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地理学提出了区域产业演化的关联法则，基于关联性的强弱将区域产业演化划分为关联性产业分化与非关联性产业创生，但当前研究忽视了关联性产业分化中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问题。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本文将关联性产业分化划分为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和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又分为正向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和负向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研究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与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的数量特征、产业特征及其与地区经济复杂度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以关联性产业分化为主，在关联性产业分化中又以正向非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为主、对称关联性产业分化次之。1998—2012年中国关联性新产业占新产业总数的60%~70%左右。正向非对称关联性新产业数量占关联性新产业总数的60%左右，对称关联性新产业占关联性新产业总数的35%左右。② 高技术产业的关联性分化表现出更强的对称性，而低技术产业的关联性分化表现出更强的正向非对称性。③ 经济复杂度越高的地区往往具有更多的非关联性产业创生，其关联性产业分化表现出更强的对称性。经济复杂度较低的地区拥有更多的关联性产业分化，并且该关联性产业分化表现出更强的正向非对称性。本文进一步拓展了区域产业演化的关联法则，并可对区域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政策建议。

区域协同政策促进“弱者受益”是协同能够维系的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自实施以来，其实际效果一直备受质疑，一些消极的声音认为该政策只惠及了北京和天津，并未有效带动河北这一“弱者”的发展。针对这种质疑，本文以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合成控制法和2010—2020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实证评估了该政策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空气质量改善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并未对河北省经济增长产生明显带动作用，但促进了河北省产业结构优化和空气质量改善，呈现出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趋势；②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河北省内各地级市的政策效应会因其距离京津远近不同而差异化，呈现出以京津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扩散规律；③ 邻京地级市获得了明显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邻津地级市获得了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环京津地级市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明显优于河北南部地级市。未来需要以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重新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效果，科学推进城市群内的产业转移与承接，同时夯实河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京津冀协同过程中的空间公平与因地制宜。

开发区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制度创新平台，其转型发展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达）为研究对象，运用转型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测度其转型水平，运用障碍度模型挖掘与分析影响泰达转型的障碍因子。结果显示：① 泰达转型发展突破了现有关于出口加工区单一形态的生命周期理论，通过由出口加工区向综合型开发区、工业新城区以及综合新城区转型升级历程，以新的形态与模式延长其生命周期。② 泰达转型发展综合水平总体较低，其中2005—2013年转型发展综合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014—2019年转型发展综合水平总体上处于平稳停滞状态。③ 就不同阶段而言，2005—2013年转型发展的要素驱动力、效益驱动力、环境驱动力和产业驱动力较为薄弱，其主要障碍因子是利用内资力度较弱、人均GDP较低、自然环境质量欠佳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少；2014—2019年转型发展的要素驱动力、环境驱动力和创新驱动力不足，主要障碍因子是利用外资强度低、基础设施投资额和科技发展资金投入不足。据此，本文提出积极吸引外资、发挥内资主导作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等促进开发区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本文对泰达以及其他开发区的转型发展与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挖掘1790—2022年美国专利与商标局（USPTO）专利的地理空间属性数据，引入复杂性科学、生命周期以及地理本性等理论，利用城市标度律、规模修正指标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建立美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效能指数，并探析其时空演化格局与驱动机理。主要结论为：① 美国各城市尺度的创新标度律均发展为显著的超线性模式，即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创新产出越高，科技创新的规模递增效应显著；② 基于规模修正的效能指数实现了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跨规模比较，刻画了科技创新中心从酝酿、扩张、衰退到复苏的完整生命周期历程。研究期内，旧金山逐步超越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都会区，成为美国主要科技创新中心；③ 美国科技创新中心效能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北优南劣”的分异格局，城市化水平、国际化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等第二地理本性因素及城市多中心性对效能指数产生正向影响，而人口密度和气候、地形等第一地理本性因素与效能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在路径锁定和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作用之下，美国科技创新中心效能呈“马太效应”，南北差距加剧。制定国家创新空间战略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有益之举，启示中国可依托大城市和城市群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并提升国家和城市科技力量的多中心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网络购物（网购）在带来巨大经济潜力的同时，极大地改变了居民的购物习惯与购物行为。网购与实体购物之间的关系仍是学术界争议的热点，而中国的相关研究依然薄弱，且多基于个别社区或城市的调研数据进行研究，缺乏全国视角下大规模、长时间的系统研究，更缺乏不同区域之间异质性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各省份2017年和2021年大规模的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对居民网购行为和实体购物行为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居民网购对实体购物行为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中国居民网购、实体购物行为特征空间差异显著，网购和实体购物行为标准差椭圆呈明显的“东北—西南”向分布，重心在研究期内存在向北移动的趋势。② 2017年中国居民网购对实体购物起到明显的互补效应，2021年则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同时存在，证实在研究期内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共存。③ 网购对城乡、不同区域居民实体购物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亦存在着互补效应和中立效应共存的状况。本文厘清了中国居民网购与实体购物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促进实体商业的空间转型以及深入理解信息化时代城市空间的变迁提供参考。

解构新时代乡村空间特征是构建乡村空间治理体系的前提条件，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及其治理路径将有效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思维范式，解构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总结其治理困境，建构基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探索可行的治理路径，进而构建了“特征识别—困境解析—治理框架—治理路径”的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系统研究方案。研究发现：① 基于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和流动性分析范式解析多尺度乡村空间运转逻辑，需要破解尺度综合、尺度分异和尺度流动对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的作用机制，突出乡村空间综合性特征、强化乡村空间异质性特征、融合乡村空间流动性特征；② 城乡空间综合统筹不足和空间流动网络不畅通，叠加乡村空间异质性价值不显化是乡村空间治理亟待破解的困境；③ “空间综合治理—空间分区治理—空间流动治理”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框架，有效破解城乡空间难综合、区域空间难协调、空间网络不畅通等问题；④ 统筹城乡空间的综合性治理、创新用途管制的区域性治理、均衡发展权配置的流动性治理是多尺度乡村空间治理的可行路径。厘清新时代多尺度乡村空间特征并建构科学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关系演化的高级阶段，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与主要目标，明确当前中国城乡发展所处的融合阶段及其现状水平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前提基础。在对城乡融合发展内涵解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市域尺度多维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2000—2018年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单元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状态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①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区间，呈现异质性时空格局，梯度分异明显，城乡融合态势良好的地市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地区、江浙地区及山东半岛地区，迟缓地区主要分布于“胡焕庸线”以西。② 由高至低可分为融合发展、趋向融合、融合失调与融合滞后4种融合发展类型，后3种类型间转化较为活跃。③ 城乡融合发展态势呈现由经济、人口、社会维度依次递减规律，城乡空间与生态融合呈现一定自然地带性分布特征。最后通过对不同融合发展类型区域的问题识别，探讨了差异化城乡融合发展提升路径，可为制定区域城乡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参考。

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有利于优化城乡关系，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界定了城乡要素内涵及其流动类型，提出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测度方法，定量分析了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的空间格局与演进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乡要素流动是指影响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要素变化，可划分为内流动、互流动、区际流动3种类型；② 中国省域城乡人口、土地、资本、公共资源、农产品及非农消费品要素互流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逐渐增加；③ 中国省域城乡人口、资本、技术、农产品要素的区际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增加趋势不明显；④ 自然资源禀赋和人为干预调控通过调节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结构，综合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的强度和结构。应充分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差异，针对不同尺度的要素流动特征，选择合理的人为干预手段，优化配置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要素，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虽已初步实现发展目标，但仍深受外部环境和自身结构影响。回顾历史，中国区域经济从近代萌芽和起步，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形成发展模式，区域发展由自发转向使动阶段。对比3次区域经济实践后，本文发现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阶段相对应，并依次形成沿海与内陆、三大地带、四大板块的发展格局。本文进一步通过梳理文献和历史事实，确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划分标准、划分方案，总结出区域发展中的3条主线和3对矛盾，即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经济地带分化中的沿海与内陆关系和城镇化历程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因而将中国区域发展的时空过程构建成三维模型，并基于经济体系现代化视角提出新的区域经济历史阶段：工业经济、特区经济、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城市网络经济。最后，以城镇化为视角，本文提出不同城镇化水平与阶段下区域政策依次应该为产业政策、要素政策和财税政策。

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对称地处理人类和非人类元素，描述异质行动者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将该理论引入地理学研究中的边境贸易话题，构建边境贸易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旨在注重国家或区域行动者的能动作用，补充该理论对人类行动者特殊动员能力的关注，并将其研究范畴拓展至宏观尺度。在21世纪的中国西藏自治区边境贸易中，选择乃堆拉互市贸易、吉隆口岸贸易、普兰边境贸易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中印、中尼双方异质行动者的互动过程，并对优化西藏边境贸易发展提出建议。结果显示：① 边境贸易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认为，边境贸易发展是在国家或区域行动者的主导决策下，地方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彼此通过提出问题、界定利益、征召动员、排出异议等转译过程共同驱动影响的；② 案例分析中，中尼、中印中央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统一领导各异质行动者转译互动，但这同时受到中印、中尼国家行动者关系亲疏、以及喜马拉雅地区自然地质脆弱和基础设施落后等非人类行动者的共同影响和差异性约束，总体呈现中尼边境贸易行动者网络发展优于中印的特征。对此，西藏边境贸易应继续在中尼、中印国家友好关系构建、口岸发展与规划的科学战略研究、交通与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人类或非人类方面进行优化。

数字经济时代，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了复杂且深刻的影响，数据中心作为数据存储、分析、加工、应用的容器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全球数字化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厘清全球数据中心多尺度扩张规律及区位选择影响机制，指导数据中心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形成合理布局意义显著。为此，融合空间统计、空间分析、计量分析等方法，对2005—2020年全球数据中心扩张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全球数据中心空间扩张态势明显，增长重心与经济重心同步系统性东移，全球尺度形成北美、西欧、东亚三大增长核心；城市尺度上，城市群、都市区是数据中心扩张的主要空间载体，形成北京、东京、上海等多个数据中心枢纽城市。② 多尺度空间扩张主要表现为邻近扩张、点状生长和聚集增长3种模式，在全球和城市尺度上形成“核心—边缘”、多核心结构等多种空间形态。③ 数据中心空间扩张的区位选择受市场规模、要素供给、运营环境的共同影响，但由于测量方式和空间尺度因素导致在国别和城市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全球尺度受市场规模影响显著，要素供给和运营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阶段性特征；城市尺度受市场规模和要素供给、安全水平影响显著。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区域出口产业重构是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双向互动演化的结果。作为外部知识引入的重要渠道，进口贸易是影响中国区域出口产业重构的典型“全球—地方”互动要素，探究进口贸易所附加的外部知识与本地出口产业的认知邻近性有助于理解进口溢出效应的“全球—地方”互动机制，厘清区域出口产业演化方向。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库贸易数据，从认知邻近性视角对进口溢出效应进行分类测度，将进口产品分为同产品、相关产品和不相关产品3部分，探究不同类型的外部知识对区域出口产业重构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进口同产品和相关产品所带来的外部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区域产业出口优势扩展和出口优势深化，而不相关产品进口溢出效应则相反；② 外部技术溢出效应的实际效果取决于本地能力，进口溢出效应通过地方相关生产能力的中介作用影响区域产品出口优势扩展和深化；③ 进口溢出效应存在产品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其知识扩散越依赖认知邻近性。东部地区城市主要从同产品进口中获取技术溢出，中西部地区城市更容易从相关产品进口中获取技术溢出。

乡村人居环境是城乡复合人居环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人地关系的综合体现。本文基于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理论框架，结合独立性权重法和回归分析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指标体系，并进行综合测度，深入剖析人居环境弹性形成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洞庭湖区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离湖区越近弹性形成值越高，离湖区越远弹性形成值越低，呈现“内高外低”的空间分异特征。② 以灵活性、适应性和反应度测算结果为依据，将洞庭湖区的弹性形成水平从空间上划分为3个环带：华容—临湘环带、澧县—平江环带和石门—赫山环带。③ 乡村人居环境弹性形成受到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的综合影响，通过突变、延续、转型等，产生正负作用，从而形成或不能形成乡村人居环境弹性。结合洞庭湖区不同环带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等差异，遵循因地制宜原则，提出相应的策略，在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发展过程中，增强乡村人居环境地域系统的监测、预测和抗扰动能力，不断提升弹性，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其经济差异研究不能仅局限于上中下游，而应对多尺度下可能存在的不同差异进行分析，各省区省际边界县与非边界县之间的差异是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此，从核心—边缘理论出发，使用夜间灯光数据表征经济发展水平，通过空间自相关进行差异特征识别，进而构建经济发展差异指数刻画1992—2019年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的核心—边缘结构演变过程，利用回归模型探讨自然和区位条件、交通、产业结构、政府能力等对核心—边缘结构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上中下游差异是黄河流域经济基本特征。但随尺度降低，省会与非省会、省际边界区与非边界区间的经济差异显现，核心—边缘结构凸出；② 县域经济核心—边缘结构呈弱化趋势，下游山东省际边界县域与核心区发展相对均衡，河南、山西和宁夏核心—边缘结构比较稳定，而陕西、内蒙古、甘肃和青海4省省际边界县域与核心区发展失衡，呈核心—边缘极化结构；③ 自然和区位条件是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但交通、产业结构和政府能力的改善对缩小经济差距、延缓核心—边缘结构极化具有积极作用。加强交通基础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政府能力有助于缩小流域经济差异。

国际发展研究指相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在发展中国家本地化的研究，是西方地理学的经典议题。本文梳理和总结了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发展研究的发展历程，包括其出现背景、兴起过程和学科格局，系统评述了国际发展知识演变的4个阶段，即现代化理论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新自由主义阶段（20世纪80—90年代）、新结构主义阶段（21世纪初10年），以及新现代化理论阶段（21世纪10年代至今）。借鉴西方经验，对照当前中国崛起的过程，提出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发展知识的新阶段，应积极推动国际发展地理学。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必然要求，立足学科优势，建议了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地理学研究的4个方向，包括基于中国的区域发展经验和空间治理模式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地理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海外重大项目案例研究和国际发展融资地理研究。

开展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是全局把握国家科技创新总体布局并指导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然而相关研究仍较滞后。本文从城市间创新合作关系网络的角度，结合已有地理区划理论和创新地理研究，设计了一种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方法，基于中国357个城市间2017—2019年的专利合作关系数据，研制了一套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方案。研究认为，将网络空间拓扑关系与地理空间位置关系相结合，借助空间邻接约束下的层次聚类与以模块度为依据的图分割技术，可以得到内部联系紧密且占据一定连续地表的区划结果，是一种科技创新功能区划的有效方法。在城市科技创新网络拓扑结构分析和二值与加权网络分区结果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研制出一套包含4个一级区和20个二级区的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参考方案，将中国大致划分为北方、南方、东部、西部4个科技创新功能板块，每个板块包含4~6个二级功能区。这一方案的分区边界与省级行政边界具有较高的吻合性，可为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科技创新统筹管理提供辅助参考。建议未来依托科技创新功能区的建设与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因地制宜实施区域创新发展战略，更好地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贡献力量。

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绿色专利识别方法，本文建构了2007—2017年中国城市尺度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时空数据库，从而揭示了2007—2017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时序发展上，无论是在专利申请量上还是城市参与度上，绿色建筑技术一直主导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11年间绿色建筑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占整体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0%以上；② 创新主体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由企业主导的特征愈发显著，企业申请的绿色专利占整体的比例由2007年的39.7%增长至2017年的62.6%；③ 空间演化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为主导的三极格局日益凸显。个体城市上，11年间北京、深圳相继超越上海，成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最为集聚的两大核心城市；④ 影响因素上，中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路径依赖性特征，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城市经济规模、城市市场规模、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城市吸引的FDI以及城市空气质量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人口回流正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趋势，并将深刻影响中西部及沿海地区的发展前景。本文从地理学的“距离”视角切入，在传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将两个非经济因素的距离维度，即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引入人口回流研究，构建了多维距离影响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全国层面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理论预测一致，流入地与户籍地间的多维距离对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距离抑制了流动人口的回流，而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均对人口回流产生促进作用。在考虑了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后，这一发现依然稳健。此外，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因流动人口个体及所在城市特征的差异而不同。个体异质性方面，随着流动人口年龄的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不断增强，而地理距离的影响则逐渐减弱。城市异质性方面，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制度距离对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则弱化了地理距离对回流意愿的正向效应。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从历时发展、空间关系、地理环境的角度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客观了解其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流传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高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本文试图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基于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流布范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空间解构，同时采用时空演化树模型将非遗空间分布及谱系年代以一种简单清晰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对此进行影响因素的探析。结果表明：① 国家级非遗主要聚集在发展水平较高、民族特色突出、文化积淀深厚、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是非遗的聚集中心；② 北京和西藏的内部一致性与文化认同感较高，江浙地区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特征；③ 中国源于各历史时期的非遗项目的分布重心总体上呈现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变化路径；④ 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的迁移、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动和战乱灾害是促使非遗分布重心转移的关键因素。由此得出加大非遗项目保护资金投入、重视非遗历史发展演化研究、深入挖掘地方非遗特质、推动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等启示。

厘清中、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分布及其影响因素是完善中国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针对县域尺度上职业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认识的不足，收集制备了县域尺度多要素匹配数据集，解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关系，进而从分布均衡性、产业匹配的角度诊断了中国职业教育资源的布局优化方向，提炼了优化发展建议。研究表明，中国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从影响因素差异上看，15岁以下人口占比和二、三产企业数量分别对中职、高职院校规模起到积极正影响。同时，中职教育资源分布显示出普遍性、下沉性及西部欠均衡的特征，而高职教育资源则表现出地级市内部区县间差异占主导，东部地区均衡性弱的特征。因此，研究建议根据地方与周边经济发展、产业和人才需求，优化分级、分类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东部地区合理调控市域间高职院校资源配置，西部地区加大均衡性较差区县的中职教育资源投入，实现跨区协同合作；构建依托高职院校资源聚集的市域，带动周边县域专业相衔接的中职院校发展，持续提升其社会认可度，助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当前,“共同富裕”问题备受各界关注,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因而测度收入与净财富不平等程度、识别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差异与成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和计量模型分析地区收入不平等和净财富不平等的演变模式、成因与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差异。研究发现：① 虽然2011—2019年全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但净财富不平等维持在高位,而各地区收入和净财富不平等变化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其各分位点上的收入或净财富累计占比变化呈现不同态势。② 进一步检验地区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呈近似倒“U”型关系,与净财富不平等呈近似倒“N”型关系。③ 各地区“共同富裕”的路径存在差异,发达省市区正逐步推进“共同富裕”,而落后省市区这一迹象并未显现。本文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富裕”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知识经济时代,地理学与世界移民研究越来越重视知识移民及其流动。本文以广州市高校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移民为例,采用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从多维视角探讨其回流和嵌入母国和回流地的动态过程及结果。研究发现：① 高校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工作机会和跨国比较发展优势,以及家庭关系和文化归属等;② 回流后高校知识移民面临着工作、生活、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再嵌入;再嵌入的过程和结果受到工作及工作环境等结构因素和日常生活等非制度情感因素的共同作用;③ 由于拥有较高的跨境智力资本和较强的跨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其地方嵌入过程体现出较强的能动性。跨国流动背景下,他们的身份认同表现为混合文化身份的跨地方主体性,其“家”的意义建构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特征。研究指出,多地方的社会嵌入通过跨地方的社会关系使得海归知识移民产生归属感,而并不完全依附于有边界的地理空间,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地理位置所定义的“地方”,而将关注点放置于基础的工作、社会关系网络与日常的生活实践。从微观和主体视角细致探究海归人才回流嵌入的过程与结果,可以进一步完善转型期知识移民的理论和研究框架,也可以为中国人才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指导建议。

本文旨在揭示互联网影响城市内部就业分布的净效应及其动态变化。首先,将互联网分散力与集聚力的相对变化纳入互联网动态影响的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应理论假说;其次,利用中国2004年、2008年、2013年3次经济普查中289个地级市的2247万个企业的微观数据,以“邮区”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城市内部就业集聚指数;最后,构造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平均而言,互联网能显著促进城市内部的就业集聚,但随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其促进作用呈现“边际递减”趋势,而城市就业的空间多中心性不断提升,即就业向远离城市主中心的次中心集聚;对于高发展水平的城市,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促进了就业先短暂分散,而后“边际递增”式集聚。本文研究发现对于预判未来城市中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指导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贩卖毒品是实现毒品犯罪经济利益的重要环节,是危害最为严重的毒品犯罪类型之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毒品犯罪与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没有顾及打击后贩卖毒品犯罪空间转移现象以及影响因素的变化。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犯罪模式理论和社会解组理论,以中国ZG市主城区为例,融合多源时空数据,分别对2013年8月开始的“雷霆扫毒”前后的贩卖毒品犯罪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微观尺度下半公共空间、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雷霆扫毒”行动后：① 贩卖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显著下降;② 半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作用减弱;③ 室外公共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影响作用增强,室内私人空间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影响上升。结果表明：“雷霆扫毒”专项行动开展后一年,贩卖毒品犯罪的“主阵地”发生变化,由城市半公共空间逐渐向室外公共空间和室内私人空间转移。特别的是,“雷霆扫毒”对大毒枭及贩毒团伙的打击成效突出,促使2014年贩毒案件大幅度下降,实现了专项行动开展的目的。后续一系列专项行动进一步提升了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发现和查处能力,显示出专项行动对打击隐性犯罪的明显效果。研究表明公安执法部门必须对毒品贩卖犯罪进行持续的、有针对性的打击,对发生地的变动进行定期的监控,不能一蹴而就。

识别和分析城市多中心结构的空间形态,对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对引力模型的多中心综合实力参数和距离参数测定方法进行优化,首先将能够反映居民对空间结构感知体验的空间句法可达性,与人口经济和社会活动空间分布结合构建评价体系,定量计算多中心综合实力;然后将能够表达居民出行轨迹空间特征和偏好规律的词向量相关性,作为距离参数引入引力模型;最后计算引力强度并划分势力范围,对多中心发展目标的现实演化状态进行分析和评价。通过对比实验发现：优化引力模型与传统引力模型分析的势力范围存在一定差异,经空间统计和实地调查验证,优化模型对多源数据的运用更充分,考虑的因素更全面,其空间形态分析结果较为准确;从识别与规划多中心势力范围差异看,二者在郑州市核心城区的势力范围较为相似,均为早期规划或自然演化形成的已建成多中心,而部分外围多中心的识别与规划位置不同,空间形态差异明显,为未建成多中心,还远未形成其应有的分散疏解作用。

特色化发展模式对助力小城镇突破发展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微观到中宏观视角提出“特色识别—特色优势度评价—特色综合定位”逻辑框架,构建“特色三步定位法”：① 特色识别基于多种传统方法及文本大数据处理,依据特色要素类别进行差异化方法构建;② 特色优势度评价主要根据不同特色要素类别选取不同指标或方法,采取同市域同类别横向比较的思路构建评价体系;③ 特色综合定位是结合国土空间类型分析,依托“自然要素类—文化要素类—区位要素类—产业要素类”的优先贯序构建方法。此外,以安徽省15个国家级特色小城镇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检验了“特色三步定位法”的可操作性及实践指导作用,并发现两成案例地特色要素定位不准,根源在于特色要素定位方法及技术规范的欠缺。未来,建议特色小城镇及时检验当前主导特色,其他小城镇需以特色要素准确定位为前提进行特色化开发。

本文综合应用高斯方程和拉姆齐模型,针对京津冀地区2000年以来10 km×10 km栅格尺度的地表CO₂浓度开展研究,分析了区域土地利用影响地表CO₂浓度异质性特征的动力学机制。研究发现：① 地表CO₂浓度与土地利用类型密切相关。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CO₂浓度的高值区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的快速城镇化地区;② 土地利用强度及土地利用效率上的时空分异为地表CO₂扩散提供了潜在的势能。京津冀地区地表CO₂排放及扩散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距离CO₂排放高值区越近,其相应的CO₂浓度越高并随时间推移及空间拓展呈逐步减小的态势;③ 京津冀地区在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格局优化及效率提升后,CO₂排放强度增幅明显减弱,其区域间的增幅差异也逐渐缩小。产业转型发展、土地利用格局优化、土地利用效率提高有效地抑制了京津冀地区地表CO₂排放强度的提升并促进了该区域的内涵式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在城市群越来越演化为多尺度、多区域复杂系统背景下,有必要引入多分形理论与方法研究其空间结构。本文基于2018年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计算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及其局部的多分维谱,根据谱线分析不同尺度下长江中游城市空间结构的多分形特征。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夜间灯光容量维在整体和局部都出现双标度现象。② q < -5.5时,整体广义关联维谱线突破理论上限2,在q > 0时,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分维显著较高。③ 整体的局部分维谱和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宜荆荆城市群局部分维谱表现为单峰偏右。根据上述结果,得到和验证了以下结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② 长江中游城市群不同层级和区域的空间结构差异显著,呈现出多尺度复杂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不同尺度中均倾向于中心集聚式发展。研究揭示多分形模型能够从尺度依赖视角有效揭示巨型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问题,具有很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分析前景。

知识经济与网络社会时代,知识合作网络成为理解城市创新过程的重要视角。在知识合作网络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合作模式,即“本地蜂鸣”和“全球管道”。本文以“蜂鸣—管道”模型的逻辑思想和理论假设为基础,探讨区域内和跨区域两种不同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特征及其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首先提出了蜂鸣与管道的测度方法;然后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了中国20个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考察了网络中蜂鸣和管道的演化路径和组合特征,归纳出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不同类型;最后,通过计量模型揭示了蜂鸣和管道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中的蜂鸣与管道表现出渐进积累和自我强化的空间演化特征;② 根据蜂鸣和管道的组合特征,可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孤岛型”“内向型”4类,不同类型的城市在知识网络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发展演进路径存在差异;③ 根据负二项回归模型发现,蜂鸣与城市知识产出呈倒“U”型关系;管道与城市知识产出显著正相关;此外,两种合作模式在促进城市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