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学报 >

2022 , Vol. 77 >Issue 12: 2954 - 2971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2212002

城镇化与行政区划

江苏省典型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

  • 贾铠阳 , 1 ,
  • 乔伟峰 , 2, 3, 4 ,
  • 胡晓亮 2 ,
  • 黄贤金 1
展开
  • 1.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 2.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 3.南京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南京210023
  • 4.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
乔伟峰(1975-), 男, 江苏徐州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城乡发展。E-mail:

贾铠阳(1996-), 男, 宁夏盐池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城乡土地利用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1-09-05

  修回日期: 2022-05-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2-12-2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7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6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71921003)

收起

The evolution modes of town-villages construction pattern of typical counties: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hree coun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 JIA Kaiyang , 1 ,
  • QIAO Weifeng , 2, 3, 4 ,
  • HU Xiaoliang 2 ,
  • HUANG Xianjin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3. College of Rural Vitaliz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4.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9-05

  Revised date: 2022-05-16

  Online published: 2022-12-29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87117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71264)

Creative Research Groups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71921003)

Fold

摘要

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村镇呈现异质化发展态势。然而当前研究较多关注了村镇物质空间演变特征，忽视了其背后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对村镇建设格局的形塑作用。本文以提炼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特征为目标，首先从“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视角，剖析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分化逻辑，并梳理其分化历程；其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比分析2009—2018年江苏省3个典型县域的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差异；最后将其归纳为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演化模式。结果表明：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是典型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生产方式的转变引致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呈现多元分化；由于要素集聚与疏散的空间需求不同，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时空特征、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具有显著差异。基于案例比较分析，本文总结出具有差异化演化态势及动力机制的3类演化模式，分别为城乡两极分化的农业生产型、城镇多中心扩张的工业生产型、村庄走向分野的生态消费型，并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措施，因地制宜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关键词： 乡村聚落地理; 城乡融合; 村镇建设格局; 多案例分析; 江苏省

本文引用格式

贾铠阳 , 乔伟峰 , 胡晓亮 , 黄贤金 . 江苏省典型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J]. 地理学报, 2022 , 77(12) : 2954 -2971 . DOI: 10.11821/dlxb202212002

Abstract

Town-village shows a heterogeneous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urban-rural transition in China.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more on the dynamics of the physical space of town-villages and the impact of natural factors while ignoring the shaping effects of the underlying socioeconomic changes.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own-villages development rules at the county scale and the refinement of typical evolutionary modes can help construct an efficient and coordinated town-villages construction pattern (TVCP) that adapts to socioeconomic pattern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t also helps to promote industrial reshaping, organisa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of town-villages. More importantly, it can build a new platform for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thus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is research aims to refine the evolutionary modes of TVCP in countie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First, we analysed the logic and history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VCP evolutionary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ocess-space form". Then, a multicase method was used to compare and analys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 of TVCP in three typical coun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9 to 2018. Finally, we generalised the experience into universal evolution mod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VCP evolution is a typical process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duction mode leads to various evolutionary paths of the TVCP. Moreover,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VCP evolution and the mechanism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under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spatial demands of element agglomeration and evacuation.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case analysis, we summarise three types of evolutionary modes with different changing trends and dynamic mechanism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shows a trend of polarised expansion of Chengguan town and shrewd contraction of the villages, which is mainly driven by urbanisation combined with state power and social demands.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mode, driven by rapid capital circulation dominated by market power, shows a trend of polycentric expansion of towns and consolidation of villages. The ecological consumption mode is characterised by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revival and decline of villag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is commodification and authoritativeness in rural space. According to the three modes, we suggest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qualise basic public services, realise the citizenization of the migrant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promote commer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ural settlement geograph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own-villages construction pattern; multi-case analysis; Jiangsu province

1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率已由1953年13.26%提高到2020年63.89%①(①人口数据分别来源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这也意味着中国已由传统意义上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的“乡土中国”步入城乡之间要素配置活跃、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的“城乡中国”阶段[1]。在此转型背后，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人地关系的变迁引发了乡村经济、社会、空间的剧烈重构[2]。由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等属性差异，村镇呈现差异化发展趋势[3]，其地域功能组合、空间组织模式都各不相同[4-5]。但总体而言，仍然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突出矛盾。从县域尺度科学认知村镇发展规律并提炼典型演化模式，有助于因地制宜构筑与社会经济形态相适应的高效、协调的村镇建设格局，促进村镇产业重塑、组织重建和空间重构，为城乡融合发展搭建新平台，进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6-7]。
本文研究对象村镇建设格局是指镶嵌于城乡地域系统中的城、镇、村聚落群体组合而成的具有层级交互作用的空间组织[8]，其演化是在有序继承既有格局基础上，伴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重构、震荡后自我组织的响应过程，反映了一定时期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关系等因素之间的联系[9-10]。乡村聚落演变长期以来是乡村地理的研究热点，当前学界已对村镇建设格局形成、演化的一般性规律进行了归纳总结[11]，并基于地名志等历史资料或GIS空间分析方法，围绕不同自然环境地域[12-13]、社会经济发展阶段[14]、城乡发展水平[15]条件下的村镇建设格局时空特征开展了实证分析。
整体而言，当前学界围绕村镇建设格局演变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实证研究较多，演化规律及发展态势归纳不足等问题。首先，当前研究视角多聚焦于村镇物质空间演变，及其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在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相对偏远的小村庄突破了原有的村镇体系获得了快速成长[16]，乡村产业集群、淘宝村镇等新的地理空间现象涌现表明，仅以静态、传统的物质空间观已经难以解释上述现象[17-18]。其次，现有研究忽视了乡村聚落演化过程中与城镇的互动响应。县域范围内城镇与乡村是具有层级交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19]，县域社会经济形态与村镇空间形式的相互形塑关系，在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背景下也尚需进一步研究考察。因此，当前亟需对比分析不同发展路径下县域城关镇、建制镇、村庄之间的空间关系响应，归纳总结其演化态势及动力机制，以便因地制宜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江苏省是中国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城镇化水平位于全国前列，省域内部发展存在南北梯度分异，不同县域之间的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差异明显，村镇发展路径各具特色，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代表性及可对比性。本文以“逻辑剖析—案例分析—模式提炼”为研究主线，首先，借助“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辩证统一视角厘清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的分化逻辑，并将其置之于城乡中国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梳理分化历程；其次，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对比分析江苏省3个典型县域的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最后，提炼其要素流动规律及村镇演化态势，形成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研究可为乡村聚落地理学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为村镇空间规划与治理决策提供参考，有助于政府部门更加科学、客观、理性地优化村镇建设格局，进而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

2 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分化逻辑及历程

2.1 社会—空间视角下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分化逻辑

伴随着人们对空间的认知不断深入，西方学术界较早出现了“空间转向”的研究热潮，由物质主义的空间观转为具有强烈社会属性的空间观[20]，即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其组织形式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不是生产载体，而是各类社会行动者基于空间利益的竞争和博弈过程下的产物[21]。每一个社会、每一类生产模式或生产关系都会生产出与自身相符的独特空间，适应于当前要素流动的需要。在这种认知中，空间既被看作为生产资料，也被视为可消费的对象，其演变可以与社会形态变迁紧密结合起来。
将目光聚焦到中国城乡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近年来快速城镇化、工业化正是由经济全球化环境影响下的流动资本所推动[22-23]。此外，在行政力量远强于西方国家的中国语境下，城乡发展也带有着浓厚的行政色彩，因此城镇与乡村并非完全是物质空间或商品空间[24]。在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二元体制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不平衡发展塑造了城进乡退、城强乡弱的发展格局。近年来，部分乡村地区看似复兴的态势，其背后也蕴含着城市空间过剩的资本下乡寻求增值的逻辑[25]。可见权力与资本在村镇空间演变中共同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有必要通过“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辩证统一视角对村镇建设格局演化作进一步探讨。
空间与社会形态，是一个无休止的塑造与反复塑造、重新再塑造的过程[20]。本文遵循“时间（过程）—空间（格局）—社会（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思路，将村镇建设格局与城乡中国转型过程相耦合，进而得到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分化的基本逻辑。乡土中国时期，县域社会经济关系稳定，在没有受到系统外的冲击影响下，各区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缓慢但路径基本一致。工业革命后，由社会生产关系变革所造成的要素集聚模式差异成为不平衡发展的生产力。在资本与权力的共同形塑下，旧的空间形式瓦解，新的空间被不断生产出来以适应于要素流动需求。与此同时，面临新的空间使用诉求，县域之间依据地理环境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劳动地域分工，推动乡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空间与社会形态之间的相互塑造，驱动着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嬗变分化。

2.2 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分化历程

本文将村镇建设格局置之于城乡中国转型的宏观历史进程之下，简单概述社会形态变迁与其演化路径分化历程，将之分为5个阶段（图1）。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阶段性的划分是为了研究归纳的需要，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乡村转型重构进程不一，不同阶段可能同时复合存在，并不能以单一时间或事件节点作为阶段划分依据。
图1 城乡中国转型时间线

Fig. 1 Timeline of urban-rural China transformation

2.2.1 工农互补的小农经济阶段

传统乡土中国时期，在人多地少的客观自然条件约束下形成了男耕女织、工农互补的小农社会经济形态。由于村庄内部可以自给自足，具有清晰稳定的地域界限，相对独立封闭，人际关系以血缘、地缘为主，因此社会关系稳定，造就了以乡绅、宗族自治为主的分散权力格局。就城乡关系来看，这一时期乡村孕育着城市，城市还未形成独立于农业的“城市文明”[1]。城市主要职能为行政与军事，用来管理和预防农村地区孕育的抗争，此外还承担商业功能，为周边农村地区提供商品交换的场所。城市内的居民也并没有真正脱离土地，还处于乡村的社会网络当中。
此时，各区域村镇建设格局的差异主要源自居民对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利用及改造[26]。往往可从聚落的命名中看出，村镇的形成遵循“风水”等古代人居思想，其规模、形态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关系密切，形成了条带状、指状、团状等形态。此外，“择田而居”的生产生活关系造就了聚落分散的分布格局。但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相似，因此在相同的动力机制作用下，村镇建设格局演化缓慢且路径一致。

2.2.2 以农养工的国家工业化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限于内忧外患的发展局势，中央政府制定了快速建立工业化体系的发展战略，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农村土地集体化自上而下重构了乡绅自治的权力格局，建立了人民公社，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模式，生产队取代家庭成为新的基本生产单位，传统乡村社会结构走向消解。同时，城乡二元制度的设立将各类生产要素缚之于土，资源以计划的方式进行配置，构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各类要素难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迁移，致使乡村向现代社会转型进程受阻，缺失了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此时，作为城乡建设的唯一投资人，国家权力占据了空间生产的主导地位，村镇建设格局在行政力量的塑形下按照人民公社规划的蓝图方向演化，快速重构且路径一致。为服务农业生产的国家战略需求，作为农产品供给端的乡村空间，土地利用要求适应于新的生产关系，以划分耕作区配置居民点的方式构建“人民公社生产综合体”，分散的村镇建设格局开始统一转向依靠河网兼顾耕作半径的均衡分布模式[27]。

2.2.3 工农并举的乡村工业化阶段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开始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富国战略，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8]。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解放出来。但由于此时户籍制度仍然限制着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因此苏南、温州等地区的村镇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形式发动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当时的财政包干制度进一步激励了地方政府“经营意识”[29]，全国大部分地区也开始投资大办乡镇企业，1993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达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②(②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5》。)，打破了原有城市工业、乡村农业的社会经济格局。
乡村工业化引发村镇建设格局分化出适应于工业生产的演化路径。部分社队企业基础较好的乡村地区在市场化经济的推动下自发开始建设小城镇，人口、土地等各类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为方便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村镇沿河流和公路粗放、外延式扩张，形成了沿交通轴线渐进式扩散的点轴式空间组织模式[30]。但由于此时缺乏规划管控，导致耕地快速非农化、产业同质化，带来了资源低效利用、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及环境严重污损等问题。

2.2.4 城进乡退的土地城镇化阶段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快速流动引致土地要素供需活跃，国家依靠建立城乡双轨土地产权制度及用途管制制度，加强了对空间的控制。分税制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经营城市的积极性[31]。但仅有部分沿海地区市县得益于开放战略、区域差异性的体制环境率先崛起，凭借成本优势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当中，吸引了较多外资进驻，形成新的制造业空间。而中西部地区则频繁出现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和产业集中的空城、鬼城现象。内地农民开始大规模跨省份、跨地区流动打工，人口流失导致乡村治理组织的弱化，东西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土地城镇化进一步加剧了县域间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的分化。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的“增长”联盟开启了以土地财政为主导的“以地谋发展”发展模式，导致城乡空间快速重构[32]。地方政府一方面在乡村空间低价征收集体土地，并通过合村并居的方式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另一方面将集中居住获得的节余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建设新城、开发区，以高价出让商住用地、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方式扩展城镇空间。在此过程中，乡村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单向流入城市，村庄快速消亡，城镇无序扩张，城乡建设呈两极分化态势。

2.2.5 城乡互动的空间商品化阶段

随着现代化社会进程加快以及混凝土景观无序蔓延，乡村地方性日渐突出[33]。城市居民对田园牧歌式乡村生活产生向往，消费理念及需求从物质产品（农副产品）等实用性消费，向非物质产品的“符号”和“图像”等消费形式转变[34]。农耕文化、生态环境的市场价值进一步被挖掘，城市居民逐渐选择在节假日到乡村消费，或借助网络电商购买乡村农产品、文创产品。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转型，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性功能的消解及其向消费功能转化，旅游、休闲、教育、康养等多元业态取代传统农业成为部分乡村地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35]。
空间商品化引致村镇建设格局再一次分化，形成服务于旅游消费的演化路径。在旺盛的空间消费需求下，资本投入具有营销潜力的“城边村”及“景边村”，通过建构消费性环境使其转型成为旅游村落[36-37]。村镇体系从单向等级体系转向了城乡聚居互动的网络体系，城乡之间原有的隔阂逐渐消弭。村庄内部土地利用形式呈现多元化，具体体现为大量民宿、农家乐兴建于原闲置的宅基地，休闲观赏农业代替了粮食作物生产。
概而言之，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先后经历了从早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资本与权力在不同阶段都以其独特的方式介入了村镇建设格局的“生产”。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国家引导、政府干预、市场介入、居民日常生活等多行为主体交互的共同影响，各县域村镇依据其特有的比较优势参与到了市场交换过程当中，逐步形成了以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及消费服务供给等为主的发展路径。村镇建设格局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空间表现形式，嬗变分化形成多元化的演化路径，即不同县域的城、镇、村在专业化、分工、协作和交换过程中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态势。下文将通过对比典型案例区的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过程，揭示其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差异。

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与典型县域选择

江苏省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东部濒临黄海，地形以平原为主，水网密集，自然本底条件差异较小。江苏自古就是中国的主要粮食种植区，农业发展条件优越，同时还拥有繁荣的商业及发达的手工业，改革开放后，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全国范围较大规模的制造业集群。江苏省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均走在全国前列，但省域内部仍存在南北梯度性差异。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江苏近年来开展了县域之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简称挂钩）节余指标交易流转等相关工作，推动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显化了市场资本与行政力量对村镇建设格局的形塑作用。
县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空间治理的基本单元，具有完整的城乡聚落体系。因此本文选取江苏省灌云县、昆山市、高淳区作为案例区（图2），其中昆山1989年撤县建市，高淳2013年撤县设区。虽三者分别为县、县级市、以及市辖区，但都属于县级行政区，同时3个案例区乡村社会经济活动分别以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及旅游消费为主，与城市形成了产品互补、要素互补、空间互补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因而非常具有比较研究价值。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三者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差异，旨在从中找出其演变过程的一般规律和特征，理解社会形态变迁对于村镇建设格局演化的具体影响。
图2 案例区区位图

Fig. 2 The location of Case areas in Jiangsu

灌云县地处黄泛平原区（图2a），地势平坦，除分布有孤岛状低山残丘，其余均为海陆交互沉积的滨海平原。县域面积1538 km2，其中1200 km2为农用地，占全域面积80%，整体耕作条件良好，年均粮食产量80万t以上，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2018年灌云县城镇化率为50.92%，农业就业人口占乡村就业人口比例为50.05%，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6%，获得了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具有传统农区发展的典型特征。
昆山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图2b），全域范围931 km2，东依上海，西邻苏州。昆山市1985年便自发建立了“工业新区”，1992年被批准成为国家级开发区，通过引进外资逐步形成了“一镇一园区”的分布格局，当前已成为国际生产链的重要节点。与之相伴的是建设用地不断扩张，2020年昆山市开发强度达到44.7%，常驻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8.96%，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在此过程中，大量村庄改制为社区，村庄用地上盖起了厂房，空间转型推动乡村居民地缘、业缘和血缘关系不断重构，农业就业人口仅占乡村就业人口7%，而工业就业人口占比高达61%。从这个意义上说，昆山市是乡村就地工业化转型发展的典型例子。
高淳区地处南京远郊（图2c），全域范围790.23 km2，具有良好的生态景观，境内东部为低山丘陵风貌，西部为水网圩区景观。多年来高淳区政府秉承“生态立县”的发展理念，推动乡村向以休闲、旅游、康养为主的新业态转型，通过资源整合形成全域旅游发展态势，2010年其境内一条全长48 km涉及6个行政村的桠溪“生态之旅”景观廊道被授予了“国际慢城”称号。2018年高淳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1.22%，乡村就业人口当中农业仅占比18%。综合来看，高淳区是乡村生态旅游转型发展的典型案例。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着重对比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差异，因此研究时段主要选取在案例区村镇发展路径基本形成之后。同时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及可比性，本文选取2009—2018年作为研究时段，基于2009年与2018年两期土地利用调查数据，从城镇村的规模结构、空间布局、用地形态及功能变化3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其中，村镇规模结构演化由不同用地类型相互之间转换得到，其中城关镇、建制镇、村庄规模分别与土地利用调查用地分类中的城市（地类代码201）、城镇（地类代码202）、村庄（地类代码203）用地面积所对应。村镇空间布局演化通过构建格网汇总变化的村镇用地得到，计算莫兰指数度量其分布模式，并以0.5个标准差分级进行可视化展示。由于3个县域行政区域面积有所差异，本文在多次比较后确定灌云县、昆山市与高淳区分别采用1000 m2、500 m2、500 m2网格作为分析及可视化尺度。村镇用地功能及形态演化借助天地图影像进行人工识别，选取典型变化地块进行描述分析。此外，为了进一步明晰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过程中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笔者团队还对案例区的相关政府文件资料进行了梳理，并多次前往实地考察，对当地居民、政府官员等行为主体开展访谈。

4 典型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对比分析

4.1 典型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时空特征

4.1.1 规模结构演化

2009—2018年灌云县、昆山市和高淳区城镇村规模结构流向及变化幅度具有显著差异，但共同表现为城镇规模扩张以及村庄规模收缩（图3）。乡土中国时期，乡村地区孕育出了城镇，城镇村规模结构可以看作为“凸”字型（图4），即村庄规模远大于城镇。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城镇村规模结构走向分化。灌云县村镇规模结构变化幅度较小，其中城关镇规模大幅增加65.23%（945.52 hm2），村庄规模减少3.35%（461.32 hm2），城镇村趋于形成“工”字型规模结构。昆山市村镇规模结构变化最为剧烈，城关镇在经历了早期扩张后规模已较为稳定，建制镇规模大幅增加32%（4932.00 hm2），村庄用地规模减少1132.82 hm2，新增670.74 hm2，总规模减少8%，规模结构演化趋向于“纺锤”型。高淳区城关镇与建制镇规模增幅分别为1389.80 hm2与1408.07 hm2，村庄规模大幅减少23%（1679.57 hm2），城镇村规模结构向“金字塔”型演化。
图3 2009—2018年3个县域村镇规模结构流向

Fig. 3 The scale structure of town-villages flow in the three counties from 2009 to 2018

图4 城镇村规模结构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scale structure of town-villages

4.1.2 空间布局演化

研究期内，3个县域新增与减少的村镇建设用地分布的Global Moran's I均为正数（表1），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案例区村镇建设用地变化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但聚集程度存在差异。灌云县、昆山市、高淳区分别呈现“新增集聚、减少分散”“新增分散、减少集聚”“新增集聚、减少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图5）。具体而言，① 灌云县新增建设用地集中分布于城关镇以及相邻的经济开发区，呈圈层状扩展，而其余建制镇仅有少量斑块状新增用地。减少的村镇用地零散分布于县域乡村腹地，主要为各乡镇行政区边缘及远离道路的区域。② 昆山市村镇用地呈现以城关镇和东南方向的上海市为两个大中心圈层状扩展，同时又以各建制镇驻地为小中心组团式扩展。减少的村镇用地较多位于县域边缘地区以及新增用地热点区域。③ 高淳区新增用地集中于城关镇与其相邻的开发区，沿省道轴线扩展。此外还有部分点状新增用地分布于国际慢城风景区周边的乡村地区。减少的村镇用地主要位于东南部的付家坛公益林生态保护区，以及东部的丘陵地区。
表1 2009—2018年3个县域变化村镇用地分布莫兰指数

Tab. 1 Moran's I of town-villages change land in the three counties from 2009 to 2018

变化类型 案例区 Moran's I Z得分 P值
新增村镇用地 灌云县 0.53 31.26 < 0.001
昆山市 0.46 40.04 < 0.001
高淳区 0.55 44.27 < 0.001
减少村镇用地 灌云县 0.14 8.02 < 0.001
昆山市 0.23 20.61 < 0.001
高淳区 0.28 22.65 < 0.001
图5 2009—2018年3个县域村镇变化用地的空间格局

Fig. 5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own-villages change land in the three counties from 2009 to 2018

4.1.3 形态及功能演化

研究期内，3个县域新增与减少的村镇用地形态及功能也存在显著差异（图6）。① 灌云县城关镇新增用地主要用于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形态较为松散，仍有部分闲置土地。建制镇新增用地主要用于新建农村社区，空间形态表现为布局紧凑、形制规整的联排式住房。村庄用地功能仍以居住为主，新建的双层自建房沿道路扩张，村庄内部的闲置地块被逐步复垦。② 昆山市城镇新增用地主要为工业及商住用地。其中，城关镇以产业园区的形式进行成片开发，主要为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制造业，而建制镇则主要为中小型配件制造业的用地填充式扩张。村庄用地形态发生了转变，原条带状的村庄被集中连片复垦，取而代之的是高密度垂直邻近的多层楼房。③ 高淳区城关镇新增用地主要为工业用地，而建制镇则以住宅用地为主。村庄用地功能发生了转型，位于景观区的村庄由单一居住功能向旅游休闲、餐饮住宿多功能复合转变，而位于付家坛公益林区域内的村庄则被集中连片复垦。
图6 2009—2018年3个县域村镇变化用地典型地块的形态及功能

Fig. 6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typical plots in town-villages change land in the three counties from 2009 to 2018

4.2 典型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村镇建设格局是多种要素在长时间尺度、多空间层次耦合作用的结果，在演化过程中受到自然环境、区位交通、产业经济和行政管制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图7）。其中，自然环境奠定了村镇建设的初始格局，在演化过程中充当限制性角色，例如地形地貌及资源禀赋约束其形态及规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然环境约束力不断减弱，村镇建设选址由最初的安全导向逐步转向追求公共服务以及非农就业机会，城镇与道路引导着村镇集聚的方向。此外，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非农产业将逐步从城镇中心极向乡村腹地溢出，带动村镇用地功能转型。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政府也会采用制度政策、空间规划等行政管制手段干预调控村镇建设格局。
图7 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Fig. 7 The mechanis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VCP evolution

灌云县村镇建设格局受区位交通及行政管制影响显著。灌云县域整体地势平坦且耕作条件良好，因此村镇建设受自然环境限制较少，逐步形成了以耕作距离为半径的分布格局，以及团块状的空间形态。在城镇化进程中，村镇建设呈现明显的区位交通指向，乡村地区居民为获取更方便的公共服务和非农兼业机会，选择沿交通干道轴线新建住房，原村落逐渐空心化。近年来江苏省大力开展苏北农房改善工作，灌云县政府通过与其他市县交易挂钩节余指标换取资金，在建制镇周边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但由于灌云县乡村人口生计仍对农业依存度较高，同时政府财政资金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整村拆迁撤并，因此仅复垦了交通可达性较差的村庄内部零星闲置用地。总体而言，灌云县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延续既有路径，未有大规模突变性调整。
昆山市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受产业经济与行政管制因素主导。昆山市早期通过与上海的国营企业建立生产协作关系，实现了“农转工”的第一次产业结构转型。在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又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引进台资组建跨境生产网络，形成了大规模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随后，德资与日资等外来的资金、技术进一步推动昆山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制造业等产业，以产业园区的形式不断推动城关镇空间拓展与更新。随着产业升级，相关配套制造业开始向周边建制镇扩散，逐渐形成了“一镇一园区”的空间格局。土地资源在此背景下日益紧缺，市、镇两级政府一方面以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方式取得节余指标，另一方面以每亩（1亩≈666.7 m2）高达66万元的价格从其他县市购买“土地指标”。尽管早期水网密布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村庄条带状空间形态，但限制性逐渐减弱。在货币化补偿或商品房置换的政策推动下，村庄居民搬入了形态规则的社区集中居住并转向非农就业，农用地大规模流转进入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与此同时，由于外来务工人口的大量涌入，当地居民发展起了“房东经济”，收入迅速提高，为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务及住房需求迁往城关镇或建制镇。
高淳区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受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及行政管制影响较为显著。与其他两县相比，高淳区地形复杂，东部丘陵山地破碎的地形极大限制了村镇的集聚和扩张，西部纵横的河网圩区塑造了村镇条带状的空间形态。因其自然环境优越，地方政府在早期确立了“生态立县”的发展思路后，便集中整改了旧有的污染企业，并限制了桠溪街道的用地项目，后期又设立了国际慢城管委会进行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对具有良好自然景观的村庄进行空间形态改造、农家乐扶持等政策性帮扶。在此过程中，景域集团、中农国信控股等社会市场资本也开始介入国际慢城营造，投资建设各类基础设施。当地居民也逐渐由外出打工转为回乡创业，参与创办民宿与农家乐分享增值收益。各类资源要素的集中配置使得部分坐落在丘陵深处的欠发达村落转变为特色旅游村，村庄的规模有所扩大，用地功能也随之转型。而另一边，位于付家坛公益林保护区内的多个自然村则被政府集中搬迁撤出，村民被迁往东坝镇集中安置，对村镇建设格局产生了突变性影响。
综上，3个县域在不同发展路径下由于土地、人口、产业等要素集聚与疏散的空间需求不同，其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差异（表2）。
表2 案例区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对比分析

Tab. 2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VCP in the case counties

县域 时空特征 主导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规模结构 空间分布 用地形态及功能 主导影响因素 作用方向
灌云县 “工”字型 新增集聚、减少分散 用地形态向精明收缩转型 区位交通、行政管制 村镇布局及形态
昆山市 “纺锤”型 新增分散、减少集聚 用地形态向集约有序转型 产业经济、行政管制 村镇规模及形态
高淳区 “金字塔”型 新增集聚、减少集聚 用地功能向多功能复合转型 自然环境、行政管制 村镇布局及用地功能

5 村镇建设格局差异化演化模式

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形成了差异化的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从宏观上看，其演化是不同权力与资本结构运作规律在县域尺度的映射，从微观上看，是各行动主体在每一个地块上抵抗、积累与发展的博弈结果。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现代化所带来的空间使用需求转变是演化模式分化的前提。各县域的地理环境是造成模式分化的内生动力，资源禀赋及地理区位作为空间的固有属性，具备满足特定使用需求的级差地租及垄断地租，因此基于比较优势强化了劳动地域分工，逐步塑造了特定社会形态。权力与资本形成的“增长联盟”是模式分化过程的重要外部推力，其中，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使其借助对物质环境的建设和改造来加快自身积累，权力为争取各类生产要素在本地停留，通过行政调控手段构建有助于资本循环的制度环境空间，从而对资本的积累和流动进行控制。两者相结合共同加速了空间组织模式的生产，使其适应于特定社会形态下的要素流动需求。在此反复形塑过程中，形成了各类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图8）。本文基于案例分析结果归纳总结了农业生产型、工业生产型以及生态消费型3类演化模式。
图8 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分化机制

Fig. 8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TVCP evolution modes

5.1 农业生产型演化模式

中国大部分县域处于发展的“边缘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且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此类县域城乡要素流动泾渭分明，其中城镇聚集工商业活动，空间形态较为规整，以楼房、厂房为主，而乡村地区未经历剧烈的转型重构，社会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聚落散布在农田当中，其演化模式为农业生产型（图9a）。
图9 3类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示意图

Fig. 9 Three types of TVCP evolution mode

该演化模式呈城关镇极化扩张与村庄精明收缩的两极分化态势，动力机制为行政力量及社会需求推动的城镇化。城关镇是传统农区县域范围内资本循环与乡村居民搬迁的首要选择。地方政府通过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及政策优惠，构建生产性建成环境（经济开发区）吸引市场资本进驻，形成城关镇单核心的极化扩张态势。建制镇主要承担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及农业技术支持功能，在交通逐渐便利、出行范围扩大背景下，公共资源在撤乡并镇过程中被进一步集中配置，建制镇规模稳定但数量逐渐减少。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导致了全年劳动力需求极不均衡，但由于此类县域乡村地区未有足够的兼业机会，部分乡村居民为更便捷获取公共服务及非农就业机会，从而选择搬入城镇或在道路沿线新建住房，原村落日渐空心化。地方政府在挂钩政策的激励下，复垦村庄内部闲置用地换取资本与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并将其投入开发区与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当中，县域范围内村庄呈现精明收缩态势。
近年来，伴随发达地区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农民工逐渐呈现回流趋势[38]。但由于其常年闲置的宅基地无法进行市场化交换，转换为进城的资本，因此部分回流农民工成为了摆动的城乡“双栖”人口。本文认为，如何顺应回流趋势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此类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也是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当中所提及的关键方向。此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应首要关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供给端方面，进一步加强城关镇对于乡村腹地居民的吸引力，通过承接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可让渡部分土地发展权换取财政资金，优先用于改善县域范围的公共服务及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公共服务需求端方面，应适度优化村镇体系促进人口集聚，兼顾农业耕作及公共服务获取两个半径来配置重点镇、中心村（社区），同时探索创新土地流转及宅基地退出等方式作为优化村镇建设格局保障机制[39]。

5.2 工业生产型演化模式

现代信息通讯以及交通运输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全球化，位于沿海地区发展走廊的县域有机会凭借其优良的区位条件及大量剩余劳动力跃迁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大量资本进驻当地投入生产性物质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此类县域在空间上经历了快速的“三集中”，即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村庄向中心社区集中、农地向专业合作社集中，形成了工业生产型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图9b）。
该演化模式下乡村土地、人口等要素快速、单向流入城镇，呈现建制镇多中心扩张及村庄集中撤并态势，动力机制为市场经济与行政力量结合推动的城乡空间剧烈重构。具体而言，城关镇在资本循环推动下进行内部空间更新，经历更为剧烈的改建、重建，以提高土地的交换价值。例如开发商品房发展房地产市场，或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土地成本价格的巨大势差下，低端配套制造业向乡村地区转移促使建制镇规模扩张，农业生产空间被转换为新的制造业空间。由于土地资源紧缺，村庄在“增减挂钩”的运行机制下被集中连片复垦，其土地发展权被转移到城镇，乡村居民被地方政府以货币化等补偿方式安置到城镇社区居住。
此类地区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当地农民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了与土地的关系，搬入了现代化的城市社区。与此同时，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进一步打破了以血缘、地缘为主的传统熟人社会，转变为业缘主导的陌生人社会。因此，面临的问题不仅有空间冲突矛盾，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低端产业的环境污染等，还有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户籍城镇化等问题，即农民在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的获得中，缺乏基本的心理过渡和弹性，产生自我认同危机[40]。在未来城乡融合发展中应关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真正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城镇化。一方面转向关注空间品质提升，合理规划组织产业集群，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避免乡镇之间重复低效建设以及建设用地无序蔓延扩张。另一方面除住房与货币化补偿外应给予更多非农就业培训及安置机会，以业缘为引导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生活、文化等方面融入城市生活。

5.3 生态消费型演化模式

部分县域乡村空间因拥有良好的人居环境、自然景观与乡土文化，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旅游、康养、休闲、教育等商业价值，例如亲子乐园、农家体验等都是以消费“空间商品”的方式进行乡村经济重建的具体事例。村镇通过提供消费服务供城市居民休憩、游玩，进而被纳入到城市主导的消费体系，在权力与资本对其空间形式的投入与改造过程中，逐步形成生态消费型演化模式（图9c）。
生态消费型演化模式的城关镇与建制镇演化态势与农业生产型相似，其显著特点在于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在空间商品化与权威化推动下呈现复兴或消亡的分野态势。乡村空间商品化本质是，为分享生态环境与自然景观的增值收益，资本通过投入消费性物质环境建设及营造，以垄断地租的形式攫取空间剩余价值。生态空间权威化是指，具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区域被政府公权力划定为不具备土地发展权的“权威空间”，即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最初目的，是作为自然资源利用监管的空间权威形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均衡。但在实践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往往将生态保护所赋予的干预地方村庄的权力用于经营地方发展，如利用生态移民来加快城市化进程[41]。从空间视角来看，位于生态景观区的村庄因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吸引资本入驻营造消费空间并将其马赛克式地镶嵌在乡村原有的空间肌理之上，从而呈现复兴扩张态势；而位于生态保护区的村庄则因丧失土地发展权，被地方政府从空间上“抹除”，村庄居民也被迁往城镇或主干道旁的新建安置社区。
此类地区在向消费、休闲等多功能复合转型过程中需谨防乡村空间异化。生态康养、观光农业等消费空间的营造势必会挤压农业生产空间，造成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潜在风险。此外，地方政府、市场资本、社会精英对乡村空间的不同理解使其成为多种力量角逐的场所，忽视了日常生活居民的权利。在此过程中，村庄不仅在物质形态上经历了剧烈改造，社会空间也会产生分化，形成阶层隔离和社群边界[42]。因此该模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更应关注城乡之间的业态协同互补，以及乡村空间的一二三产有机融合，通过构建可持续的城乡要素流通路径使资本为乡村注入活力，而非一味地将城市商业的运作逻辑复制到乡村空间。其次，生态治理模式应构筑多元主体参与的组织格局，这也是践行“两山论”自然观的关键所在。通过积极探索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实现机制，激励当地居民及社会资本参与对生态环境和地域文化的保护，而不是简单采用划定保护红线的方式将生态空间“权威化”，使之成为无人区。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中国历经百年转型发展与变迁，已告别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步入城乡中国阶段，在此过程中村镇呈现异质化发展态势。本文基于“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视角，剖析了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分化逻辑及历程，并选取江苏省典型县域对比分析其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差异，将其演化态势、动力机制归纳总结为具有普适意义的演化模式。研究发现：
（1）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是典型的空间生产过程，社会形态变迁引发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呈现多元分化。在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先后经历了从早期生存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资本与权力在不同阶段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了村镇空间生产。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县域村镇依据其特有的比较优势参与市场交换，逐步形成了以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及旅游消费为主的3种发展路径。生产方式转变引致县域间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也相应发生分化，形成了不同于乡土中国时期囿于自然环境所引起的差异。
（2）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下，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时空特征、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现代化带来的要素集聚与疏散的空间需求转变，是演化模式分化的前提。县域之间的地理环境差异形成了垄断地租，是演化模式分化的内生动力。资本与权力结合形成的“增长联盟”是模式分化过程的重要外部推力，以竞争为导向的积累制度加剧了模式分化。在此过程中，各行动主体在每一个地块上抵抗、积累与发展的博弈结果，造就了差异化的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
（3）与现实发展相比，本文提出的3类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在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农业生产型演化模式呈城关镇极化扩张与村庄精明收缩的两极分化态势，动力机制为行政力量与社会需求共同推动的城镇化；工业生产型演化模式呈建制镇多中心扩张与村庄集中撤并态势，为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快速循环所推动；生态消费型演化模式的特征在于，县域村庄在空间商品化与权威化的推动下呈现复兴或消亡的分野态势。面对差异化的演化态势及动力机制，本文认为3类模式应分别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业态协同化作为推进城乡共同富裕、融合发展的切入点。

6.2 讨论

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根本道路是提高生产力，进而达成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融合发展。乡村空间作为农产品与生态产品的提供者，具有城市无法代替的功能，但地方政府在长期经济增长导向下形成了城市政府思维，在县域发展过程中重视“经营城市”“经营土地”，而忽略了乡村的生态、文化等价值。本文选择的3个案例区凭借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优势，分别以提供农产品、土地要素、游憩空间作为村镇发展路径，形成了城乡产品互补、要素互补、空间互补的融合发展态势。从全国范围来看，以上述3类互补发展作为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路径已初步形成，例如山东寿光蔬菜基地、广东南海村镇工业集聚区、浙江安吉乡村生态旅游等，2019年寿光市、南海区、安吉县的城乡收入比分别达到1.92、1.75、1.70，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64。因此，本文基于这3类典型县域对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进行比较研究，剖析其背后社会经济形态变迁下的资本与权力运作机制，对其他地区村镇发展及空间规划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中国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复杂性共同决定了村镇建设格局的多样性[43]。部分地区盲目推行合村并居引发基层治理矛盾表明，当前对于村镇建设格局演化的客观规律认知仍滞后于现实实践需要，忽视当地社会经济形态的大拆大建式物质空间改造，必然难以适应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需要认识到，城乡中国社会形态将是今后中国相当长时期所处的一个阶段[1]，在此阶段亟需构建城乡统筹的空间治理体系，因地制宜构筑适应于不同要素流动需求的村镇建设格局。首先，应通过村镇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探寻村镇比较优势，明确村镇发展的主导功能，从而设立差异化的村镇空间用途管控细则，因势利导指引村镇空间开发利用。其次，以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为抓手优化村镇空间布局，针对人口生计依然对农业依赖程度较高的村庄，可通过腾退闲置宅基地对村庄内部结构优化调整，以改善村庄人居环境为主。而以现代化农业或非农就业为主的村镇，则可在一定地域单元范围内进行村镇体系优化。例如，依据耕作半径集聚农村聚落，依托交通轴线培育乡村产业集群，通过景观廊道串联传统村落，在实现相对集中居住的同时，有效整合土地、景观等空间资源，以此促进村镇发展。最后，为充分发挥村镇比较优势，还应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完善乡村地区的土地发展权、碳汇权益等市场化交易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及探索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来提高乡村居民财富保有量和财产性收入，为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提供支撑。
近年来在土地整治的推动下，乡村空间经历了剧烈重构，农村居民点已由无序扩张转向精明收缩态势。相比基于多期遥感影像解译的乡村聚落演变研究，本文采用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精度较高，结合高分辨率的天地图影像可进一步揭示村镇变化地块的形态及功能，更有效地支撑精细化乡村空间治理。同时本文研究成果也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补充。如李智等[15]根据城乡发展水平将县域划分为发达、中等发达、欠发达3种类型，分别选取典型县域对比分析了三者的城乡聚落演化过程，部分研究结果与本文具有一致性，即其文中的欠发达、发达县域的城乡聚落规模演化过程，与本文传统农区灌云县、工业强县昆山市相似。但当欠发达县域的城乡发展水平步入发达阶段后，其村镇建设格局是否一定会相应转型为发达县域演化模式?本文认为特定演化模式来自于要素集聚与疏散的空间需求不同，是由村镇发展路径所决定的。因此，在村镇差异化发展态势下，基于发展路径视角对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进行分类探讨更为合理。
此外，本文也存在有一定局限性。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在不同阶段具有差异化特征，本文受限于研究数据的可比性，仅对比分析了案例区2009—2018年间村镇建设格局演变特征，未能涵盖其转型过程。其次，同一模式下仍存在多类亚模式有待进一步比较，例如，在村社集体组织力量较强的珠三角地区，村镇建设格局同样经历较快的工业化进程，但其演化模式不同于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地区。在村镇异质化发展背景下，后续研究应及时归纳总结新生的村镇发展路径及相应的空间组织模式，尝试借助地理时空大数据解析城乡要素流动规律，定量化识别影响因素的显著程度及作用机制，探讨乡村重构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权力与资本的运作机制，为推进乡村聚落地理学做出具有创新性的成果，有针对性地支撑村镇建设格局优化调控决策。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Liu Shouying, Wang Yige. From native rural China to urban-rural China: The rural transition perspective of China transformation. Management World, 2018, 34(10): 128-146, 232.

[ 刘守英, 王一鸽.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管理世界, 2018, 34(10): 128-146, 232.]

[2]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DOI

[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 地理学报, 2017, 72(4): 563-576.]

DOI

[3]
Long H L, Zou J, Liu Y S.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driven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9, 33(4): 454-462.

DOI

[4]
Qiao Weifeng, Ge Dazhuan, Gao Jinlong, et al. Detecting the pathways towards rural 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funct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522-534.

DOI

[ 乔伟峰, 戈大专, 高金龙, 等. 江苏省乡村地域功能与振兴路径选择研究. 地理研究, 2019, 38(3): 522-534.]

DOI

[5]
Jia K Y, Qiao W F, Chai Y B,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under diversified rural production functions: A case of Taizhou,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0, 102: 102201.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0.102201.

DOI

[6]
Liu Y S, Li Y H.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2017, 548(7667): 275-277.

DOI

[7]
Hu Xiaoliang, Li Hongbo, Zhang Xiaolin, et al. On the re-cognition of rural definitio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2): 398-409.

DOI

[ 胡晓亮, 李红波, 张小林, 等. 乡村概念再认知. 地理学报, 2020, 75(2): 398-409.]

DOI

[8]
Liu Yansui, Chen Cong, Li Yuheng. The town-villages construction pattern under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4, 33(6): 1-6.

[ 刘彦随, 陈聪, 李玉恒. 中国新型城镇化村镇建设格局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6): 1-6.]

[9]
Jones E E. A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Haudenosaunee (Iroquois) settlement location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10, 29(1): 1-14. DOI: 10.1016/j.jaa.2009.09.002.

DOI

[10]
Ma Xiaodong, Li Quanlin, Shen Yi.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 and regional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4): 516-525.

DOI

[ 马晓冬, 李全林, 沈一.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 地理学报, 2012, 67(4): 516-525.]

DOI

[11]
Zhou Guohua, He Yanhua, Tang Chengli, et al. Dynamic mechanism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4): 515-524.

[ 周国华, 贺艳华, 唐承丽, 等. 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 地理学报, 2011, 66(4): 515-524.]

[12]
Chen Yonglin, Xie Binggeng. 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Jiangnan hilly region: A case study in South Jiangxi.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 184-194.

DOI

[ 陈永林, 谢炳庚. 江南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及重构以赣南地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16, 35(1): 184-194.]

DOI

[13]
Zhang Haipeng, Fan Jie, He Renwei,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settlements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in Tibetan Plateau pastoral area: Taking Nagqu County in the northern Tibet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0): 1642-1653.

DOI

[ 张海朋, 樊杰, 何仁伟, 等. 青藏高原高寒牧区聚落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以藏北那曲县为例. 地理科学, 2019, 39(10): 1642-1653.]

DOI

[14]
Li H B, Yuan Y, Zhang X L, et al.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rural sett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A case study of the Sunan region,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3: 234-243.

DOI

[15]
Li Zhi, Zhang Xiaolin, Li Hongbo, et al. Evolution paths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urban-rural scale system at the county level: Taking three coun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2): 2392-2408.

DOI

[ 李智, 张小林, 李红波, 等. 江苏典型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路径及驱动机制. 地理学报, 2018, 73(12): 2392-2408.]

DOI

[16]
Zhao Chen. Factor flowing, resource reorganization and rural renaissance: A case study of Dashan Village, Gaochun Cittaslow.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3): 28-35.

[ 赵晨. 要素流动环境的重塑与乡村积极复兴: “国际慢城”高淳县大山村的实证. 城市规划学刊, 2013(3): 28-35.]

[17]
Li Erling. The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lusters in China: Case of the cluster nature of "Shouguang Mod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 617-627.

DOI

[ 李二玲.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过程及创新发展机制以寿光模式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地理科学, 2020, 40(4): 617-627.]

DOI

[18]
Liu M, Zhang Q, Gao S, et al. The spatial aggreg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aobao villag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80: 403-417.

DOI

[19]
Zhang Fugang, Liu Yansui. Dynamic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regional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2): 115-122.

DOI

[ 张富刚, 刘彦随. 中国区域农村发展动力机制及其发展模式. 地理学报, 2008, 63(2): 115-122.]

[20]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Nicholson-Smith D, trans trans. Oxford: Blackwell, 1991.

[21]
Guo Wen. Connotation, logical system and its reflections of production of space on Chinese new urbanization practi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6): 33-39.

[ 郭文. “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 经济地理, 2014, 34(6): 33-39.]

[22]
Leaf M. A tale of two villages: Globalization and peri-urban change in China and Vietnam. Cities, 2002, 19: 23-31.

DOI

[23]
Wei Y D, Ye X Y. Urbanization, urban land expans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hina. Stochastic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Risk Assessment, 2014, 28(4): 757-765.

DOI

[24]
Ahlers A L. Weaving the Chinese dream on the ground? Local government approaches to "New-typed" rural urbaniz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15, 20: 121-142.

DOI

[25]
Zhang Jingxiang, Jiang Kefang. Analyzing capital logic behind rural construction boom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6, 31(10): 2-8.

[ 张京祥, 姜克芳. 解析中国当前乡建热潮背后的资本逻辑. 现代城市研究, 2016, 31(10): 2-8.]

[26]
Chen Qiaoyi.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ttlements of Shaoxing area in historical period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0, 35(1): 14-23.

DOI

[ 陈桥驿. 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地理学报, 1980, 35(1): 14-23.]

DOI

[27]
Zhang Tongzhu, Song Jiatai, Su Yongxuan, et al. Preliminary experience of economic planning of rural People's commun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59, 14(2): 107-119.

[ 张同铸, 宋家泰, 苏永煊, 等. 农村人民公社经济规划的初步经验. 地理学报, 1959, 14(2): 107-119.]

[28]
Xue Y J, Mao K, Weeks N, et al. Rur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21, 30(128): 266-282.

DOI

[29]
Oi J.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1992, 45(1): 99-126.

DOI

[30]
Ning Yuemin.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Discussion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urbanization in 1990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8, 53(5): 470-477.

DOI

[ 宁越敏. 新城市化进程: 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 地理学报, 1998, 53(5): 470-477.]

DOI

[31]
Oi J C.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China Quarterly, 1995, 144: 1132-1149.

DOI

[32]
Liu Shouying, Wang Zhifeng, Zhang Weifan, et al. The exhaustion of China's "Land-driven Development" mode: An analysis based on threshold regression. Management World, 2020, 36(6): 80-92, 119, 246.

[ 刘守英, 王志锋, 张维凡, 等. “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衰竭: 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 2020, 36(6): 80-92, 119, 246.]

[33]
Halfacree K. Trial by space for a 'radical rural': Introducing alternative localities, representations and liv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7, 23(2): 125-141.

DOI

[34]
Wang Pengfei. A study on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Beijing Cit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12): 1657-1667.

DOI

[ 王鹏飞. 论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与城乡关系. 地理学报, 2013, 68(12): 1657-1667.]

DOI

[35]
Hu Xiaoliang, Li Hongbo, Zhang Xiaolin, et al.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 in develop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Xixiang Village in Suzhou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 171-182.

DOI

[ 胡晓亮, 李红波, 张小林, 等. 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解析: 以苏州市西巷村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 171-182.]

DOI

[36]
Wu Kongsen, Rui Yang, Chen Jia, et al. Micro-scale study o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driven by tourism: Taking Shangwang Village in Xi'an City as an exampl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6): 1047-1059.

DOI

[ 吴孔森, 芮旸, 陈佳, 等. 旅游驱动下乡村转型发展的微尺度研究: 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 1047-1059.]

DOI

[37]
Yu Zhonglei, Yang Xinjun, Yang Tao. Exploring conditions, determinants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households' adaptability to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Jinsixia in Qinling Mountai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143-1156.

[ 喻忠磊, 杨新军, 杨涛. 乡村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模式及影响机制: 以秦岭金丝峡景区为例. 地理学报, 2013, 68(8): 1143-1156.]

[38]
Luo Xiaolong, Cao Shujun, Gu Zongni. The returning-migrant-induced urbanization: The new path of urbanization in middle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5): 685-690.

DOI

[ 罗小龙, 曹姝君, 顾宗倪. 回流城镇化: 中部地区城镇化开启新路径. 地理科学, 2020, 40(5): 685-690.]

DOI

[39]
Chen Meiqiu, Liu Taoju.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advantages of land tenure system in China. Journal of Land Economics, 2020(2): 30-41.

[ 陈美球, 刘桃菊. 乡村振兴应充分发挥我国的土地制度优势. 土地经济研究, 2020(2): 30-41.]

[40]
Wu Ning. Lefebvre's sociological city space theor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a. Society, 2008, 28(2): 112-127, 222.

[ 吴宁.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 社会, 2008, 28(2): 112-127, 222.]

[41]
Xun Lili, Bao Zhiming. Environmental policies based on government mobilization and their local implementation: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at S banner in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7(5): 114-128, 207.

[ 荀丽丽, 包智明. 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 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2007(5): 114-128, 207.]

[42]
Yang Re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mechanisms of typical rural areas in the suburbs of a metropolis: A case study of Beicun Village,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8): 1622-1636.

DOI

[ 杨忍. 广州市城郊典型乡村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 地理学报, 2019, 74(8): 1622-1636.]

DOI

[43]
Zhou Yang, Huang Han, Liu Yansui.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villag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10): 2206-2223.

DOI

[ 周扬, 黄晗, 刘彦随.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2020, 75(10): 2206-2223.]

DOI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