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分析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阐述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的基于统计数据的监测评估的区别，揭示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即城市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估从传统基于统计调查数据的监测评估向基于地球大数据的空间型监测评估转变。同时，从监测指标体系、服务于监测的地理空间数据获取、监测思路与方法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城市SDGs监测评估研究的最近进展和现状。最后，在分析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的基础上，将城市SDGs空间型监测评估未来发展趋向归纳为5点展望，即建立科学高效的监测评估方法、建立规范统一的监测指标体系、构建数据生产共享及监测评估知识服务平台、加强地球大数据和相关学科支撑城市SDGs监测评估的应用研究等。
“地球关键带”是为响应全球可持续发展及其重大挑战所提出的前沿概念。当前地理学者主要从地理要素循环与物质交换的视角，为揭示地球关键带的功能结构和动态演化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手段。但人类活动与社会系统和地球关键带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尚不明确。本文对话关键带研究，对地球关键带这一概念进行溯源式回顾，结合人文地理学者对人地关系理论的长期研究积累及其在服务区域发展中的经验模式，着眼于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的人类社会发展与地球表层系统演化的相互作用方式、模式、过程与机制，提出“人地互动关键带”的概念，并探索形成“源—流—汇”为核心的人地互动关键带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人地互动关键带理论可在研究视角上有效整合地球表层自然和人文的时空过程，将人类社会的复杂运作逻辑与实践和地球关键带现有理论框架进行深度融合；在实践上，人地互动关键带理论将有助于地理学家更好地诠释关键地带发展格局与过程，共同助力国家科学制定空间、环境与社会发展战略，促进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并有效促进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深度、高效协同。
承载能力是资源环境领域持续近两个世纪的经典命题，其概念与研究框架不断被更新，但始终聚焦在人地矛盾与可持续性。本文构建了人地关系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国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演化过程，通过国外趋势与国内外对比分析，提出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重点方向。研究发现：① 国外承载能力概念根植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理论，由资源供给、环境污染、生物圈退化等矛盾扩展为人地关系系统性矛盾，经历了资源承载能力（始于19世纪）、环境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70年代）、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始于21世纪10年代）4个研究阶段；② 承载能力在国外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即使在同一学科领域也可能存在不同应用场景与适用范围，且由于挂钩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技术进步、市场机制与时空有限性等产生争议，因此其概念讨论与使用需加以约束和明确；③ 当前中国承载能力研究与国外几乎同步，其优势在于人地关系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区域尺度研究，但在全球尺度、自然与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融合等方面仍有对接和追赶空间。本文建议围绕学科融合与理论、尺度效应与机理、模型—数据融合与集成、不同空间单元与典型类型区应用、政策体系与机制等方面进行重点研究，继续深化创新中国特色承载能力研究与应用。
全球新自由主义化与自反性治理的兴起推动了政治的全球循环，政策运动呈现出新动态和新特征。理性形式主义下的政治科学研究对传统框架的依赖，以及社会学对地理流动性的忽视使得既有概念解释力度受限。政策流动性的地域指向性和空间关联性为地理学介入政策研究提供了理论突破的可能。本文在追溯政策流动性议题的跨学科滚动式对话进程时，立足于地理学文献，明晰了政策流动性的研究承诺与研究起点。作为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政策制定如何运作、政策知识与模式如何流动以及这些流动性如何塑造地方的有效概念工具，政策流动性试图阐明政策在流动过程中涉及的空间特征、地理位置、权力关系及其社会与地理形成过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对“运动的思想”和“流动性生产”进行探析的核心领域。同时，政策流动性研究中的理论方向和研究要素又提供了各学科文献与流动的政策现象之间的接触条件。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流动性研究对思想和知识的经验性运动事实的缺失以及人文地理学在权力理论方面的研究不足，为地理学参与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研究场域与楔入概念。
全球快速升温背景下，多年冻土广泛发育的北极流域水文情势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改变了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对全球气候系统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因此，北极流域水文过程研究已成为当前国际科学界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回顾并总结了北极主要流域的径流时空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成果与最新进展；详细分析了欧亚大陆和北美地区的径流变化规律与时空差异；深入探讨了快速升温下降水变化（降水量、雨/雪组分比例）和冻土退化对北极流域径流的直接与间接作用机制。尽管当前北极水文研究在数据积累和科学认识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面临地面观测站点稀少以及气候、积雪/冻土、水文之间响应难以定量等挑战。因此，建立完善的北极流域观测网络并发展具有北极特色的寒区水文模型，是深入理解北极水系统快速变化的基础，也是应对北极地区水灾害风险和提升水资源管理能力的关键所在。
1999年小浪底水库投入运用以来，黄河下游河道发生持续冲刷，其时空变化过程复杂。基于滞后响应模型单步模式推导得到了黄河下游累计冲淤量的计算公式，2000—2020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2达0.99。当前，黄河下游处于持续冲刷之中，冲刷速度逐渐变慢，当前时段的平衡值与计算值的差异减小，河床冲刷正在逐渐趋向于平衡。基于悬移质泥沙不平衡输沙方程得到了黄河下游主槽单位河长累计冲刷量空间分布的计算公式，2003—2015年计算值与实测值之间的决定系数R2在0.98~0.99之间，相对误差多年平均值为6.2%。结果表明，在当前黄河下游来沙减少，河道发生持续冲刷的背景下，就多年平均情况而言，累计淤积量调整完成一半所需的时间约为3.0 a，完成95%所需的时间约为13.0 a；且随着冲刷的持续发展，黄河下游累计冲刷量的空间分布在逐渐趋于均匀。本文的结果可为分析黄河下游复杂时空变化过程提供参考。
蒸散发（ET）是水循环的关键变量之一，其长期变化直接影响区域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格局。近几十年来，中国气候和下垫面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但这些变化如何影响ET的时空分布仍缺乏清晰的认识。本文基于Penman-Monteith-Leuning模型和驱动要素去趋势实验定量揭示了降水、净辐射、水汽压差、风速和叶面积指数对中国陆地ET变化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1982—2019年中国陆地ET呈显著增加（p < 0.05）趋势，趋势值为1.25 mm a-1。水汽压差、降水和叶面积指数主导了中国陆地ET变化，三者对ET趋势的贡献度分别为44%（0.54 mm a-1）、29%（0.36 mm a-1）和25%（0.31 mm a-1）。ET变化的主导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异规律，西北地区（干旱和半干旱区）ET变化受降水主导，长江大部以及东北北部（湿润区）受水汽压差主导，而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北部分地区受叶面积指数主导。本文研究结果可为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水资源的差异化管理和规划提供参考。
水资源作为西北内陆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关系着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内陆河作为区域重要的水资源组成部分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显著。本文选取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地区典型的内陆河流域，基于长期径流监测，以及降水、融水、河水、地下水等多水体水化学、同位素分析数据，分析了区域径流组成特征及其与主要环境要素的相互关系，评估了其水资源风险。结果表明：① 除石羊河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区大部分河流的年径流量呈现上升趋势；② 研究区各水体大部分为碱性，各水体主导阴阳离子为HCO3－和Ca2+和Na+，水化学类型多为HCO3－-Ca2+型，且受岩石风化控制影响大；河水TDS呈现相似的季节变化趋势（夏秋低冬春高），而各离子的季节差异显著；③ 除呼图壁河外，区域河水的δ18O呈现出夏秋低冬春高的季节变化特征；④ 研究区地下水、降水和冰川/雪融水对区域径流的年平均贡献分别为42.6%、34.4%和23.0%，区域径流组成存在空间异质性；⑤ 气温变化会增加阿克苏河、和田河和石羊河发生径流变化的风险，而降水波动可能对提孜那甫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径流过程构成潜在的风险，和田河存在潜在水质风险。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沉积物DNA因可提供地理环境中带有时间刻度的生物动态信息，被广泛应用于气候变化、生态功能及环境考古等方面的研究。但对该指标在流域范围内的地表过程及影响因素仍缺乏全面了解，限制了沉积物DNA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与合理性。本文以适宜DNA保存的青海湖西北部布哈河流域表土为载体，通过提取表土DNA浓度并测定粒度、元素、烧失量和TOC等土壤理化特征，结合气候、植被覆盖、土地利用等环境要素，耦合分析该流域表土DNA浓度空间分布的非生物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布哈河流域表土DNA平均浓度为0.91 μg/g，干流中游及支流吉尔孟河区域的DNA浓度最高，而靠近湖区的布哈河下游段则含量较低；② 该流域表土DNA浓度与其自身的黏粒和有机质含量呈正相关，而与砂含量和风化淋溶强度呈负相关；③ 高植被覆盖和频繁的放牧活动有助于DNA在土壤中的富集，而暖湿环境下较强的风化淋溶、河流搬运、农耕活动则会降低土壤DNA浓度。上述结果为理解布哈河流域沉积物DNA的埋藏过程及影响因素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未来重建青海湖西侧沉积物DNA组成及区域生态环境、人地关系演变奠定了基础。
气候变暖背景下湖泊表层水热交换及其气候归因对高寒湖泊蒸发机制和水分平衡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6—2017年西藏高寒湖泊羊卓雍错非封冻期涡动相关湍流观测通量数据，首次探讨了该湖水热通量小时、日、月变化特征及其与气象因子的关联。研究发现，4—12月羊卓雍错湖面潜热通量平均值显著高于感热通量；水热通量季节差异明显，夏季较高的空气温湿度组合对湖面的湖—气能量交换控制作用显著。在小时、日、月等时间尺度上，与感热通量统计相关性最高的气象因子为湖—气温差；在半小时、日平均等时间尺度上，潜热通量与风速、风速—水汽压差协同量均为较强正相关；日、月平均时间尺度上的湖面水热通量则与水面净辐射通量呈显著负相关，这归因于水面净辐射季节变化以及因湖—气温差和水—气热容量差异所导致的湖面水热通量强度变化的位相差异。本文揭示了藏南高寒湖泊水热通量变化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主控气象因子差异，增进了对高寒湖泊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能量交换和蒸发机制的认识。
本文旨在介绍空间场景概念及其耦合三维生态足迹构建的新一代海岸带与海域生态承载力及可持续性评估框架；基于该框架，分析了199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海岸带与海域空间场景、生态承载力及可持续性变化。结果表明：① 1990—2019年陆地与潮间带空间场景变化主要表现为森林和水田向海水养殖、居住、商业贸易、工业生产和公铁桥梁等场景的转入，海域则主要表现为开发保留海域和一般可捕捞海域向海洋保护、海水养殖、旅游休闲、港口航道和工业城镇海域的转入。② 总生态承载力先增后降、总体略有上升，但人均生态承载力持续下降；绝大多数空间场景生态承载力总体上升。③ 研究区及大多数空间场景人均足迹深度持续上升，且均超过原始值1，显示出不可持续发展趋势；人均3D足迹则呈先急增后缓增趋势。其中，旱地、陆地交通场站、工业生产等场景人均足迹深度最高，森林、工业生产和陆地交通场站人均3D足迹增长最快。④ 随着近年来产业转型升级和海洋政策调整优化，1990—2019年研究区不可持续发展趋势得到缓解。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土地利用/覆被，空间场景更能细致准确反映海岸带与海域复杂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承载力和可持续性差异，体现了基于空间场景的新一代可持续性框架的先进性和有效性。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分析是当下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前沿和热点，可为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基于河北省生态功能区划分，选取粮食生产、碳储存、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4种生态系统服务，利用空间叠置法分析了2017年河北省不同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协同关系，主要结论为：① 河北省粮食生产总量为3828万t，五大生态区的贡献排序为低平原生态修复区（PY）>燕山太行山生态涵养区（YS）>环京津生态过渡带（HJJ）>坝上高原生态防护区（BS）>沿海生态防护区（YH）。② 河北省碳储存、土壤保持、水源涵养服务的总量分别为8567万t碳、470161万t土、656875万t水。3种服务呈现相似分布，以燕山太行山生态涵养区贡献量最高（均超过75%），其余各生态功能区贡献量普遍较低。③ 河北省全域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以强权衡和低协同关系为主，强权衡、低协同、弱权衡、高协同的比例分别为48.15%、45.92%、5.09%、0.83%。④ 河北省强权衡关系生态系统的主导功能与其所处生态区功能定位基本一致，强权衡关系的生态系统可为生态功能区主导功能的发挥提供保障。本文可为管理者从生态功能区的角度优化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提供新思路。
全球鸟类多样性正面临巨大威胁。现有关于鸟类特征与其城市化响应的研究多聚焦于地方或区域尺度，采用分类变量对鸟类城市耐受力进行分级，且较少考虑物种间进化关系，致使鸟类特征与其对城市化响应的关联机制存在诸多争议。因此，本文综合了2012—2020年中国范围内952036个鸟类公民科学观测数据和多种连续的城市化水平测度方法（城市与建成区比例、人口密度和夜间灯光强度），基于系统发育的视角，从国家、省域和城市尺度探究中国鸟类的城市化响应模式及空间适应性。结果表明：具有较多的窝卵数和食性泛化的鸟类是最能适应城市化的物种。非系统发育和系统发育两种视角度量得出的鸟类城市化响应模式不同，表明物种间进化关系的确掩盖了鸟类在城市适应性上的表现：同一进化枝系上在建筑崖壁上筑巢的鸟类更易适应城市建成环境。此外，不同纬度背景下影响鸟类城市适应性的决定性因素有所不同：高位觅食在高纬度城市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食虫鸟在中纬度区表现出高城市耐受力，而迁徙鸟是低纬度区预测鸟类高城市适应性的重要特征。
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流动空间环境下，城市碳排放效率不再仅仅取决于集聚经济，而是越来越多地受到网络经济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投资联系数据构建城市网络，研究了2005—2020年城市网络地位对全要素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及特征。研究发现：① 网络地位对城市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结论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 网络地位不仅通过价值链重组效应、中间产品多样化效应和网络竞争效应正向影响着城市的碳排放效率，还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科技企业孵化和风险资本投资的中介机制改善了城市碳排放效率。③ 网络地位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呈现多维异质性特征，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和行政等级较高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更多从网络地位的增强中获益。未来中国政府应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城市网络建设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城市网络对碳排放效率提升的推动作用，同时高度关注网络环境下不同类型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协调发展。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指出，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政府、社会、个人协同推进，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基于此，本文从地理学的角度探究健康城市基本内涵，构建融合“五维”体系的健康城市建设的综合评价体系，以341个地级单元为研究对象，探求健康城市建设的时空异质性及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健康城市建设的总体水平呈上升态势，2010年、2015年、2020年综合健康指数均值为0.367、0.402和0.438，表现为“沿海高内陆低、东部高西部低”的布局特征；各地级单元城市在医疗水平、经济基础、文化发展、社会服务、生态环境5个维度呈现出不同的区域差异，空间格局呈现多样性特征。② 健康城市的建设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大致呈现出“东部热，西部冷；沿海热，内陆冷”的空间分布状态。健康城市建设的总体区域差异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健康城市建设逐步走向区域协同发展。③ 自然环境和人为活动的本底条件、建设基础和发展能力分别为健康城市建设空间格局的基础性因素、内在动力因素和外援推动因素。地均GDP产值、平均高程、人口密度、交通通达度等因素对健康城市建设的空间格局影响力较大。本文以“人地关系”为核心，从地理学视角厘清了健康城市建设的“五维”体系，明晰了健康城市建设的路径，据此提出健康城市区域协同建设的调控策略，为全面推进健康城市建设、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