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村镇聚落体系重组是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村镇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两方面,全面揭示1990—2020年广东省111个行政单元村镇聚落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探讨其演化机制和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村镇聚落斑块呈现以各行政单元几何中心为核向心聚集分布特征。村镇聚落体系位序累积规模系数呈现西南高、东北低和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位序累积规模系数下降区域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和粤东沿海地区,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西岸。② 自然本底、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交通区位、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协同驱动村镇聚落体系的发展演变。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城区型村镇聚落体系规模小斑块数量少,逐渐消亡并融入城市;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政策制度共同驱动下,近郊型村镇聚落经历了优胜劣汰并保持着稳定的数量与规模,城乡用地混杂发展使村镇空间组织日渐松散;远郊型村镇聚落在生产要素持续外流驱动下普遍呈现“空心化”,村民回乡建房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位等使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空间分布愈加离心外围扩散;山区型发展区位欠佳的村镇在政策制度支持下缓慢发展,呈现沿交通线为发展轴延展的聚集特征。③ 面向城乡空间关联融合发展,凝练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双核驱动发展、中心地等级体系发展和泛中心链式集群化发展4种村镇空间优化重组模式。
生活垃圾逆向物流是村镇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纽带。揭示生活垃圾逆向物流模式的空间分异机制、构筑经济高效的生活垃圾逆向物流体系,对农牧交错带生态安全格局稳定、村镇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青海省海东市为实证对象,构建1499个村镇居民点的多源异构数据集,多尺度刻画垃圾治理效能地域非均衡性,应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定量解析垃圾逆向物流模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并基于改进潜能模型的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提出逆向物流模式空间优化方案。结果显示:海东市生活垃圾呈“局部集聚、总体分散”分布,垃圾治理效能滞后于原住居民生活需求,由湟水谷地中心向周边农区村镇、牧民定居点呈水平递减;农牧交错带地理环境高寒性与村镇聚落分散性,是阻碍集中式物流模式配置的根本原因;常住人口规模小、社会经济发展状态较差的村镇居民点是集中式物流模式配置的薄弱区域;充足的基层管理人员数量和年轻化干部群体,有利于落实村分散物流模式管理要求;海东市村镇居民点垃圾处理设施空间可达性偏低,应以城镇集中式、乡镇传导式、农牧分散式3类路径为遵循,采用集中式与分散式物流并举的调适策略进行逆向物流模式全局优化。建议以物流成本最小化、垃圾治理零胁迫为导向,兼顾各级物流节点功能特性分类施策,发挥县域垃圾逆向物流软硬件设施统筹职能,激活乡镇垃圾协同治理效能,强化村庄源头分类与就地消纳功能,营造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生活垃圾逆向物流体系。
从感知韧性视角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乡村感知韧性概念内涵,从“压力—状态—感知—行为—响应”层面论述乡村感知韧性的运作逻辑,并基于山东省曲阜市3镇12村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从“状态—感知”“行为—响应”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在评估乡村感知韧性的同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论证乡村感知韧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乡村感知韧性是指乡村系统依靠其资源要素水平,促使农户主动利用乡村资源预测、吸收、适应乡村变化,推动乡村要素结构重组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能力;② 社会网络多元化响应和生产建设状态已经成为乡村感知韧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生计多样化和物质资本富裕化的响应路径未完全形成;③ 乡村系统响应压力的方式能否促进传统乡村向现代化转型取决于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和行为决策,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越好,其越偏向主动利用资源促进乡村要素结构重组,从根本上实现乡村转型发展;④ 应从空间治理优化、促进“状态—感知”到“行为—响应”的转化、精准调控乡村“压力”等方面出发,提高乡村感知韧性。
国土开发和城乡融合已成为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日本在相关领域丰富的政策及实践经验值得研究借鉴。本文考察日本乡村振兴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法律规划变迁,梳理国土开发和城乡融合的政策和实践,总结其乡村振兴实现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城乡关系由竞争转向融合,农村生态环保、文化交流、观光休闲等功能日益凸显。经过几十年探索,日本形成了以国土开发与城乡融合为两翼、从要素流动和空间拓展多维度发力的乡村振兴推进机制。主要经验包括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政府主导规划和支持措施、农村开发政策导向实现从外来到内生的转变、有重点地平衡区域发展、信息技术加速价值开发和城乡要素对流。出现的问题包括早期国土开发过度依赖中央主导型投资、缺乏独立的乡村振兴规划、地方中央规划的协调性差。基于较为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国也形成了诸多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和实践模式。日本经验的有益启示包括完善国土规划体系、加快专业立法、创新经营与乡村治理模式、畅通城乡信息对流。
城乡生活服务需求存在多级分异,当前面向城乡多级需求差异与供给失衡问题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基于等值化理论和“以人为本”思想,提出“配置不等价—等值”的城乡生活服务等值化路径,以重庆西部片区为案例区,采用核密度估计与Densi-Graph阈值确定法识别城市核心、城乡结合部、场镇和乡村,以4类城乡空间为研究对象,基于居民需求差异构建城乡生活服务多级差异评价体系,定量描述城乡居民生活服务需求差异及生活服务短板。研究表明:重庆西部片区城乡居民对生活服务需求偏好存在多级差异,由城市核心至乡村,居民的多元需求逐步收敛;乡村居民对公共基础服务需求更为迫切,乡村偏向性的基础设施投放,能够高效推动城乡等值。城乡生活服务等值化程度较低,生活服务水平存在城乡多级梯度差距,表现为城市核心>场镇>城乡结合部>乡村,城乡两极差距为28倍;城市核心与场镇的梯度差距最大,是城乡差距的主要组成。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施行城乡差异化配置,是实现城乡等值的重要手段。本文定量描述了城乡多级需求差异与供给短板,并提出城乡等值化路径与建议,对城乡多级供需关系研究与城乡等值发展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让金融活水“滴灌”乡村发展沃土是新时代赋予金融的使命与任务。本文全面探讨了金融供给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其背后的传导机制。理论上,金融可通过其功能发挥所释放的产业带动、环境美化、社会规范和民生改善等多重效应而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实证上,本文测度了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域单元的金融供给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并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检验了金融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作用机制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金融供给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这一结论在重新测算被解释变量以及借助工具变量开展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但对于东部地区以及2014年以后的时段,金融对乡村高质量的影响更为强劲,这也得到了费舍尔组合检验的证实。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对于全部省域总样本及5类子样本,促进乡村消费升级、释放民生改善效应是金融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共同渠道,而金融发展带来的产业带动效应、环境美化效应和社会规范效应只存在于部分子样本,各渠道的适用性存在差异。总体而言,本文推动了对乡村高质量发展动因以及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效应、机制和时空差异的理解,丰富了金融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视角。
人口均衡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人口空间均衡是人口均衡的空间表现,其对区域均衡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在个体迁移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概念,并利用工资率、区域条件指数、城市拥挤程度及地理距离等指标,构建了一个基于个体迁移行为的多区域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均衡模型(RESPE),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分析了现有条件下均衡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研究发现:均衡状态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呈现沿江、沿海集聚,主要包括苏南沿江、杭州湾沿海及南京至苏北的运河沿线,以上海为核心的人口空间高集中度圈层结构依然明显;沪宁杭等引力区具有强劲的人口集聚潜力;斥力区多紧邻准均衡区,且广泛分布于江苏北部及浙江、安徽的多数区域。在自由迁移条件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将进一步向沪宁杭及苏南地区集聚。
中国城市政府驻地迁移会导致资源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以往相关研究多从迁入区或者迁出区单一区域视角切入,或以个体城市为例探讨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缺乏对迁入区、迁出区以及城市内其他区县的多区域共同研究和大样本实证检验,也缺乏作用机制的系统探讨。本文拓展了政区地理学中城市政府驻地这一政区要素的区位迁移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并构建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地级市政府驻地迁移政策对于迁出区、迁入区和其他区县的经济影响及其路径。研究发现,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将显著促进迁入区的经济发展,并通过溢出效应带动政府驻地迁移城市中其他区县的经济发展,对迁出区没有显著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产业升级和企业集聚是迁入区经济发展得到促进的重要机制,政府驻地迁移城市内部的其他区县也能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受益。因此合理的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可以作为促进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共同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但严格的论证和审批是重要前提。
城市内部人口高度流动性意味着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景下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然而,国内外融合多时空尺度和多领域维度的城市社会空间贯通与比较研究尚处开端。基于大数据环境与AI模拟技术支持下的移动终端用户画像数据,探究南京内城社会群体日间活动和夜间居住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差异,并开展多维尺度的空间分异指数比较研究。研究发现:① 南京内城日夜间社会群体空间分布的相似性为北京西路和北京东路沿线聚集着较大比例的中年富裕群体,城南城北分布有较高密度的本地老年群体,而差异性则主要体现在城市中心,日间聚集有大量白领中产阶层而夜间则混杂居住着不同社会群体;② 城市人口的日常流动性并未降低居住空间分异,性别、职业和消费能力等多数社会经济属性指标在街道、社区和网格尺度上的空间分异程度表现为日间活动高于夜间居住;③ 社会空间分异的尺度效应显著,不止表现于分异指数随尺度下沉而增加,更在于较小尺度单元有可能揭示出更细微甚至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并可通过跨尺度比较直观呈现。最后提出融合多时空、多维度和跨领域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框架,以期深化拓展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相关理论与实践探索。
城市人口增长被普遍认为是驱动城市空间扩张的重要因素,明晰城市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扩张的关系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抑制城市用地无序扩张的前提。基于卫星影像识别长江经济带包含城市生态空间的城市用地,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计量模型,在分析长江经济带1990—2020年城市扩张时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探索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2015年之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扩张速度大幅下降,中上游城市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下游地区的城市扩张时序特征,2010年之后上游扩张速度超过中游。空间上,长江经济带城市扩张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高速扩张区由东向西移动,中上游与下游间的城市用地规模差异趋于收敛;下游城市扩张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中上游未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② 不同区域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扩张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上游呈负相关关系,中下游呈“U”型关系,表明上游城市人口规模尚未出现明显的过度扩张,而中下游部分城市已出现人口过度扩张,中游城市居民对城市舒适度的关注度和敏感度更高。最后,研究分区域提出政策建议,为城市精准施策、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东海海岸带作为中国陆海经济发展前沿区域,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城市风险显著增加,研究城市韧性可为缓解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冲击提供依据,对海岸带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兼顾韧性能力与资源环境代价,构建“本底—运行—效率”评价体系,分析东海海岸带县域尺度城市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模型探讨韧性系统运行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本底水平不断增长,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呈现上海市较高、浙江省北高南低、福建省中部高南北低的分布趋势,一般城市间多同质抱团,主要为低—低集聚。② 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系统运行能力稳步提升,表现为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的位序格局,高值区集中于各市区,呈现极化和扩散两阶段空间演化模式,城市间多低—低集聚。③ 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效率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再快速上升,高值区多分布于市区和海岛城市;“低本底—低运行—中等效率”类型城市最多,“低本底—低运行—低效率”和“中等本底—中等运行—较低效率”类型城市较多。④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运行的首要因素,但作用趋于减弱;城市开放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程度趋于增强;城镇化水平和城市集聚水平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以多种方式在沿线港口进行投资布局。在贸易保护、地缘环境动荡等背景下,分析已投资港口的供给现状对于提升港口运营效率、节约港口资源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构建港口供给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多源港航数据、遥感数据,建立包含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生产条件等8个一级指标和37个二级指标的港口供给水平综合评价体系,测度中国已投资港口的整体性、区域性和维度性供给水平。研究发现:①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投资港口的综合供给水平不高,多数港口处于中等和较低水平,供需均衡程度低。② 2015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投资建设供给水平较高、较为成熟的欧洲港口,2015年之后转为布局供给水平较低的战略支点港、门户港、战略通道沿线港。③ 企业—合作类型—港口供给水平等级可归纳为3种类型:码头运营商—股权收购—较高供给水平港口;工程承包商—承建—中低供给水平港口;航运公司—股权收购、特许经营权—较高、高供给水平港口。④ 分区域看,西亚、南亚、非洲、东南亚和欧洲的港口供给体系空间结构分别处于低级均衡、孤立双核、原始单核、枢纽极核和多核共同发展阶段。⑤ 从维度影响力分析,影响港口综合供给水平的主要因素在于物流水平、服务水平和仓储条件等港口衍生性、提高性因素。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独特,精细化评价该地区医疗设施可达性对于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使用西藏自治区地形和高程等自然地理数据、土地利用、路网、医疗设施以及人口数据,在1 km×1 km栅格尺度精细化评价各级医疗设施的就医时间,统计不同就医时间段内覆盖的人口比例,识别缺医区,并评价就近就医和就地就医方式下可达性的空间差异,为优化西藏医疗设施的配置提出建议。结果表明,西藏市级医院、县级医院和卫生院在1 h内分别可覆盖36.01%、65.55%和86.54%的人口,低等级医疗设施的覆盖人口比例较高。通过人口密度与就医可达性的耦合分析,识别出的缺医区主要位于那曲市与昌都市。就近就医与就地就医方式存在可达性差异的地区主要位于山南市与林芝市,建议在政策上促进这些地区居民跨行政区就近就医便利化。本文建立了适用于青藏高原医疗设施可达性精细化评价的方法框架,并系统评价了西藏自治区医疗设施可达性格局,为促进医疗服务均等化提供科学依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掌握乡村旅游地发展现状、格局和过程,了解地域分异机制和类型特点,可为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决策依据和规划指导。本文在梳理乡村旅游地发展4个阶段的基础上,基于农家乐、民宿POI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等,运用GIS空间分析中国乡村旅游地发展不同阶段的格局特点,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角度出发对中国乡村旅游地进行地域系统类型划分和分异机制总结。研究发现:① 中国乡村旅游地呈现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格局,空间过程遵循核心—边缘和点—轴—面结构到复杂结构的演变规律,除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较为发达外,中国乡村旅游地发展整体上仍处于第一阶段。② 中国乡村旅游地域系统可分为3大类共15个基本类型,不同类型区乡村旅游地不平衡、不充分特点不同,地域分异因素各异。自然生态环境本底结构是乡村旅游地域系统形成的基础,社会经济文化是动力,在乡村旅游功能分化作用下中国乡村旅游地呈现依山、傍水、沿路、环城、附景、彰文的地域分布规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趋势加剧。③ 乡村旅游地市场化发展加剧了乡村和乡村旅游地域系统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下,应支持不发达地区乡村旅游优先发展。
人与动物的互动实践已成为人文地理学者探索人地关系的重要研究议题。以四川大熊猫基地为案例,基于“魅力”概念,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游客与明星动物在旅游活动中的邂逅,并揭示在此旅游过程中动物的能动性发挥与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研究发现,游客与大熊猫的邂逅发生在不同空间情境下,其多样性是旅游地设计并刻意安排的商品化结果。大熊猫的魅力之于差异化的空间情境往往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① 在实体展示空间的“前台”中,大熊猫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能够激发游客观览时的天然好感,旅游地对其进行利用以维持大熊猫旅游的不竭热度;② 旅游地所构建的虚拟展示空间则提供了无法直接观览到的大熊猫生物学特征与生命历程,使游客与大熊猫邂逅形式得以补充与丰富;③ 而在实体展示空间的“后台”中,旅游与公益教育相结合,游客被允许接近大熊猫的生活空间,建立起基于肉身魅力的更深层次的亲密邂逅。总体看,大熊猫的魅力不仅塑造了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而且还构建了游客对于四川的地方认同。研究以空间视角探究了人与动物互动所营建的关系网络及其映射的权力运作机制,为探索旅游情境下的人与动物关系提供了新尝试,也为理解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