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报, 2022, 77(10): 2457-2473 doi: 10.11821/dlxb202210004

人口地理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机制

古恒宇,1, 沈体雁,2

1.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香港 999077

2.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internal skilled migration

GU Hengyu,1, SHEN Tiyan,2

1.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通讯作者: 沈体雁(1971-), 男, 湖北天门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现代城市治理、国土空间规划、可计算产业集群、空间计量经济学。E-mail: tyshen@pku.edu.cn

收稿日期: 2021-02-25   修回日期: 2021-11-1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55)

Received: 2021-02-25   Revised: 2021-11-13  

Fund supported: The Major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7ZDA05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古恒宇(1994-), 男, 广东广州人, 博士,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城市计算与城市空间治理。E-mail: henry.gu@pku.edu.cn

摘要

高技能人才迁移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地区创新产出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针对人才迁移数据中蕴含的零膨胀和网络自相关特性,本文将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技术和“两阶段”Hurdle模型结合,构建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结合2000—2015年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面板数据,研究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① 2000—2015年人才迁移的跨省迁移比例先升后降;人才迁移表征出集聚格局,维系了其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随时间推移,人才迁移格局呈现分散趋势,人才空间分布集聚性下降;人才迁移和空间分布均呈现出持续显著的网络与空间自相关性特征。② 引力因素(人口规模、空间距离)、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工资、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平均温差、空气质量)、城市舒适度(医疗及教育公共服务、城市绿化)以及其他因素(社会网络、生活成本、人口密度)共同驱动了跨世纪以来中国省际人才迁移过程。③ 人才迁移可被看作一个“两阶段”过程,影响其迁移概率和迁移规模的因素呈现一定差异。④ 经济增速、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和基础公共服务对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增强,而工资和城市绿化的影响随时间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地区人才治理及实现地区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 高技能人才; 省际迁移; 空间Hurdle引力模型; 时空演化格局; 驱动机制; 面板数据

Abstract

The migration of skilled individual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promoting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a key factor affecting China's regional innovation outpu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the issues of zero inflation and network autocorrelation in skilled migration data,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eigenvector space filtering (ESF) technique and the "two-stage" hurdle model into a comprehensive united framework to construct a longitudinal spatial hurdle gravity model. It then has been employed in the case study exploring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provincial skilled migration in China during 2000-2015. The results are listed as follows: First, from 2000 to 2015, the mobility proportion of the skilled migration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The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skilled migration maintains the imbalance of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With the elapse of time, the migration of skilled presents a dispersing trend and drives the decline of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agglomeration. Talent migration presents a persistent and significant network autocorrelation, and its distribution presents a persistent and significa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econd, China's interprovincial skilled migration during 2000-2015 was driven by gravity factors (population scales at origin and destination, distanc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verage wage, spending on science &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natural amenities (averag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air quality), urban amenities (public health and education services, urban greening), and other factors (social networks, the cost of living, and population density). Third, the migration of skilled people can be regarded as a "two-stage" process, where factors affecting its migration probability and migration scale are different. Such differences are mostly reflected in factors of amenities versus economy. Fourth,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education, natural amenities,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on skilled migration has increased over time, while the impact of wages and urban greening has weakened over tim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references for regional talent management and the 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skilled migration;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spatial hurdle model;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driving factor; 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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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古恒宇, 沈体雁.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机制. 地理学报, 2022, 77(10): 2457-2473 doi:10.11821/dlxb202210004

GU Hengyu, SHEN Tiya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internal skilled migr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10): 2457-2473 doi:10.11821/dlxb202210004

1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化,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劳动力迁移成为各地区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深刻影响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1-2]。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东部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与劳动力区域迁移制度壁垒的解绑使得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区域人口迁移,推动中国城镇化率的提升[3]。高技能人才通常指代具有一定人力资本(技术)、在劳动力市场中从事专业职业的人口。作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技能人才的迁移和空间集聚是塑造地区创新能力、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4]。1990—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6.4%跃增至60.6%。然而,至2017年末,中国大学及以上人口数仅占总人口数量的13.9%[5],表明下一阶段的高质量新型城镇化建设需对人才迁移及城镇化问题关注的迫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知识经济时代,高技能人才将成为提升区域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新动能”[5]。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区域间高技能人才迁移呈现怎样的时空演化格局?造成该格局背后的深层次机理是什么?回答上述问题,对于建设新型城镇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实践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学界已有大量讨论区域人口迁移的经典理论文献。Sjaastad提出的人力资本迁移理论认为迁移是追逐人力资本在各区位劳动力市场上所获得最高回报的结果[6]。Todaro[7]、Rosen[8]、Graves等[9]、Greenwood[10]、Hugo[11]、Stark[12]等学者拓展了Sjaastad的微观迁移框架,将地区舒适度、迁移不确定性、社会网络、家庭等因素纳入迁移决策之中。一部分区域科学家、人口学家和地理学家从部门、地区或国家等宏观视角对区域人口迁移建模[13-15]。“推拉理论”是分析区域人口迁移的重要理论。1946年Zipf提出著名的人口迁移引力模型来描绘两地区间人口迁移的规模[14]。最初的引力模型仅仅包含3个变量:迁入地的人口规模、迁出地的人口规模和距离[15]。随后,有研究在引力模型的框架下加入不同的迁出地和目的地变量以提升模型解释力[16-19]。另有学者通过模型设定提升模型的解释力,降低模型的误差。拓展引力模型包括但不限于:对数线性模型[20]、多层引力模型[21]、泊松引力模型[22]以及负二项引力模型[23]

引力模型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即每一条迁出地—迁入地流(OD流)相互独立。然而,现实人口迁移数据中常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即迁移流与邻近迁移流之间存在相关性[3,24 -25]。网络自相关的存在打破了引力模型的独立性假设,造成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迁移数据中网络自相关的来源复杂,Stouffer的“中介机会”模型[26]和Fotheringham的“竞争目的地”模型[17]分别论述了来源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网络自相关。此外,还包括跨区域政策与人口社会网络联系、影响因素的空间关联、知识溢出、交流成本效应等诸多造成网络自相关的原因[27]。处理网络自相关的途径主要有两种:① 以Lesage和Pace为代表的空间计量交互模型,该模型将空间溢出项加入在引力模型中进行回归,包括空间滞后项、空间误差项等[28];② 以Ord和Getis、Griffith为代表的空间滤波引力模型,即通过分离模型中的空间结构随机分量以“过滤”网络自相关效应的一种方法[29-30]。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igenvector Spatial Filtering, ESF)引力模型。

人口迁移数据中的另一特征是零膨胀。对于异质性迁移组别的数据(如老年迁移、儿童迁移),零膨胀现象更为严重[31]。对于中国人才迁移研究,数据多来源于人口普查或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千分之一微观数据库,过低的抽样比导致部分人才迁移规模较小的省市间在抽样数据中表征为零值[32]。造成零膨胀的另一个原因是人口迁移决策的“两阶段”特性,这种特性在“竞争目的地”模型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皆有涉及,认为未产生迁移的区域和产生迁移的区域受到两类不同机制的作用,因而区域人口迁移概率和人口迁移规模应当看作两个不同的问题[32]。传统泊松或负二项引力模型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零膨胀的影响,但往往低估零值迁移流的数量,造成偏误[33]。Hurdle模型是解决零膨胀问题的国际主流方法,认为数据的生成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零值数据与非零数据的二元选择问题,第二个阶段是零截尾计数的生成过程[31,33]。尽管Gu等构建Hurdle引力模型研究了2010—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机制[32],但目前仍缺乏对面板迁移数据的研究案例。

作为驱动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人才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迁移、流动等问题一直以来是国际学界关注的重点[34]。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使得早期学者在跨国主义、世界主义背景下对国际人才迁移机制展开研究,认为人才跨国迁移主要受到经济(工资、就业等)、社会(文化认同等)和自身因素(年龄、性别等)的影响,并与跨国公司的战略选址和迁出、迁入国的人才管理战略有密切关联[35]。与国际人才迁移不同,国内人才迁移受到跨越国界而产生的各种政治、文化和经济壁垒,以及跨国公司等影响相对较小[35]。相反,地区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就业稳定性、产业结构、科技投入等对国内人才迁移产生重要影响[4,27,32,34],不可贸易的地方品质因素如自然舒适度、城市景观、消费多样性、交通、公共服务等因素同样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4],但关于上述两类因素对人才迁移的影响作用目前尚未达成一致结论。

相比国外研究,国内学者对人才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及演化特征的关注较晚。其中,绝大多数涉及各类人才在省市等层面上空间分布规律,包括高校毕业生[36]、海外归国人才[37]、高技能人才[38]、高学历人才[27]、科技和科研人才[39]、特殊高端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院士等)[40]等。研究发现,中国人才的空间分布往往呈现集聚格局,大量人才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和三大城市群,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人才相对稀少[27]。随着均衡发展政策(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实施,这种不平衡分布规律得到了一定的缓解[4]。尽管公共服务等地方品质因素也产生一定的影响[34],但经济因素仍是塑造中国人才分布的主要原因。受到数据限制,目前文献主要关注2000—2005年的中国省际人才迁移,认为地区工资和失业率差异是引起人才迁移的主要原因,由此塑造了不均衡且具有明显网络自相关的中国人才迁移格局[34]。然而,对2005年后中国省际人才迁移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的研究较为欠缺。

鉴于此,本文采用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构建面板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Hurdle模型(空间Hurdle模型)对中国2000—2015年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机制开展研究,以期为推进高质量新型城镇化和制定人才管理政策提供借鉴。

2 研究区域、数据及变量选择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对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刻画的基本地理单位为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省、直辖市、自治区),因数据暂缺,未包含港澳台地区。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41]《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42]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43]的千分之一微观数据。本文对迁移人口的定义是在普查时点(2005年、2010年、2015年的11月1日)和5年前普查时点(2000年、2005年、2010年的11月1日)常住地发生改变的中国公民。由于大学文凭表征出的区分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的临界意义,参考既有研究[27,32,34],使用大专及以上学历作为划分人才的基本标准。进一步使用年龄(普查时点24~64岁)和工作状态(删除学生、家庭主妇、离退休人员、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员等样本)划分劳动年龄且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作为高技能人才[32]

本文的基本研究单元为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流。剔除省内迁移样本后,共得到31个省级行政单位之间930条迁移流。高技能人才省际迁移数据系根据各省相应年份的抽样比经四舍五入还原得到。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总量分别为166万、381万和344万,且3期数据中零值占比分别达到43.23%、38.60%和37.10%。构建模型所需要的解释变量数据中,人口规模主要来源于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空间距离使用ArcGIS软件得到,空气质量数据来源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数据获取网址: http://fizz.phys.dal.ca/~atmos/martin/?page_id=140。),其余经济社会变量来源于2001年、2006年及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44-46]

2.2 变量选择与预处理

为了解释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本文共选取23个解释变量。首先,引力模型框架要求纳入迁入地及迁出地人口规模(POPi/POPj)以及空间距离(Dij)3个变量。其次,地区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被认为与人才迁移具有密切联系[4,27]。本文共选取3组变量反映地区经济发展:① 迁入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WAGEj(②考虑到严格多重共线性问题,删除迁出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变量。);② GDP平均增速(GDPGi/GDPGj);③ 科技教育发展支出占比(HTECi/HTECj)。一般而言,平均工资越高、经济增速越快、科教投入份额越大,高技能人才迁入量越大,迁出量越少。地方品质因素可以用自然舒适度和城市舒适度表示。其中自然舒适度使用一月与七月平均温差(TEMPi/TEMPj)以及加权省级PM2.5浓度(AIRi/AIRj)来表示。平均温差预期对人才迁出产生正向影响,而对人才迁入产生负向影响[34]。PM2.5浓度预期对人才迁入产生负向影响,而对人才迁出产生正向影响。城市舒适度包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城市绿化两个方面,使用每万名小学生拥有教师数量(EDUi/EDUj)和千人病床数(HEALTHi/HEALTHj)两组变量来表征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32]。已有研究论证了以教育、医疗为代表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对人才迁入产生正向影响,对人才迁出产生负向作用[4,32,34]。每万人拥有城市园林绿地面积(GREENi/GREENj)被用作城市绿化的代理变量。城市绿化程度越高,预期将有更多人才迁入,更少人才流出[27]。最后,迁出人口在各迁出地的构成比(SOCIALij)、生活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COLi/COLj)、人口密度(DENSi/DENSj)被视作控制变量,分别用于控制社会网络因素、生活成本因素和地区集聚规模效应的影响。变量的解释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解释及描述性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variables

变量变量表示描述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TALENT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人数(人)3185.8470152715
引力变量POPi/POPj2000年、2005年、2010年各省人口规模(人,对数)17.25214.77718.463
Dij省际间空间距离(km,对数)7.0504.6948.151
经济及科技
发展水平
WAGEj2000年、2005年、2010年各迁入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元,对数)9.7788.83111.099
GDPGi/GDPGj1995—2000年、2000—2005年、2005—2010年各省平均GDP增长率(%)14.2472.38024.165
HTECi/HTECj2000年、2005年、2010年各省科技教育发展支出占当年总支出比例(%)16.90111.37923.153
自然舒适度TEMPi/TEMPj1995—2000年、2000—2005年、2005—2010年各省一月与七月平均温差(℃)25.43810.36041.580
AIRi/AIRj2000年、2005年、2010年加权省级PM2.5浓度(μg/m³,对数)3.7201.8714.725
城市舒适度EDUi/EDUj2000年、2005年、2010年各省每万名小学生拥有教师数量(人,对数)6.2935.8566.877
HEALTHi/HEALTHj2000年、2005年、2010年各省千人拥有医院床位数(个,对数)3.1061.6535.327
GREENi/GREENj2000年、2005年、2010年各省每万人拥有城市园林绿地面积(hm2,对数)2.145-1.4864.035
控制变量SOCIALij1995—2000年、2000—2005年、2005—2010年各省迁出人口在各迁出地的构成比(i省流向j省的迁移人数/i省的总迁出人数,%)3.3330100
COLi/COLj2000年、2005年、2010年各省人口生活性支出占全年可支配收入的比例(%)75.83162.57691.368
DENSi/DENSj2000年、2005年、2010年各省人口密度(人/km2,对数)5.2730.829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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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构建线性回归模型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发现各变量VIF值均低于10,模型不存在严格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缓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解释变量均滞后于被解释变量,使用迁移期初的相关观测值(表1)。

3 模型构建

3.1 Hurdle引力模型

在传统Hurdle模型的基础上,被解释变量为区域之间的流量数据,解释变量纳入两区域的“质量”以及两区域间的距离,构建Hurdle引力模型。首先,使用一个二元Logistic模型来分析区域之间是否会产生人才迁移联系,如果产生联系,那么“门栏被跨过”(Hurdle is crossed),一个零截尾计数模型进而被用来分析区域间非零的人才迁移流的流量大小[32]。由于在本案例中,数据的方差达到了均值的两万余倍,违背了泊松模型“离散平衡”的假设,因此选用一个零截尾负二项模型作为“第二阶段”Hurdle引力模型的组成部分[24]

yijt代表t时刻由地区i迁移至地区j的人才迁移规模观测量,在Hurdle模型的语境下,可以写出Yijt的非条件概率质量函数(Unconditional 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如下:

Pr(Yijt=yijt)=pijt,yijt=01-pijt1-αα+θijtαГyijt+αyijt!Гα(αα+θijt)α(θijtα+θijt)yijt,yijt>0

式中:pijtt时刻地区间产生零值迁移流的概率;Г(·)是伽马分布函数;α是用来刻画过度离散的系数,当α=0时,负二项回归退化为泊松回归。使用θijt来代表负二项回归的条件均值;x1kx2p代表Logistic回归和负二项回归的自变量列向量,则:

lnpijt1-pijt=x1k'β1,ln(θijt)=x2p'β2

式中:β1β2x1kx2p的系数向量。

sijt=α/(α+θijt),则有1-sijt=θijt/(α+θijt)。此时,可以写出Hurdle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

L=L1β1+L2β2=ijLyijt=0ln(pijt)+Lyijt>0ln1-pijt-ln1-sijtα+αln(sijt)+yijtln1-sijt+lnГ(yijt+α)Гαyijt!

式中:对数似然函数L可以表征为Logistic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L1(β1)和零截尾负二项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L2(β2)之和,这一性质意味着对Hurdle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可以分解为对模型两部分的极大似然估计[33]

3.2 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

ESF使用提取后的表征空间自相关的特征向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达到“过滤”空间自相关的效果。这些特征向量将数据中的空间结构信息从趋势和随机噪音中分离出来,使得模型的随机噪音(误差项)满足独立同方差分布,减少内生性的问题。设C是反映中国各省空间邻接关系的二元邻接矩阵,可以构建反映迁移流的网络权重矩阵WW=IC+CI。首先构建一个投影矩阵M=I-11'N,其中1是一个930×1的由1组成的列向量,I是单位矩阵;N是迁移流的数量930。M可以对WW实现中心化,并可计算出特征向量和特征值:

MWwM=EΛE'

式中:E是特征向量矩阵;Λ是特征值的对角矩阵。

特征向量矩阵E中的特征向量满足正交性和排序性[3],前者保证了任意两个特征向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每一个特征向量表征一种独一无二的网络自相关格局;后者保证了具有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也具有最高网络自相关(Moran's I最大)。排第二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具有第二高的网络自相关。排序最后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具有最小的网络自相关。一般而言,选取Moran's I与最大Moran's I比值超过0.25的特征向量作为代表性特征向量,然后使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进一步的向量筛选[3]

3.3 空间Hurdle引力模型

根据目的地竞争理论,迁移至某一目的地的劳动力会受到迁移至其周边地区的劳动力的影响[17],据此,假设网络自相关同时出现在地区间是否产生迁移以及地区间产生的迁移规模两个过程之中。将选取出来的特征向量同时加入Logistic回归和零截尾负二项回归之中,式(2)变为:

lnpijt1-pijt=x1k'β1+eq'γ1,lnθijt=x2p'β2+eq'γ2

式中:eq(e1, e2, …, eq)是选取出来的特征向量;γ1γ2是相应的系数列向量。非条件概率质量函数和对数似然函数与式(1)和式(3)相同。尽管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但并未改变模型的设定,因此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同样可以写成分开的两部分。

式(5)仍满足引力模型的设定,被解释变量为区域人才迁移流,解释变量包括引力模型变量,特征向量本质上也是反映“流”的变量。对于面板数据,可进一步纳入时间固定效应控制不随时间而变的一系列因素。由于控制了网络自相关的影响,模型的拟合程度和预测能力有望得到提升,而模型受网络自相关影响将下降。

4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特征

4.1 人才跨省迁移比例先升后降

首先计算高技能人才跨省迁移规模占当期总省际人口迁移规模的比例,发现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比例分别为4.31%、6.93%、6.42%(表2)。人才跨省迁移比例先升后降反映了其迁移的流动性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2000—2010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大规模的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人才集聚到东部沿海地区,导致跨省迁移比例的上升。2010—2015年跨省迁移比例的下降则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强调就近、就地城镇化,从而导致人才省内迁移强度增加、省际迁移强度减弱有关。

表2   2000—2015年中国高技能人才迁移网络及空间分布格局特性

Tab. 2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 network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skilled talent during 2000-2015

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
迁移网络特性跨省迁移占比(%)4.316.936.42
变异系数2.7042.5742.410
空间自相关0.392***0.408***0.381***
分散程度(%)29.8942.5354.02
空间分布特性变异系数0.6310.6000.576
空间自相关0.218**0.173**0.258**

注:跨省迁移占比为跨省人才迁移规模与跨省总迁移规模的比值;变异系数(CV)的公式为CV=(1/t-)i=1n(ti-t-)2/(n-1),其中:ti是第i个观测量;t-为均值;n为观测样本量;空间自相关(Moran's I)的公式为Moran'sI=(X'CX)/(X'X),其中:X'为观测向量的转置,C指代使用queen准则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或网络权重矩阵WW);分散程度使用迁移率排序前10%高值网络中未指向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的占比表示;*****分别表示在1%与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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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才迁移形成集聚格局,维持了不均衡的空间分布格局

为观测高技能人才迁移格局,计算各省的人才网络迁移效率(③迁移效率表征为各省人才净迁移规模与总迁移规模的比值。迁移效率的取值范围为[-1, 1],正迁移效率表征净迁入省份,负迁移效率表征净迁出省份。迁移效率越接近-1或1表征该省人才迁入/迁出越不平衡,而越接近0则表征该省人才迁入/迁出趋于平衡。)(图1)。大部分东部省份(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在2000—2015年迁移效率为正,而中部省份迁移效率为负,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大量人才迁入,而中部地区则面临人才流失困境。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西部地区省份与中部欠发达地区类似,一直呈现人才外流局面。但内蒙古、重庆、贵州、云南、西藏、新疆等西部省份经历了人才迁移效率由负转正的过程,在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等举措影响下,部分西部地区吸引了一定规模的高技能人才迁入。

图1

图1   2000—2015年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网络效率

Fig. 1   Migration efficiency of skilled migration in 2000-2015


变异系数结果显示(表2),中国高技能人才迁移形成不均衡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打破。计算各省高技能人才占比的变异系数,15年间高技能人才的空间分布持续表现出不均衡的格局,该格局与人才迁移网络的集聚特性存在紧密联系;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格局未被打破,人才从欠发达地区迁往发达地区,维系了发达地区较高的人才占比。

4.3 人才迁移出现分散化特性,迁移和分布的集聚格局随时间逐渐减弱

计算人才迁移率排名前10%的网络中未指向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占比。2000—2015年该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从29.89%跃增至54.02%,说明随时间推移,人才迁移呈现分散化趋势。变异系数的计算结果同样支持该结论,2000—2015年人才迁移的变异系数从2.704下降至2.410。与此同时,高技能人才空间分布的变异系数从0.631降至0.576,说明其空间分布也呈现分散化趋势,该发现与既有文献结论一致[4]。此外,东部主要迁入地区(如上海、广东)及中西部主要迁出地区(如湖南、湖北、陕西)在15年间的网络迁移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图1),同样反映出该分散化趋势。

4.4 持续显著的网络自相关特性

计算高技能人才迁移网络的Moran's I,发现在2000—2015年间人才迁移均呈现出显著的网络自相关特性,本地迁移流和邻近迁移流产生空间关联。邻近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是造成该网络自相关特性的重要原因[27]。同时,人才迁移的网络自相关性为本文构建空间Hurdle引力模型提供支撑。人才空间分布的Moran's I同样显著为正,说明高技能人才空间分布格局中存在持续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性。人才迁移的网络自相关性和人才分布的空间自相关性存在内在联系。

5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驱动机制

5.1 模型选取与对比

首先,本文构建了两个Hurdle引力模型来解释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驱动机制。模型(1)未纳入滤波算子,为Hurdle引力模型;模型(2)纳入滤波算子,为空间Hurdle引力模型。如表3所示,纳入空间滤波后,模型的赤池信息准则(AIC)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说明模型的拟合精度提升。此外,通过检验Hurdle引力模型和空间Hurdle引力模型残差中的Moran's I,发现加入滤波算子后,残差中的Moran's I出现下降。两个模型中的lnα值都为显著,说明模型中呈现出显著的过度离散情况,因而在Hurdle的“第二阶段”纳入零截尾负二项模型相比零截尾泊松模型而言更为优越。

表3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Hurdle引力模型、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结果

Tab. 3  Results of internal skilled migration in China from Hurdle gravity model and ESF Hurdle gravity model

变量(1)Hurdle引力模型(2)空间Hurdle引力模型
LogisticNegative BinomialLogisticNegative Binomial
POPi1.072*** (0.084)0.361*** (0.046)1.008*** (0.091)0.330*** (0.047)
POPj0.392*** (0.090)0.525*** (0.038)0.395*** (0.094)0.522*** (0.038)
Dij-1.423*** (0.123)-0.617*** (0.045)-1.471*** (0.157)-0.439*** (0.048)
WAGEj2.526*** (0.319)1.585*** (0.155)2.395*** (0.325)1.543*** (0.157)
GDPGi-0.029 (0.022)-0.007 (0.011)-0.022 (0.023)-0.007 (0.010)
GDPGj0.016 (0.023)-0.001 (0.009)0.003 (0.024)0.001 (0.009)
HTECi-0.017 (0.025)-0.005 (0.010)-0.011 (0.026)0.001 (0.010)
HTECj0.140*** (0.026)0.037*** (0.011)0.127*** (0.028)0.032*** (0.010)
TEMPi0.003 (0.010)0.013*** (0.004)0.001 (0.011)0.008* (0.004)
TEMPj-0.085*** (0.011)-0.031*** (0.005)-0.084*** (0.012)-0.029*** (0.005)
AIRi-0.025 (0.146)-0.069 (0.059)0.006 (0.152)0.000 (0.061)
AIRj0.489*** (0.129)-0.133* (0.070)0.423*** (0.137)-0.119* (0.067)
EDUi1.359*** (0.405)0.037 (0.180)1.348*** (0.423)0.110 (0.170)
EDUj1.056*** (0.394)0.288* (0.157)1.037** (0.407)0.347** (0.152)
HEALTHi0.391*** (0.098)0.059 (0.041)0.416*** (0.105)0.120*** (0.042)
HEALTHi0.687*** (0.118)0.253*** (0.050)0.750*** (0.124)0.245*** (0.047)
GREENi0.210** (0.106)0.159*** (0.050)0.181* (0.109)0.138*** (0.045)
GREENj0.301*** (0.087)0.184*** (0.044)0.348*** (0.091)0.178*** (0.043)
SOCIALij0.066*** (0.013)0.028*** (0.005)0.059*** (0.013)0.024*** (0.004)
COLi0.039*** (0.014)0.014** (0.007)0.041*** (0.015)0.016*** (0.006)
COLj0.023* (0.013)0.022*** (0.006)0.021 (0.014)0.025*** (0.006)
DENSi0.060 (0.052)-0.022 (0.031)0.044 (0.060)-0.060** (0.030)
DENSj-0.203*** (0.055)-0.086*** (0.033)-0.244*** (0.063)-0.103*** (0.030)
year14.528*** (0.521)1.662*** (0.290)4.356*** (0.557)1.653*** (0.293)
year23.076*** (0.290)1.432*** (0.132)3.030*** (0.309)1.443*** (0.137)
Constant-67.089*** (6.321)-25.031*** (2.481)-63.785*** (6.731)-26.551*** (2.463)
空间滤波NoYes
AIC32587.1132502.56
Moran's I in Res.0.124***0.044***
lnα-0.820***-0.897***
伪对数似然值-16240.556-16142.282
样本量27902790

注:******分别表示在5%、1%与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聚类到省份组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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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主要结果分析

5.2.1 引力因素对区域人才迁移产生预期影响

首先,分析模型“第二阶段”零截尾负二项模型结果,该模型主要解释非零人才迁移流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3个引力因素对人才迁移均产生显著影响,区域人口规模增加1%,会导致人才迁出规模上升0.330%,迁入规模上升0.522%。空间距离增加1%会导致高技能人才迁移规模下降0.439%。以上结果符合既有文献的结论[3,24,32]

5.2.2 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在人才迁移中扮演重要地位

迁入地平均工资和科技教育发展支出占比驱动人才迁入。具体地,迁入地平均工资提升1%,则人才迁入规模将上升1.543%,而科技教育发展支出每提升1%,将导致迁入规模增加0.032%。以上结果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投入是影响人才集聚的关键要素。此外,地区经济增速与人才迁移不产生显著联系,这是因为经济增速一定程度上受经济体量影响。尽管中小城市往往具有更快的增速,但人才更倾向迁入经济发展规模较大的发达地区。

5.2.3 自然舒适度和城市舒适度对人才迁移产生较大影响

地区一月与七月平均温差每下降1 ℃,则迁出人才规模将下降0.008%,而迁入人才规模则增加0.029%,而地区加权PM2.5浓度提升1%,人才迁入规模将下降0.119%。上述结果说明以平均温差和空气质量为代表的自然舒适度是引起人才迁移的重要力量。此外,迁入地的每万名小学生拥有教师数、千人床位数与万人城市园林绿地面积每增加1%,人才迁入规模分别提升0.347%、0.245%与0.178%,说明城市舒适度提升对高技能人才迁入的促进作用。尽管模型同时显示迁出地千人床位数与万人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对高技能人才迁出的正向作用,但作用力弱于迁入地的“拉力”作用。

5.2.4 社会网络、生活成本、人口密度等控制变量同样体现出一定影响

分析控制变量结果,发现各省迁出人口在各迁出地的构成比每增加1%会引起人才迁移规模增加0.024%,说明本地社会网络强度会增加高技能人才集聚规模[27]。生活成本每增加1%会引起高技能人才迁出规模增加0.016%,迁入规模增加0.025%,说明生活成本的增加虽然会导致部分人才迁出本地,但生活成本更高的地区通常具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吸引人才。最后,人口密度对人才迁出和迁入规模都体现出抑制作用。

5.2.5 迁入地对人才迁移的“拉力”较迁出地的“推力”更为显著

总体来说,引力变量、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自然舒适度、城市舒适度和控制变量等因素在迁入地的“拉力”较迁出地的“推力”而言对人才迁移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说明人才个体决策更多是一种“目的地导向”的迁移选择[3,24,32,34]。该发现的政策启示意义是,迁入地人才政策往往对人才迁移施加主导影响,而迁出地人才政策在缓解人才外流问题上存在政策失灵的风险。

5.2.6 人才迁移可以看作一个“两阶段”过程,影响人才迁移概率与迁移规模的因素呈现出一定差异

总体上看,Logistic模型的结果中各变量的符号与零截尾负二项模型一致,说明影响地区间发生人才迁移概率的因素与实际迁移规模的因素相符。然而,部分变量在Logistic模型和零截尾负二项模型中的符号或显著性发生变化,体现出人才迁移的“两阶段”特性。例如,平均温差对人才迁出规模产生影响,但对人才迁出概率不产生显著影响;空气质量对人才迁入规模产生正向影响,但对人才迁入概率产生负向影响;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人才迁出规模不产生影响,但对其迁出概率产生促进作用;迁入地生活成本和迁出地人口密度均对人才迁移规模产生影响,而不影响其迁移概率。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自然和城市舒适度等地方品质变量方面,而引力因素和经济及科技发展水平对人才迁移概率和迁移规模的影响则较为一致。

5.3 驱动因素的时空演化

将核心变量分别与3个时间虚拟变量构建交互项,纳入交互项后的Hurdle引力模型可用于解析人才迁移驱动因素的时空演化机制。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驱动因素的时空演化Hurdle及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结果

Tab. 4  Results of Hurdle and ESF Hurdle gravity models on the evolution of driving forces for China's internal skilled migration

变量(3)Hurdle引力模型(4)空间Hurdle引力模型
LogisticNegative BinomialLogisticNegative Binomial
WAGEj#Y13.809*** (0.648)1.688*** (0.198)4.679*** (0.697)1.501*** (0.204)
WAGEj#Y22.298*** (0.655)1.699*** (0.218)2.432*** (0.702)1.580*** (0.228)
WAGEj#Y33.346*** (0.583)1.034*** (0.190)3.382*** (0.604)1.144*** (0.175)
GDPGi#Y10.080 (0.052)0.088*** (0.023)0.046 (0.056)0.087*** (0.025)
GDPGi#Y2-0.035 (0.038)-0.020 (0.014)-0.034 (0.042)-0.009 (0.014)
GDPGi#Y3-0.099** (0.042)-0.060*** (0.017)-0.089** (0.043)-0.058*** (0.015)
GDPGj#Y1-0.115* (0.063)0.004 (0.025)-0.196*** (0.064)0.000 (0.026)
GDPGj#Y20.038 (0.042)-0.003 (0.015)0.023 (0.046)0.003 (0.016)
GDPGj#Y30.080* (0.043)0.018 (0.017)0.075* (0.046)0.031** (0.015)
HIGHTECi#Y1-0.084** (0.042)-0.042*** (0.016)-0.148*** (0.045)-0.036** (0.015)
HIGHTECi#Y2-0.001 (0.043)0.003 (0.014)-0.044 (0.045)0.001 (0.014)
HIGHTECi#Y30.007 (0.045)0.007 (0.015)-0.033 (0.048)0.016 (0.014)
HIGHTECj#Y10.144*** (0.046)0.024 (0.015)0.087* (0.048)0.017 (0.015)
HIGHTECj#Y20.163*** (0.046)0.005 (0.014)0.119** (0.049)0.001 (0.013)
HIGHTECj#Y30.123** (0.049)0.077*** (0.015)0.080 (0.049)0.069*** (0.014)
TEMPi#Y10.006 (0.015)0.012* (0.006)0.016 (0.016)0.009 (0.006)
TEMPi#Y20.017 (0.017)0.017*** (0.006)0.025 (0.019)0.011** (0.006)
TEMPi#Y3-0.004 (0.020)0.017** (0.007)0.001 (0.021)0.010 (0.006)
TEMPj#Y1-0.075*** (0.020)-0.026*** (0.006)-0.066*** (0.021)-0.030*** (0.007)
TEMPj#Y2-0.064*** (0.020)-0.019*** (0.007)-0.064*** (0.021)-0.023*** (0.007)
TEMPj#Y3-0.119*** (0.021)-0.033*** (0.008)-0.127*** (0.021)-0.041*** (0.007)
AIRi#Y10.301 (0.217)-0.093 (0.103)0.065 (0.231)-0.083 (0.103)
AIRi#Y2-0.305 (0.235)0.024 (0.078)-0.532** (0.260)0.075 (0.078)
AIRi#Y30.143 (0.312)0.099 (0.108)-0.195 (0.331)0.153 (0.105)
AIRj#Y10.553*** (0.211)-0.005 (0.095)0.355 (0.222)-0.007 (0.096)
AIRj#Y20.073 (0.222)-0.330*** (0.081)-0.174 (0.246)-0.368*** (0.083)
AIRj#Y30.441 (0.295)-0.104 (0.102)0.231 (0.308)-0.171* (0.100)
EDUi#Y10.393 (0.826)0.073 (0.301)0.000 (0.885)-0.042 (0.292)
EDUi#Y21.438** (0.629)0.3191.388** (0.667)0.526*** (0.201)
EDUi#Y32.281*** (0.852)0.3122.072** (0.862)0.608** (0.289)
EDUj#Y11.667** (0.837)0.2971.485* (0.877)0.317 (0.274)
EDUj#Y2-0.020 (0.677)-0.032-0.250 (0.729)0.049 (0.207)
EDUj#Y31.231 (0.781)0.584** (0.296)1.230 (0.812)0.717** (0.283)
HEALTHi#Y10.607*** (0.188)-0.016 (0.068)0.627*** (0.201)0.054 (0.067)
HEALTHi#Y20.298* (0.175)0.005 (0.053)0.250 (0.186)-0.006 (0.054)
HEALTHi#Y30.039 (0.244)-0.106 (0.085)0.173 (0.265)-0.083 (0.084)
HEALTHj#Y10.829*** (0.205)0.114* (0.068)0.853*** (0.219)0.195*** (0.069)
HEALTHj#Y20.492** (0.240)0.231*** (0.086)0.514** (0.254)0.288*** (0.084)
HEALTHj#Y30.999*** (0.248)0.326*** (0.088)1.219*** (0.262)0.419*** (0.081)
变量(3)Hurdle引力模型(4)空间Hurdle引力模型
LogisticNegative BinomialLogisticNegative Binomial
GREENi#Y10.338** (0.168)0.247*** (0.060)0.207 (0.183)0.189*** (0.062)
GREENi#Y20.092 (0.166)0.060 (0.051)-0.002 (0.171)0.071 (0.050)
GREENi#Y30.267 (0.188)0.075 (0.067)0.218 (0.202)0.046 (0.061)
GREENj#Y10.156 (0.179)0.417*** (0.070)0.081 (0.192)0.395*** (0.068)
GREENj#Y20.491*** (0.160)0.130** (0.051)0.554*** (0.174)0.082 (0.052)
GREENj#Y30.152 (0.186)0.163** (0.068)0.157 (0.199)0.101 (0.065)
Constant-83.774*** (10.604)-23.478*** (3.575)-83.071*** (11.150)-28.717*** (3.297)
引力变量YesYes
控制变量YesYes
时间固定效应YesYes
空间滤波NoYes

注:******分别表示在5%、1%与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聚类到省份组的稳健标准误;Y1、Y2、Y3分别指代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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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经济增速、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基础公共服务供给对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增强

尽管在基准回归中经济增速与15年间高技能人才迁移未显示出显著关系,但异质性分析模型结果显示,随时间推移,经济增速对人才迁移的影响增强。2010—2015年地区GDP增长率对人才迁入规模和概率均产生促进作用,而对人才迁出规模和概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科技和教育发展投入在2000—2010年对人才迁移的影响不符合预期,2010—2015年该变量对人才迁入规模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自然舒适度对人才迁移的影响同样随时间呈现跃增趋势。尽管平均温差对人才迁入概率和规模持续产生影响,但其系数随时间逐步增加,表明其影响程度加剧。此外,迁入地空气质量改善对人才迁入的促进作用在2005年后开始显现。最后,城市舒适度中教育和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供给对人才迁移的影响同样随时间增强。基础教育水平对人才迁出概率和规模的影响在2005年后变为显著,尽管其对人才迁入概率的影响在2000—2005年显著,但对迁入规模的影响至2010—2015年期间才呈现显著特征。医疗服务对人才迁入规模和概率的影响在15年间持续显著,且影响系数随时间逐渐增加。

5.3.2 工资和城市绿化对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减弱

迁入地平均工资对人才迁入规模和概率的影响虽在15年间持续显著为正,但影响系数呈现下降态势,说明工资水平对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减弱。可见,人才迁移已不仅是以往单一追求经济收入为导向的决策过程。此外,城市绿化对人才迁移的影响同样随时间减弱,2000—2010年万人拥有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对人才迁移规模和概率均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显著特征,2010—2015年城市绿化不再产生显著的影响。

5.4 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机制

通过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的分析结果,结合既有理论及研究结论,可将引起中国人才迁移和分布时空演化特征的效应分为经济发展效应、地方品质效应和其他效应3类(图2)。经济发展效应指由地区工资收入、科教投入和经济增速等经济因素导致的人才迁移,地方品质效应指由地区不可移动品(自然舒适度、城市舒适度)驱动的人才迁移,其他效应为上述两种效应以外的因素对人才迁移的影响(社会网络、人才政策区域响应)。2000—2015年中国的地区收入差异、科教投入差异以及自然和城市舒适度差异仍然存在,是导致高技能人才迁移持续呈现出集聚特性的原因。这种迁移的集聚性维系了其空间分布的集聚特征的持续性;其次,在经济社会转型、区域协调发展、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背景下,伴随新型城镇化建设,近年来中国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开始缩小,欠发达地区经济机会、科技发展投入和地方品质得以改善,而发达地区生活成本增加,且部分蔓延明显的特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出现短缺,导致中国高技能人才迁移及空间分布出现分散性特征,集聚特征减弱;最后,中国高技能人才迁移和空间分布格局均呈现显著的网络/空间自相关特性,即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和溢出效应。造成该特征的机制是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地方品质因素的中介机会效应和竞争目的地效应。中介机会效应体现在,影响来自邻近迁出地或迁往邻近目的地的人才迁移流的地区经济和地方品质因素存在空间关联,进而导致了邻近迁移流的空间关联[26]。目的地竞争效应体现在,人才迁移不仅受其目的地经济因素和地方品质因素的影响,也受邻近目的地的相关因素影响,且目的地距离越近,影响越大[17]。此外,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地区间人才迁移和分布的社会网络效应以及人才政策响应也是导致高技能人才迁移和空间分布格局的网络(空间)自相关特性的重要原因。

图2

图2   2000—2015年间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机制

Fig. 2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migration in 2000-2015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对2000—2015年中国省际高技能人才迁移的时空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展开研究。为了应对人才迁移数据中存在的零膨胀和网络自相关特性,构建一个空间Hurdle引力模型。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时空演化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5年中国省际人才的跨省迁移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人才迁移形成集聚格局,欠发达地区大量人才迁入东部沿海地区,该格局维持了人才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格局;人才迁移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分散趋势,进而驱使其空间分布集聚性的下降;人才迁移呈现持续稳定的网络自相关格局,其空间分布也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格局。

(2)空间Hurdle引力模型结果显示:迁入地和迁出地人口规模对人才迁移规模产生正向影响,而空间距离产生负向影响;地区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仍然在人才迁移过程中扮演重要地位,地区平均工资及科技和教育发展投入提升对人才迁入产生促进作用;地方品质因素也对人才迁移产生作用。平均温差、空气质量等自然舒适度因素及基础公共服务供给、城市绿化等城市舒适度因素的改善将吸引人才迁入;社会网络、生活成本、人口密度等因素同样影响人才迁移;迁入地的“拉力”作用比迁出地“推力”作用更显著。

(3)人才迁移可被看作一个“两阶段”过程,影响人才迁移概率和迁移规模的因素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自然和城市舒适度等地方品质变量方面。迁出地平均温差及人口密度、迁入地空气质量及生活成本仅对人才迁移规模产生影响,而迁出地基础教育仅对人才迁移概率产生影响。

(4)纳入时间交互项的模型显示,人才迁移驱动因素随时间呈现变化趋势。经济增速、科教投入、自然舒适度、基础公共服务供给对高技能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增强,而工资和城市绿化对高技能人才迁移的影响随时间减弱。

6.2 讨论

本文将既有对高技能人才迁移的研究时段拓展至2000—2015年。总体来说,本文得到的部分结论呼应了已有文献的发现,即中国省际人才迁移及空间分布格局呈现集聚、不均衡的特征,而造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与地区经济差异和科技发展有关[4,27,32,34]。尽管这种集聚特性在15年间有所缓解,但仍未从根本上打破。因此,中国“十四五”建设期间的重点难题仍是在稳步提升城镇化率的同时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合理引导人才从东南沿海地区往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创新能级[4]。对于人才迁入的主要省市而言,要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策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吸引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定居。对于人才主要流出地而言,要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提供更丰富、更多样的工作岗位,切实提高外来高技能人才的工资待遇水平,并保障其生活配套条件,降低其生活成本。同时,地方政府要重视科技和教育投入对人才的吸引作用,加大本地财政支出中用于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开支份额。以往研究认为地区经济因素主导人才迁移过程,而地方品质因素的意义不明确[27,34]。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展开的时空分析所得结论则突出强调了以自然舒适度和基础公共服务供给、城市绿化为代表的城市舒适度等地方品质因素对于人才迁移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自然舒适度和基础公共服务供给等地方品质因素的影响在提升。地方政府需要以地方品质为抓手重塑中国高技能人才迁移和分布的经济地理格局。要重视自然人文景观舒适度治理,包括大气污染治理、水环境治理、城市绿地园林建设和城市绿地可达性提升,打造宜居的美好“场景”;要提升公共服务舒适度的品质和多样性,通过建设“三甲”医院、提升人均医院床位数、保障外来人才子女就学等举措,吸引外来人才落户。

最后,持续显著的人才迁移和分布的空间自相关性意味着地方政府需要树立人才区域协调治理观,推动区域联动人才政策的实施。要加强区域空间一体化建设,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跨省城市群建设,消除人才区内和区际迁移制度壁垒,发挥经济要素集聚优势,使外来人才源源不断地为地区发展提供“脑力”支持。相邻地区之间共享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这有利于人才建立跨地区的社会网络联系。区域内部城市之间需要制定协同合作的人才政策,加强完善合作机制,避免恶性“抢人”。

本文尚存在以下待完善之处:① 囿于数据,无法对省内或地级市之间人才迁移格局及时空演化机制展开刻画;② 主要使用学历、年龄和工作状态等条件定义人才,未考虑职业等因素筛选下的高技能人才;③ 计量模型仅从自然舒适度和城市舒适度两个层面概括地方品质特征,未考虑消费多样性、交通通达等因素的影响。有鉴于此,在未来可使用多源大数据或精细化的统计数据定义高技能人才,综合、全面考虑各影响因素的可能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Cai F, Wang D W.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China Review, 2003, 3(2): 73-93.

[本文引用: 1]

Liu Z L, Gu H Y.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concentration patterns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15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 2020, 13(2): 375-391.

DOI:10.1007/s12061-019-09308-4      URL     [本文引用: 1]

Gu Hengyu, Shen Tiyan, Liu Ziliang, et al.

Driving mechanism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flows in China based on spatial filter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2): 222-237.

DOI:10.11821/dlxb201902002      [本文引用: 6]

According to previous studies, not only does the conditional gravity model based on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ften bring about poor fitting of migration flows in reality, but also there exists overdispersion in the extended Poisson gravity model. Simultaneously, network autocorrelation usually exists in population migration data (e.g., the spatial interaction among migration flows).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result in biased estimation. In order to capture network autocorrelation and deal with the issue of overdispersion, we build an eigenvector spatial filtering negative binomial gravity model (ESF NBGM) based on the data of 1% national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in 2015, to analyze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flows in China.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exists in interprovin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flows, and ESF can capture network autocorrelation in data, so as to reduce the estimated deviation of the model. Furthermore, eigenvectors ranking top 1.4% can properly interpre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network autocorrelation in data. (2) There exists overdispersion in China's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flows. Considering this problem, a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estimation of driving mechanism for population migration, together with statistical enhancement. (3) Network autocorrelation leads to overestimation of distance variables and underestimation of non-distance variables. The results of the improved model reveal that: chief factors the affect driving mechanism are regional population characters, social networ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level. Meanwhil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road network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pulling factors that influence migration flows. (4) Compared to previous studies, social network (i.e. migration stock)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opulation migration flows, while the impact of spatial distance keeps weakening.

古恒宇, 沈体雁, 刘子亮, .

基于空间滤波方法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驱动因素

地理学报, 2019, 74(2): 222-237.]

DOI:10.11821/dlxb201902002      [本文引用: 6]

人口迁移数据中往往存在较强的网络自相关性,以往基于最小二乘估计的重力模型与迁移数据的拟合度较低,而改进后的泊松重力模型仍存在过度离散的缺陷,以上问题均导致既有人口迁移模型中的估计偏差。本文构建了特征向量空间滤波(ESF)负二项重力模型,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2010-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省际人口迁移流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ESF能有效地提取数据中的网络自相关性以降低模型的估计偏差,排序在前1.4%的特征向量即可提取较强的网络自相关信息。② 省际人口迁移流之间存在明显的过度离散现象,考虑到数据离散的负二项重力模型更适用于人口迁移驱动因素的估计。③ 网络自相关性会导致模型对距离相关变量估计的上偏与大部分非距离变量估计的下偏,修正后的模型揭示出以下驱动因素:区域人口特征、社会网络、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因素是引发省际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而居住环境与公路网络等因素也逐渐成为影响人口迁移重要的“拉力”因素。④ 与既有研究相比,社会网络因素(迁移存量、流动链指数)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日益增强,而空间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进一步呈现弱化趋势。

Gu Hengyu, Shen Tiyan.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orces of Chinese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2): 326-340.

DOI:10.11821/dlxb202102006      [本文引用: 9]

Talents ar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y are also the key to urban competition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and the national 1%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in 2015, this paper uses the concentration index (CI), Gini index (GI) and several related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o examine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across China and the drivers behind these patterns from 2010 to 2015.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alents show highly concentrated and unbalance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at the city level over the five years, but the trend of concentration and imbalance has gradually eased. Results from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SDE) indicate that the distribution direction of highly educated people is "NE-SW". Furthermor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alents, with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China as the highlands. (2)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re the dominant drivers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in China. Among them, wages are the core driver, and gross GDP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each city also exert a significant impact. (3) After controlling the impacts of economic opportunities, local quality variables represented by basic public services (e.g., education and medical car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and urban consumption facil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4)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riving factors for talent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non-urban agglomeration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talents in both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non-urban agglomerations, while local qualities including education, consumption, transporta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alent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urban and regional talent polic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古恒宇, 沈体雁.

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地理学报, 2021, 76(2): 326-340.]

DOI:10.11821/dlxb202102006      [本文引用: 9]

人才是推动地区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未来城市竞争的关键。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运用集聚度、基尼系数等空间统计分析以及负二项回归模型方法,对2010—2015年中国城市高学历人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展开研究。结果发现:① 人才呈现出高度集中且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格局,但不平衡的趋势有所缓解,分布方向为“东北—西南”走向。人才分布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城市群是人才集聚的高地。② 经济机会是影响中国高学历人才集聚的主导力量,其中工资是核心驱动因素,地区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同样产生显著影响。③ 控制经济机会的影响后,以教育和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交通可达性和城市消费设施为核心的地方品质变量在高学历人才的空间集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④ 城市群与非城市群人才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机会是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人才集聚的主要驱动力;教育、消费、交通以及自然环境等地方品质变量对城市群人才集聚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为城市和区域人才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B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8).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8.

[本文引用: 2]

[国家统计局. 2018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本文引用: 2]

Sjaastad L A.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 80-93.

DOI:10.1086/258726      URL     [本文引用: 1]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1): 138-148.

[本文引用: 1]

Rosen S.

Hedonic prices and implicit market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in pure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1): 34-55.

DOI:10.1086/260169      URL     [本文引用: 1]

Graves P E, Linneman P D.

Household migrat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ult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79, 6(3): 383-404.

PMID:12310565      [本文引用: 1]

Greenwood M J.

Research on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5, 13(2): 397-433.

[本文引用: 1]

Hugo G J.

Village-community ties village norms and ethnic and social networks: A review of evidence from the third worl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1981, 31(204): 186-224.

[本文引用: 1]

Stark O. The Migration of Labor. New York: Wiley, 1993.

[本文引用: 1]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139-191.

DOI:10.1111/j.1467-9957.1954.tb00021.x      URL     [本文引用: 1]

Zipf G K.

The P 1 P 2/D hypothesis: On the intercity movement of pers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6, 11(6): 677-686.

DOI:10.2307/2087063      URL     [本文引用: 2]

Lee E S.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1966, 3(1): 47-57.

DOI:10.2307/2060063      URL     [本文引用: 2]

Alonso W. Systems of Cities:Readings on Structure, Growth, and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本文引用: 1]

Fotheringham A S.

A new set of spatial-interaction models: The theory of competing destinatio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3, 15(1): 15-36.

DOI:10.1177/0308518X8301500103      URL     [本文引用: 4]

Lowry I S.

Migration and Metropolitan Growth:Two Analytical Models

New York: Chandler Pub. Co., 1966.

[本文引用: 1]

Plane D A.

Migration space: Doubly constrained gravity model mapping of relative interstate separ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4, 74(2): 244-256.

DOI:10.1111/j.1467-8306.1984.tb01451.x      URL     [本文引用: 1]

Rogers A, Willekens F, Little J, et al.

Describing migration spatial structure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2, 81(1): 29-48.

[本文引用: 1]

Shen J F.

Changing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1985-2000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2, 18(3): 384-402.

DOI:10.1002/psp.668      URL     [本文引用: 1]

Flowerdew R, Aitkin M.

A method of fitting the gravity model based on the Poisson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82, 22(2): 191-202.

PMID:12265103      [本文引用: 1]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suggest an alternative method for fitting the gravity model. In this method, the interaction variable is treated as the outcome of a discrete probability process, whose mean is a function of the size and distance variables. This treatment seems appropriate whe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represents a count of the number of items (people, vehicles, shipments) mov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t would seem to have special advantages where there are some pairs of places between which few items move. The argument will be illustrated with reference to data on the numbers of migrants moving in 1970-1971 between pairs of the 126 labor market areas defined for Great Britain...."excerpt

Burger M, Van Oort F, Linders G J.

On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gravity model of trade: Zeros, excess zeros and zero-inflated estimation

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 2009, 4(2): 167-190.

DOI:10.1080/17421770902834327      URL     [本文引用: 1]

Gu H Y, Liu Z L, Shen T, et al.

Modelling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from 1995 to 2015 based on an eigenvector spatial filtering negative binomial model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9, 25(8): e2253. DOI: 10.1002/psp.2253.

[本文引用: 4]

Oshan T M.

The spatial structure debate in spatial interaction modeling: 50 years 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20: 0309132520968134. DOI: 10.1177/0309132520968134.

[本文引用: 1]

Stouffer S A.

Intervening opportunities: A theory relating mobility and dist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0, 5(6): 845-867.

DOI:10.2307/2084520      URL     [本文引用: 2]

Gu H Y, Meng X, Shen T Y, et al.

China's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in 2015: Patterns, determinants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 2020, 13(3): 631-648.

DOI:10.1007/s12061-019-09322-6      URL     [本文引用: 11]

LeSage J P, Pace R K.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Fischer M M, Getis A. Handbook of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Berlin and Heidelberg: Springer, 2010: 355-376.

[本文引用: 1]

Ord J K, Getis A.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tatistics: Distributional issues and an application

Geographical Analysis, 1995, 27(4): 286-306.

DOI:10.1111/j.1538-4632.1995.tb00912.x      URL     [本文引用: 1]

Griffith D A.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Spatial Filtering:Gaining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ory and Scientific Visualization. Berlin: Springer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3.

[本文引用: 1]

Long J S, Freese J. Regression Models for Categorical Dependent Variables Using Stata. College Station: Stata Press, 2006.

[本文引用: 2]

Gu H Y, Shen T Y.

Modelling skilled and less-skilled internal migrations in China, 2010-2015: Application of an eigenvector spatial filtering hurdle gravity approach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21: e2439. DOI: 10.1002/psp.2439.

[本文引用: 12]

Cameron A C, Trivedi P K.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unt Dat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文引用: 3]

Liu Y, Shen J F.

Spati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skilled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2000-2005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4, 93(4): 749-771.

DOI:10.1111/pirs.12014      URL     [本文引用: 10]

Liu Ye, Shen Jianfa, Liu Yuqi.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the highly skilled: A review

Human Geography, 2013, 28(2): 7-12.

[本文引用: 2]

刘晔, 沈建法, 刘于琪.

西方高端人才跨国流动研究述评

人文地理, 2013, 28(2): 7-12.]

[本文引用: 2]

Nie Jingxin, Liu Helin.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resul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 flows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2): 1979-1987.

DOI:10.13249/j.cnki.sgs.2018.12.005      [本文引用: 1]

By looking into the enrollment and employment data of graduates from universities directly administered by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with the method of index evaluation and hot-cold spot analysi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graduates’ regional flowing patterns of two flowing stages of enrolled in the university and employed after graduation, and the result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low of talent from the university to study in different stages, can more clearly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ographical space for talents. The local spatial viscos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dominates the flow of talent, and geopolitical and income factors in subsequent plays a role of regional adjustment. In the two stages, the flow of talent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viscous characteristics.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the flow includes “local-leapfrog” mode, “local-semi adherent” mode and “local-adherent” mod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the enrollment stage is dominated by “local-(semi) adherent” mode due to the adherence to the geo-social relations, while the employment stage is dominated by “local-leapfrog” type, which is adhered to the multiple possibilities of region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benef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vincial pattern formed by talent flow, howeve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alents at the level of provincial level is more flat, while the phase of employment flow is more polarized in the longitudinal distribution. The “arch” pattern along the southeastern coast and the Yangtze River is characterized in both two stages,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belongs to the hot spot of talent.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ack of provincial integration and linkage, the centralization of talent is not significant enough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hich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the dominant area’s viscosit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high ground of tal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different cities should bring into full play the role of local glutinosity to enhance the work of introducing university intelligence, from the two stages of talent generation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strength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聂晶鑫, 刘合林.

中国人才流动的地域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地理科学, 2018, 38(12): 1979-1987.]

DOI:10.13249/j.cnki.sgs.2018.12.005      [本文引用: 1]

依据教育部直属高校2015届本科毕业生生源与就业数据,采用指标评价与冷热点分析方法,分析升读大学与本科就业两个流动阶段的人才流动地域模式及省域空间分布格局。研究表明:① 人才流动具有明显的本地空间粘滞性特征,地域模式包括“本地-跃迁”型、“本地-半依附”型和“本地-依附”型。② 省际层面形成沿东南沿海与长江沿岸分布的“弓形”格局,显示了优势区域的整体粘滞性对人才高地形成的意义。研究指出,把握关键节点、依托城市群来发挥粘滞作用有助于城市推进引智工作。

Ma Haitao.

Triangle model of Chinese returnees: A tentative method for city networks based on talent flow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 161-170.

DOI:10.11821/dlyj201701013      [本文引用: 1]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urban geography, regional urban spatial organization is turn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city system research to the city networks research. There are two methods to construct city networks. One is using the relational data including the goods flow, capital flow, information flow, population flow among the city to construct city networks; the other one is building models to sim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such as interlocking network model and the gravity model. Inspired by the view of the "a spatial dynamic that changes whenever actors move in space" proposed by Menze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city networks by using returnees' movement between cities. Firs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lent mobility and city network.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uses the idea of "based on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relationship " into network analysis,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puts forward the thought of "dynamic proximity", and the research of early uses mobility of talents of high technology to meas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es. These had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network based on the flow of talents movement. Then, we establish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riangle model of Chinese returnees". The returnees have the fellow villager's relationship resources in their native places, the classmates' relationship resources in overseas cities and the coworkers' relationship resources in the work city, and these are used i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By integrating the migration data of the returnees, we establish the cities' connections based on the flow of talent, and design a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city connectivity. Finally, we select 6 high-end returnees of an innovative team in China to carry out a case analysis. Through the mining of the returnees' city resumes, we successfully construct the city network composed of six talents. As a result, it is suggested that: (1) city innovation network should be examined at national scale under global perspective, and the returnees are good carriers in such researches; (2) the "triangular model" reflect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expla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ity innovation network better; (3) the returnees team in Beta Pharma Co., Ltd is a typical case that it successfully facilitates inter-cit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the "triangular model" framework provides a brand-new perspective and analytical method to further research on city innovation network.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method exploration, and it needs to use a great quantity returnees' data to carry out systematic research on urban network in the next step, in order to make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urban network theory and the strategy of talents creative practice.

[马海涛.

基于人才流动的城市网络关系构建

地理研究, 2017, 36(1): 161-170.]

DOI:10.11821/dlyj201701013      [本文引用: 1]

以高端归国人才为对象,通过构建“归国人才三角”概念框架,设计基于高端移动性人才的城市关系构建方法,对人才迁移驱动的城市网络构建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认为:① 借助“行动者空间移动带来的空间动力”这一视角,运用高端归国人才在城市间的移动模拟城市间关系,可为构建城市网络提供一条新路径。② 基于人才流动的城市网络构建,有助于破解城市关系矩阵数据挖掘与案例城市选取的难题,是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网络研究的新方向。③ “归国人才三角”概念框架将人才流动与城市网络两方面研究融为一体,既可以通过人才流动探讨城市创新空间组织特征,也可以通过城市网络方法分析人才流动网络,对城市网络研究和人才战略实施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Liu Ye, Wang Ruoyu, Xue Desheng, et al.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determinants of skilled laborers and lessskilled laborer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2000 and 2010 censuse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8): 1949-1964.

[本文引用: 1]

[刘晔, 王若宇, 薛德升, .

中国高技能劳动力与一般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2019, 38(8): 1949-1964.]

DOI:10.11821/dlyj020180391      [本文引用: 1]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和地级行政单元数据,采用不均衡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刻画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并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识别高技能劳动力与一般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及其变化。结果表明:① 两类劳动力总体的空间特征均为东南密集,西北稀疏;② 2000—2010年,高技能劳动力在空间分布上呈集中化的趋势,而一般劳动力呈分散化的趋势;③ 十年间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区虹吸作用加强,其分布越发集中于沿海特大城市群,而一般劳动力集聚区回波作用加强,其分布越发均衡;④ 空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职工平均工资、是否直辖市或省会、每万人在校高校学生、是否沿海城市、常住人口数和空间溢出效应在十年中一直都是决定高技能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而失业率、中学生师比、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绿地率在2010年也成为影响两类劳动力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对比两类劳动力的模型结果可得,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受行政因素、高校因素和地区生活舒适度的影响更大,而一般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受劳动力市场因素的影响更大。

Gu H Y, Yu H C, Sachdeva M, et al.

Analy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ers in China: An approach using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rowth and Change, 2020, 52: 443-459.

DOI:10.1111/grow.12453      URL     [本文引用: 1]

Zhou Liang, Zhang Ya.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flow trends of Chinese top academic talent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academician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7): 1749-1763.

DOI:10.11821/dlyj020180304      [本文引用: 1]

Academicians, as national high-end research lead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alent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guidance, national major strategies and core technology breakthrough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755 academicia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the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and mobility index are used in this paper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ree flow patterns of study, employment and changing workplaces of China's top academic tal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birthplaces or native places of the academician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with goo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s; The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of the academicians are mainly obtained in region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Jiangsu Province, where top universities (also known as 985 and 211 universities) are located. The first workplaces of the academicians present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final workplac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megacities such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2) The flow of education (birthplace-university) moves from some provinces in the east to the regional center cities, such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After graduation, the employment flow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large number of destinations which vary with different periods of different academicians, and the degree of spatial aggregation is small. (3) Some 46.23% of the academicians have a tendency of changing their workplaces. The flow of academicians who changed their workplaces one time presented the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eacocks fly to southeast”, which comes from a long narrative poem with the same name in ancient China, this article uses it to describe the phenomenon that many China's top academic talents moves to the southeast coastal zones, with obvious spatial orientation; the academicians who changed their workplaces two or more times have no apparent spatial aggregation feature except for the last flow by the cause of changing workplace. (4) The analysis of flow index shows that Beijing and Shanghai, as rapidly developed economic zones, are both strong inflow and strong outflow centers with large two-way flow; while Tibet, Hainan, Macao, Inner Mongolia, and Guangxi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have a zero mobility index, and they are subordinate provinces.

[周亮, 张亚.

中国顶尖学术型人才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流动趋势: 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例

地理研究, 2019, 38(7): 1749-1763.]

DOI:10.11821/dlyj020180304      [本文引用: 1]

院士作为国家高端的科研领军人才,在创新发展、人才培养,科研引领,国家重大战略和核心技术突破方面挥着重要作用。以中国科学院755名院士为例,运用核密度分析与流动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顶尖学术型人才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求学、就业与工作地变更三种空间流动规律。结果表明:① 院士出生地或籍贯集聚分布在经济条件良好、文化底蕴深厚的东部沿海地区;学历取得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与江苏等985、211高校聚集省区;初次工作地点在不同时代表现各异;最终工作地呈现向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聚集的特征。② 求学(出生地—大学)流动由东部多个省份向北京、上海等国家中心城市近距离流动。毕业首次就业流动空间聚集程度小,且流向随院士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变化。③ 46.23%的院士有工作地变更流动趋势。变更一次的院士其流动呈现“孔雀东南飞”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向东指向性和空间聚集性;变更两次及两次以上的院士,除最后一次流动外无明显空间指向性。④ 流动指数分析表明,北京与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区既是强流入中心也是强流出中心,双向流动量大;而西藏、海南、澳门、内蒙古及广西等省份流动指数为0,属于附属型省份。

1%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Population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s 2005 1%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Data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7.

[本文引用: 1]

[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本文引用: 1]

Population Census Office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s unde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abulation on the 2010 Population Censu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2.

[本文引用: 1]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本文引用: 1]

1%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Population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s 2015 1%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Data.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7.

[本文引用: 1]

[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7.]

[本文引用: 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1.

[本文引用: 1]

[国家统计局. 2001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本文引用: 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6).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6.

[本文引用: 1]

国家统计局. 2006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本文引用: 1]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1).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1.

[本文引用: 1]

[国家统计局. 2011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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