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主要包括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和人居环境整治等内容，是协调乡村人地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工作，综合开展乡村建设的地理学研究可为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提供新的契机。当前中国在乡村建设领域投入力度较大，但仍存在明显短板和薄弱区域，亟待深化相关研究以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撑。本文基于对乡村建设研究进展的系统梳理，从地理学视角阐释乡村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现实需求，并据此展望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地理学研究重点，以及创新推进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乡村建设是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的系统工程，在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和可持续发展矛盾突出等背景下呈现多维度、多层次和差异化的现实需求。在研究层面，需整合跨学科知识，构建多目标、多层次、多主体协同框架，基于综合效应、实施机制、问题诊断等凝练乡村建设的差异化地域模式与优化策略；在实践层面，应积极探索更加充分的供需对接、规划引导、资金筹用、后续运维和成效评估机制，推进更包容、公平、高效和可持续的乡村建设模式，从而更为有效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本文基于“目标—策略—路径”脉络探讨了面向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转型逻辑、框架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①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与城乡融合存在协同交互作用的内在逻辑关联，在目标传导逻辑下，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经由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产业模式重构和空间治理创新3种复合机制得以实现。②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发挥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善乡村人地关系等复合价值，在供给适配逻辑维度调整乡村地域系统运行状态进而回应城乡融合诉求。③ 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体系中，由土地利用转型牵引的土地系统优化稳定了城乡融合发展基础，着重解决乡村空间粗放、权能失序、功能失衡和效能衰退等现实难题；产业模式转型搭建了乡村经济转型和融入城乡区域经济大循环格局的现代化平台，重点化解乡村内部产业体系滞后带来的结构性困境；空间治理转型弥合了城乡固有的制度性鸿沟，通过制度优化、政策扶持和数字化手段等多重机制统筹城乡一体化治理。④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从科学管控土地利用转型、乡村多功能转型和制度调适—技术赋能协同治理出发，建构服务于城乡融合的路径体系。本文为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铁路是诞生于19世纪初体现人类文明的重大“工程技术”，更蕴含了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多重内涵，因此应被视为集成多尺度空间权力的物质—非物质地缘政治体。本文在剖析铁路地缘政治内涵的基础上，搭建了“地域—技术—权力”三位一体的铁路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分析了铁路地缘政治的3种生成机制；以此为基础，刻画了自铁路诞生以来不同阶段的铁路地缘政治演变，并对比了不同时期的铁路地缘政治生成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地域属性、技术属性和权力属性构成了铁路地缘政治的内在逻辑，而物质性机制、制度性机制和话语性机制的共构揭示了铁路地缘政治的生成机制和具体路径。铁路在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大动荡、新自由主义和互联互通5个阶段表现出了差异化的地缘政治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铁路的地缘政治属性表现不同，铁路地缘政治的作用机制也不同，其演变折射出权力形态从领土控制，到规则制定，再到意义争夺的深层转型。伴随着铁路在世界范围内空间的拓张、铁路技术的进步以及权力主体的多元化，铁路地缘政治的内涵与表现正在不断拓展和外延，与此伴生的资金、债务、主权、劳工等热门议题争夺日趋激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开展铁路地缘政治相关研究，不仅丰富了国内对基础设施这一地理学核心议题的研究，更有助于为“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供实践参考和借鉴。
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既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参与全球生产网络（GPN）、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实践与经验凝练，同时也为GPN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现实契机。本文基于当前受中美地缘政治危机影响最深刻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利用2020年与2023年华为典型机型P30 Pro和Mate60 Pro关键零部件的全球供应商数据，探讨了供应商的全球生产网络重构特征和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GPN 2.0企业行动者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华为手机的全球生产网络等级可以分为4种，分别是高价值的研发型网络、中等价值的专业化网络、低价值的标准化网络和代工组装网络，网络等级特征明显，空间差异化显著。②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华为全球供应商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呈现出从东亚、西欧、北美收缩为东亚高度集聚的空间特征，其主导建构的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和组织也发生了深刻重构。③ 在GPN 2.0框架下，影响华为全球生产网络重构的动态因子主要包括3个，一是成本—能力比率，主要依靠地方比较优势和加强研发投入，实现生产效率优化提升；二是环境风险，面对地缘政治风险时华为企业战略做出重要调整，实现了与更多本土企业建立新的产业生态系统；三是市场动因，零部件国产替代计划叠加地方政府的激励政策，为华为赢得全球市场领先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其创新网络结构洞深刻影响着技术扩散效率与产业竞争力。本文在构建“网络—空间”双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IncoPat全球专利数据库，分析了1985—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网络结构洞格局及空间模式。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网络结构洞数量不断增加，且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科研机构为主体，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半壁，其中国有企业分布最广，民营企业呈现明显的城市群指向，科研机构行政指向更显著，而外资企业区位选择偏好集中且稳定。② 结构洞创新网络趋于松散，小世界性逐渐减弱，跨领域信息或资源控制力下降；创新联系从以低等级结构洞内部主导逐渐向高等级结构洞内部联系转变。③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结构洞的创新合作呈显著的内部化趋势，而科研机构结构洞则始终呈现以外源驱动为主的协同创新范式。④ 从空间模式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科研机构和外资企业分别呈现层级结构模式、组团结构模式、放射结构模式和扁平结构模式。本文可以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协同创新提供研究参考。
本文通过提出“边缘化社会基础设施”的概念，拓展了社会基础设施的研究维度，深化了对其在城市治理框架中角色的理解。本文以深圳市龙华区景乐南北片区为例，聚焦社会基础设施驱动下边缘群体的形成与城市治理策略的转型。研究发现，以深圳市原三和人才市场及其周边廉价生活设施为核心的边缘化社会基础设施，不仅为“三和群体”提供了低成本生存空间，还塑造了其独特的社会生态、生活方式与群体认同，成为群体疏离主流社会规范的草根性实践，但也由此强化了群体的自我边缘化状态。在城市治理实践中，政府通过多元协同模式，逐步规范和改善这些边缘化设施，推动了三和地区空间品质和社会秩序的提升。研究指出，在承认社会基础设施为大众服务的积极功能时，也应认识到边缘化社会基础设施在传统城市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扮演。边缘化群体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设施也可以通过反向塑造治理过程成为多元城市治理的重要媒介。
传统“中心—外围”理论强调地方空间的邻近性，忽视了网络链接对创新空间的塑造机制。本文以成都、重庆两个超大城市为例，基于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专利合作数据，运用ArcGIS聚类、社会网络分析与非参数检验等方法识别出成都76个、重庆71个创新单元，探讨了两城市创新活动集聚区的中心—外围圈层结构。研究发现，虽然两城市具有突出的空间相似性，但是创新网络差异性明显，成都比重庆具有更大的网络规模和更高的联系强度，形成了“星芒放射状”网络；而重庆是“之”型延伸、网络异质性连接典型。综合其空间相似性和网络差异性特征，识别了由4种创新单元类型组成的超大城市创新空间的地理—网络双重组合结构。网络中心—地理中心（C-C型）和网络外围—地理外围（P-P型）分别是城市创新空间的优势和劣势创新单元类型。成都网络中心—地理外围（C-P型）（网络优势）、重庆网络外围—地理中心（P-C型）（地理优势）的创新产出并未落后于各自的C-C型创新单元，说明外围地区在网络嵌入或地理集聚的情境下同样可以实现高效的创新产出。因此，本文打破了对城市外围地区创新认识的固有看法，从而推进了超大城市外围与创新间相互关系及创新单元类型的认识。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饮食、方言等文化风俗极具特色，地区之间文化差异明显，文化作为非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文立足人口地理学的交叉学科视角，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 2017）数据，根据饮食文化、方言文化、姓氏文化差异构建文化差异变量，研究发现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文化差异显著抑制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且文化差异与地理距离对居留意愿的负向影响具有叠加效应，相比于短距离流动，文化差异对远距离流动群体表现出更强的抑制效应。分维度的分析结果显示，饮食文化差异、方言文化差异、姓氏文化差异均对居留意愿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年老世代、低收入、乡—城流动的流动人口因自身弱势更容易受到文化差异的负向影响，东部城市、省会城市、大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城市因其文化包容性优势，使得文化差异对居留意愿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弱。机制分析表明，文化差异通过弱化市民身份认同、强化风俗依恋、增加惯习差异与抑制本地社交从而影响居留意愿。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和社会活动参与等个体文化应对策略，以及城市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建设文明城市等文化治理措施均可以削弱文化差异对居留意愿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从文化适应角度为解释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提供了经验依据，也为城市提升文化治理水平与制定市民化政策提供了政策建议。
网络流量引导的旅游活动由景区扩散到城市全域，是介入生活圈社会空间的重要客体。本文以北京老城居民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网络流量和旅游活动对居民15 min生活圈行为的非线性影响、中介机理及其时空异质性。本文构建以居民到15 min生活圈内各细分网格的人均驻留时间表征的居民日常行为作为因变量，以网络流量与旅游活动作为解释变量，包含区位特征、居民属性与建成环境等控制变量的机器学习非线性回归模型，使用可解释机器学习算法进行模型分析。研究发现：① 网络流量与旅游活动对居民15 min生活圈驻留的解释力度高于公共服务设施规模；② 网络流量与外地旅游和居民15 min生活圈驻留存在互斥且边际效应递减，本地休闲旅游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峰值效应；③ 网络流量制约了适当规模的本地休闲旅游的正向作用，其与外地旅游的高值共现是居民驻留极端低值的必要条件；④ 网络流量通过助推外地旅游和大规模的本地休闲旅游，间接制约了居民的驻留；⑤ 网络流量与旅游活动在历史文化街区内的效应量小于其他圈层，周末的效应量大于工作日。综合可判定研究区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旅游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