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回顾了“点—轴系统”理论与中国“T”字型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构架提出的社会背景，特别是不能再次实施国家发展重点“战略转移”的客观条件，强调了经济地理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学术贡献，以及为此所作的若干理念、思路、知识与方法准备。根据这一理论与模式在国家实践中的意义及学者们的评述，叙述了作为一名经济地理学者的成长历程和学术担当，以启迪学界秉持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作出更多贡献。
选取中心地理论的k = 4系统、增长极和发展轴、走廊或轴线发展、增长极与增长中心、节点与走廊发展模式、小尺度发展轴模式等6个具有空间意义的发展模式与“点—轴系统”理论进行比较，目标在于获得后者与前者在模式或理论的问题关注点、核心内容和观念等方面的异同点。研究发现：前6个模式分别揭示或关注产业关联或/和线状基础设施在空间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作用，以及这些作用中某些作用的相互影响，并提出各种空间发展主张；同时上述6个模式考虑的每一种作用力在现实的带状经济系统中都有可能起作用。但是，“点—轴系统”提出渐进式扩散的“点—轴”及其等级系统生成机制，并主张把此生成机制与区域资源环境和发展潜力进行整合，以确定中国的空间开发顺序，是其区别于前述其他几个模式的重要特点。
“点—轴系统”理论提出40年来，科学内涵不断丰富，深刻影响了多学科、多领域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对中国国土空间开发、城市体系规划建设、重大生产力布局、区域重大战略等作出了战略性贡献。进入新时代，“点—轴系统”理论持续赋能新时代中国区域重大战略，然而区域重大战略的实践过程仍需克服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联系松散等堵点。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多维邻近性框架进一步关注到认知邻近、技术邻近、关系邻近、社会邻近性等维度联系，能够为区域重大战略实践提供新思路。因此，在“双循环”等战略背景下，中国区域重大战略可以在多层嵌套价值链体系支撑下，充分搭建区域间多维邻近关联，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韧性的区域间产业协作与价值流动网络，全面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极化日益突出，不发达地区急需辐射带动；人口回流和分散化态势明显，开发新的增长点初具条件。新形势下中国国土空间治理面临着新的使命，亟需挖掘“点—轴系统”理论的当代价值以指导区域协调发展实践。本文在吸取“点—轴系统”理论以及中心地理论、中心流理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以实证得出的一级中心城市有效辐射半径为依据，在既有的北京、上海、香港、重庆4个一级中心城市基础上，设想在西北、东北等地区打造新的一级中心城市，同时构建多层级中心城市体系，依托都市圈、城市群载体以及城市网络，促进地区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引领全国均衡发展。作为“点—轴系统”理论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和新应用，大国多中心区域协调发展模式有助于实现大国国土空间体系的“效率—公平—安全”多元目标诉求。在实施路径上，应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有为政府的积极干预为支撑，扭转中国不均衡的区域发展格局，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同时为提高中国竞争力提供空间支撑。
人类世背景下，人地系统已成为表层地球系统的主体，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长期相互作用，人地关系发展演变的结果。人地系统在地球表层的形成是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客观过程，具有科学的空间组织结构与形态，“点—轴系统”理论是各种类型空间结构与发展之间如何达到最优的科学提炼与总结。“点—轴系统”在时间链条上不仅可表征现在的空间，也可以作为空间反演与空间规划的重要理论支撑；“点—轴系统”亦具有从区域到全球的不同尺度嵌套性，点作为地点空间、轴作为流动空间，形成现代人地耦合空间系统。国土空间作为地理实体空间，是自然与人类所共同实践的场所，具有体系性，纵向上由地质构造体系、自然生态体系、基础链接体系、人地耦合体系的层级构成，横向上是单元、分区到区划形成的空间格局，其联系通过物质与能量的输送所链接。“点—轴系统”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可进一步扩展为国土空间体系论，包含了国土空间价值体系、功能体系、支撑体系及安全体系，理论上支撑国土空间价值实现、国土空间安全保障、国土空间演化机理、国土空间优化调控。国土空间体系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现，以达到国土空间治理的最优体系，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沿海轴线和沿江轴线交汇枢纽地域的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演化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典型性特征，对其演化规律与理论模型的提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按照核心边缘结构理论，长江三角洲可分为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核心区和其余的边缘区，但由于位居江海之交，故边缘区中发展出了门户区，从而形成了核心区与门户区构成的空间结构类型。其中，核心区在早期以苏州为中心城市，在古代就形成了非常完善的5级中心地结构；在不同时期，门户区一直在发生变化，分别形成了古代以扬州为核心的运河门户群、近代以上海为核心的近海门户群和当代以宁波为核心的远洋门户群，所对应的通航等级分别为500 t、10000 t和200000 t。由此，在现有中心地理论和海港空间结构理论之外，长江三角洲的空间结构演化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演化模式，即中心地与港口门户的融合演化模式：早期是核心区空间结构的内生型演化，符合克氏六边形结构规律；进入近代以后，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类型的演化就不再是中心地主导型，而是转换成为门户主导型，且k = 3市场原则走向了k = 4交通原则。这样，对于中心地学说的过程性检验、城市中心性与门户性的功能属性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模式提炼，长江三角洲提供了全球最佳的实证检验与示范案例。
重大生产力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持续繁荣，也是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本文通过收集历史文献、区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及灯光遥感等多源数据，借用MCR模型、核密度分析和标准差椭圆等技术方法，总结归纳了不同时期中国重大生产力布局及其空间形态。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重大生产力布局遵循了经济地理学集聚、扩散循环演变的规律，经历了均衡—分散—集中—协调—高质量优势互补的演变，具体表现为“156工程”向西部少数地理空间集中、“三线建设”中西部分散、东部沿海集中、向内陆梯度推进，但发展的重心始终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区域；② 重大生产力空间形态模拟结果遵循了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即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点（极核）、“点—轴”、“点—轴”体系（网络）不同空间形态，形成以沿海沿江“T”字型主骨架、其他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为补充的多级“点—轴”系统，推动国土空间向均衡发展；③ 中国重大生产力发展布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时而异，地缘环境影响了早期的空间布局，后来则是国家战略、政策与市场的合力使然；GTWR进一步揭示影响其发展布局的因素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本文围绕重大生产力布局及其空间形态的研究，可为当下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提供理论借鉴。
由于长期陆海分治，以“点—轴系统”理论为代表的区域开发理论，对陆海过渡带及海洋空间的发展潜力研究不足。本文在此背景下，梳理“点—轴系统”理论的海洋面向，探讨超越陆域思维的“点—轴系统”及其运用。具体以目前备受关注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为例，从岛屿经济体的一般规律出发，回溯海南岛的区位关系与发展历程，并基于“点—轴系统”理论的拓展，探讨海南自贸港的发展方向和思路。研究结果：① 海南自贸港的发展需要统筹考虑岛屿区位关系，将“点—轴系统”内置其中，考虑其在全球、国家、区域和地方不同尺度空间的综合作用；② 海南自贸港岛屿“点—轴系统”强调“流”而非地理邻近性对岛屿和岛群增长极的作用，对岛—岛关系关注需从中心性转向节点属性挖掘，对陆—岛关系关注需由等级从属向功能互补转变；③ 海南自贸港需打造兼具陆、岛、海的经济与产业复合“点—轴系统”，通过“以海定陆”和“倚陆向海”双向互动，深化不同地理单元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旨在丰富“点—轴系统”理论的海洋面向，为厘清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岛屿经济体的发展思路提供助力。
1984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经济地理和国土规划学术讨论会”上，陆大道首次提出了“点—轴系统”理论及中国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的“T”字型结构。作为区域“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理论模式，提出以来经过不断完善和深化拓展，成为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界发展里程碑式研究成果之一。本文通过回顾“点—轴系统”理论和“T”字型结构的提出发展历程，梳理了相关研究文献的数量特征、机构分布、发文期刊、研究主题以及热点演化，厘清了提出40年来相关领域研究的特点和态势。研究发现：① “点—轴系统”理论和“T”字型结构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学术界持续关注，且研究关注度与国家政策发布具有显著相关性。②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都是相关研究的代表性结构，这些研究结构基本覆盖了中国各个区域，这与理论在不同地区的实证研究密切相关。③ 研究发表在多领域多学科期刊上，并主要在地理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发挥较强的影响力。④ “点—轴系统”理论的研究主题、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在3个发展阶段均不断拓展丰富。进而，基于政策分析与代表性评价，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及“T”字型结构在国土规划纲要、区域发展战略和多尺度区域规划中的广泛应用及深远影响，以及在新时期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重大生产力布局等领域的应用价值。
为准确把握和更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助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进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客观上需要构筑支撑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的战略空间，使之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文化地标。本文通过反复审视中国区域发展和历史文化版图，从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生态5个维度，综合考虑历史文化传承、乡村振兴、民族多样性以及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等因素，构建中华文明传承创新战略空间的建设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基于构建的指标体系及综合评价结果将中华文明传承创新战略空间分为基础建设区、重点建设区、优先建设区和核心建设区。评价结果表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战略空间形成了以陕西为中心的北部热点区和以贵州为中心的南部热点区。中华文明传承创新战略空间建设构想的提出及其建设分区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国精神、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从经济地理的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持续互动互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城乡、东西、中外三大关系来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地理格局，将历史与地理结合起来，多尺度分析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1840—1949年间中外关系改变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城乡、东西区域不平衡和差距凸显。1949年后，中外关系和城乡、东西关系在趋于平衡中出现转折。1978年以来，全球化和多极化进程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城乡、东西、中外不平衡从加剧转向缓和，中国也迅速成为世界重要一极。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城乡、东西、中外不平衡发展且充满变数，处理好三大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外关系具有“U”型周期变化特征，区域和城乡关系也随之具有时空分异特征，未来将形成“H”型经济地理格局。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需要强化经济地理格局的研究，统筹城乡、区域和中外三大关系，整合新时代的空间发展战略，通过制度创新和人才资源赋能，重塑开放引领、由内而外的新发展格局。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加快海洋强国建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结合海洋经济及其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本文基于海洋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双重视角，通过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定基功效系数法合成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Markov矩阵、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等统计方法，系统探讨了沿海省区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得益于海洋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协同优化，广东、山东、上海、江苏、浙江是引领海洋经济提质增效的重点区域。② 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南部蓝色经济圈内部差距较大，与北部、东部蓝色经济圈间的差距突出。③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曲折中前行，在时间上，绝大多数省区市拥有向更高质量等级进阶的动力，但跃迁难度逐步增大；在空间上，海洋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心始终位于长三角地区，形成“一核两翼”的稳态空间结构。④ 海洋经济质量面优化是新发展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海洋强国战略出台后创新赋能取代开放共赢成为第一动能。为在更高水平上扎实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发挥蓝色经济区引领作用、增强海洋产业核心竞争力、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推进科教兴海事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并济，厘清沿海省区市的重点任务，助推海洋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良性运转，完成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型的光荣使命。
乡村生活空间是承载乡村居民日常生活行为的场所空间。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现代化进程加快，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全面推进，原村民、新村民及旅居村民等多元主体对乡村空间的需求由“空间功能全面化”向“空间高品质化”转变，对乡村生活空间的理论认识提出了新要求。为更好地服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本文提出“乡村生活空间系统”概念，从地理学对空间的认识、“空间的生产”理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术思想3个方面厘清乡村生活空间系统的思想缘起，解构乡村生活空间系统的内涵与外延、要素与结构、功能与价值、演化趋势与风险预判，提出乡村生活空间系统研究需从学理辨析、演化驱动、运行机制和优化调控4个方面展开。乡村生活空间系统的研究是乡村地理学需重点关注的领域，未来应重点研究要素关系、演变及驱动、运行机制创新等内容，并针对不同特点的乡村开展实证分析，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乡村生活空间系统优化重构奠定理论基础，为提升乡村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案例参考。
顶尖科学人才的成长和培养是当前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四大科学奖获得者的教育和工作履历数据，从人才成长的全阶段，解构1901—2022年间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的空间路径、区域角色与路径选择因素。主要结论为：① 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的空间路径具有明显的机构群落效应，取得科研突破高度依赖少数科研机构；② 教育阶段，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的教育中心具有显著的更迭演替现象，呈现来源的相对广泛性和流入的高度集聚性特征，美国、德国和英国占全球顶尖科学家求学流量的78.3%；③ 工作阶段，全球顶尖科学家工作的科学中心存在明显的地理转移现象，流向进一步收窄极化，被少数国家收割，美国成为最大“磁石国家”，占工作阶段顶尖科学家全球流量的53.7%；④ 全球顶尖科学家成长过程中的区域职能角色分化为出生型、教育型、促成型、出生兼教育型、教育兼促成型、全能型等6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美国顺势发展为全能型；⑤ 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的影响机制有其一般性和特殊性，语言被广泛证实在一般人口跨国流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对顶尖科学家迁移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文化联系中的社会制度邻近性、政治环境以及高等教育是顶尖科学家流动迁移考虑的重要因素，而目的地的科学发展水平在动荡时期对顶尖科学家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
游历是古今人类一直存在的在旅途与目的地的新知探索与异地体验活动，游记则是古人游历活动的直接记录。以游记为中心研究明清士人群体运河游历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历史时期交通系统的运行方式与传统社会下士人的出行模式。本文基于“移动性”视角，结合时间地理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游记文本进行信息提取与空间表达，展现了明清士人运河游历的整体时空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个体游历活动受到的影响与制约。研究发现：① 明清运河游历活动在北方与南方分别形成京津游历集中带和淮扬—江南游历富集带，中部则较为稀疏；② 在自然条件、漕运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游历活动在一年内的分布呈现出一定的时间节律；③ 身份等级、游历地点、交通方式在游历过程中极大地影响了游历者的行为模式、空间感知与情感体验。本文提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移动性分析框架，并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脉延续提供学术支撑。
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分析了2000—2020年中国区县级人力资本总量发展的时空格局及演化特征，构建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度城市核心区对县域人力资本的双边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区县（市）人力资本总量整体持续提升但增速有所放缓。② 总体而言，城市核心区对县域人力资本总量提升有显著的带动作用，主要作用路径是产业溢出和创新溢出。③ 城市核心区对县域人力资本总量的影响呈现由“虹吸”到“溢出”的转变，总体使县域实际人力资本总量从2000年的低于前沿发展水平0.137%上升至2020年的高于前沿发展水平2.657%，从时间趋势上看仍有增长空间。④ 城市核心区对县域人力资本总量的影响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征，2020年一二线城市核心区发展导致县域实际人力资本总量高于前沿发展水平的39.110%和12.966%，四线城市核心区发展导致县域实际人力资本总量高于前沿发展水平的0.006%。⑤ 城市核心区对县域人力资本总量提升的净效应与地理距离和时间距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净效应由正转负的拐点在100 km和100 min左右。
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6月公布的托育机构数据，以中国336个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中国托育机构的空间分异特征，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揭示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托育机构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集聚型分布格局，“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特征显著，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高密度区和多个以省会、首府为核心的单核集聚点；② 中国托育机构数量与城市等级呈明显正相关，托育机构数量少、较少的城市数量多、范围广。数量多的城市基本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在成都、重庆、合肥、郑州等中西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也有分布，数量少的城市广泛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地区。③ 0~4岁人口数量对托育机构空间分异具有决定性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劳动参与率、平均家庭户规模是影响托育机构空间分异的辅助因素。除平均家庭户规模总体上呈负向影响外，其他因子总体上呈正向影响。伴随城市等级的下降，各辅助因素的影响力呈逐级递减趋势，对五线城市的影响力极其有限。最后为中国托育服务业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