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转型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也改变了经济地理学理论创新的土壤。本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地理内涵，归纳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变化，并结合国家战略提出了中国经济地理学应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地理整合范围缩小，形成区域化格局；驱动力从成本转向创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红利势必再分配；价值链分工须权衡效率与安全，从离岸外包向在岸、近岸收缩；距离、制度、韧性3个变量作用增强，加剧世界经济地理的不均衡性。经济地理学逐渐从全球—地方转向全球—国家—地方的关系尺度，强调多层级、多主体、多尺度的关系网络，突出国家力量，关注反映地缘关系的重大事件与地区，制度、文化、关系、演化转向出现交叉融合。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在国际前沿与国家战略之间寻得新平衡，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案例与模式、“双循环”格局与过程、全球生产网络重组下的区域转型与韧性、产业集群演化与国际竞争力提升、创新体系建设与布局、全球环境治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缘经济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创新的理论方法。
新唯物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客体导向哲学”和“重返物质”研究而兴起的学术思潮，该思潮主张广义对称和本体论重构，是人们理解人地关系和社会文化实践的全新视角。目前地理学界对新唯物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对其学术进展的介绍和述评层面，在内涵、发展、演化、应用等方面还未作出较好回答。有研究认为，新唯物主义否定了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和否定实践的唯心主义思潮，这难免会让人们对新唯物主义理论气质产生疑虑、怀疑和迷惑；也有人担忧，呼吁文化地理学的唯物主义范式，是否会重蹈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覆辙?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分析了新唯物主义出场的现实背景、后结构主义“物质/话语”存在的问题以及支撑该思潮的理论基石，并对新唯物主义在文化地理学中的认知转向、研究取向以及追踪并感受物质的空间和地方运作、物质空间互动及社会文化意义生产、人与非人类共创地理环境及生态秩序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剖析。同时，在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的实践主体和能动力差异方面，回应了学术界关于新唯物主义和传统唯物史观关联问题的质疑；在分析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展与演化基础上，厘清了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不是对传统理论的复归，而是时代的超越。新唯物主义将会在不断完善中，变得更为成熟。研究呼吁，中国目前面临许多需要新唯物主义介入的研究与实践，正确理解并吸纳新唯物主义理论的合理成分，对弥合自然与人文地理学分野具有裨益，也有利于创新并推动文化地理乃至地理学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旅游目的地是旅游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旅游目的地空间形态、空间规模、空间关系的线性发展需要我们立足旅游地理学的学科视角，针对线性旅游目的地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完善已有的旅游目的地认知体系。本文基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构建线性旅游目的地的概念框架与研究体系，以期建立完整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完善理论”的旅游目的地反馈机制。研究认为：① 线性旅游目的地是以特定的自然、文化主题为引领，以旅游基础要素的线性延展为基础，以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产品、旅游信息、旅游服务等各类要素主体的流动关系为根本，形成的沿特定方向关联互动的目的地组织共同体与空间连续体，具备关联性、流动性、动态性的空间组织特征。② 线性旅游目的地作为旅游目的地时空关系交替演化的结果，具备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既包括时间维度上组织结构线性整合的过程演化，也包括空间维度上各类要素主体集聚扩散的空间优化。③ 后结构主义的关系思维与尺度认知为线性旅游目的地关系的建构、关系的流动、空间的生成以及尺度的转换等时空演化研究提供了综合性的认知框架，而线性旅游目的地概念框架与研究体系的确立，也推动了后结构主义向旅游地理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延伸。
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反映了人类改造和利用环境的过程，涉及复杂的人地互动关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国跨境基础设施活动在不同尺度空间范围内开始显著增长，引发了学者对相关议题的密切关注。本文比较了中外地理学研究对基础设施相关议题的关注，反思了地理学视角下基础设施研究的重点议题，认为基础设施映射了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目的与方式的变化。当前国内地理学研究更注重基础设施的经济功能属性，而国外更关注基础设施所涉及人地关系中“人”与“地”的异质性。本文认为这种学术边界是由社会发展阶段对基础设施的不同诉求所导致的，其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对国内外地理学有关基础设施研究差异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本文从更加动态、多维、系统以及关系化的本体观讨论了基础设施如何对人地关系进行校正和调节，并探讨了这一系统基础设施本体认知背景下基础设施涉及的核心地理学议题。从学理上来说，本文整合了地理学中国内外基础设施研究的本体差异，为国内外地理学研究进行有效的对话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和本体基础。从应用价值来看，在中国“走出去”战略基础设施先行的背景下，本文对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活动也具有借鉴价值。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流域人地关系协调的综合表征。本文基于“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视角构建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灰色关联-TOPSIS、空间马尔科夫链、地理加权随机森林（GWRF）模型等方法，深入剖析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动态演变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正向聚集空间分布特征，形成以西安市、郑州市、青岛市和济南市为主的人居环境高值区，以铜川市、中卫市和嘉峪关市为主的人居环境低值区。② 黄河流域城市人居环境动态演变具有显著的空间交互作用和动态转移趋同现象，人居环境等级存在一定程度的转移路径“自身锁定”效应，人居环境水平通常只在相邻等级间发生转移，发生跨等级转移的概率较小。③ 人居环境是经济水平、环境质量和社会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水平占据主导地位，消费水平、空气质量和交通资源等是影响城市人居环境水平的主要因素。④ GWRF模型能够有效解释影响因素在局部地理空间上所表现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可成为人居环境研究领域一项更有效的解释工具。本文深化了人居环境研究理论方法，并为推动黄河流域人居环境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其具有部门和空间属性，且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化，不同生产单元两链融合的方式与格局不同。本文以珠三角城市群电子计算机产业链为研究对象，基于细分行业的专利申请数据与企业数据，运用区位商、加权平均等方法分析了2010—2020年不同环节的生产中心和创新中心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电子计算机产业在生产与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分工格局，肇庆、江门等后发边缘城市在上游行业的创新优势强但生产优势弱；东莞、广州等先发核心城市则在产业中下游有较强的生产优势与创新优势。在产业分工与升级背景下，肇庆、江门等后发边缘城市通过技术追赶在电子元器件等上游环节形成创新中心，但在区位粘性、路径依赖作用下，上游环节的生产中心依然集中在东莞、佛山等先发城市；物联网技术、软件开发等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受市场影响，其创新中心与生产中心则在广州、深圳等先发核心城市集中。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产业分工与升级背景下珠三角城市群电子计算机产业链产创融合空间动态变化机理，对地方和国家电子计算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与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2015年和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产业链的上市公司数据，从价值链视角构建其产业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不同价值环节网络的特征、演变、差异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发型、生产型和服务型网络规模同步扩张，均向效率更高的“小世界”网络演化；度分布均始终呈现幂律分布且指数均下降，网络异质性增强；各价值环节节点度呈显著正相关性，同一节点在不同网络中的重要性相似；② 除服务型网络中始终无权力型节点，其余各环节的权力—威望、权力和威望型节点数量均在增加，具有不同程度的集聚指向：研发型网络中节点具有总部所在地及高等级城市指向，服务型具有直辖市、副省级及省会城市指向，生产型具有传统生产基地指向。③ 各价值环节在追求不同要素禀赋和集聚效应下形成不同的集聚类型，并形成了具有各自特征的最强联系产业网络结构。在社会、技术和地理邻近影响下研发网络始终为一体化联系紧密的多个核心—边缘结构社群；在社会、地理和制度邻近影响下服务型网络由一体化联系紧密的多个核心—边缘结构社群向多个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社群转变；在社会、地理和行政边界制度邻近的影响下生产型网络由部分一体化的核心—边缘结构社群向分散化多个独立的核心—边缘结构社群演化。
把握民生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演变规律对新时代协同区域民生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和空间Markov链、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研究2010—2021年中国民生发展水平的空间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10—2021年中国民生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四大区域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依次递减特征；民生发展水平空间依赖关系增强，具有明显的高值簇和低值簇集聚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形成了稳定的热点区，四川形成了稳定的冷点区。② 中国民生发展水平的重心由东北向西南方偏移，空间方向性增强；全国和四大区域民生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性逐渐增强，且全国和西部存在极化趋势；民生水平等级空间转移方向受到邻近省份的影响。③ 经济、科技、人口老龄化、财政分权对民生产生了正向作用，城镇化为负向效应，且5个因素的影响具有空间分异特征。
在农地利用转型研究中引入全程耦合视角，进行空间维度的系统集成，有望能够更加确切地揭示城乡土地系统的遥相关机理。为此，本文在综述农地利用转型研究进展、揭示土地系统“遥相关”研究不足的基础上，从全程耦合框架和食物系统纽带两个方面论证理论创新的科学基础，将食物系统作为衔接城市与乡村、以及整合“流空间”与地点空间的纽带，提出“城市食物系统全程耦合下农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理论框架”。本文明确了城市食物系统全程耦合下农地利用转型的概念内涵、农地利用转型解释的研究路径以及农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内容体系。认为城市食物系统全程耦合下的农地利用转型是资源内禀力、要素外驱力、市场配置力和政府调控力通过城市生产要素回馈路径、城市辖区食物短缺路径和城乡居民需求驱动路径协同作用的结果。深入解析城市食物系统全程耦合下的农地利用转型需要采取地理空间网络化思维，即需要将“流空间”与地点空间整合起来，从要素供求以及环境层面连接到案例区的其他多个区域出发来解释案例区的农地利用转型。本文同时介绍了农地利用转型解释中需要关注的5种要素流效应，指出食物系统全程耦合下的农地利用转型研究应重点关注农地利用转型机制、城市食物域内农地利用形态的空间差异及演变规律、农地利用对需求变化的响应水平及影响因素、以及农地利用转型调控等方面的内容。本文有望拓展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领域，并为解决新时代的“三农”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高速城镇化带来了城市多元空间的深度互嵌与交融，也衍生出不同的人地矛盾问题。其中，学校与城市内部各主体、各功能空间发生的空间摩擦现象仍然未被充分地认识和研究。选取广州市KL城中村内的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小学为案例，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田野调查方法，以异托邦理论作为切入点，审视城中村打工子弟学校空间的异托邦属性，并解读学校作为异托邦式空间的生产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学校之于城中村是异托邦式的存在，被理解为城中村的一片“绿洲”；② 学校为在城中村中保持自身空间的独特性和独立性，采用多种方式维护和强化其异托邦属性和边界；③ 学校与外部城市空间存在着复杂的空间摩擦和协商，但其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研究在理论上揭示学校作为异托邦空间的社会性，延伸了人文地理学视域下对于异托邦空间研究的类型学，丰富了教育空间研究的知识体系，同时有望加深学界对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生存困境的空间发生机制的理解，唤起社会各界对城中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关怀，从而为城乡流动儿童创造一个更加良好、公平的教育环境。
郊区新城往往伴随着职住失衡。从行为视角来看，这主要是长周期建设中个体的职、住的单方面迁入和迁出造成的。然而，相关研究较少从个体职住迁移视角探究新城职住平衡动态过程，缺乏相关的分析方法，也未明晰其特征和规律。本文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跟踪个体就业迁移和居住迁移的空间位置变化，提出了职住动态平衡的概念，以及用于测度和分析职、住迁入和迁出的同步、异步指数和职住动态平衡影响指数，以剖析职住动态平衡过程中的问题、动因、趋势，并以2017—2019年武汉郊区新城为例开展实证。研究发现：① 武汉郊区新城以职住异步迁入为主，就业迁移比居住迁移数量更多；② 各新城的职住平衡水平均偏低，但职住迁移促进了大多数新城的职住平衡水平；职住迁入大多推动了新城职住平衡，但迁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推动了部分新城的职住失衡；③ 武汉东南新城的职住平衡状态更易受到居住迁移影响，而居住迁入是其职住动态平衡的主要动力，应重点完善多元化居住结构。该方法能客观反映区域职住迁移的互动、职住平衡的动态过程和动因，对优化城市职住关系、制定职住空间供给政策有一定现实意义，也为后续理论研究提供了方法基础。
城市群覆盖的城市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高质量发展趋同俱乐部的相关研究有利于定制不同类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促进区域间的共同富裕。以中国13个城市群共17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成果共享、环境质量、空间联系6个方面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测算，采用传统马尔科夫链和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其趋同俱乐部的时空演进，进一步剖析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内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整体上升。优化提升阶段城市群内城市发展最快，指数最高；发展壮大阶段城市群内城市发展速度慢，两极分化明显；培育发展阶段城市群内城市整体指数较低，呈波动式上升趋势。环境治理能力、污染排放水平、增长稳定性、社会稳定性，以及交通网络通达性等权重较高。② 城市群内城市存在趋同俱乐部现象，低水平趋同俱乐部集中在东北、西部内陆地区；中低水平、中等水平趋同俱乐部主要位于中原、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高水平趋同俱乐部围绕高水平趋同俱乐部分布；高水平趋同俱乐部多由城市群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构成。③ 产业结构协调、财政收入、科技创新、邻居效应、城市群内部关联等因素的区域性差异驱动了趋同俱乐部的形成。
盲目推进撤县设区（市）或撤乡（镇）设街道不利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合理的调整要以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化进程的适应性为基础。本文在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各省份行政区划设置数据总结城市型政区调整的阶段性变化的基础上，利用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测度了1984—2020年中国城市型政区设置与城市化的适应性。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型政区设置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县级城市型政区与城市化的适应性明显高于乡级城市型政区与城市化的适应性，但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指数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各地区城市型政区设置与城市化的适应性具有较大差异。基于上述发现，依据各省份的城市化管理率和城市化管理指数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以及省份内部县乡两级城市化管理水平的差异，本文确定了未来城市型政区调整的优先顺序、县乡两级同步调整的重点以及需要重点关注的9个省份。为提升城市型政区设置与调整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应加强顶层规划、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和完善设置城市型政区的规章制度。
中国的乡村聚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深刻体现了各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全面解析中国村镇特色的空间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开展村镇特色综合区划，是因地制宜地开展特色村镇保护与改造实践的重要基础，也是人文地理学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本文以地景、聚落、建筑和文化4个层次的村镇特色要素为依据构建了综合区划的指标体系，基于系统的实地调研结果和多源数据开展了全面的村镇特色评价，刻画了中国村镇特色的地域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借鉴自然地理、农业、文化、聚落景观与民居建筑等相关领域的区划研究成果，按照区域共轭性、共时性、综合性和主导因素相结合、相对一致性等区划原则，借助类型制图法、空间聚类法、地理相关分析法、主导因素法与叠置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区划技术手段提出了中国村镇特色综合区划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黄土高原、华东、华中、闽客、岭南、川黔、云南、塞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共12个村镇特色区和82个村镇特色亚区，并总结了各个区域的村镇特色构成。该方案综合反映了中国村镇特色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规律，可以为特色村镇的分区域、分类型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将中学地理课改为地球科学课。随后《中国科学报》《中国新闻周刊》以及《科学大观园》等刊登了相关文章，引起了社会对于中学地理课能否改为地球科学课的讨论和关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对世界主要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中学地理和地球科学课程设置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且从学科性质、育人功能、地理视角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等方面，对地理学科和中学地理课程的角色和功能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世界主要代表性国家或地区并未出现中学地理课程更名或者改为地球科学课程的现象和趋势。由于多学科领域的交叉性、地理视角的独特性、育人功能的多样性，决定了地理学在中学教育的不可或缺性。中学地理课程是中学教育中一大类教学内容的概括和综合，是“天地人”的代名词。中学地理课改为地球科学会导致中学课程关系的混乱，引起社会认知的偏差或者歧义。因此中学地理课程不宜改为地球科学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