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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78 >Issue 12: 2922 - 2938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312002

理论与研究前沿

面向新唯物主义的文化地理学研究

  • 郭文
展开
  •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南京 210095

郭文(1978-), 男, 山西临汾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10724M), 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理论、空间生产与地方治理、人与非人关系能动性。E-mail:

收稿日期: 2023-03-27

  修回日期: 2023-06-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3-12-1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40)

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科研基金项目

收起

Research on new materialism in cultural geography

  • GUO Wen
Expand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3-27

  Revised date: 2023-06-21

  Online published: 2023-12-18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86)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240)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Academic Leaders of Qing Lan Project of Jiangsu Province

Fold

摘要

新唯物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客体导向哲学”和“重返物质”研究而兴起的学术思潮，该思潮主张广义对称和本体论重构，是人们理解人地关系和社会文化实践的全新视角。目前地理学界对新唯物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对其学术进展的介绍和述评层面，在内涵、发展、演化、应用等方面还未作出较好回答。有研究认为，新唯物主义否定了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和否定实践的唯心主义思潮，这难免会让人们对新唯物主义理论气质产生疑虑、怀疑和迷惑；也有人担忧，呼吁文化地理学的唯物主义范式，是否会重蹈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覆辙?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分析了新唯物主义出场的现实背景、后结构主义“物质/话语”存在的问题以及支撑该思潮的理论基石，并对新唯物主义在文化地理学中的认知转向、研究取向以及追踪并感受物质的空间和地方运作、物质空间互动及社会文化意义生产、人与非人类共创地理环境及生态秩序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剖析。同时，在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的实践主体和能动力差异方面，回应了学术界关于新唯物主义和传统唯物史观关联问题的质疑；在分析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发展与演化基础上，厘清了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不是对传统理论的复归，而是时代的超越。新唯物主义将会在不断完善中，变得更为成熟。研究呼吁，中国目前面临许多需要新唯物主义介入的研究与实践，正确理解并吸纳新唯物主义理论的合理成分，对弥合自然与人文地理学分野具有裨益，也有利于创新并推动文化地理乃至地理学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新唯物主义; 人类与非人类共同体; 文化地理学; 研究转向

本文引用格式

郭文 . 面向新唯物主义的文化地理学研究[J]. 地理学报, 2023 , 78(12) : 2922 -2938 . DOI: 10.11821/dlxb202312002

Abstract

New materialism is an academic trend that emerged in the 1990s, along with "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and "return to material objects" research, which advocat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human-land relations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practices based on broad symmetry and ontological reconstruction.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oday's multimaterial world and the demand for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cultural research, new materialism has become a new concept for cultural narratives advocating the coexistence of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research on new materialism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y mainly focuses on introducing and reviewing academic progress in this area, while research on its connotations,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other aspects is not systematic enough. Some member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elieve that new materialism denies the laws of human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represents an ideological trend toward anthropocentrism and idealism. This inevitably leads to doubts and even confusion about the theoretical temperament of new materialism. In addition, some people worry that paying attention to 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as advocated by the new materialism, will lead to a repetition of the theoretical mistakes of earlier geographical/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How to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new materialism deeply, how to view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new materialism objectively, how to exert the value-added effect of new materialism reasonably, and how to guide research on and the practice of new materialism in cultural geography have become important scientific issues that need to be clarified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ctual background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materialism and the problems of "matter/discourse" in poststructuralism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n which new materialism was established. In addition, the cognitive turn and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new materialism in cultural geography are examined,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of reseach in cultural geography: track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spatial and local operation of materia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terial spa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the co-creation by human and non-human beings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order. At the same time, in term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actical subject and its dynamic force, this paper responds to the question rais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bout the relevance of new materialism and tradi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geographical/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it is clarified that the new materialism paradigm in cultural geography does not represent a return to traditional theory but rather a transcendence of the times. New materialism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and become more mature.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China is currently seeing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requiring the involvement of new materialism. Properly understanding and absorbing the reasonable elements of the theory of new materialism is beneficial f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natural and human geography and is also conducive to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geography and even geography in China.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materialism; human and non-human communities;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turn

1 引言

唯物主义是探索世界本源及其存在的哲学基本派别之一。关于唯物主义的传统划分，人们通常将其历史形态先后表述为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上的伟大变革和马克思主义重要成果，克服了之前理论诠释的朴素性、机械性和行而上学性。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这一认知概括出了之前唯物主义的特点，即将世界本原看作是自然界，甚至是纯粹的自然界，人们通过直观可以对其理解。例如，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绝对观念，而费尔巴哈则认为是客观外在，以及联系感性意识和自然界的中介人。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感性人思想的基础上，认为人的实践才是唯物主义的基础，也是认识和推动世界发展的动力。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实践活动中理解和把握世界，这既是对旧哲学的批判，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但这一认知也被认为是过于凸显人的行为，且具有二元化色彩，“物质”存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在此逻辑下受到了遮蔽[2]。譬如，当人们离开故土迁居陌生地理环境中，人们通过对地方的积极建构及营造会对新环境产生依恋，进而增强归属和认同。究其机理，常常会被解释为人的实践创造了栖居的环境，但这种栖居或许也是本来就优美的环境形塑了人的归属感。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以往理论超越的最后环节，虽然具有极强的科学解释力，但也存在理论认知的局限性和内涵拓展的必要性。从空间道德层面审视，“同频共振”似乎更能解释人与万物存在的真实感和厚度感，这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物质”参与解释世界及其存在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客体导向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和“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学术研究的兴起，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以其贯穿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气魄，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且在21世纪之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当代理论思潮。新唯物主义的“新”，主要体现在将物的本体论推向理论台前，其理论特质主要聚焦在如下方面：其一，倡导人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作为客体的物和人类一样，在空间秩序的建构中也是重要的“行动元”，其目的是实现对“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探索[3]。其二，倡导激活“物活力”，呼吁承认物的能动性。例如，医院大厅放置钢琴并定期进行演奏，不仅能体现院方空间设置的人性化，更能使康复者沉浸其中，使身心得到放松。其三，倡导物质参与建构本体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人与物的关系不仅仅只有支配与被支配，还存在同构与互塑。这一理念排斥了以往那种界线分明和预先确定的本体论分类模式，如自然/文化、人类/机器、主体/客体、身体/心灵等，主张以广义对称视角将二元对立的要素纳入一个异质的动态网络中，彼此之间组合成杂合的新本体。面向当今多元物质世界的挑战，以及文化地理学研究转向的不断完善，新唯物主义重新解释“物质”内涵及其社会文化关联意义，并优化其理论气质，俨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叙事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物—地”关系实践和社会文化意义的全新视角。
在理论界，新唯物主义因其理论内涵的新颖性、独特性和奇特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4]、文学[5]、文化研究[6]等诸多领域受到了人们关注，目前讨论的焦点主要在新唯物主义思潮的转向、人与物的互动辩证、新理论评析等方面，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扭转之前“思维吞噬物质”的学术研究形态。但也有研究指出，新唯物主义在推进科学技术发展之际，批判了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必然否定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7]，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是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和否定实践的唯心主义思潮[8]。这表明人们对新唯物主义的认知态度存在冷热两极化，甚至处于完全对立的观点认知之中。面对学术界反差如此大的理论判断，难免会让人们产生对新唯物主义理论的疑虑、怀疑和迷惑，无形中也影响着地理学者对该理论的气质判断和使用程度。在文化地理学领域，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再物质化研究进展[9]、重返“物质”进展述评[10]、物质地理学启发[11]、消费地理研究进展[12]、集群理论[13]等主题进行撰文，在理论引介和内容解析层面进行了努力，这些成果丰富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也展现了中国文化地理学未来可进一步探讨的新颖话题。不过，现有研究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对新唯物主义进展层面的介绍，深入理论内核系统性分析的成果还有待拓展。此外，在文化地理学甚至地理学界也存在这样的担忧，即呼吁人们关注新唯物主义倡导的客体导向哲学，是否会重蹈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覆辙?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理论对实践具有能动反向作用。学术界关于新唯物主义的认知分歧在使人们陷入思维困境的同时，无疑将会进一步影响该理论对实践的科学指引。消除上述诸多疑虑，客观认知新唯物主义的内涵及其在文化地理学中的应用，就需要在理论层面作出合理回应，这自然引出进一步思考，即如何深入理解新唯物主义出场的背景及其理论内涵，如何客观看待新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并合理发挥其增值效能，如何诠释或引导新唯物主义在文化地理学乃至地理学中的研究和实践，成为亟需厘清的科学问题。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聚焦新唯物主义的出场及文化地理学的物质转向、新唯物主义在文化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的关联问题辨析等内容，回应学界诸多质疑，并深入剖析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的深刻内涵及其理论价值。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增进学界对新唯物主义理论发展态势的本质认知，在实践中能为提升新唯物主义的效能作用，促进文化地理学科和地理学人地关系理性发展提供启发。

2 新唯物主义的出场及文化地理学的物质转向

2.1 从现代主义“人类世”困境、科技发展到新唯物主义诉求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理论的重大突破均与实践密切相关，并深受实践影响。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场及其当代发展，也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自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完成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同时，也在人类历史上表现出一场生产与科技、能源转换和人地关系的深刻变革。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其实也是人类不断侵占自然环境，并将后者转化为资本的空间化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资本积累、空间生产和地理景观之间存在复杂的内在关联，人与非人要素的互动加剧，也在不断引发地理空间矛盾和空间不正义问题，其影响力使地球环境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面临自身物理极限，而这些全新地理空间景观的生产，无疑是以现代主义式“人类世”为理念推动和导致的结果。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交融发展背景下，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以及脆弱性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新的冲突不仅是经济、政治和技术问题，更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问题，这些新特征促使人们不断反思人与自然，以及和一切非人类要素之间的关系本质。
在科学技术领域，受量子力学、遗传理论等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影响，物质的生命力、能动性以及物质与意义的共存思想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和承认的事实。科技发展的进步，使人类重塑地球环境的能力也达到了空前程度，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遗传、基因修改、动物权利、文化实践等问题备受关注，人类与非人类互动关系也受到空前的重视。正如Bennett呼吁的那样：“今天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政治，也需要哲学和感知上的重新定位，希望这种新的定位能培养新的欲望和情感，从而在人类和超人类之间建立更明智、更合乎道德的关系”[14]。此洞见提出了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治理体制和地理空间实践应该是什么样子、人类与非人类基于什么关系相处等重大问题。这种具有深层次生态学思想意识的唯物主义理念意味着一种与以往有别的差异化主义，是一种认真对待物质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唯物主义[15]。可以看出，该思想意识到了人类与物质之间的关系网络密不可分，人与非人之间更多的是依赖与缠绕，因此是一种批判将人类置于中心主义的世界观。面向一个超越人类的世界，本质上就需要承认物质本身具有活力和自创性，也预示着倡导一种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新唯物主义倡导的平等思想，督促人们质疑人类的傲慢和超人类卓越论的假设，为寻求一个复杂、关联、多样的世界和社会文化地理保持了理论的开放性和创新实践的可能性。

2.2 对后结构主义“物质/话语”问题的回应

新唯物主义新思潮的出场，除了面对现代主义带来的困境之外，还受到了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建构思想的深刻影响。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根基上衍生出的一股新思潮，该思潮的中心议题之一倡导对知识、符号以及主体性等主题进行全新阐释。例如，后结构主义与地理学的联姻，使地理学开始从经济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从分析文本到挖掘文本，促使地理学者使用文本的方法来研究地理问题，这为地理学研究内容诸如景观、空间、地方等议题提供了新视角。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对文化景观、空间、地方的文本解读，无疑与这些要素的内涵和身份等关联在一起。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对话语和符号等议题的关注，其主要特征是将各类文本抽离出现实背景，进行的是“无物质的物质言说”。但这一努力无论是针对个体，还是社会景观的分析，均显现出了“形式决定结果”的诠释范式，这自然遭遇到了一些批评[16]。也就是说，过于注重物质的话语分析和文化的表征，使话语或表征被看作通往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桥梁，但也将会忽视诸如经济、社会以及其他物质等要素，这使地理学分析难免迷失于文本的自我指涉，且容易脱离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
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于后结构主义主体话语侵占物质空间的问题，以Braidotti等为代表的新唯物主义流派倡议重新关注物质本身[17]，以此理念处理后结构主义存在的弊端。新唯物主义流派观点认为，物本身具有生命力和施动力，而后结构主义将事物视为文本或语言等，本质上是没有把“物”纳入议事范畴或决策结构。此外，受Latour行动者网络理论[18]、Pickering的冲撞理论[19]、Rouse的实践动力学[20]等对主体性思想重新思考和不断建构的影响，学术界认为人、自然以及其他诸多非人要素，更宜被看作为混合型主体结成的网络。人们也更加意识到，需要破除过去对自然与社会、物与人之间截然分离的状态；同时需要呼吁赋予“物”以能动性，并承认“物”的施动能力。这些理论的主旨就是倡议科学家的力量、支撑科学实验的要素以及自然的力量等，在相互共舞和转译中建构出科学事实，人与非人力量通过实践过程中两者的对称性介入得以相互界定、支撑和发展，行动元之间具有平等权。在此逻辑下，自然/文化、技术/生活、思维/物质、主体/客体之间并非一方对一方的支配或规训，而是共生、共存与共演，这构成了新唯物主义思潮倡导的主要内容。
综上可见，新唯物主义思潮的基本理念，从现实冲突、科技进步和话语表征等层面进行了反思，暗示了主体性和能动性并非仅仅是人类的专利，这些突破性认知帮助人们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重新思考人类与非人类相互交流时应该遵循的基本信条，该信条承认行动者之间的广泛关联性和能动性，肯定了物质存在的普遍生命力，将能更容易地在人类与超越人类的地理空间实践中，建立起理想的空间道德模式，体现新唯物主义的理论魅力。

2.3 新唯物主义的理论支撑

20世纪90年代，新唯物主义开始发展并逐步兴起，其哲学支撑是普遍联系和关系的不可化约，基本假设是充当行动元的物质具有“物质力”，理论指向是释放之前隐藏的要素，探索一种关于行动元的网状存在模式。从一些与新唯物主义密切相关的著作分析和判断，Braidotti关于女性主义理论中具身化和性别差异的论述，是新唯物主义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此后，Barad提出的“能动实在论”[21]、Bennett的“物—力”概念[22]、以及Tuin等的“新唯物主义横向性”[23]等，均对新唯物主义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持续推进。21世纪以来，一些学科出版了很多与新唯物主义相关的书籍和论文，充分显示了该思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标志着新唯物主义“物导向本体论”的复兴[24]。此外，受情感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非表征研究思潮的影响，一些研究开始揭示新唯物主义对具身认知的情感塑造[25]。地理学领域相关研究表明，人的身体、物品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在环境的共同创造和协同进化中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人与物的深度互嵌，增强了人们对生活领域中物质维度的关注[26]。物质在具身实践的认知中，通过情景刻画、情感触发以及身体和空间之间的不断联系，能够持续创造不一样的“地方感知和差异化内容”[27]。这些研究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批判和超越，在一定程度上更使人们认识到物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
新唯物主义的出场与复兴，除上述观点或理念阐述的道理外，还蕴含着非常深刻的理论内涵。① 科学实践哲学对表象主义哲学的替代。长期以来，在科学与社会之间涉及方法论的是逻辑经验和社会建构两种形式。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社会必须按照科学的理性模式来单向塑造，逻辑经验最主要的特征是把数理逻辑方法和传统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结合起来，主要目标是建立一种取消形而上学的科学哲学，但是逻辑实证主义惯用的思维方式是“认知上行”，即思考某一科学主张时，只是关注科学家对研究纲领或方法的选择原则，预设了在作为认知者的我们与被认知者的世界之间的一条鸿沟。正如Latour认为的那样“每一个唯物论者心里都沉睡着一个唯心论者”[18]。在此背景下，Bloor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则选择了社会一方，其主张认为“除了权力和利益之外，无需再借用其他因素”[28]。事实上，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社会建构主义，其本体论均是将近代哲学中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进行了二分对立，双方均把研究的任务看成了一个理论问题，本质上是脱离科学实践去理解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科学实践哲学取代了上述表象主义哲学，打破了主客二元划分造成的对立。在科学实践哲学范式下，主客体之间的距离被打破，人类与非人类要素相互缠绕在一起，呈现出融合的状态，并且都处于一个异质的复杂网络中，实现了Latour说的“广义对称原则”，这应该是一种认知进步。② 生机论对机械论的批判。在传统意义上，机械论将物质理解为物理学上的概念，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式运动，企图用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社会现象。机械论虽然承认世界具有物质性，但“物”在此框架中以社会生产和经济分析的方式为人所知，属于“消极物”，是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解释自然界和认识论问题的哲学学派，在社会历史领域仍然是持唯心主义的观点，面对当今复杂新环境，传统对物质的认知无疑会出现解释乏力问题。起源于18世纪的生机论认为，物质具有异质性，处于生生不息的系统之中，有明显的、自发的对外界刺激的调节能力，其基本属性是感受性，有感受性就有生命力存在，新唯物主义对“物”的看法，本质上是激活了物的积极性，重塑了物质能动者之间的开放结构。例如，21世纪以来，地理学领域对重返物质的研究，就是将无生命的物体转化为具有能动性的生命物去看待[29]。虽然生机论在历史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但不乏有其合理之处。新唯物主义倡导的物质能动性理念，就是对生机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和应用。③ 非表征对表征的延伸。在后结构主义或后结构地理学的话语体系中，研究者对分析文本方法的采用以及对文本意义的挖掘，在本质上属于一种人的心灵和外界之间的一种关联活动，甚至也存在主体一方对客体一方的单线诠释。从20世纪后半叶到现在，学术界出现了表征的“认知革命”，对“身心分离论”“身心二元论”等提出了质疑。基于此，人们认为需要探索那些隐蔽性、动态性和发展性知识的解读能力。非表征认为社会行动属于一个多元要素构成的事件，并将世界看作一个结构的、关联性的组合，人与非人类同时存在于其中。非表征倡导一个关联的地理世界，地理空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容器”，而是多种关系和物质要素构成的动态场所，这在本质上是秉持一个去中心化主义的理念，承认非人类和人类一样具有自身的建构力和能动性，并认为非人类也应成为空间参与的道德力量和政治主体。这些理论影响了新唯物主义关于人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判断，并支撑了新唯物主义对关系本体论的阐释，对面向唯物主义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平台和扎实的支撑作用。

2.4 文化地理学的物质转向以及研究认知与取向

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深受上述学术思潮的外在感染。具体在学科史中，文化地理学科发展的自律性特质，使其在经历早期的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地理学等之后，也在反思存在的局限性[30]，并积极探寻新的理论关怀与方法论创新。例如，近年来，文化地理学汲取后人文主义营养，并采用“本体生成”（ontogenesis）替代传统“本体存在”（ontology）的思想，在“人类世”带来的困境以及人类与非人类共建空间万有研究主题方面进行的理论探索[31]，就是对新唯物主义理念的积极呼应。此外，文化地理学的物质转向研究，还有试图突破学科自身发展困境的内在驱动性。20世纪20年代伊始，文化地理学逐步成为一门学科，且先后经历古典文化地理学的“伯克利学派”和后现代“文化转向”思潮下的“伯明翰学派”；之后，学术界一度崇尚对文化的表征进行研究，并过度关注认知主体，尤其是话语、符号、语言等，其结果塑造了学科研究的人类中心思维倾向，其特征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是把概念、意义等提升至物质之上，物质受制于文化的分析需求；而当话语、符号、语言等失效时，则常常使用文化隐喻来表征，文本研究的缺陷进一步造成了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抽象化，这也是地理学界一度认为文化地理学过于社会化和文化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文化地理学科也发出了重返物质思潮的呼声，并以物质为载体探索建构和完善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这一趋势甚至可以定义为是文化地理学科史发展或文化地理学研究转向的又一次浪潮，系统归纳可在如下两方面进行阐述：
（1）文化地理学的新唯物主义认知转向。新唯物主义在文化地理学中的渗透和影响，一方面是突出关系本体一元论。受笛卡尔二元论思维影响，人们在传统意义上去认知世界和社会文化地理时，常常将个体意义贯彻在认识论中，对社会整体的解释也是还原为个体的世界。在此框架中，人们习惯于将人类之外的要素赋予客体属性，并以主体对客体的逻辑进行知识表征，这使得二元结构非常容易变为一个具有等级性的结构。文化地理学的新唯物主义拒绝此种分类，而是突出对空间关系的重塑，认为人类和自然、技术、动植物等非人类关系交叉重叠，关系的本质是一个缠绕的结构化过程。这一观念赋予人们平等地去看待人类和非人类的思维能力，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关系[32]。在文化地理学科中，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地理学界试图弥合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分歧的努力[29]。超越人类的地理学强调“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33]，以此重新看待人类与技术、人类与动物、人类与环境以及一切无机界面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企图消除潜在和现实的对立，体现了文化地理学对新唯物主义范式的积极探索[31]。其次，确证非人类的主体性。长期以来，受传统二元思想及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这自然暗示了人类主体优先地位和非人类客体从属地位的对立。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改变了主客体对主体性的传统认知观念，认为人类和非人类是一个行动者网络，均属于“行动元”而不是简单的“行动者”，也均具有主体性，不应该存在一方控制一方的认知理念，科学是一个主体与客体共同进化的历史过程，也是社会、经济、科技等和文化共同协作的结果。再次，承认非人类具有能动性。在传统意义上，能动性通常被认为是与具有能动作用的人类相联系在一起，非人类的能动性和重要性一直没得到足够重视，非人类作为客观实体独立运行的规律与物质能动性的生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34]。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认为，能动性广泛存在于非人类的实体中间。所谓能动性，就是要关注文化地理分析中人类与非人类影响他者或被他者影响的能力[35]。这应该被理解为行动者网络中异质主体之间的关系效应，也正是这种关系效应塑造了文化地理学关于人类与非人类的紧密关系联盟。
（2）文化地理学的新唯物主义研究取向。在上述认知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延伸出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研究取向的基本内容。在方法论上，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更倾向于人类与非人类关系联盟的建立，以及在其基础之上采取的行动策略。与过去不同，倡导人们的理念不宜再局限于某一方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理念，这一转变将能在更大程度上确保人类与非人类具有同等优势地位，这体现了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的道义性和责任性。在具体内容上，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研究，将会展现前所未有的宽广性和丰富性。譬如，在微观层面上，可以聚焦日常生活中人类与自然、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生物技术、宠物、植物等如何互动实践以及能动性如何互构，关注非人类力量如何参与人类并和人类一起进行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实践；在中观层面，可以探讨人类与非人类如何推动社会文化结构运作，以及人类与非人类互动经济、生态与文化多样性保护、环境教育与文化培育等主题；在宏观层面，可以关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毒物污染、病毒传播，甚至人类与地球大气圈层社会经济和文化互动等问题。
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研究取向，以物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为逻辑思维底层，来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的联盟关系及存在意义，进而在哲学层面建构一个相互缠绕的“人—物—地”复杂研究体系，是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一系列社会经济、伦理危机以及文化政治问题出现的理论转型，其基调将引导人们以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去认知人类与非人类共同塑造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地理空间实践的物质语言和意义，并能在地理学不同学科之间促进对话与交流，为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地理学，乃至地理学聚焦公共问题和生命政治研究提供新的范式和研究借鉴。

3 新唯物主义在文化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

文化地理学不仅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且被认为是地理学的一种认知方法[36]。新唯物主义在文化地理学中的具体应用，需要对“物”范畴和边界进行重新理解和界定。从物质词源的内涵解析可知，物质属于质量的空间分布，既包括现实物件，又包括精神物件。从新唯物主义哲学层面审视，物质研究是以人类社会的物质实践为起点，探索人们如何制造事物，事物又如何影响人们理念的辩证和递归过程。据此，人们对物质领域的真正内涵解析，应该将其定位在一个结构主义的范畴内：① 包含物质本身（可以延伸为与物质本身及其在空间中的运作）；② 以物质为载体勾连的社会文化关系（可延伸出物的社会互动及文化意义生产）；③ 物质凸显的社会建构和伦理责任（可延伸出万物之间的间性关系、实践导向，甚至普遍人性追求）。下文分析以物的结构主义范畴为依据，建构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的具体研究内容。

3.1 追踪物质并感受物质的空间和地方运作

文化地理学自成为学科以来，对物质的关注主要聚焦在物质的空间分布层面，其学科定位是“研究地表各种文化现象的分布、空间组合及发展演化规律”。譬如，物质本身在空间中的位置、物质的文化元素以及物质的传播等[37]。受新唯物主义理念的影响，文化地理学者认为物质的空间运动、话语或符号对物质的表述等属于物质的表征呈现，而这种方式有可能因为权力、资本等因素的介入，脱离物质原来的形态和性质[38]，从而出现物质不在场的地理事实建构和表征的权力政治现象。事实上，按照新唯物主义观点，每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均是社会文化事实创造的主体[39]。采用追踪物质的方式，有利于掌握物质在地理空间实时状态和传播中的具体变化形态。例如，跟踪并观察中国香格里拉的松茸在日本、韩国等地的空间传播，能有效看到以松茸为载体的物质在跨国资本供应链条上的社会互动、何时变为消费品，以及消费品在空间或地方运作中的其他各种社会文化表现[40]。追踪物质在强调物质流动性的同时，本质上是关注了物质在空间和地方实践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此外，追踪物质在空间流动中的物理形态，还将引发人们对物质本身带来的地方感受。例如，在移民搬迁中，搬迁者将原住地小物件随身携带进入新家，并在新房屋摆设展示，能有效营造新家作为“家”的空间场所，从而获得积极的地方感和恋地情结[41]。感受物质不仅仅聚焦于有形之物，气味、色彩等，也是积极营造地方的重要物质。在一些公共空间如书店、商场、酒店等地，管理者对场所的营造会细致到考量灯光的色温、环境颜色、空间内部的气味等，不同感官元素的搭配会经过周密检验，以此来塑造独一无二的地方文化风格，而空间的营造会给人的体验带来品牌资产。物质的利用及其参与空间意义的生产是文化地理学的新研究议题之一。相关研究发现，物的叙事话语和故事情结建构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空间。在城市地铁、机场走廊等场所，工作人员会通过大量富有创造性的情境设置，强化人们在特殊空间中的身体感受，并通过以播放情境音乐等形式，塑造物质对人的空间感染力和人们对“偶遇地方”的情境认同[42]。随着社会文化地理实践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渐认同物质情感的社会建构和地方体验，不仅是一种通过物质的情感塑造，而且通过物质载体，较好地创造了情感的空间交流和地方认同机制，这些有利于增进人地关系中的情感，调节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并能弥补地理认同的传统缺失环节，使物质在建构文化地理空间和地方感知方面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3.2 物质的空间互动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生产

新唯物主义对物质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激活，本质上是承认了物质和人类具有同等重要的能量生产可能。例如，在中国丝绸西传途中，西方一些保守人士认为，这种丝织品凸显了奢靡的生活作风，跨地域传播使地中海地区供不应求，已经扰乱了当地的秩序。人们通过裹在女人身上的薄丝看到身体，使身体的神秘感不再存在，因此动摇了传统婚姻关系的根基[43]。由此可见，物质对象的空间转移，会造成更广泛空间的联动反应，而这一反应的动力是丝绸通过自身质地、色彩、图案等能动性塑造了与原来服饰不一样的结果，可见通过物质来审视人、物、社会的互动关系，不仅可以探究物质在空间互动中的发生机制，还可以进入人类社会的深层结构，剖析物质的空间运作带来的文化约束、道德、情绪等社会文化力量及其关系意义的生产。这种方法论体现了超越物质本身，连接社会关系和文化消费的“物活力”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物质能动性及其文化概念的结构主义。再如，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生活中出于对糖的需求，糖在跨区域空间或地方中的传播，不仅可以考察糖作为中介勾连起的人类行为存在自然秉性和社会秉性，甚至能够深入剖析糖以什么样的方式，将其原产地和外面的世界进行联系，权力和利益如何随着糖的流动而流动，以及糖从制作到流动中对不同角色人的社会文化地理意义[44]。通过对这些典型案例的剖析可以看出，物质的象征意义表征着权力和资本，通过物质媒介，能够清楚地阐述物质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地理之间的缠绕关系。这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和内容，将能起到重要的延伸作用。
物质意义的建构能力，还可以起到参与主体意识和身份建构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关于物的研究，尤其是物的流动性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转向支点，文化地理学从具体的物质切入，对身份及物人关系的自我认同同样具有延伸意义。譬如，在日本松茸作为一种珍贵礼物，不同人的采摘行为和松茸在本地的消费，证明了一个日本的文化根基，采摘松茸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和全球商品链的供应，更能成为一种乐趣和身份认同的物质表征。对于年长者来说，可以显示渊博的知识；对于孩子来说，可以在森林里嬉戏；对于每个人来说，又可以是在午餐中分享美好时光的载体。再如，在中国玉米早期出现在西南省份和周边发展较为缓慢的山区时，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一时不能开展广泛意义上的推广，玉米在日常生活中被看作是穷人和少数民族的食物，而以玉米作为食物的人曾经不被认同为汉人身份[45]。在此案例中，物成为一个“收集者”，让与此有关的各种社会文化要素参与进来，说明作为实体的物，对人们的日常角色和身份具有塑造和转译作用，以物作为研究起点，对挖掘不同时期“人—物—地”关系的建构、身份生产的运作，以及角色分配等具有新的观察视角。在物参与行动元行动过程中，物质以不同的形式和能力嵌入到社会经济体系的各个部分，而其承载的意义以及参与人类主体意识和身份的建构，无疑是拓展传统地理学关于物质及其文化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3.3 人与非人类共创地理环境及其生态秩序

近代哲学发轫以来，首先预设了一个纯主观世界和一个纯客观世界，而后选择其中一极为另一极的基础，或者用某一极消解另一极。在此背景下，地理环境和世界秩序的建构高度基于二分的哲学理念，世界也似乎分为主观和客观两大阵营，且形成了以人类为主导的核心框架和建构方式。地理环境和世界秩序作为自然或客体来说，均被看作是作为主体的人类施动于作为客体的非人类的结果。新唯物主义理念并非主张人类与非人类没有差别，但其呼吁人与物、社会与自然并不具有绝对封闭的边界，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需要在主客体实践中进行能量交换和相互塑造。基于此理念，主体性和能动性应该被理解为广泛存在于主客体之间，且共同造就了地理现实。近年来文化地理学倡导“人与非人类关系本体论”，关系地理学超越结构主义的界限，对地理等级化和空间尺度进行重新解构，试图消除二元对立论和中心论，其目的就是为追求地理的多元性和可变性[46]。同时，关系地理学强调人类与非人类共建地理环境的哲学理念，并试图在地理实践中影响人地关系的发展。基于关系本体论思维的地理学理念，推动了对空间、地方、尺度、主体性、能动性等要素的新认知，为文化地理学乃至地理学的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空间是秩序的承载体，不同地理环境因塑造动因的差异，会产生不一样的生态秩序。在传统主客二元分裂状态下，地理空间的生态秩序生成机制，主要是人类主体对非人类客体施加能动性，非人类常常被看作是惰性的地理或空间要素，被动地接受人们去表征。新唯物主义认为，人的力量、社会、科技、自然等主体的力量，共同汇集在一个舞台，以广义对称性方式介入彼此，相互支撑并促进空间秩序发展，因此呼吁人类和非人类均具有营造空间秩序的责任和权利，主客体均应赋予共同生产和维系生态秩序的能力。在文化地理学领域，探索社会转型时期不同行动者主体及其持有的世界观与非人类合作生产空间秩序，维护不同主体的生命政治和秩序塑造的多样性，应该成为关注的新话题。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实践的加剧和文化地理学的新发展，诸如流动性中的人类与非人类互动经济、全球与本土互嵌中社会文化空间安全、流动性背景下食品技术与理性消费、现代科技导向的农业发展与产业替代、研学旅游与自然环境教育、环境问题与伦理危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家主题公园综合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保护等不同类型的议题，均可在吸收新唯物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和创新，这无疑也是创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推动视角。

4 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的关联问题辨析

4.1 实践主体与施动能力

在历史上，关于实践主体的本质和施动能力的问题，一直是思想家或哲学家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重构人的主体性，将其运用在社会历史实践领域。而持新唯物主义观点的思想家认为，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知中，物质一直被视为是外在于人的实体，这种对物质世界本体论的淡漠应该受到质疑。新唯物主义对实证科学具有的亲和力，使其对物质具有了新的认知，认为所有物均具有自身的生成属性和施动能力，不应将其排除在实践主体之外，这也是新唯物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理据，暗含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
事实上溯源理论出台的背景可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建立在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不同认知基础上，但深层本质是反对当时宗教与专制对于自然的支配而突出的理论观点，物质要素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其实并没有构成实践的障碍；新唯物主义认同物质具有主体性观念，是基于传统认知中人的主体性实践过于凸显，从而导致对物质的遮蔽，其理论特质是倡导物质参与主体性实践，但并非强调要以物质压制人的实践的存在。学术界之所以存在关于唯物主义过于强调人的实践从而淡化物质主体性和新唯物主义淡化人的主体性而强化物质的实践性观点，以及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施动能力理解的差异，本质上是对理论渊源及其理论指向认知还不够全面。因此，不宜简单地将新唯物主义理解为唯心主义。厘清这一认知对文化地理学借鉴并采用新唯物主义理论具有方向性决定意义。
哲学是科学之母，哲学思想自然会影响人们对科学知识的认知和实践。事实上过去或现在地理学思潮在中国的实践，也存在一些类似于上述情况的例子。譬如，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中，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其目标之一是深刻理解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位置[47]。它强调主体的创造作用，并认为事物是人的意志的派生，这使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自然不同于自然地理学。但人文主义地理学出场的背景之一是反对过分依赖理性而提出的地理学哲学范式，实践中也在强调客观对主观的制约，并不意味着就放弃了对客观世界的强调。从深层次分析，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宗旨是诠释一种新的地理学人地关系，即用人的思想与地理环境物质要素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这正体现了地理学具有自然科学属性，也同时具有“理体文用”的特点。21世纪以来，一种超越人文主义的后人文主义思想在地理学界引起关注，它强调人类与一切包含生物、技术、科技、自然等在内的非人类，均是地理环境的组成部分和生命主体，而人类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理念下，地理环境及地理过程并不只是人类的能动性在起作用，人类与非人类镶嵌在一起，共存共在，参与世界的秩序与生产。后人文主义超越了人类中心的固有思维，不宜简单地理解为抛弃了对人的研究，而去突出对“物”的强调，应该理解为“在强调某些因素的基础上，也关注到其他因素”的哲学理念更为合适。这说明对任何理论的理解需要在哲学的辩证中全面看待其本质。对待新唯物主义的本质属性及如何在文化地理学中科学运用，也需要具有这样的思维方式。

4.2 对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回应与超越

由于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特质之一是强化了对物质的关注，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是否会回归到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体系中”。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的性格、气质、乃至制度等，都是地理环境作用于人或社会的结果。在地理学思想发展的19世纪下半叶，该理论曾对自然与人类实践关系作出符合逻辑的阐释，也深深影响了物质客体对人类的行为和社会文化实践[48]，但一度因其被政治权力利用，或因人们将自然与人类分离而受到诟病，甚至遭到否定。这是人们对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信任的主要理由之一，自然也是对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可能会引致后果的担忧之处。
回溯历史，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阐述者，如孟德斯鸠和普列汉诺夫等，其目的是避免采用绝对理念来解释历史，或为了反对当时的民粹主义，但论其理论本质事实上都是基于物质来阐释社会发展，且也为后来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以贯之的理论依据。之后，马克思进一步克服了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过于突出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融在一个辩证式的框架中进行解释，认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49]。自然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自然的实践无法分开，这种辩证式的理论建构，无疑进一步充盈了环境与人的关系。20世纪下半叶，地理环境的内涵已经演变为与马克思时代原始意义所指的外部自然相对的内部自然概念，即与人的活动密切关联的地理环境，也自然影响着人们对该理论的研究范式。例如，Lefebvre[50]、Harvey[51]、Soja[52]等对后现代“空间转向”“空间生产”等思想进行的阐述，本质上也是承认了社会地理环境对人的活动的作用。这说明，地理环境决定论本身具有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且内涵所指也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极有必要重新评判其思想和价值。
基于上述认知，再来讨论人们对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可能存在的担忧。首先，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在理论探索的发展脉络中，本质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投石问路”，其弊端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优化提供了借鉴；反过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也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其体系中的发挥创造了新的可能。也就是说，新理论的发展是对旧理论的扬弃，而非全部抛弃。其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对早期环境决定论的认知进行了修正与重构，新唯物主义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超越。尊于事实发生的逻辑顺序，只有真正理解唯物主义的内涵，才能使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使用中获得新生。看不到这一点而专论其他，则是一种“断章取义式”的解读。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虽然强调物质转向，但也从未拒绝过人的主体确定性及其附带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是也体现了物与人关联体的鲜明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再次，当今文化地理学面临的环境与之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自然的人化、人化的自然，以及两者交替中的空间生产与辩证，已经变得空前复杂，外部自然（原始意义上的地理环境）向内部自然（地理环境的社会化）的转化，几乎成为不需要讨论的事实，生态问题、经济环境不稳定、地理空间不平衡等诸多新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只有不断关注变化的地理环境内涵，把环境要素融入社会关系，且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外因和内因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克服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弊端，推动社会科学和生命政治的发展，这些新特征深深影响了环境与人的地理空间互动，也重塑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气质。由此判断，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范式的实际应用，不仅对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理论拓展，而且更是对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超越。秉持这样的理念，会更有利于新唯物主义在社会文化地理学中实践创新。

4.3 理论的批判与学术延伸

就理论的一般性质而言，新唯物主义还存在下列需要批判和继续深化认知的地方。① 新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倡导的人的实践，是一种“建构主义式”的人文社会科学，而新唯物主义自身正是具有了实证科学的内在属性，并认为科学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其对传统物质概念的突破性认识受到启发后，进而强调在当代人文学科等范畴内应该强化物质维度。但是传统唯物史观也并非如新唯物主义批评的那样拒绝了科学技术；恰恰与此相反，传统唯物史观没有将“物质”概念作为一种普适性，而是作为社会普遍存在的物质条件，也就是并没有刻意设定人与环境的对立。相对来看，新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显现了该理论具有平衡自主性和强调物质参与社会建构的伦理关怀，该观点虽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在立论根基上，不宜解读为其自身是在对传统唯物史观不正确的基础上才得以成立。此外，新唯物主义中的“物”是否会像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的陷入“一切即是物质”框架，从而使“物”的广泛性无限延伸，甚至面临“物质不可言说”的困境之中，这些关于“物质如何实践”的命题仍需要用高超的理论解构能力去进一步审视和优化。在社会责任层面，新唯物主义虽然倡导对本体论进行重构，并呼吁将水平本体论作为立论基础，但其理论实践也容易淡化对人类社会经济不平等地理现象的讨论，这自然应该引起重视。② 在关于新唯物主义和地理环境关系层面，如前述研究认为的那样，虽然新唯物主义对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具有超越，而且倡议均应随时代变化而丰富其内涵，但也有一些新问题有待进一步关注。例如，在全球化和流动性背景下，中国当代地理环境与古代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如何在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理念下延伸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新内涵?在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如何建构文化地理学新唯物主义和环境决定论之间的时代关系?在理论守正与创新中，如何结合中国更多的实际，发展出更为进步的人地关系理论，进而指引地理学社会文化空间实践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这均需要有一个高屋建瓴的且符合国情的理论建构。
在人类历史上，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紧密相联，并在螺旋式累积中惠及人类社会。人们如何选择先进理论并汲取理论的先进成分，本身成为学术界需要裁定和确证的方法论问题。回到过往，更多地去关注理论出场的渊源与背景，置理论的理解于历史现实框架中，并去吸收和采纳其合理成分，这是理论研究和实践超越的重要基础。就文化地理学发展而言，学术界从对传统文化地理学到新文化地理学，再到对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对新唯物主义、非表征等理念的提出，前后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文化地理学人在不同时期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提出了诸多差异化但又充满辩证统一的理论和思想，究其根本都是围绕“人”“地”维度寻找对地理学的诠释，其目的也是对地理学人地关系在不同形式或层面上的探索和表达。地理学哲学研究与探索，是地理学范式突破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关键是采用什么样的心态观和方法论去认知新思潮的出现，以及如何更好地去获得新养分。如果以历时态的视野，对学科历史进行全面清理和溯源，将不同时期出现的诸多理论或思潮以人类历史累积的财富去看待，并在此基础之上借鉴吸纳，而不是刻意以一种思想压制另一种思想（并不意味着放弃批判），或许人们在认知思想的异同时将会更轻松一些，学科也更容易在思想互涉中得到应有的发展。

5 结论与启发

5.1 结论

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表现出生产与科技，以及能源转换和人地关系的深刻变革。在此过程中，资本积累、空间生产导致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以及脆弱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随着科学与技术发展的进步，人与非人之间依赖与缠绕的状态也更加突出，这些促使人们对非人类倾注了较多眼光。此外，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对景观文本、话语、符号等议题的解读，被批评为是在本质上没有把“物”纳入议事框架或决策结构。这在深层结构上也意味着需要一种与以往差异化的唯物主义诞生，以此来调适人与非人类之间的合理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唯物主义开始兴起，契合和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认识到物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广泛存在的事实。新唯物主义的兴起对文化地理学重返物质研究具有理论性支撑。
新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的开放性、主体性和能动性，重新解释“物质”内涵及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意义关联，倡导人们打破认知边界，在哲学层面取代了人类以往将自身置于本体论中心的价值观，是一种赞同空间万物共生的责任观。该思潮的出现，是科学实践哲学对表象主义哲学的替代、生机论对机械论的批判，也是非表征对表征的延伸。新唯物主义突出关系本体一元论，确证了非人类的主体性，承认了非人类具有能动性。在方法论上，更倾向于人类与非人类建立关系联盟，并在其基础上采取行动策略；在具体内容上，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宽广性和丰富性，为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地理学聚焦公共问题和生命政治研究提供了范式方向和研究启发。
新唯物主义引领了物质研究的话语方向，该思潮倡导的“再物质化思潮”和“客体导向哲学”，契合并推动了文化地理学从关注分析文本、符号以及话语等，转向关注对文化在具体物质中实践及其意义生产的分析。在文化地理学中，新唯物主义主要体现在追踪物质并感受物质的空间和地方运作、物质的空间互动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生产、人与非人类共创地理环境及其生态秩序等层面。目前地理学界对新唯物主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对该思潮学术进展层面的介绍，对内涵、发展、演化、应用以及争论问题的解读等深层次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学术界有人对新唯物主义的否定，在本质上是人们对理论渊源及其目的指向认知还不够全面，尽管不同的理论或思潮的主旨和内涵均存在一些缺陷，但更应将其作为时间累积的思想，辩证性地去看待。此外，文化地理学的新唯物主义范式及其理念，也不是对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简单复归，而是深刻的超越。以此为前提，综合吸收新思潮的合理成分，在当今社会转型期一些涉及人与非人互动议题上，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化地理学乃至地理学研究与实践的进步。

5.2 启发

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社会巨系统。但长期以来，地理学的二元论使人们陷入诸如例外/普适、传统/创新、主观/客观、自然/人文、唯物/唯心等各种类型的对抗性话语框架中[53]。二元论的思维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学科探索的进步性，但导致了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融合性不足[54]，不同学科人员之间也缺乏共同语言，这容易使学科认同陷入危机[55]，最终造成地理学的狭隘性[56]。通常来说，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具有内在关联，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传统依赖于牛顿—笛卡尔式的机械世界观，一切存在均可用量化表达；传统方法论的根基是培根—牛顿式的还原论，分析单元互不相干。地理学具有内在整体性和综合性，其优势是跨越自然与社会的学科整合能力，需要超越二元化的思维逻辑和叙事方式。
新唯物主义借助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成果，揭示了行动者主体性和能动性之间的网络关系，可以为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搭建一个桥梁。地理学对新唯物主义思潮合理成分的吸收，有利于弥合自然与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分野或分歧，拆除传统地理学二元论带来的知识生产的单一性和被动性，凸显地理学跨学科知识整合的能力和魅力。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揭示的那样：“公认的科学成就，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为实践共同体提供解决问题的范式。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注意新领域，会看到一个新的不同的东西”[57]。在更大的尺度上，文化地理学的新唯物主义范式，能指引人们与作为人类家园的地球之间培养一种更有生态意识的人类情感，保持多元世界的开放性和主体性。在新的时代和社会经济背景下，人们面临的是不同尺度意义上的复杂新世界，复杂现象的理论研究与问题的解决，需要与之适应的方法论、方法以及指导实践的新渠道。例如，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会涉及中国当下急需处理的一些新问题，这些议题在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获得更有意义的当代阐释，新唯物主义用科学诠释人类现象，而非用人类现象诠释科学，其思想将会有新颖且进步的智慧可供借鉴。文化地理学人乃至地理学者应该积极探索地理哲学理念的多元化和地理科学发展的交叉化，及时把握人类社会新思潮和地理学方法论的变革，不断推动地理学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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