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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79 >Issue 12: 2991 - 300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412004

“点—轴系统”理论回顾与探索

从“点—轴系统”理论到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

  • 孙斌栋 , 1, 2, 3, 4 ,
  • 郑晓辉 1, 2, 3, 4
展开
  •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 2.华东师范大学未来城市实验室，上海 200241
  • 3.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 4.华东师范大学海南研究院，三亚 572025

孙斌栋(1970-), 男, 河北阜平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区域经济、国家空间治理与行政区划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4-07-04

  修回日期: 2024-11-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2-27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A049)

收起

From the "pole-axis system" theory to the polycentric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 of large countries

  • SUN Bindong , 1, 2, 3, 4 ,
  • ZHENG Xiaohui 1, 2, 3, 4
Expand
  • 1.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2. Future City Lab,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4. Hainan Institute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anya 572025, Hai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04

  Revised date: 2024-11-12

  Online published: 2024-12-27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3ZDA049)

Fold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极化日益突出，不发达地区急需辐射带动；人口回流和分散化态势明显，开发新的增长点初具条件。新形势下中国国土空间治理面临着新的使命，亟需挖掘“点—轴系统”理论的当代价值以指导区域协调发展实践。本文在吸取“点—轴系统”理论以及中心地理论、中心流理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以实证得出的一级中心城市有效辐射半径为依据，在既有的北京、上海、香港、重庆4个一级中心城市基础上，设想在西北、东北等地区打造新的一级中心城市，同时构建多层级中心城市体系，依托都市圈、城市群载体以及城市网络，促进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引领全国均衡发展。作为“点—轴系统”理论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和新应用，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有助于实现大国国土空间体系的“效率—公平—安全”多元目标诉求。在实施路径上，应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有为政府的积极干预为支撑，扭转中国不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同时为提高中国竞争力提供空间支撑。

关键词： “点—轴系统”理论; 大国; 多中心; 区域协调发展; 新发展阶段

本文引用格式

孙斌栋 , 郑晓辉 . 从“点—轴系统”理论到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J]. 地理学报, 2024 , 79(12) : 2991 -3006 . DOI: 10.11821/dlxb202412004

Abstract

As the economic polariz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of China, underdeveloped regions urgently need radiation and driving forces.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notable trends of population retur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itial conditions have emerged for developing new growth points. China's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faces new missions, necessitat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pole-axis system" theory to guide the practice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ssence of the "pole-axis system" theory, the central place theory, and the central flow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a polycentric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 of large countries. Drawing upon the empirically verified effective radiation radius of first-tier central cities, this paper envisions establishing new first-tier central cities in the northwest and northeast regions,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four first-tier central cities of Beijing, Shanghai, Hong Kong (Shenzhen), and Chongqing. This endeavor aims to establish a multi-tiered system of central cities that relies on metropolitan areas,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urban networks to foster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regions, ultimately guiding balanced national development. As a novel ap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pole-axis system" theory, the polycentr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rge countries contributes to achieving the diverse goals of "efficiency-equity-security" in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system. Regarding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hould serve as the guiding force, with market mechanisms a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active intervention of a promising government as the support. This will reverse the im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China, realiz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spatial support for enhancing China's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pole-axis system" theory; large countries; polycentric model;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1 引言

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在探讨的命题[1]。对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资源禀赋差异巨大的中国而言，这个任务更为艰巨。无论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确立“均衡发展战略”，还是到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全国“一盘棋”，尊重客观规律，立足区域特色优势，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一系列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盘活落后地区、统筹区域发展始终都是国民社会经济发展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寻找适合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新模式，陆大道根据生产力空间组织的客观规律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按照“点—轴系统”进行经济布局，区域会进入有组织状态，生产力布局和基础设施会实现最佳组合，区域将会获得最佳发展[2]。因此，“点—轴系统”理论被誉为人文地理学界贡献给中国社会最卓有成效的两大应用性成果之一[3]，其实践应用“T”字型结构战略被写进《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成为中国国土开发和生产力布局的重要依据。
多年以来，中国国土空间治理和区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区域经济总量获得巨大提升，东中西发展差距明显缩小。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区域经济差距演变为东中西差距和南北差距并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日益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流动人口开始向中西部地区和低等级城市回流，欠发达地区对新的增长中心需求迫切。如何继续挖掘“点—轴系统”理论的当代价值，探索新发展环境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不仅是党和政府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摆在学术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已有相关研究基于“点—轴系统”理论思想，提出了双核结构模式[4]、菱形发展战略[5]、“城市群—发展轴—经济区”区域空间体系[6]、“点轴—群区”耦合发展模式等[7]，拓展了“点—轴系统”理论在新发展形式下的应用。近年来一种旨在实现经济竞争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凝聚力的多中心发展模式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1999年提出的“欧洲空间发展远景（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ESDP）”，清晰地表达了多中心发展模式作为欧洲关于城市、区域和国家等尺度空间发展的政策立场[8]。最新的观察表明，中国也在积极规划和实施不同地理范围的多中心发展政策。在区域层面，倡导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在城市层面，许多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将“多中心城市格局”的概念纳入其空间规划[9]。不过，在国家空间尺度下，尚未构建出针对中国背景的多中心发展理论模式[10]。为此，本文以“点—轴系统”理论为基础，充分吸收中心地理论和中心流理论的思想精髓，并结合中国国土空间治理面临的新趋势新使命，提出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以期为谋划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新的思路。

2 “点—轴系统”理论与“T”字型结构战略的解读

2.1 “点—轴系统”理论提出的实践背景与理论渊源

“点—轴系统”理论是陆大道根据生产力空间运动和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客观规律，在分析中国3次重大发展战略跨区域转移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11]。1949年以来，中国确立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方针。为解决沿海和内陆工业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西进”，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向中西部倾斜的“156项工程”和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两次大规模的工业转移虽然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经济效率。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按照经济发展规律，中国逐渐将发展重点放到沿海地区。但是到80年代中期，向西部进行“战略大转移”之风盛行，特别是面对“梯度论”“均衡论”以及重点建设区和非重点建设区等切块思维的激烈争论，陆大道深感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如果在80年代中后期就实行战略转移，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可能中途而废。因此，必须揭示生产力空间组织的客观规律，寻找适合在国土幅员广阔的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布局空间结构新模式。为此，陆大道吸收区域理论、空间发展结构理论等的思想精髓，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
“点—轴系统”理论的思想渊源可归纳为3个方面：① 中心地理论。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Christaller和德国经济学家Lösch分别于1933年和1940年提出，主要聚焦于区域内城市的规模、等级、职能以及组成的空间结构。同样，“点—轴系统”理论中的点和轴也具有等级关系。不过，中心地理论侧重城市和居民点的空间组织和布局，而“点—轴系统”理论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组织，是指导生产力布局、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的理论模式[1]。② 增长极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Perroux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增长点（极）上，对周边地区发挥极化作用，到达一定强度之后才会向周围扩散。增长极理论作为“点—轴系统”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1]。“点—轴系统”理论中的“点”就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增长极。不同之处在于，增长极理论强调高度工业化下各级中心城市在经济增长中的相互关系，而“点—轴系统”模式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模式，更强调空间过程[1]。③ 生长轴理论。最早由德国经济学家Sombart于1951年提出，强调区域内中心城市之间的交通干线沿线地区的区位优势，吸引人口和产业在此集聚，产生新的居民点和产业区[12]。“点—轴系统”理论中的“轴”的思想与此一致。

2.2 “点—轴系统”理论的科学内涵与理论意义

“点—轴系统”由“点”和“轴”在一定区域内有机组合而成。“点”代表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地，即各级居民点和中心城市；“轴”是连接各点的线状“基础设施束”，包括交通、通讯干线和能源、水源通道等[13]。“点—轴系统”理论实质是关于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的理论[14]，其科学内涵和理论意义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1）点轴式空间结构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由于物质因素的限制和获取集聚经济的要求，社会经济客体要在一个点或区域上集中起来[13]。但是经济活动的过度集聚也会产生集聚不经济，这迫使社会经济客体在其他地方集聚并形成新的点[15]。并且，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客体要存在和运行，就必须与其它客体发生联系。点与点之间会通过轴线形式的基础设施相互联系[13]。因此，点轴式空间结构符合经济社会要素在发展初期先于少数点或区域集聚，随后扩散到更多的点或区域并通过发展轴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
（2）点轴开发模式可以使区域获得最佳发展。在“点—轴系统”理论中，不仅可以通过点产生集聚经济效应，而且连接各级中心地的线状基础设施与重点建设城镇的布局一致，避免以往实践中出现的两者在空间、时间上的相互脱离[2]。因此，“点—轴系统”并不是一个中心地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与连接各级中心地的线状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通过以点带轴、以轴促点，能够实现生产力布局和基础设施最佳的空间组合，从而使区域获得最佳发展[2]。
（3）点轴渐进式扩散是区域发展战略转移的最优路径。最早出现并获得快速增长的点轴规模大，在其后出现的点轴规模小，从而形成了点轴等级体系，社会经济要素将会沿着高等级的点轴向低等级的点轴扩散[13]。将国家一级轴线开发建设好，并促进与之相连的二级三级轴线，可以实现区域从不平衡向较为平衡发展[16]。因此，点轴渐进式扩散打破了长期以来区域发展的一线还是三线、沿海还是内地的切块思维[3]。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广、地区资源禀赋差异大的国家，从不平衡到平衡发展将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点轴渐进式扩散符合区域发展的空间规律，是区域发展战略转移的最优路径[17]。

2.3 “点—轴系统”理论的应用

陆大道根据“点—轴系统”理论和中国自然基础、经济潜力分布提出的“T”字型结构战略，是“点—轴系统”理论在国土开发和经济发展布局的实践运用，于1987年被明确写进了试行的《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陆大道指出，长江由西向东构成了中国千百年的货物和人的主要流向，具有厚重的经济社会发展积累。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受海洋的吸引，沿海地带具有突出的要素集聚优势与进入世界体系的前沿优势[11]。因此，应该将东部沿海地带和长江沿线地带作为中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战略重点，这两条一级轴线构成“T”字型[13]。经过多年实践，“T”字型结构战略科学地反映了中国国土资源、经济实力及开发潜力，有效带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点—轴系统”理论与“T”字型结构战略还引起了其他层级各类规划以及学术界的积极响应。国家级区域规划如东部沿海、长江经济带、西部开发重点区域等，均体现了“点—轴系统”理论的思想[2]。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土规划也都根据“点—轴系统”理论作了相关的规定，为城镇、城镇体系、都市圈建设规划研究及规划编制提供了科学指导[2]。在旅游开发、经济圈构建、产业走廊建设等实践中，“点—轴系统”理论也得到广泛应用[18-19]。在学术界，“点—轴系统”理论也催生出各种各样的开发模式，如兼顾区域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的双核结构模式[4]，强调增长极的聚集和扩散作用的菱形发展战略[5]，坚持点、线、面耦合的“城市群—发展轴—经济区”区域空间体系[6]，根据京津冀与环渤海经济区提出的区域“点轴—群区”耦合发展模式[7]，以及针对天山北坡城市群提出的“夫”字型空间发展新格局[20]等。这些开发模式充分吸收了“点—轴系统”的理论精髓，都属于轴线式区域开发模式[3]。总之，“点—轴系统”理论作为中国学者原创的理论，体现了生产力布局和社会经济设施之间的最佳组合，对于各种类型区域的开发和发展，都具有极强的指导价值[3]。“点—轴系统”理论与农业区划也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界贡献给社会的两大理论[3]。

3 新发展阶段中国国土空间治理的新使命

不同时期中国国土空间治理与区域发展战略，都是党和国家在面临新的发展形势和问题时所做的战略性部署。改革开放前，为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国家安全需要，中国采取了“均衡发展战略”。随着外部环境逐渐宽松，改革开放后，区域发展从追求公平向追求效率转变，实施东部沿海优先发展、先富带动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点—轴系统”理论与“T”字型结构战略应运而生。20世纪末，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被提上日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区域发展形势总体向好，但也面临一系列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区域协调发展模式提出新的要求。

3.1 经济分化不断加速，区域协调发展任重道远

在多重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变化剧烈。根据1952年、1978年、2000年和2022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均GDP水平，将中国各省区划分为上游、中上游、中游、中下游和下游5类区域 ① ，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趋势如图1所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靠前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随后在均衡发展战略的引导下，排名靠前的省份开始向中西部扩散，区域差异缩小。1978年改革开放后，在东部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下，区域经济向沿海地区集中，东中西发展差距显著。21世纪以来，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作用下，东中西差距有所缓解，但与此同时，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南北差距也开始扩大。纵观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历程，东北地区逐渐衰落，沿海地区排名逐渐上升，而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始终排名靠后。按照可比价格换算后，人均GDP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的比值在2020年依然高达3倍左右。巨大的区域发展差距不仅会带来经济效率损失，也给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带来一定隐患，尤其对于曾经创造辉煌历史的东北地区而言，如何振兴传统工业基地，激发这些地区经济活力，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使命。
图1 1952—2022年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3)276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1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from 1952 to 2022

3.2 经济极化日益突出，不发达地区急需辐射带动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客体的空间集聚，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以2000—2021年中国地级市以上城市GDP为例，结合城市群分布情况刻画中国区域发展演变趋势（图2）。整体上来看，中国区域发展极化现象明显，呈现向城市群集中尤其是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四极驱动趋势。四大城市群GDP占全国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0%上升到接近50%。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深圳、重庆、成都八大中心城市发展优势不断增强，其GDP占到全国的近1/5。西部和东北地区则缺少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甚至东北地区部分城市发展趋势相对萎缩，两个地区的GDP占比由2000年的10%下降到2021年的不到5%。缓解地区差距、统筹区域发展亟需在不发达地区打造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图2 2000—2021年中国区域发展极化演变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3)276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Evolution of polarization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from 2000 to 2021

3.3 人口回流态势明显，开发新增长点初具条件

人口迁移流动是城镇化的推动力，也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21]。以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普查流动人口数据为样本，对比分析中国流动人口流入地的区域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表1）。与区域经济极化现象不同，中国流动人口开始出现回流和分散化趋势，流动人口从高度集聚在东部逐步向中西部分散。南方的流动人口占比显著高于北方，但其增长率始终低于北方。主要流向也由地级市以上城市转为向地级市及以下城市流动，尤其是县、旗和县级市流动人口增长率变化率显著高于其他城市。进一步以2000—2020年中国地级行政单位及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为样本，刻画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吸引能力（（某市流动人口/全国流动人口）/（某市常住人口/全国常住人口））（图3）。结果显示，各地区人口吸引能力在经历了2000—2010年间向东部沿海地区微倾后，在2010—2020年间发生反转，呈现明显的东部降、内地升的回流趋势；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的人口吸引能力丝毫不亚于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会城市。这些结果表明东部沿海地区流动人口增长空间有限，而内地对流动人口吸引力在增强，发展新的增长中心的条件逐渐成熟，从非均衡到均衡发展的窗口正在开启。
表1 2000—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化

Tab. 1 Regional divergence of China's migrant population from 2000 to 2020

时期 东部 中部 西部 北方 南方 地级以
上城市		 地级市 县、旗和
县级市
流动人口总量
(万人)		 2000年 5082.8 1241.1 1551.7 1815.3 6060.3 775.7 4417.5 2677.2
2010年 10987.1 2652.2 3417.2 4384.2 12671.6 2483.4 10564.6 4001.1
2020年 16877.9 6412.8 7137.3 8037.2 22390.7 3505.5 20382.6 6518.1
流动人口增长
率(%)		 2000—2010年 116.2 113.7 120.2 141.6 109.1 151.3 139.2 49.5
2010—2020年 53.6 141.8 108.9 83.3 76.7 83.1 92.9 62.9
流动人口占全
国比例(%)		 2000年 64.5 15.8 19.7 23.0 77.0 9.9 56.1 34.0
2010年 64.4 15.5 20.0 25.7 74.3 14.6 62.0 23.4
2020年 55.5 21.1 23.4 26.4 73.6 11.5 67.0 21.5
流动人口占比
增长率(%)		 2000—2010年 -0.1 -0.3 0.3 2.7 -3.3 4.7 5.9 -11.4
2010—2020年 -8.9 5.6 3.4 0.7 -0.7 -3.1 5 -1.9
图3 2000—2020年中国人口吸引能力演化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3)276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3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attractivenes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4 “点—轴系统”理论的新发展：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

侧重于东部沿海地带和长江沿线地带的“T”字型结构战略，适应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沿江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需要，是“点—轴系统”理论的成功应用。但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区域经济的分化和空间极化，效率、公平、安全等多元目标诉求凸显；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以及人口向中西部回流，需要新的空间战略模式指导国家生产力布局。无论是从发挥大国经济地理空间优势，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公平、地缘政治、国家安全、边疆稳定等国家核心利益出发，都需要挖掘不发达地区的潜力，构建新的增长空间。为了应对新发展环境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挑战，本文在吸取“点—轴系统”理论以及中心地理论、中心流理论[22]等的思想基础上，提出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探索多元目标诉求下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4.1 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的内涵

多中心区域空间体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Howard的田园城市和随后的卫星城以及新城思想[23-24]，作为疏解大城市拥挤、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规划策略。随着1999年ESDP的提出，多中心空间体系的适用空间尺度扩大到国家乃至于欧盟，并开始成为欧盟实现经济竞争力、社会凝聚力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政策工具[8]。随后，“欧盟领土议程（Territorial Agenda of the EU）”将多中心发展确立为主要政治目标之一[25]。20世纪末，多中心的概念被引入中国，国内众多城市与区域规划将实施多中心战略作为谋求空间均衡发展的主要政策工具[26]。但中国关于多中心的研究和政策主张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城市群尺度，关于国家尺度的多中心空间体系模式的系统性阐述较少[27]。对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来说，全国的生产力空间配置是不可或缺的。本文提出的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的主要内涵是：
（1）以地理学的核心概念距离为依据，在全国范围内引导发展多个一级中心城市，以有效带动地区的发展和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协调发展。尽管现代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使得跨越距离的联系变得更加容易，但地理距离仍然是决定城市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力量。新经济地理学解释了临近中心城市产生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如何影响新城市的产生和空间布局[15]。其中，向心力是临近中心城市带来的关联效应、厚市场和知识溢出。离心力是临近中心城市带来的拥挤效应和要素不可流动性。在这两种相反方向力的作用下，距离中心城市的地理距离与本地市场潜力表现出“∽”型曲线关系（图4）[15]。其中，“∽”型曲线的第一个波峰代表中心城市，第二个波峰代表新产生的城市。新城市是否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距离和人口规模，如果距离中心城市足够远，人口规模足够大，离心力足够强，那么新城市就会出现[15,28]。
图4 新经济地理学单中心城市系统中的市场潜力曲线[15]

Fig. 4 Market potential curves for the monocentric system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中国学者的经验证据支持了新经济地理学“∽”型曲线的存在[29]。进一步的研究刻画了中国北京、上海、香港3个一级中心城市的市场潜力的影响范围，即在1200 km范围内，市场潜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进入率，超过1200 km以后没有显著影响，甚至超过2000 km以后，市场潜力抑制了企业的进入，据此推出中国一级中心城市正向经济溢出效应及其地理边界的半径最大不超过1200 km（图5）[27,30]。多中心结构的构建不是放弃东南沿海地区的集聚经济优势，而是根据科学合理的地理距离，在东南沿海中心城市无法有效辐射到的地区再造新的集聚经济。
图5 中国一级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半径[27]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3)276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5 Economic radiation radius of the first-tier central cities in China

中国作为一个空间广阔的世界大国，目前仅有北京、上海、香港3个一级中心城市是不够的，势必需要多中心布局才能实现区域均衡发展。重庆作为第四极正在成为辐射带动西南地区发展的一级中心城市。由于自然地理障碍、交通区位以及经济能级决定了重庆无法辐射到秦巴山系以北的关中平原，更无法辐射到大西北，因此，在关中平原、大西北和东北地区培育新的一级中心城市以引领和带动当地发展是必要的[31]。这样，北京、上海、香港、重庆，加上东北地区、关中平原和大西北新确定的中心城市构成了支撑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的第一层级中心城市。需要指出的是，一级中心城市是从服务国家大区的角度界定的，旨在通过中心更好地带动外围，与北京、上海和香港等沿海地区中心城市在全国乃至于全球范围内承担的更高等级生产性服务功能不矛盾。中心与外围、沿海与内地是并行不悖两个分工体系。
（2）多中心发展模式是多层级的，除了一级中心城市外，还存在二级中心城市和三级中心城市。按照一级中心城市的逻辑，二级中心城市和三级中心城市也会对周边城市产生正向经济溢出效应。确定二级和三级中心城市的主要原则依然是地理距离和经济区位，同时兼顾既有经济基础，他们在更小地理范围内支撑地区发展。有经验证据表明，区域性大城市辐射半径为300 km，即两个区域性大城市之间距离大约为600 km，这为二级和三级中心城市选择提供了一定的依据[29]。从现实来看，二级中心城市应主要是国家确定的国家中心城市和重要的省会城市，往往位于高层级中心城市发展轴上，如东西向的沿长江发展轴、南北向的北京—香港发展轴。三级中心城市则主要是实力雄厚的地级市，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3）各级中心城市除了以发展轴为传导辐射带动区域发展外，还以都市圈或城市群为载体在更大范围发挥增长极作用。多中心发展并非遍地开花，而是倡导分散式的集聚。当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的都市圈与城市群建设进入良性循环阶段，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要发挥集聚经济力量，优先强化中心城市的自身活力，夯实都市圈和城市群基础，真正承担起带动周边发展的重任。并且，不同地区生态环境和承载力有差异，具体开发模式不同。“胡焕庸线”以东以网络状城市群为主要载体，而“胡焕庸线”以西需要根据生态环境承载力分别采取树枝状城市群或较小尺度的都市圈，倡导据点式开发模式，减少对生态和资源的冲击。
（4）各级中心城市发挥带动作用以及相互关联不仅服从距离衰减规律，还跨越时空距离以城市网络的组织形式在更大范围内呈现。纵向等级辐射与横向平行关联并存。在现代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支撑下，以往地理距离绝对束缚作用相对弱化，地理临近和关系临近将共同制约区域经济发展。一方面，距离作用仍然起作用，中心城市按照中心地原理服务于不同范围的地区发展，而且高端生产性服务功能为了服务于外溢功能甚至更加集中于高等级中心城市；另一方面，信息化网络和数字经济支撑的城市网络给更多的外围城市带来发展机遇，城市之间地位扁平化力量在加强。极化和均衡力量相互博弈，决定区域发展格局。
（5）中心城市之间的层级关系重心逐渐由城市规模大小向城市功能分工转移。功能决定规模，功能是内在，规模是外表。分工协作和功能互补是城市间互动的本质。分工是效率之源[32]，高效率的大国空间格局不仅在形态上需要合理的城市规模分布和多中心空间结构，还需要在功能上实现不同地区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城市间分工不仅是传统所定义的基于产业结构的静态属性互补，还要在流空间作用凸显的背景下关注城市间要素流动支撑的价值链功能分工。一级中心城市要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及资源禀赋，带动所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特色产业和主导功能，在全国层面形成优势分工，构造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共同支撑具有竞争力、保障安全的国家生产力格局。

4.2 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的应用价值

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着眼于应对当前区域分化和经济极化的挑战，适应中国大国特点，将经济规律与中国现实结合，通过多层级中心城市体系构建，实现大国国土空间体系“效率—公平—安全”的多元目标诉求，从而完成区域协调发展的使命。
（1）效率：提高经济绩效，增强世界竞争力。多中心的国土空间布局有利于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经济辐射，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实现双循环，以及发挥大国区位丰富和产业链长的优势。① 距离是决定经济地理格局和国土空间布局的基础性力量，它决定了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半径不是无限的，具有距离衰减性质。对于疆域辽阔的大国，尤其是当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情境下，仅凭主流经济学家提倡人口流动是不够，还需要立足于当地发展，通过多中心城市均衡布局才能实现对全域经济的有效带动。② 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位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桥头堡地位，也是国内大循环必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多中心空间架构的带动，将有力地增强“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和东北亚的通道效率，支撑国内国际两个大循环，获得更大的地缘经济优势。③ 在当前的国际劳动分工格局中，不同国家占据产业链的不同环节[33]。大国具有天然空间优势，拥有丰富多样的区位，占据的不是一个节点，而是很长一段产业链。而较长产业链被证明有助于降低行业成本，提供更多创新机会，促进经济增长[34]。多中心发展模式通过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够有效发挥大国丰富区位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较长产业链，实现产业安全和高效经济增长双赢。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作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重要举措。从国际经验来看，根据《American 2050》，美国在大陆部分均衡分布11个城市群，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空间载体[35]。
（2）公平：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空间正义与社会公平始终是发展的重要内涵，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目前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经济差距显著，在要素自由流动受“行政区经济”刚性制约而难以实现，缩小地区差距又是一个长期过程的情况下，如不采取适当的行政干预措施，巨大的空间极化差距可能会加剧地区空间分层、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稳定大局。因此，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原有城市群基础上，通过政策倾斜，不断提升经济能级，打造第一层级中心城市，可以有效地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全国地区经济差距，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统一。相关实践早已在欧洲国家得到广泛应用，为应对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及成员国内部发展水平差别较大，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共同制定ESDP等一系列多中心空间发展战略[25]，强调通过中心和外围多个中心城市的协同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欧盟的地区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3）安全：稳固边疆，保障国家生产力战略安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于大国尤为明显。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资源禀赋各异且发展差异极大。当前西部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如果与发达地区差距逐渐拉大，过度空间极化将不利于维护边疆稳定与民族团结。因此，通过全国多中心空间战略实施尤其是扶持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第一层级中心城市崛起，适度引导人口与经济活动的合理集聚，有助于平衡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各民族和谐共处。前苏联为此提供了反面教训，其解体在一定程度上与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边远地区离心密切相关。

4.3 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对“点—轴系统”理论及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继承与发展

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是“点—轴系统”理论在新发展阶段的继承。根据“点—轴系统”理论，在国家和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城市这个“点”上集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束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1]。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中的多级中心城市就是“点—轴系统”理论中的点，中心城市之间的带动地带即为发展轴，把点明确为中心城市是强调点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和“点—轴系统”理论一样，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也是关于生产力布局、国土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式，同样具有等级关系，并且社会经济要素由高等级点向低等级点渐进扩散。此外，根据“点—轴系统”理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点—轴”也必然发展到“点—轴—集聚区”，“集聚区”是扩大了的点或点的集合，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13]。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中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就是集居区在新发展阶段的具体应用，其作用已经上升为支撑中国新型城镇化乃至于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重要载体。
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也是“点—轴系统”理论在大国尺度上的新发展，二者在形成过程和应用目标是不同的。① 多中心发展模式进一步强调了地理距离对于中心城市分布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地理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科学分析明确了各级中心城市之间的合理距离。② 多中心发展模式强调地理临近与关系临近对于区域经济格局的共同作用。即除了承认距离以及依托距离的都市圈、城市群对于国土空间治理的决定性影响，还与时俱进地把依托现代交通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城市网络作为新时代支撑区域经济格局的重要组织形式。③ 多中心模式强调功能重于规模。中心城市之间的关联远远超越了规模等级关系，功能分工是决定城际关系和国土空间治理的深层次逻辑。④ 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不仅强调效率与公平，还把国家安全、边疆稳定等纳入目标体系。
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也为国家区域战略优化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了“19+2城市群”战略布局设想，“十四五”规划则要求“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19+2城市群”战略和本文提出的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都描述了生产力在大国区域的多中心均衡布局。不同的是，“19+2城市群”战略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的政策实践，而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则是基于客观的经济溢出规律建立起来的理论假说，旨在为政策制定提供学术依据。而且，相比于“19+2城市群”战略，多中心协调发展模式更加强调中心城市选择的地理距离依据，认为地理距离仍然是决定中心城市形成及发展的最基本的力量，因而在中心城市选择因素的优先级上要高于城市发展现状以及经济基础等其他因素；因辐射半径（距离）不同或服务的地理范围不同，中心城市之间存在等级差异，多中心协调发展模式不认为不同中心城市之间或城市群之间是平行关系；针对城市网络作用愈加凸显的新形势，多中心协调发展模式把城市间联系从地理临近拓展到关系临近，从中心地理论的纵向等级分工拓展到中心流理论的横向功能分工，从静态的城市产业结构属性分工拓展到动态的城市流所承载的真实互动分工，这也是“19+2城市群”战略在未来实践中应着力优化和注意的方面。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为“19+2城市群”战略的优化提供了学术依据。
此外，从当前中国人口迁移趋势来看，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实施正面临着有利的城市化背景。有研究显示，全国四大板块的省会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不存在明显的东中西部地域差异，没有显示出发达地区人口吸引力更强的现象[36]。这为构建全国多中心的城市化格局创造了机会。

4.4 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的实施路径

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旨在应对中国不均衡区域发展格局的挑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同时为提高中国竞争力提供空间支撑。该模式实现离不开全国的国土空间规划的指引，同时要以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为机制保障。
（1）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不是一地一计之策，而是涉及全国生产力布局，需要借助国土空间规划这个政策工具加以引领和调控，形成高质量的国土空间体系。要科学选择服务于不同大区的一级中心城市和多层次城市体系加以规划支持。每个地区要按照规划的整体部署发展功能和产业，而不是不顾全局追求局部利益和短期收益。
（2）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有效率的空间模式是基于市场机制形成的，在国土空间规划决策过程中要在综合平衡各方面效益的同时尽可能地尊重市场规律，聚焦地区发展需求和要素禀赋，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统一。西北和东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主要是现代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善，未来发展重点是加快市场体制建设，强化市场制度供给是恢复经济造血功能的必要措施。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应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创新活力，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要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市场机制的深化和完善需要政府推动；另一方面，在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一时难以形成的条件下，政府作用不可缺位。例如，西北和东北地区已陷入劣势恶性循环阶段，在产业布局、体制机制、思想观念等方面陷入结构性困境而积重难返。若不通过政府介入打破既有的利益结构，再好的资源和政策都无济于事。与其看着不发达地区慢慢地萧条、失血，被动地等待漫长的市场培育和调节，不如政府主动干预，及时止血并积极培育造血功能。而且，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还涉及到空间公平、国防安全和政治稳定等非市场性质的重大问题，政府主动有为不可或缺。
（4）要发挥中国制度优势，释放行政区划资源的生产力，助力于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级中心城市的建设。要通过人口政策、土地政策、财税政策多管齐下，给不发达地区以特区优惠政策，才有希望克服发展劣势，并减轻体制转型期的阵痛。发展关键取决于人才和观念，对于西北和东北地区来说，要大批引进和培养富有市场经济意识的干部，逐渐推动观念文化革新和机制市场化转型。在涉及基层晋升、公务员调任、援派待遇等各种发展机会上重点倾斜，吸引他们长期扎根西北和东北地区，为振兴做贡献。东部地区则应积极发挥先富带动后富，深入开展对口支援，优化区域互助和利益补偿，加快建立支持地区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的长效机制。
总之，市场机制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体制依托。但在中国目前体制现状下，市场体制的完善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深化改革。在此期间，可行的举措是发挥政府作用，尽管政府作用发挥难免会对市场机制作用发生挤出效应。本文上述关于政府作用的建议实施起来可能会遇到较大障碍，但如果不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则更加遥遥无期，东北“失血”和西部地区不发达局面难以扭转，这不仅会阻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还会影响全国的经济发展大局。未来发展考验政府智慧和改革决心。

5 结论

优化经济布局、统筹区域发展，一直以来是国家和学术界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陆大道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域发展的深刻背景，系统地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和“T”字型结构战略，为指导当时中国生产力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点—轴系统”理论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轴线渐进扩散发展方式可以发挥各级中心地的作用，能够实现区域最佳发展，也是区域发展战略转移的最优路径，以此提出的“T”字型结构战略适应了中国20世纪东部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
20世纪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由东中西差距逐渐演变为南北差距，发展极化现象日益明显，呈现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四极驱动趋势，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则缺少辐射带动，区域均衡发展要求迫切。与此同时，中国流动人口开始出现明显的东部降、内地升的回流趋势，在不发达地区发展新的增长中心的条件逐渐成熟。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本文充分吸收和继承“点—轴系统”理论、中心地理论以及中心流理论的思想，以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城市正向溢出半径为依据，综合大国经济地理空间优势和社会公平、国家安全、边疆稳定等国家核心利益的需要，在既有的北京、上海、香港、重庆4个一级中心城市基础上，设想在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培育新的一级中心城市，并在更小地理范围内打造二级和三级中心城市。多层级中心城市体系不仅以地理距离为基础，还跨越时空距离以城市网络的组织形式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通过不同层级中心城市分工协作、功能互补，能够实现大国国土空间体系的“效率—公平—安全”多元目标诉求。
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实际上是“点—轴系统”理论在新发展阶段的继承和新发展。未来中国国土空间治理与区域经济布局应以大国多中心为导向，借助国土空间规划科学规划多层级城市体系，在综合平衡各方面效益的同时尽可能地尊重市场规律，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有的放矢地扭转中国不协调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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