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微恒
, 朱会义
WANG Weiheng, ZHU Huiyi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6-07-20
修回日期: 2016-11-14
网络出版日期: 2017-02-15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学报》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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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微恒(1991-), 女, 浙江嘉兴人, 硕士生, 主要从事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E-mail: wangweiheng16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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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农地利用的地区专业化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足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观念主要来自于定性分析和经验总结,缺乏针对两者关系的实证检验。本文采用赫芬达尔专业化指数,利用农作物种植面积数据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数据,在省域尺度上检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地区专业化的关系。结果显示,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既不是地区专业化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空间维度上,规模越大的地区,其专业化水平并非越高,各年份两变量的秩相关系数均很小;时间维度上,随着规模的上升（或下降）,其专业化水平不一定随之上升（或下降）,29个省域样本中仅有12个省区两变量的时间序列呈显著正相关。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仅对部分地区的专业化水平有一定影响且与区域优势作物类型有关。结果表明,仅依靠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并不能有效提高地区专业化水平,要提高中国农地利用专业化水平必须寻找其他有效途径。
关键词：
Abstract
China lags behind mos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backwardness has weakened its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world market. It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household farmland area has been the key limiting factor, but it stemmed from qualitative analyses or experiences and lacked supports of empirical analyses.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farmland area (HFA)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at provincial level based on the specialization index of Hirschman-Herfindahl (SHHI) and agricultural statistical data. The data included planting area of crops and per capita area of land managed by household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enlargement of HFA was neither a sufficient condition nor even a necessary one for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But it helped. In spatial dimension, the provinces with larger HFA were not at a higher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inevitably. The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HFA and SHHI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the period from 2002 to 2012. In temporal dimension, SHHI did not increase or decrease with the HFA in most of the sample provinces. There were only 12 of the 29 sample provinces whose SHHI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HFA. The 12 provinces were those where major crops were more land-intensive. These results implied that enlargement of household farmland area can not improve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evitably in China. There is a need for other effective ways to enforce China's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words：
农地利用的地区专业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地域分工现象。已有研究表明,地区专业化有利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降低生产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较之传统农业具有明显优势[1-3]。目前美国、法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农地利用已高度专业化,形成了多种农产品专业化产区[4-6];而中国的地区专业化水平明显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严重影响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12月中国稻米、小麦、玉米的国内市场价比配额内进口到岸税后价格每吨已分别高出1320元、920元和600元[7]。促进地区专业化,从而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正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
提高农地利用的专业化水平,必须找出关键限制因素,然后方能“对症下药”。对此,目前存在种种观点[8-12]。其中主流观点认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足是限制中国地区专业化发展的主导因素。例如,刘启栋[13]认为土地规模狭小是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瓶颈,只有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才能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夏华丽等[14]认为,土地分散和农业经营规模偏小限制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阻碍了农业生产率和商品率的提高,导致农业地区专业化水平低下,因此,促进农业地区专业化发展,必须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姚寿福[15]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农户经营规模、专业化与农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认为农户经营规模小是导致中国农业专业化发展程度较低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包括差别补贴、“赎买”、土地整理和金融支持等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政策建议。但是,按照舒尔茨的观点,“规模的变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16]。彭美玉等[17]运用间接定价企业理论进行的分析也表明,农地规模与分工和经济增长并无直接关联关系。
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足,是否真如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中国农业生产或农地利用中地区专业化不足的主要原因?若果真如此,那么在空间维度上,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越大的地区,其地区专业化水平应该越高,反之,则其地区专业化水平越低;在时间维度上,一个地区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由小变大,则其地区专业化水平就应该上升,反之,专业化水平就应该下降。围绕上述问题和推论,本文引入赫芬达尔专业化指数,利用农作物种植面积数据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数据,在省域尺度上,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定量检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和地区专业化之间的关系,借此深化对地区专业化的科学认知,为推进中国农地利用专业化、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提供科学依据。
具体检验过程涉及两个变量,分别是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和地区专业化水平。农户土地经营规模（Household Farmland Area, HFA）是一个常规统计变量,国内统计资料中一般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土地经营面积来标度,既考虑了承包地也考虑了流转地。由于人均指标较家庭总量指标更能反映人地关系基本特征,且地区间和时序上的可比性强,本文沿用惯常的做法,即采用统计年鉴中表征农村居民家庭土地经营情况的指标——人均土地经营面积。地区专业化水平相对复杂,测度指标较多,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主要从空间角度测度特定农地利用类型的空间集中化程度,如赫芬达尔指数（HHI）、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霍尔（Hoover）地方化系数等;第二类主要从区域类型结构角度测度特定地区农地利用类型结构的单一化程度,如赫芬达尔专业化指数（SHHI）、SCRn指数、区域熵指数（Entropy Index）、地区结构差异指标（克鲁格曼系列指数）等;第三类则同时兼顾空间特征和结构特征,包括樊福卓的F系数、路征和邓翔的l指数[18]。本文主要从区域农地利用类型结构角度衡量各省区的地区专业化,所以选用第二类指标。这一类指标中,SHHI指数计算简单,相比SCRn指数具有更高的稳定性,相比克鲁格曼系列指数更便于时间序列的比较,相比区域熵指数对规模较大的农地利用类型的变化更为敏感,因此本文选择SHHI指数作为农地利用专业化测度指标。
SHHI指数源于赫芬达尔指数（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 HHI）,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Sij表示特定地区i内农地利用类型j的种植面积占该地区所有农地利用类型总面积的比重;n表示农地利用类型数。
当地区i内共有n种农地利用类型且每种类型都有相同份额时,SHHI等于1/n;当地区i只有一种农地利用类型时,该指数等于1。事实上这两种极端情况很少出现,因此SHHI的数值在1/n~1之间。SHHI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专业化水平越高。
农地利用类型的确定对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和SHHI指数的计算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聚焦于种植业,在计算上述指数时考虑的农地利用类型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青稞、大麦等谷物（谷物类播种面积较大,因此按其细分类型计）,以及豆类、薯类、油料、棉花、糖料、麻类、烟叶、药材、蔬菜、瓜果、茶园、果园、桑园、花卉、咖啡、香料等总共28类。计算过程中,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耕地和园地面积之和来度量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以上述类型的播种面积（一年生）或年末种植面积（多年生）数据（以下统称种植面积）来计算地区专业化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部分省区的统计年鉴。由于2013年起实施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土地经营面积的统计不再进行,本文的研究时段截至2012年。西藏、港、澳、台由于数据不完整,不作为有效样本。重庆市原属四川省,自1997年起成为直辖市,为保持前后一致性和可比性,将重庆市数据合并到四川省。
SHHI指数的计算需要一个包含所有农地利用类型种植面积数据的完整数据集,但现实中很难获取所有类型的种植面积数据,常规应用中一般只考虑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类型,即种植面积较大的n种。对于不同省区,其主要类型不同,因此先按种植面积大小对各省区的农地利用类型排序,然后计算各省区前n种类型的面积占该省总种植面积之比的平均值（图1）。当n值取9时,面积占比的平均值为90.3%,标准差为0.048,说明前9种类型足以反映90%以上的农地利用信息,再增加n并不能显著提高有效信息量,因此本文中取n值为9。
图1 按种植面积大小排序后前n种农地利用类型种植面积占比
Fig. 1 Planting area proportion in relation to variednumber of main land use types
为了确定研究时段,首先计算了1991-2012年各省区的SHHI指数,继而以各省区种植面积占样本总种植面积之比为权重对SHHI值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样本平均专业化指数（图2）,结果显示,样本省区的专业化水平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其中1991年至2003年专业化水平从0.192波动下降至0.164,下降了15%;而2003年后,专业化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到2012年达到0.193,相比2003年上升了18%,略高于1991年时的水平。上述变化说明,中国农地利用在2003年前后发生了转型,自此以后市场力量开始主导农地利用结构演变。由于地区专业化是指市场力量主导下的地域分化,而不是计划经济主导下的“单一化”,因此,考虑1年的滞后期,本文将研究时段确定为2002-2012年,重点检验2002-2012年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地区专业化的关系。
图2 1991-2012年中国农地利用专业化指数的变化
Fig. 2 SHHI for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China, 1991-2012
图3显示了2010-2012年3年平均的中国农地利用专业化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分布格局。总体而言,农地利用专业化水平大致呈东高西低的格局。东中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其中东北三省以及华东的江西和华中的湖南相对较高;西南地区以及西北的宁夏、甘肃则相对较低。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则呈现北高南低的态势。北方省区除北京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都较大,尤其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和新疆;南方大部分省区的经营规模都较小,尤其是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由此可以看出,地区专业化水平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分布格局差异较大,并没有表现出一致性。
图3 2010-2012年样本省区专业化水平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
Fig. 3 SHHI and HFA for sample provinces in China, 2010-2012
图4显示了按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由小到大排序后各省区的SHHI值,由图4可以看出,随着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增加,地区专业化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上升趋势。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最小的上海和北京,其地区专业化水平并不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90）;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最大的黑龙江和内蒙古,其地区专业化水平却不是全国最高,最高的是吉林和江西。即便是地缘相近的东北三省,黄淮海地区的山东、河北、河南,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大的,其地区专业化水平也不一定就高。
图4 按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排序的样本省区专业化指数(2010-2012年平均值)
Fig. 4 SHHI for sample provinces in China, 2010-2012 (ranked by HFA)
将2002-2012年11年省域样本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和SHHI指数在SPSS中分别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Shapiro-Wilk检验的双侧检验Sig.值均小于0.05,拒绝样本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原假设,因此采用对原数据分布没有要求的Spearman秩相关检验方法。结果显示,各年份秩相关系数均很小,表明相关关系很弱;双侧检验Sig.值均大于0.05,接受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SHHI值不相关的原假设,即可以认为,在空间维度上,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SHHI值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表1 截面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 1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ross-section data
| 年份 | Shapiro-Wilk检验 | Spearman秩相关检验 | |||
|---|---|---|---|---|---|
| 土地经营规模Sig. | SHHI指数Sig. | 相关系数 | 显著性(Sig.) | ||
| 2002 | 0.000 | 0.006 | -0.174 | 0.368 | |
| 2003 | 0.000 | 0.003 | -0.129 | 0.505 | |
| 2004 | 0.000 | 0.000 | -0.123 | 0.526 | |
| 2005 | 0.000 | 0.003 | -0.078 | 0.686 | |
| 2006 | 0.000 | 0.005 | -0.083 | 0.668 | |
| 2007 | 0.000 | 0.027 | -0.079 | 0.685 | |
| 2008 | 0.000 | 0.018 | -0.026 | 0.893 | |
| 2009 | 0.000 | 0.034 | 0.009 | 0.964 | |
| 2010 | 0.000 | 0.039 | 0.002 | 0.990 | |
| 2011 | 0.000 | 0.052 | 0.051 | 0.794 | |
| 2012 | 0.000 | 0.046 | 0.082 | 0.673 | |
图5显示了各省区2002-2012年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和专业化指数变化率。从变化方向看,29个省域样本中,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上升的省区有25个,其中有20个省区的专业化水平同期上升,5个省区的专业化水平同期下降,包括宁夏、青海、湖北、云南、四川;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下降的4个省区（包括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只有上海、浙江、广东3省（市）地区专业化水平也下降,北京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反而上升。从变化幅度看,29个省域样本中,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变化幅度最大的是上海,下降了59%,但其专业化水平只下降了0.42%;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变化幅度最小的是海南,增加了0.35%,但其专业化水平变化幅度处于中等。此外,四川、江苏等省区,一个变量明显增大或减小,而另一个变量基本不变（变化率小于1%）,变化幅度差异很大。这些变化方向相反或变化幅度明显不一致的省区占样本容量的1/3。
图5 2002-2012样本省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率与SHHI变化率
Fig. 5 Change rates of HFA and SHHI for sample provinces in China, 2002-2012
图6显示了4个极端样本区2002-2012年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和专业化指数的变化过程。由图6可以看出,北京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呈波动下降趋势,降幅为30%,但SHHI值反而波动上升了32%（图6a）;云南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波动上升了20%,但SHHI值却波动下降了9%（图6b）;上海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在2002-2006年急剧下降,2006-2012年缓慢下降,总体降幅达59%,但SHHI值呈“W”型,总体变化幅度仅-0.42%（图6c）;海南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在2002-2010年波动上升,2010-2012年急剧下降,总体变化幅度仅0.35%,但SHHI值上升了10%（图6d）。
图6 2002-2012年4个极端样本区SHHI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
Fig. 6 SHHI and HFA for 4 example provinces, 2002-2012
对各省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和专业化指数进行时间序列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2。由于Shapiro-Wilk检验的双侧检验Sig.值均大于0.05,样本符合正态分布,因此采用统计效能较高且要求样本正态分布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法。从Pearson相关检验的双侧检验Sig.值可以看出,29个省域样本中,只有14个省区的SHHI值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相关分析结果通过显著性检验,接近样本数量的50%。其中12个相关系数为正;2个相关系数为负,包括北京和湖北。在29个省区中,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SHHI值的时间序列呈显著正相关的省区为12个,占41%。这些显著正相关的省区全部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其中大部分属于粮食主产区。
表2 时间序列的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Tab. 2 Results of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ime series data
| 省区 | Pearson 相关系数 | 显著性 (Sig.) | 省区 | Pearson 相关系数 | 显著性 (Sig.) | 省区 | Pearson 相关系数 | 显著性 (Sig.) |
|---|---|---|---|---|---|---|---|---|
| 北京 | -0.877** | 0.000 | 浙江 | 0.380 | 0.250 | 海南 | 0.168 | 0.622 |
| 天津 | 0.260 | 0.441 | 安徽 | 0.893** | 0.000 | 四川 | 0.173 | 0.612 |
| 河北 | 0.867** | 0.001 | 福建 | 0.394 | 0.230 | 贵州 | -0.303 | 0.365 |
| 山西 | 0.818** | 0.002 | 江西 | 0.854** | 0.001 | 云南 | -0.448 | 0.167 |
| 内蒙古 | 0.933** | 0.000 | 山东 | 0.725* | 0.012 | 陕西 | 0.326 | 0.328 |
| 辽宁 | 0.622* | 0.041 | 河南 | 0.704* | 0.016 | 甘肃 | 0.373 | 0.258 |
| 吉林 | 0.693* | 0.018 | 湖北 | -0.731* | 0.011 | 青海 | 0.058 | 0.865 |
| 黑龙江 | 0.924** | 0.000 | 湖南 | 0.760** | 0.007 | 宁夏 | -0.250 | 0.459 |
| 上海 | 0.193 | 0.570 | 广东 | 0.841** | 0.001 | 新疆 | 0.377 | 0.252 |
| 江苏 | -0.118 | 0.729 | 广西 | 0.141 | 0.679 |
从北京和云南等案例区时间序列分析结果看,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既非地区专业化水平提升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北京地区2002年SHHI为0.180,2012年上升到0.238,10年间上升了32%（图6a）,但同期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30%。这意味着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并非地区专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2002年云南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为1.5亩/人,2012年上升到1.8亩/人,10年中上升了20%,但SHHI值却下降了9%（图6b）,说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也不是区域专业化发展的充分条件。
然而,29个省域样本中有12个省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SHHI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这些显著正相关的省区全部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且其中大部分属于粮食主产区。为探讨其中的原因,以黑龙江和云南为例,进一步分析了省域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图7）。2012年黑龙江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比2002年扩大35%,SHHI值提高30%。从作物种植结构来看,相比2002年,该地区2012年玉米、稻谷种植面积占比明显上升,其他作物种植面积占比均有所下降,这一变化构成黑龙江专业化水平提高的直接原因。2012年云南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比2002年扩大20%,SHHI值反而下降了9%。从云南的种植结构来看,相较2002年,2012年蔬菜、烟叶、橡胶、水果等种植面积占比上升,其他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下降,趋向于多样化,地区专业化水平下降。
图7 2002年和2012年黑龙江和云南主要农地利用类型
Fig. 7 The main land use types of Heilongjiang and Yunnan in 2002 and 2012
依据农作物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以及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农地利用可划分为土地密集型和非土地密集型两种类型,其中土地密集型主要有水稻、小麦、玉米等谷物以及豆类、薯类、棉花、油料、糖料等大田作物[19]。理论上,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有利于促进土地密集型作物的生产。但是,从黑龙江和云南的情形看,区域优势作物的要素密集类型不同,则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对该区域土地密集型作物生产的影响也不同。进一步计算各省区土地密集型和非土地密集型占总种植面积之比（图8）,结果发现,12个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SHHI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省区,除广东外,土地密集型作物种植面积占比均大于等于75%（土地密集型作物为区域优势作物）,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而土地密集型作物种植面积占比小于75%的16个省区,除广东外,两变量的时间序列均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土地密集型作物种植面积占比大于等于75%的13个省区中,还包括江苏和青海,这两个省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SHHI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虽然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是地区专业化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但却有利于提升土地密集型作物主产区的地区专业化水平,进而促进这些地区农业专业化的发展。
图8 样本省区土地密集型作物和非土地密集型作物种植面积占比
Fig. 8 Planting area proportion of land-intensive types and non-land-intensive types for sample provinces in China
省域尺度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地区专业化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空间维度上,农户经营规模越大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并非越高;时间维度上,29个省域样本中,只有12个省区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专业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专业化水平随着经营规模变大而上升。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支持“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足是中国农业生产或农地利用中地区专业化不足的主要原因”假说。增加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土地密集型作物主产区,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的地区专业化水平,但并不构成农地利用地区专业化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因此,仅依靠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并不能显著提高全国农地利用的地区专业化水平。
既然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是主要限制因素,那么主要限制因素究竟是什么?现有文献中提到的市场规模[20-21]、生产组织[22-23]、交易费用[24]、交通运输[25]、政策制度[26]等因素中哪一种是当前中国农地利用地区专业化的主要限制因素,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有多大,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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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improve rural income? Evidence from China .https://doi.org/10.1016/j.econmod.2012.02.007 URL 摘要
This paper builds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2445 Chinese villages to do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and rural income. It finds that rais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can improve rural income significantl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ais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whether farmers participating in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are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situation of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relevant policie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refore, 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and rural income growth for government to take measures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farmer economic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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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gains from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further to the reorganization of activities .https://doi.org/10.1016/j.omega.2015.10.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economic activities, two main forces guide firm and market structures: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insights on this topic. We propose measuring gains due to simulated division and/or merger processes of firms. Potential gains come from a reorganization of activities through specialization/diversification and/or size effects. From a database of French farms,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even if both processes are beneficial for farming systems, the division gains outweigh the gains obtained by a merger. Moreover, mix changes are more important following a division than following a merger, implying more specialization gains than diversification g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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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regional planning abroad and its policy and measur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9121.2003.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分析了国外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 的进程及一般形式 ,提出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 ,以及对我国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的几点认识 :一是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 ;二是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与机遇 ;三是应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区域专业化 ;四是提出推进我国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的 3个关键点。
国外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进程及其政策措施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9121.2003.06.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分析了国外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 的进程及一般形式 ,提出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 ,以及对我国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的几点认识 :一是我国仍处于初级阶段 ;二是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与机遇 ;三是应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区域专业化 ;四是提出推进我国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的 3个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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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s of Japanese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on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From economic view .
日本农业在农户小规模经营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第一,最大限度地将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有效使用现代生产要素的最低临界规模以上;第二,工业和城市扩散以适应农民兼业和促进农村发展;第三,大力发展外向型工业以促进农业;第四,政府财政对农业高补贴;第五,充分发挥农协的组织化作用.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条件与日本相比有差距.日本的经验有的对中国借鉴价值较大,而有的借鉴意义有限.借鉴价值较大的是以上第一、第二和第五方面,这三个方面便成了现阶段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经济学视角: 日本农业现代化经验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
日本农业在农户小规模经营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第一,最大限度地将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到有效使用现代生产要素的最低临界规模以上;第二,工业和城市扩散以适应农民兼业和促进农村发展;第三,大力发展外向型工业以促进农业;第四,政府财政对农业高补贴;第五,充分发挥农协的组织化作用.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条件与日本相比有差距.日本的经验有的对中国借鉴价值较大,而有的借鉴意义有限.借鉴价值较大的是以上第一、第二和第五方面,这三个方面便成了现阶段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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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of family farm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8131.2016.0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极大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有效的土地制度、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专业化的生产经营、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是发达国家发展家庭农场的共同经验；美国和加拿大农业资源丰富，家庭农场发展具有规模大、区域专业化等特征；法国属于农业资源一般型国家，其家庭农场的发展主要依靠合适的经营管理体制、生产经营专业化和政府政策扶持；丹麦和以色列属于农业资源匮乏型国家，其家庭农场的发展则主要依靠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培育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适度规模经营，走专业化、生态化的发展道路，促进我国家庭农场的持续发展。
发达国家家庭农场发展模式比较与借鉴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8131.2016.0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极大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有效的土地制度、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专业化的生产经营、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是发达国家发展家庭农场的共同经验；美国和加拿大农业资源丰富，家庭农场发展具有规模大、区域专业化等特征；法国属于农业资源一般型国家，其家庭农场的发展主要依靠合适的经营管理体制、生产经营专业化和政府政策扶持；丹麦和以色列属于农业资源匮乏型国家，其家庭农场的发展则主要依靠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培育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适度规模经营，走专业化、生态化的发展道路，促进我国家庭农场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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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hould be problem oriented to boost agricultural structural reforms .
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尽快补齐农业现代化这个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农业结构性改革 .
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尽快补齐农业现代化这个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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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form innov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specialization .
本文借鉴新兴古典经济学已有研究成果,侧重于分工与专业化视角,对二元经济条件下的"三农"问题进行了超边际分析,指出其产生的实质了一个分工问题.在此基础上还分析了制约我国家业分工水平的内、外原因,进而指出构建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产业化组织形式提高农业分工和专来化水平、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并对新型农业产业化组织构建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对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创新的思考: 基于分工与专业化视角 .
本文借鉴新兴古典经济学已有研究成果,侧重于分工与专业化视角,对二元经济条件下的"三农"问题进行了超边际分析,指出其产生的实质了一个分工问题.在此基础上还分析了制约我国家业分工水平的内、外原因,进而指出构建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产业化组织形式提高农业分工和专来化水平、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并对新型农业产业化组织构建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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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oretic research and a case study of China [D].
专业化与农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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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ization and horizontal divis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URL 摘要
基于2511个农户入户抽样问卷调查和66位农业技术专家抽样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实证分析行业特性对农业生产专业化和横向分工的影响。结果发现：粮食生产的资本密集度最高,劳动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及经营难度最低;水果花卉的劳动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和经营难度最高;蔬菜生产的劳动密集度、资本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和经营难度都适中。行业的劳动密集度、资本密集度、技术密集度与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经营难度与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可见,在推进农业专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充分认清行业特性,根据不同农户的人力资本秉赋与不同行业农业生产专业化的特性关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赢得比较效益。
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与横向分工: 比较与分析 .URL 摘要
基于2511个农户入户抽样问卷调查和66位农业技术专家抽样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实证分析行业特性对农业生产专业化和横向分工的影响。结果发现：粮食生产的资本密集度最高,劳动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及经营难度最低;水果花卉的劳动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和经营难度最高;蔬菜生产的劳动密集度、资本密集度、技术密集度和经营难度都适中。行业的劳动密集度、资本密集度、技术密集度与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经营难度与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可见,在推进农业专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充分认清行业特性,根据不同农户的人力资本秉赋与不同行业农业生产专业化的特性关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赢得比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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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ad to specializ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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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016/B978-0-12-800347-3.00001-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chapter provides a summary of this volume, which pays tribute to the work of James Roumasset in the area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such as energy and water. The authors in this volume are either his longtime collaborators and colleagues or his former students and associates, many of whom are making their own contributions in applying sound economic principles toward understanding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an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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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griculture must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scale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7794.2005.05.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之初实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了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极大地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迅速地改变了我国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局面.农户对土地分散的、单家独户的经营模式,适应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因而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时过景迁,中国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日臻完善,农村经济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经营规模太小的弊端便逐步显现出来,在沿海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中国农业必须突破规模的瓶颈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7794.2005.05.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之初实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了农户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极大地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迅速地改变了我国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局面.农户对土地分散的、单家独户的经营模式,适应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因而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时过景迁,中国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日臻完善,农村经济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经营规模太小的弊端便逐步显现出来,在沿海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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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ad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
农业区域专业化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专门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面向全国或国际市场的农产品.农业区域专业化是一个国家农业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的美国道路及对我国的启示 .
农业区域专业化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专门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面向全国或国际市场的农产品.农业区域专业化是一个国家农业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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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scale oper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performance .
本文运用历史与比较分析方法,对美国和我国的农地规模经营、专业 化与农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经营规模的有效扩大是农业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经营规模扩大与专业化的结合是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 加的主要途径.因此,我国应制定差别补贴、“赎买”、土地整理和金融支持等激励政策与措施,以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专业化发展水平.
农地规模经营、专业化与农业绩效 .
本文运用历史与比较分析方法,对美国和我国的农地规模经营、专业 化与农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经营规模的有效扩大是农业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经营规模扩大与专业化的结合是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 加的主要途径.因此,我国应制定差别补贴、“赎买”、土地整理和金融支持等激励政策与措施,以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专业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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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of farmland scale .
本文运用杨小凯-黄有光的间接定价企业理论分析了与农地相关的产品市场、土地租赁市场、土地买卖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效率相互权衡情况,提出了农地规模经济无关论的假说.
农地规模无关论 .
本文运用杨小凯-黄有光的间接定价企业理论分析了与农地相关的产品市场、土地租赁市场、土地买卖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效率相互权衡情况,提出了农地规模经济无关论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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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methods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agricultural land use .农地利用专业化的测度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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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Sino-US land-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s [D].中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比较优势研究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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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国富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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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dvantages, locational advantages and regional spesialization of China's oil planting [D].比较优势、区位优势与我国油料作物区域专业化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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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farmer cooperatives on agricultural labor division: Evidence of farmer survey from 6 provinces in China .
农业分工是农业经济内生增长的源动力。利用来自中国6省的调查数据,建立Tobit和Possion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对农业分工有显著影响,得出了稳健的结果: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显著促进农业分工,而农户禀赋和村级政府特征对农业分工也有显著影响。因此,现阶段中国农村应该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并配套提升组织对农业分工促进作用的相关政策措施,从而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业分工的影响 .
农业分工是农业经济内生增长的源动力。利用来自中国6省的调查数据,建立Tobit和Possion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对农业分工有显著影响,得出了稳健的结果: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显著促进农业分工,而农户禀赋和村级政府特征对农业分工也有显著影响。因此,现阶段中国农村应该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并配套提升组织对农业分工促进作用的相关政策措施,从而推动农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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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回答农业专业化分工的理论问题和演变发展,认为农业专业化分工应建立在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之上并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实现分工协作。其中,以理论模型分析了农户间农业专业化分工的理论可行性,以逻辑演绎分析了农业专业化分工的演变发展,比较分析了市场、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专业化分工中的交易协调机制,认为建立在合作与信任基础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更能充分发挥作用。指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专业化分工两难选择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去克服。
建立一个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分析框架,试图回答农业专业化分工的理论问题和演变发展,认为农业专业化分工应建立在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之上并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实现分工协作。其中,以理论模型分析了农户间农业专业化分工的理论可行性,以逻辑演绎分析了农业专业化分工的演变发展,比较分析了市场、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业专业化分工中的交易协调机制,认为建立在合作与信任基础上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更能充分发挥作用。指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专业化分工两难选择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去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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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wer stat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Causal analysis and approach to solu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2435.2000.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根本性体制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成为农村主要经营方式.但,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这些年,中国农业专业化程度并没有实质性提高.本文通过建构一个农户选择农业经营方式的均衡模 型,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此消彼长中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中国农业专业化程度偏低的原因分析和出路探寻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2435.2000.02.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根本性体制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成为农村主要经营方式.但,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这些年,中国农业专业化程度并没有实质性提高.本文通过建构一个农户选择农业经营方式的均衡模 型,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此消彼长中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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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on the specialization of industry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A case study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Yunnan province .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进入了滞涨阶段,虽然说近年来云南政府加大了对农业产业的投入,促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并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但是云南省的农业产业仍然整体表现出产业专业化程度与集聚程度的下降态势。因此认为,要提升云南省农业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与空间集聚程度,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改善农业发展基础是关键,同时要进一步大力发展云南省的农业科技、促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产业专业化提升,并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产业专业化与空间区域集聚的影响: 以云南省农业产业为例 .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进入了滞涨阶段,虽然说近年来云南政府加大了对农业产业的投入,促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并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但是云南省的农业产业仍然整体表现出产业专业化程度与集聚程度的下降态势。因此认为,要提升云南省农业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与空间集聚程度,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改善农业发展基础是关键,同时要进一步大力发展云南省的农业科技、促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产业专业化提升,并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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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specializ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ttps://doi.org/10.1111/1467-8276.0033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growth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even slower than for manufactur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agriculture could be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merchandise trade, the nominal value of agricultural exports and imports grew considerably slower from 1980 to 1999, at average annual rates of 6.6 and 5.0%, respectively. Growth in the real value of agricultural trade averaged only 2% annually, from 1980 to 1999-less than half the growth rate of the real value of agricultural output. Clearly, the liber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de has proceeded much slower than manufacturing in China. Significant tariff and non-tariff barriers remain on food and beverages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These observations prompt an interest in wheth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becoming more regionally specialized in China to better capture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tent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identifies trends in specialization from 1981 to 1999. We do this using an approach different from that used by Young. Drawing on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literature (Krugman, Kim),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spatial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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