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村镇呈现异质化发展态势。然而当前研究较多关注了村镇物质空间演变特征，忽视了其背后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对村镇建设格局的形塑作用。本文以提炼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特征为目标，首先从“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视角，剖析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分化逻辑，并梳理其分化历程；其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比分析2009—2018年江苏省3个典型县域的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差异；最后将其归纳为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演化模式。结果表明：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是典型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生产方式的转变引致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呈现多元分化；由于要素集聚与疏散的空间需求不同，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时空特征、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具有显著差异。基于案例比较分析，本文总结出具有差异化演化态势及动力机制的3类演化模式，分别为城乡两极分化的农业生产型、城镇多中心扩张的工业生产型、村庄走向分野的生态消费型，并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措施，因地制宜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分析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变动格局和影响因素，能更好地借鉴和发挥行政区划设置在国家与地方治理中的支撑作用。综合梳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史·地理志》的考证结果，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档案、《清实录》《清会典》《大清一统志》以及清代地方志等历史文献，全面分析1683—1911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的时空变动过程与演变规律。研究表明：①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主要有9类调整模式，以自下而上的申报调整为主，关键是总督和巡抚的提议权，督抚体制是行政区划调整推进的制度保障；② 行政区划调整的频次受最高统治者的治理理念影响较大，波动明显，雍正朝是清代行政区划调整的绝对高峰期，光绪和宣统两朝是一个相对高峰期，道光、咸丰到同治时期调整最少；③ 县级行政区划的调整以新设最多，其次为改隶和析分，同级变更和合并是频次较少的两类调整；④ 升级、迁治、裁撤、新设4类调整在清代23个省的分布范围较广泛、各省域分布较为广泛均衡，变更专名、合并、改隶、同级变更4类调整的分布范围集中于直隶、河南、山西等省；⑤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安全和统治方便是决定性因素，总体上体现出层级明确、权责明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国家治理理念。
长期以来，“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这两个概念、以及基于这两个概念获取的数据在中国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得到广泛使用，甚至主导着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在国际背景下对这两个概念和相关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进行了深入地检视，并通过对若干人口普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在测量人口迁移流动事件时的失效和失真。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概念及相关数据已与现实的迁移流动事件和过程严重脱节；它们既可能因高估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而失真，也可能因系统性遗漏某些迁移流动人口（如城—城流动人口）而失效，同时还严重干扰对现实人口迁移流动方向的判断。此外，基于“人户分离”得到的流动人口数据还存在着不能用于“率”指标的计算和缺乏国际可比性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相关概念、测量和数据收集应回归其反映空间变动事件的本质功能，逐步扩大使用基于5年前常住地（乃至1年前常住地）变动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并充分利用人口登记和行政管理数据开发基于迁移事件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为分析和判断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演变趋势和规律提供有效且可靠的数据基础。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发展出现了新态势。本文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依据地级尺度划定的“准胡焕庸线”，分析2010—2020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集疏模式的新特征，并探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胡焕庸线”依然稳定，2020年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人口比为93.5∶6.5；② 西北半壁人口份额仍然微增，但是增幅较之前明显下降； ③ 2010—2020年西北半壁人口集中化指数由降转增，西北半壁和东南半壁的人口分布集中化程度均有所提升；④ 东南半壁人口集疏分化不断强化，2010—2020年人口负增长区的面积占比已达54.22%，超过人口正增长区；西北半壁人口集疏的马太效应特征愈发明显，人口负增长区占比也已升至26.15%；⑤ 省会首府人口增长优势愈发突出，且西北半壁比东南半壁更为明显；⑥ 经济发展水平、城区人口规模等级、行政区划等级等因素与区域人口变动显著相关；西北半壁行政区划等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效应尤为突出。综合来看，西北半壁已经出现与东南半壁相似的人口集疏过程，人口集疏模式已突破了“胡焕庸线”。中国即将迎来人口总量拐点，人口城镇化进程逐步减速，密切关注“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发展的新特征，对推动全国各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准确认识和把握21世纪前20年中国人口迁移的地理格局和影响因素，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借助特征向量空间滤波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ESF PPML）引力模型，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200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① 2000—2020年间人口迁移格局总体稳定，具有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网络溢出效应，大量人口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迁移至东部地区；② 人口迁移格局稳中有变，不平衡程度和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人口迁移和人口分布显现出南北分异趋势，东北地区人口迁出强度不断增强； ③ 传统引力模型因素（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工资差异、科技教育投入占比、医疗水平）、社会网络因素、环境舒适度（PM2.5浓度）以及生活成本（住宅价格占比）共同影响人口迁移格局；④ 区域经济差异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步弱化，人口迁移逐渐转变为对工资收入、高质量公共服务、环境舒适度等多因素考虑的决策过程，生活成本逐渐对人口迁移产生显著影响。
以江苏省为研究区，探索了2010—2020年间流动人口在城、镇和乡（即城区、镇区和乡村3类地域类型）分布的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江苏省城和镇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普遍增加，但镇的增幅明显高于城，乡的流动人口占比却在近一半的市县出现减少。② 江苏省流动人口苏南—苏中—苏北分布的梯度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苏南仍是吸引流动人口的高地，但苏中和苏北的镇对省内流动人口的吸引显著增强。③ 苏南一些乡和苏中、苏北一些镇流动人口占比有明显提升，体现了乡镇对流动人口的集聚能力。④ 模型结果显示，政府社会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增强城、镇、乡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城和镇对两类流动人口占比的影响有所不同；产业的影响因城、镇和乡的不同而分异：工业在城、镇、乡均为正向影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城镇仅对省内流动人口占比具有正向作用；农林牧渔业在乡为负向影响。
把握中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空间演变规律对快速老龄化背景下的健康老龄化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老年人口自评健康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重心—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刻画2010—2020年中国省域城乡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空间动态演化过程，揭示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流动、环境污染与保护等因素的影响变迁，主要发现：① 2010—202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总体上升，但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城镇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东—中—西”递减格局趋于强化，乡村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向“南高北低”转变；② 社会经济发展是影响城乡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及其空间格局演变的首要因素，但作用趋于减弱，乡城人口流动导致老年人口健康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③ 环境本底因素作用减弱，环境污染因素作用增强，环境保护举措在城镇地区呈现健康改善效应。
国际发展研究指相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在发展中国家本地化的研究，是西方地理学的经典议题。本文梳理和总结了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发展研究的发展历程，包括其出现背景、兴起过程和学科格局，系统评述了国际发展知识演变的4个阶段，即现代化理论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新自由主义阶段（20世纪80—90年代）、新结构主义阶段（21世纪初10年），以及新现代化理论阶段（21世纪10年代至今）。借鉴西方经验，对照当前中国崛起的过程，提出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发展知识的新阶段，应积极推动国际发展地理学。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必然要求，立足学科优势，建议了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地理学研究的4个方向，包括基于中国的区域发展经验和空间治理模式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地理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海外重大项目案例研究和国际发展融资地理研究。
开展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是全局把握国家科技创新总体布局并指导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然而相关研究仍较滞后。本文从城市间创新合作关系网络的角度，结合已有地理区划理论和创新地理研究，设计了一种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方法，基于中国357个城市间2017—2019年的专利合作关系数据，研制了一套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方案。研究认为，将网络空间拓扑关系与地理空间位置关系相结合，借助空间邻接约束下的层次聚类与以模块度为依据的图分割技术，可以得到内部联系紧密且占据一定连续地表的区划结果，是一种科技创新功能区划的有效方法。在城市科技创新网络拓扑结构分析和二值与加权网络分区结果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研制出一套包含4个一级区和20个二级区的中国科技创新功能区划参考方案，将中国大致划分为北方、南方、东部、西部4个科技创新功能板块，每个板块包含4~6个二级功能区。这一方案的分区边界与省级行政边界具有较高的吻合性，可为国家从宏观层面进行科技创新统筹管理提供辅助参考。建议未来依托科技创新功能区的建设与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因地制宜实施区域创新发展战略，更好地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贡献力量。
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绿色专利识别方法，本文建构了2007—2017年中国城市尺度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时空数据库，从而揭示了2007—2017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时序发展上，无论是在专利申请量上还是城市参与度上，绿色建筑技术一直主导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11年间绿色建筑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占整体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0%以上；② 创新主体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由企业主导的特征愈发显著，企业申请的绿色专利占整体的比例由2007年的39.7%增长至2017年的62.6%；③ 空间演化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为主导的三极格局日益凸显。个体城市上，11年间北京、深圳相继超越上海，成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最为集聚的两大核心城市；④ 影响因素上，中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路径依赖性特征，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城市经济规模、城市市场规模、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城市吸引的FDI以及城市空气质量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人口回流正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趋势，并将深刻影响中西部及沿海地区的发展前景。本文从地理学的“距离”视角切入，在传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将两个非经济因素的距离维度，即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引入人口回流研究，构建了多维距离影响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全国层面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理论预测一致，流入地与户籍地间的多维距离对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距离抑制了流动人口的回流，而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均对人口回流产生促进作用。在考虑了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后，这一发现依然稳健。此外，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因流动人口个体及所在城市特征的差异而不同。个体异质性方面，随着流动人口年龄的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不断增强，而地理距离的影响则逐渐减弱。城市异质性方面，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制度距离对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则弱化了地理距离对回流意愿的正向效应。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从历时发展、空间关系、地理环境的角度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客观了解其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流传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高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本文试图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基于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流布范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空间解构，同时采用时空演化树模型将非遗空间分布及谱系年代以一种简单清晰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对此进行影响因素的探析。结果表明：① 国家级非遗主要聚集在发展水平较高、民族特色突出、文化积淀深厚、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是非遗的聚集中心；② 北京和西藏的内部一致性与文化认同感较高，江浙地区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特征；③ 中国源于各历史时期的非遗项目的分布重心总体上呈现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变化路径；④ 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的迁移、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动和战乱灾害是促使非遗分布重心转移的关键因素。由此得出加大非遗项目保护资金投入、重视非遗历史发展演化研究、深入挖掘地方非遗特质、推动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等启示。
厘清中、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分布及其影响因素是完善中国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针对县域尺度上职业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认识的不足，收集制备了县域尺度多要素匹配数据集，解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关系，进而从分布均衡性、产业匹配的角度诊断了中国职业教育资源的布局优化方向，提炼了优化发展建议。研究表明，中国中等与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均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密西疏的分布格局。从影响因素差异上看，15岁以下人口占比和二、三产企业数量分别对中职、高职院校规模起到积极正影响。同时，中职教育资源分布显示出普遍性、下沉性及西部欠均衡的特征，而高职教育资源则表现出地级市内部区县间差异占主导，东部地区均衡性弱的特征。因此，研究建议根据地方与周边经济发展、产业和人才需求，优化分级、分类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东部地区合理调控市域间高职院校资源配置，西部地区加大均衡性较差区县的中职教育资源投入，实现跨区协同合作；构建依托高职院校资源聚集的市域，带动周边县域专业相衔接的中职院校发展，持续提升其社会认可度，助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部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处于非常重要的枢纽地位。中部地区崛起取得显著成效，但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如何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崛起，构筑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第24届中国科协年会中部地区协调发展论坛就此进行专题研讨，普遍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新时代国家战略导向，空间规划和产业布局要尊重自然与经济规律，国家战略规划布局应从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向“差异化+系统化”转型。中部地区要以“两横三纵”城市化格局为骨架，积极融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发挥城市群对中部地区的鼎托作用，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强化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南昌都市圈等核心支撑作用；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农业、能源、电力、工程机械、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水安全管理；补齐农业短板，推动乡村振兴，形成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