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新疆地区53 个雨量站1957-2009 年日降水资料，根据研究需要，定义了8 个极端降水指标。运用K-S 法确定降水指标最适概率分布函数，确定十年一遇极端降水量值；在此基础上，采用Copula 非参数估计方法，通过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法确定两降水指标联合分布函数，系统分析极端降水单变量极值及降水极值二维联合概率分布特征，研究新疆地区降水极值概率变化的空间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 北疆比南疆湿润，北疆发生极端强降水的概率大，而南疆发生极端弱降水的概率较大，另外，相比较而言，山区要比平原降水多；(2) 极端强、弱降水同年发生的概率分布特征复杂，从降水天数来看，一年内同时发生长历时强降水与弱降水事件的概率山区较平原大；从极端降水总量来看，同时发生强降水与弱降水事件的概率在平原区较山区为大；从极端降水强度来看，同时发生强度较大的强降水与弱降水事件的概率在天山南坡较其他地区为大；(3) 洪旱发生概率与地形有关，天山是洪旱发生的分界线，山区发生洪旱灾害的概率比平原小。

以1965-2004 年三江源地区12 个气象台站的降水和气温资料以及长江源区直门达、黄河源区唐乃亥和澜沧江源区昌都水文站的径流资料为基础，分析三江源地区的降水、气温和径流的变化趋势，并采用Mann-Kendall-Sneyers 方法进行趋势显著性检验；采用Makkink 公式计算三江源区12 个气象站点的潜在蒸发，建立三江源区降水和潜在蒸发对径流的驱动模型，并对气候变化(降水和气温的变化) 对径流的驱动进行情景分析。研究表明：1965-2004 年三江源区气温升高，径流减少，并且气温和径流都在1994 年发生突变，但降水的变化趋势不明显。降水和潜在蒸发对径流深的驱动模型表明三江源区降水对径流起正向的驱动作用，潜在蒸发对径流起负向的驱动作用，具体来说，澜沧江源区潜在蒸发对径流的驱动力最大，长江源区次之，黄河源区最小。借助驱动模型对三江源气候变化(降水和气温的变化) 对径流的影响进行情景分析，结果显示，降水和气温对径流的驱动在总体上虽然分别是正、负方向上的驱动，但在具体情景下其各自的驱动作用又呈现出波动的特征。

利用1850-2008 年我国东部地区90 个测站的旱涝等级和北半球夏季海平面气压格点等资料，使用BP 典型相关等方法，分析了近159 年旱涝等级与东亚夏季海平面气压的耦合相关关系。利用关键区域的海平面气压资料，定义出与我国东部旱涝分布有密切联系的东亚夏季风指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东亚夏季风年代际变化对我国东部旱涝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1) 近159 年中国东部旱涝具有4 种典型空间分布型，即华南与中国东部其他地区旱涝趋势相反型、黄淮地区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旱涝趋势相反型、江淮流域与中国东部其他地区旱涝趋势相反型和中国东部与西部旱涝趋势相反型。近159 年东亚夏季海平面气压场主要呈现亚洲大陆与西太平洋海平面气压强弱相反的分布特征；(2) 本文定义的夏季风指数的年代际变化与我国东部旱涝典型分布型的年代际变化有密切关系，但两者的相关关系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存在显著的年代际位相差异，即20 世纪20 年代之前，当东亚夏季风偏强(弱) 时，长江流域以北容易偏旱(偏涝)，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容易偏涝(偏旱)，20 世纪20 年代以后，当东亚夏季风偏强(弱) 时，长江流域以北容易偏涝(偏旱)，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容易偏旱(偏涝)。可见，使用较长年代资料进行考察，研究结论丰富了大多数使用近50-60 年资料的研究结果。东亚夏季风与我国东部旱涝分布之间关系的年代际位相差异，可能与东亚夏季风对太阳活动等外强迫的非线性反馈相联系

基于1960 年以来中国天山各流域冰川面积变化的统计分析，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天山冰川面积变化对气候的响应情况。结果表明，近50 年来中国天山冰川的面积缩小了11.5%，对研究时段统一化后发现面积年均退缩率为0.31% a^-1。各流域冰川面积退缩速度存在一定差异，但冰川加速消融趋势明显。天山地区14 个气象站的气温与降水量倾向率平均值分别为0.34 ^oC·(10 a)^-1与11 mm·(10 a)^-1，气温在干季增幅大而在湿季增幅略小，降水量在干季增长缓慢而在湿季增长显著，这样的气候变化趋势有助于天山冰川的退缩。

基于1981-2006 年的GIMMS NDVI数据和2000-2009 年的MODIS NDVI数据反演呼伦贝尔地区草地变化，结合1981-2009 年该地区7 个气象站点的气温和降水数据，分别从年际变化、季节变化和月变化角度分析该地区草地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从年际变化来看，降水是驱动草地植被年际变化的主要因素；从季节变化来看，草地植被生长在不同季节对水热条件变化的敏感性不同，春季草地植被生长对气温变化的敏感性较降水变化高，夏季和秋季草地植被的生长对降水变化的敏感性则高于对气温变化的敏感性，其中以夏季最为显著；从月变化来看，4 月和5 月草地植被变化受气温变化影响较明显；5-8 月与前一月降水变化关系密切，说明植被生长对降水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4 月正值草本植物萌芽期，而4 月份草地生长与年气温变化关系最为密切，一定程度上说明4 月份表征植被生长的NDVI值增加可能是由于气候变暖引起的草地植被生长季提前产生的。综上所述，通过植被与气候要素月变化的关系可以具体地揭示气温和降水对草地植被生长的季节韵律控制。

运用甘肃旱作区5 个农业气象试验站及农业气象观测站1981-2008 年的玉米平均物候资料及相同地点气象站1971-2008 年的逐日气象资料，建立了玉米各个气候因子适宜度及综合气候适宜度计算模型，对1971-2008 年玉米全生育期及各主要玉米生育阶段的气候因子及综合气候适宜度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表明，自1971 年以来，玉米全生育期温度、光照适宜度呈上升趋势，降水适宜度呈下降趋势。各气候因子组合效果趋好。全生育期内，以播种—出苗期及抽雄期—乳熟期各气候因子的组合效果较差，拔节期—抽雄期及乳熟期—成熟期各气候因子的组合效果较好。播种—出苗期光照、温度适宜度随年份线性变化不明显，降水适宜度逐年线性降低，综合气候适宜性逐年变差。出苗期—拔节期、乳熟期—成熟期光照适宜度随年份呈上升趋势，降水适宜度呈下降趋势，综合气候适宜度呈下降趋势。拔节期—抽雄期光照、温度适宜度随年份呈上升趋势，降水适宜度随年份线性变化不明显，综合气候适宜度呈上升趋势。抽雄期—乳熟期光照适宜度随年份呈下降趋势，降水适宜度呈上升趋势，温度适宜度线性变化不明显。综合气候适宜度呈上升趋势。出苗期—拔节期、拔节期—抽雄期及抽雄期—乳熟期的光照适宜度与产量相关性比较显著，播种—出苗期及抽雄期—乳熟期的温度适宜度与产量相关性比较显著，拔节期—抽雄期及抽雄期—乳熟期的降水适宜度与产量相关性显著。未来温度适宜性变好，气候变化利于玉米生长发育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导致沙漠化的两大驱动力，系统评价两者在沙漠化过程中的相对作用对于深入理解沙漠化过程的驱动力作用机理以及开展防沙治沙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从定性—半定量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对目前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沙漠化过程中相对作用评价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目前的评价方法存在着主观性强、可重复操作性差、多基于行政单元而缺乏在连续的空间域上来评价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相对作用等不足。基于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和笔者近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开展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沙漠化过程中相对作用的评价工作关键是突破两类驱动力相对作用在连续的空间域上进行评价和表达这一瓶颈的制约，并提出了以定量研究为核心，以NPP为衡量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沙漠化过程中相对作用的公共指标，通过拆分“驱动力作用—沙漠化土地动态响应”这一生态过程为若干可能情景来构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在沙漠化过程中相对作用评价方法的思路。此外，在进行定量评价时，还需要考虑结果验证以及评价尺度这两个重点问题对评价结果和结论的影响

在遥感和GIS技术的支持下，应用1984-2008 年多时相长时间序列的TM遥感数据，选取斑块总面积、平均面积、分维度、多样性、优势度和聚集度等具有典型生态意义的景观格局指数，对北京湿地20 多年的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探索其演变机制。结果表明：北京湿地总面积在总体上呈先增加后急剧减少再小幅回升的趋势，1994 年的湿地总面积仅为2004 年的47.37%。北京湿地以人工湿地为主，其变化主导着湿地总面积的变化趋势。水库湖泊湿地类型面积占到33.50%~53.73%，其平均面积高于其他湿地类型。坑塘稻田类型的平均面积最小，其面积比例为16.46%~45.09%。河流湿地由于受到自然驱动因子作用较大，其分维度指数高于人工湿地类型；1992-2004 年湿地景观多样性指数由1.11 上升到1.34，表明此阶段各类型所占面积比例分布趋于均匀，而聚集度指数从65.59 下降到58.41，表明景观连通性降低，破碎化程度加重。研究不同湿地类型空间质心变化表明：密云水库面积最大，导致水库湖泊类型质心位于密云县内；1984-1998 年充足的降水使河流湿地质心整体向东北方向偏移了10.43 km，1999-2006 年，连续干旱和大量不合理的开采利用，河流湿地质心向西南部偏移了10.75 km；由于受“退稻还旱”政策影响，使得北部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减小，坑塘稻田湿地质心2006 年以后向南偏移；市区北部兴建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使2008年公园湿地质心向海淀区北部偏移。

依据塔里木河干流1957-2008 年的年径流量监测数据，计算出干流年径流损耗量，利用线性回归法，对干流年径流损耗量时间序列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建立影响径流损耗的社会经济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权重加权法剖析人类活动影响强度变化趋势，并探讨人为径流损耗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① 近50 多年来，塔河干流年径流损耗量表现出递减变化趋势，但上、中、下游存在差异，上游增加显著，增速约为2.09×10⁸ m³/10a，而中、下游递减趋势显著，减速分别为1.61×10⁸ m³/10a 和2.30×10⁸ m³/10a；② 干流来水量与径流损耗量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R² = 0.9996，可认为来水量减少是诱发径流损耗量减少的直接原因；③ 人类活动强度指数与人为径流损耗量之间亦呈显著的正相关，R² = 0.9822，说明自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逐渐增大，人类活动对径流损耗的干扰就处于一个扩大和加重的过程；④ 人口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居民对物质经济的追求等社会经济活动是引起人为径流损耗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导致水文变异，变异前后样本总体分布显著不同，即改变了当地生态系统的水文状况，打破生态平衡。本文使用滑动秩和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 分析水文变异，并对水文变异成因做了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变异前各月平均流量序列用线性矩法推求GEV分布参数，求出概率密度最大流量，并将其视为相应月河道内生态流量。本文用该法计算黄河干流7 站各月河道内生态流量，即得河道内生态需水情况。分析表明，考虑水文变异的河道内生态需水计算方法是可行的；水文变异后，黄河流域干流各水文站满足生态需水的频率大大降低，汛期降低幅度比非汛期大；黄河生态系统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

区域海面变化研究受到验潮站数据时段不一致、空间分布不均匀及影响要素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制约。本文基于西北太平洋海域22 个站位的验潮数据，应用RegEM及MTM方法探讨其多尺度波动过程的时空差异，基于空间邻近性及有序聚类方法，将区域海面变化划分为5个区段(渤海—黄海北部沿岸、黄—东海中国沿岸、东海海域日本沿岸、东海南部沿岸以及南海西北部沿岸)，进而利用MGF方法对各站位进行中长期的统计预测，并结合主成分方法进行区域综合。结果显示各区2001-2030 年的海面变化平均速率分别为：1.23~1.27 mm/a，3.30~3.34 mm/a，2.72~2.76 mm/a，1.43~1.47 mm/a和1.13~1.15 mm/a，而区域海面上升速率为2.01~2.11 mm/a。

通过对小中甸盆地厚15.3 m的湖相沉积进行系统的粒度、孢粉和地球化学元素分析，结合 ¹⁴C年代测定，发现小中甸盆地在最近40 ka 以来经历了5 次湖泊收缩事件，其形成年代可以同北大西洋的Heinrich 事件H₀-H₄逐一对比，指示西南季风不仅在其水汽源区，而且在其控制的内陆腹地对最近40ka 以来的Heinrich 事件都存在敏感的响应。与在水汽源区所表现不同的是，Heinrich 事件在内陆地区主要表现为干旱。通过与西南季风水汽源地之一的阿拉伯海深海沉积记录和格陵兰冰芯记录进一步对比发现，小中甸盆地仅对千年尺度的Heinrich 冷事件信号敏感而对D/O (Dansgaard-Oescher) 暖事件缺乏明显记录，这与阿拉伯海的响应模式有较大差异。分析周边环流形势认为，冰期青藏高原对西南季风“抽吸”作用的减弱是造成小中甸盆地D/O暖信号记录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以北京城区6 个行政区内的594 个抽样写字楼内公司数量、规模和行业隶属为研究样本和数据，运用缓冲区分析和Ripley's K(d) 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 逐渐替代制造业的办公活动行业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即：① 从总体来看，北京城市各行业办公活动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就业密度与公司密度表现在以天安门为中心，以5 km、10 km、15 km为半径的缓冲区圈层结构中由内向外逐渐递减的特点；② 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城市高端功能区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其分布大体呈现 3 种集聚模式，即“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和“小分散、大集聚” 模式；③ 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均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结构特征，但其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其中，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办公区位可选范围最大，金融业集聚于特定区域，区位可选范围偏小，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交通区位指向显著。

经济适用住房作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其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决定了居住其中的中低收入家庭在城市中的空间位置和聚散程度，这不仅是一个建设选址问题，也关系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经济适用住房的特点，分析了经济适用住房在城市中空间分布的“两阶段性”，分布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经济适用住房“空间福利”概念和计算方法；选取武汉市作为分析实例，基于GIS 平台和构建DEM的方法对武汉市经济适用住房的空间分布概况、空间福利比较以及微观面上的建设选址和空间质量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如何重塑人地关系日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选题， 西方学界自20 世纪90 年代即开启了消费实践与地理学的全面联结。这种学术观照自然而然地延展到消费关系中折射出来的地理想象、地方认同和空间生产等主题之中。作为城市化衍生的生活方式，健身消费成为身体地理、空间想象和地方建构等研究交汇的重要议题。研究援引建构取向的地方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行动者对“健身”的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的消费关系社会性地建构了一个地理想象的“健康天堂”，健身的消费想象，与话语权力的凝视和影响是高度相关的。地理空间生产一种功能性消费关系和节点型人地关系，后者将本土消费关系想象式地嵌入到全球消费文化脉络之中，将人地关系从本土联结和延伸到全球。 通过身体实践的方式，行动者网络下的健身消费关系将微区位建构为多层次的地方。地方是一个现实与虚拟、本土与全球交互的关键节点，一种多向度的节点型人地关系可以在地理微区位中得到体现。

基于中国石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利用线性规划和ArcGIS 空间分析等手段，对中国石化产业空间组织进行了优化。首先，研究确定了影响石化产业空间组织的各评价指标，建立了由4 大类11 项指标构成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以全国 337 个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在科学评价各地市石化产业布局潜力的基础上，遴选出151 个地级行政单元作为线性规化模型优化选点的基础。然后，基于151 个地级行政单元，利用最大化覆盖模型，识别出100 km、200 km和300 km 3 组服务半径约束下中国炼厂布局点的最佳布局数量及其空间分布，结合中国炼厂分布的实际情况，最终优选出适合中国当前最优布局的52 个炼厂布局点。最后，研究利用ArcGIS 空间分析手段，分别从服务的空间范围和服务的社会经济要素角度，对优选的52 个炼厂布局点进行空间效应模拟，并提取了各炼厂布局点服务范围内的GDP和人口数据，在此基础上，结合原油消耗强度的估算，研究最终确定出中国炼油能力和乙烯产能空间组织的最优结果。

基于从全球生产网络(GPNs) 层面分析区域发展战略性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视角，本文探讨自21 世纪初以来，台资跨境生产网络在中国大陆的空间重组，特别是个人电脑 (计算机) 企业从珠三角向长三角地区再布局的动力机制与格局。通过对相关企业的深度访谈与个案研究，指出台资个人电脑企业在珠三角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空间再布局是在各区域地方制度下，GPNs 架构中全球领先企业(global lead firms) 与分布在2 个三角洲区域处于 GPNs 较低层级供应企业(supplier firms) 之间进行不同的战略性耦合之结果。研究阐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区域主义’理论对区域发展仅分析区域内部因素之局限性，因应跨地域 (trans-local) 动力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区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战略耦合，已成为理解全球经济化下区域发展的重要理论框架。

通过对中国31 个省(市、自治区)近4000 个服务业企业的问卷调查，从服务业企业认知与体验的视角出发，对“十一五”时期中国服务业政策效应进行综合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进而探讨服务业政策与服务业企业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中国服务业政策调整和优化的建议。结果表明： “十一五”时期服务业企业对服务业政策的认知水平不高，认知度受到营业额、劳动力素质、行业类型、行业地位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企业对服务业政策的体验水平接近比较满意， 影响政策体验水平的因素主要有政策认知度、员工人数、效益、所有制类型、行业地位和政策环境等。针对中国服务业政策与服务业企业的作用机制，应从深化服务业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平衡内外资鼓励政策、拓宽政策支持覆盖面、构建服务业企业对服务业政策实施情况的反馈机制等方面着手，推动转型期中国服务业向高比重、高效率方向发展。

本文在详细剖析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尺度政治分析的一般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分析了2008 年发生在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的尺度变换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比较总结了中西方尺度政治的差异，并揭示了在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有效性及其应用领域。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社会事件含有多种利益主体和复杂的尺度政治过程，尤其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尺度政治分析清晰地再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事件中由第三方向强势方转化的取向及其尺度下推行为，同时也凸显了在中国独立的第三方尺度政治相对缺失的问题。通过三鹿案例的剖析，本文进一步完善了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也证实了在中国进行尺度政治分析的可行性。分析表明，尺度政治源于地理思维，但它同样也可对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产生影响；它不仅是对尺度概念的一种深化，更可成为解构社会现实的一个有效工具。

地域功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变异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地域空间的分异性与人地系统的多样性不断增强，地域功能及其发展定位呈现多元化趋势。本文通过构建地域多功能性评价指标体系与指数分析模型，开展了中国县域尺度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稳定、生态保育功能及其综合功能的分级评判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都市圈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大城市周边地区；粮食生产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湖北中部及湖南东部等平原集中分布区；社会保障功能则大致由沿海到内地、由北到南逐渐减弱； 生态保育功能一级区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和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地区；将各单项功能进行县域尺度耦合，评价了各县域的综合功能强度，划分出综合功能强势区和弱势区，探讨了强化县域主导功能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政绩考核等创新机制和政策，为统筹区域发展和提升县域竞争力提供决策依据。

利用2004 年经济普查数据对上海制造业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区位选择及其空间效应进行了研究。空间分布结果表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上海外资企业在分布上表现出明显的郊区化和向近郊区局部地区(尤其是园区和新城) 集聚的特征，并形成了沪西南、浦东和沪西北3 大集聚区；制造业外资企业的分散和集聚推动了上海外资生产空间的郊区化重组。对制造业外资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显示：上海制造业外资企业区位选择是经济全球化与地方政府互动的过程；具体来说，传统区位因素作用在逐渐减弱，制度因素和集聚因素的作用在不断增强；制度因素内部产业优惠政策对外资的吸引力强于空间优惠政策，而国家级园区优惠政策对制造业外资企业(尤其是高技术外资企业) 的吸引力则强于市级园区，上述研究对上海未来的产业及外资引进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电力消费量是定量衡量电力消费状况的一个基本指标。及时、准确地获取电力消费量的时空动态信息，对于合理配置中国电力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利用DMSP/OLS 稳定夜间灯光时间序列数据，在县级尺度上模拟重建了中国大陆1995-2008 年电力消费的空间格局，揭示了中国大陆同期电力消费量的时空动态过程。结果表明：① 利用DMSP/OLS数据能够比较可靠地反映中国大陆1995-2008 年电力消费量的时空动态，精度达到70%左右，具有一定的可行性。② 中国大陆1995-2008 年电力消费量以中低消费级别为主，但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占全国总面积10.69%的京津唐、沪宁杭、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地区、四川盆地等六大城市群地区是中国电力消费最为集中的区域，共消耗了中国39.23%的电力资源。③ 中国大陆1995-2008 年电力消费量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增长趋势，电力消费量呈明显增长趋势的区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00%。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 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 “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旅游地发展演化的研究可以理清旅游地发展的脉络，寻求旅游地发展的内在规律。文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选取1980、1987、 1999、2008 年4 个时间断面，选取节点发展和交通连接两项指标加以体现城市群旅游空间发展演化过程，以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业绩反映城市节点的发展演化，以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公路交通连接反映城市之间连接的演化。通过构建旅游业发展业绩模型，反映城市旅游节点的发展状况，通过公路交通可达性、公路交通运量的演化反映珠三角区域的城际公路交通连接的演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主要体现在从以广州为中心的单极格局转化为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两级格局，珠三角各城市旅游业均取得了高速发展，城际公路交通连接效率和总体运行能力大大提高。但珠三角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布局存在不平衡性，珠江口东西两岸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港澳珠跨海大桥的修建及以广州为中心的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珠三角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区域空间网络体系将更加完善。

布赖恩·贝利是20 世纪中期以来最有影响的美国地理学家和城市研究学者之一，也是60-80 年代近 1/4 世纪中被地理学界最频繁引用的著作者。20 世纪70 年代由贝利所撰写的《比较城市化》一书，向读者展现了20 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发展的具体道路和相异的人类后果，为西方城市化研究带来了充满实践品格的新气象。

新近读了朱海滨博士的新作——《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2011 年版) 一书，受益良多，欣喜之余，忍不住要述诸笔端。作为乡贤，周先生长期关注近世(宋元明清) 以来浙江区域文化，相关论著颇丰，在这本书之前，作者于2008 年还出版过《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一书。所以其于近世浙江区域文化的研治，可谓术业有专攻。《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一书全面探讨了宋元明清时期浙江境内学术、信仰、风俗、方言、戏曲等的地域分布、时代变迁及其自然与人文背景，并对这一时期浙江境内经济发展、人才分布、中心城市变迁等问题做了专题讨论，为我们了解近世浙江区域文化勾勒出一幅完整而内涵丰富的图景。

根据我国188 个夏玉米农业气象观测站资料与1971-2000 年10 km×10 km空间分辨率的气候资料,结合国家层次和年尺度筛选出的影响我国玉米种植分布的潜在气候指标,利用最大熵(MaxEnt) 模型和Arc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了我国夏玉米潜在种植分布与气候因子关系模型,研究了影响我国夏玉米潜在种植分布的主导气候因子及其气候适宜性。结果表明,影响我国夏玉米潜在种植分布的主导气候因子有：无霜期、年平均温度、≥ 10 oC积温持续天数、≥ 0 oC积温、≥ 10 oC积温、最冷月平均温度、最热月平均温度、年降水；采用夏玉米存在概率这一综合反映各主导因子作用的指标,将我国夏玉米潜在种植分布区划分为4 个等级：最适宜区、适宜区、次适宜区和不适宜区,并阐述了各气候适宜区的气候特征。研究结果可为夏玉米种植的科学布局及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提供参考。

利用青海三江源地区12 个气象站1961-2010 年月气温资料及滑动平均、线性倾向估计、样条函数插值、Mann-Kendal 检验等方法对气温变化的分析结果表明：(1) 青海三江源地区及3个源区年、四季平均气温出现多次冷暖波动过程,但在统计意义上均呈显著增温趋势,2001年以后增温明显。其中,春、夏、秋季和全年平均气温从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增温显著,而冬季在进入21 世纪后增温极为显著。除春季外,青海三江源地区及3 个源区年、四季气温标准值逐渐增加,并以冬季气温标准值增加最为显著；(2) 青海三江源地区年平均气温倾向率为0.36 oC 10a^-1,澜沧江源区与黄河源区增温幅度相同(0.37 oC 10a^-1),而长江源区增温幅度相对较小(0.34 oC 10a^-1),整个青海三江源地区显著增温区域出现在玉树南部及囊谦北部,并且冬季和秋季增温幅度要大于春季和夏季；(3) 青海三江源地区、澜沧江源区和长江源区的年、夏、秋、冬季以及黄河源区夏、秋季平均气温均发生了突变。其中,年、夏季平均气温突变主要发生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秋季平均气温主要在90 年代前期,而冬季平均气温主要发生21 世纪初；(4)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青藏高原不同地区海拔高度和下垫面的差异是导致青海三江源地区增温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

利用青藏高原(以下简称高原) 近30 年(1979-2008 年) 14 个探空站的温度和湿度观测资料以及83 个地面台站的月平均降水资料,分析了高原夏季上空水汽含量与地面降水的联系以及高原地区的降水转化率问题。结果表明：1) 高原夏季水汽含量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随海拔高度增高而减少的特征,其中东北部为最大值,东南部为次大值,而西北部为最小值。夏季降水整体上由东南向西北递减；2) EOF分解表明,高原夏季水汽含量存在两种主要的空间分布型：即全区一致变化型和南北反向变化型,其中以唐古拉山脉北侧为界呈现出的水汽含量南北反向型与降水的第一特征向量场表现出的南北反向型在空间分布上十分相似；3) 在年际变化上,高原夏季水汽含量的南北反向型与降水的南北反向型之间存在较一致的对应关系：即水汽含量出现南多北少时,高原南部降水普遍偏多而北部降水普遍偏少,反之亦然；4) 高原夏季平均降水转化率在3%~38%之间,其空间差异非常明显,高原南部降水转化率明显大于北部地区。

以南方地区及全国的冬季与1 月气温观测记录为基础,采用事件发生概率密度函数小于10%的标准确定1951 年以来的极端冷冬事件；根据历史文献中的寒冷事件及其灾害影响记载,采用古今极端冷冬事件影响程度对比的方法建立了1600-2010 年间的极端冷冬事件年表。分析表明：极端冷冬发生频率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其中1650-1699 年、1800-1849 年及1850-1899 年是过去400 年极端冷冬发生最为频繁的时段,其发生次数达1950-1999 年的2 倍,1600-1649 年及1900-1949 年较20 世纪后半叶略多, 而1700-1749 年及1750-1799 年则与1950-1999 年相当。此外,极端冷冬事件具有连发或隔年再发特征。同时,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最严重冷冬事件的寒冷程度并没有超出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的事件。

不透水地表(Impervious Surface Area,ISA) 时空格局是城市化与全球环境变化交互影响下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生态系统过程—区域气候变化相互作用机理以及导致的环境效应研究的重要内容。如何快速准确地实现区域尺度不透水地表遥感信息的获取是上述研究面临的重要瓶颈问题。本研究嵌入中国LUCC 信息改进了基于MODIS NDVI 与夜间灯光指数(DMSP-OLS) 提取不透水地表信息的方法,反演了2000 年与2008 年京津唐城市群2 期250 m不透水地表信息,进而分析其变化的时空格局,结合子流域单元与河流污染物监测数据评价其对海河流域地表水环境的影响。结论表明：受环渤海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等政策的影响,京津唐城市群在21 世纪初8 年不透水地表沿着城—乡梯度带、城市交通廊道及海岸带高速增长。城乡建设用地不透水地表增长呈现显著的时空差异特征,由于北京市受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产业发展不断向周边地区转移,天津与河北唐山、廊坊、秦皇岛三市具有更快的不透水地表增长速度。京津唐城市群城市高密度的不透水地表分布对于海河流域地表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不透水地表的增长加剧了流域河流水质的污染程度。同时也发现,子流域不透水地表面积比例与COD、NH₃-N浓度均值呈现显著的线性关系。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栅格运算与叠加方法,针对克拉玛依市土壤侵蚀、土地沙漠化、土壤盐渍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区域自然环境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生态问题,考虑油田开发这一人类活动影响因素,定量研究克拉玛依市综合生态敏感性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 土壤侵蚀敏感性以中、高和极高敏感性为主,高和极高敏感性分布在克拉玛依区和独山子区大部,乌尔禾区北部,白碱滩区西侧狭长区域。地形坡降迅速、水力侵蚀强、无植被或疏林地广泛分布,是土壤侵蚀敏感性较高的主要原因。(2) 土地沙漠化以中、高敏感性为主,高和极高敏感性分布在白碱滩区西部和南部,克拉玛依区北部和西部区域。土壤基质多为沙粒,且植被覆盖率较低是土地沙漠化敏感性高的主要原因。(3) 土壤盐渍化敏感性以中、高和极高等级为主,极高和高度敏感性分布在白碱滩区东南部,克拉玛依区东部和北部,以及乌尔禾区东部。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人类活动剧烈,是土壤盐渍化敏感性高的主要原因。(4) 生物多样性以轻度和中度敏感性为主,高和极高敏感性分布于克拉玛依区东部和南部区域。这些区域植被生长茂盛、物种数量较为丰富,是重点生态保护区域。(5) 油田开发区域的生态敏感性高,分布在乌尔禾区北部油田,白碱滩区西部油田,克拉玛依区西北部油田和独山子区中部油田。油田开发带来的生态问题包括工业“三废”,动植物生境破坏和水资源短缺等。(6) 综合自然演化和人为开发的敏感性,研究区以高、中度敏感性为主,极高和高敏感性分布在克拉玛依区中部和北部,白碱滩区西南部区域。

地理环境系统的演化遵从热力学第二定律：系统的有序度变化与其总熵值变化反相关；当总熵变为负时,系统的有序度增大,从而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反之亦然。结合前人有关地理环境熵变研究成果的分析表明：自然地理环境的自发演化是朝着有序化方向发展的；大规模人类活动对城市系统及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推动了其有序化发展；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有正有负,正面影响表现为对低熵物质与能量的增量生产,体现在农产品增收、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负面影响表现为消费与工业生产过程中对低熵物质与能量的消耗和向环境排放“三废”与散热,导致地理环境中低熵成分存量的减少和熵增扩大,已引起普遍担忧。自然地理环境“本底”演化的有序化指向和大幅增产低熵能源的技术可能性启示我们：通过引入更多低熵物质与能量和减少熵排放,可以促使地理环境的演化继续指向有序化方向。

基于复杂系统理论与Agent 模型,分别从理论与方法的角度梳理并总结了当前土地变化科学的研究进展。复杂系统理论为研究土地变化所处的“耦合的人类—自然系统”及其复杂性问题提供理论支撑；而基于Agent 的模拟作为研究复杂系统的重要工具,为传统土地变化模拟提供新的方法支持。当前,ABMs与土地变化模型相结合(ABM/LUCC),无论是模型构建还是模型应用均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其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理论与应用脱节,使很多建模者容易陷入“为建模而建模”的误区。此外,现有的ABM模型设计较为随意,模型间差异太大,不利于跨区域比较研究的开展。因此,虽然ABM是认识复杂系统的有效方法,但是建模之前离不开对系统复杂性的深入研究；基于Agent 的土地变化模拟的意义在于充分表达“人类—自然”系统的综合复杂关系,从而合理的预测土地变化(结构与功能) 的动态过程,解释并评价土地变化的可能影响。

以北宋暖期为研究时段,依据历史文献中有关“田亩”与“户额”的记载资料,通过对赋役、户籍、土地等制度的考证,订正了北宋中期各路耕地面积和府级人口数量；并以地面坡度、海拔高程和人口密度作为影响土地宜垦程度的主导因子,网格化重建了北宋中期境内耕地空间分布格局(60 km×60 km)。结果表明：(1) 北宋中期境内耕地约7.2 亿亩,北方占40.1%,南方占59.9%；人口数量为8720 万人,北方占38.7%,南方占61.3%；境内土地垦殖率为16.6%,人均耕地面积为8.2 亩。(2) 垦殖率较大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关中平原、两湖平原以及四川盆地等,其垦殖率基本在40%以上；而岭南、西南(除成都平原外)、东南沿海和山陕黄土高原等地区垦殖率较低,其垦殖率大多小于20%。(3) 耕地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和坡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低海拔(< 250m)、中海拔(250~1000 m) 和高海拔(1000~3500 m) 地区的耕地分别为4.43、2.15 和0.64 亿亩,其相应平均垦殖率为27.5%、12.6%和7.2%；而平耕地(≤ 2°)、缓坡耕地(2°~6°)、坡耕地(6°~15°) 和陡坡耕地(>15°) 的面积分别为1.16、4.56、1.44 和0.02 亿亩,其平均垦殖率分别为34.6%、20.7%、8.5%和2.3%。

格尔木河河谷中发育有四级河流阶地,均形成于末次冰盛期之后。阶地的形成由构造抬升驱动,四级阶地代表的河流下切过程反映了四次阶段性构造抬升。以三岔河和纳赤台为代表的中游河段,四次河流阶段性下切速率分别为16~13 ka BP (T4-T3),3.33~9.33 mm/a；13~11 ka BP (T3-T2),5.5~12 mm/a；11~5 ka BP (T2-T1),0.33~1 mm/a；5 ka BP (T1 至今),0.6~0.8 mm/a,下切速率自T4 至T1 先增快后减慢。上游小南川河段5 ka BP以来的平均下切速率为4 mm/a,显著大于三岔河和纳赤台河段,同期河流溯源侵蚀速率也较快,表明小南川局部地区全新世中期抬升强烈,应为西大滩断裂强烈活动所致。受区域性构造活动差异影响,格尔木河河流阶地在局部地区出现变形,其中在三岔河和最老冲积扇扇顶存在两个下切幅度和速度高峰值,而纳赤台河段下切和缓。表明控制昆仑河和野牛沟发育的昆仑河—野牛沟断裂、山前的红石沟断裂自末次冰盛期以来持续活动。其中,昆仑河—野牛沟断裂16~13 ka BP活动速率较快,到13~11 ka BP达到最快,11 ka BP后减慢,与河流中下游整体构造活动趋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