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从全国层面对区域双核结构的实证分析还较为鲜见，如何界定双核结构特征的省份并分析其影响，也需要进一步实证探讨。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259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中国区域双核结构的分布特征及其对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11个省域呈现双核结构特征；区域双核结构对于所在省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南北地区表现出较大差异；区域双核结构对于省域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且有助于促进当地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总体来看，与部分省会城市规模不大、辐射带动力不强的单核结构省份相比，区域双核结构可以凭借中心城市数量及空间分布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短板，相对来说更有助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及科技创新。
区域经济韧性与其产业结构状况密切相关，二者的演变是否存在时空关联性以及如何关联需要进一步探究。基于企业和产业的微、中观视角，利用京津冀地区多年份经济增长和企业状态数据，检验了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关联性，筛选了影响地区经济韧性的主要产业，剖析了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耦合关联机理。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与缓慢增长阶段交替出现，经济韧性呈现波动增强的态势；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城市中心区表现出较高的经济韧性，空间上呈现中心—外围结构。② 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空间关联显著，在较为发达的北京、天津等地区高经济韧性—高产业结构多样化关联集聚较为明显；时间序列上，二者表现出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和演变的一致性。③ 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逐步改善，相比产业结构效应，区域竞争力效应对经济韧性的贡献较大；第一产业、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对地区经济抵抗力韧性的提升发挥了关键作用；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地区经济恢复力韧性的提升。④ 地区产业结构的演替驱动了发展路径的演化以及经济韧性的分异；京津冀地区经济韧性与产业结构演变的时空耦合关联以时间尺度为主，空间上并未导致地区空间结构的根本性重构，中心—外围结构仍较为显著。
乡村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战略叠加背景下的生态产业已经成为乡村地区新兴产业和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本文梳理了中国生态环境政策的演化过程，从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生态产品与经济发展、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角度系统阐述了生态产业化发展与区域乡村振兴的作用途径及促进机制，并以陕西洋县为例，探讨了依托区域生态资源，发展现代有机产业，实现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模式与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生态环境政策主要经历了重经济轻环保、环境保护与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阶段。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福祉体现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人类利用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生态产品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以效益为核心的“自然—生态—社会—经济”驱动体，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地—业—权”保障机制。有机化是生态产业化发展的典型模式和重要方向，陕西洋县“产品—产业—产区”的有机化发展范式，促进了从业人员从“单主体经营”转向“多主体运营”，土地利用方式从“资源优化配置”转向“人地关系协调”。未来汉江流域现代有机农业与乡村振兴样板建设的重点在于有机产品“提质增产”、有机产业“融合增值”和有机产区“降耗增效”，促进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
探究城市在跨尺度网络中的功能地位及关联效应，对于提升城市功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选取2003—2019年占中国电影总票房75%以上的中国电影为样本，基于电影产业链出品、制作、发行环节分工，辨识城市在地方、全国、全球多尺度网络中的功能分化，探究不同功能类型城市跨尺度网络功能关联效应演变。研究发现：① 城市在多尺度产业链联系网络中的功能分化明显，呈现出多样化核心型、多样化枢纽型、多样化节点型、复合化节点型和单一化边缘型5种类型。② 城市跨尺度网络功能之间具有动态关联效应，且存在城市功能类型分异和产业链环节分异，尺度功能完备和产业链功能多样的城市比功能较为单一的城市更显著。③ 多样化核心&枢纽型城市在各环节均具有显著的关联效应，显著性和关联强度因不同环节的网络结构和外部性大小而具有差异。金融驱动下的出品环节是多样化节点型和复合化节点型城市通过网络外部性逐渐获得提高企业集中水平这一有限效益的主要渠道，而较弱的企业集中水平和城市内产业链互动未能促进其融入对外联系网络。尺度功能和产业链功能单一且发育水平较低的单一化边缘型城市尚未表现出显著的关联效应。
本文从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联合决定企业规模的视角出发，搭建了城市属性、企业属性在内的企业规模决定因素分析框架，基于地方劳动力市场规模与结构的认识，建立多元回归决定模型，以环渤海地区日企为对象，围绕通用劳动力、专用劳动力，分析了日企规模的决定因素及其时空变化。结果发现：① 环渤海地区地方劳动力规模、通用劳动力规模具有相同的日企规模抑制作用，专用劳动力规模具有日企规模扩张作用。② 2001年前后两阶段，地方劳动力供给规模的抑制效应始终稳健、显著。通用劳动力规模的抑制效应由不显著转向显著，专用劳动力规模的扩张效应由显著转为不显著。专用劳动力规模的扩张效应弱化、通用劳动力规模的抑制效应强化，导致了环渤海地区日企规模的收缩。③ 企业年龄对日企规模的扩张效应、独资进入及服务业的抑制效应显著且稳健，是最重要的企业属性。地方开发区数量的扩张效应明显，是最重要的地域属性。本地企业集聚的扩张效应在山东省最为明显，在环渤海地区专用劳动力模型中不显著，在劳动力规模及通用劳动力规模的模型中趋于强化。
全面认识“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连通性、科学识别“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节点，对于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网络连通性视角出发，本文提出了“门户国家”的概念，综合集成Top网络、组团识别、门户系数等前沿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时空格局演化，剖析贸易组团结构性变迁过程，识别贸易门户国家及其功能作用，以期为中国开展对外经贸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研究发现：①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地区）贸易规模持续增长，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结构日趋复杂、层级特征明显的贸易网络结构。② “一带一路”主干网络核心节点突出，极化效应显著，由“相对均衡”向“一极独大”态势演进，中国已成为贸易网络中的主导性力量。③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交互作用的背景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4~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呈现出地理邻近性和动态演化性。④ 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新加坡、马来西亚、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埃及、以色列和黎巴嫩等贸易大国或占据特殊地理位置的枢纽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重要的门户国家。作为凝聚和支撑“一带一路”贸易体系的功能性节点和战略性枢纽，门户国家在提升贸易网络连通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应成为中国与沿线地区开展经贸合作的优先战略选择。
国际学术会议交流是科技全球化与全球创新网络流变中涌现的重要功能，其时空复杂性成为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新兴主题。基于国际学术会议交流理论框架，融合大数据挖掘、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及计量模型等方法，从时空多尺度刻画了2000—2019年全球学术会议交流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全球学术会议交流规模遵循“衰退—复苏—繁荣—萧条”螺旋上升式的中周期律，月际变化形成6月和9月双峰结构；交流领域集中于“巴斯德象限”，计算机、电力电子、控制科学、材料、通信等应用导向型基础研究成为核心前沿。② 全球学术会议交流规模高度集聚，呈现以北美、西欧、东亚—东南亚为核心的多中心区域化结构，学术会议交流空间变迁呈路径锁定与路径创造双重性，遵循“资源—经济”导向的区位选择律。③ 学术会议交流领域高度集中于计算机、电子工程和物理学三大学科，与全球应用科学转向趋同，其“规模集中度—学科优势度”关系类型异质性显著，形成梯次联动的功能分工格局。④ 全球学术会议交流不仅与其地方根植性密切相关，也受到学术声望的提升、交流环境的改善与交流成本的降低共同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学术会议交流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居民出行具有空间依赖性、时空动态性等特征，其与交通供给系统的动态耦合规律，是城市科学、地理学等领域的重点与难点。尤其在经历外部扰动时，居民出行表现出的韧性更具复杂性和时空波动性。本文借鉴生态学、交通工程、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基于交通供需求动态均衡特性，提出了出行韧性的概念及理论框架，构建了适用于多维度的出行韧性评价方法体系。同时，本文采用手机信令、地铁刷卡等多源大数据，基于出行韧性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出行韧性的空间分异及群体差异。出行韧性研究可以为城市精细化管理与韧性城市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全球化和集装箱化强化了海港与内陆地区的联系，争夺港口间接腹地而不仅限于直接腹地成为港口区域化阶段提升港口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之一。基于场强模型和班轮联系数据，分别识别出2006年、2012年和2019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集装箱港口的直接腹地、垄断性间接腹地和竞争性间接腹地的范围并分析其演化过程，总结了港口区域化阶段下腹地演化的特征。研究表明：① 直接腹地仍是长三角集装箱港口争夺的重心之一。研究期内直接腹地的扩张和收缩主要发生在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南京港等附近，腹地扩张方向与重要交通干道高度耦合。② 捕获垄断性间接腹地是枢纽海港推进港口区域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且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呈现出差异化的腹地格局。上海港基于江海联运将长江沿线集装箱内陆港口的直接腹地转化为其广阔分布的垄断性间接腹地。宁波舟山港缺少内陆港口喂给，基于浙江省的制造业优势，在省内形成有限的垄断性间接腹地。③ 分布广阔且争夺激烈的竞争性间接腹地是港口区域化阶段的主要表现之一。竞争性间接腹地集中在安徽省中南部和浙江省西南角，且呈先减小后扩张的趋势。本文尝试构建了港口区域化阶段集装箱港口的腹地体系，探索了定量刻画枢纽海港间接腹地的新方法，为从集装箱港口腹地演化来认知港口区域化的复杂性提供了借鉴。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型旅游开发项目日益增多，引发了旅游绅士化倾向日益明显；大城市郊区传统村镇由于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庞大的市场需求等优势，成为旅游绅士化现象发生、发展和探索的前沿。选取朱家角古镇为典型案例，采用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基于“租差”理论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探究朱家角古镇旅游绅士化的阶段、特征、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时间上，朱家角古镇经历了旅游绅士化萌芽阶段、旅游绅士化初级阶段、旅游绅士化发展阶段；特征上，旅游开发后朱家角古镇在人口数量、房地产市场、物质环境、社会文化氛围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空间的实践表现为旅游绅士化空间的景观塑造（物质空间改造），空间的表征表现为旅游绅士化空间的规划与约束（政府和规划者掌握话语权），表征的空间表现为旅游绅士化影响下的活动者感知（新移民、居民和游客等）；机制上，权力、资本和社会等构成了影响朱家角古镇旅游绅士化的核心因素，三者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了多层次的旅游绅士化机制。本文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转型期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城郊乡村振兴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特色乡村是乡村产业振兴和城乡休闲旅游的重要载体，大量特色乡村资源及其旅游潜力得以不断挖掘，但不同类型特色乡村的旅游空间协同发展关系仍不明晰。本文以5类国家级特色乡村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特色乡村差异化格局、空间联动与功能互补特征，在识别特色乡村集聚区的基础上开展旅游发展潜力评价，提出中国特色乡村旅游空间协同优化分区方案。结果表明：全国特色乡村分布呈现明显的东密西疏特征，其集聚区沿海（东海）、沿江（长江）和沿河（黄河）特征明显。中国特色乡村的形成和发展是多重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其中县域城镇化率、年均降水量、人口密度和旅游产业规模指数的影响显著。中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高潜力区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为战略支点的菱形分布格局。本文基于中国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和区位匹配度的组合分析，将全国划分为优先发展区、特色挖掘区、资源整合区、协同提升区和优化引导区，为中国特色乡村旅游空间格局优化和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让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但目前中国也面临国民幸福感随经济发展而下降的挑战。本文采用趋势面分析法、冷热点分析法等建构中国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空间格局，采用多层回归模型探索个体和城市层面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情况、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分异呈西高东低、南高北低；②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改善状况呈“连块集聚”特征，生活状况评价呈“块状集聚与零散分布并存”特征，与未来生活信心和总体生活状况感受共同呈西南高、东北低集聚特征；③ 生活改善情况、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评价、未来生活信心以及生活状况感受均值最高和最低点分别位于西、东部；④ 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反映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户口、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其中，后者反映在政府部门服务、社会保障、公正执法、食品安全、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环境等；⑤ 城市规模对居民生活状况感受影响显著，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型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更高，而超大城市更低。此外，超大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感受的正向影响被削弱，具体而言，主要弱化了医疗状况评价和交通状况评价对生活状况感受效应的正相关强度。研究为国民幸福的研究与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探究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的协同演化特征，可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量化依据。本文从演化韧性视角，基于“抵抗—响应—创新”构建城市生态韧性指标体系，依据协同学理论分析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理论框架，以山东省为例，借助哈肯模型、核密度估计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探析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间维度上，旅游经济表现为先持续上升后短暂下降趋势，城市生态韧性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空间分异方面，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分别呈现“高高集聚、低低集聚”和“双核领跑”的空间格局。② 旅游经济为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主导着整个系统的演化方向，且主要表现为正反馈效应；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韧性协同演化呈现倒“V”型变化趋势，并形成了“胶东经济圈>鲁南经济圈>省会经济圈”的空间格局。③ 协同演化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创新能力呈现积极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对协同演化的贡献基本为负；政府干预表现为“胶东经济圈显著为正，鲁南经济圈和省会经济圈存在不显著负影响”。
本文基于自然的社会建构理论视角，从流域权力主体的自然话语、流域自然的社会化以及流域人地关系的反馈与响应等维度，构建立足于“话语—实践—反馈”逻辑的流域旅游空间生产研究框架，对新安江流域旅游空间生产过程及其演化逻辑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安江流域经历了4个不同演化阶段：① 在传统农业与徽商资本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传统社会响应流域自然环境，形成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人地关系格局，并随着人地矛盾变化而注入了徽商资本等适应机制，期间对自然资源的价值赋予和徽州文化的创造成为未来旅游资源认知与识别的逻辑起点。② 在传统农业与现代水利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人们改变流域物理空间，促使新的山水景观形成，为未来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生态、景观与特色产业基础，在赋予其更多价值同时也引发了新的人地矛盾冲突。③ 在工业与旅游业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旅游成为流域经济社会主导力量与自然建构的重要目标之一，传统农业空间逐渐被塑造为现代旅游与工业化生产空间，同时地方权力割裂了流域空间，使保护与发展矛盾日趋尖锐。④ 在生态文明与旅游业主导的流域空间生产过程中，旅游成为流域自然建构的推动性力量，重构了流域空间价值分布格局，并作为新产业路径、新发展方式引导流域的自然话语重绘空间蓝图，促成了新的空间实践。最后，论文提出应树立流域整体地理观，从自然与社会文化结合的系统性思维，重新审视以流域为基底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逻辑。
探索旅游廊道识别与评价方法对于丰富旅游目的地研究理论体系，促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旅游廊道的形成本质上源于大众旅游时代以自驾车为主导的，在特定区域、沿特定交通线路有节律的旅游流动。本文借鉴景观生态学中生态廊道的相关理论与识别方法，综合考虑旅游流发生模式与生物迁徙本质趋同特点，构建了“旅游源地确定—‘旅游交通’网络模拟—‘交通旅游’廊道识别”的识别路径，并以青藏高原区为典型案例区对该区域内旅游廊道进行综合识别与评价。结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区“旅游交通”网络由23个源地和53个区段构成，整体表现为回路型网络特征，并呈现“东密西疏”的格局。② 综合比较“旅游交通”网络区段设施服务要素保障度差异，整体表现为“医”>“购”>“吃”=“住”>“行”>“娱”>“游”，并以西宁、拉萨两大核心城市为中心辐射衰减。③ 在此基础上共识别出青藏线、川藏北线、川藏南线、滇藏线、边境线、甘南—川西线6条较成熟“交通旅游”廊道，以及新藏北线与唐蕃古道线两条潜在“交通旅游”廊道。本文建构了一套区域旅游目的地从具有单一功能“旅游交通”网络向具有复合功能的“交通旅游”廊道转变的识别与评价方法路径，青藏高原区的案例研究也印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与普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