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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79 >Issue 2: 534 - 54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402015

交通与旅游地理

游客与旅游地明星动物商品化的邂逅研究——以四川大熊猫基地为例

  • 尹铎 , 1, 2, 3 ,
  • 卢薇 4 ,
  • 朱竑 , 1, 2, 3
展开
  • 1.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广州 510006
  • 2.广州大学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 3.粤港澳大湾区移民治理与城市发展智库，广州 510006
  • 4.深圳科学高中，深圳 518129
朱竑(1968-), 男, 甘肃临夏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与旅游地理。E-mail:

尹铎(1990-), 男, 内蒙古鄂尔多斯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2-11-07

  修回日期: 2023-07-09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2-0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420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4)

收起

Commoditized encounter between visitors and star animals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A case study of Sichuan giant panda bases

  • YIN Duo , 1, 2, 3 ,
  • LU Wei 4 ,
  • ZHU Hong , 1, 2,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China,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3. Think Tank for Migration Governance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4. Shenzhen High School of Science, Shenzhen 518129,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1-07

  Revised date: 2023-07-09

  Online published: 2024-02-01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4202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84)

Fold

摘要

人与动物的互动实践已成为人文地理学者探索人地关系的重要研究议题。以四川大熊猫基地为案例，基于“魅力”概念，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游客与明星动物在旅游活动中的邂逅，并揭示在此旅游过程中动物的能动性发挥与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研究发现，游客与大熊猫的邂逅发生在不同空间情境下，其多样性是旅游地设计并刻意安排的商品化结果。大熊猫的魅力之于差异化的空间情境往往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① 在实体展示空间的“前台”中，大熊猫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能够激发游客观览时的天然好感，旅游地对其进行利用以维持大熊猫旅游的不竭热度；② 旅游地所构建的虚拟展示空间则提供了无法直接观览到的大熊猫生物学特征与生命历程，使游客与大熊猫邂逅形式得以补充与丰富；③ 而在实体展示空间的“后台”中，旅游与公益教育相结合，游客被允许接近大熊猫的生活空间，建立起基于肉身魅力的更深层次的亲密邂逅。总体看，大熊猫的魅力不仅塑造了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而且还构建了游客对于四川的地方认同。研究以空间视角探究了人与动物互动所营建的关系网络及其映射的权力运作机制，为探索旅游情境下的人与动物关系提供了新尝试，也为理解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解析。

关键词： 野生动物旅游地; 能动性; 地方; 邂逅; 大熊猫; 四川

本文引用格式

尹铎 , 卢薇 , 朱竑 . 游客与旅游地明星动物商品化的邂逅研究——以四川大熊猫基地为例[J]. 地理学报, 2024 , 79(2) : 534 -548 . DOI: 10.11821/dlxb202402015

Abstract

Recently, study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human geographer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By adop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in-depth interview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text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encounters of visitors and star animals in Sichuan giant panda bases. It reveals animal agencies and multi-species tourism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onhuman charisma. This research found various encounters between visitors and wild animals, and these diversities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which has variegated effects. Specifically, (1) in the "foreground" of the physical space of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panda's ecological and aesthetic charisma can arouse natural goodwill among tourists, which is manipulated by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to maintain popularity to panda tourism; (2) the virtual space constructed by tourist destinations provides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ife course of panda that cannot be directly observed, thus complementing and enriching the encounters between visitors and panda; (3) the "backstage" of the physical space of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combines tourism with public welfare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allows tourists to enter the living space of the pandas and thus shapes deeper and more intimate encounters based on panda's charm of the flesh. In general, the charisma of pandas not only shapes tourists' multi-species tourism experience, but also constructs tourists' place identity with Sichuan.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constructed by human animal interaction and the power operation mechanism mapped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which provides a new attemp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in tourism and refl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f all life on earth from a geographical lens.

Key words： wildlife tourist destination; agency; place; encounter; giant panda; Sichuan

1 引言

历史以来统一地理学（Unified Geography）就倡导发挥地理学所具有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的学科优势，将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作为统一体进行综合研究[1]。李特尔、白兰士等地理学家都曾强调建设统一地理学的必要性，哈特向在其权威性著作《地理学性质的透视》中更是主张地理学应该为地表变异特征提供正确的、有条理的与合理的描述和解释，直接质疑了“自然—人文”二元的学科分化[1⇓-3]。在各种思潮起伏的地理学发展中，倡导建设统一地理学、超越自然与人文二元化的反思长期存在。尤其是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地理学思潮的出现，地理学者开始号召绕开自然科学主义与人文建构主义的争论，转而从关联的视角出发，认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4⇓-6]。由此，人与动物的关系开始成为地理学对于人地关系探究的关键议题之一。地理学者逐渐突破人类中心论研究的种种限制，将研究范畴拓展至所有人类与动物可能邂逅的空间与地方，逐渐认识到动物日益重要的影响力，进而立足于空间视角，追踪并分析由人类与动物共同联合生产的各种混杂的关系网络及其映射的权力运作机制[7]。例如，Read等通过对印度中部梅尔盖特老虎保护区的研究，发现老虎会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根据外界的环境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家域”范围，因此并不会机械地栖息在人类为它们规划的保护地中，而是在不同时空尺度的流动节奏中跨越边界，进入地方乡村社区活动，进而引发居民恐慌[8]。Yeo等针对新加坡城市中长尾猕猴的研究，发现日益扩张的住宅开发侵占了动物的栖息地，破坏了重要的野生动物走廊，使得猕猴不断闯入城市社区并引发激烈的人兽冲突[9]。这些工作均彰显了“能动性”并不仅仅是人类所独有的特性，作为影响“他者”或被“他者”影响的能力，动物作为非人类的能动性亦同样值得关注。
邂逅是人或非人类动物的能动性发挥的前提与基础。在地理学研究中，邂逅通常被放置在多样性与差异化的语境之中，描述多元行动者之间在惊喜、浪漫或意外等情境下的相遇，探究这种相遇产生的差异化的关系，并解析关系背后权力运作的复杂方式[10-11]。旅游是人与动物邂逅的重要途径。在旅游情境下的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中，野生动物旅游是最为常见且主流的研究话题之一。在圈养与半圈养生境的野生动物旅游中，野生动物进入动物园、水族馆或主题公园等，完全依附于人类社会，成为游客凝视与互动的对象[12]。而野外生境的野生动物旅游中，尽管野生动物依然生活在原始荒野之中，但是日常生活早已与当地原住民社区生计以及游客需要紧密联结在一起[13]。因此，旅游的介入都使得人与野生动物的邂逅处于人工干预后的商品化的空间情境下。以往对于野生动物旅游的研究，大多关注人与动物关系中“人”的一面[14]，在针对动物对人类之影响作用方面总是集中于讨论旅游发展所导致的人畜共患疾病传播、人兽冲突等激烈对立的动物反抗行为与消极影响。例如，红嘴鸥每年在昆明停留期间，其在人类活动区域主动觅食、任意排便的行为极大地增加了所携带病原体在当地社区传播的风险[15]。此外，在一些城市的动物园内还相继发生了熊、虎等猛兽拖拽撕咬违规接近的游客与工作人员并导致死伤的事件[16]。但是这些事件仅属于少数的极端状况，且动物能动性发挥所塑造的人与动物关系总是处于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之中。那么在野生动物旅游的常规运营实践中，动物的能动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即动物是如何赢得人们的喜爱与关注，来吸引游客进入旅游地实现商品化的邂逅，这才是野生动物旅游中针对非人类动物能动性探讨的核心问题。
旅游地的明星动物是探讨动物能动性极好的研究对象。大熊猫作为具有全球公众影响力与认知度的明星旗舰物种，是旅游地明星动物的典型代表。一方面，公众对其的认知与四川的地方意象紧密相连。熊猫是四川地方性的重要表征之一，持续吸引着游客前往四川进行观览体验。加之其极具特色的外貌特征，大熊猫能够极好地展现野生动物旅游中动物所具有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四川拥有全球最成熟的大熊猫旅游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范围内包含7处自然保护区与9处风景名胜区，这为研究游客与动物在旅游地中的邂逅提供了多元、丰富的空间情境。从地理学视角研究大熊猫本身，亦能够反馈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野生动物，进入到商品化的旅游消费空间后，如何助力实现环境主体的塑造与地方营建。因此，本文选择以大熊猫为核心吸引力开展的旅游活动为例，运用“魅力”这一核心概念，探讨人们在四川大熊猫基地这样特定的商品化情境中与大熊猫的邂逅，揭示大熊猫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是如何吸引游客，并塑造游客的多物种间旅游体验。本文旨在加深对旅游情境下人与野生动物复杂关系的理解，同时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来自地理学视角的反思。

2 文献综述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就将人类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视为知识与经验的全部来源，并衍生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调。然而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适用性开始备受异议。以后现代为哲学基础发展形成的后结构主义，成为反对现代人文主义的重要理论思潮[6]。后结构主义反对本质主义，解构二元对立论与中心论，强调多元、动态的关系逻辑。针对将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割裂看待的二元对立论，后结构主义语境下逐渐发展形成了“后人类主义”以及“超越人类”的学术思潮，并在地理学领域内发展成为理解人类与动物作为双重主体互动实践的新模式[7]。这些基于后现代哲学的地理学探究模式，提倡探讨人、动物、空间与地方之间复杂而不稳定的关系，强调动物自身的“能动性”。作为重要的非人类行动者，动物不再被认为是人类主宰控制下的客体，而是具有生命力的主体，能够主动地营建并重构空间与地方。
动物的能动性可以被理解为非人类影响他者，又被他者影响的能力[17]。能动性体现于动物与人类的各种复杂内在和外在关系中。对动物能动性发挥的最具影响力的阐释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Latour在《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的著作中，从根本上挑战了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本体论划分[18]。他认为这种二元论不利于探索当今世界的有机体与无机物、人类与非人类日益混杂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转而提倡追溯不同实体是如何获得“自然”或“社会”标签的过程。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了混杂本体论，认为一切人类与非人类的实体都存在于混杂关系网络之中，是一种关系实体[19]。这种本体论不仅有力地挑战了现代人文主义中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二元论，也挑战了现代人文主义对能动性中心论的理解。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能动性不是有目的性的人类主体才拥有的特性，而鼓励将能动性视为一种通过与异质性的非人类集合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稳定的关系实现[20]。因此，这种“不仅仅是人类”的方法有利于将非人类动物能动性作为新的关系来分析。
“非人类魅力”（Nonhuman Charisma）这一概念对于人们理解动物的能动性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在惯常环境下动物的能动性是通过其魅力来发挥作用的[21]。Weber认为魅力是个人人格的某种特质，凭借这种特质他会区别于普通人，并被视为具有超自然、超人类（Superhuman）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22]。非人类的魅力描绘了特定的非人类的生物体所具有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人类对其的感知以及随后的情感评估[23]。它是一种关系属性，取决于感知者和任何其他物种相遇时发生的环境。根据Lorimer的研究，非人类的魅力由生态魅力（Ecological Charisma）、美学魅力（Aesthetic Charisma）与肉身魅力（Corporeal Charisma）三者组成[21]。首先，生态魅力是指生物体能够被人类通过感官或辅助技术感知的身体结构、时空行为等方面的自然属性[21]。“人类—非人类—环境”相互作用的行为学视角有利于探索各种生物的生态魅力。行为学认为（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是沉浸在其特定生境中并表现出许多重要自然属性的生物体[24]。因此，生物体会受到其周遭环境的影响，同时具有影响其周遭环境的能力。当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生境存在交叉时，这些动物的自然属性（包括它们的大小、颜色、气味等）就有被人类探测、了解的可能性。当然，动物作为生物体的各种生物特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刻不断受到影响，不断生成的[25]。因此，主动协调人类的节奏以适应、跟随动物的节奏有利于增强对它们的了解，从而发掘它们的生态魅力。
其次，美学魅力是指非人类生物的视觉外观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会引发人的情感反应[21]。美学魅力需要生态魅力，但不是由它决定的。相反，它与非人类生物体和人类的相异程度密切相关。受人类喜爱的动物往往与人体解剖学的关键部位有重要的相似性，这些部位会被人类视为自身的象征。例如，人类本能地偏爱具有大脑袋、直立站姿、圆脸与大眼睛的生物[26]。美学魅力有利于解释备受欢迎的旗舰型物种受到人们喜爱的原因，同时也能解释部分生物遭受冷落甚至厌恶的原因。例如，各类昆虫、蛇类与人体解剖学特征差异极大，因此被视为异形、畸形，从而引起人们普遍的负面恐惧。
最后，肉身魅力是指人类与不同生物体在近距离的互动中所产生的感受[21]。在与动物的近距离接触中，肉身魅力通常通过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分别是“顿悟”（epiphany）与“欢欣”（jouissance）[21]。前者描述了人们在某个特定地方与特定生物的邂逅，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顿悟铭刻了一个记忆，塑造了人们对于动物的态度，最终变成终生的依恋、兴趣或关怀。而后者则描述了人们在与动物的日常互动实践中所经历的强烈欢乐。例如，对于从事保护生物学的科学家而言，识别物种的满足感，以及通过耐心调查解开非人类世界的奥秘所带来的满足感，这些欢乐的时刻都成为了科学家不断推动其研究的驱动力之一。
总体而言，动物的生态魅力相对稳定，但美学魅力和肉身魅力会受到人与动物邂逅的具体空间情境的巨大影响。不同的魅力塑造了动物不同的能动性[27]。例如，特定动物的生态魅力有力地塑造了人类世界保育的分类学范畴，形状、分布及行为等因素都有助于科学家描述物种的生物学知识并记录检测活动。而动物具有的美学魅力和肉身魅力，则能够激发大众的热情从而使得筹集保育资金、招募研究团队成为可能。但无论是何种类型，这些动物的魅力所施展的能动性，都有赖于动物与人类的邂逅来发挥作用。
与相遇、接触或互动等空洞的指代不同，邂逅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概念[11]。对于邂逅的研究源自20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Allport根据偏见的开创性研究所发展出的“接触假说”[28]。心理学对于邂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关注偶然相遇的主体之间如何通过接触建立熟悉感来减少焦虑感和不确定性，从而获得可预测性与对局面可把控的感知[11]。地理学者在社会多样性、城市研究、后殖民理论以及超越人类的事物等各类研究话题中，将心理学对于邂逅主体的心理变化的关注拓展为对邂逅主体行为的关注，研究的语境也不再仅仅是偶然情况，并以空间的视角探究主体互动所营建的关系网络及其映射的权力运作机制[10-11]。例如，地理学者Pratt[29]与Livingstone[30]最早将邂逅用作一种“分析手段”，以论述地理想象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戏剧性结合，而这些想象往往反映了欧洲与东方、先进与落后之间高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多物种间的邂逅（Interspecific Encounter）描述了不同物种之间承载了意义的相遇[10]。Haraway认为，人与动物的邂逅能产生价值，这种价值可以称之为“邂逅价值”（Encounter Value）。邂逅价值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使用和交换价值”概念的补充，但它无法被通用的交换价值度量来精确评估[31]。邂逅的意义与类型随着参与其中的人类和非人类主体的性质、目的和具象化的情境不同而不同，邂逅价值也是如此[10]。从本质上来说，邂逅价值描述的是一种跨物种关系，它有助于认识到其他生命形式所具有的能动性[9]。例如，在荒野的空间情境下，通常保护生物学家通过与野生动物的邂逅来了解动物的真实生存状态。为获取关于野生动物的知识，保护生物学家会利用监测技术并尽量调整自己的身体感知与野生动物的生活节奏相一致，以熟悉它们的气味信息与行动轨迹[32]。正如最早研究中国野生大熊猫生存处境的潘文石教授，通过数十年野外追踪观察野生大熊猫的生活习性、行为特征，发现了野生大熊猫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婚配方式以及DNA多样性的秘密[33]。科学家通过与野生动物之间多次具象化的邂逅，才能感知并掌握野生动物的外形特征、行为特征、繁殖规律以及生命本质。也正是从这些邂逅中，科学家们才积累了必备的知识，制定了野生动物保护与环境管理的具体方案，塑造了他们与野生动物邂逅所产生的巨大价值。
而在野生动物旅游的背景下，人们与野生动物之间的邂逅往往处于商品化的空间情境之下[34]，即公众只要付费就可以在固定的、被精心设计的消费空间之中与他们所期待的野生动物邂逅。与野生动物邂逅的人类主体不再是强调与野生动物“同频共振”的科学家，而是对其知之甚少的普通游客。邂逅的形式不再是野外的追踪与偶遇，而是发生在资本与技术联合安排设计的各类固定的场馆之中[35]。邂逅的最终目的也不光集中于科普教育以更好地认识动物本身，而是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服务[36]。那么在复杂的旅游地空间情境下，野生动物本身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如何在景区管理者的安排与设计下，通过自身不同类型的魅力以吸引游客，塑造了游客怎样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这种旅游体验作为跨物种关系又会产生何种邂逅价值，就成为了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图1）。
图1 野生动物旅游中游客与动物的商品化邂逅分析框架

Fig. 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visitor-animal commoditized encounter in wildlife tourism

3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2017年10月26日—2022年8月19日期间，研究者先后4次（共计41 d）在四川省的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简称碧峰峡熊猫基地）以及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简称成都熊猫基地）进行实地调研。两地均是国内开展大熊猫迁地保护的最主要的基地，也是开展大熊猫旅游最为成熟的旅游地，本文中所指的四川大熊猫基地为上述两个基地。因此，本文所收集到的资料具有较强的典型性。由于研究聚焦旅游消费空间中的人与动物关系，与动物关联的人类主体较为多元。分析他们的话语、观察并理解他们的日常实践，对于展示动物的能动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效果[5]。因此，本文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的地理学综合质性研究方法。
参与式观察主要考察了两个基地内部不同场馆与展示区域的空间格局，结合展示物种的生命阶段与特征进行空间布局的设计分析，同时观察了在不同园区中的熊猫行为与活动，以及游客、饲养员与熊猫之间的互动形式，进行录像、拍照并以自我民族志的方式记录详细的田野笔记。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游客的旅游体验以及熊猫对于游客的影响，研究者还对园区的34名游客与20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①(①受访者基本信息：游客共34人，其中男15人，女19人，男性人数占比44%，女性人数占比56%，就年龄段而言20~30岁11人，30~40岁5人，40~50岁5人，50~60岁8人，60~70岁3人，70~80岁2人；工作人员共20人，其中男15人，女5人，男性人数占比75%，女性人数占比25%，其中20~30岁5人，30~40岁8人，40~50岁3人，50~60岁4人。)。访谈过程进行了笔记或录音并于后期进行了整理。在信息编码时，工作人员以W为代表，分别是W01~W20，游客以T为代表，分别是T01~T34。针对工作人员访谈相对正式，提问的主要问题包括：园区发展的历程与展馆的设计逻辑，参与的与熊猫相关的工作，对熊猫保护与熊猫旅游的感知与态度，对于熊猫的照顾流程、日常工作与生活实践，熊猫旅游吸引力的来源以及与熊猫朝夕相处难忘的经历等。针对游客，主要以游客身份与他们一同参观并进行非正式聊天，其中19人接受了研究者相对正式的访谈，并分享了他们拍摄大熊猫的照片或动态视频。对于游客的问题主要包括：进行大熊猫旅游的动机与态度，对于大熊猫的感知与喜爱程度，熊猫有关的旅游活动项目参与情况等。此外，作为志愿者形式的游客通常在园区的后台，为更好地了解这部分游客的感知与体验，研究者除了与在园区中游览的两名志愿者游客进行了非正式访谈外，还专门整理了马蜂窝社区、iPanda熊猫频道等虚拟社区中志愿者游客群体的详细体验与感受，选择了其中最为典型的7位进行了文本资料的收集与编码（编号分别是V01~V07）②(②所选志愿者游客中男性2人、女性5人，均在20~40岁的年龄段区间。)。
除了收集包括访谈资料、调研日记与图片视频等第一手资料，研究者亦收集了相关书籍与档案文件等二手资料。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大熊猫基地的发展演变以及对于大熊猫的管理方式，研究者还收集了碧峰峡熊猫基地与成都熊猫基地以及其他大熊猫基地的基础数据资料，包括旅游资源类型、旅游管理经营主体、旅游开发历史与水平以及现有大熊猫数据，同时收集了关于野生动物保护和大熊猫的各类文本资料，包括《四川省第四次大熊猫调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制度汇编》《大熊猫人工育幼操作手册》《大熊猫繁育研究》，以及文化宣传资料《我与大熊猫的故事》《大熊猫的色彩》等。

4 研究结果

游客通过在旅游地与大熊猫的邂逅，得以亲眼观察大熊猫的外表特征、行为活动和生命历程，了解关于大熊猫的知识，听到其声音，闻到其味道，甚至参与喂养活动，近距离接触大熊猫，使他们之前对大熊猫的想象得以具象化，认识得以加深，情感得以重塑。后文将通过阐述在不同空间中游客与大熊猫商品化的邂逅的多元形式，揭示大熊猫“魅力”施展作为能动性发挥的逻辑机理。

4.1 实体展示空间“前台”中游客与大熊猫的邂逅

大熊猫具有广泛的公众认知度，是世界生物多样性表征的明星物种。几乎所有的游客在来到四川之前，都已通过虚拟影像或者在其他地方的动物园感受过大熊猫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因此，游客在到访作为熊猫“故乡”的四川之前，对观览大熊猫的体验会具有特殊的想象与期待。例如，T08所述，“大熊猫是明星（物种）嘛，还没真正（在现实中）见过，四川是大熊猫的故乡，来四川肯定要看大熊猫”。而T10则进一步描述，“我们那（太原）也有熊猫，我记得就两只，这里老的、小的、胖的、瘦的都有，还有网红（大熊猫）。我们的（动物园）环境也没法跟这里（成都熊猫基地）专业的比”。可见，在游客的想象与期待中，四川的大熊猫数量更多且场馆主题化特征更强，具有种群优势与饲养专业性带来的更加全面、独特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正是这种与地方结合的魅力想象，成为了驱使游客到访四川大熊猫基地的动机。
就作为旅游地“前台”的实体展示空间而言，四川的大熊猫基地的确突显了其特殊性与优越性。以成都熊猫基地为例，从发展历史来看，该基地经历了从“动物园”到“保护教育和旅游综合机构”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由于“竹子开花”事件，一部分大熊猫因缺食饥饿而被集中救护到成都动物园。1987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决定建立成都熊猫基地，并与成都动物园实行同一套管理制度。直到1990年后，成都熊猫基地才与成都动物园分开，成为独立的实体单位③(③资料来源 http://www.panda.org.cn/。)。从此，成都熊猫基地对自身的定位转变为“世界一流的濒危动物繁育研究中心，科普教育中心和生态旅游中心”。这种转型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将动物从野生状态转移到动物园的过程颠倒了过来，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消费主义与生态退化之间可能存在着潜在的联系。其次，这种转型使得动物园的经济与技术等资源可以更集中地投入到圈养大熊猫的繁育中，有效地增加了圈养大熊猫的数量，让大熊猫保护工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技术与医学保育支撑。针对熊猫的保育工作，饲养员W04描述道：“我们早上会打开室内圈舍的门，让大熊猫去室外圈舍活动，晚上再把它们赶回圈舍。我们会把新鲜竹子放在圈养场的木制亭台上，吸引大熊猫爬上亭台，在那里吃东西。这样锻炼了它们的身体，游客也能更好地观看到大熊猫如何吃东西，他们会觉得很有趣”。
在旅游地动物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特殊商品，总是具有个体发生学的特征[9]。不论是碧峰峡熊猫基地，还是成都熊猫基地，只需要提供适合大熊猫生长发育的条件，从大熊猫个体的出生、发育、成长到最终死亡（遗体还可以制作标本送往科研机构或博物馆），全部过程都可以被用于展示，以迎合游客的想象与期待。可以说，大熊猫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相应的旅游价值。从生物特征来看，大熊猫的头部浑圆，尽管眼睛本身不大，但黑眼圈恰当地增强了大眼睛的萌宠视觉感受；大熊猫额头饱满，鼻子和嘴相对在面部二分之一线以下，下颚非常短小，能够让人产生典型的“娃娃脸”效应。所谓的“娃娃脸”效应，是指由于婴儿面部特征所引发的认知和行为反应。当人类对具有类似婴儿的生物进行感知时，能够引发人类个体强烈的积极反应，会不自觉地产生关怀和照料它们的冲动[26]。这是一种普遍的、本能的、具有进化意义的反应。
虽然各种年龄段的大熊猫都具有这些生物特征，但大熊猫幼崽对游客的吸引力更加非同寻常。并不是每一个拥有大熊猫的旅游地，都能如四川的大熊猫基地一般，拥有核心的大熊猫种群，持续稳定地实现繁育目标，保证游客能够如愿体验到大熊猫幼崽的魅力。为了把握这一优势，园区设置了专门的“产房”，单独集中展示大熊猫幼崽，力图将该物种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体现得淋漓尽致，以期引发游客强烈的喜爱。在调研过程中，大熊猫月亮产房和太阳产房外面几乎总是不分时段地排着长队，尤其是位于基地中心的太阳产房客流量更大。许多受访的游客都表示最喜欢看到大熊猫幼崽趴在室内保温箱里睡觉或休息，或在室外场地中铺好的棉布上爬动的状态。
“产房里面的幼崽，趴着的，但是它没睡着，后脚翘了几下，前爪也抬起来招了招，感觉在跟你打招呼，特别可爱。谁不知道大熊猫长啥样啊，但你亲眼见了才懂它为啥那么招人喜欢，毛绒绒的，还在蠕动，感觉太有趣了。” ——受访者T14
“来这里就是为了看团子（幼崽），它们不管在干嘛都感觉是弱小、无助但肥胖，萌到我的心巴里。” ——受访者T07
可见，旅游地“前台”所展示的大熊猫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极大地迎合了游客在到访四川之前的认知与想象，强化了对于这一明星物种的喜爱。并且，游客在实地体验了大熊猫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后，都将其与四川的整体意象联系在一起，让这种地方意象亦更加丰满。例如，受访者T19表示：“能把熊猫保护得这么好，不得了，天府之国名不虚传”。因此，新生生命不仅意味着这个物种的未来，也意味着其所在机构的发展。繁育工作是实现整个价值生产的最基础且重要一环，圈养大熊猫繁育工作不仅是为了达成保护大熊猫种群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是为了复制和再生产大熊猫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运用大熊猫幼崽及其整个成长过程来维持大熊猫旅游业的长久发展。
大熊猫的能动性在这种情况下能为旅游业带来积极作用，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会带来消极影响。在某些旅游地，实体展示空间促狭的活动范围、较差的丰容措施以及络绎不绝的游客凝视会导致大熊猫行为的巨大变化，包括作息时间调整、生活方式改变（从独居到群居），这均能引起它们的一些反抗行为，包括拒绝展示、躲到圈养园区较偏僻的角落、踱步、转圈与摇头等，更严重的会出现刻板行为并无法繁殖。无论是何原因导致，如若大熊猫原本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逐渐减弱，其代价不仅是引发游客对展示空间合理性的质疑，甚至会引发公众对于旅游地运营模式的抗议。例如，游客观览时记录了旅美熊猫孟菲斯动物园的丫丫瘦削的外形、稀疏的毛发与焦躁的动作，消息传播后迅速引发中国公众对丫丫生活环境与食物供应的质疑，甚至抵制孟菲斯动物园并要求开通“云直播”，以便公众时刻监督大熊猫的饲养④(④大熊猫“丫丫”已于2023年4月27日回国，现居北京动物园。)。

4.2 虚拟展示空间中游客与大熊猫的邂逅

长期以来，生态学家一直用影像来研究动物的行为。可视化是保护科学的重要工具，在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者会在定点区域安装红外触发式摄像机，来监测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这些工具能够帮助他们跨越时空障碍分析物种的动态。在野生动物旅游业发展中，可视化也同样非常重要，观看大熊猫视频或图片往往具有娱乐功能，能为旅游地进行宣传，同时这些工具还具有科普教育意义，能够激发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愿望，从而产生理想的环境主体。
在对大熊猫生命周期进行展示时，有许多阶段出于物种保护的需要不能对外向游客展示。并且游客也无法如饲养员一样，全年与大熊猫相处以领略大熊猫四季变换的生态魅力。例如大熊猫的交配与分娩，游客就几乎没有机会直接观察这些宝贵的场景。于是，碧峰峡熊猫基地与成都熊猫基地的园区均设置了虚拟影像展示空间，通过播放经过剪辑与设计的纪实性影片供游客观看。在成都熊猫基地调研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亲身感受了大熊猫影片所具有的巨大感染力：
“现场是个小型影院，正在播放《繁育大熊猫》。内容的伊始发生在清晨，饲养员用竹竿一端吊着苹果引诱大熊猫站起来吃苹果，旁白解说这样做是为繁育而锻炼大熊猫的体力。接着，视频转而介绍该基地现有195只大熊猫，新生大熊猫萌态引起现场观众欢呼。然后视频开始介绍大熊猫繁育研究的困境以及该基地如何破局。接着视频展示一只大熊猫生育的惊险故事，大熊猫产前烦躁不安，背景音乐节奏变快，此时观众担心不已，随着幼崽带着胞衣从母亲产道滑出，现场一片惊叹。紧接着，刚出生的幼崽竟然被妈妈踩了一脚！观众受到了严重惊吓，现场有人感慨‘哎呀！太吓人了！’。令人欣喜的是，这只幼崽被繁育人员及时抢救了过来，音乐随之变得舒缓……”
——调研笔记，2019年9月30日
这部滚动播放的短片虽然全长只有10 min左右，但包含了大量故事情景、科普知识以及宣传知识。同时，也穿插讲述了大熊猫繁育基地的发展现状和科研成果，彻底将圈养大熊猫发情、交配、产子、幼崽成长等完整生命历程展示给了游客。除动态的视频影像之外，静态照片所建构的虚拟展示空间也成为实体展区的重要补充，如用于向游客展示的大熊猫照片大多是高清拍摄的园区内大熊猫的正面照片。这些照片弥补了游客由于大熊猫自身生物节律（睡觉、躲避等）导致的观览效果不够好的遗憾，尤其是大熊猫直视镜头的双目更创造了与观众的交流感，充分展示了大熊猫的美学魅力。许多游客表达了在虚拟展示空间中观览熊猫的感受：
“看了这些（视频和照片），才领略到它们不为人知的可爱，真是要保护这些精灵，没了就真的没了。” ——受访者T20
“刚刚看到的熊猫都脏脏的，趴在那里睡觉也不爱动，感觉看来看去都一样，就场馆在换，没啥意思。感觉看视频和照片还更有意思些。也更像我之前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想象中的熊猫。” ——受访者T18
可见，虚拟展示空间补充了游客在实体园区游览过程中所无法看到的场景，并利用特定的拍摄与剪辑手法、配乐与旁白等多角度，全面、充分地展示了四川大熊猫基地中独有的大熊猫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除了在实体展区观览时对熊猫的喜爱之情，虚拟展示空间还唤起了观众好奇与恐惧等更加丰富的情感体验。其中的科普知识文本展示，也继续深化了游客对四川的物质维度的地方性认知。例如，游客们在阐述观览后学到的知识时，都会将熊猫与四川独特的生态系统相关联，表达对四川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的感慨。在现今被照片与视频包围的荧幕时代，虚拟空间所传递的熊猫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并非只在旅游前发挥作用，在游客进入旅游地后亦极具情感影响力与保育感召力。

4.3 实体展示空间“后台”中游客与大熊猫的邂逅

当游客参与以保护野生动物为名的公益教育活动时，便进入到大熊猫基地的“后台”，这是普通游客难以接近的动物生活空间。这种形式的近距离接触是本文所分析的游客与大熊猫商品化邂逅的另一种形式。在野生动物旅游背景下，游客的满意度随着与大熊猫的亲近程度和互动深度而增加[37-38]，而饲养体验活动为他们提供了近距离接触大熊猫的宝贵机会。大熊猫饲养体验项目通常以“大熊猫保护项目”或“大熊猫科普研学项目”命名，一般由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与义工旅行代理等平台（如Gapper国际义工旅行⑤(⑤资料来源： http://www.gappernet.org/。)、LeanIn国际义工旅行⑥(⑥资料来源： http://www.leaninworld.org/。)等）合作展开。为了探索这些项目中人与大熊猫互动的机制，本文将分析这些较旅游地“前台”的游览项目更为亲密深入的多物种间邂逅中的情感逻辑，这里所反映的逻辑与大熊猫的肉身魅力中较为深奥的“顿悟”与“欢欣”逻辑相联系。这些逻辑共同塑造了游客感官上的物种间的关系，令野生动物被赋予更深层的价值。
大熊猫饲养体验活动侧重于间接或直接接触大熊猫或它们的人工生境。活动中，志愿者作为游客通过频繁的物质交往—包括喂食、打扫卫生、玩耍、交谈或者仅仅只是更加近距离地观察，与动物建立起私人化的亲密关系。志愿者需要付费前往各地的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与大熊猫饲养员一起工作。尽管费用高昂（例如，有的单次费用高达每天逾1500元人民币），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愿意追求近距离接触那些他们在视觉上熟悉，在物质和行为上却很陌生的大熊猫的机会。由于人数众多，报名参与这些体验饲养活动常须提前预约并排队，体验时长为一日至一周不等。丰富的体验活动与互动机会令普通观览游客无比羡慕，也令作为志愿者的游客感到非常自豪。例如，在都江堰熊猫中心志愿者之旅的行程安排中（2018年版本），游客上午需要进行岗前培训，清理粪便与笼舍，在饲养员带领下参观大熊猫各个园区并在午餐前排队喂熊猫。下午的重点活动是在熊猫营养师的带领下制作“窝窝头”（大熊猫喜爱的食品），并再次排队近距离给大熊猫喂食。
通过参与这些平日里只有饲养员才能操作的、近距离接触大熊猫的活动，游客可以将关怀直接投射到特定的个体大熊猫身上，实现与大熊猫进行跨物种交流的可能性。这种沉浸在肉体和具体物质（如食物等）中的亲密邂逅能使人与动物培养一种私人化的特殊关系，能给参与者留下比普通观览更为深刻的记忆，进而塑造他们对动物保护的态度。特别是在近距离给大熊猫喂食时，虽然只有短暂的一两分钟，且严禁触摸大熊猫，但是游客能够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大熊猫的外形与气味，甚至气质及性格。此时，大熊猫的独特肉身魅力，能够使游客的兴奋感达到顶峰，为游客带来“欢欣”的感受。例如游客V02描述了她喂食大熊猫的感受：“我喂的这只是1991年出生的英英，块头很大，近距离看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的。不过她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很乖，很温柔” ⑦(⑦资料来源：马蜂窝 https://imfw.cn/l/298096979。)。而游客V04也觉得：“每次我们和它们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太开心了，特别喜欢看它们温顺地拿着食物认真吃的样子” ⑧(⑧资料来源：马蜂窝 https://imfw.cn/l/298097029。)。而喂完熊猫，V04跟其他志愿者游客们一起去吃中饭的时候，一路上都有人兴奋地哼唱着歌曲。
除了“欢欣”，这种与非人类动物的邂逅还能够令参与其中的游客产生“顿悟”。由于游客与熊猫互动的时间与频率是短暂的，因而其难以同保护生物学家一样，获得长期追踪并接触野生动物的机会与可能。有限的时间难以让游客直接通过与熊猫的互动而产生巨大的能够被铭记的感受。但是当游客在间接体会并捕捉到饲养员与熊猫因为长久互动所建立起来的彼此依赖的跨物种关怀后，便触发了他们的“顿悟”以及对于大熊猫物种保护的终生启迪。这些顿悟是发自内心的、情绪化的，也很难以表达。对于照顾熊猫的工作，饲养员W05描述道：“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清洁、观察、饲养这些方面。有的明星大熊猫过生日，我们会准备生日派对，为它们制作生日蛋糕或者玩具。繁育季节工作量更大，需要24 h观测待产的大熊猫，很多人都不能回家。我们陪伴大熊猫的时间比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还要多。要说不喜欢它们，那是坚持不下来的”。
游客V07表示：“在经历了一天的忙碌之后真的累趴了，但回头看了眼依旧正在照顾大熊猫的饲养员们，他们日复一日地为大熊猫做着保障工作，却不辞辛苦，真的是不由地为他们竖起大拇指。这份光荣的工作我会此生铭记” ⑨(⑨资料来源：马蜂窝 https://imfw.cn/l/297990242。)，爱的城市并不多，因为这个地方，成都排名第1”。而当游客V05在看到作为熊猫“奶爸奶妈”的饲养员们在野化放归自己亲手带大的熊猫后互相拥抱、眼眶湿润的场景后，她不禁感慨：“人生在世，终有离别。伴随成熟和自由而来的，也是成长的痛苦。这也是每个人必须独自走完的路，没人能替代” ⑩(⑩资料来源：马蜂窝 https://imfw.cn/l/297990269。)。这种有感而发的顿悟也与餐厅的麻辣美食及社区居民热情的锅庄舞一起，成为游客V05对于四川闲适生活认同与热爱的来源。对游客而言，与大熊猫生活的短暂交汇，使他们了解了其遗世独立的生活方式，也让他们学会以更成熟的眼光看待问题。这样的时刻为游客们带来了乐趣的同时，也帮他们体验到保育濒危物种面临的各种困难，这种顿悟作为深刻的情感体验被传递到了游客对四川整体人文情怀的地方意象塑造之中，成为了他们生命记忆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游客与大熊猫在动物生活空间的商品化邂逅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近距离的接触可能会对大熊猫的健康带来负面影响。首先是噪声和气味，过于嘈杂的环境、陌生人的气味会给一些大熊猫造成压力；其次是近距离接触往往存在传染病菌的风险[39]。圈养大熊猫会定期接受体检，但游客来源地复杂，还是可能会对大熊猫带来潜在的影响。例如，2015年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曾发生连续5只大熊猫因感染犬瘟热而死亡的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国家林业局与四川省林业厅均下发了游客近距离接触大熊猫的限制规范⑪(⑪资料来源： https://www.guancha.cn/life/2015_04_09_315258.shtml与http://www.gov.cn/xinwen/2018-10/25/content_533 4368.htm。)。可见与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一样，肉身魅力的丧失作为动物的能动性发挥的负面表现，也会对空间的营建以及商品化邂逅的方式产生影响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大熊猫旅游为例，利用“魅力”这一概念阐释了涉入不同类型旅游活动空间中的野生动物具有的特殊的、具象化的特质，这些特质涉及一系列与人相关联的实践，通常发生在人类的自反性思维之前。通过理解并感知野生动物的魅力，人们能将自己放置于与其他非人类的邂逅中，产生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与地方感。这种邂逅的价值在于，不仅构建了游客与动物之间复杂的多物种间关系，加强了游客对于动物丰富的情感认知与深层的人生感悟，而且促进了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整体的地方感知与认同（图2）。这种分析有助于理解非人类能动性究竟如何在日常运转的旅游情境下发挥作用，以及理解人类是如何通过旅游来了解动物的。
图2 四川大熊猫基地中游客与动物的商品化邂逅机制

Fig. 2 The mechanism of visitor-animal commoditized encounter in Sichuan giant panda bases

研究丰富了地理学对于人与动物关系探讨的空间情境，并以“邂逅”作为工具概念拓展了地理学者对于动物能动性的理解。研究展现了野生动物旅游地作为高度商品化的空间情境[14,37,39]，在其正常运转过程中，野生动物如何在与游客、饲养员等共构的行动者网络中实现能动性发挥。即从异质性的多物种现实出发，研究以作为明星物种的大熊猫为例，展现了被圈养的野生动物是如何通过不同的情感逻辑来影响人类的。这些情感反应是细微的、复杂且多元的，与之前研究所展示的激烈的人兽冲突具有显著差异。
与保护生物学者尽量不正面与动物接触以免对动物造成干扰的邂逅形式不同，旅游作为高强度的社会扰动必然会产生高频率的人与动物互动。在这样的邂逅过程中，研究展演了人与非人类动物作为行动者的能动性差距。尽管操持“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者总是强调动物是具有能动性的，但是本文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何种类型的魅力及其表征的能动性，卷入社会情境的动物都处于人的操控与设计之下。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复杂而动态变化，人与动物亦是相互影响且互惠共生。人类与大熊猫的关系，是20世纪以来人类与自然、与动物相处关系的缩影[40]。从好奇的寻找、展示人类勇气的猎杀、再到人工饲养以及辅助生殖，以及后来将饲养大熊猫野化放归自然的努力，反映的是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自然由征服到尊重，再到谋求共处的理念转变。但不论是何理念，人类都能够强力塑造甚至改变动物的命运。因此，地理学者应该思考并制定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方管治计划，使其在推动建立地球生命共同体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研究以“超越人类”的地理学视角丰富了邂逅这一概念的研究维度。以往地理学者对于邂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行动者之间，研究将关注主体拓展到人与非人类动物的范畴内，是对地理学之于邂逅研究的深化与拓展[10-11]。
其次，研究立足地理学视角揭示了微观空间、地方与动物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等学科能够展示动物的行为及其与人类的互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亦可以展演人与动物接触后所发生的感知变化，但是这些学科的研究较少关注多元化的地方与空间与动物能动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立足地理学视角，发现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训、限制动物的能动性发挥，而动物的能动性也会对空间的营建产生影响。在四川大熊猫基地的“前台”，严格的边界划定阻隔了游客与熊猫近距离互动的可能性，动物只能发挥其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游客只有花费更高的价钱进入旅游地的“后台”，才能感受其肉身魅力。异质化的空间划分保证了游客与动物的邂逅是能够商品化的，能为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另一方面，由于空间的限制，有时会导致动物美学魅力、生态魅力与肉身魅力的衰退甚至丧失，进而引发公众对于圈养空间（包括展示空间与生活空间）合理性的质疑与抗议，最终影响旅游经济的发展。这一发现，同样适用于大熊猫之外的其他动物，揭示了在旅游地中的动物所具有的普遍能力。
研究还发现，地方（动物原始生境的所在地）能够助力动物的能动性形成与发挥，而动物的能动性也在建构、重塑着地方。游客作为特殊的社会行动者能够敏感地感受到熊猫的“魅力”。出游前，游客将四川与熊猫“故乡”相关联，形成对熊猫魅力的想象，并成为其进入四川到访熊猫基地进行实地体验的动力。而在进入大熊猫基地后，熊猫的魅力不仅塑造了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且进一步构建了游客对四川整体的地方感知与认同。这证明了以熊猫为代表的明星物种，具有比其他物种更强的影响力，能够辐射尺度层级更广的地方。这也是为何野生动物旅游地总是喜欢将濒危物种或本土物种打造为明星物种来增强园区吸引力的原因。
本文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有待未来研究改进的地方，虽然以人的感知来反馈动物的能动性有其必要性，但是人的感知具有其局限性。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更多地加入到野生动物旅游地的饲养活动中，将对游客的感知与话语的客观描述转化为一种参与式的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学习如何被研究对象所影响，从而更加具身性地反馈动物的能动性。除了人的感知，未来还可以结合动物生态学对于动物行为的研究手段与方法，从另一个侧面将动物的不同魅力进行更加科学化地表达。未来研究可以注重在人类世（Anthropocene）语境下更加深入地探讨野生动物旅游所反馈的政治经济与市场逻辑，以充分挖掘野生动物保护对于当今世界自然与社会协同失衡的破局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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