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学报 >

2023 , Vol. 78 >Issue 12: 3078 - 309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312010

产业与区域发展

广州典型城中村教育异托邦的空间特征与建构机制

  • 袁振杰 , 1, 2, 3 ,
  • 叶维强 1 ,
  • 谢宇琳 1 ,
  • 杨蓉 , 1, 2, 3
展开
  • 1.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中心，广州 510006
  • 2.广东省城市与移民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 3.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珠海 519082
杨蓉(1990-), 女, 甘肃临夏人, 博士, 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文化地理学。E-mail:

袁振杰(1989-), 男, 广东东莞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教育地理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2-11-23

  修回日期: 2023-03-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3-12-18

基金资助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2022B151502008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8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0125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29)

广州市教育局高校科研项目(202235209)

收起

Educational heterotopia in an urban village of Guangzhou: Spatial character and construction mechanism

  • YUAN Zhenjie , 1, 2, 3 ,
  • YE Weiqiang 1 ,
  • XIE Yulin 1 ,
  • YANG Rong , 1, 2, 3
Expand
  • 1.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3.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 Zhuhai 519082,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1-23

  Revised date: 2023-03-05

  Online published: 2023-12-18

Supported by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Scholar(2022B1515020087)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183)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01256)

Research Fund of Bureau of Education of Guangzhou(202235209)

Fold

摘要

高速城镇化带来了城市多元空间的深度互嵌与交融，也衍生出不同的人地矛盾问题。其中，学校与城市内部各主体、各功能空间发生的空间摩擦现象仍然未被充分地认识和研究。选取广州市KL城中村内的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小学为案例，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田野调查方法，以异托邦理论作为切入点，审视城中村打工子弟学校空间的异托邦属性，并解读学校作为异托邦式空间的生产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学校之于城中村是异托邦式的存在，被理解为城中村的一片“绿洲”；② 学校为在城中村中保持自身空间的独特性和独立性，采用多种方式维护和强化其异托邦属性和边界；③ 学校与外部城市空间存在着复杂的空间摩擦和协商，但其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研究在理论上揭示学校作为异托邦空间的社会性，延伸了人文地理学视域下对于异托邦空间研究的类型学，丰富了教育空间研究的知识体系，同时有望加深学界对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生存困境的空间发生机制的理解，唤起社会各界对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关怀，从而为城乡流动儿童创造一个更加良好、公平的教育环境。

关键词： 城中村; 异托邦; 城镇化; 教育公平; 打工子弟学校

本文引用格式

袁振杰 , 叶维强 , 谢宇琳 , 杨蓉 . 广州典型城中村教育异托邦的空间特征与建构机制[J]. 地理学报, 2023 , 78(12) : 3078 -3094 . DOI: 10.11821/dlxb202312010

Abstract

High-speed urbanization has brought the deep embedment and blending of urban spaces, and further resulted in the phenomenon of spatial friction and negotiation and even contradiction. Among them, the phenomenon and problems of spatial competition between schools, key actors and urban functional spaces have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and studied. Taking a private primary school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the largest urban village in Guangzhou as a case, this paper takes the theory of heterotopia as a starting point, discusses it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s such a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examines the spatial character of urban village schools, and interpret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schools as heterotopia spac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existence of schools in urban village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schools, which is understood as "an oasis in urban villages"; (2)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uniqueness and independence of educational space in the urban village, the school adopts various ways to maintain and strengthen its material and symbolic boundaries; (3) There is complicated spatial friction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external urban spaces, but the school is in a marginal position in the local power structure. The research theoretically enriches the spatial 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eals the sociality and politics of schools as a heterotopia, and thus talks about the current heterotopia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expected to deepen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dilemma of private schools in urban villages, arouse the concer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for private schools in urban villages, and create a better and faire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 words： urban village; heterotopia; urbanization; education equity; school for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1 引言

高速城镇化带来城市空间结构的大变革。城市自身的集聚效应以及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城市空间成为各主体、各功能相互角逐的紧缺资源[1-2]。其中，由各级各类学校所构建的教育空间[3]，其具备的教书育人、培养国家公民的功能已被人熟知[3-4]，但与城市空间内部各主体、各功能空间发生的空间摩擦现象和问题仍然未被充分地认识和研究。
在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中，出于交通、地价、活动空间等诸多考虑，许多学校的地理位置紧邻公共广场、商业中心或是交通干道，这些场所对学校日常教学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诚然，在城市空间的快速演变中，愈加难以拥有一块“世外桃源”式的教育“静土”。教育空间与城市其他空间的物理距离正在缩小、实体边界正变得愈加模糊，有时也会引发直接的空间冲突。这些现象深刻揭示了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教育空间与其他功能空间之间的互嵌、矛盾关系。
近年来，学校作为重要社会基础设施得到地理学者的关注[3]。① 探究学校如何自上而下利用空间建构策略以完成自身传递知识、规训个体的功能性目标[5]；② 探讨学校在参与城市功能塑造中的能动性[6]；③ 探讨学校内部各主体互动中的空间策略[7]。异托邦（Hétérotopies）是反映社会运作的明镜，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关系场，具备抵抗、颠覆、重构常规空间秩序和规则的特性，是理解空间多元性和交互过程的重要理论[8]。现有研究表明，教育空间具有显著的异托邦属性[9⇓-11]，既区别于周围的城市环境与社会秩序，又反映所在区域的结构性变迁。大城市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初期的产物，该类学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人口接收地的教育资源供求矛盾。但从长期来看，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着多重现实问题：许多学校在建立之初，其规划用地类型与实际功能不匹配，缺乏标准校园建设和其他配套设施；由于城区土地增值与持续不断的城市更新开发，许多学校面临着停办或搬迁[12]；学校教师多为流动岗，生源不稳定，培养体系受到师生高流动性的影响[13]。城市打工子弟学校由于其特殊且强烈的社会背景和属性，使其成为在中国背景下探讨教育异托邦空间的重要对象。
本文以异托邦理论作为分析视角，解读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空间运作机制，以此展现学校相关主体在面对外界干预时所采取的空间博弈策略和过程。借此在理论上揭示学校作为异托邦空间的社会性，以此丰富异托邦概念的理论大厦，同时在现实意义层面有助于加深学界对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生存困境的空间发生机制的理解，为制定教育公平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2 文献回顾

2.1 异托邦的空间内涵及类型

异托邦的概念最初由Foucault于1967年在一场面向建筑师的演讲中首次提出，该演讲后来以文章《不同的空间》（Des espaces autres）的形式出版[14]。Foucault将异托邦描述为“平凡的、具体的和真实的地方”。与现实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的乌托邦不同，异托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社会中的现实存在，并且空间内部充满争议甚至与常规社会秩序和结构相颠倒[15]。
异托邦之所以区别于常规空间，在于它有着与常规空间不同的运作逻辑或是具备一定的功能来补充常规空间在维持主流价值、创造差异化体验、表达个体自由等功能性上的缺失[16]。异托邦大致可以分为6种不同的类型/特征[17]，分别是危机异托邦、变异的异托邦、单一的包罗万象的异托邦、异时性异托邦、有仪式作用的异托邦、作为幻想或他者空间的异托邦。医院、精神病院、公墓、电影院、博物馆等，均是现代社会中的异托邦。其中，医院、救济站、监狱等“变异的异托邦”都与“非常规性”相关。在当代劳动能力是评价人的价值的重要社会标准，居住于这些场所内部的个体或丧失了在正常社会中的生存能力、或偏离了主流社会的运行规则与社会秩序。这些场所承担了修复、教育和规训“非常规”群体的功能，属异托邦式的存在[18]。围绕这部分群体所构建的特殊场所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社会结构、规范秩序和日常生活经验的异质性空间。异托邦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当中[12]，在社会中真实、具体存在，并作为一面“镜子”反映了主流社会的价值标杆、关系网络与运作机制，同时颠覆、偏离了常规空间的秩序和功能[19]。

2.2 城中村学校的异托邦属性

学校作为教育空间，肩负育人功能，在空间结构[9]、权力关系[3,10]、运行逻辑[20]、知识体系[21]、价值培育上[22]有别于一般空间，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异托邦式的存在[23]。教育空间由围绕教育活动的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相互交织重叠而成。教育空间的物质化以校园建筑为标志，是由教室、图书馆、操场、围墙等要素构成的空间实体。教育空间又是符号化的，涉及多元主体（包括教师、学生、家长等）在该空间中所创造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并通过影响个人及社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空间行为等方式不断塑造出新的社会结构[9]。此外，教育空间的异质性还体现在社会秩序和等级划分上[24]。一方面，教育空间是在各级行政机关和学校教育政策主导下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管治空间[5]。因而教育空间凭借其运作的权力机制具备规训化功能，施行对学生的控制和管理，从而区别于其他空间[10]。另一方面，教育相关者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造就了教育空间蕴含权力的多样性[3]。学生与教师之间，以及不同种族、社会阶层、家庭背景的学生与学生之间容易构成特定的等级体系，有可能缓和或加剧社会隔离。
学校作为一种异托邦空间与其他异托邦空间存在许多的异同点。首先，学校与“变异的异托邦”有着一致的空间特征，在现代社会，没有或者尚未完全接受系统科学知识、公民素质教育的学生无异于在主流社会中缺失完备生存技能和自我约束意识的群体。其次，学校和其他的异托邦空间一样，是反映外部世界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窥探到社会的主流意识、权力关系、运作机制。它们都与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美好幻象的“乌托邦”不同，都是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挑战或重构主流社会的价值传统，并且真实存在却又处于常规、主流的空间位置之外。
学校与一般异托邦的不同之处在于，教育空间相比起其他异托邦空间，更贴近普罗大众的生活。因为教育空间不仅承载着学生的日常生活，还深深地嵌入、建构和改变了学生家庭的生活，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日常运作节奏和规律[11]。而学校又置于社会各种空间的关系网当中，与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生强烈的交互影响[25-26]。由此意味着学校具备更加广泛的社会关联性，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异托邦空间的关键特性。对此，Pattison强调并不是物质环境创造了异托邦，社会关系网络才是决定异托邦是如何被构建和体验的关键[16]。
因此，异托邦从诞生起便隐含着复杂的社会与文化过程，镶嵌在地方特定背景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比如本案例的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其异托邦属性与当前中国城乡差异所形成的流动人口住房和基本公共服务获取不均等等问题密切相关[27]。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乡村人口向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地区集中，流动人口的随迁子女具有巨大教育需求，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本文认为不同类型的学校具有异托邦空间的一般特征，即在物理空间结构和价值知识体系等方面有别于常规空间。但对于在中国城乡背景下诞生的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其在形成背景、空间关系、权力等级等方面都可能区别于中西方社会主流的教育空间，特别是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异托邦属性需要放置在中国城镇化进程、城乡结构、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供给等多种宏观要素背景下进行理解。这进一步印证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作为一面异托邦之“镜”，在反映社会公平和价值取向中的独特作用。

2.3 地理学视角下的学校研究

受到实证主义和计量革命的影响，地理学研究长期关注学校等教育空间在宏观层面的空间分布[28⇓-30]、空间优化等[31-32]议题。随着地理学的社会文化研究转向，空间理论反思主要涉及3个方面：① 探究地方、建筑、景观等空间要素背后蕴含的时代特征与权力意识[33-34]；② 探究差异化的空间设计对顶层权力/制度结构所产生的反作用力[35-36]；③ 关注弱势群体运用空间进行主体性宣示、价值协商的方式和过程[37-38]。有关学校的地理学研究关注空间建构[39-40]、在地化过程[41⇓-43]、空间摩擦等[7,44]话题。
异托邦之所以能引起中西方地理学者的重视，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后现代和多元文化背景下，此理论视角有助于解释当前城市社会空间马赛克化的特征，及其中差异化的空间建构过程和机制[45⇓-47]。因此异托邦视角有助于揭示学校物理空间构建过程、学校空间能动性作用以及学校各主体权力博弈过程背后所蕴含的空间原理。地理学英文文献较早将异托邦理论运用到有关学校的实证研究当中，议题主要为个体在异托邦场所中的空间感知以及群体构建异托邦的方式与过程等[17,22]，较好地论述了教育空间形成异托邦的社会和空间机制。国内目前对异托邦概念的探究仍较少，部分先锋式实证研究集中于探讨音乐节、民俗表演等场所的异托邦特征以及地方效应[48-49]，尚未将研究延伸至学校这一异托邦类型。此外，当前研究往往存在一种隐喻和假设，即学校是主流意识的代言人，在社会各个空间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强势、被保护、不许外界侵犯的地位。因此较少有研究能基于不同的社会场景解读其异托邦属性的表征，也鲜有关注学校空间与其他城市空间可能存在的冲突、摩擦和博弈过程。
本文尝试揭示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异托邦属性及其空间特征，以及其边界维护中的微观空间权力过程。期望通过异托邦理论作为分析视角，以此拓展中国背景下异托邦研究的类型学，同时加深学界对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空间特殊性的认知，补充现有实证研究对学校空间博弈现象关注的不足。

3 研究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案例地

2018年的官方报告显示，广州大约有300座城中村，占广州市域总面积约10%，容纳了98.25万本地村民和500多万的外来人口 ( 资料来源：《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三年(2018—2020年)行动计划》。)。城中村人口数量级已经与一个中型地级城市相当。广州市是最早对城中村开展改造和治理的城市之一，治理模式由20世纪末的低成本绕开，21世纪初的全面改造，逐渐转变为近年来的微改造模式[50]。改造中着重解决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的短板，提高宜居性，使城中村成为城乡融合的载体[50]。在各类社会需求中，城中村中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诉求最为显著。广州市教育局数据显示在2015—2019年间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每100名学生中大约有48名是外来打工者的随迁子女，部分年份广州非本地户籍学生占比超50%，每年非本地户籍学生平均数量超69万人。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业已成为缓解广州教育供需矛盾的关键场所。
调研案例地KL村是广州市人口规模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图1）。该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西北部，截止到2019年，村内户籍人口2565人，流动人口48084人，将近户籍人口的19倍。由于邻近广州市最大的服装布料批发市场，村内聚集了大量布料批发、服装配件与服装加工厂房，形成了一条集服装生产与加工的完整产业链。
图1 研究案例地区位及学校航拍图(作者拍摄于2021年12月)

Fig. 1 Location of KL village and aerial photograph of the K primary school

在广州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研究案例K小学在外来人员社会服务、地方教育体系建构、学校空间组织和周边的社会经济联系等方面都具有典型意义。该小学是经教育局批准有着25年办学历史的全日制学校，是广州学生规模最大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之一。2022年该校拥有在校小学生1700多人，教职员工110多人，学校不限户籍招收区域内外来经商、就业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小学阶段适龄儿童入学，创办以来培养了万余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3.2 研究方法

研究从日常生活的微观角度切入，采用半结构访谈法与参与式观察法进行数据收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对象为K小学内部的管理层、教师、后勤工作人员和学生家长，以及学校周边从事服装行业的商户，基本涵盖与K小学日常运营和管理的代表性主体。访谈提纲围绕4个方面进行设计：① KL村和K小学的诞生过程与发展史；② K小学的日常教学活动与课程设计；③ 师生和社区居民对K小学内、外部环境的感知；④ 城中村外部环境对学校日常教学活动的影响，以及学校采取的应对措施等。为确保研究资料的多样性、可信度与有效性，研究过程采用了多种调研方法扩大样本量，筛选受访者并采用交叉印证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饱和度。其中，对于学校管理人员、老师（任教于不同任教年限、学科、年级）和后勤受访者的招募采取了滚雪球抽样法；对于学生家长和商户的招募主要采用研究团队的社区走访。在2021年12月—2022年1月期间，共获得18个有效访谈样本（表1），面对面访谈时长介于20~120 min之间。遵循质性研究伦理，对受访者进行了匿名化，对访谈内容进行全程录音与文字转录。数据分析主要应用Nvivo 11软件，并以质性分析的扎根理论三级编码方法进行数据分析与整理。
表1 半结构深度访谈样本基本情况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samples

编号 性别 工作/经商年限(a) 工作区域 身份
01 男 25 校内 管理层
02 男 25 校内 管理层/教师
03 女 7 校内 管理层/教师
04 女 25 校内 教师
05 女 23 校内 教师
06 女 23 校内 教师
07 男 16 校内 教师
08 女 1 校内 教师
09 女 1 校内 教师
10 男 22 校内 教师
11 女 12 校内 教师
12 男 1 校内 保安师傅
13 男 5 校内 校车司机
14 女 16 校外 学生家长
15 女 11 校外 学生家长
16 男 8 校外 服装行业商户
17 男 8 校外 服装行业商户
18 女 22 校外 服装行业商户
此外，课题组在2021年12月—2022年3月期间共赴KL村5次进行实地参与式观察，通过对校内外各行为主体的细致观察，以理解其个体实践与群体互动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意义。除了关注空间中的行动主体，物质景观也是重点分析的对象，通过调研笔记、拍照等方法对物质景观所承载的文化符号、价值意义进行深入挖掘；再之，收集历史资料与相关报告对民办学校创办渊源进行追踪了解。

4 学校作为异托邦：现代性背景下的城中村教育空间

4.1 囿于城乡之间：KL村的经济理性与空间失序

广州快速城镇化中的城中村是人员构成复杂且流动频繁、环境压力巨大的城乡结合区域，其城乡二元属性和行政管理体系的错位造成了城中村中“魔幻现实”的景观、社会经济环境与日常生活[51]。从空间上来看，相比于在城市规划设计下建造的外部城市建成区，KL村是相对传统、封闭与落后的“另类”存在，但因其与城市建成区紧密的社会空间互动，KL村也被赋予了现代性的深刻烙印。这一方面体现在村内高度发达的服装经济背后所映射的经济理性、效率至上主义。不同于其他城中村，KL村聚集了大量的小型制衣作坊，其内部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制衣产业链，是珠三角制衣行业发展的亲历者。制衣产业的兴盛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群长期居住在KL村，使该村兼具居住与经济生产功能。村内服装市场商户所倡导的经济理性、效率至上的经营理念既是KL村服装产业的生存优势所在，也印证了工业社会现代性特征在KL村的可见影响。
另一方面，受制于户籍限制、土地性质、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体制，许多城中村并没有被真正纳入城市的统一规划和建设管理范围，这导致了其发展兼具自发性和无序性，从而呈现出规划滞后、环境杂乱、管理落后的特点[27]。KL村的外部景观与广州市的一般城中村并无明显区别，无序的街道、拥挤的握手楼、乏善可陈的基础设施组成了KL村的实体物理空间。村内土地价值的高涨加之政府管理的疏忽，导致KL村内部的公共空间被极大地压缩，致使KL村难以逃离出现代性问题所构筑的牢笼。事实上，KL村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只是中国众多城中村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也是在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路径下，理解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异托邦属性的结构性机理。

4.2 城中村学校面临的空间占领与冲击

K小学内部干净、有序、环境优美，被学校管理者称为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与外部密集的居民楼与繁忙的车间形成了鲜明的差异。然而，用以保护和维持学校特性的物质屏障与制度规范并不能完全隔绝外部影响，城中村内部所产生的“现代性风暴”从多维度强烈干扰着学校的社会空间边界。

4.2.1 见缝插针式的空间侵占

校门和围墙等物质边界能够有效地隔断校外的贸易人流以及商业景观，保证了K小学在所处社区环境中物理空间的独立性。但不同于其他建成区范围内的学校，K小学校外的声场、“气场”甚至是污水可以突破边界，与学校内部的声场、气味场和水环境混杂在一起，不仅影响着校园环境的洁净度，也显著影响着师生基于校园的课堂教学活动与户外学习体验。每天早上7:00—11:00，周边的服装加工厂商会聚集在小学大门外的村道上招聘临时工或是招揽客户（图2a）。工人招聘时间与学生的通勤时间高度重叠，也占用了学生前往学校的主要空间，使学生通勤时需要忍受、穿越或者刻意忽视这些干扰。
图2 K小学校外的物质空间

注：作者拍摄于2021年12月。

Fig. 2 The external landscape of K school

“看看我们学校那边已经够复杂了吧，现在已经好多了，很多人都回家了，因为放假了。之前更堵，早上回来根本看不到哪里是路，（路上）全部都是人。” ——访谈对象13
早高峰之后人流有所减少，但是快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和路上的行人仍然让原本狭窄的村道处于拥挤、无序的持续状态，本应开阔和安全的校门口陷入混乱和危险中。
“你要知道（学校）外面像‘小香港’一样，我来的那个时候比现在人还多，有的时候你走路都是挤不进来的。” ——访谈对象07
校园随处都飘荡着服装制作中产生的飞絮，附近垃圾堆积产生的气味时而传入学校。由于城中村盘根错节的空间肌理与空间紧缺，学校与几间周边厂房共用安全出入口，使学校的门禁管理制度并不能被很好地执行，工人不时进入学校，对学校的空间管理和师生的学校生活造成干扰。
“比如说我们周边这几个工厂有的门跟我们学校是共用的，有的（工厂）空调乱排水，排到学校里面来的。有时候工厂随意吊货（会造成）安全隐患。” ——访谈对象01
“外面很多工厂都会发出很嘈杂的声音，会影响到上课。而且有时候在外面的一些空气会发出一种很难闻的气味，（导致）四年级一楼经常关着窗来上课。” ——访谈对象09
KL村内部所面临的环境污染、交通失序、价值匮乏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现代性带来的“后遗症”[52]。这些问题一方面凸显了KL村形成中的人地矛盾的背景和机理，另一方面也印证KL村特有的人地关系和经济运作逻辑具备对K小学教育空间形成物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多维冲击的可能性。

4.2.2 潜移默化式的价值观侵蚀

K小学作为一种特殊制度下的教育空间，其形成过程被嵌入到城中村的发展中，是乡城人口迁移和大城市教育等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等格局的结构化产物。一方面，K小学产生于流动人口快速增长，随迁子女教育需求旺盛，公办学位不足，教育资源供需失衡的大背景[53]。另一方面，教育空间内部主张的价值观念与外部空间的运作逻辑形成巨大的反差。
校外随处可见的服装招商、商业广告、租房启示等经济理性语言垄断了校外物质空间的话语权。街道两旁众多的商铺循环地播放商业广告，路过行人的视觉和听觉等感官体验随着脚步位移不断更迭。沿途的众多餐馆和小吃摊位的气味混杂着服装车间的飞絮向人扑面而来。熙攘的人群、贴满墙壁的租房和招工广告、飞快的电动自行车以及装满布卷的电瓶车等，侵袭着路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人群无时无刻不被这种效率至上的理性主义所“洗礼”。周围环境中空间组织与利用的“经济至上”主导逻辑使学校所倡导的谦让、无私、友爱的育人价值观受到侵蚀。
当前对于学校与社区关系的研究表明，校外空间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个人性格特征与行为[54-55]，其影响也持续重塑着校园中的人地关系。K小学的学生大多居住在KL村内部，学校、家和校外有限的社区公共空间共同构成了学生的日常活动场所。调研发现，学生校外日常活动空间本身会对教育空间内部所培育的价值观、制度规范形成巨大的冲击。学校大门外狭窄的马路是服装作坊老板、中介、临时工、日结工等各主体进行劳务价格谈判的舞台，混乱的人群、嘈杂的交流声、堵塞的交通与校园内部有序、安静、绿色、通畅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图3）。K小学周边环境使得附近居民产生对该校师资水平和办学态度不佳的刻板印象。
图3 K小学内部景观的“绿化”

注：作者拍摄于2021年12月。

Fig. 3 "Greening" of the K school interior landscape

“我觉得附近的环境会对这学校产生很大影响。（我觉得）稍微有点能力的家长不会让孩子在这上学。因为这个学校就是在一个工厂的中间，条件那些什么的都肯定没有外面那些学校条件好。” ——访谈对象18
部分批判性研究已指出，在城中村形成过程中，衰退的是传统村落独有的熟人社会，习得的是经济至上的利己逻辑，遗漏的是科学的规划管理体系和人文精神[27]。K小学校内外话语和实践所体现出逻辑的巨大反差，让包括学校老师在内的社区居民认为，校外空间的“混乱、喧闹、无序”已经对学生的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认为校外的空间失序是导致某些学生行为失范的主因。可以认为，往返于城乡的流动人口子女本身就在地方和社会层面上存在着身份认同的困难，而置身于城中村学校的流动人口子女在校内外人地关系的强烈反差中面临着多重的身份矛盾与抉择[56-57]。

5 学校作为城中村异托邦空间的建构策略

5.1 学校空间的感知与边界感

教育地理学家Kraft指出空间的功能和意义是叠加和复合的[58-59]。因此，空间的动态建构过程往往与其他空间在物理、功能和意义上相互嵌套。K小学作为一所城中村学校，是教育空间与城中村这一特殊城市空间互嵌的结果。因此，对空间边界的考察和分析是解读教育空间建构机制的重要维度。
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对于学校空间独特性的感知、认同与边界意识，是K小学维护自身空间独立性的基础。学校主体通过积极主动的空间意义赋予和边界塑造，通过功能“区划”的策略将教育空间与城中村社会经济空间相隔离，进而建构起具有独特性、独立性的城中村社会文化空间中的“绿洲”。
“外面的外来打工人，感觉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高低差别比较大，所以很嘈杂。幸好（K小学）这里有一片这么大的净土，让孩子们静下心来去学，这一点的话我还是挺认可的，是一片绿洲这样子。” ——访谈对象09
“这所学校就是世外桃源，校园虽然小，但很漂亮，孩子们又很有礼貌。” ——访谈对象04
K小学作为一所面向外来务工子女的城中村民办学校，在师资水平、教育经费、教学硬件设施与市内大部分公办学校存在一定的差距。而就近入学制度的实施，让教育资源与居民房屋购买能力挂钩，进一步拉大了K小学与周边公办学校在办学资源层面的差距[60]。但是学校工作人员并没有因此落下对学生全方位的培养，反而是保持与时俱进的态度，努力缩小与公办学校的差距。校园面积小，使学校内部服务设施标准被极大地压缩，但学校依然修建了小号篮球场与非标准跑道，为学生的全方位培养提供必须的设施基础。这种灵活、积极的工作态度与模式也是塑造校内外空间边界的主体性要素。
“因为今年（2021年）‘双减’，加上这个疫情确实事情是多了。我们没有说（因为）多上一节课而生气，而真的就是抢不到那一堂课才生气。大家都很有那种上进的精神……我把K小学的名声看得比我自己还重，我用自己的言语、自己的行动，不使我们K小学蒙羞。” ——访谈对象04
K小学即使身处城中村之中，但学校教师群体仍然对本职工作充满自豪和使命感，教师群体通过完成塑造学生价值观、传授社会规范与文化知识、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等功能任务，来积极维护、构建学校作为“文化绿洲”的独特性。

5.2 绿色、健康、规则理念的空间植入与边界强化

学校教室、走廊和操场的部分区域可以看到校外居民楼、厂房外墙的商业广告牌，有的教室甚至与厂房紧靠，学生可以直接看到工厂内部空间。这种承载着经济理性逻辑的物质景观极易造成校园空间话语权的瓦解。面对学校教学活动与城中村生产生活活动高度重叠和交叉干扰的现实情况，K小学广泛存在校园空间改造和氛围营造的多样化实践，旨在构建区别于城中村环境的教育空间（图3）。比如学校十分注重通过“绿色”空间的打造，从而在景观、功能和体验上，塑造一个“绿色的边界”。学校管理者表示：
“周边条件这么恶劣，所以我们在校园这个小空间里面，特别是班上这个小空间里面，就要把它尽量地营造一种绿色的氛围。因为你只有看到绿色的东西，或者你就会感觉到你就会忽略周围那些疯狂复杂的躁动。” ——访谈对象01
比如图3a和3b所显示的是学校通过在主教学楼种植爬山虎和学校围墙边种植高大树木来构建阻隔外部商业景观的绿色“屏障”。此外，为了尽力减轻校外物质污染源造成的环境恶化对学生校园生活体验的消极影响，学校管理者鼓励师生将教室营造出绿色的氛围。例如，教师会通过在办公桌摆放小盆栽来进一步美化自身工作空间；部分班级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会把自绘画作和自栽盆景作为装饰品放置在教室不同角落，并用绿色主题场景做成教室遮光窗帘，以此点缀教室，同时遮挡握手楼外生产作坊的景观干扰。
除了绿色理念外，学校充分利用建筑内外的立体空间，重申注重健康、遵守规则的理念，以此建构校园内部的“规范性”。如学校在校园围墙、教室墙体上贴满价值观宣传标语、卫生守则等（图4）。这些物质空间承载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念信息可以帮助教师实现课后的持续教育，让学生无时无刻地接受健康和规则文化的熏陶，再次印证校园空间设计是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社会规范、思想品质教育的重要手段。
图4 K小学内部的宣传标语

注：作者拍摄于2021年12月。

Fig. 4 Propaganda slogan inside K primary school

当然，标语张贴与悬挂并不是K小学所独有的，但正因为其所处的城中村环境的反差而凸显出其高度可见的、积极的教育意义。教师认为以上的空间设计和安排有着格外深刻的内涵，特别是能够强化在城中村成长的孩子们的健康意识和规范意识。
“在城中村这种环境里，很多孩子家都在‘握手楼’里。我们更要教会孩子们做一个健康、积极、守规则的孩子。我们希望孩子在学校里面接受的是一种比较规范、比较系统的教育，因为外面都是一种自由的贸易市场，跟孩子（的教育）是格格不入。我们要做的就是跟（学校）外面的这种浓浓的商业气息，做一个‘隔绝’。” ——访谈对象02

5.3 师生和家长的身体表达和（自我）管控

虽然学校在与校外经济理性力量博弈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学校通过对于校园各主体行为活动准则的制定和相关的系列实践，充分掌握着边界构建的主动权。一是除了理念的教育，教师还会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学生。比如教师在校园内部穿着正式的服装、使用文明用语、注重自身行为的得体性，从而展演着校内外空间所蕴含的行为规则与价值取向的差异。
“教孩子从最基本的理论做起来，一言一行，所以说我更喜欢的就是（用）润物细无声的方法来引导他们。” ——访谈对象11
“以前这里外面很脏的，那个棉花到处飞，布絮到处飞，你走路假如下一点点雨那真的是湿滑湿滑的。你踩着鞋底下不是泥巴就是布条，不是布条就是棉花，还有纽扣。但到了学校门口，我一定把鞋子擦干净了才进来。” ——访谈对象04
二是学校管理层对校内人群进行严格的形象管理和行为规则制定，教师、保安、校车司机等工作人员通过穿着制服、佩戴工作证以及严守各自岗位等身体力行践行规则。前来学校参加家长会或者亲子运动会的家长也都会被学校要求穿着得体的服装、时刻注意言行举止。而在放学时段，校长和当日的值班教师会提前让家长在操场有序集合，并按照自己孩子所在的班级排成列队。在等待学生全员到齐后，老师才会放行。通过对学校外部人员的管理和秩序的建立，构筑隔离校外文化的屏障。
“家长来学校开家长会，你不能穿着拖鞋，或者穿个背心。妈妈怎么也要化个淡妆啊，爸爸怎么也搞个正规的（衣服），不能说你随便搞个工作服就来了，我们坚持了很多年，家长们都是有变化的。” ——访谈对象01
“在外面很吵吵地来了嘛，你进来的话，你自然就感觉这种氛围。就会自我约束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说话的声音可能会更小一点嘛。” ——访谈对象15

5.4 空间话语权的争夺与妥协

教育作为地方的关键民生资源，是各相关行为主体进行权力（利）运作和博弈的结果。村集体在城中村空间塑造中起到关键作用。在K小学与KL村的互动中，K小学通过租用KL村村集体用地获得学校办学空间和社区治安管理服务，KL村则依托村集体用地获取租金收益和公共服务效益，二者在进行社会关系重组、社会秩序建构和权力（利）对话的过程中，形成非平等的权力（利）关系。
“（村委会）有人统计过，如果这里不做学校，做一些什么其他的可能还赚更多钱。但是这么多外来工，必须得配置学校。如果不配这样的学校的话，很多家长他只做生意也兼顾不了家里面，照顾到小孩读书，解决不了小孩的问题的话也是会流动的。” ——访谈对象07
K小学作为一所城中村学校，在政策导向下，其存续过程也是K小学与政府、KL村村集体、周边工厂和商铺等相关主体进行博弈与协商的过程。虽然小学在城中村里是一个非经济理性的空间存在，但其在维系社区运转中起着其他空间不可取代的作用。正因为这种独特的不可或缺性，赋予了学校一定程度的空间协商能力。这体现在学校日常教学运作，学校主体也会采取相关措施与外界进行协商。比如面对校外商铺产生的噪音，学校会通过居委会、派出所与商铺进行协商，让他们在教学期间内降低噪音。
“（遇到噪音）会找居委或者派出所，比如说有的工厂（商铺）可能是开音乐太大声，或者是一些很大的噪声，我们就会（联系）有关部门，派出所他们都会过来协调。” ——访谈对象10
而在更普遍情况下，学校对于外部“经济理性”强权的干扰只能采取妥协态度来面对。学校作为异托邦空间的存在，在经济理性至上的城中村运作逻辑里，其协商能力往往处于弱势。对于村委会来说，学校满足了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需求即可；学校虽然缴纳了相应的租金，但学校空间如果用作其他商业用途甚至可以产生更高的商业价值，外部服装经济繁荣才是该村成为广州人均分红最高的城中村的根本原因。因此，学校对于校外干扰因素常常只能选择妥协。
“因为我们跟村里面是纯粹的一种业主和承租户的关系，所以基本上业主他就是永远是架在你上面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申诉空间和渠道，或者是任何（条件）的跟他去交流。我们怎么去维系呢?就是一味的屈服、服从。” ——访谈对象01
可见，学校因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属性，有能力在城中村独有的土地和物业权属结构下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把握合适的时机进行诉求的宣誓，以期在最低干扰的情况下塑造学校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学校管理者的上述无奈也反映出学校内部主体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KL村所处的权力弱势地位，学校缺乏对社区经济发展的叙事逻辑和权力主体（如村委会、各大商铺等）进行直接抵抗。这种边缘、非主流的空间存在也进一步印证了K小学在城中村空间中的异托邦式存在。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通过案例研究，解读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作为异托邦的属性和特征，同时反映学校作为异托邦空间的生产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如下：
（1）城中村经济至上的理性主义，对学校的冲击与渗透是由外而内，且多维度的。高度的空间互嵌，深度的活动交互，不仅使得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受到了城中村经济逻辑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让外界对学校本身产生了刻板的想象和印象[61]，强化了其作为异托邦空间的属性。
（2）学校为了在城中村中保持自身空间的独特性和独立性，采用多种方式维护和强化其异托邦的属性和边界。从学校作为异托邦的空间感知与边界感，到采用多种边界强化的手段，到主动参与空间协商和调和，都显示着学校作为异托邦空间的复杂的社会性和权力过程。
（3）学校在构建自身异托邦空间意义的过程中，与外部城市空间存在着复杂的空间摩擦和协商。但在以经济理性为核心逻辑的城中村中，学校在空间协商的谈判场上并无足够的话语权，位于空间话语权力圈的边缘。
以K小学为例，研究展现了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构建其异托邦属性的空间博弈法，在理论上延伸了中文文献有关异托邦空间研究的类型学，丰富了有关教育场所研究的空间知识体系。同时，本文也揭示出当前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所面临的办学困境与社会偏见。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异托邦属性深刻构建在中国城乡二元融合的历史浪潮之中，伴随着人口流动、户籍管理、土地制度、资源分配等问题矛盾统一而形成，反映在主流与边缘、理性与感性、我者与他者、流动与静止等多维的人地关系构建过程之中。本文期望在加深学界对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空间特殊性的认知之余，也能唤起社会各界对弱势学校的关怀，并立足于推动城乡资源统筹和建立公平公正的义务教育体制的整体目标下[62]，为城乡流动儿童创造一个更加适切、稳定的教育空间。

6.2 讨论

当前学校在西方语境下被视为传统的异托邦场所，在物理空间上往往与城市其他空间相对独立，在权力地位上也往往处于优先地位，以维持其日常的有效运作[17,63⇓ -65]。而中国许多城中村学校却显示出差异性和复杂性，虽然学校一般有独立的办学用地，但在构建空间的过程中与城中村多维的人地矛盾要素密切相关。这赋予了探索异托邦空间社会性的巨大理论潜力（表2）。
表2 教育异托邦空间形成机制的对比

Tab. 2 Comparison of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educational heterotopia

研究语境 西方 中国城中村
时代背景 工业革命，劳动力需求 改革开放，城乡流动，资源分配
驱动力 国家政策主导与经济发展驱动 国家鼓励，民间资本主导
作用主体 国家、教育集团 国家、民办教育集团、城中村村集体
区位特征 居住社区、教育综合体、区域次要道路 商业街、厂房、社区主干道
权力结构 国家、城市以及社区空间权力链的强点 城中村内部各空间类型权力链的弱点
现实价值 民生优先，周边地区让位于学校运行 利益优先，学校让位于城中村经济发展
本文认为，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在形成机制、空间特征以及异托邦要素组成兼具传统教育空间一般性异托邦要素的同时，还有着自身的特征（图5）。特别是K小学位于城中村这一特殊地域系统之中，处于城市管理的真空状态，叠加民办性质和流动人口子女等社会符号，在政策支持和资源分配上与公办学校存在鸿沟。在经济理性至上的社区价值观下，学校成为了地方权力的边缘主体。学校凭借着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知识传递的功能、教育的运作逻辑以及边界的塑造，强化了其作为异托邦的特性。
图5 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异托邦特征和要素模型

Fig. 5 Factor model and heterotopia characters of private school in urban village

从批判性角度看，本案例研究在理论拓展上仍有更大的空间。因为城中村本身即是一种既区别于城市，又构成城市的现实存在的异托邦[66-67]。由于城中村和城中村学校一样，都是挑战、重构、颠覆了常规空间的异托邦，只是城中村所对应的是城市运作的逻辑，而城中村学校所对应的是城中村所在的经济理性的社会空间。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特殊困境的底层逻辑在于其并不是置于常规城市空间内部构建自身的教育属性，而是处在城中村这个非主流、非常规的异托邦空间中。本文在理念和现实层面上剖析了“异托邦”中的异托邦空间，有望加深学界对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空间困境发生机制的理解，以及丰富异托邦概念的理论大厦。学校为学生建构了独立于城中村的“绿洲”并且强化了其边界，但学生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区氛围下，学生也被动参与到对于城中村异托邦的建构过程中，在相互嵌套的两套异托邦场所和运行逻辑中不断穿梭并适应。身处多重异托邦相互嵌套中的空间体验仍有较大的理论讨论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基于K小学的研究具有案例独特性。案例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少子化、阶层固化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大城市产业升级的阶段性背景下亦有代表性。但不同城市针对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政策、不同地区城中村的类型和规模以及不同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实力都存在差异。本文仅是尝试以中国城中村背景下产生的教育空间来探讨异托邦视角在解释中国多元化社会空间中所拥有的理论潜力。异托邦概念具体在中国背景下的理论探索和应用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挖掘和验证。
本文仍存在一定的不足：① 没有全面深入探究学生对于校内外环境的整体感知和其参与潜在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② 随着互联网通信、虚拟现实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教育空间有逐渐转移到线上的趋势，这种教育方式的深刻变革必然会重构建现实生活中的空间关系[68]。未来学者可以进一步关注到不同教育场所可能潜在的弱势性地位及其差异化的空间博弈方式，以为教育空间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更充分的学术依据。

致谢

感谢案例地学校为研究团队提供了深入调研的便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Ureta S. Noise and the battles for space: Mediated noise and everyday life in a social housing estate in Santiago, Chile. Journal of Urban Technology, 2007, 14(3): 103-130.

[2]
Ferrell J. Anarchy, geography and drift. Antipode, 2012, 44(5): 1687-1704.

DOI

[3]
Yuan Zhenjie, Chen Xiaoliang. Progress in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cal reflection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2): 1938-1945.

DOI

[袁振杰, 陈晓亮. 西方教育地理学研究评述与本土反思. 地理科学, 2019, 39(12): 1938-1945.]

DOI

[4]
Evans G, Rose P.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Malawi: Does schooling matter? World Development, 2007, 35(5): 904-919.

DOI

[5]
Gordon T, Holland J, Lahelma E. Making Spaces: Citizenship and Difference in School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6]
Hankins K B. The final frontier: Charter schools as new community institutions of gentrification. Urban Geography, 2007, 28(2): 113-128.

DOI

[7]
Yuan Z J, Qian J X, Zhu H. The Xinjiang class: Multi-ethnic encounters in an eastern coastal city. The China Quarterly, 2017, 232: 1094-1115.

DOI

[8]
Beckett A E, Bagguley P, Campbell T. Foucault, social movements and heterotopic horizons: Rupturing the order of things.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017, 16(2): 169-181.

DOI

[9]
Kraftl P. Towards geographies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UK home schooling familie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3, 38(3): 436-450.

DOI

[10]
Holloway S, Valentine G. Children's Geographies: Playing, Living, Learning. London: Routledge, 2004: 251-265.

[11]
Butler T, Robson G. Social capital, gentrification and neighbourhood change in London: A comparison of three south London neighbourhoods. Urban Studies, 2001, 38(12): 2145-2162.

DOI

[12]
Liu Shanhuai. Research on layout and adjustment of urban compulsory schools in China.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5, 36(11): 103-110.

[刘善槐. 我国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研究. 教育研究, 2015, 36(11): 103-110.]

[13]
Wu Zhihui, Li Jingmei. The actual difficulti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n compulsory education for migrant children of off-farm workers in cities.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6, 37(9): 19-31.

[邬志辉, 李静美.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政策选择. 教育研究, 2016, 37(9): 19-31.]

[14]
Foucault M, Miskowiec J.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986, 16(1): 22-27.

DOI

[15]
Zhang Jin. A Study of Michel Foucault's Ideas of "Heterotopi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张锦. 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6]
Pattison H. How to desire differently: Home education as a heterotopia.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015, 49(4): 619-637.

DOI

[17]
Andriotis K. Heterotopic erotic oases: The public nude beach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0, 37(4): 1076-1096.

DOI

[18]
Boullosa A, Tang Mingjie. Foucault's Heterotopia philosophy and its problems.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6, 31(5): 155-162, 197.

[阿兰·布洛萨, 汤明洁. 福柯的异托邦哲学及其问题.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1(5): 155-162, 197 ]

[19]
Saldanha A. Heterotopia and structural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08, 40(9): 2080-2096.

DOI

[20]
Millei Z. Affective practices of everyday nationalism in an Australian preschool. Children's Geographies, 2021, 19(5): 526-538.

DOI

[21]
Grinberg S M, Machado M L. School in the (im)possibility of future: Utopia and its territorialitie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2019, 51(3): 322-334.

DOI

[22]
Hope M A, Hall J J. 'Other spaces' for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ed and questioning (LGBTQ) students: Positioning LGBTQ-affirming schools as sites of resistance within inclusive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8, 39(8): 1195-1209.

DOI

[23]
Beyes T, Michels C. The p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space: Heterotopia and the business university. Management Learning, 2011, 42(5): 521-536.

DOI

[24]
Shi Yan. Our "Alien Entrustment":A Sociological Study of School Space.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石艳. 我们的“异托帮”:学校空间社会学研究.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5]
Billingham C. Parental choice, neighbourhood schools, and the market metaphor in urban education reform. Urban Studies, 2015, 52(4): 685-701.

DOI

[26]
Witten K, Kearns R, Lewis N, et al. Educational restructuring from a community viewpoint: A case study of school closure from Invercargill, new zealan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003, 21(2): 203-223.

DOI

[27]
Liu Shex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uangzhou's "village in the city". Journal of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2002, 4(3): 63-67.

[刘社欣. 广州市“城中村”问题的现状特点与对策思考.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4(3): 63-67.]

[28]
Liu Tianbao, Chen Ziye, Chen Shuang. Compulsory education school types and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based on across-school segregation: Taking middle school in Dalian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8): 1402-1412.

DOI

[刘天宝, 陈子叶, 陈爽. 基于义务教育校际分异的学校类型及其空间分布模式: 以大连市初中为例. 地理科学, 2022, 42(8): 1402-1412.]

DOI

[29]
Liu Chunhui, Gu Yue, Liu Yu, et al.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shadow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5): 155-164.

[刘春卉, 谷跃, 刘予, 等. 城市影子教育机构的空间分异与教育资源领域化: 以南京为例. 经济地理, 2021, 41(5): 155-164.]

[30]
Ghodousi M adeghi-Niaraki A, Rabiee F, et al. 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of point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chools usi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dices in Bojnourd City. Sustainability, 2020, 12(18): 7755. DOI: 10.3390/su12187755.

[31]
Dai T Q, Liao C, Zhao S Y. Optimizing the spatial assignment of schools through a random mechanism towards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 resemblance approach. Computers, 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2019, 76: 24-30.

DOI

[32]
Dai Teqi, Liao Cong, Hu Ke, et al. Secondary school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towards equal access: A case study on Shijingshan District, Beij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8): 1476-1485.

[戴特奇, 廖聪, 胡科, 等. 公平导向的学校分配空间优化: 以北京石景山区为例. 地理学报, 2017, 72(8): 1476-1485.]

DOI

[33]
Waley P. Parks and landmarks: Planning the Eastern Capital along western lines.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05, 31(1): 1-16. DOI: 10.1016/j.jhg.2003.10.001.

[34]
Curtis J R. Pracas, place, and public life in urban Brazil. Geographical Review, 2000, 90(4): 475-492.

[35]
Hu S, Song W, Li C G, et al. School-gentrifying community in the making in China: Its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socio-spatial consequences.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9, 93: 102045. DOI: 10.1016/j.habitatint.2019.102045.

[36]
Bayne S, Gallagher M S, Lamb J. Being 'at' university: The social topologies of distance students. Higher Education, 2014, 67(5): 569-583.

DOI

[37]
Apostolopoulou E, Kotsila P. Community gardening in Hellinikon as a resistance struggle against neoliberal urbanism: Spatial autogestion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post-crisis Athens, Greece. Urban Geography, 2022, 43(2): 293-319.

[38]
Salmenkari T. Geography of protest: Places of demonstration in Buenos Aires and Seoul. Urban Geography, 2009, 30(3): 239-260.

DOI

[39]
Holt L. Children's Sociospatial (re)production of disability within primary school playground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7, 25(5): 783-802.

DOI

[40]
McKinnon S. Maintaining the school closet: The changing regulation of homosexuality and the contested space of the school in New South Wales, 1978-1984. Australian Geographer, 2018, 49(1): 185-198.

DOI

[41]
Addie J P D, Acuto M, Ho K C, et al. Perspectives on the 21st Century Urban University from Singapore: A viewpoint forum. Cities, 2019, 88: 252-260.

DOI

[42]
Sun Jie, Zhu Xigang, Song Weixuan, et al.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driven by cultural consumption in neighborhoods around university campuses: A case study of the original campuses of nju and nnu.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8, 42(7): 25-32.

[孙洁, 朱喜钢, 宋伟轩, 等. 文化消费驱动的高校周边地区商业绅士化研究: 以南京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老校区为例. 城市规划, 2018, 42(7): 25-32.]

[43]
Song Zhengna, Hua Fuli, Liu Shaoli.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view of capitaliz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al resourc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0): 1771-1787.

DOI

[宋正娜, 华芙莉, 刘少丽. 义务教育资源资本化相关研究进展与述评.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0): 1771-1787.]

DOI

[44]
Starkweather S. Gender, perceptions of safety and strategic responses among Ohio University students. Gender Place & Culture, 2007, 14(3): 355-370.

[45]
hu Jingxiang. A blueprint of heterotopia connotation of "architecture collective exhibition" and strategy of "new school initiative".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21(3): 10-18.

[朱竞翔. 异托邦蓝图: “建筑联展”内涵与“行动计划”方略. 建筑学报, 2021(3): 10-18.]

[46]
Gibbons S, Telhaj S. Are schools drifting apart? Intake stratification in English secondary schools. Urban Studies, 2007, 44(7): 1281-1305.

DOI

[47]
Yuan Z J. The daily politics of inter-ethnic mingling in the xinjiangban. Asian Studies Review, 2019, 43(1): 36-55.

DOI

[48]
Wu Shaofeng, Dai Guangquan. Heterotopia: A study on the spatial practice of midi music festival. Human Geography, 2018, 33(3): 44-51.

[吴少峰, 戴光全. 异托邦: 音乐节事活动的空间实践: 以迷笛音乐节为例. 人文地理, 2018, 33(3): 44-51.]

[49]
Cai Xiaomei, Bu Meiling, Wu Yongqi, et al. Manufacturing heterotopia: 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the rural homestay clustering located around large cities: Case of Shenzhen Jiaochangwei. Tourism Tribune, 2022, 37(11): 27-39.

[蔡晓梅, 卜美玲, 吴泳琪, 等. 制造异托邦: 大城市周边乡村民宿集群的空间演变与机制: 以深圳市较场尾为例. 旅游学刊, 2022, 37(11): 27-39.]

[50]
Deng Maoying, Deng Cefang. Assess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urban renew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coordination: A case study on Guangzhou urban village redevelopment. Tropical Geography, 2021, 41(4): 760-768.

DOI

[邓毛颖, 邓策方. 利益统筹视角下的城市更新实施路径: 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 热带地理, 2021, 41(4): 760-768.]

DOI

[51]
Tang B B. "Not rural but not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China's urban villages. The China Quarterly, 2015, 223: 724-744.

DOI

[52]
Ren Zheng. Urban modernity and the logic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 23(4): 87-92.

[任政. 城市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逻辑.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4): 87-92.]

[53]
Hu Wei, Ding Xiaojiong. The target model and policy of priva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Explori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2000, 20(6): 14-20.

[胡卫, 丁笑炯. 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目标模式与政策. 教育发展研究, 2000, 20(6): 14-20.]

[54]
Villanueva K, Giles-Corti B, Bulsara M, et al. Does the walkability of neighbourhoods affect 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 independent of parental, socio-cultur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Children's Geographies, 2014, 12(4): 393-411.

DOI

[55]
Bao Y, Gao M, Luo D, et al. Effects of children's outdoor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urban neighborhood activity space environment.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1(9): 631492. DOI: 10.3389/fpubh.2021.631492.

[56]
Liu Qing, Feng Lan. Social identifi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ternal structure, pres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Human Geography, 2014, 29(5): 25-30.

[刘庆, 冯兰.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 人文地理, 2014, 29(5): 25-30.]

[57]
Chen Chun, Yuan Zhenjie, Zhu Hong. Floating children in Guangzhou: The construction of "hom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2): 2440-2451.

DOI

[陈淳, 袁振杰, 朱竑. 城镇化背景下广州流动儿童对“家”空间的建构. 地理学报, 2018, 73(12): 2440-2451.]

DOI

[58]
Kraftl P, Andrews W, Beech S, et al. Geographies of education: A journey. Area, 2022, 54(1): 15-23.

DOI

[59]
Kraftl P. What are alternative education spaces and why do they matter? Geography, 2014, 99(3): 128-138.

DOI

[60]
Zhang Hao, Li Zhongfei, Deng Baijun. Educat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s and housing pric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ducation capital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4(5): 193-206.

[张浩, 李仲飞, 邓柏峻. 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与房价: 我国教育资本化现象的实证分析. 金融研究, 2014(5): 193-206.]

[61]
Han Fangting. Deepen the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ducation: Futian experien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compulsory education quality monitoring results. School Administration, 2020(1): 45-47.

[韩方廷. 深耕质量监测数据,推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应用的福田经验. 中小学管理, 2020(1): 45-47.]

[62]
Xiang Jiquan. Education of peasant-worker's children:Policy choice and systematical guarantee: I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politicy suggestions on the education of peasant-worker's children.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5(3): 2-11.

[项继权. 农民工子女教育: 政策选择与制度保障: 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及政策建议.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3): 2-11.]

[63]
Baptist K W. Incompatible identities: Memory and experience at the national September 9/11 memorial and museum.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2015, 16: 3-8.

DOI

[64]
Lees L. Ageographia, heterotopia and Vancouver's new public libra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7, 15(3): 321-347.

DOI

[65]
Street A, Coleman S. Introduction real and imagined spaces. Space & Culture, 2012, 15(1): 4-17.

[66]
Lu T Y, Li J L, Peng N. Heterotopic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village in China: Take Guandongdian district in Beijing as an example//24th ISUF 2017: City and Territory in the Globalization Age. 2017.

[67]
Gao Y, Shahab S, Ahmadpoor N. Morphology of urban villag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Dayuan village in Guangzhou. Urban Science, 2020, 4(2): 23. DOI: 10.3390/urbansci4020023.

[68]
Yuan Zhenjie, Zhou Jianhao, Xie Yulin, et al. Making home as school: Construction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space at home among Chinese undergraduate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 pandemic.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6): 1684-1699.

DOI

[袁振杰, 周健好, 谢宇琳, 等. 以家为校: 新冠疫情背景下大学生替代性学习空间的建构及策略. 地理研究, 2022, 41(6): 1684-1699.]

DOI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