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人口空间均衡模型建构及应用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ulti-regional population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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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2-10-12 修回日期: 202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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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2022-10-12 Revised: 202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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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程晨(1991-), 女, 安徽桐城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人口地理。E-mail:
人口均衡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人口空间均衡是人口均衡的空间表现,其对区域均衡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在个体迁移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概念,并利用工资率、区域条件指数、城市拥挤程度及地理距离等指标,构建了一个基于个体迁移行为的多区域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均衡模型(RESPE),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分析了现有条件下均衡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研究发现:均衡状态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呈现沿江、沿海集聚,主要包括苏南沿江、杭州湾沿海及南京至苏北的运河沿线,以上海为核心的人口空间高集中度圈层结构依然明显;沪宁杭等引力区具有强劲的人口集聚潜力;斥力区多紧邻准均衡区,且广泛分布于江苏北部及浙江、安徽的多数区域。在自由迁移条件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将进一步向沪宁杭及苏南地区集聚。
关键词:
Population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is the valuable guide and ideal pursuit of China's population policy and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interpreting population spatial equilibrium, and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requires further explanation and promotion. Population spatial equilibrium gives the meaning of space based on population equilibrium,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spatial equilibrium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When other factors remain unchanged, the net migration between regions is zero; that is, the total number of immigrants of each region are equal to its total number of emigrants to achieve the dynamic equilibrium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mong regions. A migration stream will exist between regions in an equilibrium state. Migration and equilibrium can coexist, but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between regions remains dynamic and stable, and the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will not change. Specific conditions cause the inherent stipulation of population spatial equilibrium. The equilibrium point will also change with economic, soci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Equilibrium is a relative concept derived from the instantaneous concept; instantaneous equilibrium is an ideal state in the long term. The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constantly changing from disequilibrium to equilibrium and from equilibrium to disequilibrium. This paper describe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multi-regional population spatial equilibrium based on the regional wage rate, human climate suitability index, urban crowding degree, and distance. Us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analyzes the equilibrium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under current economic,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population condit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opulation of the study area is concentrated along the river and the coast, mainly in the south of Jiangsu, along the coast of Hangzhou Bay, and the canal from Nanjing to the north of Jiangsu. By comparing the equilibrium population with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an be divided into quasi-equilibrium, attractive, and repulsive areas. The attractive areas, such as Shanghai, Nanjing, and Hangzhou, have larg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potential. In contrast, the repulsive areas are mainly located in northern and western Anhui, northern Zhejiang, and other areas close to the quasi-equilibrium area. This suggests that under free migration, the population will further concentrate in the areas of Shanghai, Nanjing, Hangzhou, and southern Jiangsu.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程晨, 丁金宏, 顾高翔, 田阳.
CHENG Chen, DING Jinhong, GU Gaoxiang, TIAN Yang.
1 引言
人口均衡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是国家战略规划层面的概念。2008年中国人口学界提出将“均衡”作为人口国策的价值目标,把综合人口国策完整地表达为建设“人口均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三型社会[1]。2010年编制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首次明确将“以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作为中国人口长期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2020年“十四五”人口规划再次强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总体思路。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综合性规划,其中涉及到的人口问题与经济、资源、环境紧密相关,但是人口学者提出的均衡偏向价值,与物理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含义大相径庭,影响了人口学与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可衔接性,厘清人口均衡的内涵和外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人口均衡有着丰富的外延,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差异巨大的国情,人口空间均衡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提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中的“不平衡”带有明确的空间含义。聚焦人口空间均衡是对人口均衡理论研究及人口均衡发展战略规划实践中空间视角的强调,也是根据现阶段中国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作出的选择。但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空间均衡的理论发展仍存在困惑,即人口空间均衡到底是什么?因此,对人口空间均衡的含义展开辨析、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进行刻画模拟和实证,既是均衡不同多义性统一的理论需求,也是实现国家人口长期均衡战略目标的应用需求。
鉴于此,本文基于多学科视角,重新界定人口空间均衡的概念,提出以多区域之间的净迁移量作为人口空间均衡状态的判断准则;借鉴经典的推拉理论,采用系统动力建模方法,构建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模型(Regional Spatial Population Equilibrium Model, RESPE),以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地区为例,分析现有资源配置及环境禀赋约束下的人口空间均衡分布格局。
2 概念辨析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3个方面探讨人口空间均衡。① 将均衡理解为空间效用水平相等或空间作用力的平衡,这也是经济学一般均衡或物理学力的平衡的要义。人口空间均衡是指同一家庭在任意两地获得的效用水平相等,若非经济因素(气候、种族歧视等)无法补偿收入等经济因素的差异时,家庭作出迁移决策[2];人口空间分布会受到外力作用的影响而偏离均衡态,但通过市场调解或者人口迁移,产生工资、地租等补偿差异,可使人口迅速恢复均衡或达到新均衡[3-4]。Schachter等指出人口迁移行为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个人或家庭迁移概率由效用最大化确定,通过改变劳动力供给曲线,人口迁移可产生或改变收入差异;人口空间均衡是假设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的总量相等,此时人口空间再分配的宏观经济收益基本消除[5]。在各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在城乡或不同等级城市间持续流动与再分配是不均衡力驱动下的空间均衡,不同层级的城市人口分布折射出的是诸类社会资源的市场分配秩序,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小,这是齐夫法则(Zipf Rank-size Rule)界定的人口空间均衡[6-7]。丁金宏认为人口分布及再分布是多种社会物理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人口迁移流量、流向背后均有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力在推拉,资源环境力属静力,社会经济力属动力,个人因素属内摩擦力,地理距离、文化差异性属外摩擦力[8-9]。② 将均衡理解为人口分布与地理空间或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分布的匹配[10⇓-12],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应与其资源承载力相匹配[13]。基于人地关系视角,吴瑞君等指出“均”是人口数量的均匀分布,“衡”是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容量相协调,人口分布均衡的要义在于“均而不衡,衡而不均,不患不均,重在求衡”[14],这类均衡本质上是在追求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③ 将均衡理解为价值意义上的高尚,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类研究主要代表了中国人口学者对中国人口发展的价值引导和理想追求。一般认为人口空间均衡是指人口分布向更高级均衡状态发展,是人口分布结构的相对平衡[15⇓⇓⇓-19]。张耀军认为区域人口均衡指的是人口数量适度、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空间分布优化[20]。此时人口均衡的主体是区域(国家、城镇或乡村),追求人口均衡的目的是服务于区域可持续发展。
辩证地看,建立在较规范的经济学、物理学学理上或追求人地关系协调的人口空间均衡研究,注重从历史过程和实证分析中寻找均衡的证据,相对更为严谨;而将人口空间均衡与价值目标和政策规范结合,则失之理想化。过往人口空间均衡研究多采用宏观视角,聚焦宏观层面上人口分布的均衡性与影响人口分布的外部因子,鲜有研究着眼微观层面上的人口迁移行为,然而人口迁移行为正是人口空间均衡分布的微观理性机制。此外,在研究方法方面,人口空间均衡模型多采用人口集中系数、不均衡指数、不匹配度等指标,尚未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人口空间均衡的内在含义是在特定外部条件下人口空间分布的稳定平衡状态,即达成动态平衡的空间结构。考虑到个人(或家庭)因各种经济或非经济因素在不同区域之间迁移流动,每个区域都会经历人口迁入迁出,从而影响区域间的人口分布格局。本文基于个体迁移行为提出一个新的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概念:在除人口以外的其他要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净迁移量为0,即区域间的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数量相等,多区域之间的净迁移量为0,达到区域间人口分布的动态平衡。均衡状态下各区域之间仍存在迁移流,但区域间人口分布保持动态稳定,人口空间分布结构不再变化。
本文延续经济学、物理学学理上的均衡概念,认为在多区域空间中,人口空间均衡指的是区域间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在均衡机制上,从微观个体迁移决策角度出发,认为在人口空间均衡状态下,区域之间的人口迁入/迁出量相等,即区域间人口净迁移率为0,称其为人口净零迁移。这样人口的跨区域迁移将不会导致区域人口数量的变化,各区域内的人口数将保持动态平衡。
3 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模型(RESPE)
如前文所述,本文提出的人口空间均衡指的是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种驱动力共同作用下,区域间人口净零迁移的状态,此状态通过微观层面上的人口跨区域迁移行为实现。因此,区域间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条件差异、以及区域本身的空间位置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微观动力基础,而净迁移率为0是人口空间均衡状态的宏观表征。综上所述,人口空间均衡所指的平衡态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与经济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人口空间分布的稳定平衡状态。基于前文提出的人口空间均衡概念,本节采用系统动力建模方法,以区域间迁移的个体为建模对象,对经典的推拉理论进行扩展,将自上而下的宏观经济模型与自下而上的个体迁移模型结合,以经济、自然、社会等多要素综合驱动个体的跨区域迁移,具体利用经济、环境等观测数据,选择工资率反映经济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区位条件指数及人口拥挤度来描述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构建了包括生产函数、吸引力函数、人口迁移函数等一系列方程的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模型(RESPE),计算给定外部要素条件下的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的分布格局。
3.1 模型结构
本文假设所研究的空间内包含n个区域,区域间的迁移行为以家庭为单位完成,家庭可按其迁移意愿在区域内自由迁徙,其迁移意愿受到经济、资源、环境以及区域间迁移成本的综合影响。为简化模型,本文假设区域内家庭规模相同,每个家庭向生产部门提供1个单位的劳动力。
3.1.1 生产行为
本文采用Cobb-Douglas函数表示区域宏观层面上的生产行为,沿用顾高翔等的设定[21],假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则其具体形式可表现为:
式中:Yi是区域i的产出;Ki是区域i的资本存量;Li是区域i的劳动者数量;Ai是区域i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αi是区域i的资本要素产出弹性系数,通过计算各区域工资总量的GDP占比获得。
各区域工资率wi由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决定:
式中:wi是区域i的单位时间的劳动价格。
3.1.2 人口迁移
推拉理论提出个体的迁移决策会同时受到迁出地推力与迁入地拉力两方面因素的影响。Lee认为除迁出地与迁入地推拉力外,迁移距离及成本等中介障碍,以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生命周期等个人因素也会影响个体迁移决策,迁出地与迁入地均存在推力和拉力因素[22],推力与拉力的不平衡并使个体能克服迁移惰性时迁移行为发生。基于推拉理论,本文参考顾高翔等的多区域迁移模型,利用Wilson空间相互作用模型来刻画由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区域间人口吸引力[21]。Wilson模型是一种基于最大熵原理的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与传统引力模型相比,其所刻画的空间相互作用随反映距离的变量指数衰减[23],李山也将该模型扩展并应用于旅游区对游客的吸引力计算[24]。考虑劳动者作为家庭迁移行为的决策人,则区域j对区域i劳动者的吸引力可表示为:
式中:Tij表示区域j对区域i劳动者的吸引力;Oi表示区域i的人口供给水平,反映人口迁移中的推力,采用区域劳动者数量Li代替;Dj表示区域j的劳动力需求水平,反映迁移中的拉力;β表示区域i到区域j的空间阻尼系数,β值越大,距离衰减越快;dij是区域i到区域j的道路网最短距离;
式中:wj是区域j的劳动者工资率;Pj是区域j中每个二维网格内的人口规模;γ是弹性系数;Hj表示区域j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由于Wilson模型本身反映的是空间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因此公式(4)反映了每个二维网格迁移目的地对人口的拉力。采用区位条件指数表示不同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要素,自然要素包括气温、风速、湿度、降水等,社会要素包括财政指数、基础设施条件、交通便捷性、高校指数等,是一套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26]。
与经典推拉理论不同,由于宏观模型缺乏迁移者个体的异质性数据,因此本文建立基于空间吸引力的个体在区域之间迁移的概率,以概率形式决定个体迁移方向。对于任意区域i,将迁移概率乘以人口数量,就可得到迁入人口和迁出人口的期望值。区域i迁移到区域j的人口数量期望可表示为:
式中:Mij为区域i到区域j的人口迁移数量;
3.1.3 人口空间分布均衡
在其他要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状态指的是多区域之间的净迁移量为0,即每个区域的总迁入人口等于其总迁出人口。
式中:
式中:P为区域内人口总量。
3.2 模型求解
式(3)中区域i的人口供给水平Oi,本文采用区域人口数量代替:
城市人口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变量中,最紧张的短板是用地,土地资源利用的最大容量是人口增长的天花板,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致使城市用地规模需求激增。由于现实中各区域面积存在差异,每个二维网格表示1个公里格,需要在式(4)中乘以公里格个数,此处可简化成区域居住用地面积,使其反映整个区域对人口的拉力水平。
式中:Nj表示区域内二维网格的个数。
以上模型中式(1)~(9)构成了一个非线性方程组,其目标是求解出均衡状态下的人口空间分布,外生变量分别是:Ki、Ai、αi、Hj、γ、β、dij、L、P、Nj、Mii、Oi,待解变量分别是:Yi、wj、Tij、Mij、Li、Pj、Dj,若方程组有解,则有唯一可行解。
3.3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及弹性系数取值
3.3.1 长三角地区特征
长三角地区包含沪苏浙皖3省1市,由以上海为核心、联系密切的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组成,国土面积35.8万km2,仅约占全国的3.7%。区域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2020年区域生产总值为24.47万亿元,总人口规模为2.35亿人,分别占全国的24.1%、16.7%,是中国经济经济活动与人口迁移流动强度最高的区域之一①(①根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核算)。区域内以平原、丘陵和低山地貌为主,地势较平缓,降水量较多,整体环境舒适度高。长三角41个市在自然地理、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既有区域一致性,又有内在差异性,这不仅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人口空间均衡的关键驱动因子。
3.3.2 数据来源及弹性系数取值
文中各市GDP、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劳动者及人口总量等数据来自历次人口普查和相关统计年鉴;居住用地面积取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20》;依据1991—2020年长三角地级市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各市的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年折旧率为5%;工资率依据在岗工资总额与在岗职工数核算得出,部分地级市相关数据缺失,使用插值法计算或相近年份替换;区域间距离通过道路网距离数据核算;刘清春构建的区域条件指数包括全国所有地级市尺度的数据,同样适用于长三角地区[26];李山计算了全国范围内适用的地市级域的空间阻尼系数,并基于长三角展开实证研究[24],本文将空间阻尼系数β的取值定为0.002。
加入劳动者工资率弹性参数γ是为了在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中对工资率的贡献作相应调整,使其能真实反应工资收入水平对个体迁移拉力的贡献率,γ取值范围为0 < γ < 1。基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2010—2015年长三角41个市5年人口迁移矩阵,得出5年人口迁移量
4 长三角地区均衡人口计算
4.1 空间均衡状态下长三角地区人口分布
基于RESPE模型,计算现有外部条件下长三角地区均衡人口空间分布(图1)。均衡状态下,长三角人口空间分布呈现以上海为核心的高集中度圈层结构,且东高于西、沿海高于内陆的空间格局显著。上海均衡人口达3223.42万人,是长三角整个圈层的核心,有继续迁入700余万人的空间,这是因为2020年上海的工资率分别是南京、杭州、合肥的1.3倍、1.5倍、2.4倍,其资本存量与劳动者生产技术水平也远高于长三角其余各市,居住用地面积占比超过长三角整个区域的10%,仍具有强劲的人口集聚能力。上海的发展也带动了整个长三角下游城市群的发展,沪宁杭、苏锡等连片的核心聚集区因其整体较高的工资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大的人口发展潜力。南京、苏州、杭州、无锡的居住用地面积也处于全区领先水平,4地的均衡人口分别为1843.73万人、1778.69万人、1643.39万人、1283.94万人,沪宁杭、苏锡5地共同构成了上海—苏州—无锡—南京、上海—杭州、杭州—南京的三角形人口核心集聚区。
图1
图1
2020年均衡状态下长三角41个市人口密度分布
Fig. 1
Equilibrium state for population density in 41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20
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人口集聚区,沪宁杭、苏锡等地所具备的巨大人口发展潜力不但由宏观层面的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性所决定,也是微观层面满足个体多元化、多重性需求所驱动,大都市使追求个性发展的青年人对发展机会的追求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安徽省会城市合肥均衡人口也达到1000万人;毗邻沪宁杭等核心聚集区的宁波、绍兴、南通、嘉兴等地,工资率、居住用地等也处于区域内较高水平,均衡人口也在500万人以上;由于地区资源环境容量限制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亳州、池州的均衡人口将降至100万人以内。
4.2 人口空间均衡度分析
人口空间均衡度是人口空间均衡计量研究的关键指标,将均衡人口与现实人口的差额与现实人口之比来表示人口空间均衡度,测量方式如下:
式中:Ei表示区域i的人口空间均衡度,Ei的值越接近于零代表现实人口规模越接近均衡态;
4.2.1 准均衡区
表1 2020年长三角准均衡区均衡人口、真实人口规模及均衡度
Tab. 1
区域 | 均衡人口(万人) | 真实人口(万人) | 均衡度 |
---|---|---|---|
连云港 | 499.50 | 459.94 | 0.086 |
扬州 | 495.14 | 455.98 | 0.086 |
合肥 | 1010.04 | 937.00 | 0.078 |
常州 | 560.34 | 527.81 | 0.062 |
铜陵 | 128.23 | 131.00 | -0.021 |
黄山 | 128.10 | 133.00 | -0.037 |
南通 | 742.41 | 772.66 | -0.039 |
宁波 | 900.87 | 940.43 | -0.042 |
徐州 | 831.41 | 908.38 | -0.085 |
淮南 | 276.64 | 303.00 | -0.087 |
图2
图2
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市人口空间均衡度差异
Fig. 2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spatial equilibrium in 41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 2020
4.2.2 引力区
将人口空间均衡度值大于0.1的区域定义为人口引力区,长三角引力区集中于长三角城际铁路客运线网主骨架沪宁线及浙东地区。按均衡度值将(0.1~0.4)、(0.4~0.7)、(> 0.7)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3类引力区,重度引力区仅有南京与无锡,南京均衡人口是现有规模的近两倍,从空间上看,南京是整个长三角的地理中心,对周边特别是苏北及安徽的吸引力较强;无锡可容纳比现有规模多7成的人口数量。中度引力区有镇江、绍兴、舟山三地,由于当前的高工资率、相对舒适的人居环境及邻近区域中心上海,仍可持续引入相当规模的人口。轻度引力区有苏州、杭州、上海、嘉兴、泰州5市,引力区仅10市就吸纳了长三角超5成的人口数量(表2、图2)。
表2 2020年长三角引力区均衡人口、现有人口规模及均衡度
Tab. 2
类型 | 区域 | 均衡人口(万人) | 真实人口(万人) | 均衡度 |
---|---|---|---|---|
重度 | 南京 | 1843.73 | 931.47 | 0.979 |
无锡 | 1283.94 | 746.21 | 0.721 | |
中度 | 镇江 | 494.98 | 321.04 | 0.542 |
绍兴 | 785.79 | 527.10 | 0.491 | |
舟山 | 165.23 | 115.78 | 0.427 | |
轻度 | 苏州 | 1778.69 | 1274.83 | 0.395 |
杭州 | 1643.39 | 1193.60 | 0.377 | |
上海 | 3223.42 | 2487.09 | 0.296 | |
嘉兴 | 673.43 | 540.09 | 0.247 | |
泰州 | 516.88 | 451.28 | 0.145 |
4.2.3 斥力区
斥力区人口空间均衡度的值小于-0.1,也将其分为轻度、中度及重度斥力区3类,取值范围分别为-0.4~-0.1、-0.7~-0.4、-1.0~-0.7,长三角的斥力区广泛分布于江苏北部及浙江、安徽的多数区域。轻度斥力区多毗邻准均衡区,且连片集中于安徽大部分区域及浙中、浙东地区,包括长江沿线的滁州、马鞍山、芜湖、池州、安庆等,金衢盆地的衢州、金华及温黄平原的台州等地,均为各省的人口稠密区。中度斥力区一般紧邻轻度斥力区,包括苏北(盐城、宿迁)、皖北(宿州、阜阳)、皖西南山区(六安)及浙西南(丽水)等经济社会发展受资源环境约束的区域。安徽亳州由于较低的工资率与无优势的区位发展条件,且远离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属于重度斥力区(表3、图2)。当前斥力区需持续缓解部分人口压力,通过迁出部分人口产生收入、地租等补偿差异,使得人口规模重新达到均衡态。
表3 2020年长三角斥力区均衡人口、现有人口规模及均衡度
Tab. 3
类型 | 区域 | 均衡人口(万人) | 真实人口(万人) | 均衡度 |
---|---|---|---|---|
轻度 | 湖州 | 299.57 | 336.76 | -0.110 |
马鞍山 | 186.12 | 216.00 | -0.138 | |
蚌埠 | 283.98 | 330.00 | -0.139 | |
淮北 | 164.80 | 197.00 | -0.163 | |
芜湖 | 296.75 | 365.00 | -0.187 | |
台州 | 531.61 | 662.29 | -0.197 | |
宣城 | 194.75 | 250.00 | -0.221 | |
滁州 | 284.82 | 399.00 | -0.286 | |
衢州 | 157.72 | 227.62 | -0.307 | |
淮安 | 300.90 | 455.62 | -0.340 | |
温州 | 623.31 | 957.29 | -0.349 | |
金华 | 446.37 | 705.07 | -0.367 | |
安庆 | 261.89 | 417.00 | -0.372 | |
池州 | 80.48 | 134.00 | -0.399 | |
中度 | 盐城 | 398.03 | 670.96 | -0.407 |
丽水 | 117.71 | 250.74 | -0.531 | |
阜阳 | 306.39 | 820.00 | -0.626 | |
宿迁 | 180.50 | 498.62 | -0.638 | |
六安 | 148.96 | 440.00 | -0.661 | |
宿州 | 175.73 | 533.00 | -0.670 | |
重度 | 亳州 | 98.62 | 500.00 | -0.803 |
相对全国尺度而言,当前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分布格局较为适宜,但其内部差距尤其是东西向的相对差距仍较为显著,此种差异也是区域自然地理、资源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显性表达。如今中国城市化进入中后期,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面临的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也在逐渐缓解,调整区域内人口与外部条件间的均衡关系具备了实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实现长三角的人口空间均衡将为中国其他区域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就目前长三角地区的资源配置而言,其人口空间分布的现状与均衡状态仍有一定差异,若地区内全面取消特大、超大城市的户籍等政策限制,使劳动者按其意愿自由迁移,人口将进一步向沪宁杭及苏南等连片经济发达地区迁移。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聚焦人口空间均衡问题,强调人口均衡理论研究及人口均衡发展战略规划实践的空间视角。基于多学科视角对人口空间均衡进行了概念界定,提出了以多区域之间的净迁移量作为人口空间均衡状态的判断准则;借鉴经典的推拉理论,采用系统动力建模方法,引入经济和资源环境等因素,构建了一个以劳动力数量、工资率、区域条件指数、城市拥挤度为迁移的推力拉力,以城市之间交通距离为迁移阻尼的区域人口空间均衡模型RESPE,分析了给定外部条件下的长三角地区41个市均衡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主要研究结果为:
(1)综合过往多学科对均衡理论的阐释,本文提出人口空间均衡的内在含义是在特定外部条件下人口空间分布的稳定平衡状态,即达成动态平衡的空间结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个体迁移行为提出了一种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概念,即在多区域间人口相对数量的动态平衡。这一定义强调均衡状态下多区域之间的人口净零迁移,达到区域间人口分布的动态平衡。基于这一定义,本文设计了一套人口空间均衡机制,从微观个体迁移决策角度出发,在人口空间均衡状态下,区域之间的人口迁入/迁出量相等,迁移不导致区域人口数量的变化。
(2)在人口空间均衡状态下,长三角地区人口集聚热点多处于沪宁杭、苏锡甬绍等连片发达区域,较高工资率及气候舒适度将持续吸引劳动者迁入,人口分布格局基本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同。人口集聚呈现出以上海为根节点,并沿沪宁线等区域内重要交通轴线推进的态势。东高于西、沿海高于内陆的人口分布格局显著。
(3)长三角地区的准均衡区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带;引力区集中于长三角城际铁路客运线网主骨架沪宁线及浙东地区。苏南、浙东等热点城市仍保持强劲的人口集聚能力,区域人口分布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以上海为核心的人口地理高集中度圈层结构显著;斥力区均为各省的人口稠密区,主要集中江苏北部及浙江、安徽等紧邻均衡区的地带,由于地形和经济发展的制约,需疏解部分人口,通过人口迁移产生补偿差异致使人口分布重新恢复均衡。
(4)本文的人口空间模型是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综合实践的显性表达,在长三角内部,由于资源环境存在相对一致性,对人口空间均衡的影响也相对较少,因此经济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成为影响人口空间均衡的最主要因素。当前人口集聚主要发生在上海及周边具有强劲的经济集聚力和就业向心力的连片发达地带,未来若全面取消户籍等政策限制,人口将进一步向沪宁杭及苏南集聚。
5.2 讨论
长三角的人口空间格局是城市化到特定阶段产生的特殊问题,既是难以回避的人口难题,也是会伴随城市化进程不断消减或转化的阶段性问题。从本文的计算结果来看,要实现长三角人口空间均衡的长期目标,需要拆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壁垒,让人口、经济等要素在市场力量驱动下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人口及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均衡。若在长三角全面取消户籍等政策限制,短期内人口可能会进一步向以上海为中心的连片发达地区集聚。但即便如此,我们对未来区域人口战略特别是人口空间结构的目标定位也应适时调整,避免人口的过度集聚甚至极化,更不能将其当成最优状态,准确的目标定位应是追求人口、经济等要素自由流动形成的动态稳定平衡的人口结构。
人口空间均衡的内在规定性源自“特定条件”,外部条件的改变致使均衡点的位置也发生改变,就瞬时概念来看,均衡只是一种相对理念,现实中人口发展与外部条件的改变之间时常存在滞后性,往往不会因特定条件的调整就即时实现均衡态;就长期而言,瞬时均衡是种理想状态。由于篇幅有限,本文讨论的是给定外部条件下的多区域人口空间均衡分布,并没有对其动态过程进行分析,得到的均衡状态即为特定条件下瞬时的理想均衡分布。而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空间分布随时处于从不均衡状态到均衡状态的转变过程中,均衡演进的方向也伴随要素每时每刻的变化在随时发生改变,导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始终处于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动态演化进程中。实现人口空间的动态均衡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空间均衡模型也是未来研究的基础,在今后的研究中将尝试研究区域由长三角地区拓展至全国,引入不同时期、空间尺度更细的城乡两种类型的人口空间长期动态均衡过程,即随着资源配置的变化如何影响城乡人口空间分布,从而探讨更为复杂和准确的均衡机制。
参考文献
Why should we build population-balance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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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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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 migrat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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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 on equilibrium and disequilibrium in migration mod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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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的均衡模型与非均衡模型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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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librium and disequilibrium in migration modelling
,"Equilibrium and disequilibrium approaches to migration modelling are elucidated and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are identified. Relevant econometric evidence bearing on these distinctions is reviewed. A summary of current knowledge and priorities for future research is presented." (SUMMARY IN FRE AND GER)excerpt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gross migration
,DOI:10.1111/j.1467-9787.1989.tb01229.x PMID:12281853 [本文引用: 1]
"The paper presents and tests a new model of migration which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the conventional disequilibrium approach. We show that variations in rates of gross migration across regions are equilibrium responses to variations in levels of amenities, governmental policies, etc. The model is tested using data on the gross migration of [U.S.] whites, 1975-80, together with amenities such as climate and with economic variables such as government services, taxes and unionization.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equilibrium model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actual migration patterns than is the conventional disequilibrium approach. We estimate 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 and migration elasticities for these variables."excerpt
Empirical mathematical rules concerning the distribution and equilibrium of population
,DOI:10.2307/211132 URL [本文引用: 1]
Innovation and agglomeration: Two parables suggested by city-size distributions: Comment
,DOI:10.1016/0922-1425(95)00022-4 URL [本文引用: 1]
Analysis on the causes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w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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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省际迁移的原因别流场特征探析
,1990年的中国人口普查首次登记了1985~1990年间的迁移人口,并记录了迁移发生的9种原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学习培训、投亲靠友、退休退职、随迁家属、婚姻、其他,从而为深入分析全国范围内不同原因人口迁移的流向、流量特征提供了空前详实的资料。笔者除了依据“四普”10%抽样资料外,更重要的是在北京大学人口所的帮助下,对“四普”l%抽样记录进行了直接交叉汇总,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本文的省际迁移原因别流场系列图,以为同好者玉正。1省际迁移的总体流场特征图1清楚地反映了我国人口省际迁移的三类典型流场形态1.1以四川省为源地的辐散流场。四川省是现阶段我国最大的人口迁出源地,在我国其它28个省(
Areal differentiation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China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w field
,DOI:10.11821/xb200501012 [本文引用: 1]
The authors analyzed migration data of 2000 Census and discovered the areal differentiations of migration rates and the migration flow fields for different reas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reached a new era of high activity and high capability. The unbalance of migration rates among east, middle and west belts has been enforced gradually, proving that the "mid-belt subsiding" is a phenomena of society as well as economy. Within the three typical flow patterns, both convergence and radial migration pattern have developed which made the Peal River Delta a powerful convergence center, while convection between Northeast China and Shandong is disappearing. The Northwest is replacing Northeast as a new attractive area. If divided by Qinling-Huaihe and Heihe-Tengchong combined natural with human geographical lines, the migration field in China breaks into two "flow basins" of Southeast and Northwest. Priority of employment is getting greater in migration and market replacing planning acts the first driven force to migration and talent flow. The marriage migration directs mainly from southwest mountainous area to eastern rural area, which creates a "karst bride source" in Southwest China.
中国人口迁移的区域差异与流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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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its changes of population on the two sides of Hu Line
,DOI:10.11821/dlxb201701012 [本文引用: 1]
Hu Line uncovers on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paper distribution: East is dense, while west is sparse. Different from most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change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from a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instead. Geodetector was employed based on the spatial database of China's census data of 1953, 1982, 1990, 2000 and 2010 to reconfirm spatial position of Hu Line and analyzed changes of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of population between southeast and northwest sides of Hu Line in different periods. Change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were found and the reasons for these changes were discussed. Major findings include: (1) From the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perspective, Hu Line could be improved and optimized, at least, in some periods. Although the ratio of total population on both sides of Hu Line has roughly been kept at 94:6 since 1953,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of popul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southeastern side: the northwestern side) increased when Hu Line moves to south slightly in 1953, 2000 and 2010, which mean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was more homogeneous within either southeastern or northwestern region and heterogeneity was more remarkable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2) Heterogeneity decreased graduall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found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converged on the two sides, especially since the 1990s when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became apparent. This finding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clusion of "remain unchanged" from most literatures. The reasons why heterogeneity reduced were: patter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n the southeastern side changed from relatively even distribution among cities before 1990 to agglomeration in a few huge cities after 2000, while the degre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population decreased slightly after the reform on the northwestern side. These changes have been confirmed by the analysis from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and Gini coefficient. (3) On the whole, the effect of economic factors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hile the effect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 reduced. Combined effect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 resulted in two opposite directions of changes of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on the two sides.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although general effect of natural environment has decreased, some natural factors, such as Three Gradient Terrains, still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变化
,DOI:10.11821/dlxb201701012 [本文引用: 1]
胡焕庸线作为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大发现之一,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重要特征,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对社会的重要贡献之一。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等定量方法,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分异性特征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尝试解释中国人口分布特征变化的原因及其机制。结果表明:① 胡焕庸线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人口分界线仍基本保持稳定,但从空间统计学分异特征来看该分界线仍可进一步优化调整;② 胡焕庸线两侧内部人口集聚模式发生着明显变化,东南半壁人口分布由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的相对均衡状态,转变为以长三角、珠三角等少数区域为中心的集聚模式;而西北半壁人口分布的集聚程度则趋于下降;③ 从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看,尽管总体上,经济发展类因素对于人口空间分布影响不断增强,但三大阶梯等自然地理本底条件依然对中国人口分布有着重要影响。
Study on the equilibrium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ative resource carrying capacity in east and 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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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的均衡性研究: 基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相对资源承载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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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asuring the equilibrium of China'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conomy's allocation: Based on spatial simulation and estimation with mat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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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布基准下的中国人口分布均衡测度研究: 基于Matlab空间模拟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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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the stability of Heihe-Tengcho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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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的非均衡分布与“胡焕庸线”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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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uation and analysis of balanc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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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状况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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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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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口均衡发展及其政策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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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for monitoring, measuring and evaluating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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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评价监测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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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society with population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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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人口均衡发展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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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population equrilibrium: Key factor in principal function areas planning
,Based on ArcGIS as analytical tools and the 2000 census data,this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in county unit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among principal function areas,key development zones have the highest population size while optimized key development zones the highest population density. Compared with limited development zones of lowest population quality,optimized development zones show highest population quality. As for age structure,optimized development zones reveal highest proportion of labor population. Further analysis demostrates that population migration does not follow the planning of principal function Areas. Current techn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may still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principal function Areas planning. A large number of labors assemble in optimized development zones,which deviates from principal function Areas planning. In order to achieve regional population equilibrium,proper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different principal function Areas with consideration of regional advantadges. In addition,population policy should coordinate with other public policy.
区域人口均衡: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键
,人口均衡发展是主体功能区规划顺利实现的最关键因素。利用ArcGIS软件为分析工具,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主体功能区内的县为分析单位,结果表明:主体功能区中人口规模重点开发区最大,人口密度重点、优化开发区最高;主体功能区人口素质优化开发区最高,限制开发区最低;人口年龄结构以优化开发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高。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口迁移方向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有冲突,人口科技文化素质与主体功能区建设有差距,大量劳动年龄人口聚集在优化开发区与规划初衷相背离。只有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实施不同的人口和产业政策,并注重优势互补;人口政策与其他公共政策多管齐下,相互协调;充分把握主体功能区规划过程中的人口再分布规律,未雨绸缪,才能促进区域人口均衡的实现,促进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顺利实施。
Agent-based simulation o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with technology and capital diffusion in China
,DOI:10.11821/dlxb201406008 [本文引用: 2]
Spatial structure is a basic component of regional scienc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patial interaction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spatial structure under different traffic system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interactions, such as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capital flow. This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because we need to explore various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im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is study, unlike in previous structure researches, an agent-based dynamic regional economic model is bui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tom-up modeling. In this model, each prefecture-level city in China has been defined as a firm agent, and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is adopted. Heterogeneous laborer agents with different technology levels move between firm agents. The laborer migration behavior is affected by Wilson spatial attenuation. The technologies diffuse with the process of laborer migration. Capital also moves between agents as an investment behavior of firms. Different types of roads are endowed with different weights to form a heterogeneous traffic network in this model. A simulation system is built to combine GIS components. Three scenarios are identified to account for the effects of the hierarchical traffic network and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regional structure. The simulat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raditional center-hinterland diffusion mode is no longer appropriate under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traffic network in reality. The technologies firstly diffuse from center cities to sub-hubs along the major traffic lines, following a hub-net diffusion structure, and later from sub-hubs to ordinary nodes located at the branch lines. This phenomenon can also be observed in the capital flow process, in which the capital hubs first interconnect and form a capital flow network along the major traffic roads. After that, the network extends to adjacent ordinary nodes. It is also demonstrated that traffic conditions are important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at the basic spatial lock-in created by the natural endowments still exists. A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can break such a spatial lock-in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will be conductive to attracting the immigration of laborers and improving the local technology level for less developed regions.
技术扩散和资本流动作用下中国区域空间结构演化: 基于Agent的模拟
,DOI:10.11821/dlxb201406008 [本文引用: 2]
空间结构是区域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空间交互过程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在不同的道路交通系统作用下,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的发展演化过程。这对于解决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探索使区域平衡发展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文从自上而下建模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基于Agent 的动态区域经济模型。在模型中,中国的每个地级市都被定义为企业Agent,拥有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者Agent 为企业提供劳动力,并在Wilson 空间吸引力模型的作用下在区域之间迁移。技术作用于劳动力之上,随劳动者的迁移而扩散。资本由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转移。模型中的道路交通线具有不同的权值,这意味着道路交通网是异质的。通过情景模拟,得到以下结论:在分级道路交通网的作用下,传统的中心—腹地扩散模式已不再适用。技术服从枢纽—网络结构从中心城市向外扩散。资本的流动也具有与技术扩散相似的过程和空间结构。交通条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的发展,同时自然条件仍然起着空间锁定的作用。优惠的税率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空间锁定,有利于吸引劳动者迁移,提高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
A statistical theory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models
,DOI:10.1016/0041-1647(67)90035-4 URL [本文引用: 1]
Does climate matter?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in China
,DOI:10.1111/pirs.12335 [本文引用: 1]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ole of local climate conditions in spurring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in China over the period 2000 to 2010. We developed a robust empirical approach based on a correlated random effects model and a prefecture-level panel dataset which allows us to account for both within province migration flows and prefectur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climate conditions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migration in China. Specifically, prefectures with warmer winter, cooler summer, and more available sunshine are more attractive to migrants.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income level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re also important drivers of population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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