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飞
, 王瑞璠
WANG Pengfei, WANG Ruifan
收稿日期: 2016-12-22
修回日期: 2017-03-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8-20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学报》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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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鹏飞(1964-), 男, 北京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5996M), 国际地理学会可持续农村发展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地理学。E-mail:pengfeitou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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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关键词：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acility agriculture, horticultural agriculture and leisure agriculture, nowadays, the func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rural areas have been weakened but the functions of consumption have been increased in Beijing. This shows that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Beijing has been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Rural tourism,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rms of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preventing rural decline and revitalizing rural economy. Therefore, this paper selects rural tourism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odification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spatial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Mayufang village as well as to explor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his process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rural areas being the farmers' producing and living spaces have changed to the urban residents' leisure and consumption spaces in Mayufang village and formed a heterogeneous actor-network, in which Tourism Bureau of Changping District and Changling Travel Company and other human actors and non-human actors have played a focal role. Major actors used the policy and the financial support to enroll farmers and other actors by the top-down executive network. Along with development of promotion, training, supervision and infrastructure, some local farmers started to create the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environments for the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activities. Thus more and more farmers have been engaged in rural tourism,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in Mayufang village has been developed. As Mayufang village became the consumption space to the urban resident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Mayufang village started its transformation of actor network. However, with the quit of non-human actors, which is Duijiuyu Natural Beauty and reduction of incentives launched by the original major actor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arket has become the focal actor in the new actor network. More and more farmers, who were against the common purpose of the actor network were excluded, quitted the former actor network, thus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in Mayufang village declin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Mayufang village, the farmers who had the advantages of location, age and profession have much stronger desire to be involved in rural tourism, unemployed farmers prefer to be involved in rural tourism than farmers who make a living on agriculture. The farmers who worked in township enterprises ar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tourism than self-employed business persons; villagers employed in the government units have less possibility to take part in rural tourism. Whil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Mayufang village has declined, farmers began to transfer the labor force to other professions from rural tourism. When interests of major actors are commonly and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actors in actor network in rural areas, its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is strengthened, and vice versa.
Keywords：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人口的减少使农村地区缺乏活力[1],带来经济发展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传统文化流失等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趋于多元化,并转向文化、旅游等领域。而北京市周边农村地区设施农业、园艺农业、农村休闲旅游自20世纪90年代起发展迅速,据北京市农委统计,到2014年共有民俗旅游接待户8863户,从业人员2.15万人,创造乡村旅游总收入11.25亿元[2]。在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北京乡村旅游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农村衰退。同时乡村旅游也使农村更多的产品成为可供城市居民消费的商品,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提升了农村空间商品化的程度。
但农村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在不同区域具有差异性,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商品化的程度会随着乡村旅游的演变而变化。同时,其作为乡村重构的一环,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3]。但农村空间商品化是如何产生、其发展方向呈何特征、农户又是如何参与其中并受到何种影响等都需要把握与分析。为此本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的乡村旅游为研究对象,通过微观案例研究,探讨北京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从而为此地区乡村重构积累案例研究。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一种科学实践研究方法。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研究对象既不是自然客体也不是社会主体的准客体,而是自然与社会的混杂体[4-8],其中包含3个核心概念,即行动者、转译和网络。行动者包含所有参与到实践中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不同的行动者具有异质的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转译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内容,行动者之间的连接和相互作用都要通过转译完成,以此连接成网络。在转译初期,关键行动者指出其他行动者利益的实现途径,使所有行动者的问题都汇集到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通过此中介使所有行动者达成共识。转译过程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4个环节[9]。
由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能够发现异质性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相关学者借助此特点分析了旅游地的变化或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10-14]。例如,在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重构过程中,关键行动者由地方政府转变为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形成了人类行动者如政府、组织、村民、消费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如资本、景观、文化自身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演变机制[15]。而在山村内生式发展中,行动者网络中最初的关键行动者、即农户的主导作用逐渐变弱,而地方旅游委成为主导力量。在新的网络中由于缺乏沟通渠道,乡村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乡村旅游而得以传承,人际关系变得紧张,现有ANT网络已经不能支撑该村的持续发展[16]。因此,基于对不同农村地区ANT网络中的行动者差异进行地理学研究具有较强的实际意义与理论价值。
另一方面,现代农村空间不单进行农业生产,在向后生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也从事多种多样的消费活动,具有休闲、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功能。人们对农村的印象也从贫穷、落后的地方转为空气清新、悠闲安逸的空间。因此,现代农村空间的生产功能相对降低,而非物质性产品的消费空间的作用逐步增强,即商品化的农村空间[17]。Woods指出,农村空间商品化意指乡村的各类“商品”向市场的开放,如通过房地产开发使农村居住空间向城市居民开放、利用城市居民脑海中对乡村的印象销售农产品和其它商品,以此达到销售农村资源的目的[18]。这些消费活动所共有的特征是：消费者主要是城市居民,消费对象是城市居民想象中的农村要素,即乡村性;在消费过程中使多样化的农村要素具有商品化的特征[19]。
国外已经对农村空间商品化做了大量的案例研究[20-24],而国内对农村空间商品化的研究较少,但在城郊农区功能演变的一些研究中,间接提出了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生态与社会经济的耦合、生态与环境规划、旅游开发等宏观领域[25-27]。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及后生产主义的蔓延,空间和人类生产活动与生产方式的联系逐渐显现商品化价值,这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产生创造了条件[28],但针对其还需做大量的实证研究。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推进农村空间商品化发展最直观的活动。在北京乡村旅游发展的早期阶段,因延庆、怀柔、平谷、密云、昌平和房山等地区的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所以民俗旅游村和民俗旅游接待户（即民俗户）的数量多且集聚,代表了早期北京乡村旅游的分布规律。到了2014年,各区民俗户数和从业人员数都有所下降,而昌平区的下降幅度较为明显,从2007年的675户减少到2014年的314户,且集中于十三陵镇的浅山区,如麻峪房村、碓臼峪村等。因此,从昌平区选取民俗户分布曾经最为密集的麻峪房村作为研究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能从中揭示北京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
本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麻峪房村是如何从农民的生活空间向城市居民的消费空间转变,即乡村旅游的形成过程及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推进过程。数据来自2015年4月-11月对麻峪房村的数次实地调查,包括对农户家庭的访谈,以及与原村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现村委会主任、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等的深度访谈。
麻峪房村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图1）,距离北京市中心50 km。村庄面积2.4 km2,村东、西、北三面环山,地处碓石口沟宽谷台地上,平均海拔203.5 m。全村共60户213人,林地、果园和耕地的面积分别为1820亩（212.3 hm2）、88亩（5.9 hm2）和40亩（2.7 hm2）,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豆类等作物,年产核桃、枣、柿子、山楂、苹果、梨等5万kg。开展乡村旅游前,该村农户主要以外出打工、务农、贩卖果品为生,1996年村民人均年收入798元,位列全区305个行政村的末位。
图1 北京昌平区行政区分与案例地的区位
Fig. 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 Changping District and the case village in Beijing
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的发展自1997年至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97-2003年为高速增长阶段,大部分适龄劳动力向乡村旅游转移,年接待人数逐年增加,旅游总收入从1998年的35万元上涨到1999年的59万元,2003年达到150万元;2004-2009年是平稳发展阶段,民俗户数达到顶峰,旅游总收入从2003年的150万元上升至2006年的178万元,2009年达到195万元;从2010年至今是逐渐衰落阶段,由于邻近的碓臼峪自然风景区取消了北京公园年票的使用资格,从而导致游客急剧减少。2015年麻峪房村旅游总收入约200万元,与2009年的195万元基本持平,但考虑到物价上涨人均消费升高等因素,实际接待人数有所减少。因收益下降使劳动力从乡村旅游流向村外非农部门。
麻峪房村乡村旅游建设的参与者构成了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包括昌平区旅游委、长陵乡旅游公司（注：1997年12月长陵乡与黑山寨乡合并为长陵乡,2011年长陵乡又与十三陵镇合并,成为十三陵镇）、长陵乡乡长、麻峪房村党委书记、麻峪房村村委会主任、农户等,也包括土地与房屋、碓臼峪自然风景区、村落文化等非人类参与者。 图2表示转译发生前,每个行动者的利益和问题汇聚到强制通行点（OPP）,以及各利益主体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必须在网络中排除的障碍。
为满足各行为主体的利益和目标,需要在网络中通过转译以排除障碍和问题。首先,各行为主体指出问题,结合各行为主体的目标和利益需求,提出“如何在麻峪房村发展乡村旅游”成为各行动者利益相关的关键问题,实现了将不同行动者所关注的对象问题化。其次,在昌平区政府、昌平区旅游委等的积极运作下,通过多样化的征召与被征召的方式,异质性的行动者在网络中被赋予了可接受的任务。例如,行政征召是通过昌平区旅游委等的行政力量动员村民参与乡村旅游。而工商局、公安局、卫生局、税务局等部门帮扶征召提高了农户申请开展乡村旅游的审批效率。村党支部与村委会成员的带头征召,在乡村旅游的初始阶段起到了积极的带头作用。进而农户被征召成为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农民的房屋与土地也被征召成客房,以果树、小麦、玉米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转为以蔬菜、果树、玉米生产为主。最后,昌平区旅游委和长陵乡旅游公司作为关键行动者,在利益赋予中,通过宣传、培训、监督、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为麻峪房村转化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空间扫除了障碍。
图2 北京麻峪房村乡村旅游发展的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
Fig. 2 The actors and OPP of rural tourism in Mayufang village in Beijing
在麻峪房村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相关行动者在各自利益驱动下通过OPP“如何在麻峪房村发展乡村旅游”缔结成行动者网络,吸纳了多种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构建了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行动者网络（图3）。昌平区旅游委、原长陵乡旅游公司是控制网络的关键行动者,利用各项优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借助行政网络自上而下地征召行动者,构建得以开展城市居民消费活动的物质环境和非物质性的支撑条件。人类行动者包括原长陵乡乡长、麻峪房村书记、村主任、麻峪房村村民等,其中农户受到征召转译成为城市居民提供消费服务的乡村旅游经营者。在行动者共同意图的作用下,通过农户的参与使麻峪房村乡村旅游逐渐展开,从而推进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农户在角色转换中对关键行动者有非常强的依存关系。除人类行动者外,土地、房屋、碓臼峪自然风景区也受到征召,非人类因素在行动者网络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游客的增多使麻峪房村成为消费者集聚的空间,同时也是由消费者和农户及其他行动者共同构建的网络空间。行动者为达成目的所采取的行为在塑造网络的同时,也重新构建了麻峪房村的社会空间。① 麻峪房村的功能结构发生了变化,由村民居住为主的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的空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得到发展。② 麻峪房村的物质空间结构发生变化,为满足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村民的生活与生产空间受到挤压,院落中的正房、客厅、餐厅等空间腾让给消费者,农户的就餐、休息等活动退居在一小间偏房。农户的生产空间被占用,鸡舍、猪圈等被拆除,一部分农户的耕地被占用,建成满足游客需求的功能性空间,如停车场。③ 麻峪房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村民的就业方式由原本务农、外出就业为主转向以经营乡村旅游为主。农户的就业方式和收入结构多样化,收入水平得到提升。④ 麻峪房村地方形象特征发生变化。大多数经营民俗旅游的农户将原有老式房屋改建成外观漂亮的二层小楼,钢筋、水泥、铁栏杆、玻璃棚顶等城市化景观以及各种广告标牌等非乡村性要素的增多,使村庄的外观有所变化。
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虽然不是关键行动者,但却是受到关键行动者征召的主体。农户是为城市居民提供消费服务的主体,通过农户的角色转换促使麻峪房村由农村居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因此,有必要研究农户在乡村旅游地形成过程中的参与。
通过对1997年麻峪房村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受到征召的113名适龄人员（男性56人、女性57人）的走访调查,可以看到,年龄（1997年的年龄）结构呈现金字塔型,从20岁到50岁随年龄增大人数则逐渐减少。原务农的农户占总人数近30.4%,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户占20%,工作场所主要在原长陵乡的乡镇企业,待业人口占到17.4%,在机关单位工作的人数占到13.9%。从整体上看,麻峪房村可向乡村旅游转移的劳动力数量较多且呈年轻化。除此之外,村中还有8户因疾病等原因从未参与乡村旅游的经营活动。
农户受到关键行动者的征召成为乡村旅游经营者的先后顺序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1997年乡村旅游经营户为7户,1998年为17户,到2006年共计有50户参与了乡村旅游活动（图4,图5,图6）。依据实地调查及对农户、村委会的访谈发现,农户的院落区位、原有职业、年龄是影响其参与乡村旅游意愿的因素。
图4 1997年北京麻峪房村民俗户分布示意图
Fig. 4 The sketch map of households of tourism reception in Mayufang village in Beijing in 1997
图5 1998年北京麻峪房村民俗户分布示意图
Fig. 5 The sketch map of households of tourism reception in Mayufang village in Beijing in 1998
图6 2006年北京麻峪房村民俗户分布示意图
Fig. 6 The sketch map of household of tourism reception in Mayufang village in Beijing in 2006
（1）院落区位对经营意愿的影响
从图4~图6中可以看出,具有优势区位条件的农户最先开展乡村旅游活动,说明区位优势条件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户的经营意愿。1997年最初的7户中有3户分布于主街道两侧,2户紧邻多功能广场。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游客大多沿街道、停车场寻找消费场所,可进入性良好的农户具有吸引游客的优势。1998年新增的17户依然位于主街道两侧和多功能广场周边。到了2006年,麻峪房村共有50户经营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拥有充足客源的成熟乡村旅游地。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优势区位条件对农户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诚信经营、服务水平、交流能力开始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2）年龄对经营意愿的影响
通过分析民俗户的年龄得出,农户年龄越大乡村旅游对农户的吸引力越弱,农户进入乡村旅游的时间越滞后。在1998年20~30岁年龄段间的劳动力有一半转向乡村旅游,而30~40岁、40~50岁年龄段的劳动力只占到转移总量的25%左右,而50岁以上的农户选择参与乡村旅游的人数为0。到2006年最后转移到乡村旅游的劳动力中高年龄组最多。由于开展乡村旅游具有风险性,需要农户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技能和创新意识,而年龄大的农户普遍学历不高,对新生事物缺少认识,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3）原有职业对经营意愿的影响
通过分析农户原有工作后发现,原本待业的农户从事乡村旅游的意愿比务农的农户更为强烈。在乡村旅游开展初期,民俗户中共有15名待业的劳动力向乡村旅游转移,他们大多刚刚组建起新家庭,既没有务农经历也没有被乡镇企业所雇用,因此亟需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以支撑家庭生计。而务农的农户中则有17人转向乡村旅游,由于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林果,人均年收入在500元以下,希望早日脱贫。实地调查发现务农的农户中有32%从未考虑过脱离农业部门,而剩余农民中的49%是由于缺少相关技术和就业信息而没有找到就业岗位。由于务农农户收入较低,农户的物质资本只能维持自身生产和生活需要,缺少开展乡村旅游的资金。由此可见,务农农户的劳动力素质、家庭结构、资本等方面都不具备优势,减缓了其向乡村旅游转移的速度。
最后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户向乡村旅游转移的意愿更强烈。村中原有23名农户在乡镇企业工作,就职于长陵乡的各个乡镇企业,平均月工资100多元。从1996年到2000年,由于乡镇企业效益下滑,一部分工人下岗开始着手寻找新的就业岗位。麻峪房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时间点与乡镇企业改制的时间点相契合,使在乡镇企业工作的这一部分年轻劳动力迅速转移到乡村旅游中去。
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形成后,乡村旅游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2010年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0年碓臼峪自然风景区转为私人经营后停止了北京公园年票的使用,所以在原有行动者网络的基础上这一非人类行动者退出网络。原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即昌平区旅游委和原长陵乡旅游公司在构建完成消费空间的物质环境和支撑条件后逐渐退出网络的中心,与村民的联系逐渐变弱。由于客源数量急剧减少,农户旅游收入降低,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下有10户停止了乡村旅游的经营,另有一小部分农户勉强维持经营。农户本应该培育成新的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但农户缺乏主观能动性,对改变现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消费者为主的市场力量逐渐成为控制网络的关键行动者,出现了“使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继续发展”的新OPP,为解决遇到的障碍继续采取一系列手段稳定其他行动者,转译过程中的利益赋予仍在进行。
当碓臼峪自然风景区退出网络时,因麻峪房村缺少旅游资源,游客开始减少,导致农户经营状况转差。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原关键行动者与农户的直接联系变少,内部基层组织村委会进行角色转换后成为旅游专业合作社,但农户与其依存关系较弱。而消费者为代表的关键行动者不明朗,主导力量也不明显使与网络的共同意图不符的农户被排除在网络外,这部分农户逐渐停止了乡村旅游经营活动,这也是麻峪房村乡村旅游衰退的原因之一,最终降低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程度。
此外,各行动者之间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如农户与村委会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异议。相关主体未与农户达成一致,未意识到异议的重要性或针对异议进行的有效沟通不足是无法改变其现状的原因。该网络已经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
随着麻峪房村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发生变化,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具体体现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有所降低。2015年除从未参与过乡村旅游的8户外,另有10户停止了乡村旅游的经营活动,11户只能勉强维持经营,其余的农户经营状况良好（图7）。
图7 2015年北京麻峪房村民俗户分布示意图
Fig. 7 The sketch map of households of tourism reception in Mayufang village in Beijing in 2015
通过分析已经停止经营农户的院落区位条件、年龄、原有职业等,可将影响他们停止经营的因素分为以下几类：① 劳动力年龄过大被迫停业。这类农户家庭的情况一般是双方年老或丧偶,年轻一代在外就业,劳动力不足以承担接待服务;② 拥有乡村旅游外其他固定收入而主动选择停业,如家庭中至少有一方有退休金或有其他稳定工作,足以满足日常开支;③ 农户具有某项技能可以获得比参与乡村旅游更可观的收入而选择放弃经营,如原本职业是司机、木匠、厨师等农户,这一部分人选择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④ 在乡村旅游中的获利不能满足生计,除乡村旅游外并无特长而被迫重返农业部门,现在已经出现了关闭农家院以养羊、养骡子为生的农户。
调查发现,麻峪房村夫妻双方均从待业、务农、个体经营或乡镇企业转移到乡村旅游中的家庭共有27户,如果他们没有主动投保商业保险,到退休后夫妻双方均没有退休金。由此可见,乡村旅游虽然提高了农户中壮年时期的收入水平,但不能为60岁后农户的生活提供保障。对1997年开始从事乡村旅游的农户的下一代来说,乡村旅游的吸引力明显不足,全村只有3家民俗户有20~30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参与经营活动。对发展近20年的乡村旅游来说,其吸引力仅局限于开展乡村旅游之初适龄工作的一代人,很难为下一代提供就业渠道,同时乡村生活单调,收入不稳,工作辛苦等也使村里的年轻人不愿从事旅游接待。
通过上述对退出网络农户的特征与劳动力转移方向、低收入户的特征分析、乡村旅游对年轻劳动力的吸纳状况,结合农户开展乡村旅游前的职业特征、现阶段的就业情况、年龄结构等综合因素,能够预测未来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意愿的变化（图8）。图8中A表示从未营业过和现阶段已经停止营业的农户,共计18户。B表示该农户家庭中经营乡村旅游的农户年龄超过60岁,除乡村旅游外无其他固定收入来源,共计17户。受年龄限制,他们中很可能有一大批停止经营,但少部分会迫于生计勉强维持营业。C表示该农户家庭中经营乡村旅游的农户年龄超过60岁,其中至少有一方能够获得固定的退休金,共计7户,他们不会受经济条件所限,极可能停止乡村旅游的经营。D表示该农户家庭中经营乡村旅游的农户年龄未超过60岁,夫妻中有一方在机关单位、私企工作,有稳定收入,共计7户。他们可能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选择继续经营、外出打工或直接停止经营,年龄和经济压力的限制较少使他们有多种选择。E表示该农户家庭中经营乡村旅游的农户年龄未超过60岁,但除乡村旅游外无其他固定收入,共计15户,他们仍然是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经营的主体部分。
图8 2026年北京麻峪房村民俗旅游接待户经营情况的预测
Fig. 8 The prognostic map of households of tourism reception in Mayufang village in Beijing in 2026
从图8可以看出,B、C、D代表的共计31家农户将成为民俗户流失的主体,年龄的限制和有其他稳定收入来源是影响农户停止经营乡村旅游的主要因素。E代表的15户民俗户是最可能延续经营乡村旅游的群体,但由于下一代年轻人基本不会继续从事乡村旅游,这一群体最终也将受到年龄的影响而流失。在这种情况影响下,麻峪房村的农村空间商品化或许会降低或许会呈现出新的面目。
本文以麻峪房村为例,通过农村空间商品化表现形式之一的乡村旅游,分析了其农村空间商品化形成初期与后期的两个行动者网络,以及农户在其中的参与,得出以下结论：① 通过开展乡村旅游,麻峪房村在从农村居民生活空间向城市居民消费空间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相关职能部门为关键行动者,包含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缔结的行动者网络。关键行动者通过各项优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借助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征召农户等参与主体,并通过宣传、培训、监督、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构建了开展城市居民消费活动的物质环境和非物质性的支撑条件,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愿望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② 随着原行动者网络中非人类要素碓臼峪自然风景区退出网络,原有关键行动者不在处于网络的中心,与农户有直接联系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减少,由消费者成为关键行动者并组织起新的行动者网络。受客源数量减少的影响,经营不善、与行动者网络的共同意图不符的农户被排除在网络外,退出网络的农户数量增多,使乡村旅游走向衰退,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③ 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演变中,院落区位、年龄及原有职业是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因素。因网络发生变化导致农户经营情况转差,一部分农户开始将劳动力从乡村旅游向外转移,促使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同时,在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当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最后,本文仅以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分析了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而在不同的自然与人文条件下,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也不尽相同。为此,今后应加大对北京农村不同地区的案例分析,从而丰富其空间商品化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乡村旅游在乡村重构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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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volu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driving mechanism of hollowing villages in China.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10.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影响空心村形成演化的因素主要涉及经济、自然、社会文化及制度与管理四个方面。基于区域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决定差异化的空心村类型这一原理,划分了空心村演化类型及类型区域。重点揭示了城乡结合部和平原农区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的阶段特征。城乡结合部典型空心化村庄会在原址上完整演绎着实心化、亚空心化、空心化和再实心化等四个阶段;平原农区的空心村主要包括外出务工型集中高度空心化、外出务工型分散高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低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高度空心化等四种类型。一般状态下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大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段特点相对应。最后,结合高分辨率航片(0.25m)和入户调查数据,基于平原农区村庄空心化演化的案例研究,剖析了农村空心化演化的动力机制。
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10.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影响空心村形成演化的因素主要涉及经济、自然、社会文化及制度与管理四个方面。基于区域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决定差异化的空心村类型这一原理,划分了空心村演化类型及类型区域。重点揭示了城乡结合部和平原农区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的阶段特征。城乡结合部典型空心化村庄会在原址上完整演绎着实心化、亚空心化、空心化和再实心化等四个阶段;平原农区的空心村主要包括外出务工型集中高度空心化、外出务工型分散高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低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高度空心化等四种类型。一般状态下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大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段特点相对应。最后,结合高分辨率航片(0.25m)和入户调查数据,基于平原农区村庄空心化演化的案例研究,剖析了农村空心化演化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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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D Z et al. The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ritical resources in rural China under restructuring: Problems and prospects.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6.03.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61Rapid development transition has triggered corresponding restructuring in rural China.61Analyze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affected by allo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ritical resources.61Emphasizes role of regional resources in formulating development policy and restructuring rural areas.61Restructures rural development space, rural industry, and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ainbody.61Fully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s of globalization on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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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Jiajian et al .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 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 行动者网络理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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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turn of tourism studies: A review on tourism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4.03.012 URL Magsci 摘要
国际旅游研究的批判性转向浪潮引发了对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关注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文章简要介绍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主张,包括广义对称性原理、消除传统二元对立论、异质性网络、转译与权力、实践本体论立场、关系过程思维下的物质与空间等,分析介绍了2005年以来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的旅游研究的进程、方法、主要研究方面及其进展,对包括物质符号学制图法、参与观察法或行动者研究法等特有方法,和旅游物质、旅游地和旅游网络三个空间尺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评介。与以经济为中心的旅游研究范式相比,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的旅游研究明显具有空间转向特点。
旅游研究的空间转向—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的旅游研究述评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4.03.012 URL Magsci 摘要
国际旅游研究的批判性转向浪潮引发了对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关注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广泛应用。文章简要介绍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主张,包括广义对称性原理、消除传统二元对立论、异质性网络、转译与权力、实践本体论立场、关系过程思维下的物质与空间等,分析介绍了2005年以来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的旅游研究的进程、方法、主要研究方面及其进展,对包括物质符号学制图法、参与观察法或行动者研究法等特有方法,和旅游物质、旅游地和旅游网络三个空间尺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评介。与以经济为中心的旅游研究范式相比,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的旅游研究明显具有空间转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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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r-network-theory and paradigm innovation for tourism research.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2.1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首先提出从范式概念对旅游研究进行梳理的必要性,然后对国外 有关旅游研究范式的文献进行回顾,以说明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范式在当前旅游研究中占主导,旅游研究整体上处于社会研究中的前两个阶段,即传统阶段和现 代主义阶段.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一种新的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加以引介,对其所坚持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加以概括,并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对旅游 知识生产及研究对象加以审视,将这一理论在当前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介绍与评述,并与其他范式的不同之处进行比较.文章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研 究对象由各种异质性事物组成,旨在发现那些异质性事物之间的联结和过程的研究具有理论优势.这一理论优势与旅游现象快速变化的特点及复杂性等相适应,行动 者网络理论对于旅游研究的范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旅游研究范式创新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2.1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首先提出从范式概念对旅游研究进行梳理的必要性,然后对国外 有关旅游研究范式的文献进行回顾,以说明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范式在当前旅游研究中占主导,旅游研究整体上处于社会研究中的前两个阶段,即传统阶段和现 代主义阶段.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一种新的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加以引介,对其所坚持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加以概括,并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对旅游 知识生产及研究对象加以审视,将这一理论在当前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介绍与评述,并与其他范式的不同之处进行比较.文章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研 究对象由各种异质性事物组成,旨在发现那些异质性事物之间的联结和过程的研究具有理论优势.这一理论优势与旅游现象快速变化的特点及复杂性等相适应,行动 者网络理论对于旅游研究的范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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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application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to human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7.0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构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并将要素流动和网络化互动形态纳入分析范畴, 为各学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在人文地理领域的应用也日渐增多。本文在总结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 分类归纳评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不同分支研究领域的应用主题和方式, 并就研究的深度、广度、影响力进行国内外对比。研究表明, 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人与非人行动者的一致看待及其通过转译过程解析网络关系的研究模式, 除强化了经济地理等领域的理论建构之外, 也为乡村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地方发展、政策实践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引入该理论的人文地理研究引用频次高, 有较大的学术影响。目前国内研究多停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的直接套用, 极少涉及分析框架改进和理论思考, 在广度和深度上与国际研究仍有差距。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人文地理领域应用研究述评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3.07.01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构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并将要素流动和网络化互动形态纳入分析范畴, 为各学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在人文地理领域的应用也日渐增多。本文在总结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 分类归纳评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不同分支研究领域的应用主题和方式, 并就研究的深度、广度、影响力进行国内外对比。研究表明, 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人与非人行动者的一致看待及其通过转译过程解析网络关系的研究模式, 除强化了经济地理等领域的理论建构之外, 也为乡村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地方发展、政策实践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引入该理论的人文地理研究引用频次高, 有较大的学术影响。目前国内研究多停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的直接套用, 极少涉及分析框架改进和理论思考, 在广度和深度上与国际研究仍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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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scapes: An actor-network perspective. https://doi.org/10.1016/j.annals.2007.05.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Espaces touristiques: une perspective de l’acteur réseau. Cet article présente une autre fa04on de regarder et d’étudier le tourisme en traduisant la théorie de l’acteur réseau en termes des domaines de la recherche en tourisme. Basé sur le concept des espaces touristiques, l’article soutient que les gens et les choses s’emmêlent dans les processus complexes de la traduction. Tout y est rassemblé simultanément dans la production des espaces touristiques: personnes, organisations, objets, technologies et lieux. Ainsi, l’étude de tels éléments hétérogènes implique l’analyse des processus d’association et d’ordonnancement de ces éléments. L’article brosse un tableau du projet des études basées sur la théorie de l’acteur réseau en proposant sept constitutifs pour la recherche future. Mots-clés: espaces touristiques, théorie de l’acteur réseau, modes d’ordonnancement, tra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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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ide resort-hinterland nexus: Palanga, Lithuania. https://doi.org/10.1016/j.annals.2011.02.004 URL Magsci 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rdering process of a seaside resort tourismscape and its hinterland. In this study we argue that the increasingly mobile, savvy and discerning post-mass tourists require an increasingly ‘fluid’ ordering of the tourist actor-networks. This is the key prerequisite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a seaside resort. The multiplicity of the ordering modes strengthens the durability and reinvention potential of a seaside resort-hinterland nexus that caters to the needs of the post-mass tourists. The analyzed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s of Palanga, the pier and the rustic mega-inn, demonstrate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conventional notions of centrality in the seaside resor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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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ng in nature: Service events and agency in wilderness guiding. https://doi.org/10.1177/1468797609360595 URL 摘要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one of the key occupations in nature tourism: wilderness guiding. It investigates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k of guides when nature is simultaneously a product to be sold, an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and a partaker in the tour.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by Bruno Latour is used as a methodological guideline in investigating guiding as work. By examining a guide’s work as a collective, we can see what kinds of demands this kind of ‘hybrid-work’ requires, how nature is intertwined with customer service practices, and how technology becomes a part of guiding.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nature and technology play a greater role in shaping tourism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of employees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Nature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a guide’s performance; it is an ‘actor’ which participates in constructing the service event of nature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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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human agency, radical ontology and tourism realities. https://doi.org/10.1016/j.annals.2010.12.007 URL Magsci 摘要
Using insights from actor-network theor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notions of non-human agency and radical ontology to the realm of tourism research. Drawing from fieldwork at a Polish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a rather unlikely destination actor, the oscypek cheese, is enacted in different versions as it engages with tourism, tradition, craftsmanship, hygiene and legislation. It is described how four versions of the cheese impact the destination by producing, shaping and altering destination realities and how reality-shaping requirements, possibilities and controversies are constantly negotiated and altered through the linkage of multiple actors,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It is argued that actor-network theory may help to elucidate this working of non-human actors and the subsequent enactment of multiple tourism re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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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political economy: Actor network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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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eautiful village to urban residents' consumption space: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the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Dashiao village.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8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的建设为城市居民假日消费提供了新的场所,成为一种新型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南京市江宁区＂世凹桃源＂大世凹美丽乡村的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指出美丽乡村建设的背后是一个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的异质行动者网络,主要实现了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改变。随着政府目标意图的转变,鼓励政策退出及市场机制进入,行动者网络重新调整,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成为关键行动者,相应地呈现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转变,即进一步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由于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充满利益争夺和协商的动态连接,社会空间的重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研究表明,美丽乡村不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怀旧的场所,而且是一个存在权力关系且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网络空间。政府、组织、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等异质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义与再定义,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构成美丽乡村形成与转变机制。揭示了在乡村建设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时域,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及其所带来的利益争端与社会不公问题。
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大世凹村的社会空间重构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8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的建设为城市居民假日消费提供了新的场所,成为一种新型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南京市江宁区＂世凹桃源＂大世凹美丽乡村的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指出美丽乡村建设的背后是一个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的异质行动者网络,主要实现了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改变。随着政府目标意图的转变,鼓励政策退出及市场机制进入,行动者网络重新调整,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成为关键行动者,相应地呈现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转变,即进一步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由于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充满利益争夺和协商的动态连接,社会空间的重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研究表明,美丽乡村不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怀旧的场所,而且是一个存在权力关系且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网络空间。政府、组织、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等异质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义与再定义,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构成美丽乡村形成与转变机制。揭示了在乡村建设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时域,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及其所带来的利益争端与社会不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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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rural tourism endogenous development based on actor network theor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8.02.0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重点探讨内生式发展模式在乡村旅游的应用。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二:一为简要地梳理内生式发展理论的形成背景、现实意义及其内涵,及内生式发展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的主要内容和二者关系,并介绍ANT在乡村发展上的应用;二为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实地调研浙江浦江仙华山村,观察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发展的情形。最后讨论观察结果,得出启示及其展望。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的实证研究: 以浙江浦江仙华山村为例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8.02.017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重点探讨内生式发展模式在乡村旅游的应用。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二:一为简要地梳理内生式发展理论的形成背景、现实意义及其内涵,及内生式发展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的主要内容和二者关系,并介绍ANT在乡村发展上的应用;二为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实地调研浙江浦江仙华山村,观察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发展的情形。最后讨论观察结果,得出启示及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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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dification: Re-resourcing rural areas. https://doi.org/10.4135/9781848608016.n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D New economies 17 Commodification: re-resourcing rural areas Harvey C. Perkins Where profit is, loss is hidden nearby. ... These changes relate to the organization of land, labour, capital and technology and are integrally conn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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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ying of south Georgian Bay. https://doi.org/10.1111/j.1541-0064.1996.tb0044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ustom Statistics Canada tabulations were used to analys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ly, rural nonfarmers and migrants in Census Subdivisions around the south shore of Georgian Bay in 1991. The proportion of persons 60 and over in this area is well above the provincial average. In manycsDs, over 90 percent of those 60 and over are in the rural nonfarm category. Townships on the Bruce Peninsula were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to elderly nonfarm migrants, while Wasaga Beach was an important destination for the elderly. Forallareas, the Colden Horseshoe around the western end of Lake Ontario was the largest source of elderly migrants from 1986 to 1991. Des totalisations spéciales de Statistiques Canada ont été utilisées pour analyser la distribution des migrants, des personnes 09gées, et des non-fermiers vivant sur les bords de la Baie Georgienne en 1991. La proportion de gens 09gés de 60 ans et plus est bien au dessus de la moyenne provinciale. Dans plusieurs subdivisions de recensement, plus de 90% de gens aCgés de 60 ans et plus appartiennent à la catégorie rurale non agricole. Les cantons de la Péninsule de Bruce ont particulièrement attiré les migrants 09gés de secteurs non agricoles. d'autre part Wasaga Beach était une destination importante pour les personnes 09gées. La région du 'Golden Horseshoe', a l'extrémité ouest du Lac Ontario, a été celle qui a fourni le plus de migrants 09gés de 1986 à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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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evelopment owing to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in Japan. https://doi.org/10.4157/geogrevjapanb.82.103 URL 摘要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sibil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by comparison of the Nasu region of Tochigi prefecture, the Joetsu region of Niigata prefecture, and the Kurobe alluvial fan of Toyama prefecture. In the Nasu region, individual tourism areas including Shiobara hot springs, Nasu Highland and the Nasu alluvial fan will be consolidated, and a broad based and multiple tourism area spreading dimensionally will be formed,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tourism area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Nasu region is very high owing to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The current issues in the Joetsu region are how to mutually connect various and small scale scattered tourism resources, what new tourism resources should be promoted, and how the viewpoints of studies and experience of tourisms should be introduced in order to create new tourism resources. Thu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and urban spaces is essential. Compared to the above two mentioned regions, the Kurobe alluvial fan is a rural area with few famous tourism resources. Tourism development owing to rural commodification is limited here. Residents should evaluate familiar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dustries, landscape, lifestyle, and annual events and consider the direction for regional construction themselves through study and experience. The result will attract tourists from other regions and contribute to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regions are the scale of the current and potenti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difference in distances from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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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sunflowers as amenity crops in a Japanese countrysi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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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dification of a rural space in a world heritage registration movement: Case study of Nagasaki church group. https://doi.org/10.4157/geogrevjapanb.82.14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expectation that local economies will positively benefit because of a World Heritage designation is usually high, with some believing that it will lead to loc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Nowadays politics surrounding World Heritage designations has resulted in the important challenge of conserving and using cultural landscapes such as rural spa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World Heritage registration movement of the "Nagasaki Church Group and Christian Related Cultural Assets" as a case study and the meaning of and problems that local faith-related heritages in rural areas and their cultural landscapes can expect, including the attention they will be exposed to as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focused on the role of three main actors, "World Heritage Association" that hop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World Heritage registration for the Nagasaki Church Group,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wishes to create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ourism while conserving them as cultural properties,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that wishes people to understand Christianity while remaining in harmony with tourism. Culture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others and changes itself, so the problem of being treated as a consumer item can occur. When the value of being a World Heritage site is bestowed upon a cultural landscape such as the Nagasaki Church Group, ever larger waves of commodification can sweep over it. Generally, to commercialize something, it needs to be exchangeable after being separated from the context of its production. A church c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context of life in which it is rooted and that has maintained its vocational activities, climate and accumul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place itself then produced and consumed as information. The concept and philosophy of being a World Heritage site may be part of human wisdom, but the more strongly heritage is connected to a region, the broader will be the influence on the region by being registered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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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for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of suburban agricultural areas in Beijing. 北京市城郊农业区多功能演变的空间特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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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arable land multifunction and socio-economic coordination model in Beijing. URL 摘要
以北京市为例,在解析识别耕地功能表征因子的基础上,分别对北京13个区县(不包括中心城区)耕地的生产、生态、社会功能进行评价,利用GIS反映多功能的空间分布形态,并通过信息熵模型对耕地多功能与社会经济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测算,讨论各区县耕地多功能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发展阶段的协调模式。本文旨在揭示北京市耕地多功能在社会经济影响下的空间分异特征,为制定科学的耕地多功能利用布局方案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各区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耕地多功能的空间相关性较强,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此外在经济与政策的共同驱动下,多功能与经济的组合模式随着经济发展经历高生产-中社会-低生态的正三角形态向低生产-中社会-高生态的倒三角形态演变的一般过程。
北京市耕地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其社会经济协调模式解释 .URL 摘要
以北京市为例,在解析识别耕地功能表征因子的基础上,分别对北京13个区县(不包括中心城区)耕地的生产、生态、社会功能进行评价,利用GIS反映多功能的空间分布形态,并通过信息熵模型对耕地多功能与社会经济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测算,讨论各区县耕地多功能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发展阶段的协调模式。本文旨在揭示北京市耕地多功能在社会经济影响下的空间分异特征,为制定科学的耕地多功能利用布局方案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各区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耕地多功能的空间相关性较强,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此外在经济与政策的共同驱动下,多功能与经济的组合模式随着经济发展经历高生产-中社会-低生态的正三角形态向低生产-中社会-高生态的倒三角形态演变的一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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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Beijing City.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后生产主义理论，讨论了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与城乡关系问题，并从理论抽象方面取得了以下认识：（1） 无论农村与城镇，空间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理论上，自然界的纯粹空间不具有商品价值意义。空间的商品化是与一定的人类经济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相联系而存在和逐步显现的；（2） 在经济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力的增强、后生产主义思想的蔓延，人类生产活动日益丰富，空间的商品化也进一步显现；（3）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农村的景观、土地利用、就业、生活形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北京农村空间生产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多样化愈趋增强，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性也日益突出；（4） 随着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北京地区的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北京地区长期扭曲的城乡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论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与城乡关系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31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后生产主义理论，讨论了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与城乡关系问题，并从理论抽象方面取得了以下认识：（1） 无论农村与城镇，空间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理论上，自然界的纯粹空间不具有商品价值意义。空间的商品化是与一定的人类经济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相联系而存在和逐步显现的；（2） 在经济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力的增强、后生产主义思想的蔓延，人类生产活动日益丰富，空间的商品化也进一步显现；（3）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农村的景观、土地利用、就业、生活形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北京农村空间生产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多样化愈趋增强，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性也日益突出；（4） 随着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北京地区的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北京地区长期扭曲的城乡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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