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人地关系的类型差异,探索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与地域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主题,也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本文在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范式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融合知识扩散和社会创新等概念,提出了知识驱动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创新路径。本质上,“知识驱动”是通过科学知识或经验在乡村地区的生产、传播、反馈和再生产等,吸引不同主体参与创新行动,形成集体认同和乡村发展解决方案的过程性创新。机制上,“知识驱动”可建构乡村转型的新话语体系、赋能乡村地方主体、搭建超越地方的网络链接,推动乡村行动者网络重组,转变乡村内外部主体的观念、态度与行为,实现知识乡村地方发展的技术路径更迭。实践中,“知识驱动”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和多层级联动的复杂过程,包括知识或试验场搜寻、兴趣表达与扩散、集体学习与协调3个主要环节。当前需突破城镇化导向的“中心—边缘”思维定式,壮大城乡知识流动和创新的中介群体,畅通乡村地方与超地方主体的互动通道,推动乡村地方全面创新与现代化转型。
“形流融合”是为理解人类活动高度集聚地区复杂人地关系所提出的重要概念。当前对于地域空间格局研究逐渐由基于物质空间要素或要素流联系的单一视角,转向强调要素流动和物质空间要素的平衡与综合分析,但对形流要素的耦合协同与交互关系以及形流融合视角下的都市圈国土空间优化研究尚待深入探索。本文立足于“中心流”与“中心地”结合、人地互动关系等理论,对“形流融合”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剖析形流融合的内涵价值与内在作用机制,探索形流融合视角的都市圈国土空间优化研究框架与具体路径。本文认为,人地互动关系是形流融合的重要理论基础,形流融合是人地关系协调的重要表现,为理解人类活动高度集聚地区的复杂人地互动关系提供重要视角。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土空间规划实践需求,探索建立形流要素融合分析的都市圈综合评价、空间布局引导、仿真模拟和优化调控体系,并从形流融合视角进行都市圈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形成要素流动与本地资源互动的都市圈协调发展路径。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新动能为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创造了新机遇,面向数字时代的空间治理新模式可为保障乡村现代化提供新路径。新时期乡村空间数字转型呈现出虚实空间融合和多尺度流动性趋势,面向乡村现代化的“三农”发展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建构面向乡村现代化的数字乡村空间治理框架和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理论建构→内在机制→路径突破”技术路线,探究了面向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数字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研究发现:① 数字乡村空间治理是基于新技术和新需求开展的创新性空间开发与用途管制的治理过程,旨在推动乡村空间价值最大化和价值流向合理化,创新多元主体参与方式,开拓乡村空间运营新模式。② 优化人地关系的物质空间治理,协调城乡关系的空间价值治理,融合虚实关系的空间流动治理,构成了现阶段数字乡村空间治理的主体内容;通过数字乡村空间治理完善数字治理基座、拓展主体参与空间治理的新模式,完善空间价值实现新方式为中国乡村现代化贡献新力量。③ 中国乡村现代化包含乡村生产体系现代化,城乡关系现代化,组织体系现代化。④ 数字乡村空间治理从完善空间人地关系、价值体系和流动体系出发为空间开发模式多样化,空间价值转化渠道多维化,农民组织体系多元化创造条件,支撑中国乡村现代化。⑤ 基于数字乡村空间治理的“三农”协同发展路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乡村统筹治理路径,开辟了迈向乡村现代化的新路径。本文有利于厘清数字乡村空间治理与乡村现代化的内在关系,也可为数字时代乡村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城乡视角下对地形进行多尺度分异研究,提出地形多尺度融合的路径,对深入理解、利用、保护地形具有重要价值,也对促进区域发展具有意义。本文基于尺度、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融合等理念的理解和拓展,提出了城乡地形融合的理念,阐述了城乡地形融合的内涵、实现路径、实现理念、实现步骤等,并以句容为例开展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城乡地形融合本质是一种发展理念,其包括物质性融合—城乡地形景观连通、非物质性融合—城乡地形(带来)生态共享两层具体内涵;其中,物质性融合是非物质性融合的基础。城乡地形融合实现需要制度设计和廊道设计两个维度的支撑,其实现理念贯穿了大尺度到微尺度的嵌套过程,其实现步骤分为融合基础评价和融合廊道构建。② 基于融合基础评价的结果和融合廊道构建的可行性,本文初步给出了句容城乡地形融合的简要制度框架,并以生态休闲理念为例,设计了简要的融合廊道。句容城乡地形融合实现了城乡地形景观连通、城乡地形(带来)生态共享、地形充分利用与保护等目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研究结果可为地形开发、利用、保护提供新的理念,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的启示,也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和理论依据。
中国空间治理愈加强调对国土未来合理演化过程的设计,理性判读先发国家空间优化与调控中可能面临的共性问题和治理经验,是提高国土空间规划对未来预判能力的关键途径。本文从国家尺度解析1976—2021年日本国土空间时空结构、空间转型及空间冲突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在识别关键驱动因子基础上模拟日本未来国土演化趋势。研究结论为:① 1976—2021年日本城镇空间剧烈扩张的同时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但农业空间规模和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日本国土农业生产能力日益退化造成巨大粮食安全问题,同时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形平坦的平原和湾区集中引发了严重空间冲突。② 日本国土空间演化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全国经济波动和人口结构变化对国土空间演化整体方向未产生显著影响,但能有效改变演化的速率和进程。③ 多种情景下的模拟结果表明日本未来国土空间格局并不会发生结构性变动,农业空间将被持续侵占,伴随着乡村人口不断流失和老龄化程度加深,其国家粮食安全危机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日本极有可能在未来10~15年联结东京—中京—近畿三大都市圈形成世界级的巨型老龄化城市群。
大城市在产业转型升级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本文以2006—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为研究样本,从城市标度律的视角探索城市产业转型与人口规模的基本关系及演变规律。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产业发展受产业整体发展趋势和城市人口规模变化的影响,产业标度因子与产业区位商间的对应关系得到验证:大城市(人口规模排序前5%)的特征产业有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其标度因子为超线性;小城市(人口规模排序末75%)的特征产业有农、林、牧、渔业、采矿业等产业,其标度因子为次线性;人口规模排序为5%~25%的城市产业结构介于前两类城市的过渡阶段。② 以中国证据验证了城市产业演进规律,平均产业重演指数为0.49,平均城市重演指数为0.38。城市产业结构随城市人口规模“梯度转移”,大城市带动产业升级,并对小城市形成辐射带动效应。研究结论对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具有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的连锁网络模型方法,基于1935年《全国银行年鉴》所载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和票号钱庄2702所(1397家)近代金融机构数据,构建了基于金融业的近代中国城市网络并分析其网络特征、空间结构和凝聚子群分布,最终运用广义线性回归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基于金融业的近代中国城市网络由中资银行主导,其次为外资银行和票号钱庄。② 在网络联系强度方面,中资银行的城市网络联系形成以“(上海—南京)—(天津—北京)”为顶点的发展轴结构。外资银行的城市联系网络重心在沿海和东北地区。票号钱庄联系网络呈现离散分布。③ 在凝聚子群方面,中资银行城市网络的0子群覆盖长江以北与沿海省份,长江以南遗存多个省域子群。外资银行城市网络分为东北地区与沿海各省两大子群。票号钱庄城市网络子群空间范围差异较大,子群间多处重叠。④ 相较于近代埠际贸易网络,基于金融业的城市网络南北分布更加均衡,整体上空间分布也更为整合;较之基于金融业的现代城市网络,近代网络顶点分布更集中,并更多地与政治中心重合。⑤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特权,民族资本的繁荣和新式交通条件是影响基于金融业的近代城市网络的重要因素。
创新产出是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且日益受到创新合作的推动。经典的“蜂鸣—管道”模型区分了本地和外部合作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但针对二者作用关系的实证研究较为薄弱。基于2010—2019年中国城市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和专利合作数据,采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城市内外创新合作对创新产出的驱动作用,并分析其作用在不同时期和城市类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的创新产出与创新合作水平均取得了较大进步,整体经历了从依赖于“蜂鸣”(城市内合作)的内生式创新增长模式向侧重于“管道”(跨城市合作)的外向式创新合作模式的显著转变。“蜂鸣—管道”对城市创新的推动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在不同地域环境、发展阶段、等级层次的城市中表现出差异化的影响机制。研究认为“蜂鸣”的培育为城市创新要素的集聚和创新成果的产出提供了原动力,“管道”的成型进一步为城市知识基础的更新和创新复杂性的提升注入了新血液,两者在路径依赖式的演化过程中巩固形成城市内外联系的稳定结构,在协同共振的相互作用下促进了彼此的繁荣。本文将“蜂鸣—管道”理论应用至城市尺度,并揭示了城市内外创新联系作用关系的演化机理,有助于深化对城市创新影响机制的理解,并指导城市创新合作的空间实践。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本文聚焦于复杂空间网络视角,在构建改进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基础上,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构建空间关联关系矩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3—2021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产业协同集聚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刻画,并进一步结合区域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探究空间相互作用论、资源场论下关联网络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指向性特征未发生变化,区域差异趋于收敛,非均衡分布格局得到改善。②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逐渐呈现出多线程交织的复杂网络形态,整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空间关联性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网络连通性较好、结构稳定性不断增强,个体网络中“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显著。③ 东部地区主要为“净受益”和“经纪人”板块,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为“双向溢出”和“净溢出”板块,空间关联网络以板块间的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为主。④ 空间邻接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劳动力投入水平差异等因素共同驱动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关联网络,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是产业协同发展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本文从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入手,针对目前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AUP)和可视化效果不佳等构建了综合性的测度方法体系。利用该方法体系以北京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协同集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演变过程和特征。结果表明:① 2018年行业对的集聚跨度的极差为34 km,集聚强度的平均值为0.0858,相比2008年集聚范围更分散,集聚强度有所降低,但设备制造业、科学技术、信息传输服务等知识密集型行业对则更倾向于协同集聚;② 2008年协同集聚水平较高的行业对集中分布在城市核心区,2018年则沿着交通干线向外围地区扩散,形成“多点集聚”的分布形态,并大致与北京市规划的两业融合示范园区相对应;③ 综合来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呈现集聚强度下降,但中高度协同集聚的网格分布扩大,区域间的非均衡性缩小,空间分布得到优化,工业园区、交通可达性和信息技术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美贸易战全球地缘政治危机背景下,地缘政治与新风险的互动成为GPN 2.0研究的新方向,研究领先企业的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进程、战略反应和完整的因果解释动态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利用2023年在上海、深圳、东莞调研的华为及其供应商32家企业访谈数据,研究了在当下中美地缘政治危机中最首当其冲的领先企业华为,从全球生产网络向部分国内生产网络的重构过程,尤其关注了它由深圳向东莞的产业再转移过程中的空间逻辑、区域再布局、行动动者策略和因果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华为重组的行动者战略主要有3种,一是基于龙头企业带动效应的企业间控制,二是寻求替代性战略伙伴的企业间合作,三是华为与深圳、东莞地方政府议价的企业外博弈战略。重组的焦点分别围绕着地理邻近性、战略联盟的国产替代、土地与房地产、5G市场展开;② 华为重组的动态因子有3种,一是成本—能力比率,主要考虑到降低土地成本和重新优化研发总部、华为南方生产基地、人才培训和员工配套职能;二是市场动因,以ToB为核心开拓国内新的5G市场,形成3大业务集团+5大军团模式,以深圳和东莞的智慧城市项目为主开拓本地市场;三是中美贸易战的风险环境推动了华为扶持国内多元产业链条;③ 华为重组的行动者战略与因果机制有着紧密的互动,风险环境驱动华为的企业间控制,市场动因和风险环境影响华为的企业间合作,优化成本—能力比率和挖掘5G/房地产市场又是华为与地方政府企业外博弈的核心。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明晰乡村的主体性水平,从乡村主体性视角透视乡村地域系统的发展水平与影响路径,对理解当前乡村社会“主体在场”与“主体缺场”并行逻辑下如何更好地推进乡村人地关系的适配与协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西阳朔县漓江和遇龙河两河流域20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在探讨乡村主体性概念框架、建立乡村主体性影响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熵权TOPSIS法,测度乡村主体性水平及乡村发展水平,进而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究乡村主体性对乡村地域系统协调发展的多元影响路径。研究表明:① 乡村主体性理论具备推动乡村地位回归的话语意义、奠定乡村本体内涵的概念意义及明确“农民主体性”的动力意义,可解构为主体类型、主体意识、主体行动3个维度;② 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主体性水平较为均衡、各维度水平的空间分异显著;③ 乡村地域系统包括人口、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资源五大子系统,阳朔县两河流域乡村处于中低发展水平;④ 乡村主体性单个要素并不构成影响乡村地域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必要条件,乡村地域系统高耦合协调度的组态路径以乡村主体性充分型为核心,乡村地域系统低耦合协调度的引发以乡村主体缺失型路径为主。
着眼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安全性,从政商环境与政治倾向两个维度剖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地区)地缘环境。结果显示,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略有改善,但空间差异较大,呈现东西两端较好、中部较差的格局;各国家(地区)政商环境无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但有微弱的向好的同质化趋势,其中低分值国家(地区)主要位于前独联体国家、中东及中南半岛地区,这些国家(地区)彼此关联较弱,表现出“同而不和”的特征,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宜集中连片突破。政治倾向评价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治分化明显,对华态度不一,且随着对华态度的升温,政商环境呈下降态势。二者的负相关表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地区)相对而言政局动荡、经济落后,他们希冀借力“一带一路”实现本国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在充分考虑投资安全的同时,需积极宣传中国价值观,争取更多政商环境良好国家(地区)的支持和参与。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商环境落后及政治分化的现实存在,中国迫切需要探索符合“一带一路”地缘模式的地缘政治理论,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同时通过重塑地缘战略叙事重夺政治解释话语权。本文关于政治倾向性的定量评价研究,为国别与区域政治分化研究提供了初步探索,也为推进地缘环境研究提供参考。
延误模式反映了机场之间空间交互关系与特征,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静态或单一机场延误模式探索,忽视了机场延误的复杂非线性动态变化特点。本文提出机场延误模式动态时空异质性分析框架,通过延误网络构建、Gi*统计、Mann-Kendall趋势检测、网络节点影响力测度构建PageRankCube模型,对中国247个机场2021年10月约35万条航班记录捕捉进港延误、离港延误、飞行延误3种延误影响力网络的时空异质性模式。研究发现:① 机场延误影响力的共性时空模式呈现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高置信度冷热点多中心聚集,较低置信度冷点分散分布的特点;② 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与成都等大中型国际机场形成连续、增强的高延误时空影响力;东北地区、中部西部地区的中小型机场时空上呈现持续较低的延误影响力;③ 相较于离港延误网络,进港延误网络在时空分布上展现了更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飞行延误与进港延误两种网络之间的时空异质性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④ 增强热点型机场不仅具有强大的延误影响力,且易成为引发或传导大面积延误的关键环节;持续冷点型机场呈现出离散边缘化的结构特征,展现出“小世界”的网络特性。本文克服了传统静态延误模式分析的局限性,实现延误模式的动态时空异质性捕捉,为航空管控策略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数字交通背景下,网约车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共同关注的重点论题。然而,目前仍缺乏从时空维度量化网约车对公共交通出行的影响,也未明确建成环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引入需求弹性理论与大数据技术,提出网约车出行替代效应时空测度方法,并发展了一种高效、动态、精细化的建成环境量化方法。运用随机森林和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重点剖析了影响替代效应的多因素非线性交互与时空耦合作用。成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① 出行效率是影响公共交通竞争力的关键。同一行程下的公共交通行程时间是网约车的2.0~3.5倍,其中需花费10 min的步行时间来完成最初/最后1 km,且需要0~2次换乘。② 中心城区的网约车出行对公共交通产生明显替代效应,工作日和休息日分别有28.69%和27.08%的网约车出行替代了公共交通,并在高峰时段明显增强。③ 目的地可达性对替代率的正向贡献度最高,其次为人口社会经济要素,城市空间形态和公共交通可达性对替代率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④ 建成环境对替代效应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交互特征,且阈值区间和交互影响强度随时间的动态变化而差异显著。研究不仅突破了传统静态“空间-行为”研究局限性,也为城市交通出行优化和建成环境的精细化调控提供了应用参考。
风景廊道作为一种新型旅游载体,具有更丰富的要素组合、更开放和更广阔的生计空间,在带动沿线共同富裕、推动区域生计转型和增强农户可持续生计上优势显著。本文从共同富裕目标出发,以皖南川藏线为案例地,基于网络数据、访谈数据和游客调查数据,动态考察了廊道旅游地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和农户旅游生计变化,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典型廊道旅游地具有多重空间层次结构,由通勤公路、特色体验路段、风景资源、景区、节点、衍生微吸引物和乡土生态环境7要素构成。② 廊道旅游地发展一般经历通勤阶段、景区带动阶段、主廊辐射阶段和藤蔓网络阶段4个阶段,并且在藤蔓网络阶段,乡土生态环境成为核心吸引力。③ 从总体富裕维度和成果共享维度上看,廊道旅游地具有显著的共同富裕效应,并且阶段差异和时序差异明显。④ 农户旅游生计随廊道旅游地发展而变化,表现为生计资本结构性变化、生计策略复合型趋势、生计脆弱性被动式转向以及生计政策适应性调整,以生计稳定性、可获得性和可持续性为表征的生计结果得到显著改善。⑤ 区位、政府政策、共建机制等社会因素以及高程、坡度等自然因素是廊道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政府政策处于核心位置并对其他因素施加影响。
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响应全球气候变暖挑战、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的迫切需要。依据自然资源地带性分布规律因地制宜培育的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是秉持生态优先原则,遵循冰雪资源的价值转化机制,释放其生态、经济和社会多重效益的先进生产力,具备冰雪资源开发科技驱动性、冰雪产业全要素—全产业链融合协同性、冰雪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导向性的特征。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根植于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将科学技术创新、生产要素重配、产业转型升级“三大催生”要素与冰雪自然资源禀赋约束紧密相连,扩展冰雪经济内生增长边界,以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发展形塑新型生产关系,探索“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集约发展和绿色低碳的转化路径。中国冰雪经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聚焦推进高标准的冰雪资源开发保护、高水平的“人地”关系调和与区域协调发展、强韧性的全产业链布局以及高质效的“双循环”新格局,其实践路径涵盖生产要素的整合、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优化、产业发展的融合及生产关系的适配等关键维度,推动中国冰雪经济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