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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81 >Issue 2: 323 - 341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602002

理论与方法探索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现代化转型

  • 谭林 , 1 ,
  • 龙花楼 , 1, 2
展开
  • 1.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宁 530004
  • 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龙花楼(1971-), 男, 湖南醴陵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E-mail:

谭林(1994-), 男, 湖北利川人, 博士生,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18917M), 研究方向为城乡空间治理与土地利用转型。E-mail:

收稿日期: 2025-09-04

  修回日期: 2025-12-14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2-0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ZD145)

收起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 TAN Lin , 1 ,
  • LONG Hualou ,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9-04

  Revised date: 2025-12-14

  Online published: 2026-02-05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4&ZD145)

Fold

摘要

本文基于“目标—策略—路径”脉络探讨了面向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转型逻辑、框架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①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与城乡融合存在协同交互作用的内在逻辑关联，在目标传导逻辑下，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经由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产业模式重构和空间治理创新3种复合机制得以实现。②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发挥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善乡村人地关系等复合价值，在供给适配逻辑维度调整乡村地域系统运行状态进而回应城乡融合诉求。③ 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体系中，由土地利用转型牵引的土地系统优化稳定了城乡融合发展基础，着重解决乡村空间粗放、权能失序、功能失衡和效能衰退等现实难题；产业模式转型搭建了乡村经济转型和融入城乡区域经济大循环格局的现代化平台，重点化解乡村内部产业体系滞后带来的结构性困境；空间治理转型弥合了城乡固有的制度性鸿沟，通过制度优化、政策扶持和数字化手段等多重机制统筹城乡一体化治理。④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从科学管控土地利用转型、乡村多功能转型和制度调适—技术赋能协同治理出发，建构服务于城乡融合的路径体系。本文为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 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现代化转型; 土地利用转型; 空间治理转型; 产业模式转型; 中国式现代化

本文引用格式

谭林 , 龙花楼 .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现代化转型[J]. 地理学报, 2026 , 81(2) : 323 -341 . DOI: 10.11821/dlxb202602002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goal-strategy-path", the logic and content framework system of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towards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ere explored. The study reveals several findings: (1) There is an inherent logical connection of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Guided by the logic of goal transmission,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is achieved through three compound mechanisms: the transition of land use morphologi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models, and the innovation of spatial governance. (2)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has compound values such as 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land in rural areas. By adjusting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the rural territorial system through the logic of supply matching, it responds to the demand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3) In the system of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land system driven by the qualitative change in land use patterns has stabilized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solve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extensive utilization of rural space, the disorder of powers and functions, the imbalance of functions and the decline of efficiency.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models has established a modern platform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nomies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large-scale economic circulation patter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a focus on resolving the structural predicament caused by the lagging industrial system within rural areas. Innovation in spatial governance has bridged the inherent institutional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rough multiple mechanisms such as in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policy support, and digital means, it has coordinated the integrated governanc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guaranteed the interests of multiple subjects. (4) By leveraging land use transition regulation, multifunc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synergistic governance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with technology enablement,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constructed a pathway system designed to serve and advance urban-rural integration.This paper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 response to the contemporary proposi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land use transition; spati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model transform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1 引言

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工农关系不协调是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体现，城乡要素资源流动受阻和产业协调度不高等二元结构尚未从根本上消除，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滞后仍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薄弱环节[1-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如何通过助推乡村现代化转型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关键议题。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城乡等值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题中之义。但长期存在的“乡村病”严重抑制了城乡融合进程，突出表现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造成了空间低效空废化、权属空间模糊化、空间组织虚化。为此，有研究提出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程实现对乡村地域系统全要素、全产能、全价值的综合性干预，破除城乡要素结构失衡和功能价值异化困境，推动人地关系协调和乡村振兴[6-11]。也有学者立足乡镇互动视角，认为从资源吸引、功能吸引、价值吸引与情感吸引入手可提升乡镇系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综合吸引力，以营建居业协同乡村生活圈为载体建立城乡共生互惠机制，有助于延缓乡村衰老进程，从而为城乡地域系统协调运行提供有力保障[12-15]。另有研究针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振兴路径不通及其引发的治理难题，从理论上建立了城乡融合与乡村空间治理现代化的互动框架，将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综合治理视作优化城乡格局的重要抓手[6]。归纳看来，学界围绕补齐乡村短板和城乡关系改善等问题，已从地理学、社会学和旅游科学等不同学科视角解析了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的内涵特征[16-18]、演进规律[19-20]、驱动机制和实践模式[21-23]。而随着城乡远程耦合和乡村多功能态势进一步增强，人地关系、人业关系及人村关系发生了深刻转换[24-25]，传统的乡村经济结构、空间格局和治理体系面临新的时代发展诉求与挑战，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转型方向及多维度响应策略有待进一步探明，以便更好衔接城乡融合目标，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26]。
城市和乡村是一组共生系统，以乡村为突破口激活村镇空间场、强化乡村振兴极，进而构建城乡融合体是解决城乡关系难题的重要途径[2]。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皆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之中，推动乡村迈向现代化轨道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也是城乡融合的基本前提。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汇聚生产体系、城乡关系和组织体系的现代化合力推动乡村转型发展[27]，可为打破城乡人地分治格局创造条件。然而，学界多围绕乡村内在系统考察其功能格局演化特征、振兴对策及治理思路[28-31]，相对忽视城乡要素流动、区域协同发展等外部关联机制的作用，未将城乡融合的具体需求同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多维特征统合起来分析，容易导致单一的城乡割裂倾向。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需求，亟需凝练与城乡融合发展相适配的乡村现代化转型路径，建构助推城乡融合的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框架。
总之，城乡融合与乡村现代化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但已有成果多为二者并行的零散研究[4,22,27,32]，尚未将城市与乡村置于一个整体性网络中来解构其逻辑关联。鉴此，本文从城乡多维融合目标的传导机制出发，解析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服务城乡融合的供给适配逻辑，从土地利用、产业模式和空间治理3个维度入手，架构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框架体系，并揭示其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路径，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转型研究从单一叙事向综合性的理论框架转变。研究以城乡融合为导向，形成了一套连接土地利用转型、产业模式转型与空间治理转型三位一体的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知识系统，为理解乡村转型发展的时代意蕴和推进城乡融合提供了新范式，也为“十五五”时期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 城乡融合发展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逻辑关联

2.1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交互关系

城乡融合发展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在价值基点上的同向性是构成二者协同共生关系的逻辑基础，二者共同的价值内核体现为弥合城乡鸿沟、助力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发展的三重统一。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负外部性，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转型路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侧重点[33]。共同富裕以缩小收入差距为根本诉求，通过提升农村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达成更平衡和更充分的发展愿景，围绕该目标诉求的各项实践工作，主要聚焦于解决乡村发展权能受损、城乡系统紊乱等突出矛盾，旨在将城乡差距控制在一定水平内[33-35]，从而促进公平效率兼顾和城乡良性互动。与此同时，现代化作为揭示人类社会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总体性概念，展现出人类文明体系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历时性跃迁，中国经济正经历结构性改革的战略转型期，城乡融合背景下的中国乡村同样迈入现代化转型关口[36-37]。面向中长期现代化发展目标，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从解决“三农”问题入手，以土地系统优化为支撑，探索乡村现代化导向的产业振兴和空间善治体系[27]，同城乡融合强调的城乡产业互补及结构联通形成协同效应，联合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现代化格局。
城乡融合宗旨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措施的互馈关联性在实践推进中进一步深化了二者的逻辑交互关系。城乡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旨在破除城乡壁垒塑造城乡等值的新型乡—城关系[38]，单纯依赖城市要素反哺机制难以突破传统城市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模式。实现城乡融合，很大程度上还需通过激活乡村势能构建双向互构的动态均衡机制。乡村地域所面临的土地空间挤压、产业体系滞后、治理格局失序等问题恰是城乡关系演进中亟待解决的现实痛点[6]，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正以此为突破口寻求破解方案，通过实施差异化的转型策略调适乡村人地关系、恢复乡村活性，为改善城乡关系创造条件。得益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赋能，乡村土地资源逐步活化、产业结构日益升级、空间治理体系渐趋完善，促使乡村地域系统功能稳定发挥。在此基础上，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在建立城乡要素“流空间”、提高产业融合度和优化空间治理束等方面所发挥的多维效能经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精细的策略安排，为重塑城乡关系提供有效路径。

2.2 城乡融合发展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目标传导的理论基础

城乡融合发展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是一对互促共进的有机体，二者在价值基点、目标宗旨与实施举措方面存在密切关系，城乡融合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目标传导过程即内嵌于二者协同交互的整体演进逻辑之中。一方面，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立足城乡发展面临的二元结构问题，从人地关系协调的理论溯源出发，着眼于乡村复合系统谋划助推城乡融合的可行路径[39]。另一方面，城乡融合以要素互通、功能互补和价值互惠为逻辑起点，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为总体目标[6]，旨在通过破解现有城乡地域系统要素流动不畅和功能结构失衡难题建立新型城乡关系，这为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策略引导。据此，在把握二者相互作用关系基础上，强调将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策略匹配作为回应城乡融合诉求的重要分析基点，是厘清城乡融合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目标传导理论逻辑的主要内容。概括而言，推进城乡融合目标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有效衔接，关键在于明晰转型方向的逻辑切入点并据此构建面向城乡融合的分析框架。对于切入点的确定，乡村地域系统和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启发。
具体看来，乡村地域系统是一个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体系，具有特定的结构组织与功能属性，并存在广泛的区际关联，其内核与外缘系统间的物质能量及信息交换，使得乡村人口结构、产业形态和土地利用处于动态演化之中[2]，也由此推动着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的转型发展。其中，乡村产业转型凭借产业结构升级、产品附加值提升为乡村地域系统向更高阶段演进提供动力源泉，既是乡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牵引力，又是保障城乡关系稳定的关键根基。因此，面向城乡融合的乡村产业模式需以创新生产组织体系和产业业态为支点[27]，借助土地系统多功能转型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为驱动城乡融合发展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现代化转型亦存在耦合互动关系。土地利用转型为乡村转型提供物质基础与空间支撑，乡村转型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也可以土地利用转型为抓手，通过管控土地利用形态调节土地系统运行机制予以纾解[28,40]，进而优化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功能属性，服务城乡融合发展。同时，对不同阶段土地利用隐性—显性形态的干预调整，也将重构对应时期内的乡村空间结构及人地关系。就此意义而言，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内容体系与理论诉求，正是通过要素重组、结构重塑和功能重构来推动乡村形成发展新局面，构建城乡融合新格局，由此便凸显出土地利用形态转变和产业模式重构两个变量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地位。
无论是土地形态质变，抑或产业结构迭代，皆离不开空间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深层驱动与协同赋能。城乡二元结构固化是城乡之间无法高效互动的主要症结，由此引致的空间价值异化和市场失灵等问题与城乡空间治理体系密切相关[41]。一直以来，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表现出的空间利用低效、功能配置失衡和价值分配不均等问题正是城乡关系失调和城乡治理失序的直接反映，只有畅通城乡市场循环、疏通要素流动“堵点”、打通政策传导“断点”，推动城乡一体化协同治理，才能真正激活乡村国土空间价值、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愿景，显然，构建适应新时期发展需求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成为协调城乡关系的必要途径[6,42 -43]。同时，数字时代的流动性情境强化了发展要素的远程耦合作用及空间交互性，叠加制度变迁的动态性和多主体参与的复杂性，更需通过调整制度安排和更新治理模式以完善治理体系，故将治理这一关键组分纳入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框架体系中具有现实紧迫性与理论必要性。综上，以土地利用形态—产业发展模式—空间治理体系为支撑的三位一体耦合向度既构成城乡融合发展诉求的具体表现，又为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承接城乡融合的多目标分解提供了新思路（图1）。
图1 城乡融合发展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逻辑关联

Fig. 1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2.3 城乡融合发展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目标传导的逻辑机理

2.3.1 城乡融合发展导向的土地利用形态转变

土地利用形态是探究土地利用转型和土地系统运行规律的基本尺度和一般性概念。其中，关于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研究已取得初步进展[44-45]，从土地利用权能、效能和功能形态维度分析了其学理内涵。概言之，权能形态强调各主体的土地发展权保障及权力体系明晰，旨在推动产权格局重构与价值增值合理分配。效能形态主要关注固有投入要素与土地产出的对应关系，合理的产投比及其高质产能是效能形态的基本特征。功能形态重在揭示因土地质量提升和社会需求变化而产生的土地立体开发和混合利用的变化状态，表征为满足发展需求用途与服务品质提升。
面对城乡生态安全失序、土地效能衰减与空间功能冲突等危机，亟需转变土地利用价值观及管理模式，破解土地利用形态脱耦及由此引致的形态失调难题[44,46 -47]，进而优化乡村土地利用隐性—显性形态为城乡融合提供新动能。现阶段破除城乡要素流通梗阻问题仍需从土地发展权中寻找突破口，以城乡等值和土地空间正义为导向创新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模式，建构面向城乡要素公平流动的互动通道。基于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逻辑，重点聚焦于土地用途管制策略弹性设计和土地权益分配方案的规范完善，从而通过调控土地利用权能形态，重新确立乡村地区及其利益主体在城乡土地资源配置和空间价值中的主体性地位。乡村精明收缩趋势下，宅基地布局优化、低效用地盘活及产权制度创新等代表性路径将成为推动乡村转型和城乡融合的关键抓手。因此，亟需整合存量土地资源形成资产包[48]，疏通乡村空间系统与外部市场网络的价值转化渠道，通过提升土地利用空间效能形成服务城乡融合的空间效益最大化的土地利用新形态。城乡经济转型驱动下，创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也亟待借助土地利用功能形态优化，探索土地利用转型与多功能农业结合助推城乡融合的新模式[49]。

2.3.2 城乡融合发展导向的乡村产业模式重构

以乡村产业体系重塑为支撑，提升乡村产业现代化水平是强化城乡经济互动的基础条件。当前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在产业结构、产业类型与经济组织架构上存在短板，导致产业体系内生转型动力不足[50]。加之欠发达地区农户增收长效机制有待健全，乡村产业振兴仍面临制约，使得乡村经济系统活力匮乏而难以融入城乡经济大循环。城乡功能互补是实现城乡空间价值公平交换和驱动城乡经济共同繁荣的有效手段，通过凸显乡村价值位序重建乡村地域系统的功能组织，进而影响现有产业结构方向。
瞄准乡—城关系的新认知导向，城乡融合要求重新审视乡村地域多元价值[38]，强调在保障粮食安全与供应稳定基础上增强工农联系，拓展农业功能和延伸农业产业链，更好发挥其对城乡融合和国民经济的“压舱石”作用。城乡功能融通在产品设计、空间布局等层面促使农业发展要素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实现灵活配置，衍生出以农业为根基的服务型、现代化新型产业类别。资本、技术、信息要素的自由流动加速了乡村空间要素积聚及商品化转化进程，为破解乡村产业弱、小、散困境注入外部动力。在此过程中，城市居民的多层次消费结构逐步向乡村辐射并深度融入其经济体系，共同驱动产业结构向高品质、个性化方向转型。当资源要素进入重组阶段，乡村产业空间迎来新的重构窗口，迫切需要打破传统产业体系的锁定效应以寻求新兴经济增长点，主动对接城乡区域市场多元需求。为此，新一轮的产业更新将决定乡土文化及生态系统资源的多功能价值显化方向，通过营造差异化消费场景、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推动乡村产业从传统低效型向现代高效型转变。最终，以乡村产业模式重构为支撑，促进城乡产业价值链拓展及分工体系协同完善，为构建服务城乡融合的新经济格局奠定基础。

2.3.3 城乡融合发展导向的空间治理体系重建

乡村空间治理作为城乡统筹治理的组织载体与关键平台，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提供治理维度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既有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缺位，叠加治理体系在工具适配和主体能力支撑上的滞后性，使其难以有效回应城乡要素跨界流动与资源整合的全新治理需求，成为限制城乡协同治理效能的关键障碍因子。
能否真正建立要素高效对流、结构动态调适、功能价值互补的城乡融合系统，前提在于遵循“治病、转型与振兴”的乡村总体发展规律[51]，通过创建现代化、全链条治理体系，探索适应城乡深度融合的治理新方法、新工具和制度文化。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模型推动下的城乡空间展现出尺度交融、虚实流动的新样态，改变了社会经济大系统的空间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城乡空间联动网络进一步扩展，其治理体系亦面临新的挑战[27]。跨区域、跨层级的城乡联通模式要求乡村空间治理顺应这一趋势，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全生命周期，依托共享平台解决城乡管理与服务中的信息孤岛难题[52]，精准构建响应时空虚实交互的治理新范式和新策略。城乡融合导向的空间治理体系重建还体现在制度属性从管控型向发展型的转变。落实城乡价值互惠的根本目标，不仅需要破解重城轻乡的制度约束，也要重建面向城乡等值化的权利框架与互惠性规则。因此，在制度设计层面，应基于乡村与城市同等地位的价值认知，搭建产权明晰化、要素市场化、交易公平化的治理运转平台，为城乡资源合理配置与发展机会普惠提供支撑。同时，顺应城乡人口流动时空规律，逐步确立以实际居住与就业为基础的赋权原则，促进户籍制度从身份管理工具向动态权利载体转变，进而构建起匹配要素有序流动和互惠共享的新型制度框架，推进城乡协同治理转型。

2.4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供给适配逻辑

前文从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产业模式重构和空间治理体系重建视角解构了城乡融合的目标传导机制，三位一体的目标情境也由此确立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供给适配逻辑。上述由城乡融合驱动、经由三重目标传导所形塑的乡村现代化转型方向及供给响应策略，可在逻辑遵循、目标指引与实践行动3个维度得到系统阐释（图2）。
图2 由逻辑遵循、目标和行动构成的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逻辑链

Fig. 2 An integrated logical chain constituted by rationale objectives and action for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具体地，共同富裕要求在分配起点、分配秩序和分配结果方面对社会财富实现公平正义配置[53]，为协调城乡区域发展和设计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路径提供了逻辑遵循。在供给适配逻辑的目标设定方面，城乡经济、社会、空间及治理融合是一组连贯的目标取向，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破解城乡发展中的结构性困境和制度性障碍为目标指引，并随着城乡关系演变和自身发展诉求不断进行动态拓展。同时，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行动需瞄准城乡融合的现实痛点，基于乡村空间存在的土地资源配置低效、产业结构单一和治理体制僵化等突出问题，积极调试乡村地域系统运行状态以回应城乡融合诉求。总之，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旨在从供给端出发，立足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产业模式重构和空间治理体系重建维度，完善服务城乡融合的乡村转型供应链，本质上是对城乡融合战略目标的需求响应。下文将据此建构面向城乡融合的针对性、系统性的转型适配体系。

3 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框架体系

3.1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体系建构

3.1.1 联动多类土地利用显性与隐性形态的耦合协调

确立不同地类形态管控策略，提升土地利用隐性和显性形态耦合水平，进而消除土地利用形态脱耦带来的要素分散和空间压缩等掣肘城乡融合进程的关键因子。运用实用性村庄规划和农村居民点整治工程重构乡村人居空间体系，从显性层面改变乡村居业系统尺度、空间及结构属性，形成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乡村聚落内部格局及村镇空间网络格局。借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优化宅基地利用隐性形态，从而放活房屋使用权、激活资产属性。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治理乡村生产生态空间[49]，因势利导探索“小田并大田”模式推进土地规模化、集约化转型利用。依托新型经营管理体系推广应用智慧农业、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农业技术，保障耕地产能提升和粮食稳定供应。伴随区域互联互通水平跃升和要素流动效率增强，中国耕地系统还应主动融入城乡流空间网络参与要素跨区域配置[54]，通过强化与城镇化进程的互动关联，驱动耕地利用模式革新、功能形态重塑及治理逻辑重构。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方面，地方政府充分尊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决定土地使用权期限、价格等内容，逐步扩大入市范围、创新入市用途，探索多样化的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更好适应城乡统一大市场要求[55-56]。同时，灵活编制闲置存量资源规划，细化落实片区内镇国土空间规划对村庄土地用途管制及建设管控要求，优先基于常住人口规模科学规划等级适配的公共服务设施，并以养老设施等民生项目为主导实现未充分利用土地的功能置换（图3）。
图3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框架体系

Fig. 3 Framework system for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3.1.2 统筹功能互补与新型业态延伸的产业模式调整

联通城乡经济循环体系是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推进策略，既包括对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提质升级，也包含生产方式创新和产业高端化转型的层级跨越。“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是乡村产业结构得以升级的优势基础[57]，在乡村经济系统中，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应联合管理制度创新与现代科技驱动小农生产向专业化分工和组织化运营的高级形态演进，将数字经济嵌入农业发展全生命周期，发展以农业立体化为基础的“第六产业化”体系。瞄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新需求，开发以休闲服务、田野志趣、乡土记忆为特质的新型业态，基于特定自然环境创建疗愈、养老等代表性的大健康产业体系，提供涵盖生理、心理及文化体验的多层次健康增益服务，实现城乡消费结构优化与居民福祉提升。同时，提炼具有地域独特性的文化元素，联动政府、农户、媒体、企业多方主体投入高价值资源，借助文化节、赛事活动等渠道强化乡村品牌效应，提升产品竞争优势及社会经济文化价值[58]。逐步建成集群化、专业化的特色乡村聚落，以特色产业为纽带建立城乡产业融合共同体，优化区域产业功能分区及其空间结构。另一方面，针对传统农业转型动力不足问题，引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前沿科技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利用农业物联网和智慧物流体系重构乡村生产组织模式，提高智能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59]，强化专业化管理、信息化技术和规模化经营对产业融合的外部赋能，从而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乡村空间价值，完善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的现代产业链（图3）。

3.1.3 融合制度优化与数字技术的空间治理创新供给

顺应城乡融合和乡村现代化转型新特征，构建“制度优化—数字赋能”联动的治理体系，从而完善城乡转型发展所需的制度供给结构，搭建服务城乡一体化的数字治理平台。当前，以国土空间规划要素类管控、功能区管控和流程类管控为代表的制度束，将规划公权力属性以法律化、规范化的制度设计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工具，通过明晰乡村国土空间开发利用边界与权力界限，提升空间规划在乡村空间布局、用途管制和自然资源管理中的综合治理能效。同时，构建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多元制度的联动改革体系。在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中，实施有助于稳定农户预期的“承包权不动，经营权连片”方案[60]，并制定村集体参与土地流转的操作细则，引入第三方机构以增强农户、村集体在信息对接交换、签约、权责服务等环节的专业性和透明性。此外，逐步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健全以人为本的市民化政策，渐进式破除公共服务权利的户籍依附性。探索低房价县域内城市住房（尤其是已饱和的商品房）与农村土地权益（如土地承包权、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自愿有偿退出的对等置换制度，推进城乡要素优化配置。最后，建构面向虚实融合的数字乡村空间治理体系，利用数字技术改变乡村空间运转逻辑、管控逻辑和社会治理逻辑[27,61]。通过开发智慧乡村社区治理和情景模拟预测平台创新主体治理方式，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科普以提升数字素养，实现土地管理、产业策划、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赋能，促进乡村空间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图3）。

3.2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内在关系

在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土地利用和产业模式转型是两个最为直接的过程，空间治理的创新供给则作为重要的保障性手段，集成制度优化与技术赋能共同服务于城乡地域系统互惠融合的多维目标。三者存在复杂的作用关系，并分别确立对应的位置归属，在紧密联结的交互逻辑序列中发挥联动效应，为助推乡村有序转型和城乡融合注入强劲动能（图4）。
图4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体系的内在关联

Fig. 4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for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土地利用奠定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空间基础，土地系统作为乡村地域系统的关键子系统，是乡村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载体。土地利用转型，体现了一定区域和时段内土地利用隐性与显性形态的根本性质变[62]，主要反映乡村地域是否具备现代化转型的生产条件这一基础性问题。以土地利用转型为支点，通过使用权流转、自愿有偿退出、合作开发等方式调整农村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推进土地利用功能性冲突逐步协调，为激发乡村新业态活力创造条件，在乡村产业模式调整过程中起到关键性催化作用。同时，凭借土地整治工具优化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在实现乡村空间重构基础上提升基础设施配套水平，支持发展设施农业、有机农业与品牌化种植，促进农业内部结构优化与产业链延伸。在此过程中，消解土地利用冲突是土地利用转型完成的必要环节，意味着多方主体的利益纠缠和由此形成的土地利用矛盾得到阶段性解决，各利益方的土地发展权与空间正义获得保障，为构建乡村空间善治格局创建了良好社会基础。
以新型业态延伸、功能协同互补为内核的乡村产业模式重构，本质上是土地利用转型完成并形成适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土地格局的具象表现[63]，构成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标尺与典型特征。产业模式重构基于城乡市场供需关系考量，反向推动土地利用功能结构向复合型转变，进而塑造更集约、更多元的土地利用格局。围绕乡村百业兴旺的战略目标和城乡产业互补的结构性需求，促进乡村土地用途与空间布局优化，从而在功能适配和效能提升层面驱动土地利用进入良性转型通道。同时，乡村产业模式重构也将通过调适新型生产关系，倒逼产权规则再造、分配秩序革新与治理结构重塑，为建立规范高效的乡村空间治理体系提供依据。多层次产业类型催生出异质性空间需求，对土地用途管制弹性化、开发强度差异化及设施配套精准化提出更高要求，驱动乡村空间治理在规划管控与政策设计中优化既有制度框架，以契合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此外，多业态并存带来的产业收益增长不仅充实了村集体资源，也拓展了就业渠道与农户增收路径，为稳定乡土社会秩序和构建多主体共建共享的治理共同体奠定物质与组织基础。
作为技术工具与公共政策互构的综合行动框架，现代化空间治理体系为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和土地利用转型形塑了稳定的权力秩序，是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总体价值导向。通过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能社会协同的多主体治理机制，联动农户形成合力，借助制度供给优化、社会共识凝聚与市场秩序规范，为优化土地利用权能形态和化解由于功效不匹配引致的内部隐性形态冲突提供制度保障[63]。以土地使用兼容和柔性管控为代表的治理手段通过动态调整用途组合和重建空间约束规则，最大程度简化乡村非正规产业备案流程，为民宿、创意工坊等新业态规划布局提供合法合规空间载体与制度基础，进而支撑土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产业现代化转型。数字技术对农户的赋权增能，亦有助于消解土地利益形态冲突[64]，有效保障其权益分配的公平性。数字空间治理搭建信息化治理平台，使得农业生产决策精准性与科学性显著提高，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凭借数据优势降低市场波动风险并打通产销链路，通过及时把握供需变化实现乡村空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从而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产业模式的动态调整。
总之，土地利用、产业模式和空间治理体系三位一体的深刻转型与交互作用内生地积蓄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动能，通过要素流畅通、价值链延伸与制度束创新对乡村地域系统施加影响，促使其要素结构与功能体系发生深层次转变，推动乡村发展进入不可逆的现代化转型轨道。当乡村经由现代化转型获得发展能力时，所释放的制度红利与要素活力等外溢效应共同构筑起城乡融合发展的底层逻辑支撑。

4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路径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从优化土地利用形态、调整产业发展模式和创新治理模式出发，生成乡村地域系统深刻转型的实践基础与逻辑支撑，服务城乡融合发展。土地利用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面镜子，城乡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矛盾可通过管控土地利用形态予以解决[65]。土地利用转型路径恰以土地隐性和显性形态优化为核心，探索构建面向城乡融合的土地利用新格局。乡村多功能转型发展路径以乡村地域系统的功能调整为着力点，通过城乡功能互补和培育新型业态建立支撑城乡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联动制度—技术的乡村空间治理模式落实数字乡村治理要求，通过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共建共享机制为城乡互惠共生创建良好治理环境。综合前述分析，本文建构了科学管控土地利用转型、乡村多功能转型发展和制度调适—技术赋能协同治理3类关键路径，完善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助推城乡融合的路径体系（图5）。
图5 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表达

Fig. 5 The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driven by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4.1 科学管控土地利用转型路径

土地利用转型管控路径改变土地利用隐性和显性形态属性，实现对土地系统的动态调适，重点释放土地隐性转型综合效应，将权能、效能和功能形态优化结果落实到城乡关系改善这一实践过程中来，从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土地权能失衡、空间效能薄弱和功能结构单一等问题，为落实城乡融合发展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土地利用权能形态优化在宅基地“三权分置”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践中打通城乡融合的要素通道。宅基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突破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限制，允许城市资本和个体投资者以租赁、合作经营等方式获得宅基地资源，为促进要素双向循环提供可行路径。在综合考察市场需求与区位条件基础上重构宅基地功能空间，释放其经济价值以显化资产属性，直接提升农户财产性收入（如宅基地流转租金、经营分红等），助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主体也因宅基地流转经营形成利益共同体，有益于促进市场规则衔接、生活方式互融与观念共识达成，从而消解城乡社会隔阂，筑牢城乡融合社会文化基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借助制度赋权建立统一、公平的交易市场，以空间规划强化土地用途管制，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下乡的制度壁垒。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福利政策和利益分配方案，使技术、人才、信息及管理经验等优质要素得以依托开放市场环境与稳定契约关系流入乡村，从而提升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和利用效能。
土地利用权能形态转变带来乡村土地发展权配置体系的优化重构了“人—地—权”关系，有助于提升新老农户生产积极性，刺激其加大投入更多先进要素以改进空间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促成生产模式现代化和空间适度规模化，从而实现土地利用综合效能与各主体收益实质性增长，服务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需求。土地利用功能形态转型导向的管控策略为解决乡村转型中因结构矛盾引发的空间显性冲突和功能性冲突提供新路径[66]。政策制度和工程措施的耦合作用通过重塑功能定位和提升土地质量等方案控制各类用地供给、平衡城乡用地需求，使得土地利用主体间冲突逐渐消解，为开拓产业振兴新空间、破解新兴产业用地短缺困境提供动力，城乡土地利用功能布局形态和类型格局得以优化调整，各种地类的显性形态亦随之完成重塑，逐步形成支撑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土地利用新格局[43,67]。

4.2 乡村多功能转型发展路径

城乡功能互补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题中之义，乡村多功能转型通过巩固农业基础保障性功能和凸显独特性功能实现城乡功能分工合理。作为耕地资源的核心载体和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乡村承载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的根本使命，乡村多功能发展以乡村独特资源环境、生态价值与人文底蕴的协同保护为前提，通过稳定农业生产基础为落实城乡融合目标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功能支撑和战略屏障。同时注重强化农业与研学、养老、电商等业态的深度融合，发挥新农人组织、新技术设备等智慧化生产方式对乡村产业系统的提质效应，推动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迭代升级，进而催生以垂直农业、康养农业、循环农业、科创试验为主要类型的新型业态[68-70]。既使得乡村产业创新渠道趋于特色化，提升产品独特内涵及市场竞争力，又精准对接城乡居民高质、健康的生活追求，为促进城乡产业互补创造新机遇，从而有效填补了城乡系统在功能安排、消费层次与要素交换上的固有缺口。
乡村新型业态的多层次延伸从培育高附加值业态和农业新质生产力入手为助推乡村多功能转型提供策略指引。通过孵化民俗体验、美食工坊、文创市集等复合型业态，有效驱动乡村文化价值转化和产业化发展，不仅有利于塑造地域性文化品牌、培育乡村新的产业增长极，还吸引艺术家、策展人才等“新乡民”群体涌入，促进了城乡发展要素的可持续流动。新兴力量的介入统合创新理念与技术集群合力，将进一步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及其运营服务水平，为城乡经济结构优化注入新动力。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产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形式。作为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实践，农业新质生产力利用科技牵引力、要素创新驱动力和组织体系协作力优势，将加快生产方式革新、城乡要素重组与产业链分工格局重塑，进而引发城乡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以智慧农业技术、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标准化生产模式与经济体系减少了对传统体力劳动的依赖，推动农村劳动力转向更高附加值的服务领域（如技术咨询、电商运营），使之融合生产者、管理者等多重身份，深度嵌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不同环节，并直接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实现从被动安排到主动参与利益分配的根本转变。总之，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结构跃迁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乡村纳入更大尺度的城乡经济大循环中，助推乡村经济模式生态化、智能化和高质化转型，促成要素高效流动、产业协同互促和权益配置均衡的城乡共融格局。

4.3 制度调适—技术赋能协同治理路径

耦合制度调适和技术赋能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塑造支撑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治理样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借助产权赋能、市场激活与制度联动重构了城乡要素格局。新一轮土地承包延包政策进一步强化了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增强了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权益的制度性预期，将有效提升其在要素整合与长期投入等方面的组织能力，激发参与乡村现代化生产建设的积极性。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土地管理流转规则的细化，促进了传统、分散小农生产模式和运营体系的职业化转向，为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创造条件。通过建立专业化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将土地评估、托管及纠纷调解等服务嵌套设计，降低现代化经营管理的交易风险。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驱动下，城市工商资本融通带来的资金与技术优势将推动农业产业向种养智慧型、绿色低碳型、服务增效型转型，乡村特色产业与高技术农业推广成为可能[27,68]，从而加快乡村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推进城乡融合进程。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连同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对城乡关系产生全方位影响[71]。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逐步建立起城市住房与农村土地权益自愿有偿退出的对等置换制度，可为农民自主选择适宜的城镇化道路提供多样机遇和政策支持，随之产生的土地流转收益也成为农民进城的重要物质保障。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脱嵌有利于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有序流动和人口格局重塑，为农民市民化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环境，引导城乡关系步入新阶段。此外，空间治理体系亦从国土空间规划的要素、功能与流程类管控层面深化制度调适机制，通过城乡空间分区管制和规划定位保障土地发展权公平配置，为显化乡村空间价值提供落地方案，促进城乡空间正义[41]。以多级传导的流程类管控为举措，构建起与各利益主体需求相适配的权责体系，确保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多尺度规划安排有效落实，有助于破解城乡要素错配与实施效能不足等难题，提升城乡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另一方面，数字乡村空间治理以“空间数字化+治理智能化”模式为依托[72]，构建信息互通—决策适配—利益共生的治理共同体，为城乡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数字化治理将物联网感知终端、多源数据中台与智能决策模型有机整合，通过开辟云上村民议事厅渠道创建虚拟平台，将政府、社会、居民等关键治理主体“接入”流动开放的城乡社会网络场域，凭借信息共享机制与动态交互功能增强各主体间的横向协作关联，有利于打破城乡数据孤岛，改变传统科层治理体系下部门间的数据割裂状态。依托网络化的时空连接模式，将有效促进政务端与民生端的双向联动，确保治理策略的适应性与韧性调适，实现城乡发展需求反馈与政府注意力分配及公共政策供给的即时衔接与精准匹配。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循着“目标情境—体系建构—实现路径”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城乡融合视域下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框架体系与赋能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现代化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体两面的战略统一体，二者在价值基点上存在同向性。城乡融合发展沿着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产业模式重构和空间治理体系重建的逻辑机理，搭建目标分解基本框架，为明确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供给适配逻辑提供推演构想和理论基础。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立足上述目标情境，从供给端出发为落实城乡融合战略目标提供底层逻辑支撑。
（2）土地利用隐性—显性形态耦合协调、乡村产业发展模式调整和空间治理创新供给是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谱系中的重要构成因子。三大转型体系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并具有对应的位置归属和功能特性。其中，土地利用转型通过调整权能、功能、效能和空间格局形态，强化乡村土地系统优化对城乡融合的支撑作用，产业模式转型促成功能互补与新型业态延伸，为乡村融入城乡经济大循环格局创造能力条件，制度创新和数字嵌入引领的现代化空间治理体系塑造了引领城乡融合的“制度—技术”治理样态。
（3）在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重点在于将乡村现代化转型嵌入城乡关系重塑的整体进程。以土地利用—产业模式—空间治理体系为支点的三位一体转型体系，通过要素流畅通、价值链延伸与制度束创新释放转型效应，为实现城乡融合积蓄内生性动力。依托土地利用转型管控、乡村多功能转型发展和制度调适—技术赋能协同治理3类主要路径的作用机理，共同形成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助推城乡融合的赋能体系。

5.2 讨论

乡村转型是城乡融合研究中的重要范畴，二者存在交互影响的互馈关系。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通过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推进城乡深度融合，是面向新型城镇化战略需要探究的重要命题。然而，在既有的理论话语中，大都关注单向度的乡村经济社会空间转型趋势、特征、机制和应对举措，这种以乡村内组织为导向的策略论缺乏城乡一体化的考察视角，易导致就乡村论乡村的分析偏向。只有结合所处发展阶段、具体情境和城乡动态演进中所产生的需求，才能针对性凝练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内容及实现途径。据此，本文试图超越乡村空间或经济转型的单一线性认知，深入到城乡融合的实际情境中探寻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核心机制和具体维度，以城乡融合为逻辑基点，从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乡村产业模式重构和空间治理体系重建3方面入手，建构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框架体系。
上述框架的建构继承和拓展了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与土地利用转型理论，并进一步基于中国城乡关系语境和空间善治诉求进行理论调适，回答了“需要设计何种路径来更好达成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及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问题。特别是技术革命和制度形态优化引发的新需求和新现象，对乡村现代化转型理念重塑和空间秩序重构的多重影响效应，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回应。但现有对乡村转型的解构并未在学理上得到充分探讨，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本文尝试建立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是对城乡融合困境及其诉求的积极响应，亦是发展扎根中国本土的乡村转型理论和拓展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有益尝试，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思维与城乡分异局面提供了启示，是对现有乡村转型和城乡融合理论研究的深化补充。
回归现实，中国乡村地区依然存在产业结构单一、治理体系滞后等问题，乡村现代化转型水平距离城乡融合发展的远期规划目标仍存有差距，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仍在于促进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与功能价值的全方位转型。本文认为，土地利用转型管控、乡村多功能转型发展和制度调适—技术赋能协同治理3条关键路径，有望成为推动乡村现代化转型和改善城乡关系的主要策略选择。在实践中，如何基于不同的路径方向选择适合的应对转型方案，还需在识别城乡关系阶段、乡村转型水平及面临的核心矛盾前提下因村施策。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农业保险标准、普及职业技能培训，以规避资本技术下乡导致的小农挤压、数字鸿沟等各类风险。
乡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定器”，其向好转型不仅为城乡要素公平流动、功能价值互惠共融开辟新路径，同时也在城乡融合进程中实现空间结构重塑与发展动能转换，二者共同构成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整体与核心动力。因此，未来研究亟需将城乡关系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支点，并将乡村转型与重构研究置于城乡互动的框架之中，探索面向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现代化目标的乡村转型策略和城乡融合模式，继而形成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支撑体系，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及其对城乡转型发展研究的理论指引力。此外，本文重点解析了城乡融合视域下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逻辑体系及路径设计，仅为一种可能的理论性探索框架。事实上，关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探讨还可继续围绕农民、农业和农村展开，并进一步结合各地实践案例阐明其对城乡融合的驱动机制、过程与综合效应，这将是后续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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