亚的转文化传播过程与演化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出海”非遗经历了“文化传统的跨境随迁—主体交互的在地演化—反馈循环的文明互鉴”的转文化传播过程，并在空间上呈现“迁移扩散—扩展扩散—回流扩散”的跨地域扩散特征。转文化传播体现了文化与主体互动之间创新演化的过程，非遗的跨地域传播则反映了文化在空间上“延迟溢出”“本地化根植”和“时空环流”的动态机制。传播学与文化地理学的交融碰撞为总结文化传播实践在空间中的流动规律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地理学研究移民与跨地方、文化传播与跨地方的双向建构提供了抓手。而独特的中国文化全球传播模式也启发着新全球化的文化景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进程。

气候变化显著影响中国干湿过程与格局，直接关系农业和水资源适应性管理、土地荒漠化防治、空间生态修复等管理决策。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干湿气候要素变化，缺乏对地域系统动态演变及其非线性响应的定量揭示和解析。本文基于1961—2020年全国气象站点数据，系统量化干湿格局对气候变化响应的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1961—2020年6.98%的区域生态地理干湿区类型发生转变，其中4.95%的区域向相对更加湿润的类型转变。湿润区和半干旱区面积显著扩张，半湿润区和干旱区面积显著缩减。20世纪90年代后期湿润区和半湿润区变化趋势发生转折，其中华北湿润区收缩由降水减少主导，青藏高原则受潜在蒸散增加趋势驱动。同期干旱区退缩速率减缓，与华北西部干旱化以及西北地区变湿速率减缓有关，均受降水趋势的主导影响。研究揭示了气候变化下干湿格局的非线性响应特征，可为区域气候韧性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作物种植温室气体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1993—2020年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追踪调查数据（FORS）和团队一手调研的中国农村发展调查数据（CRDS），运用C-D生产函数、生命周期评价法分别核算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户作物种植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两者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当前技术条件和管理模式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作物种植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之间呈现反弹波动特征，最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意味着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已引发作物种植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反弹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和劳动力投入量均可以显著加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作物种植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影响；九大农区的异质性结果显示，各农区均呈现出与基准回归一致的反弹波动特征，但其拐点差异较大。基于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加强农民教育与培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并制定因地制宜的作物种植温室气体减排策略，在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警惕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反弹效应”。

乡村建设主要包括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和人居环境整治等内容，是协调乡村人地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工作，综合开展乡村建设的地理学研究可为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提供新的契机。当前中国在乡村建设领域投入力度较大，但仍存在明显短板和薄弱区域，亟待深化相关研究以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撑。本文基于对乡村建设研究进展的系统梳理，从地理学视角阐释乡村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现实需求，并据此展望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地理学研究重点，以及创新推进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乡村建设是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的系统工程，在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和可持续发展矛盾突出等背景下呈现多维度、多层次和差异化的现实需求。在研究层面，需整合跨学科知识，构建多目标、多层次、多主体协同框架，基于综合效应、实施机制、问题诊断等凝练乡村建设的差异化地域模式与优化策略；在实践层面，应积极探索更加充分的供需对接、规划引导、资金筹用、后续运维和成效评估机制，推进更包容、公平、高效和可持续的乡村建设模式，从而更为有效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厘清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时空发展差距与内源贡献特征，有助于为加快形成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决策依据。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利用多源数据与双重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2011—2021年中国282个城市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度，并采用机器学习回归预测与SHAP可视化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的时空动态与发展差距，对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度的子系统贡献与变量贡献进行了识别。结论为：① 研究期内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度的绝对水平不断上升，并呈现出“集群加强、腹地提升”的空间分布特征，部分城市实现了“从无到有”与“阶段转换”的突破性进展，但总体上仍处于由“培育形成”向“协调提升”的过渡时期。② 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度存在明显的“区块分割”特征。北方高值区主要为京津冀与山东半岛区域，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势头突出，东北地区呈现南北分化格局，西北地区将出现“锤形”低值区；南方高值区主要为长三角、珠三角、粤闽浙沿海与成渝地区，粤闽浙沿海及其临近区域的发展势头突出，长江中游至北部湾地区将出现“带状”低值区。③ 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经历了由“要素提升”引领到“要素提升”与“结构优化”共同引领的发展进程；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具有普遍最高的正向贡献；优化政策支撑结构与生产力布局结构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抓手。

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凸显，准确判断和认识这一矛盾的特征与变化对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与促进区域土地公平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城乡比较视角建立了土地利用相对公平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了2004—2021年中国291个地级市单元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的时空特征、障碍因子及提出了优化路径。研究表明：① 2004—2021年中国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综合指数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空间上表现为“全局分散、局部集聚”的特征并逐渐显现出“经济依赖”的趋势。② 2004—2021年LISA时间路径长度显示部分地区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的空间结构波动较大，弯曲度表明城乡土地利用公平具有较强的时空依赖性与地域差异性，移动方向揭示城乡土地利用公平变迁具有较强的空间整合性，LISA时空跃迁则反映城乡土地利用公平的时空跃迁兼具惰性与活性。③ 2004—2021年因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产业结构调整“城进村衰”等现象是导致城乡土地利用不公平的关键因素。④ 城乡土地利用公平优化应以资源要素均衡流动和结构功能优势互补为关键突破点，按照“健体制优机制、补短板强弱项”的途径，推动资源要素在多决策过程、多利益主体与多尺度空间中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

基于空间插值获取的网格气象数据在生态、水文以及陆面过程模型中有着重要应用。如何有效匹配气象要素的物理行为和插值方法的机理特征，从而最大化提高插值精度，是当前气象要素空间插值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薄盘光滑样条方法和随机森林方法以及高程、坡度、坡向、再分析资料组成的6种协变量组合构建了12种插值模型，对中国2000—2020年8个气象要素（最高气温、最低气温、降水量、地表温度、平均风速、相对湿度、表面压力和日照时数）进行了逐日插值与方法对比。结果表明：① 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地表温度、相对湿度和日照时数的适宜插值方法为以高程为协变量的薄盘光滑样条法，降水量、平均风速为以高程为协变量的随机森林法，表面压力为以高程、坡度、坡向为协变量的随机森林法；② 最低气温和地表温度在冬季适合以高程、坡度、坡向为协变量的薄盘光滑样条法，表面压力在春季适合以高程为协变量的薄盘光滑样条法，其余要素在各季节保持不变；③ 不同方法对最高气温的模拟精度存在区间偏好，随机森林在日最高气温< 15 °C时的精度高于> 15 °C，薄盘光滑样条相反。

城市行政等级决定了城市的资源动员能力和人口流动方向，行政城市也是政策执行主体。鉴于以往文献较少从城市行政等级角度开展人口流动格局分析，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了人口跨城市行政等级迁移的格局与迁入地城市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按照城市行政等级从低到高排序，人口向上迁移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空间上，以向东部地区的跨地区迁移为突出特征。对多次迁移人口而言，后续迁移以同级迁移和地区内部流动为主，向下迁移占比提升，超过向上迁移比例；首次迁移中被优先选择的一般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占比在后续迁移中有所下降，而县级市（县）、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的占比上升，显示出首次迁移试错之后的重新定位。经济原因构成了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户籍地影响了迁入地城市选择，反映出人口流动受择业竞争力、就业偏好、生命周期和户籍地路径依赖的影响；迁入地城市选择也与迁移范围有关，省内迁移更加偏好省会城市，而跨省迁移选择直辖市的可能性最大。本文为人口迁移理论提供了城市行政等级起作用的证据，显示出与Ravenstein经典的阶梯流动理论不同的格局，也深化了人口推拉理论的内涵。研究结论对于落实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具有启示价值。

绅士化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城乡治理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前沿议题。积极响应并参与到国际和国内学界的广泛争鸣中，提出“中国式绅士化”的学术话语，并对其历史沿革、概念边界、研究方向、理论价值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和反思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比较东西方语境的异同，从“全球东方”视角重新定位中国式绅士化，对国家—社会关系下中国“士绅”阶层的历史沿革和现当代身份展开分析。中国的绅士化研究要掌握“动态性”“尺度性”和“过程性”3个基本方向，即动态理解“城市权利”的时空变化、多元认知城乡治理的尺度关系、系统考察本土经验的历史沿革。扎根于“全球东方”和中国独特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中国式绅士化的内在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将超越西方绅士化研究的典型范式，为国际学界做出特殊贡献。当前中国的绅士化已经引致了比“全球北方”更加深远的社会空间效应。深刻考察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新时期，探讨“全球东方”和中国语境下城乡治理与居民福祉的实现途径，并开展与西方话语的充分比较与对话，已经成为国际上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话题。鉴于此，研究者应当以开放而严谨、批判而科学的方式重新思考中国式绅士化，力争为绅士化这一历久弥新的研究领域做出基于本土经验而不囿于本土语境的积极贡献。

基于1986—2023年人文地理学科代码下申请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的基金项目，从研究的方向和主题、项目依托单位的空间分布、优秀学者人才结构等角度分析了中国人文地理学近40年来的学科发展态势。研究发现：① 研究期内，尽管获批的人文地理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和金额快速增长，但相较于地理科学其他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在影响力和项目资助体量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② 城市地理和乡村地理（D0109）和经济地理（D0108）申请代码下获批的项目数量和金额相对较多，但是近年来增长有限；旅游地理是人文地理方向（D0110）申请代码下的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地理、行为地理和政治地理成为新兴的研究方向。③ 基金项目出现了时空行为与生活质量、社会空间和流动性、创新网络、城市网络、乡村振兴、地缘政治、碳排放等新兴议题。④ 不同单位获批的人文地理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大体服从帕累托分布，且在空间上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以东。⑤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优秀学者数量不多、女性人才偏少，下属分支方向人才不够均衡。本文围绕提升学科的对外影响力和学科内部的共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指出了未来学科发展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中国大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内部空间分化和社会隔离加剧导致环境风险在不同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分布不均，进而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与福祉。本文选取上海、广州和成都作为案例城市，基于排污许可证信息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从社会和空间两方面定量分析环境风险分布的不平等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降维捕捉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并运用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不平等空间分异与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低学历人群和外来人口更易暴露于较高的环境风险，且这种不平等从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增。3个城市环境不平等的空间分布差异源于各自重构过程与发展轨迹，形成了环境剥夺型、局部改善型、最小影响型3种模式，反映了城市发展从资本驱动向政府引导的社会正义转型。本文指出在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策略时，需考虑到城市空间发展的全局性和动态性，以确保各地区居民公平享有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效益。

梯田是山区特有的农业景观和优质的耕地资源，具有强大的生产和生态功能，是山区农户宝贵的生计资产。作为一种耕地资源，梯田的优质性来源于坡改梯等土地改良过程中投入的大量物力和人力，形成了较高的地力资本，其经济本质为土地增值。近年来，山区耕地资产贬值现象普遍，而梯田地力资本价值如何变化尚不清楚。因此，本文基于土地资本理论，在明晰梯田地力资本价值内涵的基础上，从土地经济生产能力和边际化两方面构建诊断框架，利用全国山区问卷调查和文献荟萃分析数据，揭示其变化趋势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梯田地力资本呈贬值趋势，尤以东部地区为甚；按照1995年不变价，1996—2020年间反映梯田地力资本价值的级差租金从初期的793.2元/hm²降至末期的441.88元/hm²，降幅44.29%。梯田相对坡耕地的增产效应呈下降趋势，北方土石山区较黄土高原区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梯田地力资本带来的经济收益已难以弥补维持梯田独特功能所需的成本。因此，应积极探索现有梯田的充分利用途径，慎重推进新增坡改梯工程。

“自然—社会”水循环系统的变化引发了水文、气象等时间序列的非一致性，此时采用传统的工程水文计算方法，将会影响水资源规划管理、防洪抗旱决策等的准确性。因此，可靠的（非）一致性检验方法至关重要。为解决现有方法易产生误判的难题，提出基于相关系数的水文（非）一致性检验方法（CT）。该方法通过离散小波变换提取水文序列的高频纯随机成分，以纯随机成分与原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为依据，判别序列的（非）一致性。统计实验显示，与Bartels检验等方法比较，CT方法可显著降低存伪率，且随序列增长，判别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增强，尤其是对于非一致性序列表现更好。以1956—2020年间中国十大水资源一级区的地表水资源量为例，采用本文提出的CT方法判别，结果显示，东南诸河区、长江区、淮河区、珠江区及西南诸河区5个区域的地表水资源量序列表现出一致性，而松花江区、海河区、黄河区、辽河区及西北诸河区5个区域则表现出非一致性。结合已有研究结论，分析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等外部驱动因子影响，间接证实了CT方法所得结论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