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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报 >

2022 , Vol. 77 >Issue 12: 3146 - 3161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212013

区域发展

多维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及群体异质性

  • 殷江滨 , 1, 2 ,
  • 张倩倩 1 ,
  • 武文杰 , 3 ,
  • 黄晓燕 1, 2 ,
  • 翟婧彤 3 ,
  • 祁琪 1
展开
  • 1.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西安 710119
  • 2.陕西师范大学全球区域与城市研究院，西安 710119
  • 3.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广州 510632
武文杰(1985-), 男, 安徽淮北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研究。E-mail:

殷江滨(1985-), 男, 江西湖口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9620M), 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经济地理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2-01-18

  修回日期: 2022-11-07

  网络出版日期: 2022-12-2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9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37)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22M711325)

收起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 Heterogeneous effects from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s over space

  • YIN Jiangbin , 1, 2 ,
  • ZHANG Qianqian 1 ,
  • WU Wenjie , 3 ,
  • HUANG Xiaoyan 1, 2 ,
  • ZHAI Jingtong 3 ,
  • QI Qi 1
Expand
  • 1. Northwest Land and Resource Research Center,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 2. Global Regional and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 3.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1-18

  Revised date: 2022-11-07

  Online published: 2022-12-29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213)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94)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ZDA037)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2022M711325)

Fold

摘要

人口回流正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趋势，并将深刻影响中西部及沿海地区的发展前景。本文从地理学的“距离”视角切入，在传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将两个非经济因素的距离维度，即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引入人口回流研究，构建了多维距离影响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全国层面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理论预测一致，流入地与户籍地间的多维距离对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距离抑制了流动人口的回流，而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均对人口回流产生促进作用。在考虑了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后，这一发现依然稳健。此外，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因流动人口个体及所在城市特征的差异而不同。个体异质性方面，随着流动人口年龄的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不断增强，而地理距离的影响则逐渐减弱。城市异质性方面，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制度距离对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则弱化了地理距离对回流意愿的正向效应。

关键词： 人口回流; 回流意愿; 多维距离; 中国

本文引用格式

殷江滨 , 张倩倩 , 武文杰 , 黄晓燕 , 翟婧彤 , 祁琪 . 多维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及群体异质性[J]. 地理学报, 2022 , 77(12) : 3146 -3161 . DOI: 10.11821/dlxb202212013

Abstract

Decade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entral, western and coastal regions of China have transformed the increasing flow of return migration across places, which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spects. Thus, elaborating the return motivation of internal migrant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tance" in geograph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wo additional non-economic dimensions of distance, namely, cultural and administrative distances, between places of destination and origin into the study on migrants' return-to-hometown intention, and focuses on the effects from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borders on return intention. Our measurement combines dialect, geographical and socio-economic datasets wit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s that influence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 We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data from the 2017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and the method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s between places of destination and origin exert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turn intention of migrant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Economic distance restrains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 while geographic, administrative, and cultural distances promote the intention of migrants to return. This finding remains robust after accounting for possible measurement errors in explanatory variables. The estimated effects of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s on return intention var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 migrants and destination cities. In terms of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the negative effect of economic distance on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 increases, wherea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 distance gradually decreases with increases in the age and level of education of migrants. In terms of urban heterogeneity,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administrative distance on return intention tends to decreas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economic level decreas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geographic distance on return inten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size. This study strength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return migration under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and helps to enrich the study of migration in geography.

Key words： return migration; return intention;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s; China

1 引言

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①(① 新华社. 习近平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0622.htm?ivk_sa=1021577l, 2016-05-18.)。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石，“流动中国”特征日益凸显[1]。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达3.76亿人，占总人口的26.6%，比2010年增长10.1个百分点[2]。与此同时，外出人口回流现象日益普遍，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据估计，中国乡—城流动人口中回流家乡者占比在20%~40%之间[3⇓-5]。作为重塑中国人口空间格局的关键力量，外出人口的回流无论是对户籍地还是流入地的发展前景均将产生深远影响。在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加，外出与回流并存的“双向化”趋势下，研究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驱动因素，不仅能够深化对人口流动规律的理解、丰富与发展人口迁移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还能为户籍制度改革和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已有文献对于人口回流动因的探讨主要从个人或家庭视角出发，集中于经济与社会两个维度。经济维度方面，新古典移民理论（Neoclassical Migration Theory）与新迁移经济理论（New Economics of Labour Migration）共同主导了对回流问题的讨论，但相关结论截然不同。新古典移民理论基于个人收入最大化，认为迁移是一种个人的成本收益决策，只有当预期收入目标未能实现，迁移收益低于成本时，回流才会发生。换言之，回流者都是经济上的“失败者”[6]。新迁移经济理论则基于家庭福利的最大化，将迁移视为一种家庭生计策略，目的是分散在原籍地的收入风险、克服市场约束。迁移者一旦赚取了足够的收入就会选择回流。因此，回流者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者”[6-7]。与理论上的分歧相似，相关实证研究也未形成一致性认识。尽管许多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就业状况更好、工资收入更多、拥有自购住房的外出者回流的可能性更小[8-9]，但另一部分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6,10]。社会维度方面，社会文化融合理论（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Theory）强调外出者参与流入地的社会活动、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以及当地身份认同等因素的重要性，认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程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回流[11]。跨国主义理论（Transnationalism Theory）则强调移民在流入地与原籍地之间的来回流动，认为与原籍地的家人、朋友等较多的社会联系，对原籍地的社会依恋等促使外出人口回流[12]。与经济因素存在较大分歧不同，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与原籍地的社会联系等社会因素对回流的影响得到了经验研究的普遍证实[13-14]。
上述研究为认识和理解人口回流现象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主要围绕个人或家庭特征对回流的影响展开，关于地理环境特征与人口回流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更重要的是，缺少对流入地与原籍地地理环境特征差异的综合考虑。事实上，人口流动决策是基于对现居住地与潜在目的地环境特征的比较，考虑的是两地的相对关系，而不是某一地的绝对水平[15⇓-17]，回流决策也不例外。少量文献虽然分析了原籍地与流入地间经济差距或地理距离对人口回流的影响，但实证结果相对碎片化，未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理论框架[18-19]。此外，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存在着明显差异。对于不同类型流动人口而言，其回流决策对地理环境差异的响应可能是不同的。相关实证研究往往忽略了群体异质性，从而限制了对人口回流驱动机理的深入理解。
因此，本文尝试从地理学的“距离”视角切入，在传统人口迁移理论（强调收入与成本等经济因素）的基础上，将两个非经济因素的距离维度，即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引入人口回流研究，通过构建多维距离（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对人口回流影响的理论框架，着重回答：① 上述4个维度的距离如何影响了中国国内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② 这些影响是否因流动人口群体特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关注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而非实际的回流行为，一方面是因为二者互为关联，在缺乏可靠回流行为数据的前提下，回流意愿可被视为未来回流决策的重要表征及回流行为的合理预期[20]。另一方面，回流意愿本身也极为重要，它反映了外出者对当前迁移生活的总体态度，并对回流以外的其他行为（如就业与投资、城镇定居等）产生影响[21]。因此，解析回流意愿的内在动因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与学术研究价值。

2 理论框架

作为地理学一直以来探讨的核心问题，距离是影响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重要外在因素[22-23]，既包含物理维度，又涉及经济距离、制度距离、社会距离、心理距离等众多相对维度[24]。Ghemawat基于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4个维度，通过构建CAGE（Cultural Distance，Administrative Distance，Geographic Distance，Economic Distance）距离框架，研究了多维距离因素对全球贸易的影响[25]。近年来，这一框架已被广泛运用于国际贸易、外商投资、跨境旅游等领域[26-27]。但在人口流动领域，运用多维距离的综合性解析尚不多见，学者们多从单个距离维度进行分析，这难免会导致低估或高估了某一维度距离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本文将CAGE框架引入到人口回流研究中，在梳理不同距离因素与人口流动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多维距离对人口回流影响的理论框架（图1）。
图1 多维距离影响人口外出与回流的理论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s that influence outward and return migration

（1）经济距离。追求更好的经济机会和生活条件是人口流动的初始动力。经典的人口迁移模型，如新古典迁移模型、迁移引力模型均强调了经济激励对人口流动的重要性[15,28]。人们在流动时倾向于选择更有可能找到工作、收入差距更大的目的地。换言之，流入地与原籍地的经济距离越大，越能吸引人口的外流[29]。按照这一逻辑，对于正在外出的流动人口而言，流入地的经济衰退或原籍地经济条件改善，导致两地的经济距离缩小时，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可能更强。已有关于南非与津巴布韦国际移民的研究[30]，以及中国国内流动人口的研究[31]均发现了相关证据。但Dustmann通过构建工资差距与国际移民居留时间的动态模型推导发现，两国工资差距的缩小既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人口的回流，这取决于其留在流入国的相对工资效应与回流原籍国的收入效应之间的权衡[32]。考虑到国家内部人口流动及中国的实际，本文预期：流入地与户籍地的经济距离越小，流动人口回流可能性越大，即经济距离对人口回流具有抑制作用。
（2）地理距离。物理维度的地理距离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在传统的推拉理论与迁移引力模型中，地理距离构成了迁移的成本，是人口流动的重要阻抗因素。流入地与原籍地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人口流动的规模越小[33]。主要原因在于：地理距离的增加不仅直接增加了流动所需的时间与交通费用，还减少了与家乡联系及家庭团聚的机会，增加了流动的心理成本。同时，远距离的流动使得流动人口在原籍地的社会资本丧失更多，从而增加了在流入地获取就业等信息的成本，降低了信息质量，因此人们倾向于流动到地理距离较近的地区[17,34]。按照人口外流的逻辑，那些较远距离的流动人口在做回流决策时，一方面由于较高的交通成本而不太可能回流，另一方面又面临较高的心理成本、信息获取成本而更有可能回流。考虑到交通成本在国内人口流动中的作用逐渐减弱[35]，本文认为因远离家乡导致的心理成本对回流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即地理距离对人口回流具有促进作用。
（3）制度距离。作为一种人为设计的约束，制度构成了政治、经济与社会互动的结构[36]，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关键性因素。对于国际移民而言，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政治、法律等制度条件，流入国更好的制度环境、原籍国糟糕的制度环境都将促使人口外流，并抑制人口回流[37-38]。对于国家内部流动人口而言，研究则侧重于地方化制度差异，即流动者在流入地获取福利与公共服务资源时面临的制度壁垒。如在印度，制度壁垒的存在显著抑制了人口的流动[39]。在中国，围绕户籍制度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限制了流动人口的经济与社会融入，促使其回流家乡[40-41]。但这些分析主要针对原籍地或流入地的制度环境，而非两地之间的制度距离。根据上述逻辑，对于中国的国内流动人口而言，如果流入地与户籍地之间的制度距离越大，即与户籍地相比，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公共服务的难度越高，流动人口就越有可能回流。换言之，流入地与户籍地的制度距离对人口回流具有促进作用。
（4）文化距离。文化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历来被学术界所重视。流入地与原籍地之间的文化距离越远，因语言、习俗等差异造成的流动风险就越高[42]。相反，文化距离较近的地区不仅沟通交流更为便利，还能共享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增加相互信任与相互理解，促进认同感与归属感，有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成功与社会融入[33,43]。因此从理论上看，人口倾向于流动到文化距离较近的地区。大量研究证实了文化距离对人口外流的显著抑制作用——无论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均是如此[41,44]。虽然关于文化距离与人口回流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但根据上述理论逻辑，流入地与户籍地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流动人口面临的流动风险越高，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并在流入地实现经济成功与社会融入的难度越大，回流的可能性就越高，即流入地与户籍地的文化距离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回流。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的国内流动人口。研究数据包括流动人口个体数据和地区层面数据。其中个体数据来自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7）。该调查由国家卫计委组织实施，对流动人口的界定为：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调查覆盖全国（暂未含港澳台）31个省级行政区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总样本量169989人。调查涉及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家庭与收支情况、就业情况、流动及回流意愿、健康与公共服务等方面。数据的时效性、代表性和权威性较强，已被广泛应用于人口回流相关研究中[45⇓-47]。此外，CMDS2017问卷中流动人口的流入地与户籍地信息均细化到区县级（这对于测量多维距离必不可少），是本文选择该数据的另一重要原因。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地区层面数据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域数据。因此需对个体样本进行筛选：首先，剔除市内跨县流动人口样本，只保留跨省和省内跨市样本，以避免市内流动人口样本对估计结果的干扰；然后，剔除流入地或户籍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州（盟、地区）等行政单元样本，只保留地级以上城市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05652个，居住于全国289个城市，户籍地来自290个城市。
市域人口及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语言数据来自《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部分城市户籍门槛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https://chfs.swufe.edu.cn/），其余城市户籍政策文件通过搜索“法律之星”“法律图书馆”“北大法宝”等法规政策数据库，以及各地政府网站等得到；道路交通数据来自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以及《中国交通地图册（2017）》（中国地图出版社）；空气质量数据来自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

3.2 研究方法与变量测量

本文重点探讨多维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采用的计量模型为二元Logistic模型。假定流动人口回流的概率由以下基本方程决定： L n P i 1 - P i = α + β e X e + β g X g + β a X a + β c X c + β k X k + φ + ε
式中：Pi变量表示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发生概率；Xe、Xg、Xa、Xc分别表示流动人口流入地与户籍地之间的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βe、βg、βa、βc表示多维距离的偏回归系数；Xk和βk为控制变量及其偏回归系数；α为常数项； φ指流入省份与户籍省份的固定效应；ε表示残差项。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为二分变量。CMDS2017问卷首先提问“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如选“否”，则跳问“如果您不打算留在本地，您是选择返乡还是去其他地方”，选项有“① 返乡②（②CMDS2017问卷注明返乡中的“乡”指户籍地所在区县。这与多数关于国内人口回流的界定[4,48 -49]相一致。）；② 其他地方；③ 没想好”。本文将选择“返乡”的受访者视为有回流意愿，赋值为1，否则为0。
核心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流入地与户籍地之间的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其中，经济距离采用两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差值衡量；地理距离通过两地公路最短距离衡量。制度距离方面，本文将国家统一社会制度下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政策体系视为地方化制度安排。由于中国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地方化制度安排对人口流动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使用户籍地与流入地户籍门槛指数的差值指代制度距离。户籍门槛指数也称落户门槛指数，是反映流动人口获得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难易程度的重要指标。张吉鹏等通过构建落户门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得到了全国120个城市的户籍门槛指数[50]，在此基础上，本文计算了剩余城市的户籍门槛指数③（③根据张吉鹏等的研究[50]，户籍门槛指数包括高端就业指数、普通就业指数、投资指数、购房指数和综合指数5类，考虑到城市就业指数门槛对于人口的流动迁徙最具相关性，且适用范围最广，本文参考已有文献[40]，仅使用其中的普通就业指数。）。两地户籍门槛指数的差值越大，即制度距离越大，表明与户籍地相比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公共服务的难度越高。文化距离方面，已有研究多采用共同语言、姓氏基因距离、殖民历史，或基于个体/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等综合得到的文化指数指标，本文结合中国实际与数据可获得性，采用语言距离衡量。语言是地方文化的突出表现，语言距离反映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词汇、语法和语音等特征差异，直接影响了不同群体间的沟通交流与身份认同，其作为文化距离（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已得到大量应用[51⇓-53]。在计算上本文同时考虑了语言特征的非相似性与使用某一语言的人口比例[52]，计算公式为：
L D A B = ∑ i = 1 I ∑ j = 1 J ( S A i × S B j × δ i j )
式中：LDAB为城市A与B之间的语言距离；I和J分别为城市A和B使用的语言；SAi和SBj分别为城市A使用语言i和城市B使用语言j的人口比重；δij为语言i与j的非相似性参数，反映的是语言从语言树结构分化程度的衰减函数[54]。若两个语言的特征完全不同，则δij为1，若完全相同则为0。LDAB的值同样介于0~1之间，值越大表示在考虑了使用人口因素后，两个城市的语言距离越大。语言树数据基于《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具体的语言树结构加权方案采用广为使用的Fearon[55]方法，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参考Spolaore等[56]的方法。
图2以西安市为例，展示了其与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间的多维距离。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变量及城市间差异变量两方面。个体变量方面，结合已有相关研究，选择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流动时长及家乡土地拥有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城市差异方面，流入地和户籍地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居住环境质量等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被大量研究证实。因此，本文将两地人口密度差异、公共服务差异和空气质量差异作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以检验多维距离因素对回流意愿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引入了流入省份和户籍省份的固定效应，以控制自然地理、历史等方面影响人口回流的不可观测的省际差异。Logistic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图2 西安市与中国其他城市之间的多维距离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27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s between Xi'an and other cities in China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 1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定义及计量单位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回流意愿 打算返乡=1，其他=0 0.02 0.13
核心解释变量 经济距离 流入地与户籍地的职工平均工资的差值(万元) 2.08 2.38
地理距离 流入地与户籍地的公路最短距离(km) 715.0 683.8
制度距离 流入地与户籍地户籍门槛指数的差值 0.41 0.34
文化距离 流入地与户籍地之间的语言距离 0.60 0.33
个体控制变量 年龄 单位：岁 37.21 10.79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2 0.50
高文化程度 大学专科及以上=1，高中/中专及以下=0 0.19 0.39
平均月收入 单位：元 4577.7 3928.2
流动时长 单位：年 10.80 7.69
家乡土地拥有 老家既有承包地，又有宅基地=2，有承包地或宅基地=1，既无承包地，也无宅基地=0 1.03 0.01
城市控制变量 城市人口密度差异 流入地与户籍地人口密度的差值(人/km2) 254.2 564.8
城市公共服务差异 流入地与户籍地公共服务指数a的差值 0.44 1.26
城市空气质量差异 流入地与户籍地PM2.5浓度的差值(μg/m³) -3.58 15.09

注：a：公共服务指数根据城市每万人小学生、中学生拥有的教师数、学校数，每万人拥有的医院数、医院床位数、医师数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

4 实证结果

4.1 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格局

通过统计不同城市作为流入地和户籍地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分别得到流入地和户籍地视角的回流意愿空间分布图（图3）。结果显示，流入地位于西北地区和福建、浙江等地城市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高，其他城市相对较低。总体上全国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低，且各城市差异较小，未形成明显的高值区。以户籍地统计的回流意愿则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来自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云南）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中部地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这些地区也是中国主要的人口流出地[57]。此外，来自浙江、上海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也较高。相对而言，户籍地为东北、华北和华南地区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普遍较低。这一空间格局与张华等基于省级层面数据得到的结论[31]总体一致。
图3 基于流入地和户籍地统计的中国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空间分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27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turn intention of migrants according to places of destination and origin in China

4.2 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影响的总体分析

根据前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基于流动人口总样本，分析多维距离因素对回流意愿的影响。表2报告了Logistic模型的估计结果。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在1.06~2.44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1仅纳入多维距离因素及地区固定效应，模型2在其基础上，加入城市差异控制变量，模型3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个体控制变量，模型4则将多维距离、个体及城市控制变量均纳入模型。由表2可知，所有模型的似然估计值较大，且卡方检验显著，模型整体解释力度较好。
表2 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影响的总样本分析结果

Tab. 2 Total sample econometric results of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s influencing return intention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Coef Z Coef Z Coef Z Coef Z
经济距离 -0.090*** -6.08 -0.099*** -6.07 -0.100*** -6.10 -0.109*** -5.93
地理距离 0.222*** 7.20 0.221*** 7.08 0.231*** 6.67 0.233*** 6.61
制度距离 0.228** 1.99 0.205* 1.66 0.482*** 3.72 0.438*** 3.12
文化距离 0.320*** 3.41 0.336*** 3.46 0.327*** 3.10 0.338*** 3.10
年龄 0.041*** 13.81 0.041*** 13.85
男性 -0.122** -2.11 -0.121** -2.10
个人月收入 -0.606*** -5.06 -0.606*** -5.06
流动时长 -0.018*** -4.77 -0.018*** -4.81
高文化程度 -0.291*** -2.91 -0.287*** -2.86
家乡土地拥有 0.176*** 5.08 0.176*** 5.05
人口密度差异 -0.068 -0.11 0.204 0.29
公共服务差异 0.061*** 2.59 0.046* 1.74
空气质量差异 9.745 0.52 15.647 0.75
流入地固定效应 0.007*** 2.62 0.007** 2.50 0.006* 1.91 0.006* 1.74
户籍地固定效应 0.006* 1.85 0.007** 2.11 0.002 0.68 0.003 0.90
常数项 -5.765*** -31.66 -5.773*** -31.51 -7.101*** -29.75 -7.117*** -29.70
LR chi2 176.90 183.95 502.79 506.07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Log likelihood -8338.38 -8334.85 -6615.72 -6614.08

注：***: p < 0.01，**: p < 0.05，*: p < 0.1。

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流动人口个体属性、流入地与户籍地城市差异因素后，城市间的多维距离仍对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重要影响。经济距离显著抑制了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流入地与户籍地间的经济距离越大，流动人口越不愿意回流。换言之，随着两地经济距离的缩小，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不断增强，这与前文提出的研究预期相符。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经济距离的缩小主要来自户籍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非流入地经济的衰退。近年来，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和就业机会增加，也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回流[31]。虽然Chort等[18]对美国的墨西哥国际移民、Nguyen等[19]对越南的国内移民研究均发现，流入地与原籍地经济距离显著促进（而非抑制）了流动人口的回流，但本文对中国的研究则发现了相反的结论。表明中国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积累财富的相对工资效应大于其回流家乡的收入效应，当流入地经济增长加快或家乡经济增长放缓时，人们更倾向于在流入地获得更高工资，而不是回流家乡以获得更大的消费或投资效用。
地理距离对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流入地与户籍地的地理距离越远，流动人口回流的意愿越强烈，估计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这与国际移民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一项针对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研究发现，地理距离抑制了移民的回流，作者将其归因于地理距离带来的迁移成本的影响[18]。另一项对美国国际移民的研究表明，地理距离及由此产生的机票费用、飞行时间等对回流的影响并不重要[58]。本文则发现地理距离显著促进了国内移民的回流。随着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快速提高，地理距离带来的交通成本对人口流动的重要性已明显降低[35]，但距离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获得信息的规模与质量，以及与家庭团聚的机会等的影响仍然存在[17,59]。较远的地理距离意味着流动人口在家乡积累的社会资本损失越大，其在流入地获取就业、居住等信息更为困难，与家庭团聚的机会也越少，心理成本提高，这些均促使流动人口回流家乡。
流入地与户籍地间的制度距离对回流意愿的正向作用得到了证实。制度距离越大，回流意愿越强，回归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较大的制度距离意味着与户籍地相比，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福利及公共服务资源的难度更大。虽然流入地的公共服务资源更为优质，但可获得性较低，在与户籍地进行衡量比较后，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回流家乡，以提高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很显然，这是一种制度排斥导致的次优选择。制度距离对人口回流的正向影响与张吉鹏等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后者发现城市户籍门槛促进了流动人口回流，但这一影响只发生在公共服务获得性较低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身上，对公共服务获得性较高的城市户籍群体影响不显著[40]，换言之，只有当流入地与家乡的落户门槛差距较大时，流动人口才有可能回流。
文化距离同样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产生了促进作用。文化距离越远，流动人口回流的意愿越强烈。已有关于文化距离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对人口外流的抑制上，本文验证了其对人口回流的正向影响。流入地与户籍地的文化距离越远，两地在文化、语言、价值观及社会规范上的差异越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面对的文化适应障碍就越明显，其与当地社会建立相互信任的难度也更大[44]，这将导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和经济融入受阻，从而促使其回流。已有关于跨省回流及区域性回流的研究同样发现了这一规律。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张华等[31]及殷江滨[60]均发现青海、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流动人口的回流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多数省份，这与其流入地和家乡在语言、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密不可分。
此外本文还发现，流动人口的个体属性对其回流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年龄越大，回流意愿越强。女性、在家乡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回流。而收入与文化水平越高、外出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越低。这与已有多数研究结论一致[9,31,40]。城市差异变量中仅公共服务差异对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密度、环境质量的差异对回流意愿影响均不显著。

4.3 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影响的群体异质性

根据流动人口个体及所在城市的差异，进一步考察多维距离影响回流意愿的群体异质性。具体而言，分别构建了多维距离因素与流动人口年龄和文化程度的交互项，探讨多维距离影响回流意愿的个体异质性，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将多维距离与流入地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水平（人均GDP）交互，分析多维距离影响回流意愿的城市异质性，结果如表4所示。
表3 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影响的个体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 3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results of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s influencing return intention

变量 模型5：年龄异质性 模型6：文化程度异质性
经济距离 地理距离 制度距离 文化距离 经济距离 地理距离 制度距离 文化距离
经济距离 -0.066*** -0.084***
地理距离 0.305*** 0.262***
制度距离 0.100 0.127
文化距离 0.819*** 0.747***
距离×年龄 -0.004*** -0.007*** 0.003 -0.014
距离×文化程度 -0.069* -0.226*** 0.263 -0.256
个体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3.957*** -3.881*** -3.893*** -3.854*** -5.533*** -5.405*** -5.450*** -5.454***
LR chi2 424.40 502.40 359.22 471.14 418.28 501.76 359.96 468.69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Log likelihood -7175.31 -7136.31 -6779.13 -7056.01 -7178.37 -7136.63 -6778.76 -7057.23

注：***: p < 0.01，**: p < 0.05，*: p < 0.1。

表4 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影响的城市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 4 Urban heterogeneity results of multidimensional distances influencing return intention

变量 模型7：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 模型8：城市经济水平异质性
经济距离 地理距离 制度距离 文化距离 经济距离 地理距离 制度距离 文化距离
经济距离 -0.079*** -0.093**
地理距离 0.278*** 0.273***
制度距离 0.236* 0.099
文化距离 0.757*** 0.764***
距离×人口规模 0.009 -0.008 -0.177** -0.010
距离×经济水平 0.001 -0.016** 0.033 -0.022
个体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5.466*** -5.353*** -5.337*** -5.415*** -5.475*** -5.324*** -5.358*** -5.393***
LR chi2 415.86 499.02 400.97 472.69 419.17 498.83 390.68 469.26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Log likelihood -7179.58 -7138.00 -7187.03 -7055.23 -7177.93 -7138.10 -7192.18 -7056.95

注：***: p < 0.01，**: p < 0.05，*: p < 0.1。

4.3.1 个体异质性

根据表3模型5，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年龄异质性。两个维度的距离与流动人口年龄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结合主效应项估计结果可知，随着流动人口年龄的增长，经济距离对回流意愿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而地理距离对回流意愿的正向影响则被不断弱化。经济距离的影响表明，与年轻的流动者相比，年老的流动者对经济距离的变化更为敏感，这可能与年龄增大导致其就业竞争力下降、风险偏好降低有关。地理距离的影响表明，年轻流动者的回流意愿比年老者更容易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许多年轻的流动者处于刚成家立室、生儿育女阶段，其子女多未成年，家庭团聚的心理需求甚于那些年龄较大的流动者，因此地理距离对这类人群的影响更强。此外，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并未因流动者年龄的增长而有所不同。
与年龄相似，文化程度对经济距离、地理距离的影响也起着调节作用。经济距离与文化程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综合主效应结果表明，与中低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口相比，高文化程度群体的回流意愿受经济距离的影响更大。文化程度高的流动人口往往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在面临经济波动时具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并能够从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较多的经济回报。因此，随着两地经济距离的缩小，高文化程度群体表现出更强的回流意愿。地理距离交互项系数同样显著为负，结合主效应结果可知，与中低文化程度流动者相比，高文化程度群体受地理距离的影响更弱。这与Kone等[39]对印度、李强[61]对中国的国内迁移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文化程度越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就业等信息的规模与质量就越高，城市适应能力也越强，其在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功及社会融入的可能性越大，地理距离对其回流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学历对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影响的调节作用未得到验证。换言之，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对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并未因其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有所减弱。

4.3.2 城市异质性

根据表4模型7可知，城市人口规模与多维距离交互项中，仅与制度距离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其他距离交互项均不显著，表明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制度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以往研究发现，城市落户门槛是导致流动人口回流的重要因素[40]。近年来虽然许多城市逐步放宽落户限制，但特大城市的户籍壁垒仍广泛存在。按照这一逻辑，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更大的制度距离将会导致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进一步增强。但本文的结论恰好相反。可能的原因是，特大城市由于极高的落户门槛与制度障碍，使得流动人口对获得城市户籍的预期较低，加之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更为完善，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强[47]，从而削弱了制度距离对回流意愿的正向作用。
城市经济水平对地理距离影响的调节作用得到了证实，但对其他距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经济水平与地理距离交互项的系数为负，回归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地理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正向效应逐渐减弱。经济发达的城市不仅能为流动人口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还拥有相对完善的就业市场，减少流动人口获取就业信息的相关成本，提高信息获取质量，从而推动流动人口经济目标的实现。因此，虽然地理距离的增加导致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的丧失和心理成本的增加，提高其回流意愿，但对于经济发达城市的流动人口而言，经济上的成功可以部分抵消和弱化地理距离的影响效应。

4.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关键变量替代测量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经济距离采用流入地与户籍地的GDP水平的差值作为代理变量。地理距离采用两地最短直线距离衡量。制度距离方面，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各地积极实施城市群发展战略，各城市群内部在公共服务等方面统一实施制度改革，减少制度障碍。因此，本文采用“流动人口的流入地与户籍地是否处于同一城市群”衡量制度距离，如处于同一城市群，则制度距离为0，否则为1。本文仅将国务院批复的11个城市群作为评判依据，相应空间范围参考《中国城市群地图集》[62]。文化距离仍以语言距离衡量，但其计算方法借鉴Spolaore等的替代加权方案[56]。
表5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其中模型9仅考虑了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估计系数进一步确认了经济距离对回流意愿的抑制作用，以及地理、制度和文化距离对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模型10和模型11分别控制了城市差异变量和个体变量，模型12则同时控制了两类变量。同样地，多维距离的替代性测量回归结果均与前文基准模型估计结果保持一致，体现了研究结论的稳定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 5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变量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Coef Z Coef Z Coef Z Coef Z
经济距离 -0.017*** -7.08 -0.024*** -7.30 -0.014*** -5.08 -0.021*** -5.71
地理距离 0.265*** 7.18 0.272*** 7.32 0.291*** 6.94 0.300*** 7.11
制度距离 0.132* 1.77 0.139* 1.86 0.203** 2.42 0.207** 2.46
文化距离 0.331*** 2.87 0.307** 2.59 0.350*** 2.70 0.321** 2.41
年龄 0.040*** 13.97 0.040*** 14.04
男性 -0.139** -2.48 -0.135** -2.42
个人月收入 -0.652*** -5.53 -0.665*** -5.61
流动时长 -0.017*** -4.65 -0.018*** -4.72
高文化程度 -0.276*** -2.86 -0.274*** -2.83
家乡土地拥有 0.148*** 4.42 0.151*** 4.48
人口密度差异 1.313** 2.20 1.643** 2.41
公共服务差异 0.058*** 2.62 0.040* 1.73
环境质量差异 9.021 1.08 25.091 1.28
流入地固定效应 0.006** 2.32 0.006** 2.15 0.004 1.43 0.004 1.21
户籍地固定效应 0.006* 1.93 0.007** 2.07 0.003 0.76 0.003 0.81
常数项 -6.004*** -29.31 -6.039*** -29.38 -7.315*** -28.02 -7.356*** -28.15
LR chi2 198.55 210.34 534.54 546.05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Log likelihood -8855.57 -8849.68 -7024.31 -7018.55

注：***: p < 0.01，**: p < 0.05，*: p < 0.1。

5 结论与讨论

随着中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量不断下降，存量人口空间流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流动人口的回流与居留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传统人口输出地，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离不开外出回流人口的多方面要素支持；在人口流入地，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流动人口的全方位融入也必不可少。因此，亟需深入剖析流动人口的回流动因，丰富对人口回流的规律性认识。本文从地理学视角构建理论框架，并运用全国层面的流动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尝试从以下方面有所突破，以推进地理学的人口迁移研究。
（1）本文从地理学经典的“距离”视角出发，将流动人口个体与地理环境相结合，揭示个体所处的流入地与原籍地环境特征的差异（而非某一地环境特征）对回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本文将制度距离、文化距离等非经济因素引入人口回流动因研究，并综合传统人口迁移模型的经济因素（经济距离、地理距离），通过理论分析构建了多维距离影响人口回流的相对完整统一的分析框架，既强化了对“人—环境”相互作用下人口回流现象的认识，也考察了多维因素对人口回流的综合影响，避免某一维度因素分析导致的估计偏差，是地理学研究人口回流的有益理论尝试。
（2）实证研究证实了制度、文化距离等非经济因素对人口回流意愿的显著影响。当流入地与户籍地的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较大时，流动人口回流的意愿更为强烈，说明除传统的收入、成本等经济因素（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外，非经济因素对人口回流的作用不容忽视。此外，本文还发现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对人口回流的影响与已有研究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经济距离显著抑制了回流意愿，不同于针对墨西哥或越南的实证研究。地理距离显著促进了回流意愿，也与墨西哥国际移民的研究结论相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流动人口群体的差异，也可能因为相关实证研究较少，可供比较的文献有限。这进一步凸显了加强该方面研究的必要性。
（3）研究揭示了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影响的群体异质性。其中，个体异质性方面，随着流动人口年龄的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距离对回流意愿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而地理距离对回流意愿的积极影响则不断减弱。城市异质性方面，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制度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而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则弱化了地理距离对回流意愿的正向效应。考虑到中国流动人口群体的庞大规模，其内部差异广泛存在于不同个体、不同城市之间，因此在分析其回流动因时，需要充分探讨其群体异质性，以深化对人口回流现象的理解。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① 受调查问卷提问方式等因素影响，本文研究数据中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明显偏低，这与许多针对实际回流行为的调查结果存在出入。未来可将回流意愿与实际回流行为研究相结合，进一步揭示人口回流的驱动机理。② 文中的回流指的是回流到户籍所在区县，即县域间回流，但由于县域相关数据获取困难，研究使用的户籍地和流入地层面数据为市域数据，二者不完全匹配，虽然本文剔除了市内流动样本，但仍可能对估计结果造成一定影响。③ 仅使用截面数据分析了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未能进行纵向研究，难以揭示多维距离与人口回流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通过追踪调查等方式，完善研究数据，深化对人口回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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