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统计口径独特且多次变化，既困扰人口迁移研究，又削弱了国际可比性。通过对比分析联合国推荐的迁移口径，界定出内涵更为复杂的中国人口普查口径下的5类流动人口，由此建构中国人口流动分析新范式，指出流入与流出并不是直接的反流关系，而是各有自己的反流即流入—返出、流出—返入。借助普查间人口迁移队列，以留存率为基础构建辨识省际人口迁移流动分量模型，2010—2020年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年均留存率为88.7%，按此逐步模拟计算出中国分省份人口增长的全要素平衡表，分层分析人口增长的要素组合类型及其区域分布特征。人口总增长分为5种类型，其中流入主增型主要分布在直辖市和东部沿海，生育主增型和生育超增型主要是西部省份和中部农业大省，流出超减型和流出主减型分布在晋蒙甘和东北三省；人口机械增长分为快增、平衡、迁出超减和迁流双减等4种类型，以平衡型条带为对称轴全国自西北向东南形成“W”型剖面；人口流动分为流入、流出和平衡3种类型，流入和流出都存在高相关性的反向流，且流入率与流出率显著负相关。人口流动分析范式和模型可进一步推广至包括国际迁移在内的“求籍迁移”及包括升学、就业、结婚等身份变化在内的身份迁移的研究，以实现中外人口迁移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

摸清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融合状况对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亦是当前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空间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现有居住空间分异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群体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异格局和指标测算，很少进一步探讨社会融合问题。本文以杭州为案例，利用首次落户地信息筛选移民，利用绑定了首次落户地信息的手机信令数据揭示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全貌，结合小样本社会调查，自下而上探讨空间分异下的社会融合状况。研究发现：① 杭州常住人口中移民已占多数，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本地居民主要聚居在老城区，移民的分布更加离散，相较于美国典型“移民城市”，杭州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程度较小；② 移民和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分异格局呈现“多核心+扇形+同心圆”的组合模式，与美国主流群体离心扩散趋势不同，杭州本地群体趋于向心集聚，而外来群体则呈现离心扩散与边缘集聚；③ 居住空间分异很大程度上是城市扩张之下移民和本地居民对空间资源博弈的结果，但“本地居民聚居老城”现象的背后，移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部分智力型移民反而主动选择在外围高品质地区聚居；④ 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较好，只是在面对通婚问题时更加慎重，社会融合未受到居住空间分异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移民已占多数、居民日常交往不再关注身份标签，族群内的文化差异较小、移民和本地居民日益同化，在就业与第三场所的自由交往弥合了居住空间分异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制度也为社会融合创造了良好条件。

伴随全球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范围内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收缩型城市，给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城市—区域规划范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也赋予了新时期中国地理学者和城乡规划工作实践者新的使命要求和责任担当。东北三省是中国人口流失最为严重、收缩城市最为集中的典型代表区，当前已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区域性城市收缩现象，如何理性认知与妥善处理这种区域性城市收缩现象（或问题），成为新时期全面落实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全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与全方位东北振兴中拟重点关注的核心科学问题。本文据此对其展开了逻辑思辨与实践探讨，首先，基于城镇化语境对区域性城市收缩本义内涵进行逻辑思辨，同时以国家整体战略目标为导向综合评判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合理性；其次，从区域空间关联“拉力”作用、区内城市收缩“挤出”作用和交通、通讯技术发展源于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的“催化剂”作用3个层面探讨了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生成逻辑；最后，立足市场主导的精明收缩论和政府主导的活力再生论治理逻辑，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效率与公平、全面安全观”治理目标的导向下，对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的治理模式及其治理策略从尺度异质性、发展语境关联性、要素差异化与多学科交融的视角展开了系统梳理。研究表明，区域性城市收缩是对传统城市收缩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其治理模式与治理策略的选择更多聚焦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落实；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不能再单纯地将其看成是一个人口外迁的市场经济规律，背后夹带的“市场失灵”已经严重影响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提出的“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研究结果可为东北落实高质量发展、推进东北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促进城镇化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是高质量城镇化的基本要求。选取多维度核心指标，基于城镇化动态演变理念，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构建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资源和城镇化—环境协调度指数，以县域为单元探究了青藏高原城镇化多维协调时空演变过程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青藏高原城镇化—资源协调水平最高，但呈总体下降趋势；城镇化—经济和城镇化—社会协调水平较低，呈上升趋势；城镇化—环境协调水平居中且基本稳定。青海和甘南总协调度下降，城镇化发展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并对资源环境形成压力。西藏、川西和滇西总协调度上升，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城镇化略显滞后。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化—经济协调度主要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工业化是改善城镇化—经济协调度的关键因素；城镇化—社会协调度主要受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财政支出规模越大，协调度越高；城镇化—资源和环境协调度受到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共同负向影响，即工业比重越高，政府财政支出能力越强，城镇化—资源和环境协调度越低，显示青藏高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但是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越多，中心城镇集聚规模越大，则城镇化—资源环境协调度越高，为青藏高原选择适宜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模式提供了启示。

城市住房价格与其影响因子间的回归关系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平稳性和复杂的非线性特征。针对传统欧式距离难以有效描述房价建模的空间邻近性、经典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难以拟合复杂非线性特征等问题，本文采用出行时间（TD）作为空间距离度量方法，并引入空间加权神经网络建立了一种基于出行时间的地理神经网络加权回归（TD-GNNWR）方法，进而构建了基于TD-GNNWR的城市房价估算模型。在武汉市2019年二手房数据的建模中，TD-GNNWR模型相比GWR模型拟合精度提升16%，且更精确地捕获了局部空间非平稳特征，可以更好地解释影响因子对武汉市房价的作用机制及城市区划导致的空间差异。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大尺度遥感影像数据和经济统计方法无法从精细尺度刻画城市经济发展动态。街景影像可以反映城市建成环境物质空间特征，基于此可以在更精细尺度上对经济发展指标预测。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Deeplabv3_MEP街景影像语义分割模型，提取街景要素占比，采用图神经网络与卷积神经网络分别以街景要素指标和街景影像作为输入，预测经济指标；并利用XGBoost模型分析经济指标驱动因素，计算碳汇并构建Lasso回归模型评估行政区绿色经济发展有效性。结果发现：① 在市级区划尺度上，济南市经济指标呈现向市中心高度集中、向外围逐渐降低趋势；② 在区级区划尺度上，历下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东部零星地区发展水平极高，其余地区较低；③ 在街道级区划尺度上，越靠近区或县中心街道，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越高，越靠近市中心街道，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更高；④ 驱动因素方面，围墙、天空、道路、建筑与汽车等要素对经济发展指标贡献较大，电线杆、摩托车等要素对经济发展贡献较小，公交车要素最低；⑤ 济南市存在绿色经济发展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现象。本文的研究方法不仅为精细尺度城市经济发展预测提供了研究框架的借鉴，也为理解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效能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

人口均衡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人口空间均衡是人口均衡的空间表现，其对区域均衡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在个体迁移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概念，并利用工资率、区域条件指数、城市拥挤程度及地理距离等指标，构建了一个基于个体迁移行为的多区域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均衡模型（RESPE），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分析了现有条件下均衡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研究发现：均衡状态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呈现沿江、沿海集聚，主要包括苏南沿江、杭州湾沿海及南京至苏北的运河沿线，以上海为核心的人口空间高集中度圈层结构依然明显；沪宁杭等引力区具有强劲的人口集聚潜力；斥力区多紧邻准均衡区，且广泛分布于江苏北部及浙江、安徽的多数区域。在自由迁移条件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将进一步向沪宁杭及苏南地区集聚。

中国城市政府驻地迁移会导致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以往相关研究多从迁入区或者迁出区单一区域视角切入，或以个体城市为例探讨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缺乏对迁入区、迁出区以及城市内其他区县的多区域共同研究和大样本实证检验，也缺乏作用机制的系统探讨。本文拓展了政区地理学中城市政府驻地这一政区要素的区位迁移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并构建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地级市政府驻地迁移政策对于迁出区、迁入区和其他区县的经济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将显著促进迁入区的经济发展，并通过溢出效应带动政府驻地迁移城市中其他区县的经济发展，对迁出区没有显著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产业升级和企业集聚是迁入区经济发展得到促进的重要机制，政府驻地迁移城市内部的其他区县也能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受益。因此合理的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可以作为促进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共同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但严格的论证和审批是重要前提。

城市内部人口高度流动性意味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景下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国内外融合多时空尺度和多领域维度的城市社会空间贯通与比较研究尚处开端。基于大数据环境与AI模拟技术支持下的移动终端用户画像数据，探究南京内城社会群体日间活动和夜间居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差异，并开展多维尺度的空间分异指数比较研究。研究发现：① 南京内城日夜间社会群体空间分布的相似性为北京西路和北京东路沿线聚集着较大比例的中年富裕群体，城南城北分布有较高密度的本地老年群体，而差异性则主要体现在城市中心，日间聚集有大量白领中产阶层而夜间则混杂居住着不同社会群体；② 城市人口的日常流动性并未降低居住空间分异，性别、职业和消费能力等多数社会经济属性指标在街道、社区和网格尺度上的空间分异程度表现为日间活动高于夜间居住；③ 社会空间分异的尺度效应显著，不止表现于分异指数随尺度下沉而增加，更在于较小尺度单元有可能揭示出更细微甚至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并可通过跨尺度比较直观呈现。最后提出融合多时空、多维度和跨领域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框架，以期深化拓展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相关理论与实践探索。

城市人口增长被普遍认为是驱动城市空间扩张的重要因素，明晰城市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扩张的关系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抑制城市用地无序扩张的前提。基于卫星影像识别长江经济带包含城市生态空间的城市用地，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计量模型，在分析长江经济带1990—2020年城市扩张时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探索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2015年之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扩张速度大幅下降，中上游城市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下游地区的城市扩张时序特征，2010年之后上游扩张速度超过中游。空间上，长江经济带城市扩张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高速扩张区由东向西移动，中上游与下游间的城市用地规模差异趋于收敛；下游城市扩张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中上游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② 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上游呈负相关关系，中下游呈“U”型关系，表明上游城市人口规模尚未出现明显的过度扩张，而中下游部分城市已出现人口过度扩张，中游城市居民对城市舒适度的关注度和敏感度更高。最后，研究分区域提出政策建议，为城市精准施策、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东海海岸带作为中国陆海经济发展前沿区域，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城市风险显著增加，研究城市韧性可为缓解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冲击提供依据，对海岸带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兼顾韧性能力与资源环境代价，构建“本底—运行—效率”评价体系，分析东海海岸带县域尺度城市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模型探讨韧性系统运行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本底水平不断增长，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呈现上海市较高、浙江省北高南低、福建省中部高南北低的分布趋势，一般城市间多同质抱团，主要为低—低集聚。② 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系统运行能力稳步提升，表现为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的位序格局，高值区集中于各市区，呈现极化和扩散两阶段空间演化模式，城市间多低—低集聚。③ 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效率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再快速上升，高值区多分布于市区和海岛城市；“低本底—低运行—中等效率”类型城市最多，“低本底—低运行—低效率”和“中等本底—中等运行—较低效率”类型城市较多。④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运行的首要因素，但作用趋于减弱；城市开放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程度趋于增强；城镇化水平和城市集聚水平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

城市作为区域间投入产出的关键节点，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参与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城市间投入产出表，基于WWZ增加值分解框架构建了城市—行业、城市、行业层面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参与度指标，并重点对城市国内循环参与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2012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整体国内循环参与度分别为71.62%、72.42%和74.08%，国际循环参与度分别为28.38%、27.58%和25.92%，中国国内循环主体地位正逐渐加强。② 在行业层面，制造业国际循环参与度较高，这与其深度嵌入以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密切相关；服务业国内循环参与度较高，符合服务业可贸易性较差的特点。③ 在城市层面，东部城市国际循环参与度较高，平均为30.74%；中西部城市国内循环参与度较高，平均已接近90%；中国正逐渐形成中西部城市以国内循环为主，东部沿海城市以国际循环为主的空间态势。④ 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城市国内循环参与度的提高，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则会助力城市国内循环主体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同时，四大板块的国内循环参与度呈现不同影响因素特征。

从产业异质性的角度，实证分析区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对周边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过程和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产业结构对于区域城市体系的极化和均衡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制造业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周边城市人口的增长，而服务业则弱化了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② 以制造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由于相对较小的城市规模和较强的溢出效应，更容易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城市体系，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区域中心城市，更倾向形成相对极化的区域城市体系；③ 产业结构与周边城市人口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即中心城市制造业或服务业占比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周边城市的人口增长。

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多元有向流矩阵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扩展优化城市生态位内涵和测度方法体系，构建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城市生态位研究框架，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深入剖析城市的“态—势”特征，揭示各城市生态位和竞合关系。研究发现：整体势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城际要素流的位序—规模分布在就业服务流、经济服务流、知识流和生态服务流层面呈首位型，在信息流层面呈集中型，在综合流和合作流层面分布较为均衡，呈对数正态分布模式；局部势方面，不同要素流中城市种群划分各异，相互交织形成多维“核心—区域核心—边缘”流强度等级结构，其中“港深”“广佛”和“珠澳”的跨市合作最为密切，同时“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内陆城市种群初见苗头；宏观态方面，各城市在城市群落不同要素流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分为扩散型、受益型、均衡型、孤立型和中介型5类，而通过各要素矩阵下的城际优势流分析又可将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参与模式分为全域型和局部型2类；微观态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存在着复杂的伙伴城市与竞争城市关系，共形成11对互惠型伙伴城市、7对互补型伙伴城市、42对强竞争城市和31对弱竞争城市。本文基于流数据扩展了城市群生态位研究视角，构建了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区域竞合关系改善的新思路，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群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以绿色专利转让刻画绿色技术扩散，分析了2001—2020年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的时续动态以及空间格局，揭示了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活动中的热门技术、行为主体和城市类型，并探讨了驱动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中的热门技术由环境治理技术快速转变为绿色建筑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企业始终是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行为体；② 绿色技术跨城流动成为新常态，城市角色逐渐由自给自足式的城内集散型向开放创新式的城际集散型发展，全国统一的绿色技术交易大市场正在逐渐形成；③ 绿色技术扩散活动高度集聚在由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带组成的“T”型地区，其中城际绿色技术扩散形成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为枢纽的菱形网络；④ 遵循偏好连接和同配性法则，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新加入城市倾向于从枢纽城市获取绿色技术，但枢纽城市间的绿色技术流动更加频繁；⑤ 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下的模型回归结果揭示了城市间技术差距、地理邻近性、经济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对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形成机制差异。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流动的城乡结构出现重要转变，将对人口再分布和城镇化及区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划分了省际城—城、乡—城、城—乡和乡—乡4类流动人口，在识别其主流类型的基础上，通过流动率指标和计量模型考察了10年间流动人口主流类型的空间格局演变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省际城乡流动人口规模大、增长快速的同时，乡—城流动占主导、城—城流动快速上升，这两类人口已成为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主流类型。② 城—城净流动格局中净流入区进一步向沿海三大中心集中，辽宁、新疆和云南也维持一定的净流入率，而绝大多数省份都属净流出区的结果塑造了沿海各具特色的三大流动圈以及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内部联系的增强；乡—城净流动格局表现出沿海不同净流入区的“此消彼长”，以及新疆、辽宁净流入率上升引发其邻近省份净流出率下降的特征，该变化刻画了沿海流动圈连绵成带与变动各异的双重特性以及新疆、辽宁流动圈的发育。③ 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城和乡—城人口流动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强，当加入流动存量后其对两类人口流动的促进作用出现分异；城—城和乡—城人口流动对全国经济发展、净流入对流入地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

专利代理服务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的重要支撑。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空间分析法和计量模型探讨中国专利代理服务网络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制度环境、市场、邻近性在网络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中国专利代理服务网络呈现出规模扩张化及结构复杂化的趋势，从以北京为单一核心逐渐过渡到多核心的拓扑结构。服务网络空间从“北京—广州”和“北京—上海”相对单一的双线格局，转变为“以北京为核心，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和成渝多节点”并存的复杂结构。服务关系流扩散体现为等级扩散和传染扩散形式。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的市场化变革以及专利服务需求的空间扩张共同塑造专利服务网络格局。计量结果表明，服务城市和被服务城市的行政等级、经济人口规模、创新能力以及双方的关系邻近性能显著提升城市之间的知识产权服务联系。本文首次从知识产权服务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网络特征及演化机制，强调行政等级、市场规模以及关系邻近性共同作用于城市网络体系及演化，从服务联系的视角拓展了创新地理的研究。

多维邻近性是促进知识流动与构建创新网络的重要力量，但邻近视角下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影响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尚不明晰。本文以长三角为研究对象，通过对926名“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论文的通讯作者进行问卷调查，识别论文合作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构建城市创新网络，探究了个体层面多维邻近性影响长三角城市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及其差异。研究发现：① 论文合作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可分为地缘、学缘和业缘3种类型，分别通过地理、认知和社会邻近性促进不同尺度下的知识流动，能较好地解释长三角城市多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微观机制。② 整体而言，地缘关系主要通过间接路径对不同尺度知识流动产生影响，学缘关系的影响在3个尺度均有体现，业缘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尺度，而对外创新联系较强的城市也往往具有更加多元的关系表现形式。③ 与业缘关系相比，学缘关系对长三角各个尺度城市创新网络的总体影响程度更强，表明个体层面的认知邻近性比社会邻近性更有利于促进知识流动。④ 基于学缘的师生关系和基于业缘的项目合作关系对长三角不同尺度城市创新网络的形成均具有显著影响，但前者主要由于人才流动而产生隐性知识的转移和共享，后者主要表现为在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城市之间形成的一种相对固化的合作匹配模式。

北京经历了增量时代转向存量优化并正处于空间更新提质的新阶段，而城市功能空间演进是发展转型进程的重要标志与空间载体。依据长时间序列的北京城市功能变化数据集，对空间演进的结构模式与聚合规律进行研判。研究发现：① 北京城市功能演化主中心位于核心区并向东迁移；功能延展形成演化次中心与远郊中心，演化态势呈先聚集极化后趋于平稳。② 功能空间格局的类型分异特征显著。③ 功能空间演进呈服务功能中心极化、产业功能梯序外溢和居住功能圈层分异的结构模式。④ 功能演进聚合规律包括职住分离是首都服务型单中心结构的空间响应、公共服务均等是城市居住空间品质升级的重要支撑和产业集聚与跃迁是城市产业空间迭代的关键路径。本文研究结果以期为城市功能空间的科学重构与精细化治理提供决策支撑与判据。

基于长居、定居以及落户意愿内涵差异及相关指标的甄别分类，以中国25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流动人口长居、定居和落户意愿在居留过程中的发生次序及城市差异，通过多水平Logit回归，比较了不同意愿决定机制的异同及形成条件。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次序性，总体上定居意愿在长居意愿的基础上产生，落户意愿在定居意愿的基础上产生，层层递进。但一线城市定居意愿和落户意愿的递进关系不确定。② 除受人力资本影响之外，流动人口的长居意愿的产生主要受社会关系和社会融合的影响，定居意愿受到经济收入和家属随迁的显著影响；落户意愿则主要是受身份认同和城市因素的影响，流入地身份认同度越高，落户意愿越高。③ 城市等级和区位有重要影响，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长居意愿和落户意愿随着城市等级的提升而提升，定居意愿呈倒“U”型趋势，省会城市最高，北京等一线城市最低。东北地区长居和落户意愿显著降低，定居意愿差异较小。在市民化过程中，定居意愿的形成是关键一环，要因城施策，助力提高流动人口经济实力、推进家庭化迁移，弱化落户的指标性意义。

当前，中国进入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阶段，人才日益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国家与区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高校毕业生作为人才的后备军，已然成为城市“抢人大战”的主要争夺目标。基于2019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运用空间统计分析及空间计量交互模型，剖析“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①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就业地选择呈现“东密西疏”的不均衡分布格局，且“一流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更加集聚。② 经济因素仍是影响“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核心因素，但地方品质因素对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相对而言，地方品质因素对“一流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动的影响更强。此外，政策因素对两类毕业生就业流动也具有显著的影响。③ 毕业生就业迁移流之间存在显著的网络自相关效应，基于就学地、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显著为正，基于就学地—就业地的网络自相关效应显著为负，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不均衡的分布格局产生一定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区域人才政策的制定需要实现从单一区域视角向多区域协调视角的转变，对进一步优化区域人才治理具有参考意义。

以中国887个省际边界县域为研究区，从5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度量其2000—2019年城镇化水平，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表征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识别主要影响因素及交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划分驱动类型区并提出差别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 ① 2000—2019年中国省际边界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呈现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② 中国省际边界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H-H型的县域空间分布呈“T”型格局，L-L类型集聚分布在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省际边界区。③ 经济发展类因子和交通因子是省际边界区城镇化空间格局的主导影响因素。④ 省际边界区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变是在经济发展和交通水平主要驱动和直接作用下，医疗水平、社会投资和自然条件次要驱动和直接作用以及政府行为与教育服务间接作用后的结果。⑤ 按主导因素将省际边界区划分为地形要素制约型、区位交通主导型、经济发展拉动型、社会投资拉动型、公共服务滞后型和政府主导型6类驱动类型区。⑥ 省际边界区城镇化发展具有空间近邻效应，距离发达地区城市群近的县域城镇化水平高。省际边界区县域城镇化空间的边缘性特征突出，省际边界县域接壤边界数量越多，城镇化水平越低。

本文基于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方法，以2004—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的差异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越完善，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带动作用越强。出口同时受途经国家数量、目的国物流运输能力的正向调节。② 异质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对货源地枢纽节点城市的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铁路枢纽城市影响不显著，对港口城市出口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城市规模来看，贸易的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发生在中小城市。基于不同地理区位班列通道的分析发现，对西部通道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明显。③ 中欧班列的组织运营服从“轴—辐”模式，对周边区域出口辐射空间范围大致在150 km之内。中介机制检验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外围区域的城市受到市场化水平的正向中介效应更显著。运输时间成本节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当前较传统海运所需时间的节约并不是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

高铁枢纽是引导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本文以长江经济带37个高铁设站城市为例，构建高铁枢纽驱动城市重心转移指数模型，分析高铁枢纽驱动下城市空间扩展效应，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高铁枢纽驱动城市空间扩展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① 高铁枢纽驱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扩展效应分为3个等级，一是驱动城市重心大幅度向高铁枢纽方向扩展，呈现出“有的放矢”现象；二是驱动城市重心中幅度向高铁枢纽方向转移，呈现出“扩展萌芽”状态；三是驱动城市重心向高铁枢纽方向扩展不显著，没有呈现明显的“粘连”关系。② 高铁枢纽驱动城市空间扩展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城市能级、高铁枢纽发育程度、站—城关系和政府政策等4个维度11个因子，其中，城市能级发挥“推动力”作用，城市等级和城市外部可达性变化率两个因子作用明显；高铁枢纽发育程度发挥“牵引力”作用，枢纽等级因子作用明显；站—城关系发挥“催化剂”作用，枢纽可达性因子作用明显；政府政策发挥“指导力”作用。

随着人们需求从物质向精神层次的提升，城市安全感的营造对社会的健全发展日益重要。同时，作为环境感知的一种，安全感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中尊重并满足不同群体的感知需求。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居住社区的安全感问题，针对居住区以外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同时缺乏环境影响的群体差异视角。因此，本文基于在广州市采集的1149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获取被调查者对中心城区最担心被偷及被抢（缺乏安全感）的地区，分别按高、中、低3个收入群体汇聚形成安全感地图，并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环境失序3个维度讨论环境因素对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地图格局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① 火车站、客运站等对外交通设施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带以及老城区商圈在3个群体的感知中均为高风险区；② 3个收入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感知空间与中、高收入群体的差异较显著；③ 对3个群体的安全感均有显著影响的环境因素为重要交通设施分布、蓝色空间、土地利用多样性与道路交叉口密度；④ 环境密度要素如娱乐设施、商务楼宇的密度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有影响，环境设计要素如天空开敞度、绿色空间占比对中、高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有影响，社会经济水平以及警务设施、活动人流不稳定性等环境失序要素的影响效果则存在较高的群体差异性。本文可为城市安全环境营造、安全意象建立、城市人本化和精细化规划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生活圈规划是城市公共资源均等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特定城市15 min生活圈服务设施规划实践中，针对某一类公共服务，如何确定其设施数量、空间位置和服务公平性，具有诸多挑战。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次改进经典的设施区位问题（CFLP）为服务半径和覆盖率双重约束下的部分覆盖问题（μ CFLP），使其适用于生活圈服务设施布局规划。构造μ CFLP线性规划模型，设计数学启发求解算法。按照中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选择6个典型城市案例区域，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进行服务设施布局规划实验。结果表明：改进模型适用于城市生活圈服务设施布局规划，能够平衡服务供给成本、可及性和公平性；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模型对服务半径和覆盖率参数设置敏感，服务质量与效率难以兼顾，而在人口密度高的大都市，相对容易满足15 min生活圈建设标准。本文模型在面向15 min生活圈的城市服务设施规划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无须事先确定设施数量，二是能够按覆盖半径与覆盖率探索最优设施布局。

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本文以房屋面积、设施条件、建筑年代和社区类型来衡量流动人口住房质量,运用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310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而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住房整体水平虽不及本地居民,但差距并不悬殊;② 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空间差异明显,中部地区流动人口住房质量最高,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在住房质量4个方面各有劣势;③ 按照行政等级和规模等级划分,中等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质量最好,超大城市住房质量最差;④ 流动人口住房质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但各指标高、低值集聚区的分布格局存在一定差异;⑤ 流动人口个体（内部特征）和流入地（外部特征）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分别作用于不同的方面;⑥ 中小城市和大城市流动人口住房质量的决定因素及作用强度不尽相同。

人口迁移过程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BMA）为不确定性问题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然而,当前该方法多用于线性回归模型在变量选择时出现的模型不确定性问题,很少用于空间建模。本文以2010—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为例,将BMA方法应用于空间OD模型,在考虑网络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选取迁出地和迁入地各7个解释变量及距离因素,利用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模型综合方法（MC³）进行模型抽样,以后验模型概率为权重计算相应变量的迁出地、迁入地和网络效应等,定量分析不确定性背景下省际人口迁移影响因素和空间机制。结果表明：① BMA模型估计结果更为稳健可靠。与单一模型相比,BMA中变量效应估计的90%可信区间明显缩小,不确定性程度显著降低,结果更为精确;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省际迁移至关重要。经模型空间抽样后,迁出地人口规模和GDP、迁入地教育水平和迁移存量等的变量后验包含概率大于90%;③ 网络效应在省际迁移过程中不可忽视。所有变量的网络效应占总体效应的40%以上,其中工资、城镇化率、教育和迁移存量等的网络效应（绝对值）大于各自的迁出地和迁入地效应;④ 若不考虑迁移建模中的不确定性,绝大多数区域经济社会变量对省际迁移的影响会被高估。

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根据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长短将居留意愿划分为短期居留意愿、长期居留意愿、永久居留意愿3种类型,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和分层模型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不同类型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具有短期和长期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比例合计超过60%,表明两栖和多栖生计仍是流动人口的主导生计策略;短期和永久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一高一低”分布差异,短期居留意愿在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最低,永久居留意愿则呈完全相反的分布格局;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最高。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地特征和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共同影响着不同类型的居留意愿：在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以及职工平均工资高的地区,流动人口短期和长期居留意愿较高,永久居留意愿较低;男性、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均收入低、在外流动时间短、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倾向于短期和长期居留;而女性、非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均收入高、在省内流动、在外流动时间长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流入地永久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