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增进居民福祉成为核心目标，从“自上而下”的供给侧系统目标优化向“自下而上”的需求侧多维目标协同转变，为理解城镇化内涵提供新视角。本文从人居生活、人文环境、人城关系等维度界定了城镇化内涵框架与指标体系，并运用泰尔指数、方差分解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解析2010—2020年中国城镇化的时空分异规律与影响因素变化。结果发现：2014年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人居生活与人城关系稳步提升，人文环境有较大改善空间。城镇化高水平区域逐步向沿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内陆地区扩展，区域差异明显缩小，地区内差异贡献率呈现扩大趋势。人居生活差异、人城关系差异是城镇化分异的主要原因，2014年以来人文环境差异的贡献率显著增大。对外开放和科技创新始终是人居生活差异的主要作用因子。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政府财政对人文环境差异的作用力逐渐降低。资源禀赋对人城关系差异影响相对较大。本文可为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作为一种优质教育资源导向的城市绅士化类型，学区绅士化是指重视教育的中产阶层群体通过高价购买“学区房”实现向名校学区集聚的社会空间过程。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学区绅士化的理论分析，以南京为案例城市，采用兴趣点（POI）、房地产市场、手机用户画像和调查问卷等多源数据，开展绅士化学区识别、绅士化群体与空间特征、绅士化强化机制与固化效应等研究。通过熵权TOPSIS模型对南京主城区公办小学学区的绅士化水平进行评价，将218个小学学区根据绅士化程度划分为高度绅士化、较高绅士化、中度绅士化和低度绅士化4种类型。发现高度绅士化学区与单位制度存在紧密关联，学区内聚居着大量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并且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中产阶层家庭。政策上严格的学区制度、市场化飙升的学区房价和文化域激增的教育焦虑等，不断强化名校教育资源优势及其学区绅士化程度，并将优质教育机会锁定在特定学区空间和较高阶层群体内部。学区绅士化实质上是“学区空间”作为关键驱动要素，推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互转换与巩固提升，并实现家庭“社会资本”向下代际转移的过程。这种由于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社会空间重构现象，容易加剧城市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为追求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应切实有效推进城市义务教育资源和生源的空间均衡发展。
消除不平等、实现均衡发展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客观准确地衡量区域发展均衡性是实现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首要科学问题。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已被证实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代理变量，且因其方便获取、空间覆盖率广等优势被广泛应用。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和空间化人口数据构造的灯光基尼系数作为发展均衡性的评估指标，测算并分析了2002—2020年中国2900个区县的发展均衡性及其与以平均灯光强度表征的区域发展活力间的关系，探讨了夜间灯光基尼系数的内涵及其在发展均衡性上的应用价值。结果表明，2002—2020年间中国96%的区县灯光基尼系数不断减小，即灯光—人口的分布趋于均衡，且在空间上总体呈现东部较西部更均衡的特点。同时，经济相对发达县域的均衡性差异较大，但多呈现经济与均衡性协同增长的发展路径；而超过60%的经济欠发达县域的均衡性有较大提升空间。研究结果可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科学支撑。
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是探讨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本文以中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面板数据对2002—2017年区域经济韧性、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利用一步系统GMM估计，揭示了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 金融危机初期，中国沿海各地区经济韧性差距缩小，但随后出现较明显分异：上海和广东呈“U”型分布；福建、广西和海南不断提高并维持在较高水平；江苏和浙江的在金融危机时期和新常态初期出现两次下降，随后较快回升；环渤海地区则大多为负值。② 中国沿海各地区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度普遍高于路径突破度，且整体呈现出波动下降和上升的趋势，以路径依赖为主的产业演化逐渐向路径突破方向转变。③ 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地区新产业的数量明显减少，新产业在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入优势迅速下降，转而集中出现在化工、机械制造等产业。④ 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对提高区域经济韧性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路径突破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更为突出。
探讨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优化中国制造业空间布局、提高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改进的偏离—份额法测算制造业相对区位优势的变化程度，揭示了中国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格局与制造业劳动力空间流动特征，运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2007—2013年中国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总体上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② 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报酬促进了劳动力流入，而对城市生态宜居性的负向效应则抑制了劳动力流入。③ 制造业区位优势变化对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因行业、城市、劳动力个体而异。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优势区位上升有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则相反；中西部城市、城市群外围城市、大中城市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能够促进劳动力流入，东部和东北城市、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特大超大和小城市则相反；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偏低、省内流动、农业户口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入制造业区位优势上升的城市。
国家战略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是当今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目前关于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多尺度、多维度综合分析相对匮乏。本文基于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与科学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6—2019年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从多级空间尺度考察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借助传统与空间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和长期转移趋势，并从结构视角探究其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均值但增速较快；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与西部、东北地区接近；中部地区呈现“省会城市优于非省会城市”的分布格局。② 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总体向好但存在空间极化趋势，其中河南、湖北两极分化现象相对突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普遍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区域整体及多数省份中高水平邻域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而湖北、山西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明显。③ 结构视角下，中国中部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主要源于经济结构、生态环境与民生发展差异，内部差异来自协调与创新差异；结构优化、民生发展是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各省极化特征的形成机理各不相同，其中河南、湖北的两极分化趋势主要由结构协调与科技创新的极化特征决定；产业要素溢出、生态合作发展与民生共建共享是区域整体高质量发展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各省份转移的形成机理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关系经济地理学（REG）与演化经济地理学（EEG）不断走向融合是国际经济地理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将REG战略耦合理论与EEG区位机会窗口理论相结合，构建了“战略耦合—区位机会窗口—产业转移”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全球生产网络（GPNs）领先企业苹果（Apple）公司最大的策略合作伙伴富士康为典型案例，研究了战略耦合、区位机会窗口对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区位重构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战略耦合、解耦合、再耦合的发生依赖于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区域资产匹配程度的动态变化；② 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转出地区域资产之间不匹配导致的解耦合，为产业转移的发生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③ 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的战略需求与潜在承接地区域资产之间匹配程度的差异，是其最终选择承接地的核心因素，遍在化的通用区域资产影响较小、特定区域资产起到关键作用。在承接地形成再耦合，意味着产业转移的区位机会窗口关闭；④ 转出地及承接地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战略对战略耦合的状态及区位机会窗口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⑤ 作为GPNs领先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富士康的区位重构受到领先企业苹果公司的影响深刻，这也是富士康区位重构与普通企业迁移的最大差异。本文将战略耦合与区位机会窗口理论拓展到企业区位重构研究，通过解耦合、再耦合以及区位机会窗口的变化，为更好地理解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2020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在国内多个城市多次复发，对居民生活及消费产生显著冲击，准确测评疫情冲击对居民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是疫情经济评估和促进居民消费恢复的重要问题。依据2020年1月—2022年9月居民消费月度数据，基于本底趋势线模型、月指数分解及本底线距平分析方法，开展了COVID-19疫情对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定量评估研究。结果发现：① 疫情对居民8类消费均造成直接影响，食品、衣着、居住等消费损失较小，而交通、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损失较大，生活刚需性消费恢复周期明显快于可选择性消费；6波疫情引起8类消费高分辨距平波动曲线各不相同；② 比较疫情前后3年消费结构变化，发现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反弹2个百分点，精神恩格尔系数下降2.6个百分点，结构多样化指数下降3.4个百分点，短期消费结构降级明显；对比疫情冲击期与平缓期的消费结构变化，也呈现与此相似的波动周期；③ 就6波疫情的影响来看，2020年武汉疫情和2022年上海疫情影响更大，导致居民各类消费损失高达1092元/人和490元/人。此外，本文还对食品消费增长、医疗消费持续负距平等，结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变动和政府防疫政策进行了成因分析。本文为认识COVID-19疫情对中国居民消费及消费结构影响提供了理论参考。
航运服务业是推动港口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是提升枢纽港口城市全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航运服务业在全球的分布和网络联系开始受到关注，但已有研究较少分析不同航运服务业分布的差异及影响因素。本文把航运服务业分为上游航运辅助业（船东、船舶管理、船舶修造）和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航运金融、航运保险、海事法律），利用2019年的劳合社海事企业名录构建全球航运服务业数据库，基于关联网络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全球、区域和城市3个层面分析全球航运服务业空间联系网络，揭示上下游航运服务业分布差异，探讨各因素对上下游航运服务业分布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上下游航运服务业的重心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国家间分布差异呈现金字塔结构，上游行业的空间分布范围更广、联系更密、集聚性更强，下游行业联系分布两极化更明显。② 全球航运服务业网络形成双中心的结构，欧洲以伦敦为中心，构建了辐射周边大城市及跨洲际的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网络，亚洲形成了以新加坡为中心、联系香港、上海等城市的上游服务业网络。③ 上游航运辅助业更多地分布于非首都海港城市，而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则更多分布于首都等行政中心。④ 上下游行业均与电子商务指数、物流绩效指数正相关，上游航运辅助业还受经济自由度、旅游入境人数、班轮联通运输指数等影响，而下游航运衍生服务业主要与国际贸易和政治文化相关。本研究能为中国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实现上下游航运服务业之间联动发展、提升中国航运业整体实力提供理论参考。
交通网络构筑了城市关联骨架，发达的交通网络能够深刻影响城市空间联系并重塑区域空间格局。本文使用2021年高铁客运时刻数据，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的建设“全国123出行交通圈”为切入点，对比分析了全国城市群以及中心城市通达格局及差异，进一步使用SLPA模型对全国所有高铁通达城市进行社区划分与交叠空间识别，探究区域空间格局演化态势以及交叠空间地理特征。研究结论为：① 中国城市群2 h内通达的数量为15个，占城市群总量的79%；城市加权平均通达时间上，呈现由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由低向高扩大的“圈层式”空间格局。② 中心城市3 h通达等值线覆盖圈大多超出城市群范围，表现出“泛城市群”空间特征。③ 通过交叠社区发现算法将中国城市网络空间划分为14个社区，“胡焕庸线”以西仅有3个社区。④ 对已划分社区进行交叠空间识别，存在交叠的9个社区共有27个交叠城市产生。⑤ 在空间形态上，交叠城市呈点状或带状分布；从空间区位来看，交叠城市多位于区域中心城市周边，在行政区划上多处于省间交界地带；在城市功能上看，交叠城市依托高铁流通道，凭借过渡与转换功能，表现为社区间网络联系桥梁。高铁交通视角下区域空间格局呈现跨城市群联系与组团发展态势，交叠空间网络化、交互式、跨尺度作用特征凸显。总体来看，使用SLPA交叠社区发现模型研究区域交叠问题具有一定说服力。为了城市和区域更好的发展，对已划分出的交叠社区，可以尝试填补空白区域并提升社区间运能；对已识别出的交叠空间，可以尝试结合自身优势创造更多跨区域联系可能。
由于速度、票价、合理运距等技术经济特征的差异，高速铁路和普通铁路可以反映不同功效层级的空间运输联系，并对国土空间结构重塑产生影响。本文基于铁路列车时刻表数据，采用客流联系强度模型，研究了基于高铁与普铁服务的差异化空间级联系统秩序，比较了两者对功效空间的区域整合效应。研究结论为：相较普铁而言，高铁的空间布局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梯度格局更一致，距离衰减效应更显著，在600 km范围内最具优势；高铁与普铁优势城市分别集中在长江以南和以北，考虑旅客运输需求后显示普铁服务更为均衡。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技术经济优势、高铁与普铁竞争以及网络布局影响下，高铁功效空间区域整合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态势，以邻近区域集聚形态为主，普铁则形成了宏观尺度的南北向和东西向跨区域廊道集聚形态，二者对功效空间区域整合亦分别呈现出多中心等级化与多板块均衡化组织模式。
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是关乎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旅游产业总量优化、集约生产与提质增效有序并进的重要科学问题，动态把握其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推动区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构建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分析框架，运用修正耦合协调模型、LISA时间路径、时空跃迁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析中国2011—2019年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呈显著提升趋势，存在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区域分异，空间扩散态势逐渐增强。② 中国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的局部空间结构和空间依赖方向的总体波动幅度小，空间整合性强；局部空间关联结构较为稳定，存在明显的转移惰性与路径依赖，尤其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③ 科技创新、城镇化和交通设施均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政府调控和产业结构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逐渐显现，人力资本则对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较强。
文旅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以北京市16个典型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在探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加权TOPSIS模型进行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采用模糊定性分析法（fs/QCA）解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结果表明：①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是一个沿着“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文旅产品体系培育—文旅产业功能提升”脉络，持续向传统村落地域系统释放综合效益，进而推动传统村落全面振兴的动态过程。② 案例村落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差异较大，不同效益维度呈现梯级分化的典型特征，各村自身在4个效益维度上的水平具有非均衡性。③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中，所有单变量因素均无法单独成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④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共有3种类型，即成熟发展路径、快速发展路径及渐进发展路径，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影响要素组合。本文从文旅融合视角为传统村落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技支撑。
作为地方家园的物质载体，建筑遗产不仅在历史上呈现出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价值溢出，也因其现代性实践而凝聚了当地人心态秩序的变迁，重现了物的象征性沟通的性征，并随着实践场域的嬗变，呈现出物质价值与身份的重塑。传统吊脚楼形制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实践的场所主要分布在武陵山区，承载着物质、制度与精神多层次的地方意义。本文从物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时间—空间—地方”三元辩证的研究框架，动态地考察武陵山民族地区的家园遗产与文化主体的互动过程及社会秩序嬗变：① “物”的在场是其民间保留和时代传承的历史回应，承载着家屋文化与地方记忆；② “物”的式微与脱域是在现代性渗透下宏观力量与个体行为的博弈与融合，也是地方主体性的消解、协商与重构；③ “物”的出场则意味着家园被置于更深层次的地域文化价值体系，让民族建筑的空间价值外溢，从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参与到旅游语境的交互中。更进一步，本文试图从地方性的视角探讨家园遗产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秩序重塑逻辑：① 空间赋能：景观基因焕发空间价值的生产面向；② 秩序重塑：社会动力激活空间价值的生活面向；③ 地方知识：多元主体共育空间价值的生态面向。通过“物”的本土化书写，探索一直以来隐于民间的“物”如何伴随民族场域的现代化转换吸引着多元主体共创“记忆之场”，进而实现从日常“家园”向“地方”的发明的秩序流转，以此为中国民族地区的家园遗产存续与“诗意栖居”的打造探寻新的路径，助力乡村振兴。
在人类移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移动性地理学深刻地影响了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本文梳理了移动性地理学视角下时空间行为研究的创新与方向。研究发现：① 移动性地理学从“基于地方”转向“基于人”的视角，研究不可分割的个体在连续时空间中的行为及其与时空间的互动，避免了因忽视了地理情境不确定性问题和邻里效应平均化问题而导致研究结果不可靠。② 致力于捕捉个体复杂变化的移动性特征和暴露的“真实”的地理情境。地理情境的测度方法不断丰富发展，从基于地理空间数据的估算到基于移动设备实时的精准度量、从对地理情境的客观测度到个体对地理情境的主观感知，以深入研究移动性下行为与时空间互动的内在机理。③ 移动性地理学创新了环境暴露与健康研究、社会空间隔离研究、城市安全研究等方向。中国城市移动性大大增强的现实既挑战了传统的研究范式，也为创新方法论创造机遇。中国行为学派要坚持移动性导向，大力创新行为地理学的方法论和实证研究。
截至2022年5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患者数量累计已逾世界人口的6%。罹患COVID-19的经历对于出院患者的日常生活究竟造成怎样的影响，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武汉市为例，针对2020年初感染COVID-19的出院患者，基于个体时空行为视角，开展纸质问卷与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时空行为调查并获取一手数据资料，分析患者在患病前与出院后不同时期日常生活时空行为的特征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出院后6个月，患者的日常生活呈现出全天睡眠延长、日间活动杂化、晚间休闲活跃的特征，患者的时空行为模式主要表现为从外出工作到外出工作、从外出工作到居家混合、从居家休闲到居家混合的转变。基于时间地理学理论，研究得出，患者身体状况及经济条件的能力制约、个人生活与所需资源形成的组合制约、政策规定及社会舆论形成的权威制约是导致患者出院后日常生活时空行为发生改变的根本原因，进一步探索发病机理、制定康复计划、提高社会认可对患者的身心恢复至关重要。研究结果可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患者生活质量评价及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并为行为地理学面向特殊事件、特殊人群、特殊阶段开展时空行为研究提供案例参考。
城市绿色空间对焦虑的缓解作用受到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关注。然而，受限于数据采集技术的精确程度，很少有研究分析绿色空间中的植被色彩对降低焦虑水平的作用。基于此，本文结合公民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高精度城市植被数据库，从植被色彩视觉感知的角度入手分两个层次评价植被色彩，并构建有序Logistic模型探究不同地理背景下植被色彩与个体焦虑的关系。研究表明：丰富的植被色彩确实能有效缓解焦虑，但同时受可塑性面积单元（MAUP）和地理背景不确定性问题（UGCoP）的影响。具体而言，提升居住环境的基底色彩水平、增加工作环境中植被色彩的多样性有助于缓解焦虑，并且植被色彩与焦虑的关联主要在小规模缓冲区中观察到。上述结论证实了植被色彩对焦虑缓解作用，能够为城市绿色空间设计提供具体的优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