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关键驱动因素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key drivers of global energy structural power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22-12-12 修回日期: 2023-06-30
基金资助: |
|
Received: 2022-12-12 Revised: 2023-06-30
Fund supported: |
|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张强(1996-), 男, 四川泸州人, 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E-mail:
能源作为战略性资源在国家地缘战略中尤为重要,能源结构性权力的角逐业已成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和能源安全保障的重要内涵。利用联合国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2001—2017年各国的能源结构性权力进行测度,从空间格局、网络组织关系、新增价值分配的视阈来揭示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演化脉络,并识别出权力转移的关键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体系呈现出两极分化严重、动荡不稳定特征,能源强国对周边地区不断挤压并产生了大量的破碎地带;②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呈现出“东升西降”趋势,并以中美德为主导的“三足鼎立”空间格局。其中能源出口结构性权力不断向中国转移,进口权力则进一步锚固在西欧北美;③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合作社团扩散和收缩并存,亚太和东欧社团范围逐渐扩大,西欧和美国社团范围则有所缩减;④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核心—边缘”等级结构存在“双核→三核→多核”的弱化趋势,权力等级圈层间的迭代过程显著;⑤ 从能源价值流动的核心链条来看,德国、美国为代表的能源结构性权力强国占据链主地位并主导着能源价值的分配,作为跟随和从属的能源小国陷于低端锁定困局。从能源产业链环节的来看,呈现出能源勘探开采和加工销售环节价值较高,运输储存环节价值较低的“微笑曲线”特征;⑥ 国家高水平能源结构性权力的关键驱动因素从早期的能源禀赋和能源贸易维度逐步向市场资本维度所延展。据此为中国能源结构性权力的巩固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As a strategic resource, energy has become essential to national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competition over energy structural power between states, and has implications for both their state power and energy security. Using the cross-country input-output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we measure the structural power of energy in each country from 2001 through 2017. We evaluate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structural power in energy through spatial structure, network,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value added and identify the key drivers of its shift. The study shows that (1) The global energy structural power system was increasingly polarized and volatile and conflicts among energy superpowers gave rise to a big number of shatter belts. (2) We saw the rise of the Eas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 the trend of the global structural energy power, an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re its major leading forces. Specifically, energy exporting power increasingly shifted to China, whereas energy importing power was further centered in West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3) The associations of global structural engergy power saw both shrinkage and diffusion: they expanded their coverage in the Asia-Pacific and Eastern Europe whereas decreased their coverage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4) The hierarchical order of global energy structural power gradually shifed from dual cores, triple cores, to mutiple cor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hierarchical orders changed drastically. (5) As for the core chain of energy value flow, energy structural superpowers represented by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led the chain and dominated the distribution of energy value, while small nations in energy production serve as followers and subordinates were stuck in low-end industries. The sections of the energy industrial chain exhibited a U-shaped curve in which energy exploration, mining, processing perform relatively high values, whereas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produce relatively low values. (6) The key drivers of national energy structural power gradually shifted from early energy endowment and energy trades to market capitals. We propose corresponding policy advice that fosters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a's structural energy power.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张强, 杜德斌, 郭卫东, 颜子明, 曹宛鹏, 夏启繁.
ZHANG Qiang, DU Debin, GUO Weidong, YAN Ziming, CAO Wanpeng, XIA Qifan.
1 引言
能源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的硬通货,由于能源稀缺性和产储销空间错位性,导致能源在全球地缘政治斗争中具有特殊战略地位[1]。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加强了国家间的联系和能源要素的流动,伴随着西方大国进入后工业时代能源消费重心的转移,能源结构性优势和结构性权力的再分配正悄然发生[2-3]。由此引发了后发大国与守成大国能源战略的“零和”博弈,全球能源秩序随之面临着逆全球化趋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政治回潮的严峻考验[4]。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局大考验大合作时期,及时跟踪研判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格局走势,以及“国际能源权力金字塔”中国家的位序变动,对中国能源安全保障乃至国际能源秩序稳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5-6]。
能源权力的基础和形态从国家能源资源赋存为基础的“实力即权力”,到国家间非对称依赖赋予的“联系性权力”,再到经济全球化情景下所蕴含的“结构性权力”,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① “实力即权力”视角出发探讨了国家在能源产业环节中呈现的个体实力和权力现象[7],涉及能源资源归属和处置决定权、开采加工实力、过境运输安全、市场占有和定价权,以及气候变暖背景下能源的碳排放权[8-9]。将能源权力等同于国家个体实力的研究路径,具有概念清晰和操作性强的优点。② 随着地缘政治冲突逻辑向地缘经济的竞合逻辑所转变,国家间双边联系日益密切,权力逐步由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体现[10]。能源联系性权力便是根植于行为体间非对称相互依存下的利益交换,强势国家在能源活动中可以迫使别国改变自身意志[11]。“联系性权力”强调从国家间相互作用反馈中的行为改变,而非国家的个体实力来观察权力现象。相关研究集中在中国与别国[12]、中美俄大国[13]、“一带一路”沿线[14]、欧洲地区[15]和环印度洋区域[16]等国家间的联系权力的等级圈层和空间领域。③ 21世纪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了世界能源秩序的演变,发挥能源权力的关键途径不再仅是能源资源禀赋,而是全球生产网络和不对称利益分配中的“联系”与“结构”[17]。国家间二元依存关系及其隐含的联系性权力不断扩展和贯通,形成一个复杂的全球权力网络结构,国家间联系性权力在结构位置中不断聚合,形成了该位置对于整个网络结构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即“结构性权力”[18]。结构性权力理论提出者著名国际关系学家苏珊·斯特兰奇还进一步将国际石油政治经济划分为5个演化阶段,强调石油政治中的权力属于结构性权力[19]。威廉·温考夫通过挖掘价值链增加值来分析国家经济权力格局[20]。在此基础上,余南平通过价值链网络构建了国家权力和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21]。庞珣借助新增价值的结构位置来衡量结构性权力,刻画了传统大国和新兴国家能源结构性权力的等级分化和格局走势[22-23]。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推进,传统的“实力即权力”与“联系性权力”已无法全面刻画出能源权力的时代特征,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提出结构性权力概念来重新审视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权力。结构性权力中的“结构”更多是强调它的非物质属性,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行为的基本规则整体,对于国家能源活动是更为深层次的影响[24]。稍显遗憾的是,能源结构性权力的研究较少、应用度较低,既有研究更多的是从复杂网络理论出发,对能源贸易网络和相互依赖关系的拓扑结构特征[25-26]、关键节点和链路[27-28]、网络社团和等级圈层[29-30]等内容展开分析和解读。但是能源这一战略性资源具有极强的地缘经济属性,仅从复杂网络理论出发探讨其能源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可能会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地缘结构的潜在影响,不利于国家在这百年变局中认清形势[24,31]。结构性权力作为一种规范性权力,可为认识经济全球化中能源权力秩序演化的独特逻辑提供了新视角。鉴于此,本文从地缘经济视角对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展开系统探究,首先阐明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科学内涵,试图通过投入产出数据对能源新增价值进行溯源,采用嵌入彼此相连的全球分工中的结构性关系来刻画能源结构性权力;其次对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空间分布格局、“核心—边缘”等级结构、合作社团成员、产业价值分配进行动态追踪;最后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甄别出不同时期能源结构性权力的驱动路径和关键驱动因素。本文试图丰富当前地缘能源学的理论体系,为对中国能源安全乃至国际能源秩序稳健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2 能源结构权力的理论溯源与内涵解析
2.1 能源结构性权力理论溯源
国际关系理论对于权力的探讨由来已久,观点多样使得权力内涵无论在话语中还是在认识论上都难以达成共识[32]。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生产力、分工和交换是决定国家间关系和国际权力重要因素的论断,将权力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分层划分[33]。马克思认为全球经济基础是全球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总和,国际权力作为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受全球经济基础变化并产生反作用。经济全球化促使了能源经济基础从集中式网络生产、分工和贸易方式转向为分散式的网络模式,以物质力量、生产关系和人物链接等方式进一步形塑了全球能源经济基础[2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变化的现象背后,能源权力形态构成和运行逻辑亦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2.2 能源结构性权力内涵解析
在理论认知基础上,对能源结构性权力概念内涵做进一步阐释:国家以自身的能源禀赋和生产关系总和为基础参与到跨境分工协作中,期间国家间相互依存联系及其隐含非对称权力不断扩展和聚合成为一个全球权力网络,而国家在此所处的结构位置及其产生的宏观影响力便是能源结构性权力。
能源结构性权力的主客体要素。能源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包括国际能源组织、全球企业和主权国家等。伴随着能源企业国有化改革浪潮,能源组织和企业大多都扮演着国家利益代理人的角色,因此既有研究大多是以国家作为能源权力格局分析的基本单元。以国家承担的不同功能,可以划分为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加工国和消费国。能源结构性权力的客体便是能源本身,包括能源资源的储产销、能源的过境运输、能源市场的基本面等自然社会属性。
能源结构性权力发挥途径是全球能源经济基础及其分工协作关系。国家在能源跨境合作中占据的“结构位置”越重要,整个结构对其敏感性和脆弱性便越显著[36]。当某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继续参与全球能源分工合作,其他国家便会付出更高成本来寻求可替代的合作关系和供需渠道,结构位置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结构进行了破坏和重塑。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博弈方式,掌控和塑造国际能源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结构,构建利己的结构位置和运行规则。
能源结构性权力的空间格局与网络特征。能源结构性权力的空间格局可以抽象为点—线—面的几何关系,如权力空间、利益边疆、渗透地带和破碎地带等[37]。在地方、区域和全球不同空间尺度下,能源结构性权力的空间结构透射和传递出能源行为体间的强权与弱势、主导和服从的非对称相互依存关系。能源结构性权力的网络结构充分体现了节点—链条—网络为特征的权力形态,如“核心—边缘”等级结构、合作社团、关键枢纽、核心链条等。占据权力网络中重要位置的主导支配型大国,可以构建利己的权力秩序和价值分配机制。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能源结构性权力测度
首先,通过跨国投入产出表对能源分工协作中的新增价值进行溯源(表1)。能源新增价值遍及能源勘探开采、储存运输和加工销售全部产业环节,即使没有跨境贸易活动,国家间也可能存在产业分工合作产生不同程度的价值流动。跨国投入产出表包括总产出矩阵(X)、中间品矩阵(Z)、最终消费品矩阵(Y)和新增价值矩阵(Va),并引入投入产出系数矩阵(A)、新增价值系数矩阵(
表1 简化的跨国投入产出表
Tab. 1
投入 | 产出 | |||||
---|---|---|---|---|---|---|
中间使用 | 最终需求 | 总产出 | ||||
国家i | 国家j | 国家i | 国家j | |||
国家i | xii | xij | yii | yij | Xi | |
国家j | xji | xjj | yji | yjj | Xj | |
新增价值 | Vi | Vi | ||||
总投入 | Xi | Xj |
然后,进一步对新增价值分解得到国家间进出口新增价值网络矩阵
最后,以对数加总的方法对国家的进/出口新增价值进行聚合,来表征能源结构性权力[21]。进口结构性权力是国家
式中:
3.1.2 能源结构性权力网络结构特征
全球生产贸易活动从国家集中式向全球网络化转变,经济基础变化推动了能源结构性权力逐渐显现出社团合作、等级圈层结构和节点链条等网络结构形态,为此本文进一步对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挖掘[39]。
(1)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合作社团划分。以国家为起始节点作为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结构性权力作为边权重,构建有向加权的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网络。合作社团是指网络关系更为紧密的国家的组合,属于同一个社团的国家合作紧密集聚化程度高,外部国家间的网络联系相对稀疏。通过“community detection”算法挖掘出国家联系的紧密程度以识别出潜在合作社团[40]。
(2)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核心—边缘等级识别。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根据经济分工的复杂性和国家整体实力,将世界经济体划分为“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等级结构。核心国生产最为“先进”的商品,而边缘的国家主要生产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的商品[41]。通过“hierarchical clustering”算法进一步探索等级层次的演化特征与迭代重组过程。
(3)全球能源核心链条与产业环节价值分配。能源权力大国按照资本逻辑主导着全球能源产业分工和价值分配,处于跟随和从属的能源小国往往容易陷入结构性困局。基于最大优势流方法全球能源价值流动的主导节点和核心链条[42]。
3.1.3 能源结构性权力演化驱动因素
(1)相关性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是一种判断两个随机变量间的关系强弱的非参数检验方法[45]。顾及能源结构性权力与地缘因素数据的非线性、非正态特点,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来检验其相关性,将显著相关的因素纳入到下一步驱动路径分析中。
(2)关键驱动因素识别。能源权力格局的形成前因是相互依赖的,因素间可能通过联动匹配产生不同的驱动路径,因此借助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甄别出能源权力的驱动路径和关键性驱动因素[46]。首先,依据案例的实际情况和相关研究设置的标准,对因素和结果变量赋予0.95(完全隶属)、0.5(交叉点)和0.05(完全不隶属)3个锚点来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使不同量纲数据均处于[0,1]范围[47]。其次,通过一致性水平来检验单因素是否构成能源结构性权力的必要因素,当满足一致性水平小于0.85,说明多种因素联动共同导致高水平能源结构性权力,没有一种因素能单独影响到结果[48]。然后,通过一致性参数来衡量驱动路径是否是结果集合的子集,是否满足充分性检验,并设置了一致性阈值为0.80,频数阈值为2。最后,求出的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三者相互佐证,以解释各国驱动路径和关键性驱动因素的异同。
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① 能源结构性权力方面。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跨国投入产出表(
数据预处理:① 数据筛选。从上述数据库中筛选出能源产业各环节的投入产出数据、能源产量和消费量、能源进出口贸易额、能源企业并购规模和专利规模等数据。② 统一口径。其中传统能源生产量和新型能源发电量是通过换算成统一热当量后按照国家(地区)进行汇中计算;传统能源及其装机所需稀有材料进出口交易价格按照国家(地区)进行汇中;由于驱动路径甄别依托的软件集成了数据归一化的环节,故无需对能源权力数值及其影响因素这些不同量纲的数据再做处理。③ 数据匹配与分析。按照国家(地区)名称进行汇中匹配后,通过相关公式和软件进行能源结构性权力计算和分析。本文最终选取了2000—2017年17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中国数据暂不包括中国台湾省、香港和澳门地区。
4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时空演变
4.1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时序统计
4.1.1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呈现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大部分掌握在极少数国家中,呈现出“优者愈优、劣者恒劣”的两极分化效应(图1)。同时后发大国与守成大国战略层面博弈具有“零合性”特征,一般国家很难迈入更高阶层。① 从权力阶层来看:2000—2017年期间各国能源结构性权力进行平均后发现处于能源权力前5%阶层的9个国家权力之和超过全球的一半,前10%阶层18个国家拥有全球3/4的权力,能源结构性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中。② 从各大洲来看:高水平能源结构性权力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国家,南美洲国家次之,大洋洲和非洲最少。其中欧洲能源结构性权力强国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荷兰;亚洲能权强国包括中国和日本;美国和加拿大是北美洲的能权强国。③ 从典型国家来看:美国、德国、英国、荷兰、中国和日本的能源结构性权力水平一直处于第一梯队;加拿大、阿尔及利亚、南非和摩洛哥等国家的能权水平存在一定规律的强弱交替发展;大部分国家在2008年后能源权力出现较大程度的下跌,一定程度上说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能源权力秩序的深刻影响。
图1
图1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时序演化
Fig. 1
The temporal evolution of global energy structural power
4.1.2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动荡不稳定特征将长期存在
为进一步刻画和剖析全球能源结构权力的时序统计特征和发展态势,本文引入极差、标准差、基尼系数和全局莫兰指数(图2)。其中:① 极差和标准差总体的走向较为吻合,数值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特征,在2017年处于峰值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期间出现数次较大的波动,反映了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体系呈现出震荡不稳定特征。② 基尼系数在2001年出现快速的下探,随后持续上升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基尼系数持续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表明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发展极其不均衡特征。③ 莫兰指数呈现出先上升在下降的单峰形式,在2003年出现了较大的凸峰,有持续下降的趋势,说明能源结构性权力存在马太效应,能源权力强国会抑制和压迫别国发展,全球能源权力秩序动荡不稳定特征将可能长期存在。
图2
图2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统计特征
Fig. 2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energy structural power
4.2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空间分布格局
4.2.1 能源出口结构性权力向中国转移,进口结构性权力锚固在西欧北美地区
2000年期间能源进口/出口两部分的结构性权力均掌握在西欧北美等国家,随着全球经济分工的不断深入,进口/出口结构性权力出现不同程度的转移,能源出口结构性权力不断往中国转移,进口结构性权力则进一步锚固在西欧和美国(图3)。2000—2017年期间美国的进/出口结构性权力分别从0.96、0.89降到了0.54、0.74;德国和英国的出口结构性权力分别从0.72、0.72下降到0.49、0.49;而中国的出口结构性权力则是从0.59成倍攀升到1.66。一方面,出口结构性权力不断向中国转移,得益于中国敏锐地抓住了全球制造业第四次转移的机遇,以其廉价而又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工业设施不断嵌套在全球分工协作体系中。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期间开展了大量的能源互联互通、能源产能走出去和多边能源合作工作,与沿线1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和建设能源合作项目达到40余项,这些都直接推动了中国出口结构性权力的增长。另一方面,能源进口结构性权力则往以德国、法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欧北美国家不断集聚,可能因为西欧北美国家工业生产和家庭能源消费需求大。2020年西欧和北美石油消耗分别占全球的12%和24%,天然气消耗分别占全球14%和27%[49]。德国更是拥有大量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如钢铁、化工、电池和玻璃等。
图3
图3
全球能源出口/进口结构性权力空间分布格局演变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6(166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lobal energy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structural power
4.2.2 能源结构性权力呈现“东升西降”趋势,中美德“三足鼎立”空间格局基本锁定
2000—2017年全球能源的综合结构性权力呈现出“东升西降”的趋势,从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能源结构性权力地位的逐步衰弱,到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强势崛起,最终呈现出中美德为主导的三足鼎立格局特征(图4)。具体而言:① 2000年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格局呈现出美国、德国为主导的双核心特征,东南亚地区有部分的次级核心。美国(1.85)和德国(1.78)的权力数值远领先于排名第3的英国(1.12),除了西欧、东南亚、北美地区以外其他国家的能源结构性权力普遍较低。排名前10的国家里,除了中国和日本,其余均是美国和西欧国家。② 201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性权力略微赶超美国,从上时期的第8名跃升到第2名,呈现出德国、中国和美国三足鼎立的格局。“欧洲工厂”和“北美工厂”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工厂”以其廉价而丰裕的劳动力以及庞大的能源消费市场,成为世界能源产业链的重要枢纽[50]。另外,期间俄罗斯、墨西哥、委瑞内拉的能源结构性权力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③ 2017年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继续维持着德国、中国和美国“三足鼎立”的格局。2014年美国页岩油大规模上市,但是其能源结构性权力地位并没有明显提升,2000—2017年期间前30名的国家名单内涉及欧佩克组织为代表的石油生产国也占极少数。在全球能源经济深度合作的背景下,能源的进出口贸易额以及能源的储产销情况难以全面的衡量国家的权力关系,新增价值的创造和流向映射出一种新的能源结构性权力的演化规律。
图4
图4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空间分布格局演变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66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lobal energy structural power
全球能源进口/出口结构性权力空间分布格局一定程度上与新结构主义所希望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平”的观点契合,全球能源产业分工以经济效益而非权力占优为驱动,促成了部分能源出口结构性权力向“亚洲工厂”转移。另一方面,进口结构性权力不断锚固在西欧北美,背后反映出国际的资本经济和科技体系仍存在普遍而深刻的不平等问题[21]。纵使新型能源能够摆脱对化石能源资源赋存的约束,新型能源仍面临装机所需稀有材料空间分布差异、先进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以及资本金融的垄断等现实问题。国际能源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基础上的“无政府状态”的体系下,存在不可避免的国家能源零和博弈问题,能源大国对周边地区不断挤压和对抗,催生出大量能源权力破碎地带。
4.3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网络组织关系
4.3.1 全球能源社团扩散和收缩并存,亚太社团和东欧社团范围逐渐扩张
由于能源行为体的能动性和国际能源合作组织及其政策协议的执行局限性,能源的合作伙伴关系一直呈现出区域化和全球化双轨并行的动态特征[51]。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组成的亚太社团范围往中亚、非洲和南美洲等地区不断扩散,以德法为核心的西欧社团和俄罗斯为核心的东欧社团范围呈现出“此消彼长”特征,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洲社团呈现出小范围的扩张再到大规模的收缩的规律(图5)。具体而言:① 西欧社团核心地区稳定,边缘地区出现了扩散和收缩并存的波动。2010年社团达到最大规模,涉及俄罗斯、非洲地区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的国家。2017西欧社团空间范围上呈现裂化和压缩,涉及西欧6国以及非洲中部和中西部的10国。② 东欧社团与西欧社团空间范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2010年东欧合作社团被西欧社团所吞并,2017年又反过来吞并了部分西欧社团并达到了最大规模。③ 以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组成的亚太社团呈现出稳定增长和不断锚固的态势,涉及的国家从2000年41个到2017年成倍增加到80个。值得注意是,亚太社团的头部国家从日本更替为中国,中国成为了沟通新兴经济体国家与传统欧美发达国家的桥头堡。麦肯锡中国报告中指出周边和能源资源丰富国家对中国依存度高,中国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推动了能源要素和产业的流动[2]。④ 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洲能源社团范围不断分裂,原社团包括加拿大、以及南美洲(除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以外)均被亚太社团所敛合。
图5
图5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合作社团及主要价值流动演变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666)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5
Associations of global energy structural power and its major value flows
4.3.2 “核心—边缘”模式存在弱化趋势,圈层间具有明显的迭代过程
2000—2017年期间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核心—边缘”等级层次结构存在弱化趋势,以中国以及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为代表的半边缘国家不断向核心圈层迈进,对美国、加拿大、委内瑞纳的核心地位进行挤压和挑战,核心圈层出现了明显的迭代重组(图6)。其中:① 核心圈层的国家出现了较大的变动,从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等美洲国家演变到中国、俄罗斯、美国以及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能源的结构性权力从美洲地区开始向西欧、亚洲地区转移,并呈现“双核→三核→多核心”的去核心多极化趋势;② 半边缘圈层国家不断往核心圈层跃进,在2017年国家数量出现较大程度的减少。期间加拿大和委内瑞拉被挤压到半边缘国家,可能与该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有关联。③ 边缘圈层的国家间的权力也出现略微差异化趋势,其中匈牙利、丹麦、意大利和捷克等国家出现过短暂辉煌,从边缘圈层跃升到半边缘圈层然后又出现回落至边缘圈层,另外瑞士、捷克、瑞典、墨西哥等国家从半边缘圈层下降到边缘圈层。跨境分工协作带来的权力扩散作用是有限的,止步于半边缘圈层而难以到达边缘圈层这最弱势国家。④ 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的能源结构性权力的“核心—边缘”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跃升至核心圈层。
图6
图6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等级层次结构演变
Fig. 6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global energy structural power
4.3.3 欧亚大陆是全球能源价值流动主要阵地,德国和美国占据链主地位
2000—2017年期间全球能源价值的最大优势流逐步形成以德国、美国和新加坡为核心的3个主体网络和多个从属网络,此外德国、美国占据全球能源价值流动的链主地位(图7)。德国和美国分别在欧亚大陆、美洲地区保持着绝对控制力,中国这一区域性的次级主导节点影响力也在逐渐增长。其中:① 德国在欧亚大陆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并且在价值分配网络中的主导作用在持续增强,其价值流动伙伴从2000年的46位迅速扩展到2017年的73位,涉及价值也从最初的149.67亿美元增加到853.76亿美元;② 从其他主体网络来看,美国为核心的主体网络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动,并且美国在美洲的保持着绝对影响力和控制力;日韩、新加坡为核心的主体价值网络略显缩减的态势,日韩为核心的主体网络在2010年被中国节点吸纳成为从属节点;③ 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欧亚大陆国家,南非、印度非洲国家,以及巴西、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均是德国主体网络中的次级主导型国家;中国这一区域性的次级主导节点逐渐崛起,2010年中国吸纳了日韩主导的主体网络,其价值流动伙伴规模迅速增多;除中国外,各国最大价值流动伙伴均有所减少,主导的等级层次性也有所降低。
图7
4.3.4 全球能源产业环节价值分配差距明显,少数能源大国锁定着能源产业链两端价值
能源大国凭借经济、科技、军事的实力占据着产业链利润率较高的两段,前20国家攫取着全球能源约80%的新增价值(图8)。全球能源产业环节的价值流动呈现出高—低—高的“微笑曲线”分布形态,即能源的勘探开采、加工冶炼等高技术环节,以及能源销售等低技术环节的收益较高,能源的储存运输服务中间环节收益较低。其中:① 随着经济全球化推进,能源产业环节的“微笑曲线”也略显陡峭,前20国家存储运输环节的价值不断收缩并流向了加工销售环节,从2000年的19.17%占比减少的2017年18.24%,而加工销售环节价值占比也从2000年增加至2017年的34.90%。② 各国对于能源产业链各环节价值的获取情况具有差异性:譬如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和挪威等国家在勘探开采环节优势明显,德国、日本、韩国和瑞士等国家在加工销售环节优势明显,俄罗斯主要把控着勘探开采和加工销售两个环节,中国在能源产业链各环节均衡发展。③ 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按照资本逻辑主导着全球能源分工,借助高端环节回流、中低端环节外迁的模式长期主导着全球能源价值分配。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也反映出发达国家制造能力不足和国内就业岗位缺少的问题。④ 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以低端嵌入的方式参与和融入全球能源产业链,通过高污染的化工炼化和矿石开采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能源中间产品,逐渐成为全球能源产业链分工中平等参与者。当然,更多的能源小国遭受发达国家构筑的“精英俱乐部”阵营俘获,处于跟随和从属的不平等地位,往往陷入了能源关键技术的结构性困局。
图8
图8
全球能源产业环节价值分配演变
Fig. 8
Evolution of value distribution in the global energy industry
能源的新兴消费市场和全球分工合作,加强了国家间的联系和能源要素的流动,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全球能源产业分工和贸易中的规模与链接能力逐渐增强,推动着全球与区域性链主地位和枢纽角色的转换,能源结构性权力和结构性优势的再分配正悄然发生。从研究结果来看,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是以美国的相对损失为代价的。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分界点,全球能源的合作社团、等级圈层结构和核心链条均出现了较大的变动。美国、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的圈层地位有所下降主要与在全球离岸生产与外包策略有关,印证了美国近期推行的产业回流地缘经济战略。而且美国近年频繁借助美元—石油金融体系及其在能源结构性权力核心位势,通过“去全球化”和“脱钩”来切断能源关键技术和关键产业环节的网络联系,对别国进行地缘经济战略的制裁。同时破坏了原本高效运作的全球能源合作网络结构,甚至带来了能源经济全球化的停滞和后退。
5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关键驱动因素演变
5.1 驱动因素的识别与筛选
表3 能源结构性权力驱动因素
Tab. 3
一级变量 | 二级变量(简称) | 指标释义 |
---|---|---|
能源禀赋 | 能源生产(PRO) | 传统能源生产量以及新能源发电量之和 |
能源贸易 | 能源出口(EXP) | 传统能源以及新型能源装机所需稀有材料的出口额之和 |
能源进口(IMP) | 传统能源以及新型能源装机所需稀有材料的进口额之和 | |
市场资本 | 对外投资(OFDI) | 对外投资的净额 |
外国投资(FDI) | 外国投资者的净流入总额 | |
企业并购(ESA) | 能源企业跨境并购交易总额 | |
企业规模(EES) | 能源企业资产总额 | |
能源技术 | 专利规模(PCT) | 国际能源技术专利总数 |
利用效率(NUE) | 单位GDP能耗 | |
地缘环境 | 国家稳定(NS) | 采用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指数衡量国家稳定性 |
地缘关系(GPR) | 构建地缘亲和度来衡量国家间的地缘关系 |
通过Spearman相关分析方法筛选出与能源结构性权力(NSP)显著相关的影响因素(图9)。11项潜在驱动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系数在不同时期有一定波动,总体上来看能源生产、能源进/出口,外国投资、企业并购、企业规模和专利规模7项因素均显著正相关,对外投资、能源利用效率、国家治理能力和地缘关系没有呈现出明显相关性,下一步将这7项驱动因素作为潜在条件进行能源结构性权力关键驱动因素的识别。其中:① 2000年的强相关因素(0.7<R<1.0)涉及能源生产、能源出口和能源进口,2010年和2017年强相关因素仅有能源出口。② 对外投资、外国投资、企业并购数据间接反映出国家能源发展动力和意图,其中对外投资呈现出逐步增强的弱相关性,外国投资、企业并购和企业规模表现出显著正相关性。③ 代表地缘环境的国家稳定和地缘关系2项指标与能源结构性权力的相关系数R接近0,表明没有受到地缘环境影响。
图9
图9
能源结构性权力与驱动因素相关性
注:利用效率、国家稳定和地缘关系3个驱动因素相关性不高,图中未展示。
Fig. 9
Correlation between energy structural power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5.2 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驱动路径及关键驱动因素演变
表4 国家高水平能源结构性权力驱动路径
Tab. 4
年份 | 驱动路径 | 覆盖度 | 一致性 | 国家 |
---|---|---|---|---|
2000 | R1:能源出口*能源进口*~企业并购*外国投资 | 0.491 | 0.930 | 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墨西哥、加拿大、法国、捷克、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瑞士、西班牙、挪威、巴西、阿根廷 |
R2:能源出口*能源进口*能源生产*外国投资 | 0.334 | 0.999 | 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德国、英国、荷兰、伊朗、挪威、土耳其、捷克、波兰、南非、尼日利亚、印度 | |
R3:能源出口*能源进口*能源生产*专利规模*外国投资 | 0.294 | 1.000 | 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德国、芬兰、挪威、奥地利、法国、荷兰、意大利、瑞士、瑞典、加拿大、比利时、丹麦、西班牙、澳大利亚 | |
R4:能源出口*能源进口*能源生产*~企业规模*~专利规模 | 0.216 | 0.998 | 阿联酋、伊朗、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波兰、捷克、乌克兰、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 | |
R5:能源生产*能源出口*~企业规模*~专利规模*外国投资 | 0.276 | 0.930 | 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曼、卡塔尔、利比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土耳其、波兰、捷克、墨西哥 | |
R6:能源出口*能源进口*~能源生产*~企业规模*~企业并购*专利规模 | 0.128 | 1.000 | 比利时、爱尔兰、丹麦、芬兰、日本、韩国、新西兰 | |
2010 | R1:能源出口*能源进口*~企业规模*~企业并购*~专利规模 | 0.321 | 0.906 | 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保加利亚、希腊、斯洛伐克、安哥拉、捷克、阿联酋、叙利亚、伊朗、突尼斯、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巴哈马 |
R2:~能源生产*能源出口*能源进口*~企业并购*~专利规模 | 0.207 | 0.999 | 日本、韩国、以色列、法国、意大利、丹麦、匈牙利、西班牙、奥地利、瑞士、爱尔兰、瑞典、芬兰、比利时 | |
R3:能源生产*能源出口*能源进口*外国投资*~企业并购 | 0.265 | 0.978 |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阿联酋、伊朗、巴基斯坦、利比亚、英国、挪威、捷克、土耳其、澳大利亚 | |
R4:~能源生产*能源进口*外国投资*~企业规模*~企业并购*~专利规模 | 0.211 | 0.828 | 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秘鲁、乌拉圭、巴拿马、多米尼加、孟加拉国、坦桑尼亚、黎巴嫩 | |
R5:能源生产*能源出口*能源进口*外国投资*企业规模*专利规模 | 0.158 | 0.999 | 中国、马来西亚、印度、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挪威、荷兰、土耳其 | |
2017 | R1:能源生产*能源出口*~企业规模*~企业并购*~专利规模 | 0.238 | 0.878 | 委内瑞拉、埃及、利比亚、保加利亚、伊朗、阿联酋、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安哥拉、土库曼斯坦、厄瓜多尔、阿曼 |
R2:能源出口*能源进口*~企业规模*~企业并购*~专利规模 | 0.297 | 0.896 | 立陶宛、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秘鲁、埃及、利比亚、阿联酋、阿曼、巴林 | |
R3:能源生产*能源出口*能源进口*~企业规模*~专利规模 | 0.204 | 0.978 | 埃及、委内瑞拉、乌克兰、利比亚、阿联酋、越南、伊拉克、保加利亚、阿曼、厄瓜多尔、阿尔及利亚、捷克 | |
R4:能源生产*能源出口*能源进口*~企业规模*~企业并购 | 0.219 | 0.979 | 南非、委内瑞拉、利比亚、英国、波兰、越南、保加利亚、埃及、阿曼、厄瓜多尔、阿联酋 | |
R5:能源生产*能源出口*能源进口*外国投资*~企业并购 | 0.290 | 0.974 | 阿联酋、加拿大、埃及、阿根廷、委内瑞拉、墨西哥、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哈萨克斯坦、希腊、巴西、英国、挪威、保加利亚、印度 | |
R6:能源出口*能源进口*外国投资*~企业并购*专利规模 | 0.241 | 1.000 | 法国、澳大利亚、瑞士、芬兰、韩国、西班牙、挪威、奥地利、丹麦、日本、印度、巴西、以色列、加拿大 | |
R7:能源生产*能源出口*能源进口*企业规模*企业并购*专利规模 | 0.123 | 1.000 | 中国、沙特、俄罗斯、荷兰、美国 |
注:R代表国家高水平能源结构性权力的不同驱动路径;*代表逻辑“和”;~代表逻辑“非”;字体加粗为关键因素,字体未加粗为一般性因素。
2000年期间高水平能源结构性权力的驱动路径有6条,涉及的关键驱动因素包括能源进口/出口和能源生产。路径R1以能源出口和能源进口为关键性驱动条件,外国投资和企业并购作为非必要因素分别起到正向驱动和负向牵制的作用。该路径涵盖的18个国家主要包括亚太、北美和西欧地区。路径R2和路径R3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均是以能源出口和能源进口为核心正向驱动,路径R3仅比路径R2多了专利规模这项一般因素。路径R4和路径R6在能源出口和能源进口为关键驱动因素的基础上,介入了一般性负向因素。路径R5是2000年驱动路径中唯一以能源生产为关键驱动因素的路径,受益于能源出口和外国投资这一般性因素,该路径的国家主要是传统化石能源生产大国,位于中亚地区、中东地区等能源心脏地带。
2010年期间高水平能源结构性权力的驱动路径有5条,关键驱动因素在能源生产、能源进出口基础上向外国投资延伸,外国投资的影响力显现。路径R1和路径R2均是受能源进/出口2项关键驱动因素正向驱动,路径R1的国家受制于企业规模实力、企业并购和专利规模这3项一般因素,国家主要为东欧整体实力较弱的国家,以及中亚、非洲、中美洲地区国家等。路径R2受制于一般性因素能源生产、企业并购和专利规模,国家包括日韩以及实力较强的东欧地区国家。路径R3、R4、R5中外国投资的核心影响力凸显,路径R5是2010年期间唯一项因素均为正向驱动的路径,能源生产、能源进出口和外国投资为关键驱动因素,企业规模和专利规模为一般因素,涉及国家的能源权力较高,如中国、美国、挪威和荷兰等。
2017年期间能源结构性权力的驱动路径增加到7条,关键驱动因素进一步向企业并购延伸,并且能源生产关键驱动因素出现的次数有所增加,说明企业并购和能源生产在该时期尤其重要。路径R2仅有能源进/出口两项正向驱动的关键驱动因素,存在负向牵制的关键驱动因素企业并购以及企业规模和专利规模一般性因素,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是处于世界上动荡不安的破碎地带,其能源技术、市场资本乃至领土都被西方强国所掠夺和控制。路径R7是该期间唯一项因素均为正向驱动的路径,能源生产、能源进/出口为关键驱动因素,企业规模和专利规模为一般因素,涉及中国、美国、俄罗斯、荷兰等处于核心和半边缘圈层的能源权力大国。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6.1 结论
准确把握全球能源权力格局走向,对深刻认识和有效应对百年变局的大考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结构性权力理论揭示了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时空格局、网络组织关系、价值分配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
(1)时序统计特征:2001—2017年间,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呈现出两极分化严重、动荡不稳定的统计特征。1/10的国家拥有全球3/4的能源结构性权力,大部分能权小国被继续阻挡和锁定在外围梯队。
(2)空间分布格局: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显现出中国的强势崛起、德国的稳固领先以及美英的持续衰落的态势,最终空间分布呈现出中美德为主导的“三足鼎立”局面。能源出口结构性权力不断向中国转移,进口结构性权力则进一步锚固在西欧北美,这种锚固现象相较而言更占据优势,所以全球能源权力秩序与新结构主义期望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平”仍有一定差距。
(3)网络组织关系: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合作社团扩散和收缩并存,亚太和东欧社团范围逐渐扩张,西欧和美国社团范围有所缩减。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的“核心—边缘”等级结构存在“双核→三核→多核”的弱化趋势,同时等级圈层间存在明显的迭代过程,东欧多国和中国逐渐挤进核心圈层。跨境合作带来的权力扩散作用是有限的,止步于半边缘圈层而难以到达边缘圈层国家,背后反映出国际的资本经济和科技体系仍存在普遍而深刻的不平等问题。
(4)产业价值分配:能源权力大国按照资本逻辑主导着全球能源产业分工和价值分配,处于跟随和从属的能源小国往往容易陷入结构性困局。从能源价值的最大优势流来看,呈现出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支配,发展中国家低端锁定的特征。从能源产业链环节的来看,能源勘探开采和加工销售环节价值较高,运输储存环节价值较低,印证了能源产业链“微笑曲线”现象。
(5)关键驱动因素:运用fs/QCA方法探识别出3个时期共18条高水平能源结构性权力的驱动路径。国家高水平能源结构性权力是多种影响因素相互依赖、共同影响所产生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能源禀赋和能源贸易是早期(2010年)高水平能源结构性权力的关键驱动因素,随后市场资本的核心影响力逐步凸显。
6.2 政策启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上演进,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和俄乌冲突的愈演愈烈,让我们更加担忧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潜在脆弱性。我们要立足国际能源结构性权力秩序的大变局来把握地缘经济规律,立足防范能源风险与维护结构韧性的大前提来统筹。结合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变迁以及驱动路径转型,有以下政策启示:
中国正追赶西方传统能源大国,逐步成为新兴的能源权力强国。但是中国的能源出口结构性权力明显高于进口结构性权力,两者差距较大,深层次地反映出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受制于能源供应,以及能源“亚洲溢价”能源定价话语权缺失的问题[62]。一方面,中国需要防范全球地缘政治回潮的潜在威胁,建立更大范围的多元供应链和产业链来提升国家的结构韧性。2023年“一带一路”倡议发出10周年,中国通过能源的双边多边合作,构建多元韧性的能源海陆通道,打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围堵[63]。另一方面,依托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持续扩大人民币结算的伙伴国家,提升中国的能源定价话语权。2022年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天然气全年交易量达到928.58亿m3,中国可以接触建立区域性油气定价中心和基准价格。
中国虽然在全球能源结构性权力中占据核心地位,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工厂”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劳动密集型、过程导向型的能源制造业,整体水平处于能源产业链中低端位置[50]。近年美国不断向中国发起地缘经济的战略制裁,挤压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的战略发展空间,企图将中国锁定在产业链的底端位置[64]。中美贸易战导致的关税上升和技术壁垒,以及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严峻。根据驱动路径和关键性驱动因素的结果显示,中国可以依托继续依托市场和资本维度的优势,继续培养能源引擎企业成为国家代言人,积极参与到全球能源产业布局中,并依托现有的中亚、非洲、南美、中东和亚太五大油气合作区进一步夯实和加深合作内容[56]。
美国推行的气候政策巧妙地将能源政策绑定在一起,通过气候政策来限制其他国家的碳排放权力,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美国干涉别国能源产业的内政壁垒[65]。从美国2017年退出《巴黎协定》,到2021年道歉并再次加入巴黎气候协议,再到2022年俄乌冲突人为强制性切断了西欧国家与俄罗斯冷战后建立的能源通道,站在美国的地缘经济战略视阈便可以理解这扑朔迷离的事件。新型能源是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的优势领域,弥补了传统油气能源贸易中的短板,成为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提供了抓手。美国渲染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优势将会对西方大国构成挑战,以维持自身领先地位。在全球能源转型和气候变暖的双轮驱动下,中国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便宜而优质的新型能源产品以及国家强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保障,有望参与和重塑世界新型能源格局。
参考文献
Geopolitics of the energy transition
DOI:10.11821/dlxb202208014
[本文引用: 2]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the geopolitical problem of energy transi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one of the frontiers and hot topics of world energy geography and politics.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energy connotation, attributes and geo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new energy era, energy geopolitics is more diversified, complex and comprehensiv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geo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combs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new energy geopolitic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global energy transition will intensify the reconstruction of geopolitical pattern,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political security and conflict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energy security, change the role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n global energy geopolitics, reshape the national energy relationship formed in the traditional oil and gas era, and highlight the impact of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key scarce materials on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transition, and cause energy network security problems. It is found that scholar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have paid extensive attention to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transi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uncertainties about the geopolitical impact of energy transition, and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echn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the geopolitical research of energy transition urgently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e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of geopolitics of energy transition, and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servic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major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decisions, explore the geographical effect of energy transition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energy geopolitics, the mechanism of energy transition geopolitics and the impact of energy transition geopolitics on energy security. Meanwhile, geopolitical research on energy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close combin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rontier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and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o as to enrich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world energy geography.
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研究
DOI:10.11821/dlxb202208014
[本文引用: 2]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问题日益成为世界能源地理及政治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领域。不同阶段的能源内涵、属性及地缘政治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在可再生能源时代,能源地缘政治更加多元化、复杂化和综合化。本文对比了不同阶段能源的地缘政治特征,梳理了可再生能源地缘政治的研究历程。研究认为:全球能源转型将加剧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改变传统能源安全主导的地缘安全与冲突关系,改变不同国家在全球能源地缘政治中的角色,重塑传统油气时代所形成的国家能源关系,同时也将凸显新能源技术和关键稀缺材料对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影响,并引发新的能源网络安全问题。研究发现虽然各学科的学者对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进行了广泛关注,但是当前关于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影响,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理论框架、技术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仍存在发展和完善的空间。展望未来,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研究亟待加强学科理论研究,推动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科学计量研究转向,加强服务学科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重大决策的应用研究,探究能源转型对传统能源地缘政治重构的地理效应、能源转型地缘政治的作用机理和能源转型地缘政治对能源安全的影响。同时要紧密结合气候变化、“双碳”目标、全球能源治理等国际学术前沿来开展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研究,以丰富世界能源地理的研究视角。
The Heartland Theory and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2.04.20222002
[本文引用: 1]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geopolitical crises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t not only caused a large number of casualties in both countries but also affected the whole world, causing complex games among China, the U.S., Europe and Russia, promoting the worl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vis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deglobalization. Therefore, it may become a watershed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power pattern after the Cold War. In this context, it is increasingly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and judge the realistic natur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Napoleon Bonaparte once said that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all power is embedded in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classical geopolitical theory—Halford Mackinder's Heartland theory to analyze the geographical dynamic mechanism and temporal-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o help understand the geopolitical security risk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 in the complex situation. Based on reviewing the core content of Mackinder's Heartland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Heartland theory on the geopolitical thought and strategic practice of Russia and the U.S..Finally, it analyzes the particularity of Ukraine's geographical position in the Heartland and its encounter and situation in the East-West powers gam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on the surface,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ook place between the two East Slavic countrie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ver historical issues. However, its essence is the general outbreak of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formed by the long-term confront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NATO.It results from squeesing and collision with each other between the two geopolitical plates of the land power in the Heartland and the sea power in the Rimland. Ukraine, located at the junction of the Heartland and the Rimland, has thus fallen victim to the geopolitical struggle of the great powers.
“心脏地带”理论与俄乌冲突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2.04.20222002
[本文引用: 1]
俄乌冲突被广泛认为是冷战后欧洲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之一,不仅造成两国大量人员伤亡,也牵动了整个世界,引起中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复杂博弈,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分裂和去全球化加速,因而可能成为冷战后全球势力格局演变的一道分水岭。本文运用经典地缘政治理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来分析这场冲突的地理动力机制及时空规律,以助于认清复杂变局中中国面临的地缘安全风险和挑战。文章在回顾“心脏地带”理论核心要义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该理论对俄罗斯和美国地缘政治思想和地缘战略实践的影响,最后分析了乌克兰在“心脏地带”中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其在东西方力量博弈中的遭遇和处境。文章指出,从表面看,俄乌冲突发生于因历史问题分歧严重的两个东斯拉夫国家之间,但它的实质却是俄罗斯与北约长期对峙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是“心脏地带”陆权力量与“边缘地带”海权力量两大板块相互挤压和对撞的结果,位于“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结合部的乌克兰因此沦为大国地缘争斗的牺牲品。
Profound global changes, big tests, great cooperation and the role of geography: Keynote speech on the first World Geographic Conference
全球大变局、大考验、大合作与地理学大作为: 在首届世界地理大会上的主旨讲演
Progress of geopolitics of Chinese geography since 1990
DOI:10.11821/dlyj201502001
[本文引用: 1]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and restructuring. Resulted from the rise of China, the shifting of world power center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re bound to put forward a new theoretic demand for geopolitical research in China, and b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eography. Geopolitics is born from political geography, thus geographers can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Chinese geopolitical studies and national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Having experienced two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importing the western theories to self-refle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P. R. China, studies on Chinese geopolitics are entering the stage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 recently.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analyzed the deficiencies of Chinese geographers in the fields of geopolitics in the past half a century. Chinese geopolitics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eam build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some breakthroughs in some aspects recently. However, some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Chinese geopolitical research. Firstly,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s not yet complete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disunited. Secondly, the disciplinary position is not clear, resulting in limited academic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irdly, compared with other subjects, Chinese geography, the basic subjects of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 study, is in an obvious weak position. So there is a serious shortage of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Fourthly, the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phenomenon description, and the mechanism examination is insufficient. Lastly, China's geographers have excessively relied on western thinking, and are lack of independent value judgm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points, the authors suggest an action plan of strengthening Chinese geopolitical research, including the studies of geo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geopolitics basic theory, global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major geostrategic powers, and the analysis of China's surrounding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1990年以来中国地理学之地缘政治学研究进展
DOI:10.11821/dlyj201502001
[本文引用: 1]
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政治地理学,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地理学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和国家地缘战略的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首先基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空间思维和现代组织行为学等理论,探讨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修正地缘战略和树立地缘目标的重要性,认为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地缘大思维,而地理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应首当其冲担当重任。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地理学的地缘政治学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精彩纷呈,并在重大领域有所突破。但其发展依然存在理论体系尚不完整、学科定位不清晰、优秀成果不足、过度依附西方思维等问题。鉴于此,提出了未来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努力方向。
China's global energy strategy: From energy strength to energy power
中国全球能源战略: 从能源实力到能源权力
On geo-power of energy
DOI:10.31497/zrzyxb.20201102
[本文引用: 1]
Power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analyze energy geopolitics, energy security,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and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attributes analysis of energy, the geopolitical attributes of energy are discussed and a connotation power system is constructed, including the resources power,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power, capital power and technology power. Then, a geograph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energy geopolitics and energy power is carried out. In the framework, resources power and trade power are considered as the core of traditional energy geopolitics, technological control and capital control are taken as the new focus of energy pow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expand the extension of energy powe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changes of energy power from place space to flow spac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ctors and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and the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service for energy security are the four fundamental parts of energy geopolitics and energy power research.
论地缘能权
DOI:10.31497/zrzyxb.20201102
[本文引用: 1]
权力与空间是透视与解析能源地缘政治、能源安全、国际能源合作与全球能源治理等问题的重要视角。从能源的基本地理属性出发,探讨能源的地缘政治属性,提出地缘能权的概念,阐述地缘能权的基本理论内涵,并借鉴经典地理学理论,提出地缘能权研究的地理学框架。研究认为:资源控制权、贸易控制权、技术控制权和资本控制权是最核心的四种能源权力。其中,资源控制权与贸易控制权是传统能源地缘政治的核心,技术控制权和资本控制权是新时代能源权力关注的新焦点,而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全球能源治理等因素拓展了地缘能权的外延。从地理学的视角对地缘能权进行研究,其基本范式离不开能源地理的分布规律研究,能源权力从地点空间向流空间的转向研究,能源行为体的相互关系与全球能源治理研究以及面向国家能源安全的决策服务研究。
Energy globalization of China: Interaction logic and spatial transition
DOI:10.11821/dlxb202202003
[本文引用: 1]
China is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ing from the oil and gas era to the renewable energy era. The changes of China's energy demand structure and energy utilization form determine that the energy interaction logic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energ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basic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global energy interaction, and analyzes the pattern and changes of energ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the help of complex network, multi-region input-output analysis and other technical methods. It is found that the scope of energ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China has gradually shaped a diversified world energy map, converting from oil and gas to renewable energy trade, from oil and gas based investment to diversified energy investment, and from conventional energy trade to embodied energy trade.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al-based energy production structure and the huge demand for oil and gas determine that ensuring overseas oil and gas supply is the most direct logic of energ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e interaction area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oil and gas rich countries and regions. (2)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the logic of energ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changed from oil and gas to renewable energy related products trade. With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the scope of interaction has expanded from countries and regions rich in oil and gas to countries with global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nd installation needs, forming a renewable energy trade map covering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3) China's overseas energy investment target has expanded from a limited number of host countries to other regions such as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The investment business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oil and gas field, but also has expanded to solar energy, wind energy, hydropower and other renewabl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projects. (4) China is a global manufacturing and trading pow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globalization, part of China's energy is embodied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trade network for redistribution. The scope of energ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is further expanded to countries with general commodity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forming the global "energy hub" functio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energ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ensuring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and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energy economic governance.
中国与全球能源网络的互动逻辑与格局转变
DOI:10.11821/dlxb202202003
[本文引用: 1]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油气时代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能源需求结构和能源利用形式的变化决定了中国与全球能源的互动逻辑发生了深刻转变。为更好理解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过程,本文探讨了全球能源互动的基本理论认知,并借助复杂网络、投入产出分析等技术方法分析了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格局及其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从油气贸易到可再生能源贸易,从油气为主的投资到多元化能源品种的投资,从传统能源贸易到隐含能源贸易等方面,中国逐渐塑造了多元化的全球能源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生产结构和巨大的油气需求,决定了保障海外油气供应是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最直接的逻辑,互动区域主要集中在油气富集的国家和地区。② 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逻辑从单纯的油气贸易转变为涉及可再生能源相关产品的贸易,凭借制造业优势,互动范围从油气富集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到全球拥有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装机需求的国家,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可再生能源贸易新格局。③ 中国的海外能源投资目标从有限数量的东道国扩展到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投资业务不仅局限在油气领域,也扩大到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及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④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在全球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部分能源隐含于全球生产网络和贸易网络中进行二次分配,中国与全球能源互动范围进一步拓展到与中国具有一般商品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全球“能源中枢”的功能。本文可为深刻认识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关系,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参与全球能源经济治理提供理论视角与决策依据。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in rare earth metals
DOI:10.11821/dlxb202204014
[本文引用: 1]
Since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 to the "cold wa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are earth, the "lifeline of high technology",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key point of the international game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trend of China's rare earth trade and it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rare earth market, to generally optimize China's resource security pattern and maintain the independ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long term.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from 2008 to 2018, including China's rare earth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data, the relevant national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dicators, and the UN voting data. Then it discusses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interdependence evolution and main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hina's rare earth products foreign trade, with the help of interdependence index, geographical affinity, GIS space technology and negative binomial panel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hina's rare earth trade fluctuates greatly, and the export volume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import volume, showing an "up-down-up" trend as a whole. (2) China's import market is highly concentrated and the path-dependence effect is enhanced, while the export market is gradually diversified and the path dependence is weakened. China mainly exports middle stream and downstream products with high added value and imports upstream mineral products with low added value. (3) China has strengthened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global rare earth trade interdependence pattern. The interdepend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ts most friendly countries has been strengthened, while tha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other differentiated countries has been weakened. (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ies, subject attribute proximity between countries and China's trade policy and trade environment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hina's rare earth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中国稀土对外贸易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DOI:10.11821/dlxb202204014
[本文引用: 1]
从中美贸易摩擦到“科技冷战”以来,被誉为“高科技命脉”的稀土,日益成为国际博弈的前沿领域。在此背景下,厘清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流动态势、把握中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中的地位变动,对中国资源安全格局的整体优化和科技自立自强的长久维持具有一定意义。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稀土进出口贸易数据、相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指标及联合国投票数据,借助相互依存指数、地缘亲和度模型、GIS空间技术以及负二项面板回归等手段,探讨了中国稀土产品对外贸易格局的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稀土贸易存在较大波动,出口额远大于进口额,整体呈现“升—降—升”发展态势。② 中国稀土进口市场高度集中且路径依赖增强,出口市场逐步多元且路径依赖减弱。中国主要出口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中、下游产品,进口具有较低附加值的上游矿物类产品。③ 中国在全球稀土贸易相互依存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整体强化。中国与多数友好型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优化态势,但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分歧型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呈现恶化态势。④ 国家主体属性、国家间邻近性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贸易环境等对中国稀土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economic power based on Asymmetric Theory
DOI:10.1007/s11769-020-1148-6 [本文引用: 1]
Spatical dynamics of the territories and balance areas of energy powe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DOI:10.31497/zrzyxb.20201104
[本文引用: 1]
To date, there are two significant issues including the "shale gas revolution" in the US and the rise of China, which have restructured greatly the distribution and hierarchie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power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wo theories of power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geopolitic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odels of energy power, and portrays spatial dynamics of energy power territories and balance area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esults are obtained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power system and energy trade network, the energy power spac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Secondly, the coal power and natural gas power spa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asically formed relatively stable regional groups. China's crude oil power space maintains a strong global expansion trend, while the US crude oil power space faces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irdly, the balance areas of energy pow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stantly fragmented and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in most parts of Europe, Southern Africa and East Asia.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resources and geopolitics, they ar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namely, the resource endowment type, the resource consumption type, the geographical channel typ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eparation type, and the third-country controling type. Finally, focusing on these types, we suggest some policies. It is necessary to enlarge energy trades and investments with resource endowment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energy technology cooperation with resource market-oriented countries, to ensure the security and fluent flows of energy transport channels, to strengthen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 political-economic separation countries to influence their diplomatic policies, and to reasonably arrange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the third-country controlling countries. These conclusions are expected to play a guiding role in China's energy trade cooper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is country's energy security.
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领域与均势区演化
DOI:10.31497/zrzyxb.20201104
[本文引用: 1]
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取得重大突破,当前世界能源贸易版图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塑,美国成为新的传统能源权力领导者,中国和平崛起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愈发严峻。基于相互依赖理论和均势理论,构建了能源权力空间理论框架和能源权力静态模型,刻画出 2003—2018年间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范围及均势区变化:(1)随着国际能源权力体系和能源贸易网络的发展演变,中国和美国的能源权力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中美煤权力和天然气权力空间基本形成较为稳定的区域组团,中国原油权力空间保持强劲的全球扩展趋势,而美国原油权力空间面临转型重构。(3)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均势区不断碎片化成点状镶嵌,相对集中于欧洲大部、非洲南部和东亚,形成资源禀赋型、资源消费型、地缘通道型、政经倾向分离型、“第三国”控制型等五种类型。(4)中国对五种类型国家的能源合作政策宜因地制宜,有所侧重。通过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吸引资源禀赋型国家,与资源市场型国家加强能源技术合作,确保地缘通道型国家安全畅通,对政经倾向分离型国家加强经济合作以影响外交政治,合理安排与“第三国”主导型国家的能源合作。结论可为中国应对全球能源转型和能源格局重塑的复杂性变局,加强对外能源贸易合作与要素资源投放,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提供理论和政策借鉴。
Network structure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gas trade about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贸易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
The dynamics of the EU's nuclear trade network: An ERGM analysis
DOI:10.1016/j.strueco.2022.07.002 URL [本文引用: 1]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geo-economics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DOI:10.11821/dlxb202104012
[本文引用: 1]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OR) has become a crucial area for China, because it not only notably affects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ergy security (especially oil), but also encompasses many countri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advances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al cooperation, an important aspect is to strengthen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 the IOR. To facilitate China's development of better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in the IOR, quantitatively investigating the trade links between the IOR and the globe and subsequently provid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e competition patterns of the five major powers (i.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China, India, and Australia) in this region are crucial.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volutions of the IOR'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spatial structures of its regional trade, and geo-economic competition patterns of the five major powers in this region from 1992 to 2017. To better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evolutions in the IOR, a sequential clustering method was employed to divide the period of 1992-2017 into four phases with the proportion data of merchandise trade volume of each country in the IOR as the basis.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IOR'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generally exhibited an increasing trend from 1992 to 2017, as indicated by the upward trends in the IOR's global shares of its regional trade volume, its regional eigenvector centrality, and its regional GDP. Furthermore, the spatial structures of the IOR's countries varied from "dual-core" (comprisi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o "multi-core" (including India,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Singapore, Malaysia, Australia, and Thailand). This was indicated by the clustering patterns of the countries based on each country's trade volume and eigenvector centrality. (2) The extent of the intra-regional trade integration of the IOR remained at a relatively low level despite that it generally showed a rising trend from 1992 to 2017. (3) The geo-economic influence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IOR declined from 1992 to 2017, as indicated by the downward trends in the trade dependence of the 47 countries (excluding India and Australia) in the IOR on the two countries. However, China's geo-economic influence in this region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exceeded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third phase. India's geo-economic influence also showed an upward trend, but it was inferior to those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Further, Australia's geo-economic influence remained the weakest in the entire period. This study quantitatively reveals the variations in the geo-economic patterns of the IOR from three aspects, i.e., its global trade position, extent of its intra-regional trade integration, and geo-economic competition patterns of the five major powers in the IOR. Moreover,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methods used in this study can also b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geo-economic patterns of other regions (e.g.,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and the free trade zone of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环印度洋区域国家地缘经济格局分析
DOI:10.11821/dlxb202104012
[本文引用: 1]
环印度洋区域不仅关乎中国贸易与能源安全,同时也涵盖“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部分区域。为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与环印度洋区域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需要定量考察环印度洋区域的地缘经济格局,掌握域内外大国在该区域的地缘经济竞争情况。首先基于有序聚类方法将1992—2017年环印度洋区域国家的商品贸易数据划分为4个阶段,然后探究环印度洋区域在各阶段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域内地缘经济特征以及域内外大国在该区域的地缘经济竞争格局。结果发现:① 从全球地位和空间结构来看,1992—2017年环印度洋区域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区域贸易的空间结构呈现出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构成的“双核心”发展为由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和阿联酋构成的“多核心”。② 从区域内部来看,域内贸易联系与依赖程度趋于加强,区域贸易一体化程度有所提升,但仍然有限。③ 从域内外大国竞争来看,美国和日本两国在环印度洋区域的地缘经济影响力均呈下滑趋势;而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逐步提升且已超美日;印度的地缘影响力虽然同样呈上升趋势,但仍弱于中美日;澳大利亚则长期最低。研究从全球地位变化、域内贸易联系、域内外大国竞争3个方面定量揭示了环印度洋区域地缘经济的时空格局演变。此外,研究采用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也可应用于考察其他热点区域的地缘经济格局。
Russia's structural power in the world's energy system and China-R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世界能源体系中俄罗斯的结构性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
The shaping and influence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n international power
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revisited: Structural power as a complex network phenomenon
Structural power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global value chains
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与国际格局演变
Power and interaction of value-added: An examination of Malaysi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增加值权力与互动: RCEP框架下马来西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与趋势
Geo-structure: Theoretical basis, concept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DOI:10.13249/j.cnki.sgs.2019.07.002
[本文引用: 3]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d methods of human geography,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f geopolitics,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also become diversified. Especially since the 1960s, the structural turn of geopolitics has led to a number of important research results in geopolitics. However, on the whole, the study of geographical structure is too simple and immature. Drawing on the latest progress of structuralism in philosoph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especially the study of social theory on social structu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tructure and geography on spatial structu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concept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eo-structure.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geostructure consists of 5 parts: structure as a component, structure as a process, structure system, 2 levels of structure and 2 mechanisms of action. The contents that constitute the geo-structure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3 kinds, namely, material structure, conceptual structure and spatial structure. The structure as a process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interdependence within the structure,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changes on the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of geo-bodies, which means that the structure itself is changing. The geo-structural system has not been seriously studied. Bu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geo-economic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bbes culture to Lockean culture, especially the interdependence under various relations, makes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ic society move towards a structural system composed of politics, military,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2 levels of the geopolitical structure and the 2 mechanisms are closely linked, refl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bodies and the geopolitical structure in which the geopolitical body is placed. Each part of the geo-structure should form a whole in order to explore its impact. In the end, some problems in using geo-structure an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re briefly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地缘结构: 理论基础、概念及其分析框架
DOI:10.13249/j.cnki.sgs.2019.07.002
[本文引用: 3]
借鉴哲学及相关学科、学者对结构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社会理论对社会结构、国际关系学对国际社会结构和地理学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探讨了地缘结构的理论基础、概念和分析框架。地缘结构的分析框架包括5部分,即作为构成物的结构、作为过程的结构、结构系统、2个层次和2种作用机制;对地缘结构的每部分及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形成单一的整体结构进行阐述;最后对使用地缘结构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当前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简单讨论。
Characteristics of evolution of global energy trading network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jor countries
DOI:10.18306/dlkxjz.2019.10.016
[本文引用: 1]
Detailed discussion on global energy trading structure and to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s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for formulating energy trade-related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network,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and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lobal energy trading network, and analyzed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rade groups and supply and demand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ince the 1990s, global energy trading relatio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energy trading entities has remained stable, and nearly 80% of the countries/regions in the world are involved in energy trade. 2) The global energy trading network has both "small world" effect and scale-free characteristics. 3) The energy export center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East Asia, the Middle East, Australia, Europe to Russia, the Middle East, North America, Australia, and West Africa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ort center has shifted from East Asia, Western Europe, and Australia to North America, East Asia, and Western Europe regions. 4) There are four trade blocs in the global energy trading network, namely, the trade bloc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Russia countries, East Asia-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and Australia-India-Africa countries. Geographical distances,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a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trade blocs. 5) Within the trade blocs, the dependence between core countries is asymmetric.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mport sources of energy demand countries is more prominent, and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markets are jointly contested by the major supply countries. This study can help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hanging energy trade linkages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to achieve energy trade security.
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与能源竞合关系
DOI:10.18306/dlkxjz.2019.10.016
[本文引用: 1]
详尽地探讨全球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国际贸易的竞合关系,可为中国能源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论文运用复杂网络方法,从整体格局出发研究了世界能源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重点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贸易集团演化与供需大国的能源竞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贸易关系不断趋于复杂化。近年来,能源贸易主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当前占世界总数近80%的国家/地区均参与能源贸易;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同时具有小世界特性与无标度特性;世界能源的进出口格局已发生重塑,能源的出口重心逐渐由东亚、中东、澳洲和欧洲转向了东欧、中东、北美、澳洲和西非等地区,进口重心由东亚、西欧和澳洲向北美、东亚和西欧转移;世界能源贸易网络存在四大集团,分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贸易集团、欧洲-俄罗斯等国家贸易集团、东亚-东南亚贸易集团和澳大利亚-印度-非洲贸易集团等。地理距离、制度差异、历史文化及政治关系等是贸易集团演化的重要原因;贸易集团内,核心国家间的贸易依赖存在着非对称性,能源需求国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现象更为突出,东亚、东南亚市场是供给国共同争夺的对象。
Evolution of energy trade struc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its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DOI:10.11821/dlyj020210711
[本文引用: 1]
Energy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are the key and core cont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Clarifying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nergy trade structure along the road is of certain value to figure out the direction and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ergy Maritime Silk Road. Based on the fossil energy trade data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ad from 2000 to 2018 and their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attributes, with the help of trade complementarity model, complex network method and GIS space technolog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 structure, network structur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energy trade along the routes, and discusses the change and comple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d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irstly, the scale of trade along the road has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with obvious trade deficit. The proportion of imports in the world has increased, while that of exports has declined. Secondly, crude oil, liquefied natural gas and lignite are the main trading products.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import disadvantages for raw products with low technical requirements and export advantages for processed products, and the situation is opposi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rdly, the major consuming countries have gradually replaced the major exporting countries as the core node of the oil trade network; countries rich in resources always dominate the natural gas trade network; major exporters and consumers jointly dominate the coal trade network. Then, oil trade has formed an "arch" pattern in Asia and has been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d; the natural gas trade is in the coexistence pattern of "Golden Triangle" in Asia and "quadrilateral prism"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intercontinental connection of the coal trade is weakening, while the trade within the continent is strengthening. Finally, countire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s important energy suppliers and partners of China. The complementary level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road in the field of oil trade is high, with a decreasing trend, while that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gas and coal trade is low but with an increasing trend.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贸易结构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演变
DOI:10.11821/dlyj020210711
[本文引用: 1]
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领域与核心内容,理清沿线能源贸易结构演化特征对明晰“能源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方向与路径具有一定意义。论文基于2000—2018年沿线国家化石能源贸易数据及其对外经贸属性,借助贸易互补模型、复杂网络方法、GIS空间技术等手段,揭示了沿线能源贸易的产品结构、网络结构及空间格局演化特征,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能源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变动及互补特征。研究发现:① 沿线贸易规模近年扩大,贸易逆差明显。进口占全球的比例有所上升,出口占比整体下滑。② 原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产品是主要贸易产品。发达国家多对技术要求较低的原始产品具有进口劣势,对加工制成品具有出口优势,发展中国家基本相反。③ 消费大国逐步取代出口大国成为石油贸易网络核心节点;资源赋存国家始终主导天然气贸易网络;出口大国与消费大国共同主导煤炭贸易网络。④ 石油贸易形成亚洲洲内“拱形”格局且不断夯实;天然气贸易呈亚洲“金三角”和地中海“四边棱形”结构并存格局;煤炭贸易呈跨洲“多拱”联系衰落、洲内贸易增强格局。⑤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地与合作对象。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石油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高但有所下滑,在天然气与煤炭贸易领域互补水平较低但逐步提高。
Global pattern of the international fossil fuel trade: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ties
DOI:10.1016/j.energy.2017.02.033 URL [本文引用: 1]
Features and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fossil energy trade relationships: A weighted multilayer network analysis
DOI:10.1016/j.apenergy.2015.07.054 URL [本文引用: 1]
The evolution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world crude oil fl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network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s oil cooperation
DOI:10.31497/zrzyxb.20201108
[本文引用: 1]
The scale and complexity of world crude oil flows are increa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we examine the relative status and their changes of the major trading countri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geopolitical regions, and analyze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se geopolitical regions, which are conducive to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overall pattern, key cooperation countries, and possible model innovation of China's oil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cooperation with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geopolitical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World crude oil flows are still dominated by the main export geopolitical regions, an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three dimensional competition patterns of Russia - Central Asia, the United States - Canada and the Middle East. However,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relative status changes of the exporting geopolitical regions als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the importing countries to adjust their cooperative relations. (2)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world crude oil flows.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mutual exchange among the major importing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overall status of the region and its control over the world crude oil flows have been lowered. Correspondingly, China is deeply trapped in the three major dilemmas of import decentralization, the game of major exporting countries and the check and balance of major importing countries. (3) In terms of cooperation with exporting geopolitical regions, China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 Central Asia geopolitical region, appropriately strengthen b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United States - Canada geopolitical region, and consolidate and balance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with the Middle East geopolitical region; as for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China should stabilize the existing cooperation and innovate the cooperation mode, such as bringing the output of China's oil investment in Africa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encouraging China Petroleum Purchase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Refinery to cooperate with large oil trading companies to enter the Latin American oil market. In terms of cooperation with importing geopolitical regions, China should conduct internal mutual exchanges with importing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ased on the import shar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diverse-source competition mechanism and the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he above oil cooperation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China'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world crude oil flows, ensuring the balance of oil supply and demand, and reducing supply risks.
复杂网络视角下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态势演变及对中国石油合作的启示
DOI:10.31497/zrzyxb.20201108
[本文引用: 1]
世界石油流动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增加,从复杂网络分析视角考察石油流动中主要贸易国及其所处地缘区之间的相对地位及变动,并分析中国在其中的竞合关系,有利于从与出口地缘区合作和与进口地缘区合作两个方面,全面审视中国石油合作的总体格局、重点合作国家和可能的模式创新。研究结果表明:(1)世界石油流动仍由主要出口地缘区主导,逐步演变为俄罗斯—中亚、美国—加拿大和中东三足鼎立的出口竞争格局,但出口地缘区的多元化和地位相对变动也为进口国调整合作关系提供了机遇;(2)亚太地区逐步成为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焦点,但由于区内大国缺乏互济交流,降低了地区的整体核心地位和对石油流动的调控力,中国也深陷进口分散化、出口大国博弈和进口大国制衡三大困境中;(3)中国应与核心出口地缘区重点合作,与其他出口地缘区稳定合作并创新合作模式,与亚太其他进口国基于进口份额协调机制、来源错位竞争机制和国际贸易中心分工协作机制,开展区内互济交流合作,以改善中国在世界石油流动格局中的竞合环境,保障石油供需平衡、降低供给风险。
A complex network perspective on features and evolution of world crude oil trade
DOI:10.1016/j.egypro.2016.12.038 URL [本文引用: 1]
Energy geopolitics and power
DOI:10.18306/dlkxjz.2021.03.015
[本文引用: 1]
In the new era, oil and gas are still the core contents of energy power games, the attributes of energy power are very different, and the connotation of energy security and energy strategy has also changed.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nergy geopolitics, this study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energy power, and found that the global energy situati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Instead of taking the "oil power" generated by the possession and production rights of fossil energy as the only core, global energy research has expanded to multi-dimensional energy power, and the power connection has expanded from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o the complex energy network relationship. The research elaborated specifically from four aspects: geopolitical pattern, energy security concept, energy network, and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1) The core of traditional energy geopolitical research is energy distribution, spatial change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nd their patterns, and the imbalance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is the most direct factor of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2) From the oil crisis era with supply security as the core, to the collective action formed around energy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new order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n the new energy era in the future, the different views of energy security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geopolitical power. 3) Energy as commodity and the geographical attributes of energy determine that energy trade is not only an economic behavior,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epa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makes trade control and channel control in the secondary distribution of oil and gas an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energy power. 4) The change of global energy power and complex energy power network will lead to a new order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The main holders of power have changed from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communities of interest in the global energy network. The theme of energy governance has changed from the interests of countries to the redistribution process of global energy power. In future studies, academic research of energy geopolitics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how to construct a new theory of multi-dimensional energy power system; how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new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development; how to underst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power and geographic space under globalization; how to reconstruct the order of global energy power and simulate its effect, and how to clarify the new energy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patterns. These themes are important energy geopolitics research propositions,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t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edicting the future energy situation and change in energy strategies.
能源地缘政治与能源权力研究
DOI:10.18306/dlkxjz.2021.03.015
[本文引用: 1]
围绕油气资源的权力博弈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能源权力争夺,但不同时代的能源权力的属性有所不同,能源安全与能源战略内涵也有所不同。论文在系统梳理能源地缘政治基础上,提出了能源权力的概念,并从地缘政治格局、能源安全观、能源网络和全球能源治理4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研究认为:① 以能源分布、产销空间变化及其规律性总结是传统能源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油气资源地理分布的不平衡性是能源权力产生的最直接因素。② 从石油危机时代到未来新能源时代,能源安全观的不同是影响国际能源地缘政治权力变化的重要因素。③ 能源的商品属性和地缘属性决定了能源贸易不仅是经济行为,其空间的流动与国际政治关系密切。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使得油气二次分配过程中的贸易控制和通道控制对能源权力重构产生重要影响。④ 全球能源权力巨变和复杂错综的能源权力网络将引发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新秩序。权力的主体从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转变为全球能源网络中利益共同体,能源治理的主题从一国之利益走向了全球能源权力的再分配过程。展望未来,如何在理论上建构新时代的能源权力的理论体系,深化气候变化和新能源等因素影响下的世界能源权力的演变、地理空间与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权力秩序的重构及其效应、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及其治理模式等研究,对科学认知和研判世界能源形势与能源战略的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能源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性命题。
Glob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emporal-spatial complex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全球转型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前后左右”
Global models of networked organization, the positional power of na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OI:10.1080/09692290.2013.779932 URL [本文引用: 1]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and types of the economic power zone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I:10.18306/dlkxjz.2021.05.009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peaceful rising of China,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tered the era of great game. Economic power is a key element in the Sino-US geopolitical game, but its spatial changes are rarely discuss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symmetric 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fragility-sensitivity model of investment power and trade power, and dynamically revealed the patterns and trends of spatial changes of economic power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1) The economic power spac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US dominance in the world to a pattern wher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hemispheres are equally divided. 2) The area with spatially balanced pow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shrink. The key areas of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hifted from Asia, Africa, and Oceania to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3) The changes in the space of economic pow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diversified, which shows stable spatial viscosity and dynamic spatial oscillating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forming stable areas, metastable areas, balanced areas, and bouncing areas. 4)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dependenc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rade powers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homogeneity and certain spatial heterogeneity. Both of them are dominated by double-high dependence and double-low dependence, forming various types such as investment-oriented dependence and trade-oriented dependence. 5) The Sino-US economic power balance zone shows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 forming four types: peripheral isolation, energy endowment,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nd strategic route. The strategic route regions are the focus of the political power gam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中美博弈下的经济权力空间动态性与异质性
DOI:10.18306/dlkxjz.2021.05.009
[本文引用: 1]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地缘关系进入大博弈时代。经济权力竞争成为中美博弈的战略重点,然而其地域空间变化规律鲜有论及。为此,论文基于非对称依赖和均势理论,构建投资权力和贸易权力的脆弱性—敏感性模型,动态揭示中美两国经济权力的空间变化规律及其趋势。研究发现:① 中美两国经济权力空间由美国雄踞全球逐渐演变为两国东西半球平分秋色的格局。② 中美经济权力的空间均势区范围不断缩小,两国经济权力竞争重点区域由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向欧洲、南美洲转移。③ 中美经济权力空间变化具有多样性,呈现稳定的空间粘性、动态的空间摇摆性耦合特征,形成恒稳区、介稳区、平衡区和跳动区等类型。④ 中美对外投资和贸易权力的国际依赖性程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同配性和一定的空间异配性,都以经济双低依赖型为主,同时形成投资导向型、贸易导向性依赖等多样类型。⑤ 中美经济权力均势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形成边缘孤立型、能源禀赋型、经济发达型、战略通道型4种类型,其中战略通道型地区是两国政治权力博弈的焦点和重点。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in global value chains
DOI:10.1080/09692290.2019.1608284
[本文引用: 1]
Power has been a foundational concept in global value chain (GVC) research. Yet, in most GVC scholarship, power is not explicitly defined and is applied as a unitary concept, rather than as having multiple dimensions.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power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urgent in recent years as GVC research has proliferated beyond dyads of transacting firms or firm-state linkages and incorporated other stakeholders and mechanisms such as NGOs, labor unions, standards, norms and conventions. In this article, we propose a typology for the varied meanings and usages of power in GVC governance. We delineate two principal dimensions: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 direct and diffuse; and arena of actors - dyads and collectives. Combined, these two dimensions yield four ideal types of power in GVC governance: bargaining, demonstrative, institutional and constitutive. We offer brief illustrations of these four types of power and provide an agenda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ield.
Small and flat worlds: A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rude oil
DOI:10.1016/j.energy.2015.09.079 URL [本文引用: 1]
Fast unfolding of communities in large networks
Glob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 network perspective
DOI:10.1016/j.geoforum.2019.06.017 URL [本文引用: 1]
Who is the core? Reveal the heterogeneity of global rare earth trade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hain
Estimating oil/natural gas trade competitiveness and cooperation status of main OBOR countries: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chains
“一带一路”油气贸易竞争力测度与合作位势评估: 一个全产业链视角
Qualitative methods
DOI:10.1146/polisci.2017.20.issue-1 URL [本文引用: 2]
The geopolitical driving forces and mechanism on Arctic energy exploitation
DOI:10.11821/dlxb202105003
[本文引用: 1]
The accelerating global warming enhanced the Arctic sea ice melting, which made it possible to explore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Arctic region. This study firstly analyzed the energy trade structure in the pan-Arctic countries, covering Arctic countries and the observer countries. Secondly, it uses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extract the direct geopolitical factors including energy dependence, energy importance, energy security, and indirect geopolitical factors including national power (military powe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fluenc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which might influence the willingness of the pan-Arctic countries to exploit the Arctic energy. Finally, we apply fuzzy-set qualitative analysis (fs/QCA) to examine the driving mechanisms of these geopolitical factors on the willingness to exploit the Arctic energ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rctic countries mainly serve as energy exporter while observer countries mainly serve as energy importer. The amount of China's energy imported from Arctic counties is small at current stage, but with a huge potential. (2) Energy dependence, energy importance, national power and soci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willingness on Arctic energy exploitation, acting as key geopolitical factors. (3) Key geopolitical factors drive or impede the willingness on Arctic energy exploitation through three major pathways, among which, national power together with energy dependence or energy importance behave as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for most of the pan-Arctic countries, large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such as Russia, USA, China and India. The second pathway is driven by national power but restricted by soci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cluding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and Canada. The third pathway is mainly driven by energy importance while restricted by social inclusive development, mainly including Norway. Finally, this study provided cop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on China's participating Arctic energy exploitation based on the energy trade structure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s.
北极能源开发的地缘要素驱动机制
DOI:10.11821/dlxb202105003
[本文引用: 1]
全球气候变暖加速了北极海冰的融化,使得北极能源开发变成可能,大大激发了泛北极国家参与北极能源开发的积极性。本文在分析了泛北极国家(北极8国和13个观察员国)能源贸易格局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性分析方法,明确了影响北极能源的关键地缘要素;并通过模糊定性分析(fs/QCA),揭示了关键地缘要素及其组合对不同国家开发或参与开发北极能源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北极国家多为能源输出国,而北极观察员国多为能源进口国;中国从北极国家能源进口量较少,潜力较大;② 能源依赖性、能源重要性、军事力量、对外投资影响力和国家包容性是影响泛北极国家开发北极能源的关键地缘要素,而气候表现和环保指数与北极能源开发的关系并不显著;③ 关键地缘要素的作用路径主要包括:一是以能源依赖性、能源重要性和军事力量为主要驱动,包括俄罗斯、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二是受到包容性发展限制的、以大国力量为驱动的西欧国家;三是以能源重要性为驱动的北欧国家。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中国参与北极能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Effects of multiple distances on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in China: A configuration-based perspective
DOI:10.13249/j.cnki.sgs.2021.01.002
[本文引用: 1]
Tourist flows is one of the curren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geography that should be urgently addressed. There is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outbound tourism flow and the steady growth of inbound tourism flow.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mutural tourist flows from and to China. Based on the multiple distances perspectives, this research draws up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field distance theory framework which includes economical distance, geographical distance, cultural distance and institution distance (CAGE),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is Qualiti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method, which is very useful in exploring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high and low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In so doing,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s, evolution rule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China’s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at different levels can be analys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influence of distance, as an influential factor is relatively certain. 2) Particularly, it influences China outbound tourism in a similar way that it affects the inbound tourism development. 3) When comparing China’s high international tourism flow and China’s low international tourism flow, distance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m. Among them, economic distance is the core condition of high international tourism flow. Geographical distance, cultural distance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re the core conditions of low international tourism flow.
多重距离对中国入境与出境旅游流的影响: 基于组态的视角
DOI:10.13249/j.cnki.sgs.2021.01.002
[本文引用: 1]
中国出境旅游流的高速增长与入境旅游流趋于稳定的增长形成强烈反差,明晰中国出入境旅游流之间的差异关系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引入包含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的四维度距离理论框架(CAGE),尝试从多重距离视角剖析近年来中国出入境旅游流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差异,并通过使用当下社会科学领域新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中国出入境旅游流的作用路径进行组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① 在时间层面上,距离因素对近年来中国出入境旅游流的影响较为稳定;② 对比中国出入境旅游流,距离因素对于出境旅游流和入境旅游流的作用规律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③ 对比高、非高净值国际旅游流,距离因素对高出入境旅游流和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的作用方式不同。其中,经济距离是高净值国际旅游流产生的核心条件;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分别是非高净值国际旅游流产生的核心条件。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energy OFDI location decisions and entry failure risk: The roles of public diplomacy endeavors and firm investment strategies
The structure and boundary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network: A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rade
DOI:10.11821/dlyj020220006
[本文引用: 1]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shaping energy discourse, and its essence is a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among energy stakeholders around diversified energy issues.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structure, functions, performance, and complex impacts of various energy organizations have dominated, while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internal relationships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have not been further explored.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re is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organizations and actual trad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two relationships to further present and explain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tructure. This study u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in energy organizations and energy trade to construct a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network and to explore its basic structure and its trend of "boundary reconstruc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nergy organization networks and energy trade networks, with the US and Russia dominating both networks. (2) China has become a major energy trading nation but is weak in the global energy organization cooperation system and lacks form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with traditional energy interests. (3)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has a typical "Core-Fringe" structure and is divided into the EU, Asia-Pacific and North America, with OECD countries occupying the core and net energy exporters (ASEAN and the Middle East) on the periphery. (4) The "boundary reconstruction" focuses on the "nested scales" in the coexiste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of energy governance. This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fragmentation" or "unification" that has been judged in studies. Globalization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breaks the inherent boundarie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main bodie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while regionalization reflects that the main regions have formed internal interdependent groups. This study can further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jor countries within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vide idea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future.
“组织—贸易”视角下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基本结构及其边界重构
DOI:10.11821/dlyj020220006
[本文引用: 1]
全球能源治理是当前能源话语权塑造的重要形式,其本质是能源利益主体间围绕多元能源议题而构建的关系网络。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各能源组织的架构、功能、绩效以及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占据了主要内容,而对于全球能源治理的整体结构以及内部关系却未能有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认为,能源组织与实际贸易存在交互关系,将二者相结合来进一步呈现和解释全球能源治理架构是有必要的。基于此,本研究以2019年为时间节点,收集主要能源组织的属性数据与各国之间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数据,将国家间在能源治理组织的常态化合作关系与实际发生的能源贸易关系作为分析基础;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网络,探析其基本结构以及出现的“边界重构”现象。研究发现:① 能源组织网络与能源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两种网络对比中,美国与俄罗斯均占据主导地位。② 中国已经成为能源贸易大国,但在全球能源组织合作中不具优势,与传统能源利益集团之间缺乏正式的治理合作。③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主要被划分为欧盟以及亚太-北美“社区”,其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占据“核心”地位;而以单一能源输出为主导功能的出口国(东盟与中东)则相对“边缘”。④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边界重构集中表现为能源治理全球化与区域化并存下的“尺度嵌套”关系,这与已有研究中对“碎片化”或“统一化”的判断存在显著差异;全球化表现为全球性治理平台通过建立和强化“生产-消费”主体间的对话来打破固有的利益边界,而区域化则反映了主要区域已经形成了内部相互依赖的治理集团。通过该研究,能够进一步明晰现有常规能源视角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内部主要国家间的关系,为未来进一步探索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Oil power: The core of oil geopolitics
论油权: 初探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global energy security since the 1990s
DOI:10.1007/s11442-019-1657-3
[本文引用: 2]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n energy security evaluation model (ESEM) from three dimensions, energy supply-transport security, safety of energy utilization, and stability of political-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eight allocation technique. Then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global energy security patter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was analyzed with the method above, and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since the 1990s,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global energy security have shown a deteriorating trend, with the growth of countries in at-risk type and relatively at-risk type.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ntries with secure energy system shows a strong stability, and these countries are concentrated persistently i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countries with relatively secure energy system also presents a strong stability, which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secure ones, namely Central and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Eurasia, while countries with general energy system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Asia, Af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this type is the main cause for the deterioration of world energy security pattern. Countries with at-risk and relatively at-risk energy system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Africa, Asia, the Middle East and Eurasia, rendering spatial extension to the east and south. (3)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mechanism for world’s energy security pattern formation gradually transforms from the ‘unitary dimension dominated’ to the ‘binary dimension-dominated’, and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global energy security pattern become more diverse. (4) In the pattern of world’s energy security, China’s performance on energy security has been the global average since the 1990s, which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in safety of energy utilization dimension. Findings i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formulating strategic responses and policy options.
Research on the network depend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substitu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Fossil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DOI:10.11821/dlyj020220398
[本文引用: 2]
In recent years, renewable energy is becoming a momentous growth point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de, which results in a series of new changes for the extent of trade dependence among countries. Firstly, based on application of complex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from datasets on the website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and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including global energy trade, global economy and innovation indexes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period 2011-2020,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current trade status of fossil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Secondly, after using modified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and network construction formula to build trade dependence networks for fossil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yearly, this paper respectively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trade dependence networks for fossil energy and renewable energy though horizontal and longitudinal contrasts. Finally, in the context of removing trivial factors: geographical distance, economic differences, degree of openness, pressure to reduce CO2 emissions and differences in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mong countries, this paper induces QAP regression to explicitly distinguish and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renewable energy trade dependence on fossil energy trade dependence, which is the key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n terms of issues about energy substit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1 to 2020, the trade of fossil energy is more stable than renewable energy from 2011 to 2020,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of renewable energy is faster. Meanwhile, both kinds of trade dependence networks show robust disassortativity and “core-periphery” characteristic. However, the trade dependence networks of renewable energy show higher average degree of dependence.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n trade dependence networks of fossil energy originating from that of renewable energy has transformed gradually from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negative correlation. Hence, it implies that the trade dependence on renewable energy has a substitution effect on that of fossil energy to some extent over time. The outlined findings provide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e is that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industry vigorously, while firmly strengthen the trade cooperation with energy powers. The other is to establish a more stable duplex energy trad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other countries while increasing the width and breadth of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trade.
国际能源贸易依赖网络特征及替代关系研究: 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DOI:10.11821/dlyj020220398
[本文引用: 2]
随着可再生能源成为国际能源贸易重要增长点,国家和地区间的能源贸易依赖关系也随之变化。基于2011—2020年世界能源、经济及创新指数等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阐释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贸易情况,探讨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过程,使用 QAP回归方法定量分析化石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和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2011—2020年,化石能源贸易的稳定性较高,而可再生能源贸易发展迅速。可再生能源贸易依赖网络展现出更高的整体依赖程度,其对化石能源贸易的依赖关系产生了替代作用。中国既要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也要加强与能源大国的贸易合作,从而与世界建立更加稳固的双向能源贸易合作的网络关系。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 and the mitigation of oil market risks
//Goldthau A, Witte J M.
Global energy networks: Geographie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worldwide oil companies
Global energy networks: Insights from headquarter subsidiary data of trans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s
DOI:10.1016/j.apgeog.2016.05.003 URL [本文引用: 2]
Critical technology change and energy geopolitics transition
DOI:10.31497/zrzyxb.20201103
[本文引用: 2]
Technology change i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energy geopolitics transition.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energy politics is equal to resource politic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are equally important in determining energy geopolitics dynamics. Energy technolog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namely competence-enhancing technology and competence-destroying technology. For example, shale oil and shale gas extraction technology belongs to the first category and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belongs to the second, while the breakthrough in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will significantly reconstruct global energy structure.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ical transition, the dominant energy resource evolved from wood to coal, to oil and gas and then to renewables. The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cycles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great powers'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while major technology shift triggers the upgrade of energy utilization. The technology leading state could always exert its geopolitical advantages in each energy transition process, and the success of challenging state in replacing hegemonic state is always being supported by new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newable energies, such as wind power, solar power and controllable nuclear fusion will substantively transform and reshape global energy geopolitics. Currently, two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new energy transition could be observed. (1) Accessibility and availability to critical elements, especially the rare earth, cobalt and lithium in renewable energy sector, will become the new battle fields of energy geopolitics. (2) Disruptive technology will be the linchpin in leading energy industry upgradation. Global powers such as China, US and EU have set up their roadmaps in promoting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mong great powers will acceler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present round of energy transition. The progress of new energy technology will substantively affect energy security. On the one hand, the structure of major powers gam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ergy diplomacy will largely differ from the past. On the other hand, the oil and gas related geopolitical conflicts will be largely decreased. In the meanwhile, the cut-off of grids will be a new weapon in global geopolitical game.
重大技术变革与能源地缘政治转型
DOI:10.31497/zrzyxb.20201103
[本文引用: 2]
技术进步是能源地缘政治演进的物质基础,重大技术变革驱动能源利用形式的迭代升级。从能源转型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初步建立技术变革与地缘政治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重大技术变革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动力,而能源转型引发能源供需关系的改变,进而催生新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技术变革是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地理变量维度中稀土、钴、锂等能源关键元素成为大国争夺核心,而在科技变量维度中颠覆性能源技术则成为引领能源产业变革的关键。技术竞争、新供需关系与新地缘关系一同重塑了新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对能源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能源大国的博弈格局发生变化,能源外交的运用方式随之改变;另一方面与油气相关的地缘冲突将趋于减少,但电力断供将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新武器。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technical corporation net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lt and Road
DOI:10.11821/dlyj020200333
[本文引用: 2]
China propos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o facilit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B&R) region. In the vision of BRI, countries will utilize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o foster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s, buil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latforms, enhance relevant institution for long-term and stabl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and elevate innovation abilities. As a result, B&R technological transfer networks can be construc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n be achieved. However, within the B&R region, except a few developed countries, most countries are still developing or less developed. These countries sometimes show quite different evolutionary mechanism from the developed ones. Therefore, research on B&R technical corporation networks has both pragmatic and theoretical meanings in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R coun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knowledge economy, technology innovation becomes the key to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ities are the main platform of technology activities. So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echnology activities in and outside B&R region, we investigate the PCT patent data from 2007 to 2018. The inner and outer B&R technical corporation networks are constructed to present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technical corporation activities. The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is used to detect the dynamic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ximity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erms of topological structures, the networks evolve from Scale Extension to Linkage Enhancement stage. Chinese cities gradually reach the core position. In term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most linkages between B&R cities are domestic. Meanwhile, cities from the same country show similar pattern of choosing outer corporation partners. Singapo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hub in both inner and outer B&R networks. We find that the mass of cities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rporation.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economic proximity have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while social proximity, technology proximity and language proximity have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In addition,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economic proximity have complementary effects as well as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language proximity.
“一带一路”视角下城市技术合作网络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DOI:10.11821/dlyj020200333
[本文引用: 2]
采用2007—2018年的PCT专利合作数据,基于“一带一路”视角,分段刻画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化,利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其演化的邻近性机理,结果表明:① 拓扑结构方面,网络整体规模经历了从“规模扩大”到“联系增强”的演化过程,中国城市逐渐占据网络的核心层级。② 空间格局方面,“一带一路”城市之间的合作多为国家内部合作,来自同一国家的城市在选择外部合作伙伴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内部网络和对外网络的枢纽节点。③ 影响机制方面,合作城市的质量对合作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地理邻近性和经济邻近性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和语言邻近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地理邻近性与经济邻近性、地理邻近性与语言邻近性具有相互补充作用。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
DOI:10.1017/S1876404511200046 URL [本文引用: 2]
Who are our friends and who are our "enemi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geopolitical codes based on the UN votes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0.02.2019060
[本文引用: 2]
Geopolitical issues have recently become a hot topic in Chinese human geography. A number of studies have evaluated China's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proposed various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Belt & Road Initiative, solving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 and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the South Asia region. Some scholars have also discussed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Chinese geopolitics. However, extant studies tend to have both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On the one hand, with most of the extant studies focusing on evaluation of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r proposal of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geopolitical relations based on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relational data (despite of several exceptions based on trade data, which is arguably unable to directly reflect geopolitical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current studies tend to have weak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help narrow this gap,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based on the geopolitical codes theory and the UN vote data from 1971 to 2017. Using the S score and cluster analysis methods, we divide the dynamics of China's geo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to three stages and identify the geopolitical communities of China's "friends" and "enemies"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We also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S scor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using panel regression method and confirms the significant impacts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economic links, natural resource and technology on China's geopolitical rel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Echoing the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e pointed out the current and potential "friends" and "enemies" of China.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both enhanc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making policies to improve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eopolitical security.
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 基于联合国投票的中国地缘政治准则研究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0.02.2019060
[本文引用: 2]
地缘政治问题是人文地理学新兴的研究热点。但是,已有研究多基于地理环境要素分析国家的地缘环境或定性讨论地缘战略,很少从双边联系角度定量刻画国家间的地缘关系;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准则理论,运用1971至2017年联合国投票数据和S分值等方法,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历史阶段、友好程度和集团归属三个方面定量分析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友好程度及其地理分布,并针对中美贸易战的背景指出了中国当前的“朋友”和“敌人”。本文进一步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非政治双边关系及其发展水平对中国地缘政治准则的影响,论证了地理距离、经济、技术等因素对地缘关系的影响。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学的量化分析有启发作用,也能够为中国更好地处理国际关系和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提供参考。
Asian premium a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of crude oil between China, Japan, India and South Ko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crude oil trade network
With the complexity of global crude oil trade relations and the rising demand for crude oil in Asia, the "Asian premium" phenomenon in the global energy market has become a topic that needs atten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global oil trade network, this paper selects the 1993-2018 international crude oil trade data to conduct sample data surveys. By constructing a complex network model a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index,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sian premium phenomenon in the global crude oil trade network and the potenti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Japan, India and South Kore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global crude oil trading groups are divided and blended, and China, Japan, India and South Korea are showing a trend of trade group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crude oil trade network indicators, the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China, Japan, India and South Korea in the global crude oil trade network continue to increase, which has strongly promoted the shift of the global crude oil consumption center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potential competition index shows that the potential crude oil compet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India, Japan, and South Korea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hina and Japan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rst strong and then weak", both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nd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characterized by an overall continuous increase.
全球原油贸易网络视角下的亚洲溢价与中日印韩原油潜在竞争关系
随着全球原油贸易关系的复杂化和亚洲原油需求的上升,全球能源市场的“亚洲溢价”现象成为需要关注的议题。本文基于全球石油贸易网络复杂性视角,选取1993-2018年国际原油贸易数据进行样本数据考察,通过构建复杂网络模型和潜在竞争指数,对全球原油贸易网络中的亚洲溢价现象和中日印韩四国潜在竞争力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原油贸易集团分化交融,中日印韩呈现出贸易集团化的趋势。从全球原油贸易网络指标来看,中日印韩四国在全球原油贸易网络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有力推动了全球原油消费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潜在竞争指数表明,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的潜在原油竞争关系呈现出不同特征。中日表现出“先强后弱”的特点,而中印、中韩表现为整体持续增强的特征。
World 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U.S. global strategy and military force design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998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structure o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military force design of great powers, so as to help understand the geo-security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China is facing on its global development path. As the most of world's land,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hemisphere, especially in Eurasia, Eurasia has always been the central arena for world powers to compete. As the first non-Eurasian hegemonic power in the human history,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regarded the prevention of regional hegemony on the Eurasian continent as the supreme goal of its nation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structure and its dynamic chan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of the eastern hemisphere, especially Eurasia, which gave birth to the world powers and human civilization. It also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its early rise, the formation of its global strategy under this geographical condition, particularly, and the global military design of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preventing the emergence of regional hegemony in Eurasia.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in the strategic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edge of Eurasia, has natural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世界地理结构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军力设计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1.04.2020998
[本文引用: 1]
本文旨在阐明世界地理结构在大国战略制定及军力设计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助于认识中国全球发展道路上面临的地缘安全风险和机遇。由于世界陆地、人口和经济活动相对集中于东半球特别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历来是世界大国逐鹿的中心舞台。美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欧亚大陆上的霸权国家,一直把防范欧亚大陆上出现区域性霸权作为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本文从世界地理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的角度,分析东半球尤其是欧亚大陆孕育世界大国和人类文明的地理优势,解析美国的地理区位对其早期崛起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地理条件下其全球战略的形成,并重点探讨美国基于防范欧亚大陆出现区域性霸权的全球军力设计。文章最后指出,在中美战略博弈中,位于欧亚大陆东缘的中国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
Industrial geography and trade policy decision-making: Understanding the micro logic of China-U.S. trade war
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 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微观逻辑
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global arm trade cyberspace pattern
DOI:10.11821/dlxb202302009
[本文引用: 1]
Changes in global military technological strength will reshape the world pattern and thus affect the trend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s military technological pattern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s arms are products that reflect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uses SIPRI arms trade data and the World Bank database to investig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global arms trade from three aspects: product structure, network patter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finds that: (1) the scale of global arms trade shows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the structure of trade products is dominated by aircraft with other major products including naval ships and weapons, missiles and armored vehicles. Aircrafts are the main export products or import-dependent products of most countries. (2) The global arms export patter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tripolar distrib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Western Europe. The influence of Asian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geo-military pattern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rising in the east and falling in the west, and rising in the south and falling in the north. Importing countries are concentrated in East Asia-Southeast Asia-South Asia-Middle East-Southern Europe-North Africa,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consistent with Rimland theory of Nicholas John Spykma. (3) The global arms trade network is characterized by one superpower and multiple major powers. Eurasia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arena for global arms trade, and Asian countr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reshaping the trade landscape. (4) The competition pattern of arms trade centered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s highlighted. The flattening trend of the largest trade net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eal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leading abil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ub-dominant countries in Western Europe. (5) The evolution of the global arms trade network is affected by the attributes and proximity of importing and exporting countries. History, language and economic proximity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arms trade network, while geographical distance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trade network. National development,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military spending,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resource endowment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influence on arms trade.
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DOI:10.11821/dlxb202302009
[本文引用: 1]
全球军事科技实力的变化将重构世界格局从而影响世界局势的走向,准确把握世界地缘军事科技格局演变对深刻认识和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IPRI武器贸易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从产品结构、网络格局和影响机制3个方面研究了全球军事科技贸易时空格局演化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全球军事科技贸易规模呈波动上升趋势,贸易产品结构以军用飞机为主导,海军舰艇与装备、导弹和装甲车为组成的一极三核特征,军用飞机是大部分国家或地区主要出口产品或进口依赖产品;② 全球军事科技出口格局呈美国、俄罗斯和西欧的三极分布特征,亚洲国家影响力显著提升,地缘军事格局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特征明显,进口国和地区集中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南欧—北非一带,空间分布格局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位置相吻合;③ 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网络呈一超多强特征,欧亚大陆始终是全球军事科技贸易的主要舞台,亚洲国家成为重塑贸易格局的重要力量。④ 以美国和俄罗斯为核心的军贸竞争格局凸显,美国最大流网络的扁平化趋势揭示着美国主导能力的提升和西欧次主导国家的衰退;⑤ 军事科技贸易网络演化是进出口国家(地区)的属性与邻近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语言和经济邻近对军事科技贸易网络均具有正向作用,地理距离对贸易起明显负向作用,国家发展、科技水平、军费支出强度、政治稳定和资源禀赋对军事科技贸易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