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胡焕庸是著名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中国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他虽然以提出著名的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而为世人所熟知和铭记,但其在地缘战略领域的学术智慧及学术贡献更加光彩照人。本文首次系统梳理胡焕庸鲜为人知的地缘战略研究成果及学术思想,发掘其在当今复杂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的时代价值。胡焕庸著述甚丰,在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多个领域皆有不俗建树。他一生发表论著320余篇（部）,其中著作83部、论文239篇、译文18篇、译著2部,涉及中国区域地理、世界国别和区域地理、人口地理、政治地理、国防地理、自然地理和学科发展以及地理教育等主题。胡焕庸的学术研究始于国际政治问题研究,早在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三年级就读时,就在《史地学报》发表了首篇学术著作“欧战大事记”[1]。到1949年,胡焕庸在地缘战略领域发表的论著超过60篇（部）,包括国际政治相关论文著作40余篇（部）、国防地理相关论文著作20余篇（部）,直到今天这些著作仍然熠熠生辉。
20世纪上半叶是国际格局转换的重要时期,东亚太平洋地区风云激荡,中华民族飘摇不定。为明晰当时中国所处国际环境,胡焕庸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以历史使命为驱动,身体力行探索中国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地缘战略。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却总是沿着相似的轮辙前进。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转换与国家力量的彼消此长必然带来国际秩序重塑期的失序、失范和长时期的不确定性[2]。这与百年前由英美等列强所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激荡转换又何其相似。以古为鉴,可知兴衰。时代的进步离不开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梳理和挖掘胡焕庸的地缘战略思想,对于当今正处于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中心的中国来说,仍有巨大参考价值。
2 胡焕庸的地缘战略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
出于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胡焕庸在大学求学时期就将目光投向世界,在事关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众多领域发表真知灼见,先后翻译或撰写近百篇（部）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或有地缘战略含义的文章和著作,是中国地缘战略研究的先驱。他还高度重视边疆安全与建设的研究,呼吁地理学与国防教育结合。这些成果对于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露,并突破时代的局限而历久弥新香,深刻影响后世。
2.1 系统论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并首次命名南沙群岛
南海诸岛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尤为重要。18—19世纪,西方列强将东南亚地区瓜分殆尽,南海诸岛成为最后的蚕食对象,尤其是法国和日本等对中国西沙和南沙群岛觊觎已久,多次阴谋控制岛礁或掠取利益[3]。1907年始,日本开始插足南沙群岛,除意图侵占领土外,还加紧了对南海诸岛的资源掠夺,先后在永兴岛、太平岛等地开采磷矿资源,获利颇丰。直至中华民国政府与之交涉,且太平岛磷矿资源开采殆尽,日本才相继撤出诸岛[3]。日本人撤出后,法国人意识到南海诸岛作为海上交通枢纽的重要性,在阴谋侵占西沙群岛的同时,也未放弃对中国南沙群岛的觊觎。1930年4月12日,法军组织“马里休士（Malicieuse）”号军舰秘密侵占南海斯柏拉岛（今南威岛）,后于1933年4月7—12日陆续侵占伊都阿巴岛（今太平岛）、安波岛（今安波沙洲）和东北岛（今北子岛）等八岛。1933年7月25日,法国在其公报中正式发布占领南海九岛,此即为震惊中外的法国占领南海“九小岛事件”[4]。但对于该事件,中华民国政府始终未有实质性反制举措[4]。
时任中央大学教授和地理系系主任的胡焕庸看到中华民国政府对此问题的一再迁延,又恐日本或法国人故技重施继续蚕食其他岛礁,深切忧虑国家领土安危。1934年4月,他先以“法人谋夺西沙群岛”[5]为题,翻译了法国船长石克斯（Olivier A. Saix）要求法国政府侵占西沙群岛并将其合并至越南联邦①(①19世纪下半叶,法国开始逐步蚕食越南。自1895年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与法国签署《中法新约》（又称《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丧失了对越南的宗主国权力,越南实则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荒谬言论,借此唤起国人注意,引起政府重视。随后,他于同年5月撰写发表“法日觊觎南海诸岛”[6]一文,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并首次命名南沙群岛。
胡焕庸在该文全面介绍了法占九岛的地理区位、面积和物产等,并论证了法占九岛属于中国的历史依据：“当一八六七年,英国测量舰‘来福兵号（Rifleman）’首先来此测量时,即谓各岛俱有海南渔民之足迹,以捕取海参介贝为活,颇多常年留居于此,而由海南居民,每岁遣小舟来此,供给食粮,易取参贝,此在英国出版之南海航海指南（China Sea Pilot）及美国出版之亚洲航海指南（Asiatic Pilot）,均有相同记载,可为我国早经领有并已开发诸岛之铁证。……当一九三三年四月,法人二度前去之时,九岛之中,惟有华人居住,华人以外别无其他国人。当时西南岛上,计有居民七人,中有孩童二人,帝都岛上,计有居民五人,斯柏拉岛上计有居民四人,较一九三〇年且增一人,罗湾岛上有华人所留之神座茅屋水井等,伊都阿巴岛则虽不见人迹,而发见一中国字牌,大意谓运粮至此,觅不见人,因留藏于铁皮之下,法人按图索骥,竟觅得之。其他各岛,虽无人烟,亦到处可见渔人暂住之遗迹。由此足见自一八六七年以迄于今我国渔人固未尝一日离弃此诸岛也”[6]。不仅如此,胡焕庸还论证了九岛东南至菲律宾巴拉望岛沿岸间岛礁归属中国的历史依据：“九岛以东,尚有无数小岛与浅礁,其尤大者,如西约克岛（West York）长达二公里阔约一公里,岛上有椰子及其他植物,海南渔民亦常来此,建有神庙一,坟三,其为我国领土,亦无疑羲……诸岛地位,均在菲列宾（今菲律宾）国界以外”[6]。
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尚未对南海诸岛进行正式命名,对于法占九岛及其东南岛礁一直沿用外名“危险地带”。胡焕庸认识到这一不利情势,创造性地将这些岛礁命名为“南沙群岛”：“此等‘危险地带’之群岛,虽为我国人所居住往来与经营,然迄今尚无综合之名称,鄙意拟用‘南沙群岛’之名以名此群岛,不然,统称曰‘南海诸岛’,其名殊混也”,并在文末附上其绘制的中国第一张注有“南沙群岛”的“南海诸岛图”[6]。中华民国政府在1935年1月出版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1期首次刊登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7],较为全面地命名南海诸岛,并将之分为东沙岛（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实为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直到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派军队陆续收回南海诸岛,对各岛进行了勘测,并将团沙群岛更名为胡焕庸所命名的“南沙群岛”,将之前标记的南沙群岛更改为“中沙群岛”并沿用至今。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胡焕庸提及的南海九岛,除太平岛被中国台湾控制外,其余仍为越南和菲律宾控制[8]。
2.2 全面分析中国发展的地缘安全形势,预判日本侵华企图及美日冲突的必然性
1932年胡焕庸在“东北问题的国际形势”[11]一文中,深刻分析了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组织性质、产生历程和既有“成绩”,在这一基础上全面论证了主要列强对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态度。胡焕庸对国联的实际权利大小有着清楚的认知：“国联集世界各国组织而成,虽是永久的机关,但权利至微,不比一个国家的裁判官司法官,能用强制的手腕,去彻底的排难解纷！它的意志,是似各国的意志为意志,它的本身,是丝毫没有实力的”[11]。由于国联主要由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列强主导（美国最先提出建立国联但自身并未加入）,因此成立之初便充满了帝国主义色彩。胡焕庸认识到国联的脆弱性：“国联行动,多听列强——日法英意比……——的主持,故国联意志,就是根据列强的意志,所以我们要明白此次国联对东北问题的态度怎样?只要把列强的态度分析一下,就了如指掌了”。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胡焕庸深知真正能救东北、救中国的,还是中国自己：“弱国无外交,……我们要恢复东北,发展东北,解决东北一切问题,只有自己国民觉悟”[11]。
1934年,胡焕庸发表“就政治地理立场研讨中国外交关系”[12]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整体地缘安全形势与风险。他根据地理邻近特征分晰了中国与周边日本、俄国、英国（时为缅甸宗主国）和法国（时为越南宗主国）等国的接壤情况,又根据交通网络关系将周边国家的铁路与中国边疆的关系划分为“包围式”和“深入式”,进而结合国界标志发现中国边疆各地均系“紧张国界”,尤其是东北边境。胡焕庸还从贸易、投资的规模与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与美、日、英、俄、德国等的经济关系,认为日本在贸易上对华依赖最甚,英国和日本在投资上对华联系最为密切。基于上述研究,他从接壤与否、曾否占我领土、边疆形势、母邦距我远近、商业关系和投资关系6个方面,揭示出中国与六国之间的地缘关系。“由此足见六国之中,惟日本与我关系最深,利害冲突因亦最甚,其次为英俄,再次为美法与德”,并且认为“日本壤土偏小,人口稠密,国内食料原料,俱感不足,所需于国外之开拓与经营者,至殷且急,而其唯一之对象,即为我国”[12]。这一结论不失为日后日本全面侵华之精准预言。不仅如此,胡焕庸还准确预见了美国与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惟美国者,峙立于太平洋之彼岸,地大物博,国富兵强,居世界经济之领袖,执全球军备之霸权,卧榻之侧,岂容酣睡,两雄相遇,必有一伤,异日予日本野心军阀以重创者,舍美国又将奚属”[12],体现了胡焕庸对国际局势全面的洞察力和前瞻的预见性。
也正是基于对世界地理和国际局势了然于胸,早在1945年,当中国尚处于水深火热、积贫积弱的年代,胡焕庸就预言中国日后必屹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心：“第一,二十世纪之世界要成富强之大国,需具有工商农矿之全能经济国家,而且有此种优越条件者,美国除外,仅有苏联与中国。第二,我国生产一向落后,美苏各国工业地步,生产力强,我国需于最短期内与之并驾齐驱实属不易。第三,美苏建国之时间,亦不甚长,由此前例,自可鼓励,而我国天赋极厚,迎头赶上,努力超越,自此在战后世界舞台中,占一极重之位置”[13]。今天的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无疑印证了胡焕庸的精准预测和深切期盼。
2.3 高度重视边疆治理与国防建设,多次强烈呼吁收回琉球群岛
清末以来,西方列强逐步渗入中国边疆,尤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西南、西北亦为列强环伺,中国的边疆形势岌岌可危。而当时国人承继历史认知,边疆观念淡薄,与西方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所构建的“国家主权”概念大相径庭。胡焕庸为普及“国界”之于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性,于1936年在《地理教育》上刊文“国界与国防”[14]。文中,胡焕庸厘清了立国三要素,即土地、人民和主权,指出国家的确立这三要素缺一不可,阐明了国界确立之于这三要素的重要性：“国界者,所以确定一国之疆域人民并示其行政主权之范围者也;凡属独立自主之国家,必须有明白确定之国界,界内以我主之,界以外人主之,彼此信守,各不相犯,如此则国际之间,方得维持其和平”[14]。基于国界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胡焕庸进一步分析了中国陆域、海域和空域边界被西方列强肆意践踏的国防安全威胁,强调国家实力是维护安全的坚强后盾。此外,胡焕庸围绕新疆、西藏在国防上的地位等边疆安全议题发表多篇文章,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边疆治理与边疆建设之于国防安全的重要地位及实施路径,为推动边疆治理和维护国防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胡焕庸不仅重视陆疆治理,还深刻认识到海疆对于中国这个海陆复合型国家的重要意义。抗日战争胜利后,围绕琉球群岛的处置问题,胡焕庸陈述利弊,极力主张收回琉球群岛主权。1947年,他先后在《社会公论》第2卷第1期刊文“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15],在《问世》第3期和第7期分别载文“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16]和“从对日和约谈判日本前途”[17],反复阐明琉球群岛自古以来即为中国固有之领土及其对于中国国防的重大意义。如在“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一文中,胡焕庸写到：“隋唐以来,琉球即为我国领土,明清两代,世受册封,史籍斑斑可考。又以地理上立论,我国不欲兴海军出太平洋则已,否则,琉球群岛实为我国东边海疆之外篱,琉球群岛如受他国控制,我国永无出太平洋之机会”[15]。在“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一文中,他再次强调：“琉球不仅在历史上为我领土,而且在地理上亦与我不能分割,我国如不欲出太平洋则已,否则琉球一如我国之外篱,乃出入必经之道;美国既无理由必须加以占领,日本更无理由,仍欲保有其地;小笠原群岛距我较远,我可不必坚持,美既托治日代管诸岛,则亦无理由拒绝我国收复琉球群岛;再退一步言,若琉球果仍还日本,则若干年后,台湾必有再度被侵之虞”[16]。在“从对日和约谈判日本前途”一文中,他极力主张收回琉球群岛：“琉球自唐代以来,向属我国……且其地位不蒂为我国藩篱……因此种种,我国务必力争,使其归还我国”[17]。在“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一文中,胡焕庸还提出了处理琉球群岛的多个方案：“甲、归还我国如台湾,我国不能因琉球较台湾早失20年（1875年被日本占领）而不收回。乙、琉球军事价值较大,经济价值较小,由我暂为托治,乃退一步之办法。丙、群岛由我托治而大琉球暂准美国驻军,保障太平洋之安全。丁、坚决反对归还日本,如琉球归还日本,则将来台湾不保矣”[15]。1947年9月,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曾召开3次对日和约审议会,邀请众多党政军人士参与讨论对日和约问题,胡焕庸是受邀参会人士之一。据记载,此次会议针对琉球问题的发言中,仅有胡焕庸一人主张收回琉球群岛[18]。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外宣托管,内行收复”的政策指导及后期国际形势变化,中国最终错失收回琉球群岛良机[19]。
2.4 倡导强化地理教学,呼吁地理学与国防教育结合
在“国难与地理教育”[20]一文中,胡焕庸意识到由于国人地理知识的欠缺,对于东北地区沦陷而国人竟不知其对于国家经济之影响,这与外敌形成鲜明对比：“敌人之于我国领土则异是,每年派出调查考察之人奚止千数,上自学者专家,下至走卒贩夫,接踵而出,络绎于道,因此对于我国领土之各种著述,既已汗牛而充栋”[20]。正是由于列强对中国地理情况极为熟悉,为其侵略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列强之谋我也,莫不以地理学家为其开道先锋,平时探险考察无微不至,及各地情势既明,则何处富饶,何地形胜,了然胸中,于是一举而占领之,随时乃不劳再有抉择”[20]。在“国防教育与中小学地理课程”[21]中,他还分析了国人地理知识匮乏形成的原因,一是受重理轻文之影响,学生更多精力花费在了“国语算学”（小学生）和“英文算学”（中学生）科目中,而对史地等其他科目难有余力;二是各学校普遍较为缺乏地理科目专业教师,而是多以其他科目教师兼任地理教师,加剧了中小学地理学科教育的薄弱。因此,他特别强调：“今试就学校中实施国防教育之各科目言之,则地理一科实为可称为最重要之中心,因为各种关系国防之研究问题,实多数寄托于地理学科之内：例如国际形势之探讨;本国疆域之叙述;边地争执之形势;经济侵略之焦点;乃至一国物产之分布;交通之干道;要塞之设施;地形与战略等等,无不包括于地理教材之中。吾人如不欲充实学生之国防知识则已,否则非借助于地理学科不为功。中小学任何学科,其对于国防教育之重要,无有超过于地理者”[21]。并提出了“加增讲授钟点”“慎选专业教师”“改造教本性质”和“重视国防教材”4点改进中小学地理学课程的建议[21]。尤其是对于“重视国防教材”,胡焕庸强调,地理教学应重视对时政的讲授分析：“地理内容,既与国防极有关系,当今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吾人讲授地理……对于政治社会随时发生之地理问题,尤须详加剖析,务使学生彻底了解,俾便应付事变”[21]。这些建议不仅在当时大有裨益,对当代地理教育亦有启发。
在“国难与地理教育”中,胡焕庸还再次预言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最近自日人占领东北以来,复有进而谋我黃河流域之势,于是出发考察之人又复络绎于道,冀、鲁、晋、豫各省虽至穷乡僻壤,亦莫不见有日人足迹,似此长途跋涉,不辞劳瘁,其目的盖无非为异日进行侵占之准备”[20]。果不其然,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胡焕庸对国防安全之深刻认识由此可见一斑。除此之外,胡焕庸还于1941年《中国青年》第4卷第3期发表“国防建设与经济地理”[22],同年10月10号于《中央日报》刊文“地理学与国防”②(②胡焕庸. 地理学与国防. 中央日报. [1941-10-10] (2021-11-20).
3 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学理基础
大国需要大方略,只有充满思想的战略才是隽永的。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为时代背景所塑造,以学理基础为支撑,由爱国情怀所推动。20世纪国际地缘政治格局风云变幻,一方面,美国和日本作为两个新近崛起的国家,在东亚存在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取代了原来由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和随后的列强并列体系,而成为当时驱动东亚地缘政治建构的核心矛盾。另一方面,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逐步连接为一个整体,国家发展已与世界前途紧密相连,世界地理因而成为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的基本因素。胡焕庸身处这一国际政治格局的转换与重构的激烈动荡时期,怀揣学术报国之殷切希望,从自己专业背景出发,洞察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探寻救国存亡之路。
3.1 国际政治风云激荡是其地缘战略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任何人都是历史的产物,胡焕庸从事地缘战略研究,是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以历史使命为驱动。胡焕庸的一生本就是一部地缘政治演化史,他生于20世纪初国际动荡的大时代,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国际格局的变迁,并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些历史大事件又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命运。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英、美、法、意、日等在法国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即“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作为27个战胜国之一,列强竟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胡焕庸当时是常州中学应届毕业生,同全校师生一起响应了学校罢课,动员全市罢工、罢市运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及“五四运动”的经历在青年胡焕庸心中播下了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种子,对其此后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深远影响。将个人道路与国家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成为胡焕庸的人生信条。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剧烈动荡与国家前途未卜之际,胡焕庸以接近10∶1的报录比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23]。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期间,胡焕庸即开始涉足国际问题研究,于1921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文章“欧战大事记”,详尽记述了自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萨拉热窝事件）至1920年1月20号巴黎和会闭幕之间的世界大事,成为其学术研究的开端[1]。随后,胡焕庸又相继翻译或参与翻译《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1923年）[24]和《战后新世界》（1923年）[25]等多部国际政治地理著作。其中,《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为英国著名地理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所著《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今译《地理与世界霸权》）,是一部地缘政治学的经典著作,近年来已被5家国内出版社翻译出版。《战后新世界》为美国著名地理学家鲍曼（Isaiah Bowman）所著《The New World-Problems in Political Geography》。1917年美国与德国宣战,鲍曼被美国外交部聘为地理顾问。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鲍曼随美国总统威尔逊参加巴黎和会,并担任和会疆界划分委员会主任。该书主要翻译者张其昀③(③张其昀（1901—1985年）,字晓峰,中国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开拓者和创建人之一。)曾对鲍曼及其著作评价称：“当时,合会中五大国代表,对于德奥匈诸国之领土,宛如‘陈平分肉’。美国方面的宰割者,虽为威尔逊总统,而运筹帷幄者,实为鲍曼。鲍曼回国后,以其经历所得,写成《新世界》一书。全世界政治地理学上之重大问题,莫不包举于此书之中,实为学术界伟大之成就”[25]。胡焕庸翻译或参与翻译的这些著作,不仅使国人眼界洞开,对其本人的学术道路也产生重要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领土一步步被列强蚕食;至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国土几乎完全沦为战场;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与世界的情势更加波谲云诡。这期间,胡焕庸发表了“东北问题的国际形势”（1932年）[11]、“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1934年）[6]和“太平洋形势展望”（1940年）[26]等20余篇文章,全面深入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险恶外部环境及全球的地缘安全形势。1945年二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已由二战之前的多极化格局转变为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格局,胡焕庸相继发表“论新共产国际”（1947年）[27]、“美国的经济难题与政治危机”（1947年）[28]和“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1947年）[15]等10余篇文章。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美苏重塑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研究,二是中国及周边地缘安全形势构建研究。胡焕庸预判美国和苏联存在经济和政治制度模式差异,在未来必将产生对抗;同时极力主张中国政府收回琉球群岛,以构建中国东边海疆防线。
3.2 扎实的世界地理研究是其地缘战略思想形成的基础
地缘战略是从地理要素出发对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进行政策设计,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源于其扎实的世界地理研究和深刻的世界地理认知。他始终从地理专业背景出发,阐释国际政治发生的地理基础及其作用机制。1926年胡焕庸从东南大学毕业后,前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师从法国区域学派大家白吕纳（J. Brunhes）和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教授,这对他后来开展世界国别和区域地理研究有重要影响。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出版了一系列国别地志,包括《法国地志》[29]《俄国地志》[30]《英国地志》[31]《德国地志》[32]和《南欧地志》[33]等。胡焕庸在卷首语中写道：“昔余欧游归来,即常有志联合同道,编辑丛书,将各种地理基本知识,分科撰述,系统介绍,不意荏苒经年,竟无成就,言念及此,曷胜惶愧。今者为谋实现初衷,并能切实进行起见,拟就个人之力,先编一略为详备之世界地理志;然犹恐课务羁身,作辍不常,因采分册出版之法,大国一国为一册,小国合数国为一册,分区编篡,陆续出版,拟以三年之期,完成全编。”寥寥数言,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普及国人世界地理知识的强烈使命感,终以一人之力,编撰成册,成为中国第一套世界国别和区域地志。
胡焕庸还编著出版多部中学世界地理教材,如1939—1940年出版的高中地理教材《钟山外国地理》[34,35],在当时曾风行全国。抗战后期,胡焕庸又先后编写《日本地志》[36]和《台湾和琉球》[37]等国别和区域地理著作,以应战后国家之需。胡焕庸的著作不拘泥于格式和篇幅,精辟概括了诸国地理国情特征,充分体现其立足国家、科普国人、发展学科与启迪教育之初心。在世界部门地理研究方面,胡焕庸于抗战期间在重庆青年书店出版的《世界经济地理》首次从农业基础、农林作物、矿产资源、交通运输、商品贸易等世界核心经济要素,刻画了当时世界整体经济地理格局,并对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苏联之经济概况和对外贸易作了细致分析[38]。1941年胡焕庸在为抗战军官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出版《世界地理》著作,从“谈天”（天体）到“说地”（海陆结构、岩石）,从“论气”（气象）到“衣食住行”（经济活动）,以宏大之视野和接地之文笔,全面系统地刻画了世界地理格局[39]。1943年美国在太平洋战场重创日本、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取得重大胜利,胡焕庸及时编著出版《美国经济地理》[40],以增强国人对美国的了解。
1953年胡焕庸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为本科生讲授世界各洲自然地理课程,并担任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生班班主任,招收世界地理方向的研究生。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相继出版《苏联自然地理概论》[41]《德国地理》[42]和《各洲自然地理》[43]等世界地理著作;并以“荷夫”为笔名,翻译出版了极富地缘战略意义的《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44]。1964年华东师大成立西欧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胡焕庸带领研究室全体教师向中央外事部门提交了《法国地理图志》[45]等多项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已80高龄的胡焕庸厚积薄发,相继出版《法国经济地理》[46]《世界海陆演化》[47]《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48]《欧洲自然地理》[49]《世界人口地理》[50]等诸多世界地理研究著作,为中国的世界地理学科发展增添了光芒。
胡焕庸先后出版世界地理著作20多部（表1）,是迄今编著世界地理著作最多的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开展世界与区域地理研究时,坚守人地关系这一地理学核心内容,在描述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现象时,总会先以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切入,进而延拓至经济活动等内容,两者互为补充和依托,并不简单以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二分论视之,因而能够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各国之自然资源、人口、民族、经济等基本情况,这也正是其地缘战略思想形成的学理基础。
表1 胡焕庸出版的部分世界与国别地理著作
Tab. 1
| 序号 | 作者 | 出版时间 | 书名 | 出版社 |
|---|---|---|---|---|
| 1 | 胡焕庸 | 1934年 | 法国地志 | 南京钟山书局 |
| 2 | 胡焕庸 | 1934年 | 俄国地志 | 南京钟山书局 |
| 3 | 胡焕庸 | 1934年 | 德国地志 | 南京钟山书局 |
| 4 | 胡焕庸 | 1935年 | 英国地志 | 南京钟山书局 |
| 5 | 胡焕庸 | 1935年 | 南欧地志 | 南京钟山书局 |
| 6 | 胡焕庸 | 1939年 | 世界经济地理 | 重庆青年书店 |
| 7 | 胡焕庸 | 1941年 | 世界地理 | 正中书局 |
| 8 | 胡焕庸 | 1943年 | 美国经济地理 | 正中书局 |
| 9 | 胡焕庸 | 1945年 | 朝鲜地理 | 京华印书馆 |
| 10 | 胡焕庸 | 1945年 | 法国地理 | 京华印书馆 |
| 11 | 胡焕庸 | 1945年 | 美国地理 | 京华印书馆 |
| 12 | 胡焕庸 | 1945年 | 南欧地理 | 京华印书馆 |
| 13 | 胡焕庸 | 1945年 | 日本地志 | 京华印书馆 |
| 14 | 胡焕庸 | 1945年 | 苏联地理 | 京华印书馆 |
| 15 | 胡焕庸 | 1945年 | 台湾与琉球 | 京华印书馆 |
| 16 | 胡焕庸 | 1945年 | 英国地理 | 京华印书馆 |
| 17 | 胡焕庸 | 1955年 | 苏联自然地理概论 |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
| 18 | 胡焕庸 | 1957年 | 德国地理 |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
| 19 | 胡焕庸 | 1957年 | 各洲自然地理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20 | 胡焕庸、周之桐 | 1981年 | 法国经济地理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 21 | 胡焕庸、陈业裕 | 1981年 | 世界海陆演化 | 商务印书馆 |
| 22 | 胡焕庸等 | 1981年 | 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 | 科学出版社 |
| 23 | 胡焕庸、严正元、康淞万 | 1982年 | 欧洲自然地理 | 商务印书馆 |
| 24 | 胡焕庸、张善余 | 1982年 | 世界人口地理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3.3 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是其地缘战略研究的动力来源
20世纪上半叶,中华大地灾难深重,长期遭受外国势力的蹂躏与宰割以至于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胡焕庸的前半生即是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度过,也正是如此恶劣之环境,激发与培养了胡焕庸强烈的爱国情怀。胡焕庸的学术研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他在“国难与地理教育”中写到：“世界近古史之开端,盖导源于十五世纪之航海探险,而欧人势力之所以弥漫于全球,实得力于地理考察之结果也。……过去英人之于香港,德人之于胶州,俄人之于旅顺大连,皆先遣多人加以调查,及既知其地之形胜,则借端而夺取之;晚近如俄人之于新疆,英人之于西藏,日人之于满洲,着着研究,步步考察,结果遂多成为各国之势力范围”[20]。由于国人对地理之漠视,导致中国领土、领海和经济等为外国所轻易窃据或主导。胡焕庸的论文著作,无不以民族解放、国家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方面,他极力呼吁国家政府重视领土、领海和经济建设安全。“就政治地理立场研讨中国外交关系”（1934）[12]、“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1934年）[6]、“经济侵略与土地侵略”（1937年）[51]、“台湾收复后之经济价值”（1944年）[52]、“世界经济与战后中国”（1945年）[13]和“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1947年）[15]等文,从中国南海到中国东北,从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领土占领到经济侵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胡焕庸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研判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地缘战略安全形势,为中国摆脱列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疾呼,以期唤醒国人认识与政府重视。另一方面,胡焕庸注重介绍外国的地理国情,包括土地、人口、民族、物产、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内容,并将中国之现实情况与外国主要国家对比,以期为中国发展谋出路。如在“欧洲大局与未来世界”（1939年）[53]、“苏联经济概况与最近发展”（1939年）[54]、“太平洋形势展望”（1939年）[26]、“中国与苏联”（1939年）[55]和“苏联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47年）[56]等文章中,他多次强调中国在人口、领土、资源等多方面天赋深厚,极具经济发展潜力,倘若能专注发展,努力建设,不久的将来必将迎头赶上苏联和美国,在世界舞台必将有一极重要之地位。这种远见卓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对国人树立自信、民族自立自强无异于醒世警言,同时也彰显着胡焕庸的民族自豪之感与拳拳报国之心。
4 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的时代价值
百年前,世界列强大战,中华民族危亡,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是地理学人凭借其世界地理之学养发出的时代呐喊。当今,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所蕴含的地理学人经世报国之情怀,世界地理资政辅国之重任,显微望远治学之方法,以及命运共同地缘思想之智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更显其时代价值。
（1）感召地理学人学术报国之情怀。胡焕庸是一位地理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地缘战略学家。在他的地理研究中,始终关注中国地缘安全形势的全面分析。从对“日本之海上政策”的警惕到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剖析;从对“日俄交恶声中之西伯利亚”预言中国直面的“太平洋从此乃益觉不太平”,到针对“法人觊觎谋夺南海诸岛”而进言“速图决断”,无不体现出一个地理学家“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强烈家国意识与情怀,以及维护国家陆界海疆主权安全的地缘战略视野与韬略。在“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当下,地理学人更应继承胡焕庸学术报国之大志,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队,为国家和平崛起谋定路线图和任务书。
（2）勇担地理学科资政辅国之重任。地者,政之本也。世界地理是一个国家建构全球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观世界大势、谋国之大者的基础学科。胡焕庸的世界地理研究和地缘战略思想不仅关注各国的地理空间要素,更深入到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环境层面。如其发表的“不列颠帝国”[57]“新俄之田制：共产制乎,私产制乎”[58]“印度经济地理”[59]和“苏联经济概况与最近发展”[54]等,充分体现着世界地理学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相结合、国家地理和世界地理结合、政治体制与经济态势相结合等学科特点。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和推介过程中,世界地理学科应该也能够充分发挥学科优长,满足为国力伸张以求共同安全、产能外释以谋共同发展建言献策的重大战略需求。
（3）弘扬显微望远治学方法之智慧。胡焕庸地缘战略研究之治学方法,“其一是以显微镜为工具做横的观察,其二则以望远镜为工具做纵的探讨”[60]。用显微镜去观察欧西远邦和日俄近邻,以求现世之横向比较;用望远镜去纵观世界大势的演进规律与沿革脉络,胡焕庸地缘战略思想才得以具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磅礴气势。同时胡焕庸对世人“用显微镜做研究工具的太多,难免有些近视”[60]的警醒,现在听来仍然振聋发聩。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地缘战略思想和理论的新征程上,吾辈学人当弘扬显微望远之二法的同时,注重多学科互学互鉴,向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求理问术,注重体系、区域、国家和地区等多层次研究相结合,创建纵横相济、多科相鉴、多元相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战略研究范式。
（4）昭示和合与共、命运共同之大道。西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中的空间分异、陆海二分等学术思想,在西方地缘战略和实践中衍生出生存空间扩张、自然资源抢占和殖民市场争夺等冲突对抗行为。胡焕庸的地缘战略思想完全区别于同时代西方地缘战略思想家。如果说美国的马汉和英国的麦金德地缘政治理论都是为本国利益谋霸和护霸的话,那么胡焕庸的地缘战略立场是避免战争、守护家园,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与共的智慧光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④(④习近平.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 央视新闻. [2021-10-09] (2021-12-10).
时代塑造思想,思想创造价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新时代和踏上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的新征程中,吾辈应继承胡焕庸的地缘战略思想,探索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地缘战略理论,锻造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全人类的中国思想。
致谢
本文得到胡焕庸之子胡企中和胡焕庸之孙胡复孙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Memorabilia of the European War
欧战大事记
Why does China today need world geography more than ever
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地理学
Evidence of China's sea bounda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s government's struggle to safeguard the Xisha Islands and the Nansha Islands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抗战前后中国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
Frenchmen conspire to seize Paracel Islands
法人谋夺西沙群岛
France and Japan covet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法日觊觎南海诸岛
Comparison table of Chinese English names of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名对照表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China's strategies
南海主权争端的战略态势及中国的应对方略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the China northeast issue (speech)
东北问题的国际形势(讲演)
Discussion on China's diplomatic relations on political geography
就政治地理立场研讨中国外交关系
World economy and postwar China
世界经济与战后中国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national defense
国界与国防
What should be done with Japanese territory
DOI:10.1086/265148 URL [本文引用: 5]
日本领土应如何处置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and trade with Japan: The US policy is to support Japan and restrain the Soviet Union, Japan rises, and China is the first to suffer from it
对日和约与对日通商问题: 美国政策在于扶日抑苏, 日本兴起中国首蒙其害
Japan's future from the negotiation of peace treaty with Japan
从对日和约谈判日本前途
A study 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Ryukyu policy and delimitation of Ryukyu
战后国民政府的琉球政策与琉球划界分岛问题探析
National disaster and Geography Education
国难与地理教育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geography curriculu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eaching of various subject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国防教育与中小学地理课程(中小学各科教学与国防教育)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国防建设与经济地理
A brief account of academic experience
治学经历略述
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
Hu Huanyong, trans.
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
胡焕庸, 节译.
Pacific situation outlook
太平洋形势展望
On the new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论新共产国际
Economic problems and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经济难题与政治危机
Geographical Map of France
法国地理图志
Economic aggression and land aggression
经济侵略与土地侵略
Economic value after Taiwan's recovery
台湾收复后之经济价值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Europe and the future world
欧洲大局与未来世界
General situation and recent development of Soviet economy
苏联经济概况与最近发展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中国与苏联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Soviet Union
苏联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British empire
不列颠帝国
Land system in New Russia: Communist system or private property system
新俄之田制: 共产制乎, 私产制乎
Economic geography of India
印度经济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