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① 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② 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③ “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④ 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演化的高级阶段，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与主要目标，明确当前中国城乡发展所处的融合阶段及其现状水平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前提基础。在对城乡融合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00—2018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元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城乡融合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江浙地区及山东半岛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西。② 由高至低可分为融合发展、趋向融合、融合失调与融合滞后4种融合发展类型，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呈现由经济、人口、社会维度依次递减规律，城乡空间与生态融合呈现一定自然地带性分布特征。最后通过对不同融合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路径，可为制定区域城乡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参考。
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有利于优化城乡关系，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界定了城乡要素内涵及其流动类型，提出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测度方法，定量分析了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的空间格局与演进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乡要素流动是指影响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要素变化，可划分为内流动、互流动、区际流动3种类型；② 中国省域城乡人口、土地、资本、公共资源、农产品及非农消费品要素互流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逐渐增加；③ 中国省域城乡人口、资本、技术、农产品要素的区际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增加趋势不明显；④ 自然资源禀赋和人为干预调控通过调节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结构，综合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的强度和结构。应充分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差异，针对不同尺度的要素流动特征，选择合理的人为干预手段，优化配置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要素，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虽已初步实现发展目标，但仍深受外部环境和自身结构影响。回顾历史，中国区域经济从近代萌芽和起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形成发展模式，区域发展由自发转向使动阶段。对比3次区域经济实践后，本文发现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阶段相对应，并依次形成沿海与内陆、三大地带、四大板块的发展格局。本文进一步通过梳理文献和历史事实，确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划分标准、划分方案，总结出区域发展中的3条主线和3对矛盾，即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济地带分化中的沿海与内陆关系和城镇化历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因而将中国区域发展的时空过程构建成三维模型，并基于经济体系现代化视角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历史阶段：工业经济、特区经济、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城市网络经济。最后，以城镇化为视角，本文提出不同城镇化水平与阶段下区域政策依次应该为产业政策、要素政策和财税政策。
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对称地处理人类和非人类元素，描述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将该理论引入地理学研究中的边境贸易话题，构建边境贸易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旨在注重国家或区域行动者的能动作用，补充该理论对人类行动者特殊动员能力的关注，并将其研究范畴拓展至宏观尺度。在21世纪的中国西藏自治区边境贸易中，选择乃堆拉互市贸易、吉隆口岸贸易、普兰边境贸易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中印、中尼双方异质行动者的互动过程，并对优化西藏边境贸易发展提出建议。结果显示：① 边境贸易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认为，边境贸易发展是在国家或区域行动者的主导决策下，地方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彼此通过提出问题、界定利益、征召动员、排出异议等转译过程共同驱动影响的；② 案例分析中，中尼、中印中央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统一领导各异质行动者转译互动，但这同时受到中印、中尼国家行动者关系亲疏、以及喜马拉雅地区自然地质脆弱和基础设施落后等非人类行动者的共同影响和差异性约束，总体呈现中尼边境贸易行动者网络发展优于中印的特征。对此，西藏边境贸易应继续在中尼、中印国家友好关系构建、口岸发展与规划的科学战略研究、交通与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人类或非人类方面进行优化。
数字经济时代，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了复杂且深刻的影响，数据中心作为数据存储、分析、加工、应用的容器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全球数字化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厘清全球数据中心多尺度扩张规律及区位选择影响机制，指导数据中心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形成合理布局意义显著。为此，融合空间统计、空间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对2005—2020年全球数据中心扩张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全球数据中心空间扩张态势明显，增长重心与经济重心同步系统性东移，全球尺度形成北美、西欧、东亚三大增长核心；城市尺度上，城市群、都市区是数据中心扩张的主要空间载体，形成北京、东京、上海等多个数据中心枢纽城市。② 多尺度空间扩张主要表现为邻近扩张、点状生长和聚集增长3种模式，在全球和城市尺度上形成“核心—边缘”、多核心结构等多种空间形态。③ 数据中心空间扩张的区位选择受市场规模、要素供给、运营环境的共同影响，但由于测量方式和空间尺度因素导致在国别和城市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全球尺度受市场规模影响显著，要素供给和运营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阶段性特征；城市尺度受市场规模和要素供给、安全水平影响显著。
从产业异质性的角度，实证分析区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周边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过程和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产业结构对于区域城市体系的极化和均衡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而服务业则弱化了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② 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由于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和较强的溢出效应，更容易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城市体系，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更倾向形成相对极化的区域城市体系；③ 产业结构与周边城市人口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即中心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占比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周边城市的人口增长。
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多元有向流矩阵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扩展优化城市生态位内涵和测度方法体系，构建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城市生态位研究框架，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深入剖析城市的“态—势”特征，揭示各城市生态位和竞合关系。研究发现：整体势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要素流的位序—规模分布在就业服务流、经济服务流、知识流和生态服务流层面呈首位型，在信息流层面呈集中型，在综合流和合作流层面分布较为均衡，呈对数正态分布模式；局部势方面，不同要素流中城市种群划分各异，相互交织形成多维“核心—区域核心—边缘”流强度等级结构，其中“港深”“广佛”和“珠澳”的跨市合作最为密切，同时“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内陆城市种群初见苗头；宏观态方面，各城市在城市群落不同要素流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分为扩散型、受益型、均衡型、孤立型和中介型5类，而通过各要素矩阵下的城际优势流分析又可将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参与模式分为全域型和局部型2类；微观态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存在着复杂的伙伴城市与竞争城市关系，共形成11对互惠型伙伴城市、7对互补型伙伴城市、42对强竞争城市和31对弱竞争城市。本文基于流数据扩展了城市群生态位研究视角，构建了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区域竞合关系改善的新思路，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群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以绿色专利转让刻画绿色技术扩散，分析了2001—2020年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的时续动态以及空间格局，揭示了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活动中的热门技术、行为主体和城市类型，并探讨了驱动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中的热门技术由环境治理技术快速转变为绿色建筑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企业始终是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行为体；② 绿色技术跨城流动成为新常态，城市角色逐渐由自给自足式的城内集散型向开放创新式的城际集散型发展，全国统一的绿色技术交易大市场正在逐渐形成；③ 绿色技术扩散活动高度集聚在由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带组成的“T”型地区，其中城际绿色技术扩散形成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为枢纽的菱形网络；④ 遵循偏好连接和同配性法则，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新加入城市倾向于从枢纽城市获取绿色技术，但枢纽城市间的绿色技术流动更加频繁；⑤ 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下的模型回归结果揭示了城市间技术差距、地理邻近性、经济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对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形成机制差异。
城市作为区域间投入产出的关键节点，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参与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城市间投入产出表，基于WWZ增加值分解框架构建了城市—行业、城市、行业层面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参与度指标，并重点对城市国内循环参与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整体国内循环参与度分别为71.62%、72.42%和74.08%，国际循环参与度分别为28.38%、27.58%和25.92%，中国国内循环主体地位正逐渐加强。② 在行业层面，制造业国际循环参与度较高，这与其深度嵌入以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密切相关；服务业国内循环参与度较高，符合服务业可贸易性较差的特点。③ 在城市层面，东部城市国际循环参与度较高，平均为30.74%；中西部城市国内循环参与度较高，平均已接近90%；中国正逐渐形成中西部城市以国内循环为主，东部沿海城市以国际循环为主的空间态势。④ 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城市国内循环参与度的提高，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则会助力城市国内循环主体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同时，四大板块的国内循环参与度呈现不同影响因素特征。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流动的城乡结构出现重要转变，将对人口再分布和城镇化及区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划分了省际城—城、乡—城、城—乡和乡—乡4类流动人口，在识别其主流类型的基础上，通过流动率指标和计量模型考察了10年间流动人口主流类型的空间格局演变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省际城乡流动人口规模大、增长快速的同时，乡—城流动占主导、城—城流动快速上升，这两类人口已成为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主流类型。② 城—城净流动格局中净流入区进一步向沿海三大中心集中，辽宁、新疆和云南也维持一定的净流入率，而绝大多数省份都属净流出区的结果塑造了沿海各具特色的三大流动圈以及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内部联系的增强；乡—城净流动格局表现出沿海不同净流入区的“此消彼长”，以及新疆、辽宁净流入率上升引发其邻近省份净流出率下降的特征，该变化刻画了沿海流动圈连绵成带与变动各异的双重特性以及新疆、辽宁流动圈的发育。③ 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城和乡—城人口流动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强，当加入流动存量后其对两类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出现分异；城—城和乡—城人口流动对全国经济发展、净流入对流入地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
专利代理服务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的重要支撑。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空间分析法和计量模型探讨中国专利代理服务网络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制度环境、市场、邻近性在网络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中国专利代理服务网络呈现出规模扩张化及结构复杂化的趋势，从以北京为单一核心逐渐过渡到多核心的拓扑结构。服务网络空间从“北京—广州”和“北京—上海”相对单一的双线格局，转变为“以北京为核心，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和成渝多节点”并存的复杂结构。服务关系流扩散体现为等级扩散和传染扩散形式。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的市场化变革以及专利服务需求的空间扩张共同塑造专利服务网络格局。计量结果表明，服务城市和被服务城市的行政等级、经济人口规模、创新能力以及双方的关系邻近性能显著提升城市之间的知识产权服务联系。本文首次从知识产权服务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网络特征及演化机制，强调行政等级、市场规模以及关系邻近性共同作用于城市网络体系及演化，从服务联系的视角拓展了创新地理的研究。
多维邻近性是促进知识流动与构建创新网络的重要力量，但邻近视角下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影响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尚不明晰。本文以长三角为研究对象，通过对926名“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论文的通讯作者进行问卷调查，识别论文合作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构建城市创新网络，探究了个体层面多维邻近性影响长三角城市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及其差异。研究发现：① 论文合作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可分为地缘、学缘和业缘3种类型，分别通过地理、认知和社会邻近性促进不同尺度下的知识流动，能较好地解释长三角城市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② 整体而言，地缘关系主要通过间接路径对不同尺度知识流动产生影响，学缘关系的影响在3个尺度均有体现，业缘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尺度，而对外创新联系较强的城市也往往具有更加多元的关系表现形式。③ 与业缘关系相比，学缘关系对长三角各个尺度城市创新网络的总体影响程度更强，表明个体层面的认知邻近性比社会邻近性更有利于促进知识流动。④ 基于学缘的师生关系和基于业缘的项目合作关系对长三角不同尺度城市创新网络的形成均具有显著影响，但前者主要由于人才流动而产生隐性知识的转移和共享，后者主要表现为在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城市之间形成的一种相对固化的合作匹配模式。
北京经历了增量时代转向存量优化并正处于空间更新提质的新阶段，而城市功能空间演进是发展转型进程的重要标志与空间载体。依据长时间序列的北京城市功能变化数据集，对空间演进的结构模式与聚合规律进行研判。研究发现：① 北京城市功能演化主中心位于核心区并向东迁移；功能延展形成演化次中心与远郊中心，演化态势呈先聚集极化后趋于平稳。② 功能空间格局的类型分异特征显著。③ 功能空间演进呈服务功能中心极化、产业功能梯序外溢和居住功能圈层分异的结构模式。④ 功能演进聚合规律包括职住分离是首都服务型单中心结构的空间响应、公共服务均等是城市居住空间品质升级的重要支撑和产业集聚与跃迁是城市产业空间迭代的关键路径。本文研究结果以期为城市功能空间的科学重构与精细化治理提供决策支撑与判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