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发生了四次产业转移，对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国家发改委《关于重点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工信部等十部门《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出台，表明产业转移已经成为当前的政策热点。
产业转移本质上是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是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1-2]。伴随着产业转移进程的持续推进，对于转移机理的研究不断丰富，赤松要的雁形模式、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对于产业和国际投资在不同国家（地区）间转移进行了理论阐释。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了新古典企业迁移理论、企业迁移行为理论、新制度企业迁移理论等理论模型和学派[3-4]。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强调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成为解释企业迁移的重要理论模型[5]。已有研究发现，土地、劳动力、市场等传统要素依然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在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表现突出[6-7]；资源和能源供给的丰度和可获得性对于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转移至关重要[8]。近年来，信息成本、社会资本、产业链及产业配套的作用逐步凸显，在金融、电子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及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中起到重要作用[9⇓-11]。伴随着环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环境政策、环境规制、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研究迅速增多[12-13]。此外，优惠政策、政府作用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14-1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Dicken等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理论[16]，近年来在Yeung[17]、Coe[18]等学者的推动下形成了GPN 2.0理论，并通过战略耦合这一核心概念解释GPN如何作用于区域发展[19-20]。GPN与产业转移的研究集中于跨国公司（转移）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如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快速崛起、中国昆山以及苏州的成长等[21⇓-23]。刘逸对于GPN的战略耦合框架进行了重构，认为当处于依附式耦合类型时，由于区位优势小、企业空间粘性低，其发生转移的几率更大[24]。杨春基于领先企业与不同行为主体之间战略耦合的结果，研究了个人电脑企业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的动因[25-26]。Gao等认为重庆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的兴起是产业转移和GPN扩张的双重结果，强调了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相关政策的作用[27-28]；Yang则关注到惠普和富士康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策略合作伙伴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9]。
当前产业转移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① 国际产业转移机理及理论研究成果较多，对国家间的产业转移具有较强解释力。但是，面对近年来出现的大规模国内转移实践，其发生机理及理论研究相对滞后。② 已有研究关注到产业异质性，对于污染密集、劳动密集、资源密集产业转移进行了研究，但对异质性企业的关注不足。特别是一国以内，对于承接地区域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转移动因研究较为缺乏。当前，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在GPN网络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开始出现从领先企业到其策略合作伙伴的权力转移[30]。③ 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发生空间重构，深受对于网络治理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先企业的影响，但是领先企业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相对不足。基于此，本文将关系经济地理学（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REG）战略耦合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EEG）区位机会窗口理论与当前正在进行的产业转移实践相结合，构建“战略耦合—区位机会窗口—产业转移”的理论框架，以富士康科技集团（简称富士康）从深圳转移到郑州的典型案例，研究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区位重构的动因。
2 核心概念及理论分析框架建构
2.1 核心概念界定
区位重构主要指产业转移和企业空间扩张的结合。一方面，企业进行了空间扩张，由转出地到承接地进行投资和建设；另一方面，企业可能在转出地还保留部分功能（如管理、研发等），而将生产、加工环节进行转移。本文的案例富士康，就是将智能手机加工组装环节从深圳转移到郑州，但在深圳保留了管理、研发设计以及部分产能，既体现了企业的空间扩张，又实现了部分的产业转移。下文将交替使用产业转移和区位重构的概念。
2.2 理论分析框架建构
2.2.1 战略耦合的空间隐喻
战略耦合是一个区域中的经济主体，有目的地协调、组织和安排区域资产，与GPN的主导者进行交换的过程[24]。战略耦合具有重要的空间隐喻，首先，在对东亚地区经济崛起和区域发展研究中，Yeung等就认为战略耦合具有动态性、战略性、多尺度等特征[21]。进一步地，在GPN 2.0理论框架中，又提出了战略耦合模式的动态演变[20,32]。还有学者对静态的战略耦合提出了批评，认为战略耦合会经历耦合、解耦合和再耦合的过程[33-34]。从战略耦合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耦合到解耦合和再耦合有可能发生在同一区域（图1中区域A）；但是也有可能经历了从耦合到解耦合后，行动者离开原来区域，而是在其他区域实现再耦合（图1中区域B），由此发生了产业转移。其次，根据重构的战略耦合模型[24]，当处于依附式耦合状态时，由于区域资产也就是这里强调的区位优势较小或者可替代性很强时，就会导致空间粘性较小的领先企业到区位优势（区域资产）更大的区域寻求新的依附式耦合，即发生了区位重构（图2）。
图1
图2
2.2.2 区位机会窗口的空间隐喻
本文将转移产业理解为新兴产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① 富士康计划从深圳转出后，面临着很多的选择，可以转移到包括郑州在内的很多地方，这与区位机会窗口理论强调的“新兴产业出现后在空间区位选择上具有较高的灵活度”是非常类似的；② 虽然富士康所属的行业不属于国家认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范畴，但是它对于内陆地区而言，依然是属于新兴的、当地没有的行业门类，也是对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
2.2.3 理论分析框架
战略耦合的核心是区域资产与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战略需求的动态变化，所以战略耦合能否发生以及耦合的效果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二者的匹配程度。当区域资产满足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二者发生战略耦合。由于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区域资产都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二者中的某一个或者二者同时发生较大变化时，即可能出现多种耦合类型。如果这种变化仍在匹配程度范围内，战略耦合持续进行；如果超出了匹配程度范围，这时候就会从战略耦合走向解耦合。
解耦合发生后，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与区域资产可能在市场、政府的影响下，匹配程度逐步回升走向再耦合。但是，更大的可能是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发生区位重构，为产业转移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转移到哪个区域，取决于其战略需求同区域资产之间的匹配程度。在此背景下，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可选择的承接地很多，很多地方都会提供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等举措，这些区域资产具有遍在性。但是，如果某个区域拥有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特别看重或者对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特定区域资产，这个区域成为承接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实现区位重构后，通过再耦合推动承接地的区域发展，对于其他区域而言，承接产业转移的区位机会窗口关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GPNs领先企业对于其策略合作伙伴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领先企业会基于自身发展战略的考虑对其策略合作伙伴在转出区域的解耦合、承接区域的再耦合产生深刻影响（图3）。
图3
3 研究对象与数据资料
3.1 富士康概况
富士康是专业从事计算机、通讯、消费性电子等3C产品研发制造的企业，以加工组装环节的竞争优势切入全球价值链，为客户提供最具竞争力的制造技术及解决方案。2020年富士康营业额达到12556亿元，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科技制造服务商，提供全球40%的电子产品（图4）。富士康位列《财富》全球企业500强第26位、《亚洲周刊》全球华商1000强第3位、中国智能制造企业第1位。富士康出口额从2005年的227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1674亿美元，年均增速为14.3%，2020年出口总额占中国的4.1%，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自1988年在深圳投资建厂以来，富士康一路北上西进，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中西部地区的39个城市配置了不同的事业群。
图4
图4
2005—2020年富士康年度营业额及增速
注：根据富士康《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整理。
Fig. 4
The annual turnover and growth rate of Foxconn during 2005-2020
3.2 研究案例选取缘由
选择富士康从深圳到郑州的转移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3个方面的考虑：① 富士康是苹果公司最大的代工企业和重要策略合作伙伴，是苹果公司构建的GPNs中的核心节点，且在网络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提升；② 本次转移是富士康核心事业群的转移。全球数位产品事业群（iDPBG）是富士康最为重要的业务群，主要承担移动通讯、数码产品代工生产。由于iPhone是富士康在中国最重要的代工业务之一，向郑州的转移也意味着富士康制造业务重心的内迁，郑州富士康也超越深圳成为大陆最大单体规模生产基地；③ 对于河南和郑州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2010年河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位居前五位的行业分别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重化工业化特征明显。2010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了18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和企业名单。根据该名单，河南省需要关闭14个行业的230家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位。引入富士康并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迎合了河南及郑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
3.3 数据与资料来源
① 问卷调查数据。本文设计了《富士康员工问卷调查表》，于2018年12月通过随机发放、富士康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向员工微信群发放等途径，共完成有效问卷4097份。其中，随机发放1500份，回收1475份，有效问卷1439份，占回收问卷的比例为97.6%；富士康员工微信群回收2836份，有效问卷2658份，占回收问卷的比例为93.7%。② 半结构式访谈。笔者分别在2017年11月、2018年12月、2022年3月对富士康管理人员、流水线工人和地方政府官员进行30余次访谈。其中，富士康管理人员主要包括郑州富士康负责人、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iDPBG事业群负责人等；流水线工人包括从深圳回流到郑州的工人、郑州新入职的工人等；地方政府官员主要包括河南省商务厅对外开放办、省工信厅政策法规处、省委政研室工业处、郑州市政府办公厅六处、郑州市商务局招商引资处以及对外开放办、郑州航空港区管委会及经济发展局的负责人。③ 相关企业年报及统计资料。包括富士康科技集团社会及环境责任年报（2009—2020年）、《富士康年度财务报告（2004—2009年）》、河南省及郑州市统计年鉴（2010—2020年）等。
4 解耦合与富士康转移的区位机会窗口打开
4.1 富士康在深圳的战略需求
4.1.1 寻求更低成本战略
富士康作为代工企业对于成本非常敏感，由于其没有自己的品牌，只能依靠低成本以及快速反应建立起来的竞争优势才能获取领先企业订单，苹果公司的订单占富士康业务的60%~70%。富士康加工组装产品的供应链由苹果公司掌控，苹果公司直接向供应商采购，进一步压缩了富士康通过供应链获取利润的空间。在iPhone 4价值分配中，归属苹果公司的利润高达58.5%，而富士康仅为1.8%。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富士康的营业收入、毛利收入和毛利率持续降低，营业收入增速由2007年的28.95%骤降至2009年的0.45%；毛利收入由9.84亿美元降至4.28亿美元；毛利率由9.17%降至5.94%（图5）。2009年富士康财报显示，其收入为72.41亿美元，同比下滑22%，实现净利润3962万美元，同比大幅下滑68%[40]。在此背景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是必然选择。
图5
图5
2004—2009年富士康毛利收入及毛利率
注：根据富士康年度财务报告整理。
Fig. 5
The gross revenues and gross profit margin of Foxconn during 2004-2009
优惠政策的消失导致盈利能力降低。伴随着国家对税收政策的调整，富士康享受的“二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税收减免及优惠将逐步消失。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富士康科技集团有关涉税诉求问题的函》（国税办函〔2010〕611号）明确指出，富士康将不能享受《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的过渡优惠政策，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到期后，其企业所得税将提升至25%的法定税率。由于税收占毛利润的比例高达15%~20%①(①陈中小路, 杨鹏. 内迁这本账. 南方周末, 2010-08-19, 第18版.)，税收优惠政策消失对于富士康的盈利能力造成巨大影响。
4.1.2 商业模式转型战略
作为“代工之王”，富士康大力推动从“制造的富士康”向“商业的富士康”转变，以图通过渠道扩张摆脱依靠代工只能获取微薄利润的现状。为了配合商业模式转型战略，2001年富士康成立了通路事业部，并实施了“敢创数码”“赛博数码”等项目。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富士康商业模式转型战略步伐加快，打造了万得城、“万马奔腾”等线下项目以及线上的飞虎乐购项目，构建了“4路门店+1个网站”的零售业务渠道（表1）。富士康通过商业渠道的建立，将中游代工制造优势与下游的零售渠道优势相结合，加快推动企业从“制造”向着“制造+服务”转型。相应地，这种商业模式转型对于市场开拓、物流、仓储及配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表1 富士康打造的零售业务渠道
Tab. 1
| 类别 | 项目名称 | 目标定位 | 开设方式 | 设立时间与发展计划 | 优势 |
|---|---|---|---|---|---|
| 线下 | 赛博数码 | 二三线城市 | IT Mall | 始于2001年，2015年开设50家 | 利用代工建立的业务联系，将代工客户产品直接推向市场，减少中间商；故障产品快速返厂维修，提升时效性 |
| 敢创数码 | 二线城市 | 大型商场超市里的店中店 | 始于2007年，开设500家门店 | ||
| 万得城 | 一线城市 | 大型电子连锁卖场 | 始于2010年，2015年开设100家 | ||
| 万马奔腾 | 三到六线城市及农村 | 中小型连锁数码店 “富归店”为主体 | 始于2010年，2014年达到10000家零售网点 | 在富士康资金支持下，鼓励员工经培训后返乡开店，将创业员工与企业发展“捆绑” | |
| 线上 | 飞虎乐购 | 网络人群 | B2C电子商务 | 创立于2009年，打造线上“国美” | 发挥员工资源优势，打造线上商城；依托物流配送中心实现线上线下结合 |
4.2 深圳区域资产的变化
4.2.1 最低工资标准持续提升
富士康所在的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持续提升，由2004年的480元/月上涨至2009年的900元/月。根据《国务院关于扩大深圳经济特区范围的批复》（国函〔2010〕45号），宝安、龙岗两区纳入深圳经济特区范围。在此背景下，深圳加快推动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统一，全部上调为1100元/月，并于2010年7月1日实施。与富士康所在的宝安区没有纳入深圳经济特区范围前相比，此次最低工资上调幅度高达22.2%。
4.2.2 加快实施“腾笼换鸟”政策
广东省“双转移”政策出台后，深圳也提出积极稳妥地推动产业有序转移，谋求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深圳市《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若干意见》（深发〔2008〕11号）明确指出，“对高劳动密集度、低附加值、低市场占有率，居于产业链中下游地位的产业，鼓励并引导其有序转入异地产业转移工业园”。在此背景下，深圳期望富士康尽快将低附加值的组装加工环节转移，让更多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企业进驻，加快“腾笼换鸟”。
4.2.3 对于富士康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
①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的调研材料提出，富士康“税收贡献较少，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43]。② 富士康员工工资较低导致消费需求和购买能力有限，人口集聚对于拉动消费、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③ 富士康员工数量较大但是税收相对较低，城市却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以及公共管理，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④ “跳楼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对于深圳营商环境以及地方治理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深圳对富士康的支持力度不复从前。
4.3 领先企业苹果公司的影响
4.3.1 持续强化对富士康的控制
除富士康以外，苹果公司还将加工组装环节的部分订单委托给和硕、纬创等企业，分散和减小对于富士康的依赖，降低供应链断裂的风险。富士康曾经希望在深圳为苹果公司建立一条完整的供应链，包括之前苹果公司为控制利润而打散的零部件生产，但这是苹果公司不愿意看到的[44]。从强化对于富士康的控制、降低采购成本、增强在双方博弈中的主动权的角度，苹果公司不允许富士康对产业链的影响逐步扩大，对于其从深圳向内地的转移是默许的。
4.3.2 消除富士康“跳楼事件”的消极影响维护社会责任企业形象
苹果公司作为GPNs领先企业，应维护供应链企业的员工权利、工作环境和相关待遇。根据“责任采购”的理念，企业所采购的产品必须是包含社会责任的，即产品生产厂家必须是负责任的企业[45]。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后，苹果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违背了“责任采购”原则，遭到竞争对手、海外劳工组织等对其供应链责任管理的质疑，影响品牌形象和市场销售。富士康的转移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跳楼事件”对苹果公司的消极影响。
4.4 富士康在深圳的解耦合为产业转移打开区位机会窗口
富士康的代工模式对于成本非常敏感，逐步向着更低成本战略、商业模式转型战略拓展。与此同时，深圳的区域资产也在发生变化，最低工资标准持续提升增加了富士康的人力成本、“腾笼换鸟”政策与富士康发展战略产生了偏离、对于富士康的支持力度逐渐降低。国发〔2007〕39号文件下发的同时，还发布了国发〔2007〕40号文件，明确指出在深圳经济特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还可以享受过渡优惠政策。在此背景下，深圳可以按照灵活的地方标准认定富士康为高新技术企业，但深圳却执行了标准更高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导致富士康没有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不能享受过渡优惠政策。在深圳推进“腾笼换鸟”的关键时期，富士康连跳事件发生后，深圳本地媒体与全国媒体一道对富士康大肆进行妖魔化和“讨伐”[46]。总之，富士康的发展模式与深圳的发展目标产生了矛盾，富士康的战略需求与深圳区域资产已经不再匹配，在苹果公司强化对富士康的控制、消除“跳楼事件”影响的意愿下，深圳与富士康由“蜜月期”转向“分手期”，从战略耦合走向了解耦合，承接富士康的区位机会窗口已经打开（图6）。
图6
图6
富士康在深圳的解耦合与产业转移的区位机会窗口打开
Fig. 6
The decoupling in Shenzhen and the opening of windows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5 再耦合与富士康转移的区位机会窗口关闭
富士康虽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企业，但其以世界500强的身份，依然具有较强吸引力。富士康透漏出转移的意向后，马上引起了中西部地区的关注。富士康最终选择落户郑州，与郑州所具有的通用及特定区域资产、苹果公司的支持紧密相关。
5.1 郑州通用区域资产：满足富士康发展的基本需求
区域资产可以分为通用区域资产和特定区域资产。通用区域资产主要指满足企业发展基本需求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具有一般性和遍在性的特征，或者在短时间内可以通过政府或市场行为来打造。通用区域资产只是承接富士康的必要条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富士康的区位选择。
5.1.1 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富士康2010年落户郑州，彼时河南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9819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1.6%、广东省的73.8%，在全国排名第25位，甚至落后于贵州等西部省份。从最低工资标准看，2010年郑州最低工资仅为800元/月，相当于深圳的72.7%（表2），如果按照富士康加薪后的工资标准，郑州的工资水平仅为深圳的2/3。
表2 深圳市和郑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元)
Tab. 2
| 年份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
| 深圳市 | 480 | 580 | 700 | 750 | 900 | 900 | 1100 |
| 执行日期 | 2004.5.1 | 2005.7.1 | 2006.7.1 | 2007.10.1 | 2008.7.1 | - | 2010.7.1 |
| 河南省 | 380 | 480 | - | 650 | - | - | 800 |
| 执行日期 | 2004.10.1 | 2005.10.1 | - | 2007.10.1 | - | - | 2010.10.1 |
注：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深人社规〔2010〕10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河南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豫人社劳资〔2010〕3号）等文件整理。
5.1.2 工业用地成本较低
2010年郑州的工业用地价格为657元/m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仅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81.8%和86.2%。在全国重点城市中，郑州工业用地成本为重点城市平均值的85.1%、深圳的35.1%[47]。2010年全国各地通过零地价、税收返还进行招商引资的现象屡见不鲜，郑州园区占地达到10 km2，是富士康在大陆最大的生产基地，其背后的土地价格必然相对较低。
5.1.3 优惠政策力度较大
所得税方面，富士康享受头两年免缴企业所得税、第3~5年所得税减半的待遇。在出口补贴方面，富士康获得了河南省每出口1美元补贴0.1元人民币、郑州市每出口1美元补贴0.4元人民币的奖励。为了帮助富士康招工，河南省为职业介绍机构提供200元/人的补贴，为富士康员工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并提供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100元/人/月的补贴。即使按照招聘人数为10万人计算，河南省就业专项资金就要补贴8亿元人民币。
“富士康是河南省历史上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为了让它来郑州，河南省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给了最为优惠的政策。”
——访谈记录1：郑州市商务局对外开放办负责人（访谈时间：2017年11月）
“给予富士康的优惠政策很多，力度也很大”
——访谈记录2：河南省工信厅政策法规处负责人（访谈时间：2017年12月）
5.1.4 地方政府强力支持
河南省通过高层领导与富士康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富士康项目被称为“省长工程”。郑州市为了加快与富士康对接，成立了由市长担任组长的“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建立郑州富士康项目促进服务工作机制的通知》（郑政办文〔2011〕10号），建立富士康项目促进服务工作机制。从富士康项目签约，到富士康郑州工厂开工投产用时仅仅1个月，被外界称为“郑州速度”。
“富士康是‘省长工程’，做好服务与配合，已经上升到政治高度，成为政治任务，郑州各县市区、委办局都是主管领导在盯着。”
——访谈记录3：郑州航空港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访谈时间：2018年12月）
5.2 郑州特定区域资产：承接富士康的关键
特定区域资产主要指能够满足企业特殊发展需求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具有特殊性和难以复制的特征，仅在少数区域存在，或者在短时间内难以通过政府或市场行为来打造。特定区域资产是影响富士康空间区位选择的关键。
5.2.1 弹性劳动力资源供给是富士康选择郑州的重要因素
苹果公司的产品销售有较大的季节波动，作为其代工企业，富士康流水线用人也存在淡旺季之分。一般而言，每年的8—11月是旺季，流水线的工人数量可达到30万人，而淡季仅需10万人。淡季和旺季之间，存在着近20万人的差异。如何合理地解决这20万人的招聘与解聘，能否保障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是富士康选择承接地的重要考虑。
弹性劳动力的入口：河南籍劳动力回流以及建立在丰富劳动力资源基础上的政府招聘机制。① 深圳富士康的河南籍员工约占20%，富士康在郑州投资建厂后，这部分工人返回郑州的热情高涨。还有原本在外地务工的河南劳动力，在较好的工资待遇吸引下，纷纷入职富士康（访谈记录4~6）。② 富士康32岁以下员工占比达到91.1%。而河南省该年龄段的人口占比为31%，约有2914万人，能够为富士康提供充足劳动力。③ 郑州引进富士康的附加条件之一就是要协助招工。2010年6月河南省政府召开了“富士康科技集团在豫招聘培训员工动员协调会”，成立了“富士康科技集团招聘培训员工协调小组”。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刊发了《富士康在豫招聘答记者问》，省就业促进工作办公室就富士康招聘对象、条件、福利待遇等进行了详细解答②(②本报记者. 富士康在豫招聘答记者问. 河南日报（农村版）, 2010-06-24, 第02版.)。与此同时，河南省政府还下发了《富士康科技集团在豫招工目标任务分解表》，各地市都分配了相应的指标，地市又将指标层层分解至县（区）直至街道办事处进行推进。河南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组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团顶岗实习有关事宜的紧急通知》（教电〔2010〕89号），要求工科类相关专业学生整班整建制参加顶岗实习。
“基本都回来了，河南还有山东的员工，毕竟离家近。深圳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离家近也能安抚他们的情绪。”
——访谈记录4：郑州富士康人力资源部员工（访谈时间：2017年11月）
“当然愿意回来了，虽然总体收入水平比深圳稍微少了一些，但是花销也少，郑州的消费水平明显低于深圳的消费水平，这里离家还近。”
——访谈记录5：郑州富士康流水线员工（访谈时间：2018年11月）
“在哪里干都差不多，但是富士康毕竟知名度大，工资、福利、各种保险都有保障，我今年没去苏州，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的。”
——访谈记录6：郑州富士康流水线员工（访谈时间：2018年11月）
弹性劳动力的出口：加班机制。富士康流水线员工离职的原因很多，但生产淡季没有加班任务导致收入大幅降低是最主要原因。加班对员工收入的影响非常大，生产旺季每月加班50 h以上的员工占比47%，加班时间在40~50 h之间的占比26.5%，并且生产旺季每个月都有生产奖金。如果没有加班收入，富士康员工的收入将会大幅下降（图7）。从富士康员工对于加班的态度看，非常希望加班比例占41%，比较希望加班的占33%，不喜欢加班和讨厌加班的仅有4.3%（图8）。当进入淡季，加班任务减少，收入大幅降低，部分员工会主动离职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有的员工认识到了富士康生产波动的周期性，像“候鸟”一样，在生产旺季到富士康工作，到淡季就选择离开。
图7
图7
加班对富士康员工收入的影响
Fig. 7
The impact of work overtime to the Foxconn employees' income
图8
5.2.2 独特的商业区位和消费市场是富士康商业模式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① 富士康商业模式转型的物流体系支撑。富士康在实施商业模式转型战略进程中，无论是“线上展示+线下交易”，还是“生产线+销售平台”，都需要构建面向全国的便捷物流体系，实现快速产品配送、返厂售后。在此背景下，郑州独特商业区位以及畅通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优势，对于富士康打造快捷稳定可靠的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在“万马奔腾”项目实施过程中，2010年底富士康在大陆仅有两个仓库，河南郑州即是其中之一[48]。② 富士康商业模式转型的巨大市场支撑。河南是中国人口大省，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9322.90亿元，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消费需求正处于加速释放阶段。富士康落户郑州，对于拓展河南及周边地区规模巨大的市场，加快推动富士康商业模式转型具有重要意义。③ 加快实施“万马奔腾”项目的需要。“万马奔腾”项目计划在全国开设10000家网点。富士康落户郑州，对于借助当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加快实施“万马奔腾”项目具有重要意义。富士康项目签约后到2011年4月，仅仅8个月的时间，其已经在郑州、开封、南阳等地开设了28家“万马奔腾”店。
“富士康不仅在郑州建厂，还要在河南实施‘万马奔腾’项目，并注册了河南销售公司。富士康以郑州为中心，在新郑、巩义、中牟等地打造‘万马奔腾’示范店，打算开设2000家中小型IT连锁店。”
——访谈记录7：河南省商务厅对外开放办负责人（访谈时间：2018年11月）
“富士康转移到郑州，政府的政策优惠对于其内销渠道的拓展、商业模式转型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他们正大力推进‘万马奔腾’和‘赛博数码’广场项目。”
——访谈记录8：郑州市商务局招商引资处负责人（访谈时间：2018年11月）
5.2.3 为富士康配套建设的新郑综合保税区对富士康有较大吸引力
富士康的供应商是由苹果公司指定的，这就意味着大部分零配件和原材料都需要进口。2012年苹果公司748家供应商中，有417家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地区），占比达到55.7%。此外，富士康产品绝大部分销往西方市场，对物流和通关效率要求较高，因为电子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间的推延可能带来经营风险以及不确定性。富士康设在综合保税区内是最好的选择，能够显著降低其进出口成本、提升通关效率。富士康落户郑州之前，郑州市保税物流园区（B型）只有仓储、物流功能，无法满足富士康保税加工、服务、贸易的要求，能否设立国家级综合保税区，成为双方合作的关键因素。2010年10月河南成功获批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这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第13个、中部地区唯一的综合保税区，富士康成为第一家入驻的企业。此时，廊坊、武汉、南阳等潜在竞争对手都没有综合保税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的成立对富士康具有较大吸引力。
“河南自身扩大对外开放，也需要综合保税区这样一个平台。当时（2010年）向国家申建综合保税区，目的是为了吸引富士康。”
——访谈记录9：郑州市政府办公厅六处负责人（访谈时间：2018年6月）
“富士康在大陆的工厂基本都是设在保税区内，甚至一些地区为了吸引富士康落户，还会想方设法为其量身定制申请保税区，富士康落户郑州就是这样的情况。”
——访谈记录10：河南省委政研室工业处负责人（访谈时间：2018年6月）
5.3 领先企业苹果公司对于郑州的认同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领先企业基于网络权力对其他企业的投资空间决策产生重要影响[49-50]。富士康的承接区位选择过程中，领先企业苹果公司具有很大的话语权。最为主要的表现是，承接地不仅要满足富士康的战略需求，还要得到苹果公司的同意。正如原富士康商务长李金明所言，首先要和客户谈，在和客户取得共识之后才能一步步搬过去建起来③(③丘慧慧. 富士康商务长李金明独家解密: 代工巨人的迁徙路径图.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8-04-14, 第06版.)。富士康的区位重构，可选择的地方很多，国外的越南、印度、巴西，国内的廊坊、武汉、南阳等都是潜在对象，郑州的胜出与苹果公司的认可分不开。① 由于iPhone手机在全球市场上广受追捧、销售火爆，苹果公司对于代工厂的即时供货和有效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得益于各级政府支持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弹性劳动力机制，郑州可以快速集聚起出货高峰期所需的30万人的劳动力，满足苹果公司的快速市场响应和供给。② 苹果公司对于供应链管理极为精细和严格，iPhone产品的配件都是由苹果公司制定的供应商提供，iPhone成品也需要大量出口供应西方国家市场，这就要求富士康必须选择在拥有综合保税区且航空物流便捷的区域落户，而郑州机场的扩建以及综合保税区的成功申建，对于苹果公司保障iPhone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③ 郑州以及河南省给予富士康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及无法公开的财政补贴，补贴力度相比其他地区是最大的。这些补贴虽然是给富士康的，但是最终还是应用到每一部iPhone手机上。苹果公司凭借网络权力控制，也会将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补贴计算到富士康的利润中，在与富士康的博弈中去压低代工费用，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苹果公司能够以全球12%的智能手机销量攫取90%的利润，与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补贴、税收减免、特殊政策紧密相关④(④Barboza D. How China built "iPhone City" with billions in Perks for Apple's partne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9, 2016.)。
“各地的优惠条件很重要，也都承诺帮助我们招工，但是苹果公司会从它的角度出发，更为整体、更综合的角度看这个事情，有些地方是不会让我们去的。”
——访谈记录11：富士康郑州科技集团负责人（访谈时间：2017年12月）
“库克（苹果公司CEO）2012年就到郑州工厂考察，2014年又来了一次为iPhone 6和6Plus‘督战’，对于郑州的出货量和出货速度、良品率、航空物流等，还是比较满意。”
——访谈记录12：郑州富士康iDPBG事业群负责人（访谈时间：2018年6月）
“苹果公司对于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厂’的利润都是固定的，它对于河南、郑州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和补贴很明确。（富士康）既然拿了这么多补贴，苹果公司也会通过降低代工价格将这些补贴转移。”
——访谈记录13：富士康郑州科技集团负责人（访谈时间：2022年3月）
5.4 富士康在郑州的再耦合
郑州为富士康提供了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工业用地价格、较大的优惠和补贴，但是这些遍在的通用区域资产并不是富士康落户郑州的充分条件，郑州的竞争对手也可以提供。郑州所拥有的弹性劳动力供给、富士康商业模式转型的商业区位和市场、为富士康项目配套建设的综合保税区等特定区域资产，成为吸引富士康落户的关键。郑州引入富士康并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迎合了淘汰落后产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对于苹果公司而言，获得地方政府的补贴，重新建构新的生产加工基地，使其产品能够高效、快速推向市场。在此过程中，苹果公司、郑州市在富士康引进的过程中实现了多赢。伴随着富士康项目快速落地，拥有近百条生产线、每天生产50万部iPhone手机、高峰时拥有30万人就业的“苹果城”在郑州成长起来，承接产业转移的区位机会窗口随之关闭（图9）。
图9
图9
富士康在郑州的再耦合与产业转移区位机会窗口关闭
Fig. 9
The recoupling in Zhengzhou and the closing of windows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① 战略耦合、解耦合、再耦合的发生依赖于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区域资产匹配程度的动态变化。② 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转出地区域资产之间的不匹配导致的解耦合，为产业转移的发生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③ 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不同承接地区域资产之间匹配程度的差异，是其最终选择承接地的核心因素，遍在化的通用区域资产的影响较小、特定区域资产起到关键作用。在承接地形成再耦合，意味着承接产业转移的区位机会窗口关闭。④ 转出地及承接地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战略对战略耦合的状态及区位机会窗口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是理解富士康区位重构的关键。⑤ 作为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富士康的区位重构受到领先企业苹果公司的影响深刻，这也是富士康区位重构与普通企业迁移的最大差异。
6.2 讨论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① 在产业转移的相关研究中，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产业转移是劳动力、土地、基础设施、政府治理、产业配套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但是并未分析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本文将演化经济地理学者强调的通用因素与特定因素，引入到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区位重构的研究中，一方面，通过对于通用区域资产和特定区域资产的识别，为理解转移企业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提出通用区域资产只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必要条件，而特定区域资产是选择承接地的关键；另一方面，顺应了当前国际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流派逐步走向融合的趋势，如围绕GPN与EEG的融合，Yueng[51]和Boschma[52]都强调开展互鉴融合研究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可行的研究议题。② 关于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区位重构的相关研究中，对于要素维度以及政府作用给予了较多的关注[53]，但是对于领先企业发挥的作用研究不足。本文在转出地和承接地两个维度上分别对于领先企业苹果公司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③ 本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既对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区域资产匹配程度的动态演化、产业转移的区位机会窗口打开与关闭进行了分析，又充分考虑了领先企业的影响，解释了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区位重构这一经济地理现象。由于普通的产业转移较少涉及领先企业的作用，所以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于普通产业转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富士康从深圳加速向中西部地区布局和转移，本文只剖析了郑州的案例，增强与其他案例的对比分析，进一步验证和丰富分析框架，应成为后续研究的重点。此外，富士康在郑州实现了再耦合，对于承接地郑州的区域发展产生什么影响，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GVC regional competi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and four Indo-China Peninsula countries
DOI:10.11821/dlyj020200306
[本文引用: 1]
Taking China and four Indo-China Peninsula countries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multi-factor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RIO input-output model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 and global value chain (GVC) analysis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spatial and timing situation of regional GVC competitive. It depicts the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43 economies and 8 main industrial typ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s well as measures the regional evolution trends of industrial transfer-in attraction and global manufacturing competitiveness, and also it analyses the GVC participation and position of different economies and industrial se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VC.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In 2000-2014, China became the economy which undertook the largest scale of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in, and regional resourc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riginated from different economies we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ttracted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in most. (2) From 2000 to 2018, China's attractiveness of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in remained at a high level, 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the four Indo-China Peninsula countries, but the attractiveness of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in of China showed a trend of decline due to the increase of production cost in recent years. (3) In 2005-2015,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middle-level and high-level manufacturing of China had been strengthened continuously all over the world, and Cambodia and Vietnam had respectively enhanced thei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primary manufacturing and low-level manufacturing during the same period. (4) China's overall level of GVC participation was lower than Vietnam in 2005-2015, but its GVC position index was far ahead of the four Indo-China Peninsula countries, which indicated that China's leadership and control force in region GVC was dominant.
全球产业转移与GVC区域竞争: 基于中国与中南半岛四国的分析
DOI:10.11821/dlyj020200306
[本文引用: 1]
以中国和中南半岛四国为对象,以定量评价全球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区域全球价值链（GVC）竞争态势为目标,采用多因子综合评价、IRIO投入-产出分析和RCA、GVC指数分析等方法,刻画了21世纪以来全球43个主要经济体、八大类型产业的全球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特征,同时测算了中国和中南半岛四国的全球产业转移吸引力以及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时空演化格局,并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了中国和中南半岛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指数和GVC地位的区域竞争动态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 2000—2014年,中国成为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规模最大的国家,不同经济体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是吸引全球产业转入最主要的因素。② 2000—2018年间,中国的全球产业转移吸引力水平长期维持在高位水平,整体上优于中南半岛四国。③ 2005—2015年,中国的中高级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层面的竞争优势日益强化,柬埔寨、越南则分别在初级制造业和中低级制造业部门提升了其国际竞争力。④ 中国的整体GVC参与度水平在2005—2015年期间低于越南,但其GVC地位指数却远远领先于中南半岛。
Industrial transfer study in economic geography: Progress and prospect
DOI:10.2307/142333 URL [本文引用: 1]
产业转移的经济地理学研究: 进展与展望
Three schools of enterprise migration and their development
企业迁移的三个流派及其发展
An analysis of postwar industrial migration to Utah and Colorado
DOI:10.2307/142134 URL [本文引用: 1]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explanations on industrial transfer
产业转移的新经济地理学解释
How does labor evolution affect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ransfer or transformation
劳动力演化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发展: 转移还是转型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shift of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in China
The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was the firs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take on the global shift, and is the most spatially dynamic of all industries with the evident relations across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study on China's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can help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hift and the change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in China. In this article, we use the locational Gini coefficient and the local Moran's I to analyze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China's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using the prefecture-level data from 2001 to 2009, and depict the changes of industrial centers to track the relocation path of the industry. We find that the industries with the Gini coefficient larger than 0.95 are those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raw materials, while the industries that are not so dependent on the raw materials tend to be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Overall speaking, the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is highly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although the locational Gini coefficients have decreased a little bit in the past years.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find the declining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the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mong region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regional shift of the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has emerged in China, especially among intra-province prefectures in Shandong,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as well as from these prefectures to some cities in the Central China such as Henan, Anhui and Jiangxi provinces. China's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has shifted from the developed prefecture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eastern China to their neighboring prefectures throughout the years. Meanwhile, industries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end to relocate together in space, but spatial heterogeneity still exists.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区域转移
纺织服装产业是最早实现全球产业转移,也是产业转移特征最为明显的行业之一,对其研究可更真实、清晰地审视中国的产业转移路径和产业空间布局变化。本研究借助区位基尼系数和局部Moran 分析对全国地市层面2001-2009 年的纺织服装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可视化的定量测度,以产业中心的变化来追踪和分析该行业的产业转移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基尼系数大于0.95 的主要是原料依赖性强的细分行业,对原料依赖性相对较低的细分行业在空间分布上则较分散;纺织服装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非常高,但近些年来有微弱的下降趋势;产业分布的空间正相关性也在逐渐下降。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区域转移,主要发生在山东和江浙一带的省内地市间,也呈现出向河南、安徽、江西等中部地区的部分地市转移的态势;互动性强的细分行业具有空间布局临近性,但总体上仍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性。
Can resource advantage become industrial advantage? Impact of the westward shift of coal production 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energy intensive indutries in China
资源优势能否转化为产业优势? 煤炭开发重心西移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
A research on industrial transf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An analysis on model of development zones co-constructed by southern Jiangsu and northern Jiangsu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产业转移研究: 江苏南北共建开发区模式解析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industry transfer in China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locational choices of foreign banks in China
DOI:10.11821/xb200906007
[本文引用: 1]
The gradual approach of reforms and deregulations in China,s banking sector has guided foreign banks in China. Foreign banks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in Shanghai, Beijing, Shenzhen, Guangzhou, Tianjin and Xiamen. They initially chos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the capital city of Beijing, later diffused to Shanghai, Tianjin, Dalian and Guangzhou, and recently to some inland cities. Branches or sub-branches are more likely to agglomerate in Shanghai while representative offices favor both Beijing and Shanghai.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anking opportunities, banking sector size and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financial centers direct the city choices of foreign banks in China. Foreign banks significantly favor cities with fewer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banking activities and tend to be located in cities with mor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sugges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following the customer strategy. The location choices of foreign banks within China are also dependent on the investing banks, countries of origin. Representative offices and branches or sub-branches show some different locational behaviors in China.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al externalities and first-mover advantages would fuel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foreign banks in China.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
Relocation mechanisms of the ceramics industry impac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Foshan city
DOI:10.11821/xb201204004
[本文引用: 1]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firm location. The methods in these empirical studies, however, are mainly quantitative models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and the way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ork in the location decision are debatable.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relocation decision of the ceramic industry in Foshan City against the context of intens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push-pull' model in the firm migration research is used to explore the way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orks on to push firms from the old location and pulling them to the new site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influence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firm location decision cannot be ignored, and the effect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depend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old and new sites. It is an interconnected process when the firms relocate from the old location to the new one that is heavily shaped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old place will not only affect the behaviors of the firms when relocated, but also the arrang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new place. Besides the cost of pollution abatement, a possi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ffect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upon the location decision is the behavior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firms. I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lax, the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 is important for the firm to choose a new place, otherwise the sunk cost will be considered for risk prevention. It is confirmed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olicy for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tries under recent economic decentralization. Nevertheless, in this case study, the 'Pollution Havens' hypothesis is not yet confirmed
环境管制影响下的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机制
DOI:10.11821/xb201204004
[本文引用: 1]
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动的一项因素.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采用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方法,但对环境管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却存在很多争论.本研究以广东佛山市陶瓷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分析方法,采用区位变动中的推拉模型,探讨环境管制在(产业) 迁出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的推动机理,以及在(产业) 迁入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选择的拉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 环境管制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并且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迁出地环境管制将通过企业行为影响迁入地环境管制.② 探讨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变化的影响机制从政府和企业行为互动的角度具有很好的解释,而非仅考虑治污成本的影响.③ 在中国式地方分权的背景下环境管制成为地方政府调控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仍然是一个难题.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in China
DOI:10.11849/zrzyxb.2015.07.011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strengthening pressure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it has become a strategic choice to restructure industries and optimi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the period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However the pollution accompanying with the industri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 Industrial Statistical Yearbooks from 2003 to 2008, using 2-digital and 3-digital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al output and the start-up, this study investigat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with Tobit model and Heckman Model.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under spatial restructuring. They have started to move out from three major economic zones. Shandong and other central provinces have become the new gathering places for the transferred industries. Light pollution industries, i.e. paper, have transferred to the inland provinces. However,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ies, i.e. chemical products, mainly moved to other coastal provinces. In addition,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 that factor endowment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re all the significant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Among factor endowments, technology and labor costs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pollution-intensive firms to choose locations. International marke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or the location choice compared with the nature resource. It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firms. Finally, the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also significantly depend on the natures of industries and fir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would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s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研究
DOI:10.11849/zrzyxb.2015.07.011
[本文引用: 1]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加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产业空间格局重置过程中,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论文利用2003—2008 年工业企业普查数据,采用Tobit 模型和Heckman 两阶段模型,探讨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的特征。论文发现,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进行空间结构调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污染密集产业不断转出,山东及中部地区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新的集聚地;造纸等较为轻型产业主要向中部内陆等地区转移,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更主要在沿海地带重新分布。另外,要素禀赋、环境规制以及全球化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影响显著。其中,技术以及劳动力成本是污染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全球化的影响,国际市场潜力对污染企业区位影响更为重要;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的成立具有倒U型关系;最后,企业的异质性对于污染企业地理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启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适当的政策引导以最小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The Eclectic Paradigm in the Global Economy
Shifts in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studies in an era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DOI:10.18306/dlkxjz.2018.07.001
[本文引用: 1]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characterized by the tripl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enabled it to emerge rapidly as a global supplier particularly of the low-end,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resulting in enormous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the economic landscape. However, since the early 2000s, the "race to the bottom" that typified the "China price" and the model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en challenged by various factors, which triggered another round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produced new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al and industrial dynamic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y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wo strands of literature. One strand examines China's "old" economic geographies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while the other strand builds on recent insights in economic geography on industrial clustering, global and reg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upgrading, relocation, and national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evolution,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role of state ac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s, the rise of China’s domestic market, the role of local agents, and other factors that have been often overlooked in traditional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literature.
制造业重构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地理研究转向
DOI:10.18306/dlkxjz.2018.07.001
[本文引用: 1]
改革开放诱发了以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为特征的首轮制造业重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快速发展,尤其在中国沿海地区形成大量外向型产业集聚,并由此构成“旧”经济地理格局。进入21世纪,“旧”经济地理格局的弊端凸显,加上外部变化的冲击,催动了以“向上走”、“向西走”和“走出去”为主的第二轮产业重构,全球化、区域化和地方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新”经济地理格局。制造业地理格局的剧变使得中国经济地理相关研究亦发生巨大转向,重心逐渐从关注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过渡到产业升级、转移和去地方化等要点。中国相关研究不仅验证西方经典理论,同时对改进西方理论亦有重大贡献,尤其在对制度政策、国内市场、中国企业的能动性在产业重构中的作用等方面极大弥补了经典经济地理学的缺陷。本文最后还就经典理论的整合和研究方法的普适性对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
Global-local tensions: Firms and states in the global space-economy
DOI:10.2307/143650 URL [本文引用: 1]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Mapping recent conceptual developments
DOI:10.1093/jeg/lbz018
[本文引用: 1]
In this framing paper for the special issue, we map significant research o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adjacent fields. In line with the core aim of the special issue to push for new conceptual advances,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entral elements of GPN theory to showcase recent rethinking related to the delimiting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underlying political-economic drivers, actor-specific strategies and regional/national development outcomes. We suggest that the analytical purchase of this recent work is greater in research that has continued to keep a tight focus on the causal links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uneven development. Concomitantly, considerable effort in the literature has gone into expanding the remit of GPN research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and we thus engage with five domains or 'constituent outsides' that relate to the state, finance, labou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e believe such cross-domain fertilisation can help realize GPN 2.0's potential for explaining uneven development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economy.
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DOI:10.1111/ecge.2015.91.issue-1 URL [本文引用: 2]
'Glob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perspective
DOI:10.1111/tran.2004.29.issue-4 URL [本文引用: 1]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mpetitive dynam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DOI:10.1080/00343400902777059 URL [本文引用: 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local institution buil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technology industry in Suzhou, China
DOI:10.1068/a3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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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discuss how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teract with local institutions to shape the ways in which economic development occurs within a region; the region concerned being the Suzhou municipality in China. We argu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uzhou's information-technology industry has largely resulted from (1)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1990s, in which Taiwanese firm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2) the local states' active role in transforming local institutions to fit the needs of foreign firms; and (3) Taiwanese investors' engagement in mediating and transplanting related institutions into the locality to meet the demand of global logistics for speed and flexibility. All these have resulted in Suzhou municipality's rapid growth in the information-technology industry and its embeddedness in the fusion of the global and local contexts. However, we will also demonstrate that the power asymmetry of global players and local states in this area has resulted in the cre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hat are institutionally embedded but technologically delinked from the localities.
Spatial clustering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tran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 A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information-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greater Suzhou area, China
DOI:10.1068/a38156
URL
[本文引用: 1]
Transborder investment by Taiwanese information-technology (IT) companies has driven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industrial space in the Greater Suzhou Area (GSA) of China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In this paper we aim to explor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expa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We found that foreign brand-name companies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propelling this wave of investment in the GSA by Taiwanese IT companies. At the same time, their business strategies have influenced the mechanisms governing these Taiwanese companies' supply chains and have forged the dynamic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We argue that the transborder extension of the production networks is interwoven with the exercise of power between enterprise organizat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terdependence among firms in clos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asymmetrical power relations embodied i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 point emphasized by economic geographers as the main reason for transborder production shifts that result in the formation of new industrial spa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ever, if these production networks can respond collectively to such a strict environment through instituting suitable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then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will be enhanced, while also benefiting the host region's development through localization.
Theoretical thread and problems of strategic coupling
DOI:10.11821/dlyj201807013
[本文引用: 4]
This paper critically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thread, contribu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studies of strategic coupling. By examining the conceptualization,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is concept, it finds that the spatiality of strategic coupling is ambiguous. The three-fold typology and mechanism is based on empirical observation, while lacking of theoretical reasoning based on spatial variables. By learning from the studie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global value chai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trategic coupling studies shall be advanced by absorbing spatial variables from traditional studi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rather than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s an attempt,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spatial variables, locational advantage (LA) and spatial stickiness (SS), for explaining the formation, variety and impacts of strategic coupling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latecomer regions. Leveraging the low-high weight of the proposed new variables, there are three potential types of strategic coupling. When LA and SS are both low, captive coupling tends to happen in which later-comer firms and regions play as a follower of global leading firms. When LA and SS are both high, absorptive coupling become possible in which late-comer actors have high bargaining power to negotiate for ideal partnership with global leading firms. When LA is high while SS is low, cooperative coupling may happen in which both counterparts exchange resources under a relatively balanced power relationship. In contrast, when LA is low while SS is high, strategic coupling will not happe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by fixing the problem of spatial ambiguity of strategic coupling. The proposed new variables are derived from traditional studi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so that the strategic coupling can draw upon many classical theories and studies. This effort reminds the disciplinary position of strategic coupling for being an economic geographical study. This renewed framework has salient implication for latecomer economies. On the one hand, by analyzing the spatial stickiness of an industry, we can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industrial relocation or upgrading within a region and then strategize relevant policies to slow or facilitate the process. On the other hand, for fostering regional assets, a region shall focus on immobile resources such as domestic market environment, regionalized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local talents, rather than using replicable policies such as fiscal incentives.
战略耦合的研究脉络与问题
DOI:10.11821/dlyj201807013
[本文引用: 4]
在回顾经济地理学中较为前沿的战略耦合概念的起源、发展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战略耦合研究的优点与问题展开评述,认为当前研究在战略耦合模式的探讨中,主要基于经验总结而缺乏对影响变量,特别是空间变量的阐述,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为理解该问题的根源,追溯了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两个学派的争论和最新进展。在认可全球价值链理论解释力的同时,认为当前全球生产网络2.0版本的研究框架仍然没有解决模糊性的问题,而且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主要侧重于主导企业视角来构建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忽略了后发地区和企业的主动性。因此,借鉴传统经济地理学研究,充分考虑主导企业和后发地区的行为逻辑,提出经济活动的空间粘性和区域的区位优势这两个变量,重构了战略耦合的分析框架,并进行理论阐述。该项理论构建有助于更好地厘清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判读发展机遇,确立产业发展与升级战略。
Strategic coupling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distribution of Taiwanese personal computer investment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
DOI:10.1080/00343400802508836 URL [本文引用: 1]
Restructuring the 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 of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China: Relocation of personal computer firms from Pearl river delta to Yangtze River Delta
DOI:10.11821/xb201110005
[本文引用: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coupling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and patterns of the redistribution of Taiwanese personal computer (PC) investment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2000s. Through in-depth firm-level interview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5 and 2007, as well as case studi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redistribution of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China is resulted from divergent strategic coupling between respective Taiwanese firms in the PRD and YRD and corresponding global lead firm counterparts in the GPNs fostered by different local institutional initiatives. The study further elucidates that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has turned increasingly to trans-local dynamics, which has fundamental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tudi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local development.
台资跨境生产网络的空间重组: 电脑企业从珠三角到长三角的转移
Capturing gains by relocati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rise of Chongqing's notebook computer industry, 2008-2014
DOI:10.1080/15387216.2017.1326312 URL [本文引用: 1]
Spatial governance and local respons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rise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 in Chongqing
政府空间治理与地方产业发展响应: 以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The rise of strategic partner firms and reconfiguration of personal computer production networks in China: Insights from the emerging laptop cluster in Chongqing
DOI:10.1016/j.geoforum.2017.05.010 URL [本文引用: 1]
From strategic coupling to recoupling and decoupling: Restructuri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g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DOI:10.1080/09654313.2013.733852 URL [本文引用: 1]
From GPN1.0 to 2.0: Review and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从GPN1.0到2.0: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研究进展与评述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 dynamic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coupl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Beyond strategic coupling: Reassessing the firm-region nexus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DOI:10.1093/jeg/lbr009 URL [本文引用: 1]
Strategic decoupling, recoupling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dia'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OI:10.1093/jeg/lbt022 URL [本文引用: 1]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w emerging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区域新兴产业形成机理: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industry location
New technology and windows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DOI:10.1007/s001910050089 URL [本文引用: 1]
Foxconn model has come to an end
富士康模式走到尽头
Challenges export processing industry facing and countermeasures: Taking Foxcon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as an example
出口加工制造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以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为例
Foxconn: Internal mi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富士康: 内迁与转型
Foxconn leaves Shenzhen to accelerate the internal migration of coastal OEM enterprises
富士康出走深圳加速沿海代工企业内迁潮
Foxconn's way out
富士康出路何在
The punishment effects made by capital markets during CSR events: Evidence from the successive employee suicide event of Foxconn Ltd
资本市场对公司社会责任事件的惩戒效应: 基于富士康公司员工自杀事件的研究
Rethink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media based on Foxconn's jumping events
从富士康跳楼事件看媒体的社会责任
Foxconn: From "ten thousand horses gallop forward" to "ten thousand horses all muted"
富士康从“万马奔腾”到“万马齐喑”
Chains and networks, territories and scales: Towards a relational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the global economy
DOI:10.1111/glob.2001.1.issue-2 URL [本文引用: 1]
Clusters, power and place: Inequality and local growth in time-space
DOI:10.1111/j.0435-3684.2002.00116.x URL [本文引用: 1]
Regional worlds: From related variety in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to strategic coupl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lobal value chains from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perspective: A research agenda
DOI:10.1080/23792949.2022.2040371 URL [本文引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