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站点步行可达范围内建成环境因素与轨道交通通勤行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潜在通勤者的角度出发,划定轨道站点的合理步行可达范围,以北京市44个轨道站点为例,利用大数据方法从“宜出行”程序中提取站点合理步行范围内的相对人口数据,结合2017年9月10个工作日早高峰时段的轨道站点刷卡数据得到该站点的相对乘车率。基于数据的非正态分布特征构建GARCH模型,分析早高峰站点合理步行范围内建成环境因素与站点相对乘车率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始发轨道站点与站点乘车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站点所在线路的换乘概率与站点乘车率具有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② 轨道站点的出入口数量与乘车率显著正相关;③ 小区—站点的路径转折数和步行范围内的交叉路口数等可步行性特征对轨道交通通勤行为无显著影响,步行范围的公交车站密度与站点乘车率正相关;④ 合理步行范围内的用地混合度与乘车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⑤ 合理步行范围内的路网密度以及早高峰拥堵道路比与乘车率之间在不同程度上呈现正向关系;⑥ 共享单车订单数与轨道交通通勤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⑦ 相比手机信令数据,“宜出行”定位数据的精度更高,适用于分析微观尺度下的实时人口分布及变化。

随迁流动儿童是当下中国流动人口重要且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部分。城乡的空间跨越和生境差异对儿童关于“家”的理解产生深远影响。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广州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从“儿童视角”出发,通过绘图、写作、焦点小组讨论等适合儿童特点的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探讨城市流动儿童在家的建构过程中的参与和主观感知。主要结论为：① 随迁流动儿童经历着复杂的家庭分离和重组,这种动力机制在空间上体现出“家”空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流动性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家空间最重要的特性;② 随迁流动儿童的“家”是城市的“家”和乡村的“家”叠加起来的意象。城市流动儿童摇摆在“城”与“乡”之间,其生长的经历中混杂着城市与乡村两种人地关系和生活经历。“城—乡”二元的混杂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理解“家”空间的重要路径;③ 流动儿童拥有构建“家”空间的能动性和策略。在“家”的构建过程中,流动儿童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通过分担家庭责任等方式成为迁移的积极参与者,即使经历着与家庭成员的频繁分离,他们依然有自己的策略去维系“家”的存在,实现整个家庭在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研究结论丰富了国内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及儿童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并为认识和缓解当前流动儿童问题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和政策建议。

消费转型背景下旅游目的地供需失衡矛盾凸显,由此引致了目的地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然而这一现象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现有的理论框架在解释力度上也存在明显不足。本文在详细剖析时空修复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情境与旅游情境,提出了资本应对消费转型的一般框架,分析了三亚海棠湾时空修复的整体历程,并揭示了案例背后的制度逻辑。研究表明：资本以时空修复的方式完成了对消费转型的应对。其中,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包括资本的空间修复与时间修复,在三亚海棠湾,空间修复突出的表现为地理扩张与空间重组,时间修复则重点表现在二级循环的缓建、停建及其向三级循环的跃迁。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方面,政府部门藉由尺度重组用以促进资本的循环与积累,通过尺度上推,借助意识形态与城市战略,构建了资本空间运行的合法性;通过尺度下推,藉由绩效优先原则与权力下放策略,支持与服务资本的空间运行。但政府的部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市场秩序,延缓危机的同时制造了更大的隐患。此外,时空修复与尺度重组之间存在着理论关联,消费转型使得原有资本节律失常,地域组织通过尺度重组搭建起全新的地理架构,为资本的时空修复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地理平台。本文完善了时空修复的理论框架,部分回应了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对度假地的可能影响。

中国出境旅游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迅速扩大,并在不同目的地间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分布特征。通过构建2001-2015年中国出境游客与目的地入境游客规模数据库,验证中国出境旅游流服从位序规模理论的假设,并将目的地吸纳中国游客规模与目的地接待游客总量的关系划分为5种耦合类型。结果表明：中国出境旅游流位序规模关系符合幂函数规律,并且向高位序目的地聚集程度不断增强;从2001年到2015年,绝对领先与绝对落后型的目的地占比均超过45%,亚太地区接待中国游客普遍处于领先地位,而欧美和中东地区接待中国游客大多处于落后地位;对于游客总规模较大的目的地,绝对落后型数量大于绝对领先型,而对于游客总规模较小的目的地,绝对领先型数量大于绝对落后型。本研究为分析出境旅游流量流向提供新的分析视角,进而为国家旅游业发展中的市场政策制定与旅游产业国际化布局等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旅游饭店作为中国旅游业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一直以来是外商资本配置、汇集和流动较为活跃的领域。外商资本的进入将中国旅游业联接到世界金融体系的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其吸引外资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必然导致外商资本在华投资空间格局的演变。研究对1991-2014年中国31省域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及社会经济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期间外商投资的空间差异呈整体缩小趋势,并随经济、人口和消费格局演化,其标准椭圆重心向北偏移,且在不同尺度上受对外政策、经济差异、资源条件等要素作用范围影响,空间差异的形成机制与过程差异明显。继而,引入管理学“钻石模型”构建了解释引起这一差异的评价体系,定量化分析了省域旅游饭店业产业环境与市场条件对外商资本空间流动方向、规模和效益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最后,结合当前“一带一路”与“走出去”的战略需求,总结了外商在华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引导外资进入和开展海外旅游投资的启示,并就复杂科学发展背景下旅游地理学发展进行了讨论。

自然的社会建构是近年来欧美地理学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思潮之一。本文从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以福柯“生命权力”的概念为理论工具,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人与动物互动过程及其权力关系的运作,并展示在此过程中景区、野生动物、政府和NGO等组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发现：① 通过标准化、高科技的管治与保育措施,景区中动物种群的性别、健康与数量等方面得以最大程度的调控,并由此形成了与旅游市场相适应的“生命政治”运作模式;② 景区已经能够熟练地规训野生动物参与各项旅游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巧妙地操控游客想要亲近并征服野生动物的双重渴望;③ 不同行动者在协商与制衡中组建的行动者网络,实质上为人对野生动物生命权力的施展提供了合法性与道德性的框架,使其更加紧密地嵌入到社会文化情境之中。研究丰富了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为人文地理学分析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尝试。

旅游地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鉴于旅游地精神属性在量化表达和测量方面的困难,以往旅游地研究较少涉及。旅游地个性概念的提出为旅游地精神属性研究打开了思路。由于开展时间不长,当前旅游地个性研究大多基于营销学中的品牌个性研究思路展开,缺乏对地方适用性的考量,且尚未深入到对个性表征形式及表征机制的探讨。基于此,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选取城市旅游地作为研究对象,着眼地方特性,系统构建城市旅游地个性量表,在此基础上,开展针对案例地城市南京的个性测量和分析,并以城市文化景观作为表征媒介,深入探究城市旅游地个性的景观表征形式及表征机制。研究发现：城市旅游地个性主要包含态度、气质、性格、能力四大特征;城市文化景观是城市旅游地个性的重要表征媒介,包含现代空间景观、传统空间景观、生态景观、生活景观、社会景观五大维度;以上景观维度及其所辖景观元素在表征城市旅游地个性方面发挥不同作用。研究过程及结论为包括旅游地在内的地方精神属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概念框架和方法体系,是对精神层面人地关系认识上的丰富。机器学习这一智能化探索型数据分析手段的运用为处理地理学中普遍存在的高维非线性噪声数据提供了有力的方法支撑。

研究以海岛旅游规划为基础,以大连长海县为例,分析长海县海岛旅游化效应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海岛在旅游地演化过程中表现为旅游地景观旅游化阶段（2002-2009年）和旅游地后台旅游化阶段（2009-2012年）。② 在旅游用地的时空扩展尺度上,呈现出时间扩展和空间扩展并存的格局。在旅游用地的功能变化上,海岛土地的功能逐渐从单一功能向综合多元化功能转变。③ 在机理研究上,以旅游资源为原生动力,旅游交通、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等为内生驱动,政府政策引导旅游企业和旅游客源市场等为外部驱动成为海岛旅游化的主要动力。

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旅游地由主体系统、旅游吸引物系统、旅游服务设施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四个部分组成,通过多个适应性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论文选择皖南旅游区为案例地,探讨了其空间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1979-1990年是空间聚集体形成阶段,以黄山和九华山为核心的旅游吸引物逐步得到开发利用并形成规模“聚集”,旅游空间结构开始呈现集聚发展特征。② 1991-2000年为空间聚集体增长时期,黄山景区和九华山景区进一步发展,旅游设施进一步完善,同时西递、宏村景区的快速发展推动新的空间聚集体形成,空间聚集体的规模和数量同时增长。③ 2001年以来,皖南进入空间集聚体涌现阶段,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加强,多种新兴发展要素涌现;新兴发展要素和传统发展要素共同催生了文化旅游、度假旅游和乡村旅游等新的旅游产品,推动皖南旅游区空间演化发展。未来,旅游需求的多元化将推动皖南旅游资源的多样化、全域化的利用,文化性、生态性、乡村性的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将成为皖南旅游发展主流方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快速交通网的建设将加强皖南与长三角地区的联系,皖南将以全域旅游方式,整体融入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之中,成为长三角旅游区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社区逐步成为多群体竞争与冲突的场所,其内部多群体的态度差异成为指示社区冲突的重要指标。本文以西安汤峪镇为例,采用参与式制图（Participatory Mapping）和半结构访谈方法对当地居民、度假购房业主和游客3类群体的旅游开发态度和景观价值感知进行调查,最终获得315套访谈表与填图,共提取空间信息点5518个。基于对Brown等土地利用冲突倾向指标模型的修订,并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探讨旅游社区态度差异和冲突倾向的空间特征。结论显示：① 旅游开发态度及其差异具有明显的地点指向性,并与景观价值的空间感知相关联。旅游开发冲突倾向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斑状格局,高值集中于社区旅游开发核心区域,且强度由开发的核心区域向外围区域减弱;② 潜在冲突地点的形成既有传统冲突因素的影响,又有特殊空间因素的作用,旅游开发要素的空间结构、多人群景观价值的空间感知、社区旅游发展阶段和相关人群的涉入程度都会影响冲突空间的形成;③ 参与式制图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能够帮助获得多人群主观数据,为认识态度和旅游开发冲突的空间特征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客源市场预测是旅游科学决策的关键,由于缺乏历史数据,对尚未开业的旅游景区客源市场预测成为研究的难点.上海迪士尼乐园投资巨大,影响深远,广受关注,开园在即,迫切需要学界从理论层面对其客源市场展开研究.遵循"要素选取--系统分析--模型构建--市场预测--模型验证"的研究思路,对已有旅游引力模型进行修正:① 引入出游意愿,用百度指数进行测度,以明确旅游目的地偏好;② 引入出游率,用旅游人口取代总人口,以界定客源规模基数.而且修正模型中解释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基于2009-2013年香港迪士尼乐园内地客源市场数据,中国各省市区以及重点城市社会经济数据,运用修正引力模型,预测上海迪士尼乐园国内客源市场空间结构.研究表明:① 迪士尼乐园的强大品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空间阻尼的影响,进而导致内地游客对迪士尼乐园的旅游需求整体上缺乏弹性;② 上海迪士尼乐园国内客源市场在空间分布格局上,存在明显的近域指向,东部指向和大中城市指向特征;③ 经过交互验证,用修正引力模型推算的理论值与实际值的吻合程度更高,预测效果更好.

随着交叉学科的发展,人文地理学中"地方"理论已经渗透到旅游研究的各个方面.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共同影响下,"无地方(Placelessness)"伴随着地方感的虚无与空间不真实性的发展而产生,并成为了地方研究的另一个视角.以广州市高星级酒店为案例地,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在回顾地方和无地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消费者对现代城市高星级酒店的空间感知和地方情感,分析了地方与无地方在酒店空间中互动的复杂关系.结果指出:① 城市高星级酒店既有因现代技术,行业标准,区位以及资本扩张等原因而呈现的无地方特点,也有因社会功能,品牌特色,"借景"以及经营管理活动等原因而呈现的地方特质,城市高星级酒店具有地方与无地方的双重特性;② 酒店消费者在"他者空间"与"我者空间"中挣扎,对城市高星级酒店有着地方感与无地方感等多元,矛盾的地方情感;③ 城市高星级酒店是一个无地方与地方动态转化的易变空间,其转化机制取决于消费者与酒店空间的互动频次,酒店产品的稳定程度,以及消费者的主观想象与意义赋予等.本研究是对西方语境下地方理论的一种补充,同时也是对"无地方"研究的一种尝试;为转型期中国目前"千城一面",空间同质化等社会现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基于原产地形象,在地消费文化,品牌知名度,感知质量,品牌忠诚度,购买意愿等6个概念的理论模型,以广州哈根达斯为例,探讨文化地理因素如何作用于哈根达斯在中国的跨地方品牌重塑.研究发现:① 哈根达斯借助品牌重塑已在中国广泛确立其高档冰激凌品牌定位,实现了品牌升级,价格成为品牌升级的表征;② 原产地形象,在地消费文化均显著正向影响品牌知名度及感知质量,进一步对品牌忠诚度及购买意愿产生积极影响;③ 哈根达斯的品牌知名度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不显著,感知质量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不显著;④ 不同于购买频率低的消费者,购买频率高的消费者的感知质量不再受原产地形象和在地消费文化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推进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理论的发展,也是对品牌重塑理论的补充,将促进饮食地理领域的国际对话.

旅游村落在旅游地系统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逐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乡村发展类型。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 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 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3 个旅游乡村聚落为例，从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变迁两个维度，分析了旅游业诱导下旅游地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因区位条件的差异，乡村聚落土地利用模式演变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差异，距离核心景区越近的村落，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越高，旅游功能愈加完善，村落风貌格局变化愈大。其中，苟各庄村用地容积率由0.17 提高到0.44，但村落原真性破坏最严重，原真性指数为仅为0.048，是3 个村子最低的,其旅游功能也最完善；刘家河村落土地扩张规模最大，建设用地由173564 m²扩展到341128 m²，增幅达到96.54%，村落的原真性相对保持稳定，为0.566，旅游功能相对完整；上庄村是原真性保持最好的村落，原真性指数则高达0.942，但是其建设用地规模和用地强度则最低，但其旅游功能也最单一。显然，在具体空间形态上，3 个村落也表现为“现代城镇”—“半城镇化”—“传统村落”的过渡特征，并对应形成“就地重建型”、“飞地开发型”、“原地利用型”3 种空间重构模式。乡村聚落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基本空间单元，这3 个乡村聚落发展模式隐含着旅游地传统乡村聚落“旅游化”空间演变的阶段形态，这种空间模式在国内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采用矢量数据符号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和Kriging空间插值法等3 种空间分析方法，分别从规模等级、集聚程度、热点区及模式等方面对2011 年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空间格局特征展开研究。主要结论：① 从数量规模上来看，西安市的文化娱乐产业在空间上呈现出“南密北疏，西密东疏，内密外疏”的整体特征，文化娱乐场所主要集聚在以钟楼为圆心，以钟楼至曲江新区的直线距离（约7 km） 为半径的圈层内；各类文化娱乐场所的空间分布大致符合文化娱乐业的整体空间特征，但又表现出一定的特异性；② 从空间集散上来看，高高集聚区主要连续分布在城市南部的传统人口和城市产业集聚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散分布在城市开发程度低的边缘区，及城市内部的特殊区域；③ 通过空间插值分析，可识别出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4 个空间集聚热点区，综合分析各热点区软硬件条件，可将其归纳为基于传统城市中心的商贸旅游型热点区、基于文化产业集聚的文教游憩型热点区、基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科技商务型热点区和多重资源推动下的城市新区型热点区4 种模式。本文的研究结论将有利于从空间的视角来探讨城市新兴产业的区位规律和布局偏好，在实践中将为城市文化娱乐业的合理布局和规划提供参考。

民俗节庆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为认识居民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内关于地方依恋的探讨尚处于萌芽阶段，应用研究主要以旅游地和旅游者为对象。乞巧节是岭南传统民俗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沉寂淡化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兴起，节日的内容形式功能已被重构。本文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以珠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并结合因子分析的方法来探究民俗节庆的重构与居民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乞巧节对珠村世居居民、新移居居民、租房于珠村的居民这三种不同身份居民心理形成过程中的情感、认知和意向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乞巧节使居民们更好地融合到了珠村社区。② 重构后的乞巧节在改善原住居民精神生活、优化珠村村落风貌、提升珠村族群的凝聚力、增强文化自豪感、保护乞巧文化及推动珠村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③ 重构后的传统民俗节庆生产了新的文化记忆，其如何被居民内化吸收、如何被整合进原生态的乞巧文化中，都有待探索。本研究对丰富地方依恋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在实地调查西递主要街道沿街门面的基础上，通过历时性研究，对比2003 年、2008 年及2009 年的数据，发现西递的旅游商业化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地方政府、村委会（旅游公司）、管理人员、当地村民、店铺业主及游客等的深度访谈，追溯其旅游商业化控制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以及博弈过程，总结出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控制的内在逻辑。最后揭示地方政府预见性的干预是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得到有效控制的决定性力量。在历史村镇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中，政府最有能力也最有动力对旅游商业化进行有效的控制。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地方身份通过内外部政治经济力量交互作用,成为当地社会关系的历史纹理,是利益相关者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周庄为案例地,借助创造性破坏模型深入分析古镇地方身份转化。研究发现：周庄满足该模型的3 个主要变量。与西方企业家主导模式不同,中国政府对旅游的推动作用是强大的,不仅履行决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的职能,而且为象征资本的创造、社会资本的延伸和文化资本的维护做出贡献;伴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和动机的多样化,商业化景观迅速蔓延,不断冲击古镇遗产景观身份;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经历了积极—消极—积极的回归过程。从文化霸权与表征、游客凝视、人口置换与社会身份复杂性等角度对周庄古镇地方身份转化进行理论解释,认为地方身份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谈判"和妥协的产物,表征主流意识形态;为适应游客凝视,利益相关者以东拼西凑的形式改造古镇地方身份;人口置换的结果增加了"新周庄人"社会身份的复杂性,由此带来社会关系破碎、社会认同下降、地方感丧失等问题,导致周庄地方身份转化。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旅游影响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已成为国际上旅游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构建农户旅游发展适应性分析框架,以陕西秦岭金丝峡景区为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行为模式、影响因素及机制。主要结论包括：① 旅游业推动小河流域农业商品化,但并未促进农业增长,相反农业生产功能大幅衰退;农户以旅游经营和常年务工作为主要对策,形成了旅游专营型、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及务工主导型四种适应效果差异显著的适应模式。② 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认知因素(机会和政策认知)、劳动力(劳动力总量、聘用人数)、地理区位(可达性与区位优势度)、自然资本(耕地面积)、物质资产(房屋类型) 和社会资本(邻里关系) 。③ 旅游开发导致的自然生计资源缺失与农户生存理性之间的矛盾是适应发生的根源,社区补偿制度是重要推动力量;农户社会理性与经济理性偏好决定着其适应模式选择;适应效果受适应力驱动因素影响。最后对旅游影响的社会—生态整合研究有效性进行讨论,并提出后续深化研究的方向和本研究的实践启示。

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是必然而持久地,这深刻地影响着旅游者行为和旅游业进步,需要发展适宜的引力模型对其进行刻画和量度.长期以来,旅游引力模型在对空间阻尼的处理上类比牛顿型的幂函数衰减模式,难以克服一些固有缺陷,因此重新回到威尔逊型的指数函数衰减模式就成为一种可能选择.本文即是基于威尔逊形式,将目的地“吸引力”、客源地“出游力”和两地间的“空间阻尼”作为3 个基本解释变量类型,构建了一个基础的旅游引力模型,并重点在参数估计和模型应用上进行了初步探索.由于难以从整体上对模型的两个核心参数进行回归估计,本文首先从局部对收入弹性系数α进行回归估计,然后通过“口粒子模式法”和“出游量积分法”的引入和交互验证来确定空间阻尼系数β的合理取值.研究表明,就全国平均而言,在21 世纪初收入弹性系数可取0.64,而空间阻尼系数可取0.00322,且在空间阻尼影响下,中国大陆居民国内旅游的理论出游半径均值约为300 km.最后,本文从目的地供给视角计算了中国大陆分省区的旅游吸引力,从客源地需求视角计算了成都市到访游客的分省预期市场份额,这两个案例研究在取得一些有益发现的同时也表明威尔逊型旅游引力模型具有积极的应用潜力,值得进一步探索.

城市记忆是城市特色形成的重要源泉,而历史地段则盛载着与城市的前世今生所相关的城市记忆.因而,探讨人们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认知规律,将为有效保存城市记忆、有机更新历史地段提供重要思路.本文选取北京南锣鼓巷历史地段作为研究对象,归纳游客对城市记忆的认知变量,构建了由信息和载体2 个一级变量衍生而得的20 个二级变量、89 个三级变量组成的城市记忆认知测量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游客认知进行调查.基于调查数据统计,采用序次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游客城市记忆认知水平的相关因素,构建城市记忆认知程度公式,归纳游客认知规律,以便为历史地段和城市旅游的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色彩是旅游目的地意象的重要外显形式与构成,其虽被广泛应用于旅游目的地建设与发展,但其理论研究在国内外几近空白.本文以旅华美国游客为研究对象,以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为研究内容,通过10 批次全程客流跟踪的调研方式获取了研究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旅华美国游客的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维度模型,并通过二次定点调研方式对本研究的理论饱和度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 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城市色彩基调与建筑、旅游吸引物、人际影响、差异性文化感知、旅游经历、旅游目的地人文与自然环境;② 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由视觉色彩和理念色彩两部分构成;③ 游客的个人偏好和旅游情感会直接作用于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并直接导致游客产生行为意图;④ 游客的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会刺激并促使游客产生行为意图.本文讨论中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城市色彩意象认知加工的发生机制与过程模型.

书法景观是一种代表中国特色文化符号的文化景观,景观知觉维度研究是了解这种景观基本特征的手段。本文将尝试开放问卷对书法知觉场所地方记忆报告结果进行编码,并构建专门计算公式进行权重计算,结果表明书法景观主要知觉维度可归为6 类：知觉时间、地理环境、书法特性、书法载体形式、价值和个体心理,并揭示了热点景点书法景观的知觉维度特征。眼动仪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点的书法景观作为地域标志和景观标志,在公众知觉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对园林、湖泊和海滨景点内的书法景观,公众更多知觉到了山岳和宫殿庙宇内的书法景观。利用知觉频数描述了不同类型书法景观的地理场所公众知觉特征,根据书法景观知觉频率可将这些场所划分为景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新闻媒体和广场三个层次。本文的研究实际上也为中国特色文化景观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地方感的研究为探讨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情境主题餐厅作为能提供特殊体验的一种微观文化空间,为员工构造了一个“异位(heterotopias)”的超现实空间(hyperreality)。本文通过对广州味道云南食府这一典型情境主题餐厅员工的体验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讨了情境主题餐厅员工对不同尺度空间产生的不同地方感特征及其原因,得出以下结论：①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地方感存在差异。他们对餐厅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餐厅所处城市具有地方依赖,但对餐厅以外的其他城市空间不存在地方认同；②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餐厅融洽的社交环境、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较高认同的情境(文化)；③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所处城市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城市所提供的良好工作条件、较差的自然环境、低熟悉的城市空间、对家乡的依恋和对“异乡人”的身份认同；④ 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熟悉程度、环境和文化认同程度和归属/依恋程度的差异是员工对两者地方感存在差异的原因。结论对于丰富地方感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有重要的价值,能够为城市中其他微观文化空间的地方感研究提供借鉴。

灾后理解旅游者是目的地减少灾害事件带来经济损失的基础工作.本研究着力于探究国内游客的风险认知、灾害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满意度、忠诚度之间的关系,在"5.12"汶川地震发生约一周年后,以灾区中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九寨沟为案例地,对正在景区游览的572 位国内游客进行问卷调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证实:旅游者的风险认知水平越低,对灾害给目的地旅游带来负面影响的感知水平越弱,对目的地的满意度水平越高,忠诚度也越强,反之亦然.研究还发现,直接影响旅游者满意度的是旅游者对灾害给旅游带来负面影响的感知水平,而不是旅游者风险认知水平.处于灾后恢复期间的目的地与正常时期一样,旅游者满意度正向影响忠诚度.研究也显示,不同性别或不同年龄游客群体在风险认知和满意度、忠诚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灾害对旅游负面影响的感知上差异不显著.研究最后为灾区旅游地的市场恢复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