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学报 >

2023 , Vol. 78 >Issue 10: 2609 - 2629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310014

交通与旅游地理

新安江流域旅游空间生产及其演化逻辑

  • 鲍捷 , 1 ,
  • 陆林 , 2 ,
  • 凌善金 2 ,
  • 张毓 1
展开
  • 1.安徽大学商学院，合肥 230601
  • 2.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芜湖 241003
陆林(1962-), 男, 安徽芜湖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0078M), 主要从事旅游地理教学与科研工作。E-mail:

鲍捷(1985-), 男, 安徽合肥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区域分析与规划、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2-11-02

  修回日期: 2023-04-02

  网络出版日期: 2023-10-1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93064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4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01170)

收起

Tourism space production and evolution logic of Xin'an River Bas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 BAO Jie , 1 ,
  • LU Lin , 2 ,
  • LING Shanjin 2 ,
  • ZHANG Yu 1
Expand
  • 1.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Anhui,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1-02

  Revised date: 2023-04-02

  Online published: 2023-10-18

Supported by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30644)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801142)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01170)

Fold

摘要

本文基于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从流域权力主体的自然话语、流域自然的社会化以及流域人地关系的反馈与响应等维度，构建立足于“话语—实践—反馈”逻辑的流域旅游空间生产研究框架，对新安江流域旅游空间生产过程及其演化逻辑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安江流域经历了4个不同演化阶段：① 在传统农业与徽商资本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传统社会响应流域自然环境，形成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人地关系格局，并随着人地矛盾变化而注入了徽商资本等适应机制，期间对自然资源的价值赋予和徽州文化的创造成为未来旅游资源认知与识别的逻辑起点。② 在传统农业与现代水利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人们改变流域物理空间，促使新的山水景观形成，为未来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生态、景观与特色产业基础，在赋予其更多价值同时也引发了新的人地矛盾冲突。③ 在工业与旅游业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旅游成为流域经济社会主导力量与自然建构的重要目标之一，传统农业空间逐渐被塑造为现代旅游与工业化生产空间，同时地方权力割裂了流域空间，使保护与发展矛盾日趋尖锐。④ 在生态文明与旅游业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旅游成为流域自然建构的推动性力量，重构了流域空间价值分布格局，并作为新产业路径、新发展方式引导流域的自然话语重绘空间蓝图，促成了新的空间实践。最后，论文提出应树立流域整体地理观，从自然与社会文化结合的系统性思维，重新审视以流域为基底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逻辑。

关键词： 自然的社会建构; 流域旅游; 空间生产; 演化逻辑; 新安江流域

本文引用格式

鲍捷 , 陆林 , 凌善金 , 张毓 . 新安江流域旅游空间生产及其演化逻辑[J]. 地理学报, 2023 , 78(10) : 2609 -2629 . DOI: 10.11821/dlxb202310014

Abstract

From the theory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tourism space production of the river basin based on the logic of "discourse-practice-feedback"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e natural discourse of power subjects, the socialization of nature, and the feedback and response of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analyzes the process and evolution logic of tourism space production of Xin'an River Basin. The study found that Xin'an River Basin has experienced four different stages of evolution: (1) In the process of the space production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Huizhou merchants' capital,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responded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river basin, formed a man-land relationship pattern based 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injected adaptation mechanisms such as Huizhou merchants' capital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man-land contradic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s becam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future tourism resources. (2) In the process of the space production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people changed the physical space of the river basin,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new landscapes, and provided the ecological, landscape and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basis for futur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hile giving it more value, it also triggered new man-land conflicts. (3) In the process of the space production dominated by industry and tourism, tourism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river basin's economic and social leading forces and natural constructi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pace has gradually been shaped into modern tourism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At the same time, local power has separated the spac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iver basin, mak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ncreasingly acute. (4) In the process of the space production dominated b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ourism, tourism has become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na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river basin, reconstructe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pace value, and scientifically guided the natural discourse of the river basin as a new industrial path and new development mode to redraw the spatial blueprint, contributing to new spatial practice.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overall geographical view of the river basin, re-examine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e regional system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river basin from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of the combination of nature and social culture.

Key words：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tourism of river basin; production of space; evolution logic; Xin'an River Basin

1 引言

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体现出人地互动的社会空间化诠释方式，这种互动决定了旅游所塑造的空间必定超然于笛卡尔式几何空间——即旅游空间是社会生产的结果，背后体现繁复的社会建构过程。然而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人们往往聚焦于社会化结构与关系，对自然环境要素在社会建构中的价值与意义则较少涉及。事实上，旅游空间生产不仅体现于社会组织及活动，更置身于自然环境背景，对自然价值的不断认知与挖掘成为诸多旅游空间实践的先决条件。因此，在旅游空间生产中如何放置“自然”成为必要面对的问题。诸多自然要素中，河流是主要的人地关系纽带，孕育、塑造并传承了人类文明，深刻影响流域发展方式和地方生产生活，并深度影响流域文化。作为自然—社会互动的重要立足点和观察点，对人—河关系的探讨始终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亦是地理学的前沿领域。同样，河流是重要旅游资源，其流域的风景旅游价值自古便为人所知，旅游发展体现出赋予自然意义与内涵的社会建构过程。因此，河流流域如何从自然地理空间演变为社会空间，其旅游空间生产如何进行?背后有怎样的演化逻辑?成为亟待关注的重点。
伴随着地理学领域的“社会转向”和社会学领域的“空间转向”，空间作为静态容器的认知得以转变。法国社会学家Lefebvre提出空间生产理论，将社会与空间相联系，认为“（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并建立了基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的三元辩证框架[1]。此后Harvey[2]、Soja[3]、Foucault[4]等学者发展并丰富了其理论。随着旅游业纵深发展，旅游空间生产日渐成为关注焦点[5-6]，研究多将相关理论引入，形成概念框架[7⇓-9]，并导入不同类型[10⇓-12]生产过程解释之中[13⇓-15]。从作用主体来看，人类/非人类行动者网络在不同互动关系下的空间建构及响应[16]，阐释了不同类型旅游空间生产动力机制。就河流流域而言，作为自然要素的空间生产涉及了人类社会在不同价值导向下对自然的理解，因此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成为必要的诠释路径。
在传统实证主义科学视角，“自然”被看作是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独立运作体系。Williams区分了3类针对“自然”彼此相联但又各具特点的认识[17]：即认为“自然”是事物的本质属性；是驱动有生命体并操纵无生命体的内在力量；是外在的物质世界，尤其是未被开发且极少被人影响的所谓纯粹“自然环境”。随着社会变迁，人们逐步认识到自然不仅只具物质属性，还具有社会赋予的象征意义、价值与意识形态，社会对自然的影响伴随着意义与价值的建构与重塑[18]，即自然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而存在。不同社会经济基础，使自然观念成为某种文化建构[19]，如资源由特定社会经济权力植入一定社会关系时才具意义[20-21]，在社会关系中被商品化，“上升为意识形态的自然”[22]，成为与社会联系的杂合体或半客体[23⇓-25]。新资源的发现、权力博弈中的资源分配等也深刻影响社会建构[26]。因此，当权力与资本改造了自然，对其开发、利用、思考和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人造自然”便成为理解社会建构的重要方式[27]。受制于不同主体视点[28]，文化表达中自然的话语是主观的，话语塑造下常形成模糊了虚拟和现实区分的“第三自然”[29]①(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把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称为“第二自然”。)。建构话语背后往往是权益诉求，权威者暗指他们替自然代言的优先权，使不同社会建构在造福一些人同时伤害另一些人[30]。权力对自然的作用根植于社会活动各个方面，并通过知识生产使自然成为权力操纵媒介与运作对象[18]。在社会情感与日常生活领域，人与自然互动使情感在不同尺度及过程中不断被建构、解构与重塑[18]，自然“内化”于社会，社会则被自然意义留下烙印[31]。
综上，自然的社会建构中，权力成为建构的主导，资本和话语成为引导建构的重要方式，多元主体的行动者网络对建构施以影响。当下研究多集中于资源、环境、灾害等领域，对旅游发展中自然的主体性及其与社会互动的建构则关注有限[32]。河流作为遍在的自然要素与重要旅游资源，内涵复杂性、模糊性[33]造成了总体研究较少，相关内容涉及河流旅游系统特征[34-35]、景观吸引力形成[36⇓⇓-39]、旅游发展路径[40-41]、游客感知与体验[42-43]以及旅游开发对经济[44-45]、社会文化[46-47]、环境[48⇓-50]的影响效应等。随着流域作为河流旅游价值实现的载体及耦合自然/社会的复合系统而成为实际关注对象，亟需从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视域，探索流域旅游空间迈向社会化自然的时空过程。

2 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下的旅游空间生产理论框架

2.1 理论适用性

中国诸多“名山胜川”自古便被赋予各种文化意义，从而成为自然—社会复合体，其知名度及影响力与历史上多元自然话语下价值、意义的生成与识别不可分割。正因如此，其旅游吸引力根植于自然的社会建构。传统研究面向河流流域作为“自然的社会建构”对象的认知度和解释力不足，造成现实中旅游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以及保护与发展过程中自然、社会的分裂。因此，如何有效弥合自然—社会二元割裂成为重新审视流域空间的重要目标与逻辑起点。鉴于此，论文尝试面向河流流域旅游空间属性，构建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下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旨在拓展相关理论在更广尺度与特定场域的适用性，并弥补相关研究面向中国河流流域旅游空间作为“人化自然”的情境失语。

2.1.1 空间生产是地域系统时空过程刻画的理论工具

自波格丹诺夫始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对不同人所具有的多种经验进行社会协调的形式”[51]。随着非欧几何与物理学新思维的出现，不仅开启了相对主义的空间多元性，且证实了“在不同社会文化空间中，人们对地球的历史和地球的发现所进行的解读，可能会不同”[52]。齐美尔亦主张社会互动“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空间效应和空间形态”[53]。在Lefebvre空间生产理论表述中，“空间是一种集体创造出来或细化出来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是……一系列有序加工过程的产物……本身是过去行为的产物”[1]。其三元辩证法使任何特定历史生产方式下的空间都成为一种辩证综合体[52]，因此，Lefebvre的空间本质上是分析性的、方法性的[52]，其理论暗含了历时性进程，并可作为地域系统时空过程与机制的解释性工具。旅游地作为社会空间化的具象，空间生产的特质导致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古镇、民族社区、历史街区、乡村、遗产、节事等[6]以社会要素为核心的地理空间及吸引物类型，对自然作用力主导、或是自然—社会密切互动而塑造的旅游空间解释力较弱，同时受制于研究对象，缺少面向大空间尺度、长时序跨度的刻画与诠释。河流流域的自然地理要素在人类文明对自然利用与改造的历史进程中得以识别并赋予意义与价值，又在依附于自然基底的经济社会活动中衍生出新的文化内涵。从中央到地方、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控制性力量贯穿其中，流域空间的社会生产呈现于这一连续的、长时期生成的时空过程。因此，本文中河流流域旅游空间生产聚焦权力、资本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旅游空间的塑造[9]，并体现出更长的历史阶段性。

2.1.2 自然的社会建构是诠释空间生产机制重要视角

“社会化”为空间生产之本质，因此面向自然环境主导的地域系统，其时空过程亦需在自然的社会化逻辑中进行，自然的社会建构便成为机制诠释的重要理论视角。相关研究中，马克思用“第二自然”术语描述自然系统如何被权力与资本深刻塑造[21]。Harvey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强调资本与自然互为变量，共生构成“自然一元生态系统”[54]。Castree[29,55 -56]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观点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自然的社会建构观点。地理学者发现，自然应被置于具体社会文化情境，既是行动者网络中实在的独立行动者，其物质形态演变应得以关注，同时也是表征与象征产物，具有社会赋予的价值与意义[30]。Smith则参考Lefebvre，明确提出“自然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nature），认为非人类世界中的一部分长时间以来都是被物质生产出来的，自然渐趋“内化”于社会而成为“第二自然”[27]。反观之，自然空间的社会建构亦凸显权力与资本“空间化”逻辑，即是通过空间性生产而实现的[57]，这一过程与空间表征相联系，并在空间实践中得以呈现。因此，在以自然为基底的流域旅游地系统中，其空间生产涉及自然—社会要素的互动与建构，指向多元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流域空间的价值识别与内涵赋予过程[18]。流域山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是古今自然观与价值话语的外显，其空间生产过程体现出明显的自然社会化特征，亟需在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体系中探寻其机制。

2.2 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下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

自然的社会建构始于权力对自然知识话语的表达[29]，并在话语引导下开展对自然的一系列社会化实践，又在多元主体的响应中解构与重塑自然的表达。由此可因循“话语—实践—反馈”之逻辑，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结合对象特殊性，从权力的自然话语、自然的“社会化”、人地关系的反馈与响应等维度，构建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下流域旅游空间生产研究框架（图1）。
图1 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下流域旅游空间生产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ourism space production of a river basin

2.2.1 流域权力主体的自然话语

在空间的生产中，“构想的空间”通过一定“空间话语”来呈现，面向流域空间，权力付诸于自然的话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到今日“两山”理念下的生态文明语境，其实质是不同时期不同权力主体的自然观与实践观在流域空间的外显。在此立足于权力的自然话语，探讨权力诉求与流域自然价值的空间耦合。旨在分析不同时期流域管/治理理念与自然—社会生产的联系，阐释多元主体如何以流域作为组织、规划计划、控制的基本地理单元[19]，引导经济社会发展并重绘流域空间版图。关注流域整体性价值与自然治理的权力层级跨界形成的地域分割在空间上的协调与冲突，并从流域自然与社会文化系统性视角，诠释演化过程中长期的、历时性的实践理念与构想，以及不同时期发展蓝图对旅游资源生成、识别、利用的客观影响与主观意图，探讨旅游全流域价值导向与行政碎片化地理现实所带来的流域空间治理形态。

2.2.2 流域自然的“社会化”实践

空间的实践是一个赋予空间“社会性”的过程，亦即所谓“社会空间化”，因此面向流域空间，亟需从自然的“社会化”视角予以审视，阐述在迈向“第二自然”乃至“第三自然”的空间实践中，经济社会活动对流域自然的再塑造以及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时空过程，诠释在此过程中流域旅游空间在不同目的实践中如何塑造或生成。探索面向自然的空间实践如何一方面体现流域自然的社会化过程，即以人的意志、目的、愿望去改造自然，使之符合人类目的和愿望，亦即康德所说“自然向人生成”之过程[58]。另一方面亦暗含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寻求社会空间自然化的过程，即描述空间操控者与再生产主导者如何利用知识与话语[27]，推动流域自然内化于社会文化与旅游空间。

2.2.3 流域人地关系的反馈与响应

探讨在流域自然的一系列社会化实践过程中，各类经济社会活动，通过地方性知识与生产生活实践对流域旅游空间建构的反馈及响应。分析在不同时期权力、资本介入下，流域地方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人地关系特征及主要矛盾，阐明其对不同时期流域空间的影响效应。探寻各时期多元地方主体之间在不同经济社会背景下的发展路径选择，分析流域经济社会活动与环境承载力及生态脆弱性的互动关系。揭示地方经济社会活动如何通过不同发展方式与行动策略反馈流域空间表征，探索其对旅游空间再生产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3 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下的新安江流域旅游空间生产

新安江流域面积约1.1万km2，干流长度约359 km，上游范围包括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徽州区、歙县全境，黄山市黄山区、休宁县、黟县、祁门县以及宣城市绩溪县部分地区，下游范围包括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全境和建德市部分地区[59]。历史上新安江是徽州连接杭州的重要通道，曾被誉为“徽州文化的摇篮”[60]，而今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战略水源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蕴含了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新安江作为一个完整的流域系统，经过以徽州文化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再塑造，体现出较强的自然、社会、文化内在一致性，并随着现代旅游兴起而渐成为一个特质鲜明的旅游地系统。此系统中拥有以黄山、皖南古村落西递与宏村世界遗产为代表的世界级旅游吸引物，以及众多高级别自然、文化旅游资源。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漫长的社会经济演化历程，塑造了今日新安江流域地狭人稠的特质、跨越多层级行政边界的特征，以及生态过程、经济活动、旅游系统整体性与行政、管理分割的空间格局，体现出自然之于多元主体社会建构之下复杂的人地关系特点。作为一个尺度适中、相对完整而独立的流域旅游系统，从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审视其空间生产过程，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图2）。
图2 新安江流域空间范围

注：参考文献[59]绘制。

Fig. 2 Spatial scope of Xin'an River Basin

3.1 传统农业与徽商资本主导的新安江流域空间生产

3.1.1 传统农业与徽商资本的自然话语

新安江流域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是钱塘江水系干流上游段。黄山、天目山、白际山脉和五龙山脉环绕四周，山脉之间形成休（宁）—歙（县）、黟县、祁门等规模不等的盆地，源于四周山脉的新安江及其众多支流回环全境，形成闭塞而景色秀美的自然环境[61]，为人类生存提供了空间基础，本地先民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独特山水也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游历至此，在其话语中建构了“水清山秀、曲折和缓”的景观意象（表1），对自然环境的价值赋予成为未来旅游资源认知与识别的逻辑起点。随着中原地区先后历经两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两宋“靖康之乱”，带来3次人口迁徙高潮，流域封闭的山水环境在众多“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族话语中成为躲避兵燹之灾的绝佳场所。随着南迁人口不断增加，中原士族亦将自身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先进技术、制度礼仪等植入流域，改写了自然话语，主导了新的空间实践。
表1 历代文人墨客对新安江流域自然山水的话语建构

Tab. 1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literati in Xin'an River Basin

朝代 作者 诗词题名 主要内容
南北朝 沈约 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同好 洞澈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
唐 李白 清溪行 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唐 李白 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 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
唐 刘长卿 送杜越江佐觐省往新安江 清流数千丈，底下看白石。色混元气深，波连洞庭碧
唐 孟云卿 新安江上寄处士 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人远禽鱼静，山空水木寒
宋 杨万里 新安江水自绩溪发源 金陵江水只咸腥，敢望新安江水清
宋 韩元吉 送施徽州二首 江出新安见底清，黄山高势碧峥嵘
明 王阳明 题齐云香炉峰 岩高极云表，溪环疑磬折；壁立香炉峰，正对黄金阙

3.1.2 传统农业与徽商资本的空间实践

新安江及其众多支流充沛的水量，为流域居民生活、饮用、生产提供水源保障，亦塑造了丰富的渔、林、茶、果资源。流域自然环境影响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成为空间实践的重要基础。由于南迁人口多为文化水平较高的中原士族，为求生存与发展，在实践中将先进技术与文化植入，如将当时先进的农田灌溉技术与流域多山的地形特点相结合，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与村居环境[62]，亦通过对封建宗法制的强化巩固了社会结构，并在传承且坚守宗族传统的过程中促进了“文风昌盛、人文郁起”[63]的文化特质形成。自然环境与宗族文化传统相结合，催生了“渔樵耕读”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宗法观念下“聚族而居”“祠宇相望”“牌坊林立”的聚落景观，以及浓郁文化氛围所塑造的“古朴书乡”“风格儒雅”“奇巧玲珑”的地域气质[63]。此外，四周“远近皆山”、流水“曲折和缓”[63]的新安山水所熏陶出的独特审美情怀，孕育出园林化的村居环境[63]。此时期的空间实践体现出自然—社会互动下，流域自然由文化定义、诠释与塑造的“社会化”过程，以中原士族为主导的南迁人口在适应且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塑造了全新人地关系，促进了徽州文化形成与发展，独特景观与社会文化特质成为今后旅游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3.1.3 流域人地关系的反馈与响应

中原人口给流域带来先进生产力、生产方式与文化的同时也集聚了大量人口。此时，“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62]。流域宜农土地少且贫瘠，洪涝频繁，随着人口不断扩张，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迫使众多本地居民寻求新的生计模式，刺激了徽人外出经营的紧迫性，加之流域地近古代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特别是与杭州在地理上邻接，在水系上同属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流域而一脉相承，使对外经营有了较广阔的市场条件。流域河系发育健全，河网密度较大，水路通达，地处富春江—钱塘江上游，可东下直达杭州[62]，地缘经济优势和新安江航运价值在当时的自然话语中得以进一步挖掘。明清时期徽人大半以贾代耕，终成明中叶至清中叶数百年间，几执全国商界之耳的徽商[63]。然而受当时封建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徽商资本无法扩大再生产，传统文化中强烈的乡土意识，驱使徽商多返故土购田置地。文化情怀融入流域山水环境，形成了独特情感记忆与地方认同，促成自然与资本力量相结合，共同再造了流域文化景观。流域诸多村落，特别是大族聚居的村落已脱离传统农业村落发展轨迹与对土地的依赖，村落建设和发展基本仰仗徽商的商业利润[63]。伴随着流域社会文化空间再生产（图3），造就了以今日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为代表的诸多历史文化载体，使流域成为自然—文化旅游资源密度高、吸引力强、知名度与影响力广的独特地理空间（图4）。
图3 “传统农业与徽商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

Fig. 3 Space production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nd Hui merchant capital"

图4 新安江流域主要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

Fig. 4 Main natural & historical resources in Xin'an River Basin

此阶段，流域自然环境与独特区位使之成为文人墨客寄情山水之所，亦成为旅游资源生成、识别、认知与利用的本底条件。封闭性与开放性共存的环境特征，在古代自然话语的诠释与空间实践中，成为地方性生成的先决条件。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传统社会结构响应流域自然环境并赋予其价值与意义，形成以传统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人—地关系格局，并随着人—地矛盾反馈而不断注入徽商资本等新适应机制，成为旅游吸引力生成的自然与文化基石。

3.2 传统农业与现代水利主导的新安江流域空间生产

3.2.1 传统农业与现代水利的自然话语

及至晚清，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冲击与咸同兵燹等的打击下，加之“业儒入仕”带来大量商业资本损耗[64]，徽商逐渐式微。流域缺少外来资本注入而逐渐回归传统农业文明主导的自然话语。由于山多地少，耕地贫乏，此时农业生产主要依赖经济作物和山林经济发展，体现出山区生产特色[65]。晚清和民国时期在流域自然经济主导下，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经营粗放，粮食难以自给[65]。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产，通过土改等举措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第一产业。1979年6月当时的徽州地委制订《关于山区生产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确定了“以林茶为主，多种经营，宜林则林，宜茶则茶，宜粮则粮，宜桑则桑，宜牧则牧”的山区生产方针[65]。时代变迁中权力话语不断转换，为传统农业社会持续带来新的注解。同时，随着工业化与现代文明不断向流域渗入，对自然经济产生多重影响和冲击，期间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催生了传统农业与现代水利文明话语的结合，对传统农业生产空间带来新的诠释。

3.2.2 传统农业与现代水利的空间实践

流域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兴修农田水利，推广农业新技术，农业生产不断发展[65]。当时的徽州地区②(②徽州地区源自解放后设立的徽州专区，自1968年成立以来，其所辖范围多有变动，1980年全区领八县一市，即：歙县、祁门、休宁、黟县、绩溪、旌德、太平、石台和屯溪市，涵盖了新安江流域上游范围。)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9793万元，至1987年达54414万元[66]，期间稻、麦、油菜和桑叶等广泛种植，亦成为中国蚕桑重点产区。作为历史著名产茶区，茶叶是流域支柱产业之一[65]，清光绪年间黄山毛峰、祁红和太平猴魁先后问世[66]。1949年后政府扶持茶农复垦荒芜茶园，恢复生产[66]，至1985年徽州地区拥有81.3万亩（1亩≈ 666.7 m2）茶园[66]，淳安县至1983年亦有茶园14.9万亩[67]。流域是多种果树起源地之一，资源丰富，品种繁多[65]。1950—1969年通过大规模开辟荒山、荒坡建园艺场。1959年徽州地区果树面积3.6万亩，建成歙县、休宁、太平和祁门等园艺场，重点发展柑桔、枇杷、雪梨、桃等果树[65]，软毛中华猕猴桃、“三潭枇杷”等成为知名产品。流域地处南北植物区系交替过渡地带，树种资源丰富[65]，上游历来为安徽省主要林区，林木蓄积量占全省1/3[66]，杉、竹、松、油桐等开发历史悠久。民国期间建立国有林场，在各县设立森林施业所[65]。1949年后经土改，广大林农营林、护林积极性高涨，但受政策影响，乱砍滥伐使森林资源遭破坏[65]。改革开放后农林生产开始恢复，至1980年现今的黄山市一产占比达57.3%③(③黄山市统计局. 《黄山市统计年鉴2020》.)。
同期，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给流域空间带来重大变化。20世纪50年代华东地区电力供应紧张，加之1955年钱塘江历史性洪水等[68]原因，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流域水利建设诉求日渐迫切。新安江河床比降大、沿江多峡谷险滩，蕴含丰富的水能资源[69]。1959年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库开工建设。水库回水淹没村庄耕地，改变流域景观，自身亦成为新文化景观与精神遗产[70]。水库建设改造了流域自然与社会形态，促进了河流资源优化利用与新安江沿岸经济社会繁荣。水库提升了大坝上游通航条件、调蓄和灌溉功能，库区养鱼面积扩大到60余万亩，同时改变了局地气候，“湖泊效应”显著[71]，为植被生长与农林生产提供了有利环境，强化了流域“以林茶为主，多种经营”[65]的生产方式。水库形成的人工湖流域跨浙江淳安、建德和安徽歙县3县市，水域面积573 km2，库区常年水位面积在2.5×103 m2以上的岛屿有1078座[70]而后得名为千岛湖，其风景名胜资源价值逐渐显现。1960年代新安江水电站对外国友人开放，对内只作内部参观，至20世纪70年代末，来访者多是政府接待客人，以及观光揽胜、赋诗作画的文人雅士[70]，为后来建成新安江—富春江—千岛湖风景名胜区奠定资源基础。

3.2.3 流域人地关系的反馈和响应

这一时期的自然话语与实践使流域内外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减少，生计与环境脆弱性凸显，流域整体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较为滞后的农业地区，而流域封闭性与此时期相对边缘化的特质，亦使徽州文化繁荣时期诸多历史文化载体得以较完整地留存。水利工程消解了沿岸居民社群及诸多地方性知识，改变了与水和谐共处的方式，回水淹没上游良田，淹没耕地约217.21 km2，林地、山地371 km2 [72]，耕地面积骤减，对上游人地关系形成压迫，迫使人们一度走向山坡开垦林地，加剧了水土流失[73]，使人地矛盾更加突出。为保护下游富春江—钱塘江沿岸城镇的“大水缸”，生态保护与人地矛盾成为制约上游发展的瓶颈，也为后续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埋下伏笔。
此阶段流域自然环境及相对封闭性特点，使空间实践回归传统经济社会形态，近现代制度与技术的融入塑造了富有浓厚地域色彩的传统农业空间，为未来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定生态、景观与特色产业基础。现代水利文明话语引导自然改造形成新的山水景观，“自然的”河流变成了水利工程所塑造的河—湖系统，重塑了社会经济空间，萌生了旅游观光活动，也加剧了人地之间、上下游之间的矛盾，成为流域日后走上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图5）。
图5 “传统农业与现代水利”主导的空间生产

Fig. 5 Space production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总体而言，从古代社会至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空间生产过程可视作流域发展的“前旅游阶段”[74]，流域的自然建构使之成为地方性生成、生态资源存续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维系的重要地域，其所带来一系列客观效应，孕育、催生了未来的旅游空间与旅游活动。

3.3 工业与旅游业主导的新安江流域空间生产

3.3.1 工业与旅游业的自然话语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诉求，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流域经济社会结构已难以适应。在工业化与现代化影响下，多层级权力主体在自然话语中将流域视为工业与旅游业发展的空间载体。在国家层面，1979年时任国家领导人提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1982年黄山风景区及富春江—新安江风景名胜区列入全国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88年为促进旅游业发展，成立地级黄山市④(④在原来徽州地区的基础上设立，下辖屯溪区、黄山区、徽州区、歙县、祁门、休宁、黟县，涵盖了新安江流域上游绝大部分范围。)，1992年原国家旅游局将黄山、千岛湖列为黄金旅游线，旅游促进经济发展与对外交往的职能得以明确，对流域风景旅游价值的认知逐渐深化。在区域/地方层面，流域优质自然与人文景观被各权力主体视作重要旅游资源纳入视野，工业与旅游“两条腿走路”成为流域发展重要选择。从1986年当时徽州地区提出走“旅工农”发展道路[65]，到2004年黄山市提出“以旅游经济为中心，以工业经济为支撑”发展战略⑤(⑤黄山市政府. 《关于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2004.)，工业立市和旅游立市的脉络逐渐清晰。下游淳安县和建德市在发掘新安江—千岛湖旅游价值的同时则始终坚持“工业兴县”及“工业强市”。流域历史上所形成的诸多市镇与交通设施成为工业化、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重要基础。

3.3.2 工业与旅游业的空间实践

一方面，工业作为此时期经济发展重要支柱，随着流域内各行政单元工业园区的陆续建设与工业体系逐渐形成，产业比重逐年提升。至2010年黄山市二产产值占比超越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所辖区县也各自形成一定规模工业体系。工业也长期成为淳安县和建德市地方经济主导。另一方面，对流域旅游资源的识别、价值赋予和开发利用成为这一阶段重要工作。在国家及地方政府推动下，赋予重要资源国家级乃至世界级历史文化与风景旅游价值。1990年黄山以及2000年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先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价值得以挖掘。流域内具有一定知名度与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得以率先开发，2000年黄山、千岛湖成为全国首批4A级景区[70]，并于2007年、2010年分别成为国家5A景区。随后，2011年西递宏村、2012年绩溪龙川景区、2014年古徽州文化旅游区亦先后成为5A景区，其他景区也在各行政单元内生发展成为重要旅游节点。同时，社会资本与民间力量也分享旅游发展红利而广泛参与其中，在旅游资源开发、业态供给上向更广阔的流域空间延伸，流域作为旅游目的地形象深入人心，改变了地方生产生活方式，并重塑了地方认同。
工业与旅游业发展推进了流域现代化、城镇化进程（图6）。同时，流域区位条件与跨界属性吸引来自长三角地区，特别是同流域杭州的权力与资本广泛介入。2003年黄山、杭州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⑥(⑥中安在线. 签署框架协议, 黄山全面对接浙江经济带. 2003-09-05.)，开启了跨区域产业与旅游业诸多领域合作。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农业仍是流域主导产业之一并占据大部分产业发展空间，农业发展构筑并影响了流域生态环境基础，产业环境与特色农产品亦成为旅游业吸引力重要支撑。
图6 新安江流域的工业与旅游业开发

注：参考 http://www.ah.gov.cn/zmhd/dwzsk1/8347751.html等绘制。

Fig. 6 Industrializ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Xin'an River Basin

3.3.3 流域人地关系的反馈和响应

伴随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耗能耗水的粗放工农业生产方式遍及各地。随着流域旅游经济、工农业生产和水产养殖等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对人地关系的负面反馈日益显著。工业粗放发展所带来的点源污染，对流域环境带来较大威胁，新安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均接纳了工业废水。2003年新安江支流丰乐河沿岸有工业企业38家，工业废水污染最重，岩寺镇城东片和歙县郑村镇南岸区域地下水污染基本丧失饮用水功能[75]。随着新安江干支流沿线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生活污水与粗放农业以及旅游低水平无序发展，亦使面源污染不断加剧。1998年、1999年和2004年千岛湖均发生大面积水域蓝藻暴发⑦(⑦南方周末. 千岛湖引水工程年取水量达20%引发争议. 2012-05-10.)，对千岛湖旅游与杭州市生产生活取水带来较大压力，流域跨界特性使上下游的保护与发展矛盾日益尖锐，迫切呼唤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跨地域协调机制。空前的人地矛盾再次为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埋下伏笔（图7）。
图7 “工业与旅游业”主导的空间生产

Fig. 7 Space production dominated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ourism"

总体而言，自改革开放始至中国共产党“十八大”，这一时期的空间生产过程可视作流域“旅游发展阶段”。旅游作为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注入之后[74]，自身开始成为自然建构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过流域自然的“社会化”生产，加速了旅游资源的资本化进程，凸显了流域生态和文化价值，权力与资本有目的有意识地构建了旅游空间。

3.4 生态文明与旅游业主导的新安江流域空间生产

3.4.1 生态文明与旅游业的自然话语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为弥合流域上下游地方割裂，消弭保护/发展矛盾提供了注解。一方面，流域生态价值进一步显现。上游黄山市被视为全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型和水源涵养型生态功能区、长三角地区重要生态屏障。自2012年建立中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到2013年将浙江省杭州市、安徽省黄山市纳入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名单，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新安江生态文明首次被写进中央指导意见，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施方案》提出创立“黄山国家公园”目标定位，重塑了新安江流域的自然话语。另一方面，随着2019年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对流域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传承、发扬自然和文化内涵，不断推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对流域自然衍生文化价值的进一步解读。
在生态文明语境下，流域全域旅游价值纳入自然话语。2014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纲要》，成为继海南国际旅游岛、桂林国际旅游胜地之后第三个旅游主导的国家战略，将大部分新安江流域纳入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与美丽中国示范目标。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设“杭黄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打造长三角自然保护修复示范带、全国绿色发展样板区、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成为流域发展战略方向。
“十四五”以来，随着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自然与文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日益提升，在旅游基础上衍生新的价值，生态文明与旅游业主导的制度/产业设计，重构了“后旅游时代”的自然话语。在旅游业引导下如何把生态与文化资源同新经济需要结合起来，打造全要素耦合、多产业融合的新经济体系，推动产业转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路径成为重要目标。
同时，立足于流域区位条件及交通地位，依托历史上与长三角地区的自然—社会联系与流域行政跨界地理现实，推动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全国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与杭州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等更大尺度空间战略相融合，推进区域一体化成为各权力层级的共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成为推进流域与外界协调的重要价值诠释。此外，依托流域自然人文的国际吸引力与外事接待基础条件，如何进一步提升影响尺度及效应，面向国际事务，发挥“外交会客厅”功能成为新的价值体现[76]。

3.4.2 生态文明与旅游业的空间实践

新的空间实践创立了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之“新安江模式”。期间流域生态效益显著，每年向千岛湖输送7.0亿m3干净水，千岛湖水质同步改善。流域经济效益递增，新安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246亿元，水生态服务价值64.5亿元，一系列乡村生态旅游及绿色农产品名片使生态优势成为经济优势。流域社会效益凸显，流域作为全国首个跨省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入选全国“改革开放40年地方改革创新40案例”、新安江黄山段入选生态环境部“2021年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流域制度效益不断放大，试点被写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新安江模式在安徽全省和全国其他10个流域、15个省份复制推广⑧(⑧中新网安徽. 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之“新安江模式”——共治共赢共富的样板和典范. 2022-06-30.)。
旅游发展成为推动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和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关键选择，旅游业自身从单一的景区旅游迈向全域旅游，与生态、文化融合，助力流域升级成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期间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全面启动，黄山市黟县、屯溪区先后成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逐步改变粗放发展格局。随着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建设全面开启，上下游在流域生态共保、旅游共建等方面进展显著。全流域现已形成5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处5A级景区、1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旅游品牌，并充分利用2处世界遗产，以及众多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古民居⑨(⑨中国经济周刊. 一江新安水，一座创意城! 黄山市委书记凌云五个维度解读新安江. 2021-11-05.)等历史文化资源价值，打造了一系列以国家级、省级特色小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特色文化和旅游街区、精品民宿、微景区等为支撑的众多新兴旅游业态，旅游在引导全流域生态经济协同中地位凸显。
在生态文明与旅游业语境下，旅游已成为流域联动新经济要素，重塑长三角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有生力量[74]。流域以“旅游+”为引擎，推动新安江流域成为探索“两山”理论的实践示范区，成为转化资源优势、创造生态文旅资源富集区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本[77]。一方面，通过中国名茶之都、华东地区绿色农产品、中药材供应基地等差异化特色资源，在旅游业引导下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IP效应[78]；另一方面，通过新型工业化和“旅游+”等战略相叠加，引导产业关联与融合，培育、形成特色文化生态高技术产业体系⑩(⑩黄山日报. 黄山: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安江实践”. 2022-07-19.)。
同时，生态文化价值与区位条件促成了众多国家政策与要素叠加，随着黄山市成为长三角第五大高铁枢纽，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时空距离实现革命性重塑，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流域空间实践新内容。流域自然生态、地域文化和地缘经济社会的传统与现实联系在生态文明语境下成为尺度跃迁与重组的主要动力。一方面通过打造安徽自贸区黄山联动创新区、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并借力上海、杭州数字产业和数字资源优势，打造长三角数字产业新基地，建设长三角（黄山）创意经济研究院等[78]，跨尺度经济社会联系持续强化。另一方面，“文旅共兴”的空间实践通过争取举办RCEP地方政府合作黄山论坛，加快打造区域性绿色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并争取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落地等举措，推动国内国际重大事务“下沉”。2022年3月、12月在黄山的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标志着流域正逐渐成为国际化的、承载对外形象展示的“连接世界的大舞台”[76]，催生了以高端会议会展为代表的新经济要素不断注入（图8）。
图8 “生态文明与旅游业”背景下的新安江流域新兴业态

Fig. 8 Emerging business forms in Xin'an River Basin dur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eriod"

3.4.3 流域人地关系的反馈和响应

在空间实践中，进一步响应流域在生态约束下的人地关系反馈，提升了流域系统整体性与协调性，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逐步打破地理尺度限制与行政地域分隔，构建流域整体旅游空间与要素体系，将多尺度、多层级权力主体对新安江不同的价值表述，纳入统一的自然话语。另一方面，由于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流域上游黄山市国土面积90%成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土地、能耗等要素制约明显，对产业落地生态要求较高[78]。试点以来至2021年末，黄山市累计关停污染企业220多家，整体搬入循环经济园区企业110多家，优化升级项目510多个，拒绝污染项目190多个，投入流域治理资金200多亿元，得到补偿资金仅51亿元，上游地区发展机会成本、污染治理成本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严重不对等，生态产品稀缺性未得到充分反映，成为2021年长三角地区唯一经济总量未过千亿的城市[78]，生态约束下的上下游行政区经济非均衡性问题[79]亟待解决。未来在国务院2021年出台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引下，综合性、多类别、多元化，受众更加广泛的生态补偿体系亟需完善（图9）。
图9 “生态文明与旅游业”主导的空间生产

Fig. 9 Space production dominated by "eco-civilization and tourism"

此时期，新安江流域走向生态文明与全域旅游，开启流域发展的“后旅游阶段”，旅游业升级为主导产业之一，并作为流域自然建构的推动性力量，成为大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74]。旅游推动流域空间价值重构升级，并作为新产业路径与发展方式引导自然话语重绘空间蓝图，促成新的空间实践，成为孕育、集聚，进而承担区域创新的空间“孵化器”[77]。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本文在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下，通过构建“话语—实践—反馈”研究框架，阐释新安江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与演化逻辑。在过程的刻画中，探索了不同自然话语引导下，新安江流域空间生产的4个主要阶段。期间，权力主体将流域自然作为生产资料，通过不同社会建构、识别、挖掘和利用流域旅游资源，在不同历史阶段，将旅游分别作为流域自然社会建构的客观结果、主观目的及实现手段。流域文化生命力的延续多围绕着对流域自然本底封闭性和开放性价值的诠释与跨省跨界的地理特性所展开，自然—历史规律影响了不同时期社会关系的塑造、地方性的生成，以及流域内外要素的互动。因此，在时间维度上回归自然本底认知其旅游价值，有助于明晰历史及未来趋势。
在演化逻辑的甄别中，通过对不同时期社会建构的作用主体与作用方式进行研判，分析了不同时期自然话语主导下引导空间实践的各类动力及反馈，有助于厘清流域旅游发展演化因子及其相互作用。从流域系统的视角，权力、资本成为空间生产的主导力量，制度变迁、观念重塑与技术革新等成为引导社会建构的重要动力，地方社会、经济、文化、情感、生态环境等构成反馈与响应的多维动能。流域内外的多尺度效应，以及流域上下游关系所带来的流动性价值，进一步诠释了流域系统的演化逻辑。研究内容遵循了“时间（过程）—空间（格局）—社会（机制）”辩证统一的思路[80]，并体现了理论框架的适用性与延展性。
（2）从传统社会形态构建，到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等诸多理念，作为复杂的自然—社会—经济地域系统，流域空间治理呈现出纷繁的多重逻辑，也使人—河关系调控自古以来成为权力主体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新安江流域旅游空间的自然话语亦是在多元权力主体通过规划、政策、文本等一系列规范化、秩序化话语与浪漫化、艺术化表达引导下对其空间的理性化构想与理想化织就。不同时期、不同层级的权力话语体系主导了“自然的”流域在不同阶段、不同尺度的旅游空间生产，流域空间成为权力博弈与诉求实践的关键场域。
（3）权力、资本引导的流域自然“社会化”过程，最终使部分自然话语中“构想的空间”付诸物理形态而成为“已知的空间”。新安江流域旅游空间的实践体现为权力所形塑的旅游发展空间格局，在流域社会空间化的过程中，自然的一体化被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权力所分割，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结构与要素形态，权力博弈外显于各主体围绕着流域发展/保护的互动之中。
（4）在新安江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可将地方视作一种自下而上的生产动力，其生产生活方式、情感与记忆、价值与认同响应对流域空间实践的各类反馈，成为促进权力主体空间策略调适、联动内外要素充分发挥流域生态经济价值、完善生态产品市场化机制，以及全流域空间正义实现的重要方式。

4.2 讨论

（1）中华文明源起于大江大河流域，诸多流域面积广阔，流域间乃至流域内上下游、干支流间地理环境异质性明显。同时从古至今流域自然本底与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生着不同程度互动，当下诸多流域环境已高度“社会化”，塑造了鲜明而多元的地方性特质和其间错综交织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因此，亟需树立以流域为整体的地理观，从空间生产的视角，依托自然与社会文化结合的系统性思维，重新审视以流域为基底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逻辑，并从流域整体性出发，将不同流域视作“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要素的生命共同体，在其治理过程中关注系统要素的统筹与协调。
（2）自然在权力主体的建构中被赋予不同价值与意义，在地理现实中流域自然整体性往往被行政区划所分割。当权力的社会建构与流域的自然整体性相契合时，流域系统内部要素多趋于促进系统优化的正向联系；当二者相割裂时则多趋于不利于系统优化的负向联系。流域旅游空间生产体现在不同时期不断地建构、解构与重构，通过消解各时期的负面反馈，达到各阶段相对稳定状态，在发展演化中映射出自然与权力的协同与权衡（图10）。此外，自然的社会建构往往显现出跨越尺度与层级的系统繁复性，流域系统在自身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其流动性价值超越地方尺度的联系，显现出开放融合与封闭孤立的辩证关系。因此，在审视流域自然/文化过程中，应关注自然表征尺度的转化与嵌套，与权力主体非表征尺度的建构相耦合，探索人地关系互动所带来的尺度重组与再塑。
图10 流域旅游空间生产的辩证逻辑

Fig. 10 Tourism space production of a river basin and its trinity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3）当前旅游空间生产研究中，自然往往仅作为旅游空间的“背景”而未能认知其社会化的一面，对于流域作为自然/社会复合空间的属性亦未能充分把握。本文仅从宏观上通过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对新安江流域旅游空间生产进行了初步探索，未来对河流流域作为旅游地系统的关注应进一步拓展到不同尺度与类型，以及地域系统演化的不同时序，通过对纵横截面的多维剖析，获得深度理解与认知。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Oxford, 1991.

[2]
Ye Chao, Cai Yunlong. Analyzing the turns of David Harvey's scholarship: A case study on the innovation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1): 122-131.

DOI

[叶超, 蔡运龙. 地理学思想变革的案例剖析: 哈维的学术转型. 地理学报, 2012, 67(1): 122-131.]

DOI

[3]
Soga E W. Postmodern Geographies: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Wang Wenbin, trans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苏贾 E W.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 王文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4]
Wang Fenglong, Liu Yungang. Revisiting production of space: From Harvey to Foucaul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33(11): 1293-1301.

DOI

[王丰龙, 刘云刚. 空间生产再考: 从哈维到福柯. 地理科学, 2013, 33(11): 1293-1301.]

DOI

[5]
Young M.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ourist places. Australian Geographer, 1999, 30(3): 373-389.

DOI

[6]
Yu Gouxiong, Dai Guangquan. Review of domestic tourism space production research based on the journal perspective: Starting with the space production research knowledge system. Tropical Geography, 2018, 38(1): 13-24.

DOI

[余构雄, 戴光全. 期刊视角的国内旅游空间生产研究述评: 从空间生产研究知识体系谈起. 热带地理, 2018, 38(1): 13-24.]

DOI

[7]
Guo Wen, Wang Li, Huang Zhenfang.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of tourism space and residents' experience: A case study of Zhouzhuang ancient water town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Tourism Tribune, 2012, 27(4): 28-38.

[郭文, 王丽, 黄震方. 旅游空间生产及社区居民体验研究: 江南水乡周庄古镇案例. 旅游学刊, 2012, 27(4): 28-38.]

[8]
Zong Xiaolian. A study on the form and impact of the destination's spatial commoditization: With Lijiang ancient town as a case study. Tourism Tribune, 2005, 20(4): 30-36.

[宗晓莲. 旅游地空间商品化的形式与影响研究: 以云南省丽江古城为例. 旅游学刊, 2005, 20(4): 30-36.]

[9]
Guo Wen. P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space: A new perspective of tourism space research and practice. Tourism Tribune, 2016, 31(8): 29-39.

[郭文. 空间的生产与分析: 旅游空间实践和研究的新视角. 旅游学刊, 2016, 31(8): 29-39.]

[10]
Gui Rong, Lv Wanqing. Symbol representation and subject-object appositive sight: A case study on postmodernism of ethnic cultural tourism spatial production in Yi people ancient town. Tourism Science, 2013, 27(3): 37-49.

[桂榕, 吕宛青. 符号表征与主客同位景观: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的一种后现代性: 以“彝人古镇”为例. 旅游科学, 2013, 27(3): 37-49.]

[11]
Gui Rong, Lv Wanqing. Brief discussion on spatial production of ethnic cultural tourism. Human Geography, 2013, 28(3): 154-160.

[桂榕, 吕宛青. 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生产刍论. 人文地理, 2013, 28(3): 154-160.]

[12]
Sun Jiuxia, Su Jing. Traditional community space chan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A reflective study based on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Tourism Tribune, 2014, 29(5): 78-86.

[孙九霞, 苏静. 旅游影响下传统社区空间变迁的理论探讨: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反思. 旅游学刊, 2014, 29(5): 78-86.]

[13]
Wang Cheng, Li Haoying. Conceptual and research frameworks of rural production space system.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8): 913-923.

DOI

[王成, 李颢颖.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概念性认知及其研究框架.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8): 913-923.]

DOI

[14]
Guo Wen, Huang Zhenfang. A field theory to the prod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space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Zhouzhuang ancient town. Human Geography, 2013, 28(2): 117-124.

[郭文, 黄震方. 基于场域理论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多维空间生产研究: 以江南水乡周庄古镇为例. 人文地理, 2013, 28(2): 117-124.]

[15]
Huang Jianfeng, Lu Lin.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in tourism destin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of space: A new paradigm of space based on emergence of spa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1): 47-55.

DOI

[黄剑锋, 陆林.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旅游地空间研究范式转型: 基于空间涌现性的空间研究新范式. 地理科学, 2015, 35(1): 47-55.]

DOI

[16]
Li Peng, Zhang Xiaomin, Chen Hui. Production of world heritage based on actor network theory: A case study of Kaiping Diaolou and village in Guangdong. Tropical Geography, 2014, 34(4): 429-437.

[李鹏, 张小敏, 陈慧.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 以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热带地理, 2014, 34(4): 429-437.]

[17]
Williams R.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2nd ed. London: Flamingo, 1983: 221.

[18]
Zhu Hong, Yin Duo.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The rethink of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on natur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11): 1609-1616.

DOI

[朱竑, 尹铎. 自然的社会建构: 西方人文地理学对自然的再认识. 地理科学, 2017, 37(11): 1609-1616.]

DOI

[19]
Barnes T, Peck J, Sheppard E, et al. Reading Economic Geography. Tong Xin, trans tran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7: 157-246.

[巴恩斯 T, 佩克 J, 谢泼德 E, 等. 经济地理学读本. 童昕,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157-246.]

[20]
Harvey D.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deology of science. Economic Geography, 1974, 50(3): 256-277.

DOI

[21]
Schmidt A. Marx's Concept of Nature. Wu Zhongfang, trans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8: 73.

[施密特 A.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吴仲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73.]

[22]
Castree N. The nature of produced nature: Materiality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Marxism. Antipode, 1995, 27(1): 12-48.

DOI

[23]
Latour B.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
Swyngedouw E. Communication, mobility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over space//Giannopoulos G, Gillespie A.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in the New Europe. London: Belhaven, 1993.

[25]
Watts M. State, oil and accumulation: From boom to crisi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84, 2(4): 403-428.

DOI

[26]
Yeh E T, Lama K T. Following the caterpillar fungus: Nature,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place of Tibet in China's uneven geographie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3, 14(3): 318-340.

[27]
Smith N.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New York: Blackwell, 1984.

[28]
Hu Qiwu, Yao Bo, Liu Ying, et al. Analysis on changes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associated driving force in Poyang lake reg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0, 19(6): 628-633.

[胡启武, 尧波, 刘影, 等. 鄱阳湖区人地关系转变及其驱动力分析.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0, 19(6): 628-633.]

[29]
Castree N. Nature. Xiang Xinyi, trans trans.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20: 149-153.

[英卡斯特利 N. 自然. 相欣奕,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149-153.]

[30]
Daniels P, Bradshaw M, Shaw D,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Geography:Issues for 21st Century. Zou Jinfeng, Gu Luwen, trans tran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396-424.

[丹尼尔斯 P, 布莱德萧 M, 萧 D, 等. 人文地理学导论:21世纪的议题. 邹劲风, 顾露雯,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96-424.]

[31]
Tuan Y F. Dominance & Affection:The Making of Pets. New Haver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2]
Brookes A. Doing the Franklin: Wilderness tour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ure.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2001, 26(1): 11-18.

[33]
Bao Jie, Lu Lin. River tourism: Origin,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system: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7): 1069-1079.

DOI

[鲍捷, 陆林. 河流旅游: 缘起、内涵及其研究体系: 一个本体论的诠释. 地理科学, 2017, 37(7): 1069-1079.]

DOI

[34]
Josef S. River related tourism in Europe: An overview. GeoJournal, 1995, 35(4): 443-458.

DOI

[35]
Prideaux B, Cooper M. River Tourism. Wallingford: CABI Publishing, 2009.

[36]
Saunders P R, Senter H F, Jarvis J P. Forecasting recreation demand in the upper Savannah River Basi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1, 8(2): 236-256.

DOI

[37]
Shrestha R K, Stein T V, Clark J. Valuing nature-based recreation in public natural areas of the Apalachicola River region, Florid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7, 85(4): 977-985.

PMID

[38]
Chang T C, Huang S. Recreating place, replacing memory: Creative destruction at the Singapore River. Asia Pacific Viewpoint, 2005, 46(3): 267-280.

[39]
Bliek D, Gauthier P. Mobilising urban heritage to landscapes: Lessons counter the commodification of brownfield from Montréal's Lachine Canal. Canadian Journal of Urban Research, 2007, 16(1): 39-58.

[40]
Lu Lin, Bao Jie, Ling Shanjin, et al. The evolution progress and mechanism of Guilin-Lijiang River-Yangshuo tourism destination system.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9): 1066-1074.

DOI

[陆林, 鲍捷, 凌善金, 等. 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系统空间演化模式及机制研究. 地理科学, 2012, 32(9): 1066-1074.]

DOI

[41]
Kearsley G W. Tourism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conflicts on the Kawarau and Shotover Rivers, Otago, New Zealand. GeoJournal, 1993, 29(3): 263-270.

DOI

[42]
Kuentzel W F, McDonald C D.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ast experience, commitment, and lifestyle dimensions on river use specialization.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992, 24(3): 269-287.

DOI

[43]
Bricker K S, Kerstetter D L. An interpretation of special place meanings whitewater recreationists attach to the South Fork of the American River. Tourism Geographies, 2002, 4(4): 396-425.

DOI

[44]
Hjerpe E E, Kim Y S. Regional economic impacts of Grand Canyon river runner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7, 85(1): 137-149.

PMID

[45]
Ezebilo E E, Mattsson L. Socio-economic benefits of protected areas as perceived by local people around Cross River National Park, Nigeria.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0, 12(3): 189-193.

DOI

[46]
O'Connor P. The sound of silence: Valuing acoustics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46(3): 361-373.

DOI

[47]
Howard J L. The future of the Murray River: Amenity re-considered?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46(3): 291-302.

DOI

[48]
Savage V R, Huang S, Chang T C. The Singapore River thematic zone: Sustainable tourism in an urban context. Geographical Journal, 2004, 170(3): 212-225.

DOI

[49]
Kgathi D L, Kniveton D, Ringrose S, et al. The Okavango: A river supporting its people,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Hydrology, 2006, 331(1-2): 3-17.

DOI

[50]
Wang Yuncai. Recreation-scape ecological suitability evaluation and landscape resour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Kunes river basin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5, 60(4): 645-655.

[王云才. 巩乃斯河流域游憩景观生态评价及持续利用. 地理学报, 2005, 60(4): 645-655.]

[51]
Stephen K.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3.

[52]
Shields R. Spatial Questions. Xie Wenjuan, Zhang Shunsheng, trans. Nanjing: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2017.

[罗伯希尔兹. 空间问题. 谢文娟, 张顺生, 译. 南京: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7.]

[53]
Simmel G. Sociology:Inquiri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orm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9.

[54]
Harvey D. Justice, Nature &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Hu Daping, trans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哈维 D.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胡大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55]
Castree N. Social Nature: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tics. Oxfor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56]
Castree N. Making Sense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57]
Ma Tingting. Re-examina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An analysis of production logic based on capital space.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26(3): 65-72.

[马亭亭. 生态危机的再审视: 基于资本空间生产逻辑的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6(3): 65-72.]

[58]
Xu Bihui. From "humanization of nature" to "naturalization of man":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the essence of beauty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 38(4): 64-70.

[徐碧辉. 从“自然的人化”到“人自然化”: 后工业时代美的本质的哲学内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8(4): 64-70.]

[59]
Ren Yisheng, Lu Lin, Yu Hu, et al. Game of government subjects of eco-compensation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 based on the politics of scal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8): 1667-1679.

DOI

[任以胜, 陆林, 虞虎, 等.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 地理学报, 2020, 75(8): 1667-1679.]

DOI

[60]
Lu Lin, Ling Shanjin. Guidelines for Comprehensive Practice of Geography in Huangshan Area.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4.

[陆林, 凌善金. 黄山地区地理综合实习指导纲要.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

[61]
Lu Lin, Ling Shanjin, Jiao Huafu, et al. Study on evolu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Huizhou ancient villag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4, 23(5): 686-694.

DOI

[陆林, 凌善金, 焦华富, 等. 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及其机理. 地理研究, 2004, 23(5): 686-694.]

[62]
Lu Lin, Ge Jingbing. Research o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izhou ancient village.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07, 30(3): 377-382.

[陆林, 葛敬炳. 徽州古村落形成与发展的地理环境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 30(3): 377-382.]

[63]
Lu Lin, Ling Shanjin, Jiao Huafu, et al. Landscape features and mechanism of Huizhou ancient villag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 24(6): 660-665.

DOI

[陆林, 凌善金, 焦华富, 等. 徽州古村落的景观特征及机理研究. 地理科学, 2004, 24(6): 660-665.]

[64]
Dong Jiakui. A new probe into the factors in Huizhou merchants' decline.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05, 33(4): 410-415.

[董家魁. 徽商衰落原因新探.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33(4): 410-415.]

[65]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Huangshan Local Chronicles. Huangshan Local Chronicles (-2006).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2010: 513.

[《黄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黄山市志(—2006).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513.]

[66]
He Jingwu, Wu Yuanchao. Brief Chronicles of Huizhou.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1989.

[何警吾, 吴元超. 徽州地区简志. 合肥: 黄山书社, 1989.]

[67]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Chun'an Local Chronicles. Chun'an Local Chronicles. Shanghai: Chinese Dictionary Press, 1990.

[《淳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淳安县志.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68]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Qiantang River Local Chronicles. Qiantang River Local Chronicles. Beijing: China Local Records Publishing, 1998: 42.

[《钱塘江志》编纂委员会. 钱塘江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8: 42.]

[69]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Jiande Local Chronicles. Jiande Local Chronicles (1978-2005).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195.

[《建德市志》编纂委员会. 建德市志(1978—2005).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195.]

[70]
Lu Lin, Bao Jie. The course and mechanism of evolution about Qiandao Lak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6): 755-768.

DOI

[陆林, 鲍捷.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千岛湖旅游地演化过程及机制. 地理学报, 2010, 65(6): 755-768.]

[71]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Xin'an River Development Chronicle. Xin'an River Development Chronicle.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120.

[《新安江开发志》编纂委员会. 新安江开发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120.]

[72]
Huangshan Hydropower Bureau of Anhui Province. Water Conservancy Records of Huizhou Area. Huangshan: Huangshan Hydropower Bureau of Anhui Province, 1997: 109.

[安徽省黄山市水电局. 徽州地区水利志. 黄山: 安徽省黄山市水电局, 1997: 109.]

[73]
Tong Shanfu. Xin'an River Great Immigrant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童禅福. 新安江大移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74]
Lu Lin, Ren Yisheng, Xu Yuchen.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spect of "ruralism-ecology" spa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constructed by tourism.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6): 1267-1278.

DOI

[陆林, 任以胜, 徐雨晨.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展望. 地理学报, 2019, 74(6): 1267-1278.]

DOI

[75]
Ke Laizhang. Study on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Xin'an river basin, Huangshan city[D]. Wuhu: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2006.

[柯来章. 黄山市新安江流域水环境管理与旅游发展研究[D].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 2006.]

[76]
Sun Xiaobo. Why should Tunxi become a "grand diplomatic arena"? H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22(3): 3-5.

[孙晓波. 小城变身“外交大舞台”, 屯溪凭什么. 徽州社会科学, 2022(3): 3-5.]

[77]
Fu Qianqian, Yao Cheng'er, Chen Chengsong. Huangshan starts again. Decision Making, 2020(12): 34.

[付倩倩, 姚成二, 陈成诵. 黄山再出发. 决策, 2020(12): 34.]

[78]
Hong Guohua. Reflections on Huangshan city'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22(6): 6-9.

[洪国华. 关于黄山市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思考. 徽州社会科学, 2022(6): 6-9.]

[79]
Ren Yisheng, Lu Lin, Yu Hu. Administrative border effect of economy non-equilibrium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9): 46-52.

DOI

[任以胜, 陆林, 虞虎. 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非均衡性的行政边界效应. 经济地理, 2020, 40(9): 46-52.]

[80]
Zhuang Liang, Ye Chao, Ma Wei, et al.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developmental logic of new urban districts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8): 1548-1562.

DOI

[庄良, 叶超, 马卫, 等.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新区的空间生产及其演化逻辑. 地理学报, 2019, 74(8): 1548-1562.]

DOI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