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以时空大尺度宏观结构性分析见长，欠缺对居民日常移动性和生活领域多样性的考虑，而时空间行为研究则可以弥补居住空间分异粗粒度、单维度、静态型“简化”分析的不足。针对当前中国大城市内部日趋复杂、快速嬗变的社会空间结构，为更加细致刻画和真实揭示城市社会空间现象与问题，有必要推动居住分异与时空行为两种研究范式相向渗透与互动融合发展。在分析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范式转型的时代诉求、初步构想与支撑条件的基础上，探讨实现融合式社会空间研究的逻辑思路、理论框架、重点内容和关键技术。提出依托“数智化”时代和AI技术支持下的手机用户画像等新型数据源，以高分辨率空间作为数据聚合与分析的基本单元，在反映传统居住领域和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基础上，不断搭载工作、休闲、消费、交通等不同生活领域的线下线上多维度属性数据；通过开展基于多维属性与可变尺度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突破传统居住空间分异研究范式，逐步创新完善具有多领域融合、多维度综合和多尺度叠合特征，兼顾“人”“地”要素和“动”“静”模态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新范式。

城乡连续体既是城乡关系发展的一种理论范式，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一种新质空间，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城乡连续体”理论范式，探究城乡连续体作为一种空间实体的概念内涵与特征，构建“外在结构—内在系统”的分析框架，提出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的科学问题。研究认为：① 全球城乡关系形成“相互依存—对立分离—城乡融合”的实践进程，呈现由“朴素理想主义的城乡关联”到“城乡二元结构”再到“城乡连续体”的理论范式转变。② 城乡连续体是介于城市地域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之间，受“自上而下”的城市辐射力和“自下而上”的乡村推动力协同作用，存在产业结构协调化的经济融合、人口双向流动的社会融合、土地利用混合化的空间融合、居民认知差异缩小的价值融合等城乡融合形式，以城乡连续性、时序演化性、城乡系统耦合性等为特征的新质空间。③ 未来研究亟需关注以下方面：深化城乡连续体的识别研究，探究不同区域、不同尺度、不同类型城乡连续体的演化过程和演化机制，为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针对全球要素快速流动下的复杂城乡互动现状，开展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机制研究是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课题。本文在系统梳理星球城市化和乡村化等理论前沿的基础上，结合城乡融合研究的“过程转向”趋势，尝试构建基于星球思维的城乡融合研究新范式，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城市化和乡村化的动态纠缠，也即二者在日常实践意义上的双向渗透。基于星球思维的城乡融合解释框架通过关系、空间、伦理的三重认知跃迁，为城乡融合实践过程提供了超二元、超地方和超人类的新理解，主张用包容性认同重构城乡二元叙事，用联系性视角理解城乡地方联结，用可持续视角拓展城乡人地关系。结合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空间生产逻辑与人地协调的星球责任，从制度、话语、实践3个层面解构了中国独特的城乡交互过程，认为跨尺度主体通过政策干预、公共参与和日常实践等共同推动了城乡地域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维度的深度融合，并通过星球层面的转译、响应和累积过程实现从地方到星球的尺度跃升。最后，本文在概念和行动层面构建城乡融合的星球解析框架，尝试从城市性与乡村性的多维社会表征和跨尺度主体共同实践相互塑造的角度理解城乡融合发展过程，通过调控不同空间范畴人类与自然空间的相互作用，探寻城乡地域系统协同演进的可持续新路径。

单个地块多功能兼容利用是增加土地利用多样性和配置效率，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关键途径，但当前少有对农村居民点兼容性利用的系统解析。本文将农村居民点内部地块解构为多功能复合的异质性空间单元，引入土地兼容性利用概念，探索性地提出农村居民点兼容性利用的内涵，构建以“机理—效应—配置—保障”为逻辑主线的研究框架。农村居民点兼容性利用是在保持地块主导功能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功能复合和空间布局优化实现辅助功能弹性嵌入的新型土地利用模式，具有产住功能复合性、动态适应性及兼容弹性不足等特征，该模式可融合兼容结构和兼容强度双重维度进行评价。农村居民点兼容性利用是“主体需求—资源约束—产业融合—政策赋能”多维因素驱动的结果，在提升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促进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具有显著效应，可通过设置地块兼容性标准和制定兼容性土地分类系统指导其配置优化，从规划审批、功能变更、确权登记、动态管控等方面构建全流程、系统性的保障体系。本文在理论上扩充农村居民点转型研究内容及土地兼容性利用理论的应用领域，在实践中为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村庄兼容性规划、指导农村建设项目落地布局提供依据。

创新活动的本质已从单一主体的线性行为演变为多要素并发交互的多元事件。本文突破传统复杂网络分析的二元范式，引入超图理论建立了融合技术扩散、产业合作与区域协同的多层创新超网络理论框架，阐释了多层创新超网络的拓扑结构生成机制，通过定义层间映射与超边关联，从系统论视角解析创新要素的跨层流动与非线性演化机理。典型区域的分析验证发现：多层创新超网络能够有效表征创新系统的层级嵌套性与非均衡小世界属性；各子网络呈现出不同的拓扑逻辑，技术层表现为自组织集聚，区域层发挥骨干支撑作用，而产业层则呈现离散松散特征。基于理论框架的诊断逻辑能识别系统内部的结构性断层，即技术子网络与产业子网络耦合失效导致的技术与产业转化受阻，并揭示了系统演化从要素增量驱动向耦合质量驱动转型的“S”型生命周期规律。本文提出了一套集成微观机理、中观路径与宏观效应的统一分析范式，为精准识别区域创新短板、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决策支持。

资产化是指经济地理对象向可交易资产形态的系统性转化过程，在近年来迅速成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焦点。本文系统梳理了资产化与资产地理的相关研究进展。围绕土地与住房资产化、技术与数据资产化、社会经济系统资产化等议题展开分析。立足于中国实践，将资产化与资产地理研究置于本土化情境中，前瞻性探讨了自然资源资产化与新时期的国土空间治理、技术与数据资产化与新时期的平台经济治理、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资产化与新时期的区域治理等3个重要的议题。文献综述表明，资产化与资产地理研究为理解金融化背景下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关键视角。然而，面向中国情境的资产化与资产地理研究仍存在着的研究对象范围相对有限、理论化深度不足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拓展案例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立足中国实践的资产化研究对于进一步推动新时期人文地理学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地方风物作为文化身份与地域特质的重要载体，已然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点。本文基于戈夫曼拟剧论，构建“地基—后台—中台—前台”拓展框架，以贵州茅台酒为例，剖析风物制造中物质性与地方性的互构。研究发现：风物制造首先需要通过“地基”环节识别和固化地方生态要素，为风物提供不可复制的独特性来源，随后“后台”经由传统工艺与具身知识将地方性嵌入物质实体；“中台”借助标准化与在地化调控维系品质与地方性的稳定复现；“前台”则依托文化叙事与符号传播将物质转化为可感知的地方意义。本文突破了“地方决定物质”的单向逻辑和风土理论的静态局限，揭示了“人、物、地”互构的全过程作用机制，为非西方语境下物—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参照，并对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与传承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当代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与技术范式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与数字化共同重塑了居民生活的时空间逻辑。在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理解居民时空间行为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已成为提升生活质量、优化空间治理的重要科学命题。时空棱柱模型作为时间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刻画了个体在时间与空间约束下的行为可能性，展现了微观视角下的动态人地关系。自提出以来，时空棱柱模型不断发展，其概念内涵、建模方法与应用领域持续拓展，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时空间行为分析工具。本文系统回顾了该模型的理论基础与发展脉络，提出了基于时空棱柱的行为解释框架，重点分析了时空棱柱建模的关键扩展，包括行为特征、行为环境、行为预测等方面，并展望时空棱柱模型在时间公平性评价、潜在社会接触分析与实虚融合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创新，为城市社会规划与居民时空间行为分析提供新的方法论支持。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粮食安全“压舱石”和人口收缩典型区域，从系统韧性理论视角解析乡村人口收缩对粮食安全韧性的作用机制，不仅为破解“稳粮”与“聚人”协同发展难题提供理论支持，也为统筹粮食安全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本文基于2003—2022年东北地区37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粮食安全韧性评价体系，并运用空间计量、门槛效应和中介效应等模型，系统解析乡村人口收缩对粮食安全韧性的多维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粮食安全韧性整体呈“螺旋上升”趋势，空间格局由“低水平集聚”向“平原高值、山地低值”演化。② 乡村人口收缩总体上促进粮食安全韧性的提升，但效应存在分化。空间上由东南山地—煤城带向西北平原递增，核心产粮区最强，资源型和山地丘陵地区表现为抑制；轻度收缩区以直接促进作用为主，重度收缩区在促进本地的同时伴随一定的邻区联动。③ 乡村人口收缩的作用具有单一阈值和中介效应，轻度收缩对粮食安全韧性的促进作用更强，重度收缩效应减弱；并通过提升粮食劳动生产率和耕地规模化水平的方式增强粮食安全韧性。研究拓展和深化了乡村人口收缩与粮食安全领域的交叉研究成果，并为以东北地区为代表的收缩区域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文基于史料与前人成果估算了元代至清代青藏地区人口，并衔接1949年后统计数据，得到1260—2020年共12期青藏地区人口数量。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筛选关键影响因子并界定人口最大分布范围，结合随机森林回归算法构建人口格网化重建模型，研制了元代以来青藏地区10 km×10 km人口分布数据集，并与HYDE等数据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青藏地区人口数量在20世纪前缓慢波动增长，从1260年的170.6万人增至1853年的237.3万人；进入20世纪后快速增长，从1909年的197.8万人增至2020年的957.2万人。② 元代以来青藏地区人口空间格局总体稳定，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西藏中东部。从时空演变来看，1260—1578年青海全省人口密度下降、西藏东部人口密度波动明显；1578—1853年青海东部、南部，尤其是河湟谷地人口密度平稳上升；1853—1909年青海人口密度明显下降，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人口密度小幅上升；1909—2020年全区人口密度快速平稳上升。③ 本文以史料支撑历史人口估算、随机森林回归有效克服了乡镇面积差异对精度的影响，所建数据集与WorldPop一致性较高，验证了模型可靠性。HYDE数据集显著低估青藏历史人口规模，其人口空间格局不确定性较大。本文为青藏地区人口史研究提供了高分辨率、长时序的基础数据支撑。

在生态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不仅是国家层面的空间治理议题，更直接关联乡村主体的现实福祉与生活体验。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218个村庄的实地调研数据，本文综合运用田野调查与文本大数据分析方法，系统探讨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的主体感知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以村民需求与反馈为导向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遵循“基础设施—环境治理—产业发展—意识转变—文化传承”的实践路径，呈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主体实践特征；② 在乡土性与现代性张力加剧的情境下，部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取向与村民感知存在错位，负面感知在生态与空间要素中尤为突出；③ “以人为本”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亟须强化主体赋权与感知响应机制，推动建设逻辑由物质改善导向向人本福祉导向转型。研究认为，未来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应更加重视主体感知与具身体验，深化“人—地”关系的微观机制分析，为乡村生态振兴与居民生活质量提升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职住数量大致相等，但因人口、住房、就业岗位不匹配，仍然可能出现居民未就近工作、未就近居住的情况，即职住结构失配。由于识别方法尚不成熟，难以从通勤距离中剥离职住数量不均衡的影响，职住结构失配常与职住数量不均衡混淆，难以锁定导致失配的原因。本文旨在改进职住结构失配的识别方法，从通勤距离中提取出受职住结构失配影响的部分，解释其影响机理。本文首先基于职住数量关系对通勤距离的影响规律，构建拟合函数计算通勤距离实测值与合理值的偏差，据此识别职住结构失配程度；然后，以杭州为例，识别到居住端、工作端各有47个社区职住结构失配程度异常高，其中7个社区在居住端和工作端都面临较严重的职住结构失配。接下来，本文分析了空间要素对职住结构失配的影响，发现在居住端和工作端，职住结构失配的地区具有产业层次较低、配套的就业岗位或住房可达性较低、住房建设和企业入驻时间不同步的共同特点。居住端职住结构失配的地区还具有住房价格较高、但品质较低，配套就业岗位薪资较低的特征；工作端还具有距市中心较近、行业类型多样、薪资较高，配套住房房龄较大、品质较高的特征。最后，论文分析了规划在调控职住结构失配时失效的原因，提出需要规划编制和管理共同优化职住空间关系。

公路交通网络建设是推动城乡要素流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公路交通网络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晰。本文构建城乡融合和公路交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16个县域单元为研究范围，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系统分析公路交通网络对城乡融合的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等级公路路网整体密度对城乡融合具有空间溢出作用，而直接作用不显著。不同等级公路对城乡融合的作用存在差异性，其中省国道和高速公路一方面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另一方面对县域间城乡融合协同发展具有抑制作用，而县道的作用不显著。② 县域公路交通网络对外通达度的提升对城乡融合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内部通达度的改善未能有效促进城乡融合。③ 地级市城区可达性对县域城乡融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成渝双核可达性作用不显著。④ 各区县和地级市中心城区的城乡融合对成渝双核可达性、等级公路路网密度和网络对外通达度的响应存在空间异质性。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成渝地区存在县城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县域间协同机制缺乏、成渝双核的虹吸效应等问题。

当前县域普遍面临人口持续外迁的严峻挑战。县域教育适龄人口，尤其是15~19岁人口的外迁趋势更为显著并持续强化，成为人口流动格局中最突出的结构性变化之一。这一现象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密切相关。本文基于县级尺度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反映教育迁移及教育资源均衡性的测度指标，通过时空分析揭示迁移及不均衡程度的时空分异规律，运用计量模型探明教育资源不均衡对人口迁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2010—2020年间中国县域15~19岁人口外迁率高达19.3%，涉及89%的县域，其迁移强度显著高于同期总人口迁移水平，并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异特征；② 10年间县域教育资源的供给及供需水平整体提升，但市县间教育供需差距持续扩大；③ 市县教育供需差距的扩大是驱动15~19岁教育迁移的核心因素。研究表明，教育因素已成为影响县域人口结构演变的重要力量，其长期积累效应可能使得县域教育进一步衰落，加剧人口外迁。破解这一困境需从市县教育资源差距入手。本文首次构建全国县域教育迁移与供需数据库，为识别县域教育迁移及其驱动提供空间化证据，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实证支撑。

“晋江模式”下的镇域是以民营经济为主导、自下而上推动城镇化的地域，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人口蓄水池”。然而，目前学界对其社会空间结构鲜有研究。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晋江经验”的提出地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为例，借鉴社会区理论构建指标体系，采用多源大数据和因子生态法解析“晋江模式”下镇域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发现：① “晋江模式”下的镇域已出现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异，可提取出本地女性、儿童和老人，流动人口高融合度等7个主因子；② 社会空间可分为本地被扶养人口与流动人口融合的经济条件优势区、流动人口低融合度的宗族强势区、流动人口集聚的高密度细颗粒产居混合区、中大型鞋服企业集中分布的新填海区、公服设施供给能力较强的传统村落核心区、本地劳动力外流的回迁安置区6类，呈“圈层式+多核心+轴线”结构；③ 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力机制包括治理结构、土地权属、社会网络与规划政策等，与大城市不同，自下而上的因素占主导地位。本文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拓展至镇域层次，极大丰富了研究体系，同时为经济强镇、产业镇、特大镇等的社会空间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为推动高质量城镇化作出贡献。

以城际医疗服务为表征的“区域医疗资源共享”战略对区域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提出重构诉求，亟需探索其空间格局。本文利用互联网医疗平台数据构建中国城际医疗“中心—腹地”网络模型，识别空间模式与城市功能角色。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际医疗服务空间兼具“越级连锁覆盖”和“枢纽供需互惠”塑造的小世界性，及“偏好依附连接”导致的无标度性。② “中心地”模式仅能解释57.19%的城际医疗服务空间格局，呈“强等级约束—中地理约束—弱行政约束”，并表现出“树状层级传导”“枢纽超距辐射”“枢纽跨界虹吸”“边域协同供给”等模式。③ 城际医疗“中心”呈五级结构，国家级枢纽（北京、上海）和区域级枢纽（广州、西安、成都）分别辐射华北—东北、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地区，地方级枢纽覆盖省域及邻省交界，省级枢纽维系属地供给，非枢纽城市（拉萨、西宁、呼和浩特等）呈医疗洼地。④ 提炼出6类“腹地”，对应“区域均衡锚定”“单核虹吸锁定”“跨界绕行补充”“群域分级整合”“省界邻域协同”“邻域外向依附”“绕行外向依附”等模式。本文为系统理解城际医疗服务空间、优化区域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有效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理论方法支撑和空间决策依据。

专业村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背景下，有必要从基因视角更深层次地解析专业村产业发展的“黑匣子”。本文以兰考县徐场村为例，尝试从基因视角识别并分析其经济基因特征，构建基因谱系，分析其“胞—链—形”结构，总结经济基因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结论如下：① 基于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原则，根据专业村经济基因具体表现形式、专业村产业发展系统认知，提出专业村经济基因识别应遵循的普遍性、发展性、目的性三原则。② 通过特征解构法等方法，将徐场村经济基因分为物质基因和非物质基因2大类，物质基因包括村庄环境、建筑特征、生产设备，体现了中国北方传统民居与乡村产业发展相融合的村庄特色，民房内部生产生活复合的空间形态、民族乐器村指示牌等是其与传统农村区分的典型特征。非物质基因包括村庄人才、产业发展、民风民俗，体现了徐场村人才、技术、生产组织等关键经济基因特征及完整产业脉络。通过产业发展衍生的民风民俗基因表达了兰考县、堌阳镇、徐场村、专业户等主体对民族乐器产业发展进步的美好愿望。③ 环境基因、建筑基因、人才基因、产业基因是徐场村的共性经济基因，四者相互作用，融合派生出其他基因，并以血缘、业缘、地缘等作为基因链形成不同基因形态。环境基因提供资源输入，建筑基因构建空间载体，人才基因驱动技术创新，产业基因实现价值输出，共同塑造了徐场村的经济基因特征，影响其产业发展方向和水平。本文旨在对专业村经济基因进行识别、结构解析以及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总结，为促进其产业发展和经济振兴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识别高铁枢纽偏好型产业是推进高铁站区产城融合、站城一体发展的关键环节，有利于推动高铁建设与城市发展良性互动、有机协调。本文以长三角地区26个高铁站为研究对象，以高铁站周边3000 m范围内的企业信息为研究数据，构建高铁枢纽偏好型产业识别指标体系，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深入剖析长三角地区高铁枢纽偏好型产业区位—圈层布局及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高铁枢纽偏好型产业有18个大类和31个中类，其中，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等细分领域的产业偏好度指数较高，构成多元化零售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等多类批发业具有一定规模，技术推广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在高铁站区实现了多元化发展。② 从区位—圈层布局结构来看，长三角地区中心站通过专业化集聚实现功能辐射，边缘站依赖双核结构平衡多元需求，外围站则因资源约束呈现离散化特征。③ 从区位—圈层布局演变来看，长三角地区高铁枢纽偏好型产业呈现显著的区位分异规律，距离主城区越近的高铁站区，其产业演变趋势与主城区方向的顺应程度越高，中心站产业依托正方向实现要素吸附，边缘站通过偏正、偏背方向博弈重构产业空间，外围站产业则以正背、偏背方向突破形成新的增长极。

自驾游是交旅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和先行领域，推动着公路与旅游从景区互联向路景共建转变。厘清全国自驾游时空格局和路网使用特征的演化规律，将为新时代交旅融合决策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搜集2015—2024年来32万余条自驾游轨迹数据，分析中国自驾游空间格局、各地区自驾游发展概况、自驾游空间格局的季节性变化。结合公路分类、轨迹点速度、区域夜间灯光等数据，讨论不同公路的自驾游承载特征、自驾游对公路网络的覆盖深度、快进—慢游自驾网络耦合关系。结果显示：① 中国自驾游时空格局存在“东网西廊、东稳西季”的结构性差异，东部以城市为中心形成网状扩散、全年性供给的自驾网络，西部以热门长线为牵引形成线性延展、旅游流季节性浮动的自驾线路。② 自驾游的快慢协同存在区域地理和城乡结构层面的分化趋势，地理条件上的刚性约束导致路网的快慢协同在不同区域呈现出差异特征，乡村地区因缺乏停留和消费场景而被城市截留了更多的自驾慢游。对此，未来决策需要考虑东西部差异来制定区域针对性措施，通过快进—慢游网络的协同建设主动适应体验个性化、行程弹性化的自驾游市场。结果可为国际精品旅游线路选育、国家旅游风景道规划布局以及各地旅游公路建设提供参考，以期通过交旅融合推动中国自驾游的高质量发展。

乡村旅游地产居空间反映人们生产居住的复合需求，揭示其适应规律是推进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运用适应性理论，构建乡村旅游地产居空间适应性理论框架，以黄山风景区毗邻乡村为典型案例，测度产居空间适应性水平，运用三元相图法、自适应Lasso回归、岭回归和多项Logit模型等方法，解析2012—2023年产居空间适应性发展与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乡村产居空间类型涉及旅游商业型、农业生产型、加工制造型、生活服务型4种，其适应性水平稳步上升；旅游商业型与生活服务型适应性发展速度显著高于农业生产型与加工制造型，前两者适应性内在差异显著，而后两者呈现均衡态势。② 生态基底作为首要因素，与制度、旅游、社会等外部因素共同促进产居空间适应性，空间品质及功能等内部因素产生显著非线性影响。③ 旅游商业型、农业生产型、加工制造型、生活服务型产居空间适应机制呈现差异化，外部适应格局依次为“生态—制度—旅游—社会”“生态—制度—社会”“生态—制度—社会”“生态—制度—产业—社会”，内部结构对应形成“商业—功能—生活”“商业—生活—结构—效益”“商业—品质—功能—结构—效益”“品质—效益”。研究结论对乡村旅游地产居空间适应性调控与人居可持续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主题与主题化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显著的社会空间现象，也是影响现代旅游人地关系动态建构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川藏线、皖南“川藏线”为例，基于旅游者感知视角识别了线性旅游目的地旅游主题化的结构维度，并进一步分析了旅游主题介入下旅游人地关系的时空态势。结果显示：① 旅游主题是协调、创造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的主导思想和组织原则，旅游主题化是围绕核心主题构建旅游体验的实践，是物质生产力快速发展背景下推动旅游人地关系时空延展的重要力量。② 线性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主题及其背后承载的社会文化母题具有分散化、移动化的空间体验特征，其旅游主题化的结构维度包括真实性、时间秩序、凝聚力、数字技术、沉浸感、多感官、新奇、关联性以及故事等维度，川藏线旅游者的主题化感知均高于皖南“川藏线”，以故事、新奇等维度最为显著，并表现出一定的类型差异。③ 旅游主题化的时间效应主要表现为“旅游者—旅游目的地”相互作用关系在时间层面的延展和强化，空间效应主要表现为旅游供给侧、需求侧主体在连续空间内的关系建构和交互，以及由此引发的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空间环境的重新配置。本文为旅游主题化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测量工具，同时也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旅游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动态性、生成性的认知视角与阐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