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地理学提出了区域产业演化的关联法则，基于关联性的强弱将区域产业演化划分为关联性产业分化与非关联性产业创生，但当前研究忽视了关联性产业分化中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问题。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本文将关联性产业分化划分为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和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又分为正向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和负向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研究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与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的数量特征、产业特征及其与地区经济复杂度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以关联性产业分化为主，在关联性产业分化中又以正向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为主、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次之。1998—2012年中国关联性新产业占新产业总数的60%~70%左右。正向非对称关联性新产业数量占关联性新产业总数的60%左右，对称关联性新产业占关联性新产业总数的35%左右。② 高技术产业的关联性分化表现出更强的对称性，而低技术产业的关联性分化表现出更强的正向非对称性。③ 经济复杂度越高的地区往往具有更多的非关联性产业创生，其关联性产业分化表现出更强的对称性。经济复杂度较低的地区拥有更多的关联性产业分化，并且该关联性产业分化表现出更强的正向非对称性。本文进一步拓展了区域产业演化的关联法则，并可对区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政策建议。

区域协同政策促进“弱者受益”是协同能够维系的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实施以来，其实际效果一直备受质疑，一些消极的声音认为该政策只惠及了北京和天津，并未有效带动河北这一“弱者”的发展。针对这种质疑，本文以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合成控制法和2010—2020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实证评估了该政策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空气质量改善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并未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产生明显带动作用，但促进了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和空气质量改善，呈现出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趋势；②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河北省内各地级市的政策效应会因其距离京津远近不同而差异化，呈现出以京津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扩散规律；③ 邻京地级市获得了明显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邻津地级市获得了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环京津地级市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明显优于河北南部地级市。未来需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重新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效果，科学推进城市群内的产业转移与承接，同时夯实河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京津冀协同过程中的空间公平与因地制宜。

开发区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制度创新平台，其转型发展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为研究对象，运用转型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测度其转型水平，运用障碍度模型挖掘与分析影响泰达转型的障碍因子。结果显示：① 泰达转型发展突破了现有关于出口加工区单一形态的生命周期理论，通过由出口加工区向综合型开发区、工业新城区以及综合新城区转型升级历程，以新的形态与模式延长其生命周期。② 泰达转型发展综合水平总体较低，其中2005—2013年转型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014—2019年转型发展综合水平总体上处于平稳停滞状态。③ 就不同阶段而言，2005—2013年转型发展的要素驱动力、效益驱动力、环境驱动力和产业驱动力较为薄弱，其主要障碍因子是利用内资力度较弱、人均GDP较低、自然环境质量欠佳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少；2014—2019年转型发展的要素驱动力、环境驱动力和创新驱动力不足，主要障碍因子是利用外资强度低、基础设施投资额和科技发展资金投入不足。据此，本文提出积极吸引外资、发挥内资主导作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等促进开发区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本文对泰达以及其他开发区的转型发展与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挖掘1790—2022年美国专利与商标局（USPTO）专利的地理空间属性数据，引入复杂性科学、生命周期以及地理本性等理论，利用城市标度律、规模修正指标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建立美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效能指数，并探析其时空演化格局与驱动机理。主要结论为：① 美国各城市尺度的创新标度律均发展为显著的超线性模式，即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创新产出越高，科技创新的规模递增效应显著；② 基于规模修正的效能指数实现了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跨规模比较，刻画了科技创新中心从酝酿、扩张、衰退到复苏的完整生命周期历程。研究期内，旧金山逐步超越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都会区，成为美国主要科技创新中心；③ 美国科技创新中心效能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北优南劣”的分异格局，城市化水平、国际化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等第二地理本性因素及城市多中心性对效能指数产生正向影响，而人口密度和气候、地形等第一地理本性因素与效能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在路径锁定和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作用之下，美国科技创新中心效能呈“马太效应”，南北差距加剧。制定国家创新空间战略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有益之举，启示中国可依托大城市和城市群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并提升国家和城市科技力量的多中心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网络购物（网购）在带来巨大经济潜力的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居民的购物习惯与购物行为。网购与实体购物之间的关系仍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而中国的相关研究依然薄弱，且多基于个别社区或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缺乏全国视角下大规模、长时间的系统研究，更缺乏不同区域之间异质性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各省份2017年和2021年大规模的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对居民网购行为和实体购物行为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居民网购对实体购物行为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中国居民网购、实体购物行为特征空间差异显著，网购和实体购物行为标准差椭圆呈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布，重心在研究期内存在向北移动的趋势。② 2017年中国居民网购对实体购物起到明显的互补效应，2021年则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同时存在，证实在研究期内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共存。③ 网购对城乡、不同区域居民实体购物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亦存在着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共存的状况。本文厘清了中国居民网购与实体购物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促进实体商业的空间转型以及深入理解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的变迁提供参考。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① 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② 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③ “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④ 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演化的高级阶段，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与主要目标，明确当前中国城乡发展所处的融合阶段及其现状水平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前提基础。在对城乡融合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00—2018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元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城乡融合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江浙地区及山东半岛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西。② 由高至低可分为融合发展、趋向融合、融合失调与融合滞后4种融合发展类型，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呈现由经济、人口、社会维度依次递减规律，城乡空间与生态融合呈现一定自然地带性分布特征。最后通过对不同融合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路径，可为制定区域城乡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参考。

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有利于优化城乡关系，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界定了城乡要素内涵及其流动类型，提出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测度方法，定量分析了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的空间格局与演进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乡要素流动是指影响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要素变化，可划分为内流动、互流动、区际流动3种类型；② 中国省域城乡人口、土地、资本、公共资源、农产品及非农消费品要素互流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逐渐增加；③ 中国省域城乡人口、资本、技术、农产品要素的区际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增加趋势不明显；④ 自然资源禀赋和人为干预调控通过调节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结构，综合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的强度和结构。应充分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差异，针对不同尺度的要素流动特征，选择合理的人为干预手段，优化配置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要素，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虽已初步实现发展目标，但仍深受外部环境和自身结构影响。回顾历史，中国区域经济从近代萌芽和起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形成发展模式，区域发展由自发转向使动阶段。对比3次区域经济实践后，本文发现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阶段相对应，并依次形成沿海与内陆、三大地带、四大板块的发展格局。本文进一步通过梳理文献和历史事实，确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划分标准、划分方案，总结出区域发展中的3条主线和3对矛盾，即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济地带分化中的沿海与内陆关系和城镇化历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因而将中国区域发展的时空过程构建成三维模型，并基于经济体系现代化视角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历史阶段：工业经济、特区经济、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城市网络经济。最后，以城镇化为视角，本文提出不同城镇化水平与阶段下区域政策依次应该为产业政策、要素政策和财税政策。

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对称地处理人类和非人类元素，描述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将该理论引入地理学研究中的边境贸易话题，构建边境贸易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旨在注重国家或区域行动者的能动作用，补充该理论对人类行动者特殊动员能力的关注，并将其研究范畴拓展至宏观尺度。在21世纪的中国西藏自治区边境贸易中，选择乃堆拉互市贸易、吉隆口岸贸易、普兰边境贸易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中印、中尼双方异质行动者的互动过程，并对优化西藏边境贸易发展提出建议。结果显示：① 边境贸易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认为，边境贸易发展是在国家或区域行动者的主导决策下，地方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彼此通过提出问题、界定利益、征召动员、排出异议等转译过程共同驱动影响的；② 案例分析中，中尼、中印中央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统一领导各异质行动者转译互动，但这同时受到中印、中尼国家行动者关系亲疏、以及喜马拉雅地区自然地质脆弱和基础设施落后等非人类行动者的共同影响和差异性约束，总体呈现中尼边境贸易行动者网络发展优于中印的特征。对此，西藏边境贸易应继续在中尼、中印国家友好关系构建、口岸发展与规划的科学战略研究、交通与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人类或非人类方面进行优化。

数字经济时代，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了复杂且深刻的影响，数据中心作为数据存储、分析、加工、应用的容器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全球数字化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厘清全球数据中心多尺度扩张规律及区位选择影响机制，指导数据中心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形成合理布局意义显著。为此，融合空间统计、空间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对2005—2020年全球数据中心扩张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全球数据中心空间扩张态势明显，增长重心与经济重心同步系统性东移，全球尺度形成北美、西欧、东亚三大增长核心；城市尺度上，城市群、都市区是数据中心扩张的主要空间载体，形成北京、东京、上海等多个数据中心枢纽城市。② 多尺度空间扩张主要表现为邻近扩张、点状生长和聚集增长3种模式，在全球和城市尺度上形成“核心—边缘”、多核心结构等多种空间形态。③ 数据中心空间扩张的区位选择受市场规模、要素供给、运营环境的共同影响，但由于测量方式和空间尺度因素导致在国别和城市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全球尺度受市场规模影响显著，要素供给和运营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阶段性特征；城市尺度受市场规模和要素供给、安全水平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