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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81 >Issue 2: 565 - 58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602015

交通与旅游地理

关系空间视角下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的演进逻辑——以厦门鼓浪屿为例

  • 花玉莲 , 1 ,
  • 许艳 2 ,
  • 陆林 , 1 ,
  • 孔祥梅 3
展开
  • 1.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芜湖 241000
  • 2.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淮安 223001
  • 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武汉 430000
陆林(1962-), 男, 安徽芜湖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0078M), 主要从事旅游地理教学与科研工作。E-mail:

花玉莲(1998-), 女, 安徽芜湖人, 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4-10-18

  修回日期: 2025-07-03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2-0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5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930644)

收起

The evolution logic of glocalization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from a relational space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Gulangyu Island, Xiamen

  • HUA Yulian , 1 ,
  • XU Yan 2 ,
  • LU Lin , 1 ,
  • KONG Xiangmei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 2.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001, Jiangsu, China
  • 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00, Hube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0-18

  Revised date: 2025-07-03

  Online published: 2026-02-05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371257)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30644)

Fold

摘要

关系空间关注多元异质的关系建构，强调空间的“动态生成”，被认为是相互关系的产物和处于涌现与生成状态中的流动性开放场域，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新哲学思维。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关系空间视角下旅游地全球地方化演进逻辑的分析框架，系统探究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演进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在演进过程方面，关系空间视角为解析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提供更为宏大的时空维度。空间维度上，鼓浪屿经历了全球与地方的多元化、异质化关系建构，塑造了具有全球地方化特征的空间景观；时间维度上，鼓浪屿经历了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多元全球化的多轮全球化进程，形成历史国际社区阶段的关系建构、风景疗养区阶段的关系解构、国家风景名胜区阶段的关系重构和世界文化遗产阶段的关系再建构的演进过程。在演进机制方面，全球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和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是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内外部机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的全球地方化进程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实路径，为关系空间视角下旅游地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证参考。

关键词： 关系空间; 旅游地; 多轮全球化; 全球地方化; 演进逻辑; 厦门鼓浪屿

本文引用格式

花玉莲 , 许艳 , 陆林 , 孔祥梅 . 关系空间视角下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的演进逻辑——以厦门鼓浪屿为例[J]. 地理学报, 2026 , 81(2) : 565 -586 . DOI: 10.11821/dlxb202602015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heterogeneous relationships among tourism destinations is considered from a relational space perspective, which emphasizes the dynamic generation of spaces. This spatial gener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product of mutual relations reflecting the fluidity of emerging markets, which provides new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human geography studi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olution logic of "glocalization"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is constructed from a relational space perspective in this paper, which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evolution logic of glocalization on Gulangyu Island in Xiamen 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considering the evolution logic, the relational space perspective provides a grand spatiotemporal scale for analyzing Gulangyu Island's glocalization. Spatially, Gulangyu Island has experienc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versified and heterogene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scale, which has shaped a physical landscape with g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ver time, Gulangyu Island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rounds of globalization with multiple pathways, including trade and production. These pathways followed an evolutionary logic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historical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lationship deconstruction among scenic resorts, and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s among national scenic and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n terms of their evolution mechanism, the struggle for power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heterogeneous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produc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chanisms for the glocalization of Gulangyu Island. As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Gulangyu Island has followed a unique realistic path toward glocalization. Studying its evolut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a broader study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from a relational space perspective.

Key words： relational space; tourism destination; multiple globalization pathways; glocalization; evolution logic; Gulangyu Island, Xiamen

1 引言

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权力话语体系、经济社会形态和空间运行逻辑，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动能，推动多轮全球化浪潮的形成与发展[1-2]。全球化在不同的地缘关系和世界秩序中前行，经历了以帝国主义列强殖民统治为特征的第一轮全球化（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和各主权国家开放市场并接受由霸权国家维持全球贸易与全球航道“自由”秩序的第二轮全球化（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3]。当前世界正在兴起第三轮全球化浪潮，可望进入以权力多极、多国共治、包容共生为特征，具有全球繁荣新格局和世界秩序新均势的全球化3.0时代[3-4]。伴随多轮全球化进程和信息技术涌现，物质、资本、人员、知识等要素呈现高速流动性特征，从“距离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不再固化于某个特定“地方”，社会关系的时空“脱域化（Dis-embedding）”显著增强[5-6]。全球化的流动性模糊了地方与全球的空间界限，传统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逐渐被全新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所取代，“全球—地方”不断互动与联结，表现为一种“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进程[5,7 -8]。全球地方化的英文术语是“全球化 （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的拼合词，蕴涵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的深刻互动，强调普遍性的特殊化和特殊性的普遍化的双重作用[9-10]，引起政治经济学[11]、社会学[12]、文化学[13]和旅游地理学[8]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1978年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中国旅游业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并成为全球“领跑者”，正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14-16]。旅游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的“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16-17]，是建立“全球—地方”关系联结的重要力量[8]。与此同时，全球化和地方化的深刻互动是推动旅游地演进的重要动力，全球化驱动旅游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革新，重构旅游地地域组织；地方为全球化进程提供必要的资源、空间和制度保障[8,18]。因此，旅游地的全球地方化进程日益凸显，成为旅游目的地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内容。学者们基于城市旅游地、乡村旅游地、生态旅游地、遗产旅游地等不同旅游地类型，系统开展全球地方化与旅游地跨国企业、旅游地行为主体、旅游地尺度重组、旅游地绅士化、旅游地治理模式、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关联研究[18-25]。当前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研究存在显著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范式[18,22 -24]，在全球化“时空压缩”影响下，旅游业生产网络和旅游者消费网络的“跨域化”现象引致旅游地空间形态、空间规模和空间功能呈现关系属性[26]，亟需运用后结构主义范式的关系思维重新审视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的演进逻辑。
伴随地理学领域的“社会转向”和社会学领域的“空间转向”，空间作为静态容器的认知得以转变[27-28]。以Foucault、Derrida、Lefebvre等为代表的地理学家掀起了一股“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学术思潮[7,29]，强调空间的开放性、异质性和关联性[30]，激化了人文地理学空间研究的“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关系地理学应运而生[31]。关系地理学重构了空间、地方、尺度和主体性的内涵，提出关系空间、地方关系、尺度终结以及主体间性的概念[7,31]。其中，关系空间强调要将空间放置于时间序列中，空间是由相互关系构成的，由异质关系塑造的，处于涌现与生成状态中的流动性开放场域[32-33]，关系建构、多元异质、动态生成是关系空间的本体特征。关系空间为解构复杂关联现象、异质网络构成和关系动态变化提供全面系统的思维方式，是探究旅游地全球地方化演进逻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综上，旅游地全球地方化进程日益凸显，全球地方化在旅游地研究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局限于对单轮全球化下旅游地演进的阐述，针对大历史观视域下旅游地多轮全球化演进研究相对不足，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明显[18,22 -24]。“大历史观”是指从历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地方性与全球性等辩证视角出发，在长时间尺度下把握变量之间的动态关联，以及因这种关联而呈现的规律性特征[34]。在大历史观下，旅游目的地受到多轮全球化的影响，旅游地吸引力强，不同轮次全球化背景和特征存在差异，中国的社会情境和旅游地的响应机制不同、效应不同，全球要素与地方要素的作用主体、作用方式、作用强度、作用结果和作用效应亦不相同。鉴于此，如何结合全球与地方、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维度系统探究旅游地全球地方化成为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关系空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有效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指导。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为研究案例，采用后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基于关系空间视角探究厦门鼓浪屿在多轮全球化下的演进过程和机制，以期丰富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研究，为关系转向和大历史观下旅游地的空间规划、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理论基础：后结构主义下的关系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关系地理学的影响下，关系空间理论应运而生[7]。后结构主义将“差异”和“关系”作为核心概念，强调结构的不稳定性和事物发展的生成性、开放性，本质上是理解社会空间各要素间相互关系的认识论[30]。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家反对将空间看作是惰性的、固定的、非辩证的，强调空间应被视为生命的、异质的、辩证的[7,30]，Murdoch认为后结构主义思潮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人文地理学关注空间的差异性特征；二是推动人文地理学关注空间的生成性过程[30]。伴随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解构和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转向，主张网络、联系和流动的关系地理学开始流行[31]。关系地理学将世界理解为流动的拓扑网络结构以及联系的产物，打破了传统空间观，重构了“空间”这一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形成“关系空间”的哲学思维[7]。
2005年Massey在其著作“For Space”中明确提出了“关系空间”的概念内涵[32]，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 空间是相互关系的产物。“关系”被理解为嵌入式的社会实践，强调事物间相互关系的建构性，这种相互关系在地方尺度到全球尺度之间自由流动，流动性与关联性持续突破空间原有的尺度界限。② 空间具有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关系。空间是多样性和异质性关系同时共存的场域，多元异质性关系的交集与协商推动了空间的建构。③ 基于时间性考量空间，空间始终处于永恒的生成状态。空间是多元关系的产物，而多元关系嵌于持续生成的社会实践中，因此空间总是处于动态建构的开放过程中。时间和空间是同构的、相互关联的、密不可分的，空间是一种蕴含时间性事物的场域，而时间需从属于空间才得以表征。值得注意的是，空间的关系建构通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或阵营所构成，不同阵营通过权力博弈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或处于被主导地位[7]，Massey认为空间不是承载权力的容器，空间本身是一种权力关系。关系空间是一个充满力量和竞争的空间，社会关系的权力博弈不断嵌入空间，并始终处于动态生成之中，关系空间通过权力博弈重塑并再现了空间性和流动性[32-33]。同时，多元主体的空间想象与空间实践，共同推动多元异质关系的动态建构[32]。
总体而言，关系空间是相互关系的产物，由多样性和异质性关系塑造的，处于涌现与生成状态中的流动性开放场域[32-33]，关系建构、多元异质、动态生成是关系空间的本体特征，同时关系空间充满权力博弈和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

2.2 分析框架：关系空间视角下旅游地全球地方化演进逻辑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旅游发展已经融入后工业化、全球化、数字化等更复杂更宏大的时空范畴，旅游地空间的要素、结构、功能日趋跨域化和混杂化，旅游地的演进过程具有历时性、阶段性和全面性特征，呈现强烈的关系属性[26]。在此背景下，旅游成为连接全球化和地方化的重要动力，旅游地不断突破地方的尺度界限，与全球建立起关系联结，旅游地全球地方化进程日益凸显[8,20]。旅游地全球地方化是大历史观视域下全球与地方交互作用的结果，塑造了混杂化、拼贴化的空间异质景观，呈现鲜明的关联交互性、复杂异质性和历史动态性特征，是全球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和多元主体协同作用的结果，恰好与关系空间的核心思想相应吻合。鉴于此，运用关系空间解析旅游地全球地方化具有深厚的学理基础和理论适用性，本文基于演进过程和演进机制两个层面，构建关系空间视角下旅游地全球地方化演进逻辑的分析框架（图1）。
图1 关系空间视角下旅游地全球地方化演进逻辑

Fig. 1 Evolution logic of glocalization in tourism destinations from a relational space perspective

在演进过程上，依据关系空间的关系建构、多元异质和动态生成本体特征，解析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的过程。在关系建构方面，旅游地的全球地方化蕴含全球化力量和地方化力量的深刻互动与关系建构，全球通过话语表达和空间规制，强化对地方的权力运行逻辑和空间管控效能；地方通过向全球表达诉求并建立空间联盟，以实现路径突破和价值重塑。在多元异质方面，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的关系建构存在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通过多元化、异质化的关联和实践对旅游地空间进行重塑。全球地方化进程将各种关系和距离压缩成一个小尺度“剧场”，通过全球实践交杂着地方特性生产出“杂糅”和“混合”的异托邦式旅游地空间景观[35]。在动态生成方面，Massey认为对关系空间的思考必须将空间放置于时间序列中，强调空间的“动态生成性”和生成过程的“空间开放性”[32]，关系空间为旅游地全球地方化提供了更为宏大的时空维度。旅游地全球地方化具有鲜明的历史动态性，经历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多元全球化的多轮全球化进程[2]，不同轮次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作用要素、主体、方式、强度、效应和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形成关系建构、解构、重构和再建构的演进过程。
在演进机制上，依据关系空间的“权力博弈”和“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解析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的内外部机制。在权力博弈方面，Massey认为空间关联性的形成，是政治权力空间化的表现，权力博弈既存在于空间之中，又重塑和再造了空间性[32]。权力博弈为旅游地全球与地方的关系联结提供了外部情境，是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的外部机制。旅游地全球地方化存在一种跨尺度式的权力关系，涉及全球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协商和建构，是充满竞争、冲突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同时，旅游地全球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博弈随关系的形成和重塑发生动态变化，不同阶段全球与地方的权力博弈机制存在差异。在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方面，关系空间思维主张人类与非人类主体相互作用的生成逻辑，强调非人类主体亦具有能动性，并非单纯地受人类主体意志控制，可以参与和建构空间[7,32]。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为旅游地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建构提供了动态实践，是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的内部机制。旅游地全球地方化包含大量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的异质主体，涉及全球外生力量和地方内生力量的协同建构，其中人类主体包括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如国际组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跨国公司、地方企业以及地方居民和旅游者；非人类主体包括物质性主体和非物质性主体，如地理区位、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基础设施和地域文化精神。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厦门鼓浪屿为案例地，于2023年4月16—21日、9月22—25日进行实地调研。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法对案例地的自然景观、建筑风貌、文化氛围、经济社会活动等进行考察和记录，并进入地方政府部门获取相关资料。同时，采取分区抽样的方法，遵循研究对象的差异最大化原则，对45名受访者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包括鼓浪屿管委会行政人员10人，街道办事处行政人员4人，思明区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员1人，旅游小企业主13人，地方居民13人和旅游者4人，最终获得录音文本25.6万字。基于录音文本和编码程序，本文按照“主体代码—主体顺序”设定了访谈编号，其中，M指鼓浪屿行政管理人员，E指旅游小企业主，R指地方居民，T指旅游者。例如M01指鼓浪屿行政管理人员中的第一位受访者。
为获取更加全面的历时性文本资料，笔者通过阅读《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36]《鼓浪屿之路》[37]《鼓浪屿公共租界》[38]《鼓浪屿建筑》[39]《鼓浪屿侨客》[40]和《厦门志》（全五册）[41]等书籍，整理鼓浪屿历史大事年表。此外，通过厦门市人民政府（https://www.xm.gov.cn/）、厦门市思明区政府（https://www.siming.gov.cn/）、厦门市鼓浪屿管委会 （https://gly.xm.gov.cn/）等官方网站获取《厦门市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保护管理办法》《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鼓浪屿控制性详细规划》《鼓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2—2035年）》等政策规划，通过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网（http://www.glysyw.com/）获取鼓浪屿遗产相关数据，明晰鼓浪屿的旅游发展、土地利用、申遗历程和遗产保护情况。

3.2 案例地概况

鼓浪屿位于福建省厦门市西南隅，与厦门岛隔鹭江海峡相望（图2），面积约1.88 km2，2024年鼓浪屿街道户籍人口约1.25万人[42]。历史上，鼓浪屿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成为兼具文化多样性和近代化高品质生活的国际社区，赋予了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深厚底蕴。现今鼓浪屿享有“万国建筑博览”“钢琴之岛”“音乐之乡”等美誉[42-43]，独特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景观促使鼓浪屿旅游业迅猛发展，荣获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称号，2017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厦门鼓浪屿历经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全球与地方关系建构过程，兼具普遍主义特殊化和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重特性，是关系空间视角下旅游地全球地方化演进研究的典型案例。
图2 案例地概况

Fig. 2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4 关系空间视角下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演进过程

关系空间视角为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演进过程提供了更为宏大的时空维度。空间维度上，鼓浪屿全球地方化蕴含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建构，这种关系建构是多元的、异质的，生成了具有全球地方化特征的混杂化、拼贴化空间景观，这与关系空间中的关系建构、多元异质本体特征相吻合。时间维度上，鼓浪屿全球地方化历经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多轮全球化进程，形成关系建构、解构、重构和再建构的演进过程，这与关系空间强调基于时间性考量空间以及“动态生成”的思想相吻合。在大历史观背景下，不同轮次的全球化背景和中国情境存在差异，作用于鼓浪屿的全球与地方要素、主体、方式、强度、结果和效应亦不相同（表1），亟需探究关系空间视角下厦门鼓浪屿多轮全球化的演进过程。当前，不同领域学者针对全球化浪潮的阶段划分已有一定成果，结合鼓浪屿实际状况，参考相关成果[2-3]，本文将全球化进程划分为三轮全球化。
表1 鼓浪屿多轮全球化的演进过程

Tab. 1 Evolution of multiple globalization pathways on Gulangyu Island

时间 19世纪初—20世纪中叶 20世纪中叶—21世纪初 21世纪初—至今
全球背景 全球化进程 第一轮全球化 第二轮全球化 第三轮全球化
主导国家 英、美等西欧国家 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中国 美国、中国、欧盟
基本特征 贸易全球化 “阵营化” 生产全球化 多元全球化
分工形式 垂直一体化 两个市场 后福特主义 多种分工形式并存
企业形式 公司制度逐步建立 公司海外贸易 跨国公司 全球企业、互联网公司
中国情境 主要情境 鸦片战争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改革开放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
实现方式		 被动全球化 缺乏关联通道 主动全球化 “包容性全球化”
的引领者
地方响应 形成阶段 历史国际社区 风景疗养区 国家风景名胜区 世界文化遗产
基本特征 通商口岸 海防前线 经济特区 国际化“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
全球地方化作用 作用要素 政治经济、多元宗教、文化艺术、科教文卫 缺乏关联要素 旅游、音乐艺术、历史建筑、餐饮住宿 世界文化遗产、会议会展、文化演艺、赛事活动、文创空间
作用主体 外国领事官、清政府官员、传教士、华侨、商人、地方居民 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地方居民 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地方居民、旅游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地方居民、旅游者
作用方式 全球权力主导和文化植入；地方被动接驳、适应和自我更新 自给自足 全球资本空间扩张；地方主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 地方依托遗产、金砖会议等与全球建立联系；全球遗产话语制约
作用强度 极强 弱 强 极强
作用结果 关系建构 关系解构 关系重构 关系再建构
作用效应 生产与塑造 保存 保护与弘扬 保护、弘扬与创新
第一轮全球化为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呈现贸易全球化特征[2,44]。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形成“核心—边缘”式结构，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成为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具有“被动全球化”的特点[2,45]。厦门鼓浪屿作为承接全球资本、人员、知识、文化等要素的地域空间，历经历史国际社区阶段，全球与地方形成关系建构。第二轮全球化为20世纪中叶—21世纪初，可进一步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21世纪初两个阶段。二战结束后，全球化呈现阵营化特征，带有显著的政治色彩[46]。美国主导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但局限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国际机构和国际金融规则，以苏联为首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合作组织（即经济互助委员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学习苏联经验、苏联模式，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47-48]。厦门鼓浪屿作为“海防前线”，历经风景疗养区阶段，全球与地方发生关系解构。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呈现生产全球化特征[2]。“滞涨危机”迫使西方企业生产方式由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跨国公司和跨国产业链等成为全球重要经济载体，原有生产活动通过链式重构突破国家边界与全球建立起关系联结，信息技术革命爆发加剧了全球的紧密联系，催生了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金融网络[44,47]。同时，发达国家开始梯度式转移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2]，中国通过吸收海外产业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49]，并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实现由“被动全球化”向“主动全球化”的转变。厦门及鼓浪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建设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空间秩序，历经国家风景名胜区阶段，全球与地方得以关系重构。第三轮全球化为21世纪初至今，呈现多元全球化特征[2]。全球经济网络呈现网络不均衡的发展态势，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和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加剧了全球化治理挑战，区域性国际组织与区域生产网络建设进程加快[20]。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发挥“变革者”的作用为全球化发展贡献中国方案[1-2]。厦门鼓浪屿历经世界文化遗产阶段，全球与地方实现关系再建构。

4.1 厦门鼓浪屿第一轮全球化：历史国际社区阶段（1842—1949年）的关系建构

15—17世纪大航海时代，以资本、商品、人员流动为主体构建的跨国网络扩张至中国境域，中国郑氏集团以厦门及鼓浪屿为基地，控制东西洋的海上贸易，建构全球商品贸易网络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新图景[41,50]。18世纪中叶—20世纪初，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促使大规模生产和国际分工成为现实，英、美等发达工业国主导第一轮全球化的发展方向[51-52]。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强制性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格局和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南京条约》将厦门作为首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在此背景下，鼓浪屿全球与地方形成多元化、异质化的关系建构过程，生产了独具特色的全球地方化混杂景观，为鼓浪屿往后旅游吸引物建构和申遗奠定基础。
帝国殖民统治、劳动分工和贸易全球化是第一轮全球化的重要特征[2]。这一时期，全球话语主导鼓浪屿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建构过程，伴随全球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知识文化的跨域传播，鼓浪屿地方空间边界不断被突破，全球与地方建立起关系联结，在政治经济、多元宗教、文化艺术、科教文卫等方面塑造了众多全球地方化景观要素（表2、图3）。“历史上鼓浪屿几乎成了国际住宅区，不但有多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医院，还有洋行、外国商店、图书馆、邮电局、电报营业所和旅社，外国人和地方居民友好相处、和平往来”（M11）。在政治经济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驻厦领事以鼓浪屿为驻地，建造领事馆和领事官邸；外国商人租、购鼓浪屿土地，开设货栈、商店、公司和洋行，通过厦门港进行中外贸易，将鼓浪屿联通到世界各地[51]。在多元宗教方面，鼓浪屿汇聚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及地方民间信仰，西方传教士以鼓浪屿为基地，建设教堂、礼拜堂，利用慈善事业向鼓浪屿乃至中国内地传播宗教文化[53]。在文化艺术方面，音乐是鼓浪屿全球与地方关系建构的重要文化载体，鼓浪屿引进西洋乐器、开设音乐课程，培养众多国际知名音乐家，1846年归正教会举办“中国每月音乐会（Chinese Monthly Concert）”。在科教文卫方面，教会学校、西式医院和体育场所逐渐兴起，1853年美国传教士罗啻为推广闽南白话字编著《英汉厦门方言罗马注音手册》，1870年前后美国驻厦领事李让礼开辟体育活动场所，陆续引入足球、棒球、橄榄球等竞技项目，1878年鼓浪屿出版了两份全外文报刊（The Amoy Gazette和Waffle's Bi-monthly），1898年郁约翰创办鼓浪屿救世医院[38,53]。
表2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阶段西方人士创建的全球地方化要素及典型遗存

Tab. 2 Typical glocalization elements produced by Westerners living in Gulangyu Island's historical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要素类型 具体内容 典型遗存 创建时间
政治经济 政治 领事馆 美国领事馆旧址 1844年
英国领事馆旧址 1867年
日本领事馆旧址 1875年
行政管理机构 鼓浪屿工部局遗址 1903年
司法机构 鼓浪屿会审公堂遗址 1903年
经济 洋行 英商德记洋行(后改建为黄家花园) 1845年(1919年)
和记洋行仓库遗址 1846年
公司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旧址 1870年
亚细亚火油公司旧址 20世纪初
多元宗教 基督教 伦敦公会 闽南圣教书局旧址(前身是厦门圣经会) 1908年(1844年)
英美“三公会” 协和礼拜堂 1863年
三教堂联合兴建 三一堂 20世纪上半叶
天主教 西班牙多明我会 天主堂 20世纪初
文化艺术 建筑 洋人公馆住宅 汇丰银行公馆旧址 1873年
厦门海关理船厅公所旧址 1883年
厦门海关副税务司公馆旧址 1865—1870年；1923—1924年
教会住宅 英国伦敦差会女传教士宅 19世纪中叶
洋行职员公寓 厦门海关验货员公寓旧址 1923年
音乐 西洋乐器 管风琴 1878年
钢琴 1913年
科教文卫 教育 幼教设施 鼓浪屿怀德幼儿园(现为厦门市鼓浪屿日光幼儿园) 1898年
中小学 福音小学 1844年
毓德女学校、怀仁女校、英华中学(现为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1870年、1877年、1898年
医疗 西式医院 救世医院和护士学校旧址 1898年
博爱医院旧址 1918年
体育 运动场所 洋人球埔旧址 1870年前后

注：数据来源于《鼓浪屿公共租界》《鼓浪屿世界文化保护宣传手册》和作者实地调研资料。

图3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阶段全球地方化要素遗址

注：图片来源于作者自摄，拍摄时间为2023年9月。

Fig. 3 Glocalization sites for Gulangyu Island's historical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化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呈现出“均势秩序”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51]。1902年中外多方利益集团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1903年设立会审公堂、工部局，鼓浪屿开启近代化的城市管理模式。20世纪20—30年代，面对国际形势动荡和鼓浪屿近代化转型，一批闽南籍海外华侨回归故土[40]，依托丰富的海外经验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推动鼓浪屿全球与地方关系建构的催化剂，及至1930年鼓浪屿各国外侨567人，中国居民已达20465人[38]。一方面，华侨积极参与工部局管理和经济建设，自发组织华人社会团体，并创办各类企业、公司和银行；另一方面，投资建设学校医院、基础设施和文娱设施，将西洋建筑风格、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引入鼓浪屿，形成以“折衷主义（Eclectic Architecture）”风格为主的建筑集群（表3、图4），1920—1930年岛上由华侨组织建造的住宅达1200余栋。“鼓浪屿被称为是‘万国建筑’，有1000多栋别墅是华侨修建的，华侨将国外的建筑风格和材料带回了鼓浪屿，像一些水泥（以前叫洋泥）、砖头、建筑图纸都是从国外引进的”（E03）。
表3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阶段华侨创建的全球地方化要素及典型遗存

Tab. 3 Typical glocalization elements produced by overseas Chinese living in Gulangyu Island's historical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要素类型 具体内容 要素名称/典型遗存 创建时间
经济建设 公司、企业 福建药房 1906年
淘化罐头食品厂 1908年
黄聚德堂房地产股份公司 1930年
银行 中南银行旧址 1921年
文化事业 教育 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后改为慈勤女子学校) 1906年(1930年)
闽南职业学院 1922年
三民小学 20世纪上半叶
中山中学 20世纪上半叶
医疗 私立鼓浪屿医院旧址 1931年
神州医院 1932年
建筑设施 别墅洋楼 八卦楼 1907年
黄家花园 1919年
海天堂构 1921年
西林·瞰青别墅 20世纪上半叶
私家园林 菽庄花园 1913年
娱乐设施 延平戏院旧址 20世纪上半叶
基础设施 鼓浪屿自来水公司旧址 1919年
鼓浪屿电话公司旧址 20世纪上半叶

注：数据来源于《鼓浪屿公共租界》《鼓浪屿世界文化保护宣传手册》和作者实地调研资料。

图4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阶段全球地方化要素遗址

注：图片来源于作者自摄，拍摄时间为2023年9月。

Fig. 4 A glocalization site for Gulangyu Island's historical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1903—1941年鼓浪屿建构起一个由移民网络、商贸网络、金融网络和文化网络交织的复合网络系统，展现出一个由封建社会晚期的传统聚落转向全球化初期的现代社区的变革历程，实现了全球与地方的多元关系建构和多元文化碰撞。“鼓浪屿发展存在强烈的全球化思维和海洋思维，鼓浪屿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伴随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中西方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M11）。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鼓浪屿由公共租界转变为日伪统治阶段，外国居民逐渐迁出鼓浪屿，鼓浪屿作为一个汇聚多元文化的国际社区的历史被迫中断。

4.2 厦门鼓浪屿第二轮全球化

4.2.1 风景疗养区阶段（1949—1979年）的关系解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战后秩序”时期[44,47]。第二轮全球化在这一阶段充满“冷战”和冲突，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上形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个市场，资本流动性显著减缓[47]。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封锁与外交遏制，中国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步建立相对独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厦门因其独特地理位置，成为“国防城市”“海防前线”，厦门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在危境与碰撞中盘桓，一度成为东南沿海的“经济洼地”。在此背景下，鼓浪屿全球与地方的关系联结发生解构。
1953年厦门人民政权成立，中央将事权向地方让渡，地方政府成为鼓浪屿空间建构的主导力量。1959年《厦门市总体规划》中将鼓浪屿定位为“风景疗养区”，明确其“风景疗养+生活社区”的发展路径。在风景疗养区建设上，建成了疗养院、人民体育场、厦鼓海底电缆、郑成功纪念馆等工程项目，为往后鼓浪屿风景名胜区阶段的旅游发展和全球与地方的关系重构奠定设施基础。“1949年以后，鼓浪屿发展风景疗养区，岛上也有建设一批干部疗养院”（R09）。在生活社区建设上，形成了玻璃厂、造船厂、罐头厂等工厂企业，为社区提供了相对独立的生产体系和稳定的就业环境。同时，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历史国际社区”阶段的空间格局和文化遗迹，及至20世纪70年代，鼓浪屿尚有4个幼儿园和4个小学、1个中学和1家医院，强化了鼓浪屿生活型社区的职能[41]。“1949年以后，鼓浪屿兴建了一批工厂，还有学校和医院，在岛上居住和生活都很方便”（R08）。伴随西方人士和华侨的陆续离岛，鼓浪屿原有的全球与地方关系网络逐渐解构，社群结构以本地“熟人社会”为主，家庭音乐会、足球运动是地方居民互动的重要文化介质。

4.2.2 风景名胜区阶段（1979—2012年）的关系重构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政策，推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引发了大规模全球产业转移和跨国企业流动现象，推动全球生产、贸易和消费网络的生成[44,47]。第二轮全球化时期，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信息革命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中国成为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兴经济体[52]，为全球与地方的关系重构创造了优越的宏观环境。厦门及鼓浪屿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1980年、1992年国务院分别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和厦门象屿保税区，1997年首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举行，促使厦门进一步向世界开放。同时，厦门及鼓浪屿作为对外交往的“窗口”，吸引了许多国家政要、经贸人士、友好团体考察与观光，并与多个外国城市缔结为友好城市，极大地促进旅游业联结全球与地方的功能。在此背景下，旅游业成为推动鼓浪屿全球与地方关系重构的新经济要素，形成具有全球地方化特征的多元异质性空间景观。
1988年国务院批准鼓浪屿—万石山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995年国家建设部《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提出将鼓浪屿建成包括休闲、度假疗养、会议等功能的风景旅游岛。因此，旅游资源的识别、开发和价值赋予是鼓浪屿发展的重要方向，鼓浪屿音乐艺术、历史建筑、风土人情等“全球地方化”要素为旅游吸引物构建提供“基石”和“富矿”。鼓浪屿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通过符号建构、景观生产和文化塑造等方式，修建日光岩、菽庄花园、三丘田码头、海上花园酒店等核心景点和旅游设施，创办鼓浪屿四季音乐周、鼓浪屿国际钢琴艺术节等国际节事活动，创建鼓浪屿音乐厅、钢琴博物馆等文化场馆，赋予了鼓浪屿新的艺术魅力和空间秩序，极大地彰显了鼓浪屿的旅游功能（表4）。2003年鼓浪屿管委会成立，强化了鼓浪屿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行政导向和投资力度，2007年厦门市规划局《鼓浪屿危房改造规划与设计导则》提出改造鼓浪屿421栋危房，同年鼓浪屿成为国家首批5A景区，2008年厦门市政府正式启动鼓浪屿“申遗”工作，鼓浪屿旅游目的地形象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1978年）改革开放后，政府对鼓浪屿的服务设施进行整体性建设，建设了一批核心景点，修建和完善旅游配套设施，鼓浪屿旅游复杂网络系统逐步形成”（M09）。
表4 鼓浪屿国家风景名胜区阶段的旅游景观建构

Tab. 4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cenic spots in Gulangyu Island's tourism landscape

建构方向 具体内容 要素名称
景区建设 核心景点 日光岩、菽庄花园、皓月园、八卦楼
一般景点 郑成功纪念馆、厦门海底世界、鼓浪屿名人蜡像馆、百年鼓浪屿博物馆
商业区 龙头路商业街、鼓浪屿商业中心、龙头商厦
音乐文化 节庆活动 鼓浪屿旅游艺术节、鼓浪琴韵音乐会、鼓浪屿四季音乐周、鼓浪屿国际钢琴艺术节
品牌之歌 《鼓浪屿之波》《鼓浪屿》
音乐机构 鼓浪屿音乐厅、厦门音乐学校、钢琴博物馆、风琴博物馆、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
基础设施 交通设施 三丘田码头、钢琴码头、内厝澳码头、环岛路
住宿设施 鼓浪屿别墅酒店、海上花园酒店
娱乐设施 港仔后沙滩、美华沙滩、大德记浴场、海滨浴场

注：数据来源于《厦门市志》和作者实地调研资料。

在第二轮全球化中，跨国公司及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全球化由商品全球化向全球价值链阶段转型[44]。这一阶段鼓浪屿旅游发展逐渐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全球与地方的关系重构持续强化，1992年香港中旅与厦门中旅合资兴建鼓浪屿别墅，1995年中国国贸（香港）与厦门鼓浪屿风景区建设开发公司合营鼓浪屿专线游览和旅游设施业务。随着旅游持续发展，鼓浪屿经济社会结构由生产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引进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跨国餐饮企业，投资建设酒吧、咖啡吧等后现代消费空间，引入“家庭旅馆（Family Hotel）”“民宿（Homestay）”经营理念，打造以住宿、餐饮、零售为主的旅游业态（表5），旅游“消费黏性”持续增强，形成全球化与地方化“关系拼贴”的异质性景观格局。“岛上业态以餐饮和住宿为主，肯德基、民宿等是从国外引进的新事物，旅游开发很好地活化了鼓浪屿老别墅资源”（E12）。
表5 鼓浪屿风景名胜区阶段的旅游业态

Tab. 5 The main commercial tourism activities in Gulangyu Island's national scenic spots

旅游业态 代表店铺
餐饮业 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瑞幸咖啡、张三疯奶茶、叶氏麻糍、赵小姐的店、六号私房菜、林锦记·厦门菜、林氏海蛎煎、林四喜·闽南传家菜、林氏沙茶面
住宿业 鼓浪屿宾馆、黄家花园酒店、鼓浪屿李家庄酒店、缘中园度假别墅、南瓜楼别墅酒店、聆境·酒店、杨桃院子旅馆
零售业 牛美珍珠店、宏琴珍珠、黄胜记、苏小糖、古旧艺品店

注：数据来源于《厦门市志》和作者实地调研资料。

同时，在第二轮全球化“时空压缩”和“流动空间”新语境下，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厦门港、厦门大桥等立体式交通网络的形成激发了旅游消费的热潮，2012年旅游人数超1100万人次（图5）。伴随旅游发展态势强劲，鼓浪屿地方居民发生“人口置换”和“空间置换”，地方传统的生活惯习、价值体系和共同体意识在全球与地方、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和冲突中日渐隐化。“旅游发展对我们居民产生了很多不便之处，比如物价上涨、街心公园等休闲空间被游客挤压，鼓浪屿出现本土居民大量迁出、外来移民大量迁入的现象”（E12）。
图5 2003—2023年鼓浪屿旅游人次

注：数据来源于鼓浪屿管委会和厦门轮渡有限公司(https://www.xmferry.com/)。

Fig. 5 Tourists on Gulangyu Island from 2003 to 2023

4.3 厦门鼓浪屿第三轮全球化：世界文化遗产阶段（2012年至今）的关系再建构

当前第三轮全球化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全球化进入“十字路口”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世界各国推动全球化机制改革和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现实路径[20]。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深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合作，厦门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鼓浪屿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促进国际对话、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中共中央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支持厦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办，成为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全球化的重要尝试。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全域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目标定位。在此背景下，鼓浪屿依托世界文化遗产、文创活动、数字建设，主动融入世界遗产话语体系和全球旅游生产与消费网络，实现全球与地方多元异质性的关系再建构。
在第三轮全球化、科技革命和政策支持作用下，合福高铁开通运营，鼓浪屿旅游迈入高速发展阶段，鼓浪屿旅游人数在2014年达到高峰值1246万人次（图5），高峰期单日游客量超12万人，对环境治理、空间管制和旅游安全造成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各级利益主体针对旅游业态管理、遗产保护与弘扬出台相关政策规划。在旅游业态管理方面，制定《鼓浪屿商业网点规划》《鼓浪屿重点要素业态发展引导规划》《鼓浪屿商业业态控制导则》《鼓浪屿家庭旅馆专项规划》等政策规划，全面推动旅游业态转型升级。在遗产保护与弘扬方面，2012年鼓浪屿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14年《鼓浪屿整治提升总体方案》明确“文化景区+文化社区”发展定位，2015年鼓浪屿178栋历史风貌建筑完成修缮，同年《厦门市鼓浪屿家庭旅馆管理办法》出台，2017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鼓浪屿实现了地方向全球的主动联结与关系建构。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鼓浪屿是中国在全球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实现现代化的一个见证，具有显著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和现代生活品质，真切地反映了激烈变革时代的历史。鼓浪屿的发展清楚地记录了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记录了从海外归来的闽南人民开展早期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特点，例证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的历史，为中国和其他地区不同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参考”。“鼓浪屿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ii）’和‘标准（iv）’，分别代表了独特历史时期的多元建筑风格和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碰撞与交流，鼓浪屿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M10）。
申遗成功后，世界遗产话语体系为鼓浪屿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再建构赋予新路径，“保护性利用”成为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54-55]。在全球和国家层面，《世界遗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鼓浪屿遗产保护提供方向指引；在地方层面，2017年厦门市人民政府出台《厦门市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保护管理办法》，同年将每日登岛人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2019年《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施行，2022年“八卦楼全面修缮”项目启动，鼓浪屿遗产保护和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责，鼓浪屿格网化的监测体系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设定基础上建构的，现在每6年需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一次监测报告”（M10）。同时，鼓浪屿旅游发展和关系建构依托于“历史国际社区”阶段的文化要素，赓续了中西交融的历史文脉，塑造了全球地方化的地域景观。鼓浪屿申遗成功促使全球与地方的会议会展、文化演艺、赛事活动和文创空间不断集聚（表6），为地方文旅发展和“双创”氛围的营造注入全新文化景观和现代元素，极大地提升了鼓浪屿的遗产价值和国际影响力。
表6 2012—2025年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阶段的文创活动

Tab. 6 Cultural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on Gulangyu Island'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tage, 2012-2025

主要方向 具体内容
会议会展 金砖会议、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鼓浪屿论坛
文化演艺 鼓浪屿音乐节、金鸡·鼓浪屿论坛、鼓浪屿诗歌节
赛事活动 第四届“鼓浪屿杯”足球俱乐部友谊赛、第二十二届斯克利亚宾国际钢琴大赛、第三十届(马佐夫舍)国际肖邦音乐节总决赛
文创空间 历史文化陈列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鼓浪屿美院、鼓浪屿管风琴艺术中心、鼓浪屿当代艺术中心KCCA、绿界众创空间、文创智能体验店

注：数据来源于鼓浪屿公众号和作者实地调研资料。

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是第三轮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数字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56]。数字经济是推动鼓浪屿空间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文旅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能（图6），通过虚实交互、跨地域融合等方式实现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再建构。从供给侧层面看，鼓浪屿地方政府和企业等主体通过钢琴博物馆、历史文化陈列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等文化场馆的智慧创作，针对“最美转角”“土耳其冰淇淋”等网红点的数字营销，依托《鼓浪屿往事》《国宝档案》等纪录片的媒体宣传，在线文旅消费空间和舞台化旅游场景不断生成。2023年中国移动咪咕与厦门市政府完成《鼓浪屿元宇宙项目合作签约》，通过“内容+技术+融合创新”赋予文化旅游“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充分发挥IP效应，持续推动鼓浪屿数字化开发和智能化服务。“围绕‘数字鼓浪屿’，管委会一方面在文物点设二维码，未来将打造3D云体验；另一方面全力建设‘元宇宙’项目”（M05）。从需求侧层面看，旅游者文旅消费呈现信息化、智能化和场景化倾向，“沉浸式体验”的消费需求和“旅游媒介化”的消费行为，推动高能级生产性消费服务体系的跨尺度关系建构。2019年底疫情暴发致使全球与地方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均显著减缓，2023年伴随防疫政策的调整，鼓浪屿旅游发展正稳步复苏。2024年第九届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在厦门举办，为提升厦门品质旅游，以全球视野建设一流休闲旅游城市建言献策。
图6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阶段的数字生产

注：图片来源于作者自摄，拍摄时间为2023年9月。

Fig. 6 Digital production for Gulangyu Island'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tage

5 关系空间视角下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演进机制

在关系空间视角下，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是外部情境和内部实践动态耦合的结果，既需要全球与地方产生关系联结的外部机制，也需要全球与地方关系建构的内部机制。全球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将政治权力空间化，为全球与地方的关系联结提供外部情境，是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外部机制。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通过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主体的差异化行为，为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建构提供动态实践，是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内部机制。因此，全球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和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是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演进机制（图7）。
图7 关系空间视角下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演进机制

Fig. 7 Evolution mechanism for glocalization on Gulangyu Island in Xiamen city from a relational space perspective

5.1 全球与地方的权力博弈

在关系空间视角下，权力博弈思维强调权力既不是中央管理的权力，也不是平等分配的权力，而是一种全球与地方、域内与域外权力博弈和协商的政治表现，体现一种多元共存的非均匀耦合状态[7,57]。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演进过程始终伴随着全球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全球与地方以开放的、可渗透的状态进行权力实践，为鼓浪屿全球地方化提供外部情境。
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是全球层面与地方层面两个阵营权力博弈的结果。在全球层面，全球通过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不平等条约占据权力博弈的主导地位，为空间侵占、资本投资和文化传播获取“合法”权力，对鼓浪屿空间秩序管理、城市景观建设和多元文化交融产生深刻影响，为鼓浪屿全球与地方的关系联结提供宏观外部情境，实现了全球向地方“普遍主义特殊化”的发展历程。同时，全球在鼓浪屿要素流动、资本运作、空间实践、申遗等方面展现话语引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审视、制约着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演进逻辑和发展方向。在地方层面，地方受到全球政治主张、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裹挟，处于权力博弈的被主导地位，被动地接驳与适应资本、建筑、音乐、教育、医疗、体育等全球经济社会要素的嵌入，鼓浪屿从原有的马赛克式“地方空间”转向全球与地方关系型“网络空间”[58]，日益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载体，为推动鼓浪屿旅游发展、申遗以及全球地方化进程提供坚实基础和重要动力。在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阶段，地方依托旅游发展、历史遗产，通过景观建构、遗产申报、保护修缮、节事活动，积极融入全球网络空间和世界遗产话语体系，在权力博弈中逐渐展现主动地位，实现了地方向全球“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历史蝶变。总体而言，全球通过话语引导、资本流动、文化植入在地方实现多元化、异质化发展，地方在全球力量的刺激下实现接驳、适应和自我更新过程，全球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为全球与地方的关系联结提供制度性通道和外部性界面，是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外部机制。

5.2 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

关系空间思维试图打破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强调非人类主体的能动性发展[7]，将人类与非人类纳入到统一的解释框架，理解多元主体差异化行为的复杂关系。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演进过程始终伴随着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为鼓浪屿全球地方化提供内部实践。
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是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主体异质建构的结果。在人类主体层面，主要包括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① 全球、国家、地方等不同层级的政府主体共同作用于鼓浪屿全球地方化进程。外国领事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全球政府主体通过空间规制、景观建构和文化传播，将鼓浪屿纳入全球网络体系；清政府、中央政府等国家政府主体在不同阶段接驳并融入全球化，为鼓浪屿在对外交往、市场准入等方面提供机遇；鼓浪屿管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等地方政府主体通过政策制定、财政支持、空间规划、景区建设、遗产保护，为鼓浪屿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建构提供支撑。② 跨国公司、地方企业等全球与地方市场主体是推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内在动力。不同市场主体推动鼓浪屿成为全球与地方资本流入的“市场洼地”，通过商业贸易、旅游开发、业态营造、数字建设等方式，为资本自我增值与价值积累提供了转移路径，推动鼓浪屿成为全球旅游生产与消费网络的重要节点，为推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进程提供经济载体。同时，不同市场主体通过向劳动力、商品等资料的生产性投入，实现资本的初级循环，并通过向生产性与消费性建成环境的投入和科技、教育、文化、数字等社会性花费的投入，实现资本的二级循环和三级循环[59]，为鼓浪屿全球与地方多元异质的关系建构提供“孵化器”。③ 传教士、华侨、地方居民、旅游者等全球与地方社会主体是推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重要力量。第一轮全球化时期，传教士、华侨等全球社会主体依托宗教文化、体育艺术、教育医疗等文化介质与地方居民进行社会交往和空间实践，推动鼓浪屿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建构。第二轮全球化时期，全球与地方联结的关系网络逐渐解构；改革开放以来，鼓浪屿旅游发展日益繁荣，旅游者与外来人员的进入引致地方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不断被挤压与侵占，鼓浪屿空间异质性显著增强。第三轮全球化时期，鼓浪屿申遗成功后，地方居民、旅游者跨越了全球“普遍价值”所预设的单一文化立场，将全球普遍价值与地方独特文化相融合生成了开放包容、交融互鉴的社会实践，实现了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对话协商和价值共创[60]。
在非人类主体层面，主要包括物质性主体和非物质性主体。① 地理区位、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基础设施等物质性主体是推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重要引擎。在地理区位上，鼓浪屿与厦门港隔海相望，历史上与厦门岛形成“岛—港—城”联动结构，兼具军事防御性和贸易辐射性特征，吸引全球人员、商品、资本、文化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当前，鼓浪屿依托厦门经济特区、福建自贸试验区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区位叠加优势，成为全球旅游网络的重要节点，推动全球与地方的有效联结与建构。在自然环境上，鼓浪屿具有舒适宜人的气候条件、优质多样的自然景观、安定理想的栖居环境，吸引传教士、华侨、国内外旅游者前来旅居生活和观光度假。在人文景观上，鼓浪屿聚合折衷主义、现代主义、传统闽南聚落等不同建筑风格，形成以钢琴博物馆、风琴博物馆及多处音乐家故居为核心的音乐遗产廊道，遗存基督教三一堂、天主教天主堂、佛教日光岩寺、道教种德宫等多元宗教景观，具有惠和影雕、蔡氏漆线雕、闽南传统彩绘等非遗技艺和提线木偶戏、南音等非遗展演，这些人文景观混杂着全球与地方多元文化特性，不仅是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历史见证和遗存，也是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赋予鼓浪屿全球地方化强盛的生命力。在基础设施上，鼓浪屿依托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合福高铁、厦门大桥、厦门国际邮轮中心等外部设施和内部道路，形成可达性高的外部交通网络和完善的内部交通系统，同时鼓浪屿景点、住宿、餐饮、娱乐等旅游服务设施完善，为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建构提供基础支撑。② 鼓浪屿蕴含深刻的海洋性文化基因和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地域文化精神，这一非物质性主体的形成与发展深刻影响着鼓浪屿全球地方化进程。鼓浪屿作为闽南海洋文明的空间单元，呈现出创新性、流动性、根植性等文化特征，推动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在鼓浪屿汇聚和交融。同时，鼓浪屿的地域文化精神存在鲜明的包容性、历史继承性特征，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对全球文化兼容并蓄、守正创新，在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塑造“全球地方化”文化景观，并在鼓浪屿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赓续历史文脉，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44,47]。
总体而言，人类主体与非人类主体汇聚在鼓浪屿这一小尺度“剧场”，系统性重塑了鼓浪屿的空间格局、空间功能和空间关系，产生了新的空间规训方式，铸就了全球与地方交融的新兴“文化生命体”，满足了不同主体对现代化国际社区的空间想象，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为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建构提供动态实践，是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内部机制。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在全球化、信息化影响下，旅游地空间形态、空间规模和空间功能日益呈现关系属性，亟需运用后结构主义范式的“关系空间”哲学思维重新审视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的演进逻辑。因此，本文尝试构建关系空间视角下旅游地全球地方化演进逻辑的分析框架，系统探究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演进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
（1）关系空间为人文地理学复杂现象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新哲学思维。关系空间是相互关系的产物，由多样性和异质性关系塑造的，处于涌现与生成状态中的流动性开放场域，关系建构、多元异质、动态生成是关系空间的本体特征，同时关系空间充满权力博弈和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旅游地全球地方化进程是全球与地方多元异质性关系建构的过程，具有关联交互性、复杂异质性和历史动态性特征，是全球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和多元主体协同作用的结果，恰好与关系空间的核心思想相应吻合。因此，运用关系空间理论视角探究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的演进逻辑具有较强的理论适用性。
（2）关系空间视角为解析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演进过程提供更为宏大的时空维度。空间维度上，鼓浪屿经历了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建构，这种关系建构是多元的、异质的，塑造了具有全球地方化特征的混杂化、拼贴化空间景观；时间维度上，鼓浪屿经历了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多元全球化的多轮全球化进程，实现由被动全球化向主动全球化、再向包容性全球化的转变历程，形成历史国际社区阶段的关系建构、风景疗养区阶段的关系解构、国家风景名胜区阶段的关系重构和世界文化遗产阶段的关系再建构的演进过程。
（3）全球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和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是厦门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演进机制。在关系空间视角下，鼓浪屿全球地方化是外部情境和内部实践动态耦合的结果，全球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为全球与地方的关系联结提供外部情境，是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外部机制；多元主体的异质建构为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建构提供动态实践，是鼓浪屿全球地方化的内部机制。

6.2 讨论

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差异、流动、网络的关系地理学开始兴起[61-62]，关系地理学跨越了全球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人类与非人类等二元制观点，重构了空间、地方、尺度与主体性等地理学核心概念，提出关系空间、地方关系、尺度终结、主体间性等新概念[7]，形成相空间[63]、拼装理论（Assemblage Theory）[64]、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65]等新理论。2005年Massey提出“关系空间”的概念内涵[32]，随后关系空间被应用于全球、地方等不同尺度和城市、乡村等不同地域的研究中，形成“全球城市”[66]“全球乡村”[67]“关系乡村”[68]等新概念。本文在系统梳理与总结关系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将关系空间视为一种哲学辩证思维，以指导人文地理学复杂现象的整体性研究。
本文尝试在关系空间视角下，探究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的演进逻辑，是对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一种补充与突破。关系空间强调空间的多元异质性关系建构，理论视角由静态、封闭的结构研究转向动态、开放的关系研究，为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旅游地流动性、关系性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引[32,69]。在认识论层面，关系空间弱化了尺度有界性[26]，以关联性、异质性、生成性的理论视角，为透视旅游地全球与地方的关系联结和关系建构提供认识论指引；在方法论层面，关系空间强调空间和时间是一个连续、完整的有机统一体，关注事物本身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26,32]，为研究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的动态复杂过程和机制提供方法论指导。因此，关系空间为旅游地全球地方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分析逻辑。
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和地区，旅游地作为一类特殊的区域和地方人地系统[70]，深受全球地方化进程的影响。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地域的旅游目的地受到全球地方化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厦门鼓浪屿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历经近两个世纪的多轮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作用时间长、程度深，具有深厚的全球地方化文化底蕴和空间景观，形塑了高度复杂、高速流动的空间网络结构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推动旅游目的地实现高韧性、强吸引力和可持续发展，是大历史观视域下旅游地多轮全球化演进研究的典型案例。未来亟需接续探究关系空间视角下，不同尺度、不同地域的旅游地全球地方化演进逻辑，为中国旅游地更好应对全球化浪潮，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提升国际旅游影响力、探索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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