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政治地理研究中,权力差异（政治）所造成的地理景观差异（地理）是政治地理学家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反之,在政治地理学家眼中,地理因素也是影响权力分配的重要要素之一^[1],后者被定义为地缘政治学说。地缘政治一词起源于瑞典地理学家Rudolf Kjellen,意指地理环境能够对政治活动（主要指国际政治活动）产生影响^[2]。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欧美地理学界涌现了大量的地缘政治理论。以二战结束为节点,这些理论可分为两大流派：古典地缘政治学和批判地缘政治学。这两大流派的主要分歧是对“地理”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不同理解。古典地缘政治学盛行于二战结束以前,多从历史、政治、军事等方面来考究,它更加关注自然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活动的影响,如土地、海洋对国家霸权的影响（如大量涌现的陆权、海权地缘政治理论）;而批判地缘政治学说则源于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期间,更侧重于对社会和文化环境对国际政治活动的影响探究^[2]。总体来讲,批判地缘政治学说深受“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它认为人对其生存（活）环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且主观的^[3]。因此,人对其生存（活）环境的“表征”所生产的地理知识并不具有客观性和中立性。相反,这种地理知识的生产与生产者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宗教等背景都有一定的或然关系^[4]。长期以来,批判地缘政治研究致力于分析国家精英和流行文化利用它们自身的话语权对特定地方、空间和地理景观的刻画过程,以及这些主观的地理知识生产对政治活动的影响^[5]。其中,政治地理学家对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体的关注成为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流行文化地缘政治”^[3]。

自2001年美国“9/11”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以来,“反恐战争”成为西方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一个核心话题^[6]。然而,“反恐战争”并不是特定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一个绝大数国家都会面临的日趋全球化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内部政治和社会秩序长期受到“疆独势力”制造的暴力恐怖活动的滋扰。暴力恐怖活动不仅是发生在国内的一系列被简单定义为暴力犯罪的违法活动,而且是一个历史的和国际的恐怖主义行动网络^[7]。其主要手段是通过“已经制造或试图制造一系列恐怖事件以表述其政治诉求”,以挑战现有的政治架构和社会秩序^[7]。“疆独势力”主导的暴力恐怖活动主要幕后推动者则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后文简称“东突”,主要指国内外一些极端的民族分裂分子企图通过恐怖主义的手段将新疆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的非法组织^[7]）。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东突”在新疆或新疆以外的地方组织实施了近200起暴力恐怖活动,造成了人民群众、干部、宗教人士等近600人伤亡^[8]。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以来,“东突”恐怖主义活动进一步猖獗于国内各地（主要在新疆范围内）。近7年来,该组织策划实施了30余起虐杀群众、袭警、劫机、爆炸和汽车袭击暴力恐怖事件（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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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8-2014年发生的主要“东突暴恐事件”分布图^①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in "East Turkistan violent and terrorism" activities in China during 2008-2014

高密度的暴力恐怖事件对新疆地方意义的生产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消极的。新疆作为中国内部的一个行政和地理单元,在过去往往令人产生美好的地理想象,如优美的自然风光、香甜可口的瓜果、富有异域色彩的人文景观等。然而,近年来随着新疆发生的诸多暴力恐怖事件的曝光,“新疆”在人们的眼里逐渐成为一个令人迷惑的地方。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现代中国社会,关于恐怖活动的相关信息总能迅速地传播到各个角落。而“东突”恐怖主义活动往往被媒体报道贴上特定的政治和地理标签,如犯罪、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新疆、境外等^[9]。随着媒体报道信息的广泛传播,这些政治和地理标签与媒体及受众对特定的地方、空间的地理想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使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媒体和受众（潜意识或非潜意识地）将新疆、火车站、广场和其他人口密集的公共场合与“恐怖”联系在一起。如此反复,人们对新疆的美好的过往印象就会逐渐消逝,转而建构起新的贴有恐怖标签的地方印象。

新疆地区形象的变化造成了不同尺度上紧张的“地缘”关系,从而危及社会秩序,给国家政策带来了挑战。例如,忌于“恐怖”的地方印象,人们（作为比“区域”更细微的个体尺度）越来越少参与到新疆的旅游活动中来^1（参见新疆官方的入境旅游人数统计：http://zw.xinjiangtour.gov.cn/gov/front.do?method=list&typeid=15^）;再如,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国家对新疆作为次一级行政单元的管理也不得不顾及对新疆区域地方形象的建构,从而将媒体管理与反恐政策联系起来。因此,本文以网络媒体对2014年“东突”分子在中国境内实施的暴力恐怖活动的报道及受众对报道的回应为分析对象,援引批判（流行文化）地缘政治的相关理论,探讨媒体、不同受众对新疆的地理想象与中国政府反恐策略的互动机制。从理论上来讲,尝试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补充国内的地缘政治研究。同时,将流行文化（大众媒体）和受众视为生产地理知识的场所,将日常生活与知识生产联系在一起;从实践意义来讲,本文可以从地理学的视角为政府对于媒体报道政治事件的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2 理论背景及文献回顾

本文的主要理论出发点是批判地缘政治学说。所谓批判,是对古典地缘政治学说的批判。欧美学界的古典地缘政治学说倾向于对自然环境对政治（尤其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影响进行客观分析。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有三个假设前提：① 地球表面是由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单元组成——国家;② 国家的边界将政治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内政,另一种是国际政治;③ 国际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即没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政治组织,且国家与国家之间解决纷争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军事力量^[10]。鉴此,古典地缘政治学家将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要素,且将其运用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中。其中,英国地理学家Halford Mackinder的陆权论和美国海军上校Alfred Mahan的海权论影响最为深远^[11]。Mackinder认为世界霸权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交通运输技术,在前哥伦比亚航海时期,成吉思汗所建立的以马匹和骆驼为运输工具的军队占有交通的优势,因而成为世界霸主;哥伦比亚航海时期,航海技术成为优势的一方,因而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都是因为其强大的舰队而称霸于世界。因此,随着铁路运输技术的发展,他预测后哥伦比亚时期将会回到陆权的时代^[2]。与此相反,Mahan认为地球表面70%以上都被海洋覆盖,谁拥有海洋的主导权谁才能主导世界^[11]。

然而,古典地缘政治有其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如过分强调自然环境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从而忽略了人文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人地关系中人的因素已经占据了绝对性优势的背景下^[12]）;过度强调地理知识的客观性,从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地理知识生产的作用;以及将国家视为影响（国际）政治的唯一参与者,从而忽略了对其他地理尺度上的地缘政治话题的关注和忽略了其他地理尺度上的参与者,如非政府组织、跨国组织、个人等。鉴此,批判地缘政治学家们对古典地缘政治学说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并针对其缺陷进行了完善和补充。批判地缘政治学主要强调4个关键词：文本、主观性、话语权和尺度。首先,批判地缘政治主要关注的是人们如何通过文本“表征”地理知识并将其运用于政治实践中^[13]。这是一种强烈的具有“建构主义”色彩的思想,其强调文本（如语言、文字、图片等）对（地理）意义的建构,且将文本视为地理知识生产的证据。其中,最受批判地缘政治学家青睐的是以政府公文为代表的官方文本和以媒体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文本。其次,批判地缘政治学家认为地理是“对地进行注解”的一个动作过程,是一个动词,而非一个对客观的地理环境进行表述的名词^[5]。因此,批判地缘政治强调人们通过文本对地进行注解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模仿性的表征过程,相反,这是一个具有强烈主观色彩且具有创造性的表征,甚至是生产过程。再次,基于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理论^[14],批判地缘政治强调地理知识生产的主观性与权力的运用是密切相关的,即话语权。话语权不仅包括“谁”说了“什么”,“谁”可以说“什么”,还包括“谁”没有说“什么”,其中的语言和修辞以及暗含的话语选择都与主体的权力运用密切相关^[15]。最后,批判地缘政治弥补了古典地缘政治将国家视为地缘政治活动的唯一参与者的缺陷,他们从更加细致的角度讨论了个人（政治家、军官、参事、知识分子、记者、艺术家等）和一些非国家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集团、媒体机构、智库等）如何参与到地理知识生产和权力运用的纽带中来^[16]。

从实证层面来讲,非国家组织或个人如何主观地“表征”地理知识并将其用于政治实践是批判地缘政治关注的最核心话题。最早进行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有Simon Dalby^[17-18],Gearoid Ó Tuathail^[19]和John Agnew^[15]等。Dalby分析了冷战时期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关于苏联的话语策略,剖析了他们如何利用报纸、演讲、电视节目等手段将苏联表述成为一个奉行极权和扩张的“他者”,并将这些知识用于美国政府对苏联的外交决策且最终导致了第二次冷战^[17-18]。Ó Tuathail则以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在《政府公报》和《经济学人》上的言论为分析对象,探讨美国政治家对苏联解体后欧洲各国及第三世界国家的话语策略^[19]。分析指出,这些政治精英们的话语策略对美国在冷战后的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干预以及维系冷战联盟等政治活动起到合法化的效果,他还认为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地理想象正是冷战结束后世界陷入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19]。Ó Tuathail和Agnew以George Kennan（美国国家政策顾问、外交家）对苏联的话语策略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冷战的由来^[15]。他们指出,Kennan为美国政府提供的苏联考察报告《长电报》以及他在学术期刊《外交事务》上的以“X先生”名义发表的关于苏联的文章将苏联建构成为一个具有潜在威胁的“他者”,如先天性的扩张者、东方的洪水猛兽等^[15]。Kennan的这些话语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政府及舆论对苏联的地理想象,从而导致了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冷战策略^[15]。上述研究强调分析国家精英对地理知识的生产及政治运用。然而,批判地缘政治也关注了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对地理知识的生产和运用,如报纸^[20]、杂志^[21]、电影^[22-27]、卡通^[28-30]和电子游戏^[31]等。这个分支是上文提到的流行文化地缘政治。流行文化地缘政治始于Joanne Sharp对批判地缘政治研究沉迷于精英文化的再一次批判,她认为批判地缘政治不是游离于人民大众和日常生活之外的^[32]。因此,她以美国杂志《读者文摘》为分析对象,讨论了冷战前后《读者文摘》对苏联的话语策略的变化,以及其如何建构苏联作为“他者”的身份认同进而建立起与其对应的美国身份认同,并探讨了杂志作为一种在政治视野范围之外的话语如何通过对身份认同的建构在人民大众中“合法化”和“正义化”美国的对外政策^[21]。此外,Klaus则以好莱坞的动作电影为分析对象,讨论了好莱坞战争题材电影中的道德地理^[27]。他指出,电影通过“表征”的方式建构了恐怖分子的不道德形象以及与其休戚相关的“异域”空间,同时以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等手法建构了自身（美国、美国人及反恐势力）的道德形象^[27]。藉此,他指出电影被视作一种工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合法化”美国的政治策略——“全球反恐战争”^[27]。然而,流行文化地缘政治对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的关注却长期忽略了受众群体对此类政治话语策略的回应分析。直到近年来,Jason等指出流行文化地缘政治亦需要关注读者群体对流行文化的消费^[33]。他们提出一个受众研究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认为人们对特定地方的地理想象不是被动的依附于流行文化载体中,相反,这些地理意义的生产与受众自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33]。因此,流行文化地缘政治也需要关注受众群体对特定地方的地理想象及其政治运用。

从国内研究来看,不少学者对地缘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目前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深受“现实主义”观点的影响,从而缺乏批判性的研究。其侧重于分析自然地理环境对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且多从军事、国际关系等视角切入。例如,学者对中国地缘政治战略采取“海防”或是“塞防”进行了探讨,指出当前中国陆权固然重要,但是海权的争夺才是当务之急^[34];还有研究从全球和区域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安全战略选择^[35]等。2014年7月,东南亚地缘政治国际学术会议在云南师范大学召开。其中,中国学者密切关注和讨论了边境安全与国家地缘政治策略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研究局限于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将国家视为唯一的政治活动实践者,且沉迷于讨论自然地理环境对治国之策的影响,缺乏对人的作用的关注。其次,国内地缘政治研究极其缺乏地理学视角的研究。主要表现在：① 国内学术期刊（政治和地理）上发表的有关地缘政治研究的文章多为国际关系、外交事务、经济、资源等领域相关研究机构的成果,少有来自地理学的关注;② 国内地缘政治研究侧重于对国际关系的思考,缺乏对地理因素的分析,尤其是缺乏人文地理学的视野。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大众媒体为分析对象,分析媒体文本对地理知识的主观生产过程,并探讨媒体受众参与地理知识生产的过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媒体对地理知识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特定地方的刻板印象的形成或消解^[36]。因此本文将媒体和受众对“东突暴恐”事件的讨论视为对新疆知识进行消解和重塑的一个地理想象过程,且将之与国家的一些政治策略联系起来。一方面将欧美批判地缘政治理论作以简单地引进和介绍,同时,其对受众群体与地理想象、政治实践的关系的研究则是对欧美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从实证的角度来讲,本研究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批判地缘政治研究进行了补充。

3 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了语义分析和“网络民族志”的方法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首先,利用新闻分析软件ROST News Analysis Tool 4.5^（ROST News Analysis Tool是由清华大学沈阳教授开发研究的一个基于内容挖掘的人文社会科学数字化研究平台、一款对新闻文本进行采集和语义分析的计算机软件。^）对国内部分主流网络媒体——百度新闻、360新闻、搜狗新闻和新浪微博——进行文本采集和语义分析。作者以“暴力恐怖活动”为关键词利用ROST软件对上述4大网络新闻源进行了搜索和文本采集（以2014年1月24日-2014年8月24日为目标时间段）。新闻文本被搜集后,被保持为目标文档。作者利用ROST软件对目标文档进行词频统计、添加过滤词、删除过滤词以及语义网络分析。

其次,本文借鉴了Klaus Dodds于2006年使用“网络民族志”进行流行文化地缘政治分析的研究方法。他以互联网在线观察和参与讨论的方法对互联网社区“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的在线观众对“007”系列电影的解读进行了分析^[26]。通过这种方法,他指出观众对流行文化的消费是流行文化媒介进行地理知识生产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26]。本文以中国门户网站新浪微博官方媒体“人民日报”（http://www.weibo.com/rmrb）^（传统纸质媒体《人民日报》的法人微博。^）为分析对象,分析其对2014年以来5件“东突”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及其受众（“粉丝”）对这些事件的回应。因此,笔者注册了一个新浪微博用户（http://weibo.com/u/1812571940）对“人民日报”的报道及其受众的回应进行了观察（2014年1月24日至2014年8月24日）并参与了讨论,旨在探讨这些媒体报道和受众对新疆想象地理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作者掘取了118条有关暴力恐怖事件的发布信息,69条转发信息,以及约61528条来自“粉丝”的评论信息,且将其分类保存用作进一步分析。

4 研究发现

4.1 网络媒体及受众对地理知识的（再）生产

研究关注了网络媒体及受众对特定地方或空间地理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从宏观上来讲,其关注的是大量文本对地方或空间的意义进行建构或重塑的作用,是一个被呈现的结果;从微观方面来讲,该研究关注的是不同主体在时间脉络上通过文本对地理意义进行不断协商和再协商的过程,是一个过程的分析。因此,本文一方面从宏观角度利用ROST软件对“东突暴恐”相关文本所呈现的结果展开语义分析;另一方面,借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在线观察、记录并分析新浪微博“人民日报”及受众对2014年的暴力恐怖事件的讨论,藉此从微观角度展开媒体及受众对地理意义（再）生产的时间过程分析。

首先,地理意义的生产与媒体和文本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从传播学角度上来讲,媒体是生产知识的一种手段或者工具。关注媒体的地理学者都喜欢将媒体视为一种传导人对特定地方或空间的感知的工具^[37]。而媒体对地理意义生产的过程则被广泛认为为是通过文本表征来实现的,即用特定的符号（如文字、图片、色调等）来指代特定的意义^[38],例如,“新疆”两个汉字指代的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具有特定的边界、景观和文化的行政和地理单元,其边界、景观和文化也是通过特定的符号来指代的,如文字、地图、服饰和饮食等。频繁的使用美好的文字描述一个地方并广泛传播给大众能塑造其美好的想象;反之,负面的文字表述往往造成一个地方消极的想象。这个过程是一个具有主观色彩的地方意义生产的过程。虽然,某些表征与真实的地方景观在真实性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这种带有个人主观的经历对其他人对该地方的认知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大众媒体这种影响范围极其宽广的主体^[4]。

近年来,“东突”势力在中国西部和其他地区制造了多起暴力恐怖事件。这些事件性质恶劣,给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通过媒体对这些恶性事件的种种详尽报道,人们将一些负面的词汇（如恐怖等）多与新疆联系起来,对新疆及其相关空间的想象地理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为了讨论媒体如何通过这些恶性的报道建构相关的地方意义。本文以“暴力恐怖事件”为关键词,以2014年以来百度新闻、360新闻、搜狗新闻和新浪微博等数据库的新闻报道为目标样本,利用ROST软件相关进行了挖掘和分析。其中,对挖掘到的文本进行了语义分析,包括高频词统计（表1）、无意义词汇过滤（表2）等。其后,研究对高频词汇按词性进行了分类和分析。从地方名词来讲,虽然并非所有的暴力恐怖事件都发生在中国新疆境内,但是新疆及下辖县市成为暴力恐怖事件所影响的主要区域,如新疆、乌鲁木齐、喀什、叶城、乌什、和田和莎车等;此外,一些人口密度高的公共场所也成为暴力恐怖事件的影响范围,如（昆明）火车站等。从其他高频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副词来讲,中国的网络媒体主要将暴力恐怖事件定性和强调为恐怖主义（如高频用词为“恐怖事件”、“恐怖分子”、“恐怖活动”、“恐怖袭击”、“恐怖”和“反恐”等）、暴力犯罪（如高频率使用“案件”、“暴徒”、“暴力事件”、“民警”、“警方”、“犯罪”、“击毙”和“非法”等词汇）、分裂主义（如强调“境外”和“境内”,强调对“宗教”和“民族”的影响,或直接提到“分裂”等）。从高频词汇构建的语义网络可知,新疆（包括其下辖市县）及其他一些公共空间被媒体建构成为一个恐怖的、犯罪猖獗的、分裂势力气焰嚣张的地方和空间。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高频词汇对意义的形成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例如,高频词“新疆”与其他高频词之间的联系的确更加紧密,因而构成了其他高频词对“新疆”的意义的生产。然而,该数据样本是以“暴力恐怖事件”为关键词,所有统计出来的词汇都与这个主题息息相关。即,不能排除“暴力恐怖事件”以外其他话题对“新疆”地理意义的生产。但是,在同一时期之内,“东突暴恐事件”更具新闻性、更能吸引人关注。因而,关于“东突暴恐事件”的话语对地方意义的建构相对来说影响更加深远。仅以特定主题的话语来讲,高词频意味着与其他词汇更强的联系性。通常来讲,人对特定地方的刻板印象不是通过单一的文字或者句子形成的,而是通过反复的刻画和表述达成的^[36]。因此,高频词汇意味着具体事件对特定地方特定形象的影响的强度。从本文统计的“东突暴恐事件”媒体词汇词频来看,其对新疆地理意义的影响强度最大,对新疆或相关地方和空间消极意义（恐怖、犯罪、分裂等）的刻画强度更大。

其次,媒体对地理意义的生产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表征”结果,其与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程度上的参与情况息息相关。因此,本文以“新浪微博”为案例,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从微观层面对媒体对地理意义生产的时间过程进行了分析。据作者对新浪微博“人民日报”及“粉丝”言行的长期观察发现,“东突暴恐事件”对新疆地方意义产生影响的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事件发生初媒体的报道,媒体报道后受众对媒体文本的主观理解,以及媒体报道后受众之间（媒体受众与媒体之间）的互动与协商。

“东突暴恐事件”发生之初,中国主流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将事件与新疆的地方意义生产联系起来;相反,它们更加强调此类事件恐怖主义、恶性犯罪和境外势力挑唆的性质^[9]。例如,新浪微博“人民日报”将2014年几起暴恐案件描述为受极端分裂主义思想影响的恐怖和暴力犯罪：“‘一·二四’爆炸案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自去年5月,***多次纠集他人进行非法宗教活动、宣扬宗教极端思想,形成了17人暴恐团伙……”;“昆明‘三·〇一’事件事发现场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3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关于昆明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时说,研究也注意到,根据中国警方初步公布的有关情况,在现场确实发现了‘东突’恐怖势力旗帜等证据……”等。

然而,媒体对意义的生产不仅与文本相关,而且与受众对媒体文本的消费息息相关^[39]。传统的受众研究倾向于将受众视作被动的信息接受者^[40]。但是,从近年来的实证研究发现,受众并非简单的和被动的信息接受者;他们在接受媒体信息的同时往往也是主动的知识生产者,他们甚至能够解读出媒体始料未及的涵义^[40]。鉴此,受众通过媒体对媒体报道的意义的解读不完全依赖于对文本的解构,还可以通过文本以外的渠道达成,如情感等。换言之,受众在解读媒体中的地理意义这一过程中并非简单地扮演接受者这一角色,同时也扮演生产者;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并非单向的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而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影响的网状关系,媒体信息在这个网络组织中被不断地被受众“邂逅”。在“邂逅”的过程中地理意义不断地被再生产。

以“东突暴恐事件”为例,作者发现有一部分新浪微博、“人民日报”“粉丝”在解读相关报道时超越了“人民日报”最初所想表达的涵义。他们并不关注这些事件是否是恐怖主义活动、是否是恶性犯罪行为、是否是分裂势力幕后操作的行动;受此类事件所带来的恐怖情绪所影响,他们更加关注自我的日常生活是否受到影响、自身安全是否受到侵害。具体到案例中来,“人民日报”的“粉丝”们在接触暴恐事件相关报道文本的时候,更加容易阅读到事件所带来的恐怖情绪,因为这些情绪与自身日常生活更加相关。具体来说,他们更加关注新疆是否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是否适合旅游等）以及自身的生活环境是否受到安全的挑战（如哪些人更有可能是恐怖分子等）。因此,这部分受众对媒体的解读逐渐成为他们对新疆或相关地方的地理想象。例如,2014年新疆乌什县袭警案发生后,网友“望穿秋水之羙”在“人民日报”主页留言：“为什么新疆总是有暴乱,实在太吓人了！”;同年,昆明火车站暴恐案发生后,网友“逆境无赖宫之长”留言道：“新疆太乱了……”;5月22日,乌鲁木齐爆炸案发生后,新浪微博用户“想不出昵称的阿桂”留言道：“真心不敢去新疆旅游了！这也忒恐怖了！”。这种恐怖情绪通过“粉丝”的转发和（或）评论行为将新疆渲染成为恐怖的地方,并进一步将这些消极的地理意义“传染”给其他“粉丝”。Rachel Pain曾以美国9-11事件所带来的全球性恐怖情绪为分析对象,讨论了这些恐怖情绪如何构建某些国家（如阿富汗、伊拉克等）的消极的地理意义^[41]。根据Pain的观点,受众对媒体文本的（非理性的）带有情感的消费是具有“传染”性质的,它们能够将恐怖的情绪网状地传递下去,从而建构了特定地方或空间的地理意义。

但是,这些“粉丝”对媒体文本的主观解读并不是对特定地方或空间地理意义进行塑造的终点。他们对文本意义进行再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也涉及到与其他“粉丝”甚至是媒体的协商。例如,2014年昆明火车站暴恐案发生后,针对部分受众对新疆消极地方意义的渲染和对新疆人的污名化,一部分来自新疆的受众对此进行了回应。如“BoneShock_瀚森”在“人民日报”发布的微博上留言说：“我是新疆人,我周围有很多少数民族,有当人民教师的,有干警察的,同为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有文化,有见识,就绝对不会参与这些事情……”;新疆网友“FFFamOus”留言道：“请不要给新疆扣上大家都不喜欢的形容词！这些人[暴恐分子]跟新疆和新疆人没有关系！”。此外,也有部分非新疆受众针对新疆和新疆人的消极意义传播进行了回应。新浪微博用户“四喜肉丸子”留言道：“2012年去新疆旅行,一路上遇到很多热心的新疆人,他们也非常痛恨那些恐怖分子！”;“下帘弹箜篌”留言说：“哪里都有穷凶极恶的人,哪里也都有心地善良的人,如果因为个别人的极端行为而迁怒于整个地区、整个民族,那我们就上了恐怖分子的当了”。媒体有时候也参与到这个协商的过程中来。媒体对暴恐案进行报道后,当“粉丝”的关注点转移到对新疆消极地理意义的建构上来时,新浪微博“人民日报”发布了多条微博,试图消除其“粉丝”对新疆和新疆人的消极的地方想象。例如,2014年昆明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转发了一条官方消息：“人民日报记者**消息,新疆政协***表示,昆明暴力恐怖袭击的猖狂、惨无人道、反人类,让人震惊。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反人类活动代表不了任何民族,其背后是政治势力……”。同日,“人民日报”又多次倡议广大受众：“不要把对恐怖分子的愤怒,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敌意,那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不要把对暴力的还击,扭曲成对一个民族的歧视,那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其后,“人民日报”又转发了多条美化新疆或新疆人的故事。例如,2014年3月4日,其发布了一条微博“别忘了这些新疆好人”：“维吾尔族人***,历经8年,烤卖30万串羊肉串,攒10余万元资金,全部捐给贫困学子;青海玉树地震,他只身前往灾区救灾;他的日子并不宽裕,但他在毕节学院等设立了金额虽小但分量很重的‘***助学金’”。“人民日报”的行为受到诸多“粉丝”大力支持,如网友“JENNIFER_S要煎蛋”发起了“我是新疆人”的话题,呼吁：“我是新疆人,也是无辜群众。请不要把我们盲目划为异己”、“暴徒没资格代表我们新疆！”更有新疆网友晒出为昆明祈福的照片,反对恐怖,谴责杀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协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循环和再生产的过程,其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这个过程消解了新疆的其他地理意义,从而加强了新疆与“东突暴恐事件”的关联性,最终呈现出前文ROST软件分析所体现出的文化地理景观。

4.2 地理知识（再）生产与“反恐”政策的互动机制

研究也分析了网络媒体及受众对新疆想象地理的塑造及其与中国政府的“反恐”政策的互动机制。主要讨论：中国“反恐”政策主要是指什么?网络媒体及受众对新疆的想象地理的话语机制是什么,包括谁决定了网络媒体和受众的话语权?以及网络媒体和受众的话语权与“反恐”政策如何互动?

首先,根据对中国国内“反恐”政策相关研究总结可知,中国政府的“反恐”主要包括法律“反恐”、军事“反恐”、人民“反恐”以及民族政策等^[42-45]。其中,法律“反恐”主要是对外加入一系列反恐怖问题的国际组织或国际公约,藉此预防和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组织及其活动,对内立法为打击恐怖主义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43-44]。军事“反恐”主要是成立专门的“反恐”部队进行军事演习震慑恐怖分子,同时对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进行严打高压^[42]。人民“反恐”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恐”实践,其主要是指争夺人民阵地,从思想意识形态上瓦解恐怖主义,其手段主要包括增强人民的“反恐”意识和“反恐”知识,让人民积极地参与到预防恐怖活动的过程中来^[44]。民族政策则指在“反恐”活动中需要谨慎处理恐怖分子挑唆的民族矛盾问题^[44]。相关研究指出,贫富差距、民族和宗教矛盾是恐怖主义滋生的社会土壤,“东突”分子主要是利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贫穷、闭塞、文化教育水平偏低的特点,煽动少数民族群众对政府和汉族民众的不满和仇恨进行分裂和恐怖活动^[45]。因此,妥善地处理和维护民族之间的和谐也是一种瓦解“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其次,本文主要讨论了网络媒体及受众的地理想象如何参与到与中国政府的“反恐”政策互动中来,因此,提出一个政府与媒体、受众（人民群众）、政策的互动模型（图2a）。其中,政府扮演着社会管理者的角色,其代表国家在特定的领地里进行着社会管理活动并建立起社会秩序。例如,“东突”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在中国制造了大量的暴力恐怖事件,极大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秩序。因此,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对策维护社会秩序。而媒体（尤其是指中国媒体）在传统意义上来说扮演着桥接政府与人民大众的角色,其主要作用是将政府信息自上而下地传递到人民日常生活中,同时将人民大众的意见自下而上地反馈给政府^[46]。而受众则往往被人理解成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他们从媒体或者其他途径获得相关的信息或知识,从而对自身所处的社会进行认知和评价。例如,本研究中,网络媒体将新疆及其他地方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描述为受极端分裂主义势力影响的暴力恐怖犯罪,并且建构了新疆及其他地方恐怖和危险的想象地理。这些地理知识通过网络媒体表征给人民大众（受众）,从而合法化了中国政府制定的“反恐”政策,使得人民大众觉得中国加入国际“反恐”条约、制定“反恐”法律、在新疆和其他地区进行“反恐”军事活动、发动人民预防恐怖活动以及制定缓和民族矛盾的政策等政治活动都是必要的。然而,在这个模型中,媒体与受众的互动往往不仅仅是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的互动。如前文所述,受众通常也主动积极参与到地理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其与媒体同样,都扮演着知识（意义）生产者的角色。因此,媒体与受众的互动环节不仅仅是一个传递信息的过程,更加确切地将是受众“邂逅”媒体与媒体跟受众互相“协商”从而进行地理知识生产的一个过程（图2b）。鉴此,媒体不再纯粹地扮演政府话语工具的角色;与此相反,媒体拥有更加自由的空间对特定的某些空间和地方进行知识生产,而政府对媒体的利用也逐渐由直接利用转变成为引导性利用。研究发现,针对“东突”分子煽动的民族（维族—汉族）和地区（新疆—其他地区）矛盾以及部分受众对网络媒体的主观解读（例如对新疆及其他公共场所的消极意义的想象和传播）,网络媒体在政府相关机构的引导下对新疆及其他空间的积极意义进行了修复和建构,从而“协商”出积极的新疆地方意义,推广了中国政府的人民反恐、民族政策反恐的反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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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流行文化地缘政治模型

Fig. 2   Models of Chinese popular geopolitics

综上所述,在“东突”极端暴力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背景下,网路媒体对新疆及相关地方和空间的地理想象被用来合法化中国政府的“反恐”政策和活动。其中,政府不仅仅利用媒体作为宣传工具,同时也将媒体和受众视为一个生产地理知识的场所,并积极引导媒体及受众塑造积极的地方想象,以此将反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融入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并将它们合法化甚至是道德化。

5 结论及讨论

本文以中国的网络媒体对中国境内的“东突”极端分裂势力制造的暴力恐怖活动的话语实践以及受众群体对此类话语的回应为分析对象,探讨了媒体和受众群体作为生产地理知识（意义）的场所如何对新疆及其相关地理空间的地方意义进行生产和协商,并讨论了由此产生的关于新疆及相关空间的地理想象与中国政府“反恐”政策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媒体以表征的手段生产了新疆及其相关地理空间消极的地理知识、建构了它们消极的地理想象,这些地理知识的过程在受众的消费过程中又不断地被协商与再生产;这些地理知识和地理想象的生产与国家制定的“反恐”政策是一致的,它们被用作合法化和合道德化“反恐”策略的手段之一。

研究主要价值和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人文地理学对文本对地理知识生产的视角来讲,本文超越了对文本本身及其表征的探讨,追溯到受众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对地理知识的生产的讨论。唐顺英和周尚意在对近年来的文化地理核心期刊的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讨论了文本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47]。文本（或广义地引申为表征）在人文地理研究中固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人文地理学研究中长期忽略了对文本的受众群体的研究。受众群体的研究超越了对表征的探讨,从而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地理知识的生产的过程拓展到表征与非表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例如,受众对网络媒体对新疆想象地理建构的消费过程中受到自身情感、主体性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与媒体甚至政府进行“协商”,在这个“协商”的过程中,新的地方想象和地方意义产生了。这种地方意义和地方想象产生的过程并非网络媒体表征的结果,而是受众“协商”这个实践过程中非表征行为的结果。因此,本文将人们日常生活行为（尤其是非表征的行为实践）对地理知识及地理意义的生产过程纳入到人文地理的研究范畴中来。

其次,本文从认识论的角度为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进行了探索式的思考。陆大道和杜德斌在《地理学报》上撰文号召国内的地理学者们进行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48]。然而,国内地缘政治研究多从本体论上分析自然环境对国家决策的影响,而缺乏从认识论的视角对地缘关系进行探讨。本文从认识论的视角讨论了空间（或地方）如何通过媒体及受众被主观地认知和想象,并将这种想象地理运用到国家决策上,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本体论上的、客观的自然环境对国家政治决策起影响作用的地缘政治研究范式,而且将想象地理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进行了推广。从对更为宽泛的地缘政治研究的贡献来讲,本文突破了地缘政治以国家为主要的尺度进行分析的研究范式,以国家次一级区域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对地缘政治研究跳出地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的探讨进行了探索。

最后,从实证以及实践应用的角度来讲,本文讨论了21世纪以来网络媒体的出现带来的话语策略的变化给政府话语权管理带来的挑战。媒体作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地理知识生产场所之一,对各种尺度上的想象地理的建构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想象地理（尤其是媒体对次国家区域的想象地理）对国家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活动影响极为深远,例如消极的地方想象可能会激化区域矛盾、民族矛盾等。然而,网络媒体的出现带来了媒体对地理知识生产的革命性变化,因此,本文对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和自媒体以及受众对地理知识生产的讨论为政府的话语权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致谢：感谢中山大学博士生杨蓉对本文的贡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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