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村镇呈现异质化发展态势。然而当前研究较多关注了村镇物质空间演变特征，忽视了其背后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对村镇建设格局的形塑作用。本文以提炼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特征为目标，首先从“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视角，剖析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分化逻辑，并梳理其分化历程；其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比分析2009—2018年江苏省3个典型县域的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差异；最后将其归纳为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演化模式。结果表明：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是典型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生产方式的转变引致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呈现多元分化；由于要素集聚与疏散的空间需求不同，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时空特征、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具有显著差异。基于案例比较分析，本文总结出具有差异化演化态势及动力机制的3类演化模式，分别为城乡两极分化的农业生产型、城镇多中心扩张的工业生产型、村庄走向分野的生态消费型，并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措施，因地制宜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分析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格局和影响因素，能更好地借鉴和发挥行政区划设置在国家与地方治理中的支撑作用。综合梳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地理志》的考证结果，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清实录》《清会典》《大清一统志》以及清代地方志等历史文献，全面分析1683—1911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的时空变动过程与演变规律。研究表明：①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主要有9类调整模式，以自下而上的申报调整为主，关键是总督和巡抚的提议权，督抚体制是行政区划调整推进的制度保障；② 行政区划调整的频次受最高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影响较大，波动明显，雍正朝是清代行政区划调整的绝对高峰期，光绪和宣统两朝是一个相对高峰期，道光、咸丰到同治时期调整最少；③ 县级行政区划的调整以新设最多，其次为改隶和析分，同级变更和合并是频次较少的两类调整；④ 升级、迁治、裁撤、新设4类调整在清代23个省的分布范围较广泛、各省域分布较为广泛均衡，变更专名、合并、改隶、同级变更4类调整的分布范围集中于直隶、河南、山西等省；⑤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安全和统治方便是决定性因素，总体上体现出层级明确、权责明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国家治理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