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域系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多维对象，其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求突破单一领域思维，通过系统科学理论、多源数据驱动的技术方法与可持续转型路径的深度融合，实现系统诊断—情景模拟—精准施策的全链条治理。本文基于人地系统科学理论与地理学多尺度分析范式，通过探究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级联分析体系，解析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阐明乡村地域系统多尺度演化规律与转型机理，开发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状态评估与情景模拟技术，梳理提出了乡村地域系统转型机理与模拟的“三器”（诊断器、探测器、模拟器）平台框架；通过创新多模态时空数据融合与智能解译方法，突破乡村地域系统要素定量反演的技术瓶颈，建立多要素协同观测指标体系与数据共享应用平台，揭示不同发展路径下的乡村转型空间格局，探索创建了“三大”体系，包括“自然—社会—技术”多维交互的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体系、跨平台乡村地域系统协同观测技术体系，以及乡村振兴科学路径及其管理标准规范体系。研究成果有助于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多源异构数据协同观测和情景模拟体系化，为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

在对新地缘政治理论演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新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尝试弥合新地缘政治与传统地缘政治在范式上的差异，以此提升社会转型背景下地缘政治学的凝聚力。本文对新地缘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构建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研究的多层级分析以及国家间交流领域的多样性两个方面。从多层级分析来看，新地缘政治在尺度和行动者维度作出了拓展，将城市、社区等多层级空间单元，以及草根群体等多元行动者纳入地缘政治分析框架。从国家间交流领域来看，新地缘政治刻画了文化、旅游等日常生活细节如何成为塑造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此外，本文提议将民族志、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程序性地纳入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中来推广，提供一种区别于传统地缘政治的观察视角。在全球化、信息化对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产生变革性影响的背景下，新地缘政治方法论的构建可以助力于刻画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要素转型及其发生过程与机制，同时可以广泛指导新地缘政治研究的开展。在中国海外社会经济活动日趋活跃以及面临的来自“自下而上”的地缘政治风险日趋明显等的背景下，新地缘政治方法论的构建对于系统指导中国相关的地缘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流空间研究为城市与区域发展领域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揭示和理解城市内部及区域间的动态交互作用。该研究不仅可为城市管理和空间规划提供科学的分析手段，还能通过优化资源分配和提高空间利用效率，为促进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本文从概念、属性、特征和基本要素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了流空间的内涵，提出并分析了流空间研究的演进框架，通过理论溯源、研究趋势和热点分析，发现流空间研究呈现“超核心、多中心、泛主题”的发展态势。更进一步，本文探讨了流空间研究的分析范式及其显著转变：研究领域从单一的经济联系扩展到涵盖社会、文化、生态和地理等领域的多维联系；研究数据从传统的统计调查数据发展为传统数据与多源大数据的结合；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向动态定量研究转变。未来创新数据采集与融合技术、开发先进分析工具、拓展跨尺度研究方法、加强理论与实证结合和推动跨学科协作等是进一步深化流空间研究的潜在方向。

边境口岸是阻止邻国风险入境的第一道防线，其风险状态直接威胁国家安全，影响边民生计和企业生存，当前对于边境口岸地缘风险的定量评估还较为缺乏。本文从概率和损失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边境口岸地缘风险定量评估模型，融合多源时空数据开展中国口岸地缘风险测算、类型划分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边境口岸地缘风险压力逐渐西移，西南部边境口岸压力聚集，综合性功能的边境口岸呈现高风险压力状态。② 南部中缅、中越边境口岸地缘风险概率较高，北部边境的通道性节点口岸地缘风险概率突出。瑞丽在所有口岸中，地缘风险概率位列第一。③ 南部边境地缘风险的潜在损失集中，尤其“一带一路”途经的口岸和对外通道关键节点口岸的潜在损失较高。④ 口岸地缘风险整体呈现“南密北疏，多点均衡”格局，可划分为高风险、高概率、高损失、低风险4个类别，1/4的口岸呈现高风险状态。本文构建的地缘风险评估模型可为其他国家或区域的风险量化提供参考，评估结果可为中国边境安全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城际竞争与合作关系是解析城市体系形态、过程和动力的重要途径；但相比合作型城际关系的成熟研究方法而言，城际竞争缺乏定量测度方法。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竞争型城际关系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企业竞争主体出发，综合考虑竞争类别（结构+规模、市场腹地）与竞争方向（有向与无向）提出了竞争型城际关系的量化逻辑；借鉴多学科的竞争关系测度思路，提出基于“结构+规模”的属性相似和市场腹地重叠的关系相似进行城际竞争关系的模拟方法。最后，本文基于创新企业数据对长三角城际竞争关系进行了测度展示，有效验证了所提出模拟方法的可靠性。本文有助于推动城际竞争关系的定量研究，亦有助于促使城市体系研究和城市网络研究更加关注竞争这一重要维度。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构成单元，是理解城市社会、活动和空间的关键对象。但在城市尺度内系统性探究家庭活动与城市环境的交互特征和规律的研究尚不充分，且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关系经常处于失衡状态。因此，有必要将人地关系引入家庭研究领域，探究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与城市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即城市中家庭的人地关系研究（简称“家地关系”）。为此，本文基于时空伴随行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一种基于手机定位大数据的家庭及其时空间行为的识别方法；并以武汉市为例，利用联通手机信令数据验证了家庭识别方法的有效性，证实了该大数据家庭识别结果可作为现实家庭分布的大规模抽样样本。最后，立足人地关系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尝试构建了面向城市微观尺度的“家地关系”研究框架，以及家庭大数据在该框架中的应用路径。本文为探究城市层面的家、地二元交互规律提供了一套理论框架和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方法，为更准确地诊断“家地”失衡状态、更有效地制定“以家庭为导向”的环境优化策略提供了支撑，对于家庭生活质量提升、家庭友好型城市建设和城市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空间异质性是地理空间数据特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研究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近年来大量细粒度地理空间数据的出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空间异质性建模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从描述对象角度，空间异质性可分为属性异质性和过程异质性；从建模方式角度，空间异质性建模可分为连续建模和离散建模。依据上述分类方法，本文总结出空间异质性建模的主要任务为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分区域空间回归，并综述了每种任务的代表性方法。本文进一步综述地理空间人工智能领域针对空间异质性发展的一系列方法，讨论了将空间异质性融入神经网络模型结构设计的方式。未来，方法体系相对成熟的空间区域划分、局部空间回归仍将保持生命力；而分区域空间回归、顾及空间异质性的人工智能方法尚有较大的探索空间，是后续研究值得关注的方向。

能源转型已成为当前及今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能源供给安全的关键选择。但在多重目标约束下，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仍然较大。为此，本文从能源系统结构演化出发，对能源转型的基础概念、研究方法、问题挑战进行文献综述和探究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 碳中和背景下的能源转型已由“技术”驱动转向“问题”驱动，且不同地区和国家能源转型进程差异明显，政策调控、技术创新、市场机制与主观行为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② 针对能源转型的量化研究主要集中于能源转型程度的评价及其趋势预测，但由于涉及能源、经济、环境、社会等多系统的耦合联动，模拟预测的“黑箱”效应较为突出。③ 已有研究对能源转型的经济、安全与社会效益认识存在分歧，能源转型挑战与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未来能源转型研究需兼顾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需要，采取多样化转型手段，注重供需协同、区域协同转型，持续加强多尺度建构—关联研究。本文旨在增进对能源转型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为地理学者开展能源转型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随着土地废弃、环境恶化等“现代病”的出现，如何有效地进行土地管理和生态治理成为当今全球亟需关注的发展问题。再野化为以上困境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破解路径。通过梳理和分析西方地理学领域再野化的相关文献，指出对再野化概念的理解需把握荒野与野性、自治与干预两组关系。并提出在关系本体论的指导下，再野化理论具有从全球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的理论逻辑。具体表现为：① 宏观层面的再野化作为生态和社会经济策略，为全球生态系统保护以及全球城乡发展作出贡献，但也存在区域、政治以及物种的边界争议；② 中观层面的再野化在审视异质和边界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探讨跨地方主体间不均衡的组织权力动态，强调地方性知识的回归和公众参与；③ 微观层面的再野化呈现宏观和中观关系下推后的地方经验，呼吁需关注宏大叙事下的微观群体表达，以推行更具在地性的再野化项目。最后，论文在归纳中国再野化研究的特点和现状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中国再野化研究可进一步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方向，以期为中国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来自地理学的理论养分与实践参考。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健康可持续是社会可持续的基础。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中国健康可持续指标体系，对2000—2020年中国健康可持续水平的时空特征、结构演化和提升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健康可持续水平（HSI）稳步提升，健康可持续等级（HSL）不断提高，总体处于“可持续”状态；地带之间和省域之间的差异不断缩小，均衡化发展趋向明显；冷点区逐渐消失，热点区趋向弱化，分布重心自东南向西北迁移。② 中国健康可持续系统的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趋向良好，结构均衡度不断增长并趋近于1，结构协调性不断提高并向“高级协调”转变，结构主导性由健康压力主导型（HP）经健康状态主导型（HS）向健康发展均衡型（HB）转化。③ 中国健康可持续能力提升可分为3个一级区：Ⅰ优先提升区、Ⅱ重点提升区、Ⅲ巩固提升区，6个二级区：Ⅰ₁（藏）、Ⅰ₂（青、新、内蒙古）、Ⅱ₁（黔、滇、渝）、Ⅱ₂（浙、闽、赣、桂、琼、粤、台）、Ⅱ₃（津、冀、辽、黑、吉、沪、苏、鲁、豫、鄂、湘、川、甘、宁、陕、皖、晋）、Ⅲ（京）。④ 未来中国健康可持续能力提升要重点提高卫生资源响应能力，降低社会经济压力带来的健康风险，提升道路安全水平和社会治安水平，改善国民社会健康状态。本研究构建的健康可持续指标体系为国家和区域健康可持续系统评价提供了理论框架和路径策略，对可持续社会和健康国家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中药源于自然、承于历史、用于社会、兴于产业、惠于区域，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研究中药与产地的关系，这体现出中药与地理密切相关，也是中药形成的自然道法，但目前尚未形成中药与地理交叉融合的学科。本文基于本草、中药资源、中药产品、中药产业和中药事业的地理特征，解析中药地理学药地关系的研究框架，初步剖析其研究对象、科学问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表明：① 中药地理学是研究中药时空分布特征和药地关系的科学，是以产地划分为基础、以道地药材为特色、以保证健康用药为目标，在地理空间层面研究中药的地域差异、空间格局、药地关系及可持续利用的一门学科。② 中药地理学在中医“因天之序”的基础上，基于中药“应地之异”特点，从药用、时间和空间3个方面，秉承“因地选药，因地承药，依地用药，因地制药，见地及药”的理念，研究药地关系。③ 中药地理学研究具有交叉性、综合性、区域性和动态性，融合了中医药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开展中药资源的生态属性、中药（本草）的时间属性、中药产品的社会属性、中药产业的经济属性和中药事业的区域属性五个方面要素的地域分异、空间结构和演化规律的研究。④ 中药地理学将中药与地理交叉融合，利用产地识别、产区变迁和空间关系模型等技术方法，遵循微观与宏观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原则开展“药地关系”研究，以促进药理、医理、易理和地理相通，拓展中药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黄河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科学评价其干流生态健康状况，指出今后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对探究大型河流环境综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生态系统类型确定干流分段断面，将其对应流域作为评价区，构建了包括水质、水文、生物和生境4个准则层的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探索解决了部分传统评价难点，包括：使用可变下渗容量模型（VIC）还原天然月径流量；采用体现区域特色的多标准水沙搭配评价；通过基于主坐标分析（PCoA）与模糊C聚类（FCM）的综合评价模型，将健康评级转化为样本分类问题，降低了主观影响。最终得到2021年黄河各评价区整体生态健康状况，结果表明：① 各评价区健康度空间异质性明显，自高到低依次为河源区、宁蒙区、小北干流区、下游区、兰州区和北干流区；从健康分类来看，河源区分类为良，宁蒙区、小北干流区、下游区、兰州区和北干流区分类为中。② 水质状况基本满足生态环境需要。③ 生态流量匮乏的时期集中在8月，较20世纪中叶，年内流量分配变化巨大。④ 人类活动造成了河岸带破碎度增加、纵向连通性降低和地表植被覆盖度提升等多方面影响。⑤ 鱼类多样性大幅降低，鱼类结构正在向耐受性演变。建议重点关注支流水污染、夏季生态流量保障两方面，并做好生物栖息地保护与修复工作。

贫困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长期面临的世界性难题，非遗减贫是中国在精准扶贫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持续探索形成的一种特有发展模式。研究非遗减贫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文化强国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基于贫困地域系统的非遗减贫理论依据进行了深入解析，在构建“能力—经济—环境”三维非遗减贫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第一批乡村非遗减贫的成功案例贵州省高华村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非遗减贫实践远早于国家非遗减贫相应政策的出台。高华村经历了非遗减贫尝试（2008—2012年）、非遗精准扶贫（2013—2020年）、全面乡村振兴（2021年以来）3个阶段。宏观层面上，非遗助力乡村减贫是内生动力、外源动力、文化动力，以及各因素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政策引导下具有针对性的非遗精准扶贫发展路径，是促进乡村减贫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唯一选择。微观层面上，“人”的可行能力提升和“业”的经济结构优化缓解了乡村“贫”的根源，“地”的地理资本强化则缓解了乡村“困”的根源，“人”“业”“地”三者之间的耦合互动共同缓解了乡村的多维贫困。非遗减贫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地理学以其特有的学科优势应在推动非遗减贫理论研究和实践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此为全球减贫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人类依赖创新驱动和科技进步改造利用自然、善待保护自然的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地理学视角理解的新质生产力就是在人类活动占主导的人类世时代协调新型人地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是将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的保护性生产力，是驱动高质量发展与布局的先进性生产力，也是全面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美丽生产力。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其在揭示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地理条件、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异机制与空间布局规律、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地关系协调优化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伴随历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出现，经历了由低质生产力向中质生产力、中高质生产力、再向高质生产力演进的波动式过程，呈现出高度耦合性、深度融合性、超级关联性、快速迭代性和空间分异性等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驱动地理学研究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包括：重配城乡生产要素，建立自然要素—人文要素—数据要素联动配置的新机制；重组城乡产业体系，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符的现代产业体系；重塑城乡空间格局，形成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交融的城乡空间新格局；重建城乡生态环境，依托新质生产力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把城乡生态环境变现为绿色生产力；重调城乡人地关系，构建新型城乡人地和谐共生关系，建设美丽中国；重振地理科学，完善更新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构建现代地理学学科体系。开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地理学研究，对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时空信息赋能是充分释放和放大时空信息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助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当前时空信息赋能的基础研究还相对薄弱，应用即赋能的观点占主导地位，缺乏对时空信息赋能机理的深层次认知和探究，导致时空信息的内涵与外延不清，时空信息赋能的内在机理不明，制约着其科学高效赋能，亟需厘清其基本内涵、赋能机理与赋能模式等。本文针对时空信息赋能问题，梳理了时空信息的基本概念、丰富内涵和基本特征；指出熵是时空信息赋能的物理基础，熵减是时空信息赋能的内生动力；时空信息赋能的本质是以时空信息为载体，以负熵流转为动能，以不确定性转化为特征，通过人、机、物（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系统结构优化、效能提升的过程；并提出了时空信息作为自在信息直接赋能、作为自为信息间接赋能、转为时空知识倍增赋能3种模式；最后，探讨了时空信息赋能自然资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森林的准确界定和高精度森林遥感数据产品是监测和评估森林变化的重要基础。目前存在多种森林定义，基于不同定义的全球森林遥感产品亦层出不穷。本文基于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视角，梳理不同国际环境及林业组织对森林的定义，从生长方式、林龄和郁闭度3个方面开展森林分类，梳理从单一传感器到光学与微波遥感融合的森林遥感数据集演化。从森林要素阈值、分类详尽程度和空间分辨率3个方面对比不同遥感数据集的森林定义差异，并基于验证样本、区域精度差异及数据一致性总结产品精度验证不足。认为现有森林遥感数据集的定义及精度差异制约了数据使用者对于森林变化监测。未来应基于“视角—要素—阈值”森林定义框架进一步协同森林定义，减少由于森林定义要素阈值差异导致的面积估计偏差；结合多源遥感数据及深度学习方法开发精细化森林遥感数据，并关注不同林种识别；建设森林遥感数据共享平台，通过地图可视化方式向数据使用者展示全球森林遥感数据定义、时空分辨率及在不同地区的数据精度，明晰多源森林遥感产品适用范围，提升数据可使用性。

地理学是一个由众多分支组成的学科体系，学科交叉是其学科特性。无人机应用的快速发展使得低空开发和低空经济进入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并在地理学研究实践中与其他学科产生了大量的交叉融合。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推动了地理学将低空纳入其研究对象体系中，拓展了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这是一项需求牵引、充满挑战、艰巨而又全新的工作。本文认为低空是一个复杂巨系统，作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从理论上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两大地理学特征，具备采用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低空研究的科学基础和依据。应用地理学进行低空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与航空学、信息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的深度交叉、渗透、融合。在分析低空研究与上述学科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提出未来地理学视角下低空研究体系的初步布局。本文抛砖引玉，期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地理学界同仁进一步关注低空开发和低空经济发展，促进地理学在新时期发展，满足实践需求，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

河道流量数据为水文水资源领域科学研究与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缺实测资料地区河道流量估算是过去几十年水文学界重点解决的科学问题之一。基于遥感观测的河道流量估算方法是解决水文资料缺乏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定量遥感与水文水资源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系统总结了河道水面宽度、水面高程等与河道流量紧密相关水力学变量的遥感反演方法研究现状，梳理了经验关系法、与水文模型结合和与河流水动力模型结合等基于卫星观测的流量估算数学方法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河道流量遥感估算研究中流量估算结果误差评估、多星协作提升观测频率与方法普适性评估等难点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最后，探讨了遥感估算流量方法的应用前景。

生态系统服务流指示实际被使用的服务，是连接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纽带。理解生态系统服务流的概念内涵、厘清其量化方法是推动生态系统服务流有效实践应用的基本前提。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流概念愈发受到重视，但仍然缺乏连接概念内涵、量化方法和实践应用的系统性梳理。因此，为强化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评估的实践性意义，本文基于过程、数量和空间3种视角梳理生态系统服务流的概念内涵，据此明晰生态系统服务流的量化方法，探讨生态系统服务流系统研究框架。研究认为，应该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管理行动—人类福祉提升愿景”系统性研究框架，聚焦生态学意义与地理空间过程、利益相关者角色和面向人类福祉提升的可持续决策系统，将生态系统服务流研究推向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与实践空间。

地理信息科学传承了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传统。在地理空间分析中，由于地理空间的特殊性，地理信息科学在构造分析方法时，需要考虑空间效应。然而，空间效应具体的内涵和外延，到目前尚未有系统探讨。本文定义了地理空间效应，进而在形式化定义空间、位置、场、距离、区域等概念的基础上，归纳了4类空间效应：即空间异质性效应、空间依赖的近邻效应、空间交互的距离衰减效应、和空间分区的尺度效应，探讨了4类效应的内在逻辑关系，建立了统一的表达框架。其中，空间异质性效应是最为基础的效应，近邻效应和距离衰减效应反映了地理空间中两个位置之间的二阶关系，尺度效应则由于区域单元的汇总带来，因此这4类效应形成了递进关系。最后本文梳理了目前地理分析中对空间效应的体现，指出了地理空间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空间效应的揭示和量化能力。

青藏高原地表氧含量是海拔、地势、气候、水域、植被、土壤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拔、气温、植被覆盖度与叶面积指数的相对贡献分别为-39.58%、35.50%、24.92%。青藏高原地表氧含量首先呈现东南向西北递减的差异，这主要与依赖水热条件的植被产氧有关；其次是东西延伸、南北更替的差异，这主要与依赖气温与地势的大气压对氧含量的影响有关；第三是随海拔变化的垂直分异，这主要与依赖地势、气温的大气压，以及依赖温度与水分的植被产氧有关。地表氧含量可以定量展现地表自然地理特征的时空格局，据此，本文把青藏高原自然地带划分为3个一级区、17个二级区，即：东南部亚热带森林—森林草原区域，地表年均氧含量为20.35%，7月平均值为20.45%，1月平均值为20.27%，含2个二级区；东部温带森林—草原—草甸区域，地表年均氧含量为20.10%，7月平均值为20.23%，1月平均值为20.00%，含5个二级区；西部寒带温带草原—荒漠—草甸区域，地表年均氧含量为20.00%，7月平均值为20.10%，1月平均值为19.91%，含10个二级区。

随着人类世的到来，“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与自然灾害成为人类生存面临的首要问题。大数据智能化的技术驱动、大科学（计划）的学科基础、全球化治理与应对的需求牵引，共同构成了新时代自然灾害研究的主旋律。论文提出自然灾害态势感知的概念，并结合新时代背景提出洞悉“态”、预测“势”两个不同层次的感知。在洞悉“态”方面，论文辨析了传统灾害观测与大数据态势感知的区别和联系；并以社交媒体、手机信令、视频监控等为例，梳理了大数据在台风、洪涝、地震、极端高温等灾害态势理解中的研究与实践。在预测“势”方面，论文总结了系列大数据观测—机器学习—机理模型整合的方法，并以城市洪涝事件演进模拟为例进行说明；在区域或全球尺度，提出应在大科学（计划）统一定义的未来情境下开展跨领域综合态势的感知与预测，并服务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利用人地耦合模型，感知灾害对社会经济的级联影响和远程效应，用以消除和解决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最后，建议国家成立相关研究机构推进灾害大数据的共享和应用，开展灾害灾情标准知识库、训练库的建设；建议进一步推进机理模型、大数据、机器学习的整合与应用，推进自然灾害人地系统的耦合，提升中国自然灾害的社会治理与决策支持能力。

本文总结了2004—2022年间对中国艰苦边远地区范围和类别划分的管理理论认识。作为一种地理学理论探索，首先聚焦中国艰苦边远地区存在的地理学基础及其发展可能性。在方法学上，研究了区域产出与区域特征要素的关系，从自然地理环境、交通区位、社会发展等方面界定了地理学三大本性内涵，科学地构建了区域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发了相关地理信息科学数据挖掘方法。研究得到的重要发现是，在现代区域发展中，区域第一地理学本性依赖的第一类地理要素，其重要性接近70%，区域第二地理学本性依赖的第二类地理要素的贡献率接近17%，正在发展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依赖的第三类地理要素贡献约达到了13%，验证了第一本性的地理要素在区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意味着区域发展面临第一本性地理要素的锁定效应和地理工程改造的必要性，要实现区域创新发展需要依赖三个地理本性的进化作用。当前中国区域发展到了需要重点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发展区域信息化能力的社会创新发展阶段，其政策关键是推进区域新型城镇化和提升乡村振兴。

中国减贫事业具有世界意义。回溯中国贫困地理研究特征和学术贡献，归纳其学科范式，对今后地理学研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相对贫困问题，具有重要学科价值。基于CiteSpace 6.1.R2对1988—2020年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的中国贫困地理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① 国家和区域减贫实践促进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机构、作者和发文数量逐渐增长，反映贫困地理研究的需求导向性；② 城乡减贫政策差异和异构形成了中国乡村贫困地理和城市贫困地理研究分异格局，反映贫困地理研究的城乡二元性；③ 减贫政策调整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动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学科范式的变迁，反映了贫困地理研究的范式演进性；④ 在地理学学科范式框架下，发展地理学和贫困地理学以贫困地理研究为共同领域，发展地理学旨在建构减贫过程、方法和决策，而贫困地理学重在解构贫困过程、方法和决策，代表了两个“学科”共同的研究基础和不同的学术话语表达。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就是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过程。“城市病”因乡村病而生,“乡村病”也因城市病而生,“城市病”与“乡村病”同病相连,互为病因,复合叠加形成“城乡病”,根治“城市病”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根治“乡村病”也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本文在对国内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城乡病理病根及对立格局,解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控要素、驱动机制、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和持续性,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测度试验系统,提出了城乡多融合发展的三角模式,验证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正处在城镇化后期城多乡少的高度融合阶段,未来将迈入城镇化终期城多乡少的深度融合阶段。从政策层面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城乡发展政策的演进路径,总体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过程,这些政策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路径层面建议合并召开中央城乡工作会议,合并编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实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时作为解决城乡病、提升城乡发展质量的两种不同手段,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方法,构建评估体系定量评判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高度同步化、深度融合化和共荣化方向发展,同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乡村发展质量,同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

新时期乡村振兴挑战与空间利用问题密不可分,基于空间治理建构乡村振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诉求→效应→路径→策略”解构方案,探讨了基于空间治理的乡村振兴可行性和内在逻辑体系。结果表明：① 乡村价值重构是确保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乡村空间管控和发展权利配置可从乡村空间治理寻找突破口;乡村空间治理从物质空间治理、空间组织治理、空间权属治理入手,重构物质空间结构功能,重组空间组织关系,重塑空间价值分配体系;② 空间治理振兴乡村的效应从城乡互动关系优化、乡村内生动力激发、基层组织能力强化等层面加以呈现。③ 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激活乡村内生发展、保障组织机制,是落实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④ “上下结合型”乡村空间治理有利于落实空间开发权利的合理配置;多元主体参与空间治理的渠道、能力与效应,推动空间发展目标落地和公平权益体系建设;“权利共享型”空间治理可在城乡共享、主体共享和区域共享中落实乡村振兴目标。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乡村空间治理科学体系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本文从学科树视角比较分析地理学和建筑学的人居环境研究进展。首先,梳理研究脉络,指出两个学科具有相同的“树根”（即五大系统和五大层次）、“树干”（即九大主题和八大尺度）和“树枝”（即33个研究领域）,以及相异的“树叶”（即各领域数量迥异的研究成果）。其次,比较研究成果特点,发现两个学科成果差异明显,表现为在适宜性等6个二级主题上,地理学成果较多,建筑学成果较少;在规划等6个二级主题和建筑尺度上,建筑学成果较多,地理学成果较少;在空间格局等12个二级主题和城市等6个尺度上,两个学科成果均较多,但侧重点不同;在行为二级主题和全球尺度上,两个学科成果均较少,但侧重点不同。最后,剖析学科成果差异的生成逻辑,并展望未来进路。学科成果差异的逻辑起点是学科门类差异,逻辑链条是“学科门类—学科特性—研究主体—研究偏好—研究范式—研究成果”的差异传导机制,其中研究范式差异是链条中的重要环节。未来人居环境研究应促进框架延伸化、主题展拓化、尺度统筹化、数据多源化、方法混合化等范式提升,同时回应全球化、美好人居、突发事件、跨学科等现实需求。

地缘政治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深刻烙印了地图的影响。在地缘政治发展史中,不同地图投影既服务于各思想家的理论提出,也深入到各思想家在不同时期对自身理论的动态修正。地图投影到底是如何参与到地缘政治理论构建过程中的?本文在既有地缘政治地图研究的基础上,从空间性和文本性两大地图基本属性出发,通过阐释并沟通地图的空间分析与话语分析功能,探讨地图投影与地缘政治理论构建间的关系。一方面,地图投影变形抽象后的心象地图框架为构建地缘政治理论提供了空间依托;另一方面,地图投影通过地图变形在复杂情境中聚集了丰富的文本性含义。在地图投影各层次文本性的互文（互补性叙事）下,新的地图话语得以产生并渗透进心象地图,具象式推动了地缘政治理论核心概念的生成和逻辑关系的构建。综合考虑麦金德的地图观影响,本文对麦金德“心脏地带”地缘政治思想变迁各阶段（1904年、1919年、1943年）地图投影透视的分析验证了该关系框架的解释力。这启示该分析框架在其他地缘政治理论研究中的潜在适用性,更期待在百年变局和复兴全局等交织下的复杂情境中,基于地图投影创新互文下的中国地缘政治理论构建。

数字孪生研究呈现由平稳发展到爆发态势,应用领域迅速增加,规模不断扩大,亟需发展用于指导各个领域和不同结构与规模的数字孪生研究与应用的方法论体系。本文在总结分析各个领域数字孪生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以孪生空间作为概括和统摄各尺度数字孪生体的框架,并给出了孪生空间的定义和一般特征。然后,以目前已有初步实践基础的孪生城市为例简要阐述了其应用。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载体抑或研究对象本身的空间,由自然地理空间、人文社会空间和地理信息空间三元空间构成,彼此整合度不高。为更有效地开展地理学综合研究,我们提出以孪生空间整合三元空间,重构地理研究空间。孪生空间具有与物理空间的双向实时互馈特征,能够打破地理三元空间内部的壁垒,进而实现模拟现实、预测变化和调控过程的地理综合研究任务。

数字高程模型（DEM）在表达地貌形态、认知地表过程、揭示地学机理等研究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是重要的地理空间数据模型,广泛地应用于地学分析与建模中。但是,传统DEM具有属性单一的天然缺陷,难以支撑面向地学过程与机理挖掘的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亟待在传统DEM的基础上实现其数据模型的增值,服务于新地貌学研究范式和新对地观测技术背景下的数字地形建模与分析。立足于以上问题,本文构建了DEM增值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DEM增值的概念、内涵、内容、类别、不同增值类别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此理论框架的研究意义和应用范畴。提出了DEM增值的构建方法,包含：① 强调地上地下一体化、时间空间相耦合的DEM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增值方法;② 重视地下、地表和地上物质构成,形态属性耦合的物质属性和形态属性增值方法;③ 顾及自然过程、人工作用的地物对象、地貌形态的地物要素和形体要素增值方法。最后,分别以数字阶地模型、数字坡地模型和数字流域模型为例,阐释DEM在面向地貌学本源问题时的不同增值方法及应用场景。期望通过对DEM进行维度、属性和要素3个层面的增值,实现现代对地观测技术背景下数字高程模型表达方法的突破,并支撑知识驱动的数字地貌问题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