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中西方比较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术谱系特征,对中国政治地理学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展望。本文认为,以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为背景,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可概括为萌芽期、停滞期和复兴期3个阶段;当前政治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但仍具有离散的特征。总体而言,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主体包括探讨军事战略、外交政策的“地缘政治学者”和地理学者中关注政治要素的“兼业政治地理学者”,这两者存在部分的交集;在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张其昀、鲍觉民、李旭旦、张文奎、王恩涌等学者为首的几个谱系,但总体而言政治地理学在中国仍然主要受到外源性理论影响,学科的概念和方法体系仍不完善,在此背景下的研究共识形成、学术共同体和学科知识体系构建仍是今后亟待解决的课题。结合这一思路,本文提出了更为均衡的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建议。
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海上运输是两岸间货物往来的最主要方式。受国际政治和贸易模式的影响,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两岸港口运输联系变化剧烈。利用劳合社（Lloyd's）1895-2016年两岸港口间航线的O-D数据,从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研究海峡两岸港口运输联系的变化。主要结论为：① 近代开埠至割让给日本之前,台湾地区与大陆的海运联系紧密,厦门港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中转港;日据之后,台湾地区成为日本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销售地,台湾地区—日本—中国大陆形成三角运输联系;两岸对峙后,两岸港口运输联系切断,台湾地区—美国—日本形成三角贸易网络;1979年后,香港港成为两岸运输联系的最重要中转港,两岸直航后,台湾地区与大陆间的港口运输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② 台湾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但由于是海岛,陆向腹地狭小,因此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把区域经济增长中心作为自身的海向腹地,以形成紧密的海上运输联系是台湾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改善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分享中国大陆发展的机遇、推动海峡两岸的港口运输联系是台湾地区的“天时”与“人和”。
基于1990-2016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科研论文合著数据,借助基尼系数测度属性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性及其知识网络的演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生产总量的持续增长,其多中心性程度呈现出阶段性、阶梯式提升的特征,分别经历了波动、增长和分化的发展阶段,港澳回归后的2000-2010年间是多中心性快速增长的重要阶段。②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的功能多中心性程度随着尺度增加逐级递减,进一步证实了功能多中心性的尺度规律性;而且发现了多中心在演化中的尺度敏感性,全球尺度上的多中心性会存在不确定的峰值,而区域尺度上的多中心性可能会持续增加。③ 城市群多中心的演化是受制度接近、地理接近和等级接近影响,在研究人员移动、科研单位联动和政府政策推动及其行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多中心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建科研协同创新共同体。
以建设安全城市为目标,依据地理学和景观生态思想方法,构建基于“规模—密度—形态”的三维城市韧性研究框架,并对2000-2016年大连市各县市区的城市韧性进行评估。其中规模韧性利用生态基础设施工具进行度量,密度韧性利用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工具进行度量,形态韧性基于源汇景观平均距离指数进行度量。还对各年份三类韧性的组合形式进行综合评判。本文认为,“规模—密度—形态”三位一体的韧性评估方法可有效识别城市的韧性特征,是建立城市规划与城市韧性研究之间有效联系的纽带。研究发现：① 规模安全是城市空间扩张的基本约束条件;② 生态承载力是城市密度的安全阈值;③ “源—汇”景观的空间耦合是优良城市形态的基本特征;④ 是“规模—密度—形态”三个韧性的组合状况而不是某一单项指标决定城市的安全性。基于规模、密度、形态韧性及其组合特征判定,为未来大连的城市发展提出建议：① 严格限制中心城区与金州区开发强度,遏制其蔓延式增长趋势;② 严格控制海岸带开发,维持山体和绿色植被斑块的完整性;③ 促进市域均衡开发,提升城市整体韧性;④ 优化新市区开发战略,形成良好城市形态。
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加迅猛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基于2000年和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元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的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率年均增长2.77%,其中近40%的区县城镇化率年均增长大于3%;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同于人口城镇化的扩散趋势。② 中国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南北分异规律较东西分异更为明显。土地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始终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半壁,而围绕主要的城市群地区则形成“组团式”增长的热点区,地区间差异趋于收敛。③ 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特性与地理区位等要素对县域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稳定,各要素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时空依赖特征。分析揭示县域土地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对于科学认识新型城镇化和实施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扩张监测成为地学应用研究的热点,但同时存在着城市区域概念不统一,城市边界提取精度较粗等问题。选取全国31个省会级城市为监测对象,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统一标准、高精度的扩张监测及分析。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进行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4期城市区域边界提取,与利用中低分辨率影像提取的成果进行比较,并开展城市规模分布和城市扩张分析。结果表明,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本文拥有更高的精度和可靠性;2000-2015年,中国省会城市保持了高速增长趋势,总面积增加了90.15%;省会城市体系接近捷夫模式的等级规模分布;城市扩展情况地区差异显著,东部扩展速度逐步放缓,西部、东北地区加速扩张,中部地区稳步扩张;2010年确定建设的5个国家中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在2015年城市区域面积位序中排名前5,15年间扩展了82.45%,单个城市年均扩展30.66 km2,其中北京扩展了三成以上,天津、上海扩展了一倍左右,广州扩展了近六成,重庆扩展了两倍以上。本研究成果为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和规划提供了直观准确的数据,对国家全面认知城市扩张状况,掌握城镇建设方针政策实行效果,进行城市体系科学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中国县域1991年、2000年、2010年3期截面数据,利用定量和GIS空间分析法,研究了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特征和时空格局。结果表明：① 1991-2010年中国县域农业劳动力总体呈减少趋势且减少幅度逐渐增加,1991-2000年、2000-2010年分别减少4.91%和15.50%;从空间分布上看,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呈“东减西增”的空间演变特征。② 1991-2010中国县域农业经济呈持续增长态势,总量增长140.13%,但区域差异明显;农业产值占区域GDP的比重逐渐减小,呈现出东低西高的分布特征。③ 产劳弹性系数的耦合类型主要以农业经济、农业劳动力“同增”的增长型和农业经济增长、农业劳动力减少的集约型为主,分别分布在中国的西北和东南部地区;耦合类型为“滞后型”“衰落型”和“衰退型”的区域与中国贫困发生率高的地域较为吻合,1991-2010年各耦合类型整体呈良性发展态势。最后根据产劳弹性系数的耦合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和乡村经济振兴的政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人口和经济最密集的城市化地区,在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一直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受国家宏观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热点处于持续演化之中。为梳理京津冀研究的脉络,利用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对京津冀研究的文献数量特征、期刊和学科分布特征、研究机构的网络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不同时段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过程。研究表明：① 1982年以来京津冀研究的刊文量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环境学四大学科,其中地理学在刊文量和期刊影响因子方面排在前列;② 位于京津冀区域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京津冀研究的主要力量,研究机构间的共现网络密度为0.0063,表明已经初步形成合作网络,但联系与合作程度依然较低,各领域研究较为独立;③ 京津冀研究经历了3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说明京津冀研究与国家宏观政策的联系十分紧密。2006年以来形成了京津冀一体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空间结构与协调发展对策、PM2.5与大气环境3个主要的研究方向。雄安新区、城市群、新型城镇化、碳排放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新时代背景下,深入开展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研究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苏南、苏中、苏北选择张家港市、泰兴市、涟水县3个典型县市作为研究案例地,利用1995年和2015年遥感影像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构建了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评价方法,对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时空演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类型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路径既有明显差异,也存在一般性路径,而且演化路径具有显著的城镇主导效应和集群分布效应。在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城镇化、交通网络、制度与管理4种主要影响因素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演化的“四轮”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认识城乡聚落有机整体的系统观,为推动城乡聚落优化重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支撑。
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以及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基于2007-2016年中国31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区域差异和影响机理。研究表明：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总体和带间泰尔指数稳步下降,带内泰尔指数逐年上升;②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高值区和次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次低和低水平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③ GDP、参保人数、制度赡养率等7因素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区域差异影响大。同时,各因子叠加后影响体现为非线性增加或双因子增强。为此,应坚持统筹区域社会经济协调的发展理念,夯实缴费基数,确保应保尽保,分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轨道站点步行可达范围内建成环境因素与轨道交通通勤行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潜在通勤者的角度出发,划定轨道站点的合理步行可达范围,以北京市44个轨道站点为例,利用大数据方法从“宜出行”程序中提取站点合理步行范围内的相对人口数据,结合2017年9月10个工作日早高峰时段的轨道站点刷卡数据得到该站点的相对乘车率。基于数据的非正态分布特征构建GARCH模型,分析早高峰站点合理步行范围内建成环境因素与站点相对乘车率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始发轨道站点与站点乘车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站点所在线路的换乘概率与站点乘车率具有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② 轨道站点的出入口数量与乘车率显著正相关;③ 小区—站点的路径转折数和步行范围内的交叉路口数等可步行性特征对轨道交通通勤行为无显著影响,步行范围的公交车站密度与站点乘车率正相关;④ 合理步行范围内的用地混合度与乘车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⑤ 合理步行范围内的路网密度以及早高峰拥堵道路比与乘车率之间在不同程度上呈现正向关系;⑥ 共享单车订单数与轨道交通通勤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⑦ 相比手机信令数据,“宜出行”定位数据的精度更高,适用于分析微观尺度下的实时人口分布及变化。
随迁流动儿童是当下中国流动人口重要且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部分。城乡的空间跨越和生境差异对儿童关于“家”的理解产生深远影响。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广州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从“儿童视角”出发,通过绘图、写作、焦点小组讨论等适合儿童特点的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探讨城市流动儿童在家的建构过程中的参与和主观感知。主要结论为：① 随迁流动儿童经历着复杂的家庭分离和重组,这种动力机制在空间上体现出“家”空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流动性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家空间最重要的特性;② 随迁流动儿童的“家”是城市的“家”和乡村的“家”叠加起来的意象。城市流动儿童摇摆在“城”与“乡”之间,其生长的经历中混杂着城市与乡村两种人地关系和生活经历。“城—乡”二元的混杂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理解“家”空间的重要路径;③ 流动儿童拥有构建“家”空间的能动性和策略。在“家”的构建过程中,流动儿童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通过分担家庭责任等方式成为迁移的积极参与者,即使经历着与家庭成员的频繁分离,他们依然有自己的策略去维系“家”的存在,实现整个家庭在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研究结论丰富了国内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及儿童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并为认识和缓解当前流动儿童问题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和政策建议。
消费转型背景下旅游目的地供需失衡矛盾凸显,由此引致了目的地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然而这一现象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现有的理论框架在解释力度上也存在明显不足。本文在详细剖析时空修复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情境与旅游情境,提出了资本应对消费转型的一般框架,分析了三亚海棠湾时空修复的整体历程,并揭示了案例背后的制度逻辑。研究表明：资本以时空修复的方式完成了对消费转型的应对。其中,时空修复的经济维度包括资本的空间修复与时间修复,在三亚海棠湾,空间修复突出的表现为地理扩张与空间重组,时间修复则重点表现在二级循环的缓建、停建及其向三级循环的跃迁。时空修复的非经济维度方面,政府部门藉由尺度重组用以促进资本的循环与积累,通过尺度上推,借助意识形态与城市战略,构建了资本空间运行的合法性;通过尺度下推,藉由绩效优先原则与权力下放策略,支持与服务资本的空间运行。但政府的部分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市场秩序,延缓危机的同时制造了更大的隐患。此外,时空修复与尺度重组之间存在着理论关联,消费转型使得原有资本节律失常,地域组织通过尺度重组搭建起全新的地理架构,为资本的时空修复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地理平台。本文完善了时空修复的理论框架,部分回应了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对度假地的可能影响。
中国出境旅游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迅速扩大,并在不同目的地间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分布特征。通过构建2001-2015年中国出境游客与目的地入境游客规模数据库,验证中国出境旅游流服从位序规模理论的假设,并将目的地吸纳中国游客规模与目的地接待游客总量的关系划分为5种耦合类型。结果表明：中国出境旅游流位序规模关系符合幂函数规律,并且向高位序目的地聚集程度不断增强;从2001年到2015年,绝对领先与绝对落后型的目的地占比均超过45%,亚太地区接待中国游客普遍处于领先地位,而欧美和中东地区接待中国游客大多处于落后地位;对于游客总规模较大的目的地,绝对落后型数量大于绝对领先型,而对于游客总规模较小的目的地,绝对领先型数量大于绝对落后型。本研究为分析出境旅游流量流向提供新的分析视角,进而为国家旅游业发展中的市场政策制定与旅游产业国际化布局等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