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镇收缩视角认识东北三省人口流失与经济衰退问题,对深化中国老工业基地转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东北三省县级市（县）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与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增长与收缩城镇的特征与空间关系,研究收缩城镇的职能差异和空间分布格局,探讨区域城镇收缩的形成机制与应对措施。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东北三省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增长与收缩分异现象,42.85%的县（市）发生城镇收缩问题;增长型城镇制造业与服务业日益高级化;收缩型城镇新型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竞争力不断弱化;增长与收缩城镇存在密切的空间关联,增长型城镇一方面通过集聚效应不断吸取收缩城镇的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另一方面通过传统产业的空间转移加重收缩型城镇的经济转型压力;城镇收缩程度由北至南呈高、低起伏状变化,由东至西呈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态势,并且加工型城镇收缩程度最高,工矿型城镇次之,旅游与口岸型城镇相对较低;城镇收缩的影响因素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后、工业发展与市场需求错位、产业结构关联度低、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区域中心地的集聚效应5个方面,且作用强度依次增强。依据经济长波理论与地方发展实际,东北三省未来将经历长期的城镇收缩过程。主动适应收缩,通过城镇精明收缩,对人口与经济要素进行优化重组,是东北三省未来发展应做出的战略选择。
单一形态的现实人居环境研究,不能合理诠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日益变化的人居环境现象。目前,不同形态人居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实践探索以及科学决策等问题并不清晰。建构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的理论框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趋势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实证分析2011—2017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耦合协调的时空规律,并对其影响因子和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市耦合度总体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具有相对明显的阶段特征;空间上形成双核与单中心并存的格局,并由分散的团状向“T”型团带状空间格局演变;② 协调度总体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协调互动稳步向高级别发展演变,中级协调占据一定地位,高级协调开始出现;协调度的核心极化空间格局特征明显,四大城市主导着东北三省整体的协调互动级别;同时形成省内“极化与均衡并存”、省际“北低南高”、整体“中心—边缘—低洼地”等区域差异的空间格局;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东西方向的“中间凸起、两端略低的倒‘U’型”与南北方向上的“南高北低”的空间趋势特征;③ 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是多种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是主导性驱动,“人”是本底性驱动,娱乐系统是新兴性驱动,社交系统是重要的媒介性驱动。
城市群空间结构反映了城市群中城市的等级结构、职能结构和联系形态,代表了城市群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扩张模式与发展特征。本文选取中国首个获批复的国家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其1990—2019年的LULC、Landsat等图像资料以及城镇人口等数据,通过空间数据库构建、方格网系统建立、城镇扩张程度计算、扩张玫瑰图构建,从宏观、微观层面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1990—2019年的空间结构演变历程及特征,并按照历史发展特征及规律,对2025年、2030年的发展态势进行情景分析。结果表明：① 199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经历了“三中心”到“一核双心多组团”,再到“双核多心多组团”模式的历程。作为“双核”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已发展为巨型核心,在2020—2030年期间将继续扩张,成为面积达2000 km2和1500 km2的超巨型核心。而南昌规模相对较小,将继续作为辐射江西的区域发展中心。目前已形成了襄阳、宜昌、荆州、常德、衡阳、九江、上饶等7个发展次中心,在未来有望进一步增加。② 在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长江沿线、武汉—长沙、武汉—南昌、南昌—长沙4条城镇化发展主轴和多条发展次轴,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边界枢纽和桥头堡,轴线对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③ 城市群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极化作用过强并出现连绵发展趋势、江西缺乏强有力发展核心、城镇建成区过度集中导致环境问题等。亟待从控制核心扩张速度、培育新的区域中心、强化轴线功能等方面进行调控和优化。
近些年来城市网络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环境,城市网络外部性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新时期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课题,也将为中国城镇化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直接参考。本文以产品价值链生产分割为主线,利用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和隶属联系模型建立城市网络,定量测度了网络链接强度和合作伙伴经济绩效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揭示了生产分割环境下网络外部性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① 网络嵌入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总体来看网络链接强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合作伙伴经济绩效的影响不明显,表明网络嵌入主要是通过凸显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而不是知识外溢来提高城市经济绩效。② 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核心地位、较大规模城市从网络中获得的利益分别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外围地位和较小规模城市,表明网络外部性的经济效果受到城市网络竞争力和知识利用能力的强烈约束。未来中国城镇化政策体系和治理模式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中国政府需要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之间的网络合作,同时高度重视网络环境下城市间多维度的发展差距问题。
多部门创新企业的跨城布局能够增进城市间的知识流动与创新联系,大量创新企业部门关联构成的城市网络是理解国家创新格局的重要认知基础。本文运用1778家国家级创新企业部门关联数据和“总部—分支机构”方法建立中国城市间有向关系矩阵,借助社会网络分析、GIS技术及空间交互模型方法,对创新企业建构的中国城市网络联系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 基于创新企业的中国城市网络联系覆盖广但极不均质,菱形联系格局在次级网络中逐步显现,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是网络联系的核心枢纽。② 城市间创新企业流具有明显的行政中心指向特征与省级边界效应,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对创新企业流具有较强吸引力,北京是网络联系最强核心,上海和深圳次之。③ 城市网络区域异质性突出,东部区域“内联外控”与中、西部区域“内弱外强”的联系格局呈现鲜明对比,东部区域内沿海三大城市群网络的联系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④ 城市的行政等级、经济水平和创新环境等属性指标,以及城市间地理、技术、制度的邻近性关系指标,都对城市吸收和输出创新企业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外资并不利于促进中国城际创新企业流和网络的形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城市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要素的流动性和互赖性促进了城市网络的形成,并成为一种新的区域组织模式和空间结构。本文基于2018年腾讯人口迁徙数据,构建了372×372关系数据矩阵,并从不同交通方式出发,系统刻画了中国城市网络格局。研究表明：① 网络关联度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区域,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城市群地区的聚集程度最高,成为中国城市网络格局的主控力量;而西北半壁的城市处于被支配地位。② 依据迁徙量,将中国城市网络划分为国家级、大区级、区域级、地方级和基座级网络。城市网络结构随交通方式而变化,当网络等级下移时,节点城市趋于增多,网络密度加大,但网络范围趋于缩小,网络等级与迁徙路径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国家级网络与空运相关,区域级网络与铁路运输相呼应,地方级网络与汽车运输相关。③ 不同运输方式的经济时空距离决定了网络结构,是引致网络随路径不同而产生分异的基本因素。
本文基于2019年苹果手机供应商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构建全球化城市网络,将具有全球化职能的专业城市与世界城市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运用社会网络与社区发现方法,研究了研发型、生产型、代工服务型城市网络的节点中心性、整体拓扑结构、社群结构及影响机制。结果发现：① 苹果手机零部件的全球化城市网络均具有多中心与多样化、节点等级化、联系外部化特征,网络中“明星”节点高权力—高声望并存且权力总体高于声望;② 研发型城市网络联系最紧密,趋于首位城市分布,小团体结构与集群发育明显。生产型网络关联性最高,网络趋于均匀结构与位序—规模分布。代工服务型网络中心性最高,权力集中在少数城市节点,众多节点易受核心节点控制与支配。③ 研发型城市社区集群最明显,企业通过知识关联效应形成专业化集群,获取本地化经济益处,并通过链式与轮轴式布局建立基于关系接近的跨国网络社区。生产型城市社区集群次之,企业通过经济关联效应形成一般化集群,获取城市化经济益处,通过网络式布局建立基于地理接近的本国内跨行政区网络社区。代工服务型城市社区未发育出明显集群网络,企业通过低成本关联实现规模经济,世界工厂模式形成散点式网络社区。
?ngstr?m-Prescott公式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推荐的计算地表有效总太阳辐射（Rs）数据以支持参考作物需水量估算等研究的简便方法。本文以优选中国综合农业分区的?ngstr?m-Prescott公式系数as、bs为目标,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以全国范围内121个地面气象站点1957—2010年的逐月Rs和日照百分比数据计算获得了各农业区的逐月as、bs系数,并以2011—2016年的Rs观测值为真值,比较验证了分别以as、bs系数回归值和FAO的建议值计算的Rs相对精度。结果表明,38个农业子区逐月的站点平均as、bs系数取值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均存在不稳定性,且与FAO的推荐值存在明显差异。整体上,以as、bs系数回归值计算的Rs相对精度要优于FAO的建议值计算的Rs相对精度,但是在各农业子区内,前者并不是在所有月份均优于后者。综合考虑二者的精度比较结果,建议在全国大规模的实践中,东北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区、黄淮海区、黄土高原区、甘新区仍然使用FAO推荐的?ngstr?m-Prescott公式系数,而在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华南区、青藏区则建议以矫正后的站点均值作为?ngstr?m-Prescott公式的系数;在局部区域高精度的计算中,建议使用优选值作为?ngstr?m-Prescott公式的系数以获得最优的Rs估算值。本研究方法简单、可操作性强,在现有的数据条件下,对提高地表太阳辐射和参考作物需水量的计算精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贫困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本文以贫困地域系统和区域多维贫困为理论基础,构建了村域贫困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以2013年底中国精准扶贫识别的12.4万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刻画了新时期中国贫困村的空间地理格局,定量探测了贫困村地域分异的主导因子,揭示了村域贫困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贫困化与地理致贫因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空间上两者的作用路径和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总体上,可从自然和人文2类要素和环境、经济、社会3个维度来综合识别村域致贫因子。地理环境在贫困化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经济要素是重要的致贫因子,社会要素具有贫困放大效应。② 贫困村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全国贫困村空间分布与胡焕庸线和地势三级阶梯所形成的基础地理格局具有高度一致性,村域贫困化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异特征和坡度分异特征,在空间上有1个一级核心区、5个二级核心区、7个三级核心区。③ 地形、资源禀赋、劳动力状况、交通条件和公共服务是中国村域贫困化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且省际间各因子驱动大小差异明显。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双因子交互驱动力强于单因子作用,交互作用类型以非线性增强为主。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载体的传统村落具有丰富多元的价值,虽然政府与学界进行了大量保护与研究工作,但其可持续发展之路仍任重道远。因此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准确评估其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对传统村落的长期实地调研,本文提出社区和遗产两个基本属性间协调关系是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社区发展和遗产保护子系统指标体系,采用专家判断矩阵和德尔菲法确定子系统指标权重,并构建详细的数据收集、赋分与标准化方法。为了更好的评价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水平,在采用综合评价指数评估传统村落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可持续发展类型评价体系。最后,通过测评广东省广州市、佛山市和中山市10个岭南传统村落,检验该套指标体系具有较好效度,并进一步对指标体系进行修正。该评价体系不仅可以推进传统村落、耦合度、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范式,也可以广泛指导与应用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实践。
科学认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村落转型过程和规律,是落实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本文以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历城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从聚落空间、经济形态、社会生活三个维度,探讨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冀南平原农业村落转型特征与成长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业村落建设用地规模显著增加,住宅用地不断扩展,工业用地沿村落边缘扩张,聚落空间转型经历了缓慢发展、快速扩张、加速重构三个阶段;② 农业机械化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不断提高,农户非农收入占比逐渐增加,农户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趋势显著,村落经济形态转型经历了生计农业、农户兼业化、农户非农化与兼业化三个阶段;③ 村落社会网络不断开放,村民社会生活不断重构,村落社会生活转型经历了传统村落共同体、职住空间分离、聚居关系重塑三个阶段;④ 自然禀赋、行为主体（村委会、农户、企业）、城乡互动、政策环境分别是农业村落转型的基础性约束力、内部推力、外部拉力、方向调控力,它们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农业村落的转型成长。研究提出了新型“村镇共同体”理念,为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破解中国农业村落转型发展困境,提供了理论参考。
环印度洋区域不仅关乎中国贸易与能源安全,同时也涵盖“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部分区域。为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与环印度洋区域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需要定量考察环印度洋区域的地缘经济格局,掌握域内外大国在该区域的地缘经济竞争情况。首先基于有序聚类方法将1992—2017年环印度洋区域国家的商品贸易数据划分为4个阶段,然后探究环印度洋区域在各阶段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域内地缘经济特征以及域内外大国在该区域的地缘经济竞争格局。结果发现：① 从全球地位和空间结构来看,1992—2017年环印度洋区域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区域贸易的空间结构呈现出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构成的“双核心”发展为由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和阿联酋构成的“多核心”。② 从区域内部来看,域内贸易联系与依赖程度趋于加强,区域贸易一体化程度有所提升,但仍然有限。③ 从域内外大国竞争来看,美国和日本两国在环印度洋区域的地缘经济影响力均呈下滑趋势;而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逐步提升且已超美日;印度的地缘影响力虽然同样呈上升趋势,但仍弱于中美日;澳大利亚则长期最低。研究从全球地位变化、域内贸易联系、域内外大国竞争3个方面定量揭示了环印度洋区域地缘经济的时空格局演变。此外,研究采用的分析框架和方法也可应用于考察其他热点区域的地缘经济格局。
城市韧性是新兴的研究话题,其实质为城市面对不确定性扰动的抵抗、恢复及适应能力。本文构建“规模—密度—形态”三维城市生态韧性评价体系,借鉴物理学耦合模型测算2000—2015年珠三角城市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变化特征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2000—2015年珠三角各市的城镇化水平总体不断提升,生态韧性水平持续降低,两者耦合协调度总体由基本协调向基本失调下滑。在空间分布上,珠三角地区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以珠江入海口城市为中心、向外围递增的圈层式格局。从生态韧性子系统对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的作用来看,规模韧性主要起反向阻滞作用;形态韧性的协调影响力主要为正向,且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强;密度韧性的正向协调影响力持续下降,且在低于零值后负向增长。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并通过严守三区三线、适应生态承载力、合理布局城市绿地等方法提高生态韧性,是未来珠三角实现城镇化与生态韧性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
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按知识基础类型可分为解析型、合成型和象征型,从政策工具维度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2007—2016年的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两个指标量化评估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利用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和检验创新政策环境对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时空分异显著,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创新政策强度显著提升而协同度明显降低,创新政策强度与协同度均呈楔形空间结构但二者空间异构明显;② 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对FDI区位选择皆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随着创新政策协同度的提升区域更有可能成为解析型和合成型FDI区位选择的对象;③ 政府态度、企业进入方式和布局区位对FDI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集聚因素中的商务服务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市人口密度和集聚经济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实施更加本地化的创新政策吸引差异化知识基础的FDI,构建区域竞争优势带来重要启示。
经济地理学者对于新兴产业的产生区位长期存在争论,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探究其区位规律既是重要的学科问题,又对国家培育新兴产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通过梳理“区域产业分叉”和“区位机会窗口”的观点,辨析出知识流动是影响新兴产业区位的关键点;以燃料电池产业为例,结合“相关多样化”假说的观点,采用面板空间自回归模型对知识基础的具体影响进行测度,结论如下：① 北京、上海、大连是燃料电池技术创新的三大知识流动中心,各地区“增长极”城市间的强联系是当前知识流动的空间格局的基础,而地理邻近的作用并不显著;② 相关技术知识基础对知识吸收能力具有稳定且显著的积极作用,且除用工成本外的多数控制变量显著为正;而非相关技术知识基础在早期呈现显著负相关。正是由于早期不同知识基础与控制变量的不同作用,导致了既集中于发达城市、又具有一定自由度的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基础对创新的锚定效应明显,区域产业分叉出现的概率加大,区位机会窗口较难打开。③ 非相关多样化的作用会随着新兴产业技术的持续发展而产生变化,由早期的消极影响逐渐转变为积极影响,应从演化视角重新审视非相关多样化的作用。
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就需要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中国工业的空间格局。集聚是工业在空间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把测度两两配对产业集聚的结对集聚指数和测度两两配对产业关联度的投入产出表相结合,首次构建集聚关联指数和关联集聚指数,以研究不同空间尺度下空间关联性的差异和出现差异的原因。通过整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二位数行业数据发现,一个区域出现结对集聚的配对产业数多不意味着该区域的集聚关联度大。2003—2013年中国工业的集聚关联度先增加后下降;比较不同空间尺度发现,集聚关联度与研究空间大小正相关,与基本单元大小负相关;比较相近空间尺度发现,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内产业在区县和城市层次的集聚关联度较大。这种空间关联性的差异主要源于现有区域治理体系、区域内的产业构成和外部冲击,受区域与产业政策影响,不同的区域和产业将会演化出不同的产业空间格局。现阶段应继续以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为引领,补足城市间产业同构、空间关联性差的短板,增强产业在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实现产业在空间的优化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科学评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系统影响,调控其负效应,提升经济系统韧性,是国家重要战略需求。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中国得以有效遏制,而外源性输入与局部风险仍存,系统辨识其影响路径与作用强度,对经济系统恢复具有指导意义。基于改进的中国多区域一般均衡分析模型,测度了中国不同疫情风险等级区的经济与产业影响,模拟了生产资料供给和产品需求变化下产业经济发展趋势及受损程度。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层面,2020年中国GDP相比常态损失约0.4%~0.8%,导致短期消费平均下降约2%,就业平均下降约0.7%,而物价平均上涨约0.9%。产业经济层面,疫情对消费型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短期冲击最大,如服务业产值相比常态下降6.3%。从疫情对产业经济系统的影响分区来看,受疫情影响冲击较大的省份是风险一级区湖北省,呈现出以湖北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蔓延格局,而不同地区受损的主要产业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复工复产和积极财政政策两类疫情应对情景下区域经济系统的恢复强度模拟结果显示,相较于有序复工复产,增加财政刺激政策对GDP的提升率高了0.3%,但物价水平上涨约1.8%,而复工复产举措拉动产业恢复的辐射空间范围更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