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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81 >Issue 2: 587 - 602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602016

交通与旅游地理

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路径及机制

  • 麻学锋 ,
  • 廖月映
展开
  • 湖南工商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地理学院，长沙 410205

麻学锋(1970-), 男, 湖南凤凰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旅游经济、经济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4-10-31

  修回日期: 2025-06-18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2-0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35)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21A0378)

收起

Path and mechanism of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of tourism revitalization and people's well-being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 MA Xuefeng ,
  • LIAO Yueying
Expand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uman Geography,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0-31

  Revised date: 2025-06-18

  Online published: 2026-02-05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235)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of Hunan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21A0378)

Fold

摘要

脱贫地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发展是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路径。本文在整合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协同融通发展基本内涵基础上，从“人—地”关系视角，构建协同融通路径与机制理论分析框架，以凤凰县竹山村为例，采取归纳式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路径及机制。结果表明：① 以“人—地”关系视角分析协同融通路径，通过“利益共同体”与“生态共同体”各要素之间各司其职、密切协作，达到协同融通发展。② 从主体协同融通、空间协同融通、治理协同融通及功能协同融通4个方面，助推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在城乡融合、人居环境、社会治理、乡村结构4个方面系统融通发展。本文结论可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路径与机制提供系统实践方案。

关键词： 传统村落; 旅游活化; 民生福祉; 协同融通; “人—地”关系

本文引用格式

麻学锋 , 廖月映 . 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路径及机制[J]. 地理学报, 2026 , 81(2) : 587 -602 . DOI: 10.11821/dlxb202602016

Abstract

The key to promoting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prosperous,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 lies in the synergistic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vitalization and people's well-being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This development should simultaneously advance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well-being.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the human-land relationship regional system and the core concepts of coordinat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framework is for analyzing the synergistic and integrated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from a human-land perspective. Taking Zhushan village in Fenghuang county as a case, we adopted an inductive case study.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revital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can be jointly promo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a human-land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the pathway to synergistic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analyzed, whereby elements within both the "interest community" and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collaborate closely while performing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2) Through coordinat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four dimensions, namely subjects, space, governance, and functions, this approach facilitat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well-being. These efforts promote systematic and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in four aspect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iving 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and rural structure. These findings provide a systematic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advancing synergistic and integrated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for traditional village revitalization and livelihood enhancement.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tourism revitalizati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synergistic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human-land relationship

1 引言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文明赓续的基因载体，旅游活化是保护传承传统村落农耕智慧、民俗文化、生态伦理的重要抓手，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是不断提升民众福祉的必然要求[1]。脱贫地区传统村落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2]。然而，脱贫地区传统村落仍面临严峻挑战，如经济基础薄弱、非遗技艺传承断层、村民需求与保护矛盾等问题。因此，2024年12月印发的《进一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强调，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产生活。《关于在乡村振兴中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活化利用必须与改善原住民生活协同推进”，标志着传统村落保护与民生福祉协同发展进入全面和平衡的乡村振兴新阶段。增强脱贫地区及群众的内生动力与发展能力，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然要求[3]，是解决长江经济带丰富旅游资源活化和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发展的重要方向[4]。传统村落旅游活化具有传承保护与旅游利用双重属性[5]，决定其与民生福祉存在相互对立但又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的矛盾关系。在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战略叠加的背景下，如何实现脱贫地区传统村落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协同融通，已成为破解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矛盾的关键命题。
传统村落活化与民生福祉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英国“中心村”规划建设、日本“一村一品”运动[6]、韩国“新村运动”[7]、德国村庄整治更新等[8]，利用村落活化提升民生福祉，主要采用推行农业、手工业及乡村旅游等产业方式，通过更新村庄环境[9]、改善基础设施、修缮道路、提升农业设施等方式对村庄进行人地关系重构，提升乡村居民物质及精神水平。随着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物质条件的日益满足，其精神层面的需求逐渐凸显并占据重要地位[10]。鉴于此，乡村居民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意识显著增强，愈发重视维护这些承载着丰富历史与文化价值的村落遗产。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传统村落与民生福祉研究。已有研究聚焦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11]、人居环境[12]、景观基因[13]等方面，探讨传统村落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唐承财等[14]从村委会、村民、游客多元利益主体视角出发，探讨其与传统村落保护传承之间的关系。李昱甫等[15]提出传统村落闲置农房活化利用，有利于从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有效带动传统村落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李伯华等[16]认为在乡村旅游驱动下，文化认同可调动居民参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积极性。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两者相互依存[17]。一方面，传统村落自然风貌、建筑风格、民俗风情等独特元素，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这种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民生福祉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18]。同时，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通过合理规划和开发，传统村落可以成为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19]。传统村落独特文化构成与绿色生态资源是其旅游活化的根本基石，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吸引力[20]。另一方面，民生福祉提升是确保传统村落旅游活化得以持续、稳定推进的重要保障因素，直接关系到旅游开发的社会接受度与可持续发展潜力[21]。乡村产业的繁荣兴旺作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的核心驱动力，不仅促进当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还为乡村多元化发展注入强劲活力[22]。
目前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研究成果丰富，但从两者协同融通视角对其探寻研究不足，需破解量化研究对“过程黑箱”的解释困境。如何促进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发展，探讨其融通路径与机制成为关键问题。因此，重点关注脱贫地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协同融通发展关系，探究二者协同融通发展路径、分析二者协同融通机制，对于助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引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协同融通理论构建脱贫地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理论框架。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竹山村为案例地，借用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手段，提炼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协同融通核心逻辑。采用归纳式案例研究方法，确定编码结果，提炼传统村落的发展路径及机制。试图为中国旅游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实现民生福祉增进、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角度，为推动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精准落地提供现实指引。

2 理论框架

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脱贫地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发展的本质是“人”与“地”的关系[23]。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由吴传钧在1991年正式提出，而后不断发展完善，提出人类活动在地表层的人地系统，是由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在特定的地域中构建的动态结构，形成人地系统耦合交互的地表圈层—“人地圈”[24]。“人”是指在协同融通过程中村民、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与游客，通过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优势互补，提升生活水平、满足精神需求、共建和美乡村的“利益共同体”[25]。“地”主要是指传统村落活化及与其有关系的各要素[26-27]构建的“生态共同体”。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协同融通。据此，竹山村作为脱贫地区传统村落，其旅游活化需考虑自然生态、文化资源与人类活动的动态平衡，借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解释脱贫地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的内在结构，强调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能够较好地刻画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协同融通关系。

2.2 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协同融通发展的基本内涵

协同理论又称为“协同学”，是指在远离平衡态各开放系统在外部控制参量作用下，通过物质、能量交换形成内部自组织序参量进行按照某种规则构成有序的结构或功能[28]。“融通”一词原指不同主体之间通过某种物质或渠道相互融洽、融会贯通[29]。学界对于“协同融通”暂还未有统一的解释和界定，与之相关的概念有协同创新[30]、协同治理[31]、融合发展[32]等。协同创新强调多元主体通过资源共享、知识流动与能力互补，共同推动技术创新或模式创新[33]。协同治理关注多元主体在权力结构中的互动关系，通过规则重构与机制设计实现公共事务的共管共治[34]。融合发展[35]强调通过产业联动或功能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传统村落旅游中体现为产业融合、空间融合、文化融合。基于此，结合区域协同融通的要义，将传统村落语境下协同融通定义为在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中，以生态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双向耦合为核心，通过多元主体、空间、治理与功能维度的系统性整合与动态调适，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可持续共生机制，其本质是通过破除边界阻隔与重构价值关联，形成“保护—利用—共享”的闭环。

2.3 演化逻辑及框架分析

2.3.1 演化逻辑

脱贫地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还在于提升民生福祉，而民生福祉提升又会反作用于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脱贫地区传统村落在传承与保护初期，出现乡村主体缺失[36]、村落文化价值感知不足现象[37]，并未对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产生积极影响[38]，脱贫地区传统村落与民生福祉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对物质需求提高，更加体现在精神需求的满足，乡村旅游成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重要渠道[39]。在乡村旅游作用下，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依赖于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吸引游客，扩大旅游市场规模，从而提升乡村旅游经济效益，增加旅游地居民就业岗位，改善村民生活条件[40]。在民生福祉提升过程中，乡村居民文化活动丰富、重拾传统村落价值，明确感受到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的重要性、深刻认识传统村落是为谁而建的问题，唤醒脱贫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发展是以构建“利益共同体”与“生态共同体”为基础，以协同融通主体、空间为具体表现路径，发挥乡村治理、功能等作用路径，从“发展动力机制—互动路径机制—利益分配机制”3个方面分析协同融通机制。本文以期通过案例研究，明确框架具体内容，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路径与机制提供系统实践方案。

2.3.2 分析框架

结合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协同融通理论，系统阐释凤凰县竹山村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协同融通逻辑，构建“理论基础—路径优化—机制识别”三阶分析框架（图1）。基于Haken提出的“序参量支配”原理[41]，将村落视为“自然生态—文化基因—社会治理—经济功能”复合系统，通过解构旅游活化进程中多元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多元利益主体认同与非遗活态传承[42]、土地空间重构与生态适应性调整[43]，识别出主体协同、治理协同、空间协同和功能协同四大核心路径。① 主体协同融通，聚焦“政府—企业—村民—社会团体”多元主体在价值重拾、文化适应、空间秩序中的动态博弈，揭示产权共享机制与收益反哺政策对社区治理韧性的强化作用；② 治理协同融通，以苗族苗绣制作、竹山喜宴展演等文化资本转化为切入点，剖析“社会结构—文化传承—村落保护”模式下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的耦合路径；③ 空间协同融通，立足社会结构优化、文化传承创新与村落保护再生三大基点，构建“人、文、地”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模式；④ 功能协同融通，以三产融合、“三生”协同、“三农”共创为手段，通过系统性资源整合与价值重构，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乡村经济振兴与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有机统一。本文采用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法，结合案例研究方法，从微观视角，评估旅游活化对民生福祉的多维影响，最终提出“主体—治理—空间—功能”协同融通优化路径。该框架突破传统单一理论解释局限，通过机制解耦为脱贫地区传统村落实现“保护—利用—共享”的辩证统一提供理论工具与实践范式。
图1 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revitalization and people's well-being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选择

本文着眼于探讨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关系，聚焦于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视角探讨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路径与机制，采取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访谈法与归纳式案例研究方法解释这类问题。① 在归纳式案例分析方法中，通过整合半结构访谈与参与式观察，能够实现多维度数据的互补性采集，增强对复杂现象的情境化理解，能够有效分析执行数据，提炼出规律性见解，支持自下而上的理论生成，并构建理论框架，以深化对新兴实践现象的认知。② 深入理解上述问题，关键在于揭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之间的协同演进过程。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访谈法与案例研究在此方面独具优势，通过先观察、再访谈、二次观察等方式，能够细致剖析复杂演变中各参与方的相互作用，解答“如何”实现的问题，进而阐释两者协同融合的实现路径与机制。通过归纳式案例研究从案例中归纳总结、进行理论构建和验证讨论，同样可以触及“什么”的层面。③ 采用归纳式案例研究方法有利于提高研究结论信度和普适性。案例村是典型旅游脱贫地区苗族传统村落，通过分析案例协同融通过程、挖掘在多元因素影响下具有的协同融通路径及揭示其协同融通机制。

3.2 案例选择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湘西州）凤凰县竹山村，在地理位置方面，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毗邻湖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及贵州省4省市的交界地带（图2）。在人口构成方面，呈现出以苗族与土家族为主要成分的少数民族高度聚居特征，占比高达约80.5%。在产业经济方面，竹山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从国家深度贫困村到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转变。选择武陵山连片特困区竹山村作为案例村的原因如下：① 政策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复合价值。竹山村依托凤凰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地区位优势，创新实施“政府主导+企业运营+村民参与”三元协同模式，以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为基础，保护和传承旅游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引入企业运营为手段，拓宽居民增收渠道、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促进文化旅游发展为目标，回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核心导向。② 多维矛盾的集中显现。在旅游开发进程中，竹山村面临传统苗寨建筑保护与现代旅游设施建设的空间博弈、原住民文化认同与商业文化渗透的价值冲突、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引发的治理困境等典型问题，为研究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机制构建提供了多维度观察切口。③ 典型性与代表性兼备。竹山村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传统村落，是文化和旅游部评定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兼具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典型特征与深度贫困村历史标签，集中反映了脱贫地区传统村落面临的保护性开发与可持续振兴双重命题。
图2 竹山村区位图

Fig. 2 Location of Zhushan village

3.3 数据收集

团队成员选取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多方利益主体进行访谈，分别于2023年10月、2023年12月、2024年2月和2024年7月先后4次到凤凰县竹山村进行实地调研，对景区管理员、景区工作人员、当地居民、驻村干部、村支书及游客采用序贯访谈法，每位采访者所提供信息作为论文内容的重要一环。完成访谈后，以电话或网络对话等方式，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补充访谈，旨在丰富并验证理论框架。随后，系统整理访谈内容，转化为文本资料。为确保研究的可靠性，本文遵循三角验证原则，运用了多样化数据收集手段，从不同节点获取第一手资料，以此实现对研究证据的交叉验证与相互补充。

3.4 数据分析

遵循案例研究中质性资料的规范性编码步骤，首先将质性资料进行分类，对竹山村的录音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具体访谈内容（表1）。团队成员根据初步编码表进行构念或关系识别。其次，核对编码结果，将不一致的观点采取讨论或者找第三方人员解决争议。以归纳式案例研究为手段，确定编码结果后，依据既有理论与数据分析的结果，构建理论框架。最后，将案例作为实验对象进行分析，提炼传统村落的发展路径及机制。立足协同融通视角，探究传统村落旅游活化对民生福祉提升的作用机制，以及民生福祉提升如何反哺并促进传统村落旅游的活化利用。在此过程中，团队尤为关注协同融通的具体路径及其机制。
表1 重点访谈对象及访谈重点

Tab. 1 Research objects and main contents

编号 受访者 人数 受访者职业 访谈重点
ZF1-ZF4 政府部门 4人 ZF1 (村支书) 竹山村旅游活化背景、历程、现状
ZF2 (驻村代表) 非遗传承情况
ZF3 (村干部) 村内活动举办情况
ZF4 (镇干部) 生态保护、乡村医疗卫生情况
CM1-CM27 竹山村村民 27人 CM1~13 (景区工作村民) 传统村落活化规划
CM14~16 (餐饮企业经营者) 乡村旅游收入水平、客流量
CM17 (民宿工作人员) 民生福祉改善措施
CM18~21 (当地村民) 传统村落旅游活化意愿、生活改善情况
CM22~27 (乡村精英) 村落基础设施条件改善、政策扶持情况
教育资助
QY1-2 企业 2人 QY1~2 (景区负责人) 传统村落活化模式
村民股份分红模式
YK1-10 游客 10人 YK1~10 (游客) 传统村落旅游活化满意度
村落生态环境、游览体验感、了解景区渠道

4 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路径

本文以“利益共同体”与“生态共同体”为基础，借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协同融通理论，结合竹山村脱贫实践经验，从“主体—空间—治理—功能”4个方面，探讨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路径（图3）。
图3 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路径

Fig. 3 Synergistic integra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revitalization and livelihood enhancement

4.1 价值重拾—文化适应—空间秩序： 主体协同融通

竹山村作为脱贫地区传统村落，在城乡要素流动过程中，参与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的主体力量主要从“价值重拾—文化适应—空间秩序”方面进行协同融通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历程中，乡村空间秩序经历了从初期大规模无序的新房建设，到自上而下被动实施的传统村落保护措施，再到当前主动依托传统风貌发掘经济价值的阶段[44]。这一过程中，参与主体实现从单一向多元共生的转变，而参与模式也经历了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传统模式向政策引导、自下而上创新模式的转型。在多元主体共生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涵盖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村民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闲置农房活化利用机制。
（1）价值重拾。在脱贫地区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竹山村乡村居民主体性被剥夺导致其对传统村落价值感知减弱，传统村落失活现象严重，竹山村在乡村旅游入驻以前，一度是湘西州贫困村、“空心村”。“以前这里哪有这么热闹，年轻人都出去了，过年才回来，就是苦了娃娃们”（CM1）。在国家政策引领、旅游产业入驻等外力因素助推下，村民、乡贤精英、企业等主体力量相互协作，共同激发传统村落价值。“血粑鸭、酸辣椒、稻田鱼都是我们这里的特色”（CM4）。在旅游活化作用下，增强乡村居民民族文化自信力，同时，优化居民传统生计方式，助推乡村居民主动参与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积极性[45]。
（2）文化适应。脱贫地区传统村落居民在文化适应方面主要经历3个周期，分别是外来文化进入期、文化碰撞调适期、文化整合期[2]。在外来文化进入期，竹山村村民积极响应，并参与到旅游产业建设中，乡村外部环境得到大幅度提升，乡村居民生计需求得到满足。“我今年67岁，就在这里磨豆浆，来一个游客就装一杯豆浆给他们喝”（CM2）。在文化碰撞调适期，针对外来文化对当地造成各方面的影响，政府、企业、村民三者之间针对问题不断提出调试办法。在文化整合期，居民适应能力增强，表现出高民族文化认同行为，村民生活幸福感、获得感提升，能够正视文化冲突并以包容心态对待。
（3）空间秩序。经由政府引导与乡村依恋的双重吸引，社会资本及团体逐步参与到闲置农房的活化进程中，其中资本通过市场机制注入技术与资金的支持。作为改造的直接受益者，村民通过策划、设计、建造到运营的全链条参与，采取共商、共谋、共建、共管的合作模式，确保利益最大化，旨在实现传统村落环境改善成果的共同享有。基于此，多元主体的介入为村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为隐性文化的发掘与展现提供了强大动力。例如，当地青年艺术家与村民携手合作，共同创造“竹山喜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通过新元素与传统文化融合创新，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与发展。
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价值重拾—文化适应—空间秩序”的主体协同融通，成为推动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该策略不仅强调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发掘与尊重，还注重文化适应性提升与空间秩序优化，旨在构建一个多元共生、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4.2 自然生态—产业空间—地域空间：空间协同融通

空间品质优化对激发场景活力起着关键作用，并为传统村落产业增速与规模扩张构建了基础框架。在传统村落功能转型的背景下，空间品质提升有效促进了空间场景多元化，增强了其对潜在资本与社会群体的吸引力。以竹山村为例，其空间品质随功能转换的不同阶段演进而展现出“自然生态—产业空间—地域空间”三者协同融合的发展路径。
（1）自然生态。在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企业推动的产业投资相结合的方针指引下，竹山村通过构建一个集高效公共交通与休闲漫步绿道于一体的网络体系，紧密联结传统村落与旅游资源。不仅改善村内的基础设施配置与景观风貌，还借助合作机制有效整合了周边资源，促进了从个别区域到整个村落空间品质的整体跃升，确保全域范围内基础设施与空间利用的均衡覆盖。同时，“四好农村路”项目凸显了竹山村“山水相依”的自然生态格局，推动了生态可持续目标的实现。此外，竹山村采用“旅游活化”模式，吸引了更多资本与社会团体参与，为村落旅游注入活力，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通过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卫生条件、推进厕所革命等措施，竹山村致力于成为和美乡村典范。
（2）产业空间。竹山村以“旅游+”为核心，构建产业空间布局“两轴五区八基地”，实现三产深度融合。非遗文化方面，将拦门酒、苗鼓、打辫子等非遗技艺转化为旅游体验产品，苗银锻造、织布等非遗通过合作社统一收购销售，形成“展演—教学—文创销售”链条。“这位老人93岁啦，这是她自己家，每天在家打辫子，就是她的工作内容，一年可以挣3万多（元）”（CM5）。农业景观化方面，开发猕猴桃采摘、农耕研学等农旅项目，实现农业产值与旅游收益叠加。资产资本化方面，通过“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盘活闲置民居。国营企业以年租金3000元租赁村民房屋改造为民宿，发展民宿经济，村民既可获租金收益，也可通过入股分红、景区就业实现多元增收。2023年竹山景区接待游客3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380万元，带动5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3）地域空间。竹山村通过“内外协同”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地域空间的联动与功能激活。区域联动方面，依托千云公路打通与凤凰古城的“半小时旅游圈”，借助凤凰古城溢出效应，联动长潭岗平湖游等周边资源，构建“大凤凰”旅游网络，形成跨景区协同发展的地域经济带。“我们是北方人，来凤凰旅游，顺便感受一下传统的苗寨风情，到了这里，确实被苗寨的建筑风格所吸引”（YK1）。内部激活方面，竹山村在各级部门的引领下，探索出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特色模式，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114宗，闲置农房48栋，闲置宅基地利用率达90.23%，闲置农房利用率达100%，实现单一生活空间转化为生活与生产协同空间。在各方利益主体共同努力下，有效利用闲置公共空间，进一步充实传统村落文化底蕴与特色。
综上，竹山村以自然生态为底色、文旅产业为纽带、地域空间为载体，形成“保护—开发—共享”闭环。生态资源吸引游客，旅游收益反哺生态维护；非遗传承获得资助，村民成为文化传播主体；空间更新既保留传统聚落形态，又注入现代服务功能。“自然生态—产业空间—地域空间”的空间协同融通，不仅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还提升了生态环境质量与社会福祉水平，引领脱贫地区传统村活化利用走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道路。

4.3 三产融合—“三生”协同—“三农”共创：功能协同融通

在传统村落语境下，其农房功能活化需求及实现方式显著受制于各自独特的保护层级，展现出差异化特征。功能作为建筑内部活动的外在体现，在村落层面则构成了人口集聚的核心要素，不仅与建筑实体紧密相关，还深刻影响着村落的活力维系与文化传承。以竹山村为例，详细阐述了传统村落活化过程中采取的空间重构、民俗文化复兴、乡村治理优化等多重策略，这些策略共同揭示了传统村落面向旅游活化的有效实施路径。
（1）三产融合。竹山村引入乡村旅游产业，有效地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苗寨一日游的活动内容有苗寨参观、苗绣制作、游湖、菖蒲塘村水果基地等”（ZF3）。竹山村改良提升第一产业，选择性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形成“以农育旅，以旅带农”的发展策略。一产作为基础产业，锚固本地农业特色；二产作为产业支撑服务，以循环经济和优化配置为原则，发展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农产品加工业等；三产作为核心产业，依托竹山村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适当增加旅游服务设施，提供休闲配套服务，发展农业观光和乡村休闲度假等。衍生产业中，植入互联网+、电子商务、网络APP等新业态，通过三产融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民共同富裕水平[35]。
（2）“三生”协同。强调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与相互促进。在生产层面，竹山村活化传统民居，通过村集体流转的形式，进行了统一的修缮和维护，作为可经营空间再利用。针对该类农房的活化利用，既保护和传承村落的历史和农房空间中所承载的活态文化，也提高了农房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现经济效益、文化效益与生态效益三赢；在生活层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在生态层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三者协同，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与民生福祉全面协同进步与可持续发展。
（3）“三农”共创。聚焦于农民、农村、农业三大主体的共创共享机制建设。农民方面，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竹山村通过旅游合作社、非遗工坊等形式重构农民“生产者—经营者—受益者”三重身份。农村方面，创建农村公共性，依托村集体平台实现旅游资源确权、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农业方面，拓宽农业延展性，构建“传统农耕—旅游服务—文化创意”的复合产业链，打破传统农业方式，实现产业升级。通过政策引导与社会力量的参与，激发农民的创新活力与创业热情，推动农村创新创业的蓬勃发展。同时，加强农村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与福祉，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共同富裕。
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三产融合—‘三生’协同—‘三农’共创”构成了功能协同融通的核心框架，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一框架不仅强调了产业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还注重了生产、生活、生态三大领域和谐共生，以及农业、农村、农民三大主体共创共享。促进乡村重构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

4.4 社会结构—文化传承—村落保护：治理协同融通

快速城镇化让脱贫地区传统村落出现主体缺位、文化异化、行为失范等现象，同时，传统村落普遍存在经济落后，保障匮乏等问题。乡村治理问题成为影响村落保护传承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关键问题。竹山村立足社会结构优化、文化传承创新与村落保护再生三大基点，构建“人、文、地”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完善和谐共处、自主治理的社会治理体系。
（1）社会结构。受土地、人口城镇化影响，乡村治理社会主体空间向外流动。在政府正确领导下，联动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竹山村社会治理由传统的以地缘、血缘为治理纽带的熟人社会治理体系走向以互助精神、契约精神为纽带的半熟人社会治理体系。在和美乡村建设、传统村落保护等政策引领下，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模式激活了村民参与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的自主性，初步显现出“政—村”融合的乡村治理新模式。“竹山村已经编制了《竹山村发展规划》《竹山村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对竹山村传统村落保护做出建设性规划”（ZF2）。竹山村强调“社区主体性”，通过成立村民自治的旅游议事会，避免旅游开发中的社会关系断裂与文化空间异化。以开展庭院经济模式活化闲置民居，保留传统家族聚居形态的同时，形成“前店后居”的微旅游单元，既延续血缘地缘纽带，又创造灵活就业岗位。
（2）文化传承。伴随着乡村旅游需求持续升温及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传统村落民俗文化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乡村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文化传承起到关键作用[36]。“村小开设传统文化课，就是为了传承弘扬传统文化”（ZF2）。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立足于政府、企业、村民委员会和村民等视角，明确各方岗位职责，协同融通发展。在地方政府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全方位、一体化、综合性强的政策。在基层组织层面，发挥基层干部上传下达作用，做好各方沟通协调工作。在村民层面，健全完善村民自治机制。竹山村建立“活态基因库”，依托《竹山喜宴》、竹山苗寨风景区等公共空间重构岁时节庆、民俗展演等文化场景，开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带徒授艺—游客沉浸体验—文创产品转化”的产业链条，让文化价值转化为民生收益。
（3）村落保护。传统村落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各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和外来文化冲击，传统村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乡村治理背景下，传统村落保护不仅是文化保护的需要，更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乡村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从政策、资金、技术、意识等方面出发，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通过完善政策与法规、加强资金与技术投入、提升村民保护意识、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加强监督与管理等策略协同实施，促进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协同融通发展。
在乡村治理中，社会结构、文化传承与村落保护三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社会结构作为乡村社会的基石，其稳定性与活力直接影响到文化传承的连续性与村落保护的可持续性。文化传承则是村落的灵魂，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而村落保护是确保这一文化宝藏得以延续的关键行动。治理协同融通，意味着在这三者之间建立起一种高效、和谐的互动机制。

5 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机制

基于过程梳理，本文从“发展动力机制—互动路径机制—利益分配机制”3个方面，对竹山村进行剖析与阐述，进一步根据案例数据，并结合文献和理论，归纳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协同融通发展的内在机制（图4）。
图4 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机制

Fig. 4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revital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5.1 发展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协同融通机制运行的核心驱动力，包含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力的双向作用。其本质是通过激活系统内外的能量流动，推动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的协同发展。内生动力方面，自组织演化与文化—经济双轮驱动。在脱贫地区传统村落中，内生动力体现为村民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同[46]、经济改善的迫切诉求[47]以及社区参与的内在意愿[48]。文化传承需求，村民作为文化持有者，通过旅游活化将非遗技艺转化为经济资本。其中，竹山村成立“苗族银饰工坊”，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主导设计，村民参与制作。居民对当地文化认同不仅保障了技艺传承，更成为旅游吸引力核心。内生经济诉求，脱贫地区村民对收入增长的迫切需求驱动其主动参与旅游业。竹山村通过“三变”模式，以房屋、林地入股旅游合作社，户均年分红从2018年的1200元增至2023年的1.8万元，增幅达1500%。经济收益的显性化进一步强化参与意愿，形成正反馈。村民意愿，村民通过“议事会”参与旅游规划决策，竹山村规定“旅游项目需获70%以上村民同意方可实施”。外生动力方面，形成政策—市场—技术三元赋能模式。外生动力是协同系统的“催化剂”，通过政策规制、市场需求牵引与技术工具赋能，突破村落封闭性，加速内外部资源整合。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外部干预需遵循地域系统承载力，避免“过度开发—生态失衡”的恶性循环。在政策扶持方面，国家级政策与地方创新形成制度合力，竹山村依托“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政策，2020年获专项补贴320万元用于古建筑修缮；地方政府设立“旅游开发保证金”制度，确保生态修复资金刚性到位。在市场需求方面，消费升级推动“乡愁经济”崛起。同时，倒逼产品创新，针对银发群体开发“慢生活康养游”，入住率较传统民宿高出27%。在技术赋能方面，数字化工具破解资源活化瓶颈。通过新媒体等平台推广，2023年短视频曝光量超2亿次，引流游客占比达35%，在竹山村知名度与美誉度提升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5.2 互动路径机制

互动路径是协同融通机制的价值实现通道，体现为“旅游活化→民生福祉”与“民生福祉→旅游活化”的双向反馈。其本质是通过要素流动与价值交换，构建旅游与民生的共生网络。① 旅游活化→民生福祉。从潜在价值到显性福祉转变，基于资源基础观，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与空间资源需通过活化手段转化为经济与社会资本。根据文化再生产理论，资源活化不仅是物理形态改造，更是意义重构过程。利用文化资源变现、生态资源资本化、空间资源重构等手段，实现居民就地就近就业、拓宽居民福利提升渠道以及改善居住条件，从而提升民生福祉，共建和美乡村。② 民生福祉→旅游活化。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共创，根据需求侧改革理论，民生需求是旅游产品迭代的核心导向。村民不仅是受益者，更是旅游开发的“创新主体”。以需求导向产品创新为动力，以社区精英引领产业升级为手段，以服务质量协同提升为保障，实现传统村落旅游活化。

5.3 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是脱贫地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协同发展的核心制度保障。其核心目标在于破解“活化利用收益外溢”与“民生改善需求内化”之间的矛盾，通过结合案例村落实际状况设计利益共享规则、风险对冲工具与冲突调解体系，实现政府、企业、村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均衡。① 利益共享机制。为实现政府、企业、村民、社会团体、游客等利益相关者利益分配均衡。在景区经营管理过程中，政府协调管控企业与乡村利益分配，竹山村村集体通过分红制度实现利益共享，企业以传统村落旅游资源为依托，带动传统村落产业经济发展。社会团体与游客是利益作用的直接接受者。② 风险共担机制。以生态风险、市场风险多角度多层次风险对冲体系，构建风险承担共同体。在市场风险对冲工具中，通过外部政策扶持联合市场资本投入，利用价格保险机制，实现政府与保险公司共同体。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中，通过内外联合监控举措，以智能监测预警及修复保证金制度等形式，构建生态风险共同体。③ 冲突调节机制。以制度化协商与数字化赋能为抓手，依托竹山村实际状况，结合村民意愿，创建村规民约制度，实现村落管理由善治到自治的飞跃。利用数字赋能冲突化解，通过大数据监测与预警，接入“湘西智慧文旅大脑”，实时分析游客差评关键词，调整景区管理和规划设计以及历史数据预测淡旺季需求，动态调整产品供给。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在整合传统村落旅游活化、民生福祉及协同融通发展等理论基础上，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视角，构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路径与机制理论分析框架，以竹山村为例，剖析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路径，并分析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机制。结论如下：① 协同融通可定义为不同主体或系统之间通过合作、协调和共享资源，以达到共同的目标或提升整体效能的过程。这一概念强调两个关键，一个是“利益共同体”，另一个是“生态共同体”，两者通过在治理与功能方面相互作用，以促进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② 以“人—地”关系视角分析协同融通路径，通过“利益共同体”村民、政府、企业与社会团体与“生态共同体”各要素之间各司其职、密切协作，在政策、环境、市场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脱贫地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融通路径，主要通过在主体协同融通、空间协同融通、治理协同融通及功能协同融通，助推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在城乡融合、人居环境、社会治理、乡村结构4个方面系统融通发展。③ 脱贫地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协同融通关系。通过旅游活化，脱贫地区传统村落的文化资源得到了有效挖掘和展示，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交往。同时，民生福祉的提升也为脱贫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6.2 讨论

竹山村的旅游活化实践作为长江经济带脱贫地区传统村落转型的典型样本，揭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框架下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协同发展的内在机制。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及归纳式案例研究，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视角，构建了“理论基础—路径优化—机制识别”三维分析框架，解析脱贫地区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提升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与既有研究成果[15,40,49]相比，首先，本文试探性提出协同融通的定义，解析了传统村落旅游活化与民生福祉的协同融通路径。其次，本文揭示协同融通路径不仅有助于传统村落与民生福祉空间开拓，也为两者之间在城乡融合、乡村治理、人居环境及乡村重构方面提供参考。最后，以脱贫地区传统村落为案例地，从微观视角，讨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与居民幸福的关系，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更确切了解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情况以及当地居民的真实状况，为脱贫地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研究补充新思路。
此外，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① 研究方法上选用质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分析与深入理解，但要确保这些发现能够广泛应用于不同情境与背景，还需结合量化研究，通过更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来验证其普适性。② 研究依赖湘西州单案例深度阐释，虽通过三角验证提升效度，但样本空间异质性不足，难以揭示不同地理文化区的路径分异规律，后续将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增强理论饱和度，以期为乡村高质量发展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微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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