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The mechanism and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in typical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A case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of special cash c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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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0-11-11 修回日期: 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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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2020-11-11 Revised: 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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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尹铎(1990-), 男, 内蒙古鄂尔多斯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E-mail: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and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s in rur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mountainous areas in Southwest China have unique natural ecology and social culture, classic practi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uman-earth interaction, and it is also a place to observe the human-earth relationship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Taking Maca planting and Pu'er tea production as ex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tra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ions, and presents and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effects of these two projections on typical mountainous vill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need to be embedded into the national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politico-economic governance framework. Various kinds of cash crops are incorporated in the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This benefits from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y, the socio-cultural "centre-periphery"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ractices of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among multiple actors in Yunnan Province. Second,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have enabled mountainous villages to attract investment and transform land use types, thereby achieving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Local farmers have changed from passive recipients of market competition to active market players. Maca planting and Pu'er tea production have irrevocably tie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Yunnan and the life worlds of local people to the commodity economy. Third, in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olitical logic and market logic represented by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griculture industry" are not contradictory and restrictive. The two have been coordinated and compatible in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However, it is worth pondering that we need to guard against fluctuations in farmers' livelihoods caused by the rise and fall of cash crop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d reflection for th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and provides policy reference for the frontier of southwest China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agricultural economy.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尹铎, 朱竑.
YIN Duo, ZHU Hong.
1 引言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战略目标。乡村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与关键所在,而乡村振兴则是乡村扶贫的深入与可持续性目标[1]。在一定程度上,乡村贫困减缓的过程亦是乡村逐步实现振兴的过程[2]。近年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精准扶贫的经验已成为国内外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3,4,5]。在精准扶贫实施的“五个一批”策略中,“发展生产脱贫一批”(产业扶贫)处于关键的首要地位[6]。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摆脱贫穷的最基本路径,是最根本与长久的扶贫方式之一。而产业扶贫的关键就在于培育能带动贫困居民持续稳定增收的致富产业。在农业、工业与第三产业中,农业扶贫作为“造血式”的扶贫方式,以经济作物生产联通城乡发展,带动资本、技术与人员在城乡之间流动,意在将以往依然处于生存边缘的贫困村落与农户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中。农业发展不仅改变了乡村原本的自然系统,而且将新的社会主体卷入,重构了乡村新型的人地关系。
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山地乡村,资本、科技等方面不具比较优势,且海拔较高、气候较为特殊的自然环境又使得大规模现代化农业生产受到限制,因而保存了较为完整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和谐质朴的人地关系。云南作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俗”的云岭高原孕育出了独特的中国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12]。云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落地的试验田,亦是精准扶贫的攻坚地[13]。作为地方政治与经济投资联动的发展计划,在云南的土地上产生了一系列以扶贫为目的的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项目。这些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演替,主要发生在滇西北高寒山区的山间平坝(耕地)和滇南温暖湿润的热带山地(林地)。由于地理与自然环境条件的限制,传统农业在这些山地乡村的发展空间有限,因而农业产业大多以高附加值的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主。这些特色经济作物既有引种国际的外来流行作物,如澳洲坚果与日本阳光玫瑰葡萄等,又有历经时间洗礼源自本土的作物品种,如三七与天麻等。如上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乡村逐渐成为云南进行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因此,本文通过解析云南中药材、功能性食(饮)品等特色养生扶贫产业在山地贫困乡村的建立过程,探讨在政治与经济力量的推动下,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如何成为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产业扶贫项目,以及在产业扶贫过程中乡村土地利用转型、资本下乡与农民生计及文化建构的波动与转变,以加深对山地乡村贫困减缓与农民可持续生计建立的理解,以便合理谋划基于地方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路径。在进行云南区域的实证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经济作物种植与乡村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概述,以期为理解云南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效应提供理论基础。
2 经济作物种植与乡村贫困减缓
在国际乡村发展与扶贫研究中,依托经济作物种植的扶贫产业的运作机制及其产生的地方效应是最为主要的研究话题之一。经济作物在贫困乡村的大规模种植推广,使得其所依附土地实现快速商品化。因而相比于普通粮食作物生产,经济作物的种植能够更加直接地反映贫困乡村的转型与重构过程。
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全球生产体系之下发展中国家经济作物种植的运作方式及其对作物产地的影响与作用。可可、棉花、棕榈树与橡胶等经济作物的产业化种植作为南亚、东南亚、西非与拉丁美洲等区域贫困减缓手段成为重点关注领域[14,15,16]。研究主要根植于“本土”与“外来”的语境,生产地的世居农民通常被视为“本土”的“我者”,而相对于生产地之外的各级政府组织、农业大资本企业等则成为“外来”的“他者”[17]。农业大资本企业会对农民与优质土地资源进行利用与操纵,并引发显著的地方效应[18,19]。例如,在泰国的农业发展计划中,为了吸引国内外投资以扶持贫困乡村发展,泰国地方政府颁布了许多利好政策推动大尺度种植生产(Large-scale Plantation Production)以期实现耕地资源的快速商品化[20]。但是这一过程通常会导致村民世居的土地被国内外大资本企业所征用,村民被驱离出原本依附的乡村,导致空间抢夺现象的出现[21]。空间抢夺造成了村民对于经济作物种植的实际参与率与支持度较低,利用农业经济消除贫困的意图难以实现[22]。
其实,由于所生产作物的自然特性不同以及乡村基础设施差异,通常大型农资企业更愿意选择小生产者模式与政府合作进行农业扶贫。小生产者模式强调企业对作物生产的育种、加工等关键环节进行把控,然后培训本土农民作为员工,利用本土地方性知识进行土地与作物管理[23]。因而,相比于直接的土地抢夺,小生产者模式被认为是更加包容与人性化的农业扶贫模式[24]。但亦有学者旗帜鲜明的对小生产者模式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小生产者模式与土地抢夺后进行的大规模种植并无二致,同样是对自然资源与廉价劳动力的压榨与剥夺[25]。例如,Li等通过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发现,尽管许多与政府及大企业合作的农民利用自家土地种植经济作物获得了一些经济利润[26]。但是,企业在农业扶贫运作过程中始终是处于压榨与强势的一方,而农民则是没有协商权力的绝对弱势群体。
虽然会受到扶贫资本与产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影响,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农民并非总是如先前西方研究语境所述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在各类扶贫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农民完全可以自主的做出选择,并对乡村的发展与自己的命运负责。例如,历史以来,由云南省各地发起的经济作物种植演替,就显著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扶贫增收并提升了他们的自身“素质”,他们被赋予了更多与外来行动者进行协商的权力,以应对外界对他们落后的想象并逐步实现了去污名化[29]。而农民作为独立的行动者,之所以具有与外界进行交流、学习与协商的能动性,与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息息相关的。财产权不仅是构建人们使用资源的规则或制度,而且是政治过程和生产社会关系的表达。在中国,农用地实行所有权、经营权与承包权的“三权”分置,农民的承包土地经营权受法律保护。由于农民牢牢掌握着土地使用权,因而被赋予了成为农业小企业主的权利[30]。
近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与话语的提出,经济作物种植作为特色农业扶贫产业开始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例如,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两山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求做到乡村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需要将对于土地经济价值的局限认知提升到综合生态价值的高度。而精准扶贫的“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标准,更是对农户内生性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到底作为农业扶贫计划的经济作物种植在中国西南乡村的运作机制如何,又是如何使得乡村做到产业稳定可持续、农户内生性发展以及整体生态系统商品化,均成为亟待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立足云南省,以在典型山地乡村推行的两类具有不同特色的代表性经济作物种植为例,解析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政治经济推行模式及其对乡村发展产生的多维度影响。
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与文本分析法等综合质性方法进行研究资料获取与分析。笔者于2015—2021年间5次去往云南,选择滇西北(丽江)与滇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不同纬度与气候区域的山地乡村进行全面调研。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山地乡村的扶贫情况与农业发展现状,笔者去往丽江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政府相关部门(主要是农业局与扶贫办)、本地农资大企业、农贸批发市场以及9个典型山地贫困乡村获取研究资料。最终,经过资料判别与筛选,综合考量经济作物在乡村的产业基础差异(有无产业发展基础)、作物生长的土地差异(耕地与林地)、扶贫政策以及贫困状况的差异,选定玛咖种植作为滇西北高寒山区山地平坝耕地中经济作物种植的观测研究对象,以及选定普洱茶种植作为滇南热带山间林地经济作物种植的观测研究对象。
在文本资料收集与分析方面,笔者在地方政府搜集农业发展规划、精准扶贫政策文件、经济作物年报与种植规范等。在企业资料收集方面,收集农产品宣传手册与公司发展的宣传报道文件等。在农民资料收集方面,收集种植合同、收购合同与包地合同等经济作物管理的日常文档。同时,笔者还在当地走访各类博物馆与展览馆,深入了解地方发展历史,亦对云南玛咖与普洱茶种植相关的信息与新闻报道进行了全面地搜集与整理。在参与式观察方面,主要选择村民家空间、农田与茶园等不同类型的日常生活与生产空间,观察村民家庭成员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劳工移民、外来商贩、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
在深度访谈方面,在丽江访谈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农业推广专员、大型农资企业负责人、小商贩以及种植玛咖农民共49人。在西双版纳与普洱市,主要在易武古茶山、布朗茶山以及景洪市区访谈本土茶农、政府工作人员与外地劳工移民31人。访谈主要采取本地熟人朋友介绍,随机拦截以及滚雪球法进行,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录音或笔记。访谈采用半结构化的方式进行,时间把握在40 min至3 h之间。同时,笔者与主要受访者添加了微信好友,保持密切联系,并通过对方朋友圈所展示的文字与图片,持续追踪受访对象的日常生活以及玛咖与茶树的生长与销售状态。
4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计划的运作机制
本节将具体论述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计划的运作机制,即政治、经济行动者如何将各类经济作物种植作为特色农业扶贫项目在山地乡村进行落地与推广的过程。首先,从宏观视角来看,特色农业扶贫得以在云南快速推行,是因为各类经济作物种植计划紧密地镶嵌在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框架与“内地—边疆”二元分异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其次,从微观视角来看,特色农业作为扶贫项目得以在山地乡村落地与实施,是多元行动者基于地方互动实践的结果。
4.1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宏观运作机制
就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框架而言,内部与外部地缘战略定位为各类经济作物种植成为云南的扶贫产业提供了宏观背景。从中国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定位看,云南当前正处于跨境经济发展以及承接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语境之中。云南作为西南边疆地区,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发展的桥头堡,且正在逐步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区域承载点,其区位的经济战略意义非凡[31]。不论是从云南本土走向国外的普洱茶、小粒咖啡,还是由外国走入中国的玛咖、辣木籽等,经济作物的流动与贸易,不仅是物质的传递而且也是农业文化的交融。因而,在云南发展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以实现国际新兴农产品的引进以及本土农产品的外销,进而促动乡村发展,成为了最佳的产业选择。
就国家内部“内地—边疆”的二元社会文化结构而言,内地居民希望通过农产品消费实现养生保健的诉求及其对云南的地理想象为云南发展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提供了极好的消费语境。在机械化与流程化重复运作的城市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或多或少都面临着身体的疼痛与不适以及精神的压力与紧张。由于中国药食同源的养生文化,相比于直接服用西药快速解决问题,人们更愿意选择功能性食品或中药材进行食疗与食补,以此通过更为平衡与缓和的方式达到疗愈效果。但近年来,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出现的种种问题,亦逐渐引发人们对于中药材与功能性食品效果与安全性的隐忧[32]。
与大城市的现代性相对,优质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绚烂多姿的民族文化等区域特征,使得中国西南边疆常常被建构为一种前现代而充满了自然风情的地方。基于外界的这种地理想象,许多在西南地区生产的功能性食品与中药材被认为更加纯天然、无污染而对修养身心更具裨益,因此在许多大城市中逐渐流行起来[30]。云南作为西南边疆的典型代表,不论是产于宁夏的黑枸杞还是产于浙江的杭白菊,只要这些外地药材来到云南售卖,就会迅速融入到云南本土药材所表征的自然话语体系,从而变得非常畅销。因此,对于农业发展而言,地理想象与健康概念的结合,进一步奠定了在云南乡村发展特色经济作物种植的核心地位。于是,在国家尺度上,政治经济推动与社会文化建构联合确立了特色经济作物种植成为云南农业扶贫的主要项目之一(图1)。
图1
图1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宏观运作机制
Fig. 1
The macro-opera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ypical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4.2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微观运作机制
从扶贫产业在贫困乡村的前期发展基础来看,地方政府所扶持的产业可以分为“从无到有”与“从有到优”两种类型。本文选择研究对象—玛咖,原产于秘鲁,在引种云南高寒山区乡村之前,国内并无规模化的食用与消费历史,属于“从无到有”的产业类型。云南高寒山区的贫困乡村大多位于低纬度、高海拔的山地与丘陵,四季分明、气温冷凉且昼夜温差较大。虽然具有较为平整且土壤肥沃的山间平坝作为可供耕作的农田,但历史以来世居农民的生计主要依靠土豆、蔓菁等传统经济作物种植,利润较小且市场趋于稳定,长期无法在中国本土找到适种的高经济价值作物以带动本土经济发展。2002—2006年间,云南省农资企业与地方政府联手将玛咖引入云南并打造生产与消费市场,形成玛咖产业,然后逐步将高寒山区难以开发利用的耕地与山区贫困农户纳入到新兴建构的扶贫产业价值体系之中。
就丽江而言,地方政府将玛咖定义为新兴产业以扶持玛咖种植作为重要的扶贫产业进行推广。在政策的支持与引介下,丽江龙头企业通过流转山区土地建立生产基地,同时与农户签订合同,免费为农户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再以固定的价格向农户收购果实。在地方当局的发展计划中,意图通过玛咖种植使高寒山地15万贫困农民致富增收、摆脱贫困。在这样的扶贫运作模式之下,2013—2014年间,玛咖种植区域从丽江迅速扩散至大理、迪庆、昭通、曲靖与怒江等地,种植面积扩大到1万hm2,基本覆盖了云南海拔2800 m以上全部的适种高寒山区。
而本文选择观测的另一种经济作物—普洱茶树,由滇南热带山地的世居少数民族祖辈驯化而来,在被地方政府选中作为扶贫计划进行扶持前,在云南乃至全国就具有悠久的栽培与品饮历史,属于“从有到优”的扶贫产业类型。与高寒山区乡村自然资源整体难以开发以及村民呈现出的整体贫困状况不同,由于茶叶市场已经针对古树普洱茶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产品认知度与消费偏好,因而热带山区乡村更多呈现出由于古茶树资源空间分布差异而导致的村民贫富差异问题。但与高寒山区乡村一致的是,滇南热带山区的地方当局选择引入在全国茶叶市场具有知名度的龙头企业,以便助力贫困农户新近种植的茶叶也能参与到普洱茶市场体系中,摆脱地方的不均衡发展。
例如,作为古六大茶山之一的易武茶山(易武镇)地方政府首先免费发放茶树苗木以鼓励缺少古茶树资源的贫困农户建立新型生态茶园,随后通过引入业内知名茶厂—祥源茶厂、山青花燃等进驻易武镇,鼓励茶厂收购各村寨贫困农户的茶叶并运用现代拼配技术打造口感稳定的易武普洱茶产品体系。除此之外,为了减少与分散的、数量众多的茶农打交道时高昂的治理成本,地方政府在产业扶贫计划中提出打造标准化的住宿接待业以吸引茶客与茶商在易武镇中心集聚,每年举办的斗茶大会成为当年各村寨茶叶价格的风向标,同时建立大型茶叶交易中心形成较为统一与正规的茶叶交易平台。可以发现,针对已经具有产业发展基础的农业扶贫项目,地方当局更多是意图实现扶贫产业“从有到优”,让贫困村落与农户尽快融入到云南高涨的茶叶经济与普洱茶市场之中。可见,基于山地乡村不同的贫困状况,在地方政府、龙头企业与山区农户的互动与实践作用下,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作为农业扶贫项目得以确立(图2)。
图2
图2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微观运作机制
Fig. 2
The micro-opera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ypical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总之,不论是何种扶贫产业类型,在地方政治经济力量的推动下,特色经济作物通过逐步融入到“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管治框架与文化语境之中,最终得以在云南山地贫困乡村顺利落地并得到推广。
5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的比较分析
在特色农业扶贫项目落地并得以推广后,对山地乡村发展与振兴产生了系列综合效应。本文将具体从资金、土地与劳动力这三大发展要素进行切入,针对两类农业扶贫产业对山地乡村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阐述。
5.1 资本下乡与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
无论玛咖种植还是普洱茶生产,地方政府都选择引入并扶持龙头企业这样的规模经营主体成为农业政策的接应主体与具体执行的代理人,意图通过龙头企业为乡村快速建立扶贫产业。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的是,在扶贫产业的初始创立阶段,乡村发展经历了对于外来大型农业资本以及地方专项扶贫资金的依赖[28]。本文发现龙头企业虽然是驱动乡村发展变迁的绝对主力,但是伴随着扶贫产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农户会通过农业技术、销售技术的学习,掌握数字营销等商业技巧,同时与慕名而来的商贩建立属于自身的经济网络,使得下乡资本的渠道与来源愈加多元化。
例如,在分别引入两家资产雄厚的本土企业作为玛咖生产的龙头企业后,丽江高寒山区的南溪村与文海村完成了首轮资本下乡的运作,实现了村落的景观再造并建立起农业专业化雏形。伴随着种植规模的初步形成,外界的游散资本以地方政府的扶贫政策为投资风向进入乡村倒卖、收购玛咖并投资扩大种植规模,完成了扶贫产业的持续推广与规模化。相比于2010年丽江市整体种植不足200 hm2,到2014年全市玛咖种植面积达到4672 hm2,实现农业产值5.5亿元,综合产值达40亿元,直接带动了全市高寒山区约3.3万户,13万人实现增收3.15亿元。于是,伴随着与各类经济行动者的互动增强,农户所组建的经济网络逐渐拓张,可供农户选择的下乡资本渠道也愈加多元化与自主化。因而,即使2015年玛咖产业由于市场供需不平衡而衰落,高寒山区乡村基于玛咖引入的农业大资本面临崩盘,但是农户借由玛咖建立的经济网络也成为了重要的市场信息来源与产品分销渠道,帮助高寒山区乡村酝酿着重楼、附子等新一批更受市场欢迎的中药材种植。原本无法有效融入云南特色农产品市场的高寒山区乡村也开始与内地居民所追捧的养生经济进行接轨。
对于滇南的热带山地乡村而言,原本火热的普洱茶经济虽然使得流入乡村的资本络绎不绝,但大多流量较小且不够稳定。在普洱茶生产经历了“从有到优”的发展历程后,多元化的下乡资本在品质与规模上得以提升,产业发展与内地茶叶经济对接更加深入。作为闻名中外的“普洱茶”故乡和中国产茶最早之地的勐海县,在地方当局通过扶贫政策引入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驻村建厂后,茶农除了可以自由地选择与哪些上门采购的茶商与茶客进行合作与交易之外,还可以选择跟茶厂签订长期的供销合同,使得收入来源更加稳定。2017年以来,在驻村茶厂的帮扶下,当地贫困群众已户均增收2.4万元。因此,伴随着扶贫产业超越扶贫的政治意味与市场进行更加深入地对接,山地乡村的资本来源也会从单一化与对地方当局政策较强的依赖性,逐步演变为更强的自主性与多元化。
5.2 土地利用转型与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
经济作物种植导致了农用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及山区乡村生态系统意义的演变。首先,稳定乡村土地承包关系,实施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是保持乡村活力与秩序,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就玛咖种植而言,由于龙头企业与外来商贩缺乏对于高寒山区土地的了解(例如高山节气变化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等),往往会委任本土农民继续作为土地的管理者。因此,尽管农民已经将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但是土地的实际经营权依然在农民手中。农民依靠本土耕作建立的地方性知识,确保了公平地享有土地的增值收益。
而茶叶经济的火爆,也促使茶山上原本仅仅被本地茶农雇佣采茶的外地劳工移民及原本没有古茶树资源的贫困农户成为了茶叶的生产者。例如,就采茶的劳工移民而言,他们大多来自云南的红河州等相对于茶山更加贫困的山地乡村。在他们的故乡既没有可供耕作的肥沃农田,亦没有种茶喝茶的历史传统。贫困迫使他们背井离乡成为流动劳动力,伴随着各地的农业用工需要(例如,贵州油菜花收获季等)而在全国各地四处奔波。他们来到云南茶山后,逐渐学会了如何采茶、制茶甚至品茶,开始跟本地茶农签订合同承包茶山撂荒的土地,种植茶树开辟茶园,以分成的形式获得茶山撂荒土地的使用权。这也使得茶山乡村的撂荒土地几乎全部转变并参与到茶叶生产之中。同时劳工移民在茶乡与故乡的流动,使得他们在茶乡积攒的资金与技术持续地投入到故乡的建设中,在故乡建设茶园逐渐推动了红河州等更加贫困的山地乡村实现脱贫致富。可以说,虽然在茶山鲜少有直接的扶贫政策对他们进行帮扶,但是普洱茶树种植作为特色农业扶贫产业亦从另一种跨地方的途径实现了云南山地的有效利用与乡村振兴。
另外,玛咖生长对于高寒环境的强调,以及古树普洱茶短时期内不可复制的资源稀缺性,都使得山区乡村的自然资源的独特性得以凸显。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人们对于山区环境的价值认知,从狭隘的“土地资源”拓展到了整体的“自然资源”。村民不再只将发展的目光聚焦在耕地与林地之上,开始关注山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综合资产价值,开始探索生态旅游与农业的联动发展,注重乡村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统一,主动自觉保护乡村自然环境,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的绿色发展要求。
5.3 劳动力转变与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
从劳动力转变的效应来看,扶贫产业的发展与产业内部劳动分工的需要,驱动了山地乡村出现可供雇佣的劳动力(不论是作为流动劳动力的劳工移民还是本地由于自身原因、时间安排与拥有土地面积差异分化出的本村劳动力)。除了雇佣行为,许多山地乡村的贫困农民由原本处于生存经济边缘的状态转变为直接参与市场经济运作的小企业主。农民开始主动争取与外界进行直接联络,展演“山区农村”与“山村农民”的概念,并以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认同感与对村落的认同感对农产品进行营销。
例如,在高寒山区乡村,在面对其他购买玛咖的商贩与客户时,农民会主动展演山地乡村的劳作场景,渲染作物生长环境的原始自然,映射自家农产品的无公害与纯天然。同时,农民还会向消费者非常自信且骄傲地介绍家庭成员,意图通过展示家庭成员的不善言辞、简单淳朴等所谓在现今社会中只有农民还依然保有的传统品质,以证明自己作为商人的诚信。而在茶山,普洱茶经济的高涨与品牌价值提升,不仅促进了本地茶农的身份认同建立,还出现了对于村落的地方认同与展演。除了从事茶叶采摘、炒制等流程性工作,茶农还开始参与到更加具有“文化”与“技术”意味的品茶与售茶工作。他们在自家修建的精致茶室中,使用各种专业的茶具,向登门采买的茶客与茶商展示娴熟的茶叶冲泡技巧,并滔滔不绝地讲述本村普洱老茶号的历史、茶山的地方茶文化演变等话题,以便通过让对方建立对地方认同感时,营销自家茶叶制作的独家技术与绝佳口感。可以发现,经济作物种植作为农业扶贫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民的地方认同与身份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增强是与市场驱动密切相关的,更多地是为了发展农业经济而非对外界建构的“落后”社会标签进行协商。
总而言之,市场经济从中心向边缘、不断用时间来消弭空间的进程,已经把云南山地乡村的贫困居民打造成了市场主体,在土地政策的保障下,对于外来行动者的技术、资金逐渐由被动的接受转变为主动地争取。在山地乡村,市场经济的逻辑已经逐渐取代了原本的生计逻辑,资本、土地与劳动力作为发展的要素与维度在特色农业扶贫产业的不断发展与推进中实现了可持续的循环与流动(图3)。
图3
图3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效应
Fig. 3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ypical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玛咖与普洱茶这两种经济作物类型为抓手,从微观视角剖析了以特色农业发展带动的多元行动者互动与乡村重构机理,发现了云南特色农业扶贫与山地乡村发展的互馈机制。首先,本文展演了在云南区域内,由政治经济行动者所驱动的特色农业扶贫项目在山地乡村自上而下的落地机制。研究发现,农业发展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根据扶贫产业在乡村前期的发展基础,不同的经济作物种植在山地乡村的运作机制出现了差异与分野。作为自然资源整体难以开发利用且整体处于贫困状态的云南高寒山区乡村,农业扶贫计划主要选择以全新的经济作物打造并开创市场,由农资企业先行而地方当局配合,联手进行作物生产的科研攻关,并促成企业与农户的合作。而作为在滇南热带山地乡村具有悠久生产基础的普洱茶,农业扶贫计划主要通过让地方当局介入茶叶经济发展以便对不具资源优势的贫困农户进行扶持,促进普洱茶经济整体的优质发展并弥合村落与农户生计的不均衡发展。不论是何种类型的运作,其目的都是将以往处于生存边缘的山地贫困村落与农户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之中,实现贫困减缓,致富增收。
其次,本文剖析了特色农业扶贫项目落地实施后,对云南山地乡村所带来的系列综合效应。云南特色经济作物种植计划作为国家发展干预的路径,试图通过培育、创造和规范农产品市场来实现扶贫。不论是种植玛咖还是普洱茶树,这些扶贫计划作为针对性的帮扶措施,都撬动并释放了乡村的土地、资本与劳动力,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导致山地乡村贫困的各种人、地、业障碍性因素,使得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农业用地价值提升,农民在短时间内获得赋权,从而实现经济的原始积累、农技习得,甚至做到了文化自信。在土地利用方面,研究以云南典型的山地乡村为例,拓展了以往研究对于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略中土地利用的研究认知,研究发现,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作为农业扶贫手段能够促进典型山地乡村整体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与生态整体价值的耦合,契合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在下乡资本方面,本文从历时性的角度追溯了扶贫产业在不同时期对下乡资本的动态影响,纠正了以往文献中对于扶贫产业将乡村生计变得脆弱不堪的隐忧与论调,揭示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下乡资本多元化的可能路径。在劳动力方面,以往研究集中于表述在扶贫产业发展后,经济赋权带来的农民身份认同以对抗社会污名化现象。而本文研究发现,农民对于这种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的强调,更多的是一种营销话语,其目的是为了经济增收而服务的。
最后,本文辨析了乡村振兴语境下产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内在关系。产业发展所遵循的市场逻辑,与贫困减缓所遵循的政治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的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的、协调的互促与兼容。农业市场的作用始终处于国家扶贫治理的框架之内。一方面,地方当局协助大型农资企业进驻乡村,并促进这些企业与农民的合作,意图依靠市场力量消除农村贫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与土地产权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大企业在农村土地商品化过程中出现西方乡村扶贫研究语境中的土地掠夺及其导致的农民更加贫困、乡村更加凋敝的现象。产业扶贫促进山地乡村在一定程度上补齐了发展短板,实现了贫困减缓。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角度看,地方政府的发展干预容易使得大量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和社会闲置资本迅速聚焦到扶贫产业上,导致经济作物生产出现明显的供需矛盾和产业泡沫,因而需要在具体的扶贫项目实施中警惕经济作物兴衰导致的农民生计与乡村发展效率的波动。
在进入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时代后,把握以乡村振兴战略来统筹中国的“三农”工作成为了必然选择。因此,需要对产业扶贫的整体过程进行深入反思与探究,以便之后顺利由产业扶贫向更高层级的产业振兴的转换与过渡,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所要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富裕。本文基于特定地方针对典型扶贫农产品研究做出了些许尝试,尚未能对其在区域内部的差异性机制提供更为科学的测度与演算,期待未来研究能够继续关注扶贫产业与乡村发展中更为宏观复杂的运行机制,继续为云南山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与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DOI:10.11821/dlxb201912007
[本文引用: 1]
Rural regional system is a spatial system with certain structure, function and inter-regional relationship, which is composed of humanity, econom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hat are connected and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It is a regional multi-body system, including urban-rural integrity, rural synthesis, village-town organism, and housing-industry synergy. Targeting the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suppor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innova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 in the new era.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regional system of human-land system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land system, the researc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geography should serve national strategy by finding solutions to problems hindering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evolution mechanism,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regional fun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and model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surface's human-land system. There is an urgent requirement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reveal differences in the types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and their differentiation law. Taking 39164 townships in China as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us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detect and identify the dominant factors that restri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s in China. Then we divided the types of Chinese rural regional systems, revealed the pattern of rural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further proposed 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opographic conditions, climate conditions, ruralization level, land resources endowment,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aging level are the dominant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of which reflects the level of resource endowment, endogenous power and external aid of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cluster analysis and spatial overlay of dominant factors, China's rural regional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12 first-class zones and 43 second-class zones. The first-class zones are named by mean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 driving force of dominant factors', and the second-class zones are named by means of 'regional scope + driving force of dominant factors +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driving force of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al types are varied. The regional pattern and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areas are varied, and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hould be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ecosystem.
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
DOI:10.11821/dlxb201912007
[本文引用: 1]
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乡村空间体系,是一个由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等组成的地域多体系统。以乡村地域系统为对象,服务支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期地理学创新研究提供了新机遇和新挑战。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亟需以问题为导向、战略为指向,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人地系统科学为指导,致力于地表人地系统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域系统结构、转型过程、演变机理、分异格局、地域功能,以及乡村振兴途径与模式综合研究,科学把握乡村地域系统类型及其分异规律。本文以全国39164个乡镇为基本单元,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诊断识别了制约中国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因子,划分了中国乡村地域系统类型,揭示了乡村地域系统分异格局,探明了不同类型区乡村振兴科学途径。结果表明:① 地理环境、村镇化水平、资源禀赋、人口流动程度和老龄化水平等是乡村地域系统分异的主导因子,反映了乡村发展自然本底特征以及外援动力、内生动力的大小。② 通过主导要素聚类和空间叠加分析,将中国乡村地域系统划分为12个一级区、43个二级区。一级区采用“地理区位+主导要素驱动力/约束力”的方法命名,二级区采用“地域范围+主导要素驱动力/约束力+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命名。③ 不同类型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和路径不同,乡村振兴战略与规划的落地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ternal logic and mechanism
DOI:10.11821/dlyj020190644
[本文引用: 1]
Targeting at the needs of Two Centenary Goals, rural developmen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of China is gradually transforming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Sinc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stage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actices in rural area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vestigated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them. Then it discussed how antipoverty practices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Results show tha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ims at taking countermeasures to help those who truly need them based on scientific diagnosis of the factors leading to poverty, thus all kinds of factors causing poverty can be eliminated fundamentally. The ke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ventually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countryside. In ter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former is the key and basic premise of the latter since poverty reduction guided by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akes up the shortboard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latter is the higher stage and guarantee of the former since it steadily improves the abilities of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is also a process of gradual rejuven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the rational flow and allocation of factors, such as human, land and capital, poverty-stricken areas have constructed a benign rural regional system with enough elements, proper structure and multiple functions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industries, talent, culture, ecology and organizations. Eventually, it helps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strong agriculture,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well-off farmers. Rural development has obvious path dependence; thus, its cyclic accumulation effect determines that the current antipoverty in poor areas should focus o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
DOI:10.11821/dlyj020190644
[本文引用: 1]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两者的紧密关联使得减贫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剖析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助推其乡村振兴。结果表明:①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旨在科学诊断致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②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两者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③ 通过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补齐乡村人、地、业等发展短板,贫困地区重塑了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
Cao zhi.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its strategy fo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精准扶贫供给侧结构及其改革策略
Imposition to agonism: Voluntary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in rural China
Gongbuzeren. Solar energ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State ambitions, bureaucratic interests, and local realities
An analysis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uncertainty: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village shi in southern Henan province
有限理性与不确定性视域下基层产业扶贫的决策过程分析: 基于豫南石村的个案研究
Geographic detection and optimizing decis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DOI:10.11821/dlxb201701013
[本文引用: 1]
Rural poverty has long aroused attention from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achieving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to build the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Scientifically revealing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taking Fupi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diagnoses the dominant factors of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poverty and reveal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differentiation by using the Geodetector model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and puts forwar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models for different poverty region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ominant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poverty differentiation include slope, elevation, per capita arable land resources, distance to the main roads and distance to the center of county, and their power determinant value to poverty incidence differentiation are 0.14, 0.15, 0.15, and 0.17. These factors affect the occurrence of poverty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nd their dynamic mechanism is also different. Among various factors, the slope and per capita arable land resources affect the structure and mo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le distance to the main roads and distance to the center of county have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of the reg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our types identified of regional rural poverty, namely, environment constrained region mainly affected by slope (seven towns), resource oriented region mainly affected by per capita arable land (seven towns), area dominated by traffic location affected by distance to the main roads (three tow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ading area mainly affected by distance to the center of county (four towns). Then, Fuping County is divided into single core, dual core and multi-core area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ore elements of the township. The county has shown a multi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poverty with a horizontal center of dual core area, and both sides have a single core and multi-core, which a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dominant factors.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polic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hould tak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foundation and form innov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re dominant factors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The county'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different driving mechanisms need orderly promo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adjusting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respecting for science, and stressing practical results.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
DOI:10.11821/dlxb201701013
[本文引用: 1]
农村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成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与模式。结果表明:① 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决定力分别为0.14、0.15、0.15、0.17;② 不同类型区域农村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自然环境约束型、资源丰度约束型、交通区位约束型、经济区位约束型等四大类型;③ 根据阜平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进一步划分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区域,县域整体呈现出以横向中心为双因素影响区,两侧为单因素与多因素并存的多极核心主导因素影响的农村贫困发生分异区;④ 不同驱动机制下的县域扶贫开发亟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Crop structure, livelihood system and effective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a county in East China
作物结构、生计体系与产业扶贫的有效性机制: 基于华东一个县域的经验研究
Research on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theory
风险社会视域下产业扶贫的风险防控研究
Path cho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f farmers cooperatives and its impact on income of poor households
农民合作社扶贫的路径选择及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An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behaviors of enterprises, poor households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industri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产业精准扶贫中企业、贫困户和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A cultur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hankang Tea Ancestor Festival of the Bulang people in Mangjing Village of Jingmai Mountain
DOI:10.18306/dlkxjz.2020.02.010
[本文引用: 1]
In modern society, cultural evolution follows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festivals is influenced by economic forc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Shankang Tea Ancestor Festival of Bulang people in Mangjing Village, Jingmai Mountain, Yunnan Provi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invented festival. In order to study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festival's reconstruction, four field investigations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non-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were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in January 2015, April 2016, April 2017, and January 2018,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38 local resident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ourists.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festival reconstructs two main cultural systems of the Bulang people—the Tea Ancestor culture and the Tea Soul culture. The culture in festivals has become a cultural symbol i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has produced economic values. Economy becomes the external power of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the native people's cultural identity become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The festival represents the local ethnic minority culture,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ea economy, and improves the livings of local inhabitants. The Shankang Tea Ancestor Festival successfully integrates culture and economy, which in turn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estival. The study explored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through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and deeply revealed the evolution of meaning, which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文化经济视角下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山康茶祖节的重构
DOI:10.18306/dlkxjz.2020.02.010
[本文引用: 1]
在现代社会,文化变迁遵从资本逻辑,节庆的重构受到经济导向的影响。论文以云南省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的“山康茶祖节”为研究对象,于2015年1月、2016年4月、2017年4月、2018年1月进行了4次田野调查,采用参与式观察和非参与式观察与当地居民、政府工作人员、外地游客共计38人进行深度访谈,探讨了节庆重构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山康茶祖节重构了布朗族2大文化体系,即茶祖文化和茶魂文化。节庆蕴含的文化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符号,产生了经济价值,经济成为地方文化形成的外部驱动力,“在地者”民族文化认同成为地方文化形成的深层内部驱动力。节庆表征了当地民族文化,促进了茶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在地者”的生活,山康茶祖节成功地将文化与经济融合起来,丰富了节庆的内涵。研究探讨了传统节庆在经济导向下的文化重构,深入揭示了节庆的内涵演变,有助于扩展传统节庆的理论研究。
Multi-objectiv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based on G-TOPSIS model: A case study from Fugo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DOI:10.18306/dlkxjz.2020.06.012
[本文引用: 1]
Establishing a multi-objectiv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for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to realize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and dynamic monitoring of relative poverty under different development goals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 of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trategie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designed a "goal fulfillment degree"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G-TOPSIS) multi-objectiv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model that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development gap of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under the short-, medium-, and long-term goals, and detect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verty reduction of farming household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based on geographical detector. Taking Fugong County, Yunnan Province as the study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t present, 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the study area that are still in absolute poverty, and there is still a great pressure to tackle the poverty problem. Therefore,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most urgent development goal of Fugong County. Farming households that are out of absolute poverty are still in relative poverty and have high poverty vulnerability. They are still far from the averag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nation-wide and in the province. Therefore, the task of preventing and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 in Fugong County is arduous. 2) Under the short-term goal, the main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poverty are the number of years of education for the labor force, sanitary toilets, safe housing,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the family, and family health; under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goals, compared with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the main development weaknesses are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for the labor force, and safe housing. 3) Affected by infrastructure, terrain, economic geographical locati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traffic loca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or farming household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lowe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farming households, the stronger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greater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efficient technical decision-making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recision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基于G-TOPSIS模型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 以云南福贡县为例
DOI:10.18306/dlkxjz.2020.06.012
[本文引用: 1]
建立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体系,实现不同发展目标下的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测,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迫切需求。论文面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基于贫困农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构建基于G-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模型,结合障碍度模型揭示不同发展目标下贫困农户的发展水平、发展差距及其致贫因素,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对不同发展水平农户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以云南省福贡县为例的研究区实证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目前仍存在大量未脱贫农户,脱贫攻坚的压力依然较大,全面脱贫是福贡县当前最紧迫的发展目标;已脱贫人口距全国和全省农村居民平均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防止返贫、缓解相对贫困的任务艰巨。② 短期目标下,主要致贫因素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卫生厕所、安全住房、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健康状况;中长期目标下,与全国和本省相比,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安全住房为主要发展短板。③ 不同发展水平贫困农户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贫困空间分异受基础设施、地形条件、经济区位、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发展水平越低,空间异质性越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大。研究结果可为减贫与发展战略的实施与监测提供决策依据与可靠的技术决策支持。
"Ginger is a gamble": Crop booms, rural uncertainty, and the neoliber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South India
Where the streets are paved with prawns
DOI:10.1080/14672715.2011.623518 URL [本文引用: 1]
Estimating available abandoned cropl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Possibilities for energy crop production
DOI:10.1080/24694452.2017.1298985 URL [本文引用: 1]
The coal crisis in Appalachia: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commodity frontiers and the geographies of capital
DOI:10.1111/joac.12104 URL [本文引用: 1]
The tuna 'commodity frontier':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industrial tuna fisheries of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DOI:10.1111/j.1471-0366.2011.00354.x URL [本文引用: 1]
Agrarian change and ethnic politics: Restructuring of Hmong and Shan labour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Northern Thailand
DOI:10.1111/joac.12081 URL [本文引用: 1]
Resistance, acquiescence or incorpor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land grabbing and political reactions 'from below'
DOI:10.1080/03066150.2015.1036746 URL [本文引用: 1]
Centering labor in the land grab debate
DOI:10.1080/03066150.2011.559009 URL [本文引用: 1]
Expansion of rubber (Hevea brasiliensi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What are the prospects for smallholders?
DOI:10.1080/03066150.2012.750605 URL [本文引用: 1]
Alternatives to land grabbing: Exploring conditions for smallholder inclusion in agricultural commodity chains in Southeast Asia
DOI:10.1080/03066150.2016.1242482 URL [本文引用: 1]
The coal crisis in Appalachia: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commodity frontiers and the geographies of capital
DOI:10.1111/joac.12104 URL [本文引用: 1]
Following the caterpillar fungus: Nature,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place of Tibet in China's uneven geographies
Balancing income,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Shangri-La: The dilemma of monocropping wine grapes in rural China
DOI:10.1111/cuag.12054 URL [本文引用: 2]
Cross-border rubber cultiv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os: Regionalization by Akha and Tai rubber farmers
DOI:10.1111/sjtg.12014 URL [本文引用: 1]
Frontier development in the mids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ravelling the production of maca in Yunnan, China
DOI:10.1016/j.geoforum.2019.08.005 URL [本文引用: 2]
Everyday approaches to food safety in Kunming
DOI:10.1017/S0305741013000325 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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