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收入群体的城市安全感地图及其环境影响因素
The map of urban safety perception and its environmental impact: Income-based contrasts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21-09-27 修回日期: 2023-02-28
基金资助: |
|
Received: 2021-09-27 Revised: 2023-02-28
Fund supported: |
|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廖伊彤(1996-), 女, 广东汕头人, 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健康地理、环境感知和城乡规划。E-mail:
随着人们需求从物质向精神层次的提升,城市安全感的营造对社会的健全发展日益重要。同时,作为环境感知的一种,安全感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中尊重并满足不同群体的感知需求。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居住社区的安全感问题,针对居住区以外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同时缺乏环境影响的群体差异视角。因此,本文基于在广州市采集的1149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获取被调查者对中心城区最担心被偷及被抢(缺乏安全感)的地区,分别按高、中、低3个收入群体汇聚形成安全感地图,并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环境失序3个维度讨论环境因素对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地图格局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发现:① 火车站、客运站等对外交通设施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带以及老城区商圈在3个群体的感知中均为高风险区;② 3个收入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低收入群体的感知空间与中、高收入群体的差异较显著;③ 对3个群体的安全感均有显著影响的环境因素为重要交通设施分布、蓝色空间、土地利用多样性与道路交叉口密度;④ 环境密度要素如娱乐设施、商务楼宇的密度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有影响,环境设计要素如天空开敞度、绿色空间占比对中、高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有影响,社会经济水平以及警务设施、活动人流不稳定性等环境失序要素的影响效果则存在较高的群体差异性。本文可为城市安全环境营造、安全意象建立、城市人本化和精细化规划管理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关键词:
As people's needs shift from the material level to the spiritual level, the safety perception of city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the meanwhile, there are 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fety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se differences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can help to respect and meet diverse needs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revious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safety perception of residents in their home area, while few studies have investigated the safety percep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utside their residential area. Besides, how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 the group differences of their safety perception maps is unclear. Based on current deficiencies, a survey including 1149 participants was carried out in central area of Guangzhou to collect different safety perception maps of three income groups.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tes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fety perception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with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elected from three aspects: built environment,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disorg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long-distance transport facilities such as railway station and coach station, the junction area of Guangzhou-Foshan, and business districts in old city are all marked as high-risk perception area among three income groups. (2)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fety perception of the three income groups, among which the safety perception map of the low-income group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ared to two other groups. (3)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the distribution of important transport facilities, blue space, land use diversity and intersection density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afety perception map of all income groups. (4) Density factors such as density of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and commercial building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sense of safety of low- and medium-income groups. Design factors like sky openness and green space proportion have more impact on the median- and high-income groups.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level and environmental disorganization factors (e.g., density of police station and instability of passenger flow) present great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income groups. The stud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afety environment, establishment of safety image, as well as for humanistic and detailed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廖伊彤, 周素红, 肖露子.
LIAO Yitong, ZHOU Suhong, XIAO Luzi.
1 引言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逐渐超越基本的物质层次而进阶至精神层次。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强调对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保障,推进城市安全感的营造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安全感作为一种主观判定的结果,往往存在群体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及其环境影响因素有助于更深入地刻画不同群体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进而能够更全面地评估城市的安全建设状况,从而在城市规划、社会治理等角度采取更加人本化的改进措施。
安全感作为心理学概念,最早出现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1],在后续研究中主要被界定为“没有焦虑情绪”“自我接纳”以及“确定感和可控感”[1-2]。20世纪60年代,安全感以犯罪恐惧感(Fear of Crime)的形式,作为社会问题而引起关注[3],在随后的众多研究中,这一概念出现其他多种表述,如安全感知(Perceptions of Safety)、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社会安全感(Social Safety)等[4⇓-6],但内涵基本与犯罪恐惧感相关。刘晓霞等认为学界对犯罪恐惧感与安全感的交替使用,是由于两者情绪内涵(一般性不安、焦虑、恐惧)相似,并且对外均突出表现为个体对犯罪、群体失序等反社会行为的感受。此外,使用犯罪恐惧感的内涵反映安全感程度,也可更加有针对性地反映个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程度,从而达到研究的真正目的[7]。基于此,可将犯罪相关的安全感视为安全感的狭义定义。本文采用该狭义定义,并以“对受到犯罪侵害的担忧程度”作为内涵在后续调查中对人群安全感知状况进行刻画。
此外,安全感作为环境感知的一个维度,其形成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以往的大量研究证明了特定的环境要素会对安全感产生影响,如一些研究在街道眼、环境失序、可防御空间、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等城市规划与犯罪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发现街道上过多的陌生人[12-13],涂鸦、废弃空地、不整洁的景观等失序要素[8,14 -15]可能引起人的犯罪恐惧感,而街道灯光[16-17]、较好的房屋维护质量[5]等则有利于增加人的安全感。而与此同时,个体的社会背景、人生经历、与环境之间的关联会影响他们对特定环境要素的感受,从而影响着感知的形成[18]。符号交互主义理论就提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符号化”意义的赋予,这一过程通常通过人和环境的社会交互实现,并最终达成一种对环境要素的符号化共识[19],揭示了环境要素形成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同时又有一定的群体性。这意味着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可能形成差异化的环境感知意象。以往关于安全感群体差异的研究指出,在身体和心理上不占优势的弱势群体(如女性、老年人、低收入者等)认为自己在控制和承担风险上有更大的脆弱性,因而对犯罪有更高的恐惧感[20⇓⇓-23],但较少有研究从环境影响因素的角度阐释这种感知的差异性。对于不同收入群体而言,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可能导向了不同的时空可达范围、空间熟悉度、环境偏好等,不同的城市功能场所、环境视觉效果可能产生不同的安全意象,环境中暗示着社会秩序的线索在不同群体间也可能产生差异化的解读。单一地从整群角度解读环境要素的作用,可能会忽略掉要素真正作用的机制,得出矛盾的结果。
综上所述,已有关于安全感环境影响的研究主要以社区为对象,针对公共空间安全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同时也相对缺乏环境影响的群体差异视角。基于此,本文以广州市为例,试图探讨不同收入群体在中心城区安全感知空间分布以及环境影响方面的差异。对于前者,本文采用了安全感地图的调查方式采集了不同群体对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及周边地区的安全感知,以形成广州市不同收入群体的中心城区安全意象地图,此间参考流行病学中对发病率进行直接标准化的方法[24]校正了活动空间对安全感知空间的影响。对于后者,则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环境失序3个维度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3个维度的要素对不同群体城市安全感的影响有何差异。本文希望为城市公共空间安全感的环境影响因素探讨提供思路,并由此发掘不同收入群体在安全层面的城市感知空间差异以及讨论这种差异背后的环境影响机理,进而从更加人本的角度为城市安全环境的营造提供建议。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样本选取
本文以广州市为案例地。根据统计数据与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广州市治安类案件数量(137220件)比2009年(230509件)下降了40.5%[25-26],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则从2009年的34%上升至2019年的86%[27]。面对较好的全市整体层面的治安水平和群众安全感,进一步的工作更需要关注内部空间格局及群体间的差异性,以达到有效精准的治理效果。本次研究受访者来自广州市全市范围,但在安全感地图的采集上,本文将城市广义理解为公共场所,因此将感知地图范围缩小至公共性较强的中心城区,即广州市环城高速以内及周边的区域,总面积约322 km2。该区域集中了大部分的城市人口及城市活动,对多数人而言是强烈的空间感知对象,可保证数据的有效性与代表性。
受访者数据来源于2016年在广州执行的《广州社区环境与居民安全感知项目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在调研社区的选择上,首先利用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选取户口、年龄、学历、职业、住房面积、房屋年份、月租、房屋性质、住房情况、家庭及婚姻情况几方面的指标,通过主因子分析在社区尺度分别聚类生成9个大类。根据聚类结果,按照每种类型的常住人口占比分配每种类型社区的问卷数量。再选择主因子特征较为突出的社区,结合实地调研等方式选定最后的调研社区。同时,在符合社会区集聚和分异的基础上,还考虑了所选择社区在空间上的均衡分布,由此来保证所获样本的代表性。
图1
图1
被调查者所在社区及安全感地图调查范围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vestigated communities and mapping area of safety perception
表1 样本结构与广州人口结构对比
Tab. 1
问卷数据 |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 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 | |||||
---|---|---|---|---|---|---|---|
人数(人) | 占比(%) | 占比(%) | 占比(%) | ||||
性别 | 男性 | 661 | 57.53 | 52.29 | 52.84 | ||
女性 | 488 | 42.47 | 47.71 | 47.16 | |||
年龄(岁) | 19~30 | 442 | 39.64 | (20~29) | 32.71 | 31.16 | |
31~55 | 596 | 53.45 | (30~54) | 49.90 | 50.37 | ||
56~65 | 72 | 6.46 | (55~64) | 9.25 | 9.99 | ||
≥ 66 | 5 | 0.45 | (≥ 65) | 8.14 | 8.48 | ||
受教育程度 | 初中及以下 | 350 | 30.46 | 53.03 | 47.63 | ||
高中 | 397 | 34.55 | 21.21 | 23.40 | |||
本科及以上 | 402 | 34.99 | 25.76 | 28.96 | |||
户口类型 | 本市 | 584 | 50.83 | 54.19 | 46.83 | ||
外地 | 565 | 49.17 | 45.81 | 53.17 |
注:由于抽样样本不含增城区和从化区,因此普查数据也采用减去了这两个区后的人数进行对比;由于两次普查在年龄段划分上有差异,因此采用相近的年龄段人数进行对比,并在表格中特别标注出实际年龄段划分。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中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定义,本文以个人收入为划分依据,将受访者中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群划分为低收入者,月收入2000~5000元的人群划分为中等收入者,月收入5000元以上则划分为高收入者[28]。经过筛选的受访者中,3个群体的人数分别为140人、725人及284人,分别占总体的12.2%、63.1%以及24.7%。
2.2 研究数据
2.2.1 安全感地图的采集与个体属性的校正
本文调查图面采用百度地图作为底图,对环城高速以内及周边地区构建1 km×1 km的网格(共计322个)。这里网格大小选择依据在于,国内城市路网主干道间距一般为700~1200 m,因而选择边长1 km的网格能够较好地覆盖完整的街道范围。在做问卷的过程中请受访者在地图上以圆圈圈画出“最担心被偷”以及“最担心被抢”的区域。在录入时将圆圈覆盖范围占网格面积一半及以上(或很接近于一半)的对应网格编号进行登记。考虑到部分地图标识有误,在数据登记时采取人工方式进行再次校核。由此,每个个体形成一张被偷风险感知地图和一张被抢风险感知地图。将不同收入组别、不同风险类型的地图分别叠加,对每个网格选择的人数除以该组别的总人数得到的选择率进行可视化,最终得到6张广州市中心城区、不同收入群体、两种风险类型的安全感地图。
个体的感知空间往往大于活动空间,但又会受到活动空间的影响,如研究发现,居住社区这种对个体有特殊意义的活动空间可能会间接对个体在学校或市中心的安全感知形成影响[36-37],因此有必要将个体活动空间对选择某一网格的影响进行控制后,再讨论环境因素的作用。本文借鉴了流行病学中对发病率进行直接标准化的方法[24],对选择率进行了校正。率的标准化是为了解决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总体时,总体内部结构有所差异而无法进行比较的问题。在本文中,由于不同网格之间在此活动的人群比例不同,要进一步研究不同选择率的网格背后的环境影响因素,就需要借助一个“标准人口结构”对这一比例进行调整。本文选择的“标准人口”为某一风险类型的总体选择人次。
对于被偷风险感知地图,共有1142人参与选择,对应322个网格,形成367724人次的选择,其中选择的网格和活动地重合的为6863人次,不重合的为360861人次(表2),这一比例将作为被偷风险感知3张地图校正的“统一标准”。活动地的界定参考已有研究[38],为个体居住地和工作地间依附路网最短路径的1 km缓冲区,如果缓冲区与网格之间有50%以上的覆盖度,则视为在此活动(即选择的网格和活动地重合)。在示例(表2)中,低收入群体被偷风险感知地图的第225号网格校正后的网格选择率为22367/367724 = 60.825‰,低于原始的实际选择率79.710‰。225号网格在地图上位于北京路附近,附近有较多样本社区的集聚(图1),因此个体在周边活动可能是选择这一网格的部分原因,经过校正的选择率低于原始值,可以认为校正后的网格选择率较好地控制了活动地这一影响。
表2 安全感地图选择率直接标准化示例
Tab. 2
标准总人次 | 示例网格:225号 | ||||
---|---|---|---|---|---|
总人数(人) | 实际选择数(人) | 实际选择率(‰) | 期望选择数(人次) | ||
在此活动 | a1 = 6863 | 15 | 4 | b1 = 266.667 | 1830 = a1×b1 |
不在此活动 | a2 = 360861 | 123 | 7 | b2 = 56.911 | 20537 = a2×b2 |
总计 | 367724 | 138 | 11 | 79.710 | 22367 = a1×b1+a2×b2 |
2.2.2 环境属性数据
在以往研究已采用的理论和环境要素的基础上,本文从建成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以及环境失序3个维度考察影响城市安全感的环境因素。
式中:Di为第i个网格的土地利用多样性;Sij为第i个网格第j类土地利用功能的类型比例,这里采用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进行土地利用类型的衡量,根据功能将网格范围内的POI分为6类:居住、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商业服务业、工业、道路与交通设施、绿地与广场,某类土地利用功能类型占比的计算方法为:
式中:Fij为第i个网格第j类土地利用类型POI的数量占总体网格第i类POI总数的比。
环境设计除了以往设计角度中的道路通达性外,还考察物质环境的营造,特别是视觉上的设计对安全感的影响。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理论提出通过环境的营造设计可以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而可防御空间理论(Defensible Space Theory)则提出居住地周边环境的物质设计会影响犯罪发生率和居民犯罪恐惧感的假设[51-52]。一些实证研究证明CPTED会对社区居民的安全感起到正向影响[53-54],而像建筑高度、每层楼的户数、建筑面街窗户、篱笆栅栏、房屋维护质量、绿植的可见度等具体的建筑或户外要素[5,55⇓ -57]会影响到居民对风险的感知。本文主要考察中心城区在路网结构、建筑体量、环境品质几个方面的设计对安全感的影响,采用的指标有:道路交叉口密度、建筑基底面积占比、平均建筑楼层数、天空开敞度、绿色空间占比、蓝色空间占比。其中建筑基底面积占比为每个网格中的建筑基底面积,描述水平层面建筑分布的拥挤程度;平均建筑楼层数为每个网格中所有建筑层高的平均值,描述垂直层面的建筑开发强度;天空开敞度通过街景图像分割获得,对每个网格取网格范围内所有地点图片的平均值;绿色空间与蓝色空间占比分别为绿地和水系在每个网格中的占地面积。
(3)环境失序。这一维度主要考察城市环境背后的秩序性对安全感产生的影响。环境失序或不文明现象理论指出,当区域内的社会秩序被缺少价值认同的人打破(表现为一些失序要素的出现,如街头闲荡的青少年、嘈杂的邻居、乱涂乱画的现象、乱丢垃圾等),失去了借用正式或非正式社会力量进行调节的能力,就会使个体产生脆弱感、焦虑感及对特定对象的恐惧感[20,29,60]。一些研究发现,比起当地真实的犯罪情况,环境失序现象更能引起人们的恐惧感[8,61 -62]。因此在以往社区层面的研究中,社区凝聚力、集体效能等与社区内部稳定性和秩序性相关的概念也是研究关注的重点[12,63 -64]。在城市公共空间领域,这种社会秩序可能更多体现为环境的杂乱程度、人流的稳定程度、监管程度等。因此,本文采用的指标有街道垃圾、分小时人流标准差、人口混合程度、警务设施密度。其中街道垃圾通过街景图片识别获取,通过模型训练,可识别出每张街景中是否有垃圾存在(有为1,否则为0),对于每个网格取所有图片地点的平均值。分小时人流标准差通过手机基站数据获取,计算方法是每个网格内24 h人口热力值形成的数列的标准差,该值越大表示在该网格活动的人流越不稳定。人口混合程度主要考虑当地不同户籍人口的混合情况,具体值采用当地外来人口占比。警务设施密度为网格内派出所、治安队、公安局等的分布情况,用于表示警务监管强度。
以上指标中,各类功能设施和道路交叉口分布、蓝绿空间覆盖情况来自2016年百度地图的POI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建筑基底面积与层数来自网络公开数据,街景图片为百度街景图片,租金参考价来自2016年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的房屋租金参考价,手机基站数据采用2016年5月12—18日的某运营商手机热力数据的平均值,各社区专科或本科及以上人群占比、外来人口占比来自广州市2010年第六次和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融合,具体计算方法为:
式中:i2010和i2020分别为利用六普和七普数据计算出的网格指标;i2016为两者融合后纳入模型的变量值。
2.3 模型方法
研究样本对象为322个空间单元(网格),分3个不同收入人群、两种风险类型共构建6个模型。模型因变量为校正后的网格选择率乘以选择该网格的总人数后四舍五入得到的人数值,自变量为以上3个维度共16个指标的环境因素。由于经过全局莫兰指数检验,6幅安全感地图的p值均小于0.005,说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因此,自变量中需要加入空间滞后项(相邻网格的选择人数的平均值)以控制空间自相关因素对模型带来的影响。所有的变量均通过了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本文采用的模型为负二项回归模型,由于因变量中存在较多的零值,需要检验是否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经过检验,3个不同收入群体及两种风险认知类型形成的6个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的Vuong统计量均为负数,因此采用标准的负二项回归。
3 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及差异
在整体的空间分布方面。对3个群体校正活动地影响前后的安全感地图选择率分别进行Friedman检验,p值均小于0.005(表3),证明3个收入群体对中心城区安全感知的空间分布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而在成对比较中,对于被偷风险感知地图,低—中收入群体间差异的显著性水平最高,而中—高收入群体间差异的显著性水平最低,在校正活动地的影响后,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异更为显著,而中—高收入群体间差异的显著性则降低。对于被抢风险感知地图,低—高收入群体间存在最显著的差异,而中—高收入群体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在校正了活动地的影响后,低—中、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异都变得更为显著。总体而言,中、高收入群体对中心城区安全感知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相似性,而低收入群体与其他两个群体之间存在最大的差异性,且活动地影响的控制进一步拉大这种感知空间分布的差距。
表3 3组人群安全感地图Friedman检验显著性
Tab. 3
被偷风险感知地图 | 被抢风险感知地图 | ||||
---|---|---|---|---|---|
未校正 | 校正 | 未校正 | 校正 | ||
3组比较 | 0.000 | 0.000 | 0.001 | 0.000 | |
低收入—中收入比较 | 0.000 | 0.000 | 0.011 | 0.001 | |
低收入—高收入比较 | 0.012 | 0.002 | 0.002 | 0.001 | |
中收入—高收入比较 | 0.030 | 0.037 | 0.595 | 0.937 |
在具体的空间分布方面(图2)。总体而言,在广州市中心城区,被偷和被抢风险感知的空间热点大体相似,3个群体共同有高被害风险感知的地区集中在越秀老城区及白云区南部地区,具体分布场所包括对外交通设施站点(火车站、客运站)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区以及旧的市中心商区。但被抢风险感知空间热点相对更集中在新中轴线北部附近,而被偷风险感知空间热点更集中于老城区以及海珠区的江南西商圈、海珠区西南部东晓南—江泰路地铁站路段。从不同收入群体两种风险类型地图的分布差异上看,中、高收入群体的风险认知热点更集聚于三元里周边、环市东商圈一带,其中结合六普调查数据看,三元里周边地区是广州外来人口聚居的主要片区之一,人口流动性较大;而环市东商圈则是广州早期发展起来的一个以高端消费为主的商圈,同时,该地区也是广州跨国移民较为集中的一个片区[65]。低收入群体的认知热点相比而言则更集聚在南部海珠区的江南西商圈及西南部地区、以及新中轴线南端。其中江南西商圈是海珠区较大的商圈,但规模与辐射范围与老城区的北京路—上下九商圈以及新城区的天河商圈相比都较小,从POI构成上看,商圈内部的商务设施相对较少而餐饮、娱乐设施较多;海珠区西南部的东晓南—江泰路地铁站一带主要位于海珠区南石头街道、瑞宝街道,作为广州制造业集中的几处片区之一,在造纸、家用电器、纺织业等行业方面拥有着较多制造业企业和园区[66];新中轴线南端则分布着众多购物商场、写字楼,是新城区天河商圈一处较为核心的地带。
图2
图2
校正后的风险感知地图
Fig. 2
Adjuste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isk perception (by income)
4 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地图的环境影响因素及差异
各环境影响因素与被偷、被抢风险感知地图的选择人数之间的建模运算结果如表4所示,正向系数表示该因素对风险担忧程度有正向影响作用,即对安全感呈负向影响。
表4 环境要素对不同收入群体被害风险感知的影响结果
Tab. 4
低收入群体感知 | 中收入群体感知 | 高收入群体感知 | |||||||
---|---|---|---|---|---|---|---|---|---|
被偷 | 被抢 | 被偷 | 被抢 | 被偷 | 被抢 | ||||
环境密度 | 娱乐设施密度 | 0.046** | 0.016 | 0.028** | 0.019 | 0.009 | 0.013 | ||
商务楼宇密度 | -0.020 | -0.022 | -0.018** | -0.020** | -0.013 | -0.014 | |||
购物中心与街市密度 | 0.005 | 0.000 | 0.004 | 0.011 | 0.013 | 0.008 | |||
重要交通设施分布 | 0.463** | 0.494*** | 0.397*** | 0.412*** | 0.334** | 0.401*** | |||
环境多样性 | 土地利用多样性 | 1.125*** | 1.036*** | 0.665*** | 0.712*** | 0.252 | 0.580*** | ||
环境设计 | 道路交叉口密度 | 0.008*** | 0.006** | 0.002* | 0.003** | 0.002 | 0.002* | ||
建筑基底面积占比 | -0.017 | 0.008 | -0.007 | 0.000 | 0.021* | 0.005 | |||
平均建筑楼层数 | 0.053 | 0.137*** | 0.013 | 0.031 | 0.067* | 0.056* | |||
天空开敞度 | 3.638 | 2.407 | 2.694** | 3.733*** | 3.820** | 2.685* | |||
绿色空间占比 | -0.001 | -0.001 | -0.009** | -0.008** | -0.008* | -0.005 | |||
蓝色空间占比 | -0.026*** | -0.024*** | -0.017*** | -0.016*** | -0.018*** | -0.014** | |||
社会与经济环境 | 社会经济水平 | -0.027 | -0.097 | 0.027 | 0.049 | 0.119** | 0.047 | ||
环境失序 | 街道垃圾 | -0.068 | 0.751 | 0.053 | -0.343 | 1.568 | 1.622 | ||
分小时人流标准差 | 0.000 | 0.001 | 0.001*** | 0.000* | 0.001** | 0.000 | |||
人口混合程度 | -0.381 | -0.804 | -0.085 | -0.101 | 0.323 | 0.279 | |||
警务设施密度 | -0.034** | -0.026 | 0.005 | 0.007 | 0.007 | 0.001 | |||
控制变量 | 空间滞后项 | 0.393*** | 0.224** | 0.074*** | 0.074*** | 0.229*** | 0.209*** | ||
AIC | 771.201 | 769.420 | 1651.329 | 1596.701 | 1158.831 | 1122.68 |
注:*:p < 0.1,**:p < 0.05,***:p < 0.01;N=322。
4.1 建成环境
4.1.1 环境密度
功能设施密度对3个群体的影响存在一些共性的显著影响,如重要交通设施会引起3个群体被偷与被抢风险担忧。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等设施作为人流量大、人员成分混杂、周边功能繁多的公共场所,容易引起人们对犯罪事件的不安,而在安全感地图中呈现高选择率的广州火车站也一度是抢、盗事件滋生的重点场所。虽然在2005年后越秀区政府对该地加强了治安管制,并在犯罪打击上卓有成效[67],但这一场合仍然作为不安的意象停留在群众的感知中,体现出城市安全感知空间的营造除了治安管理外还需要配合其他手段。
在3个收入群体的差异方面,除了重要交通设施分布外,其余的功能设施密度对高收入群体的被害担忧都没有显著影响;低收入群体仅有被偷风险担忧受到娱乐设施密度的正向影响;而娱乐设施密度较高、商务楼宇密度较低的空间则容易引起中收入群体对被偷或被抢风险的担忧。在以往的研究中,娱乐场所、大型购物中心由于集中较多人流、有较多犯罪机会,往往被视为吸引潜在罪犯的典型空间[68],而在本文中,娱乐设施密度对被偷担忧有正向影响,购物中心与特色街市则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前者往往环境更加复杂、混乱,容易引发人们的担忧,而后者在犯罪机会较大的同时,可能由于有更加统一的环境特征和更好的环境质量,因此对风险担忧的影响并不显著。以办公功能为主的商务楼宇设施的密度则与风险担忧呈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商务写字楼的整体环境、安保质量在人们印象中较好,从而减缓了对被害的担忧。而无论是娱乐设施还是商务楼宇,其影响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中收入群体)上,在本文已控制了不同群体活动事实的前提下,这可能与不同收入群体的活动经验有关,高收入群体可能由于较大的活动范围,其风险担忧程度更不受具体环境功能的影响,而低收入群体与中收入群体相比,可能更不常出入商务写字楼这样的环境,对这一类型的功能设施感知程度不如后者,因此这一类功能设施的分布对其风险感知影响不显著。
4.1.2 环境多样性
土地利用多样性越高的空间,3个群体的被抢风险担忧程度都越高,同时中、低收入群体的被偷风险担忧程度越高。多样性更高的城市空间提升了被害的恐惧,这一结果并不符合Jacobs提出的多样化、高活力空间能带来更多守卫者,从而增加个体的安全感的观点[48],但与以往的一些实证研究中发现的混合型城市空间对安全感呈负向影响的结论相一致[12,49]。这可能是因为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功能混合的空间带来了更多访问当地的人群,从而为偷窃、抢劫的犯罪者提供了更多趁乱作案的机会,因而更易被识别为风险空间。而高收入群体仅有被抢风险感知受到土地利用多样性的影响,可能是由于这种高活力的空间对这一群体的犯罪恐惧感起到一定缓和作用,使其担忧程度只在抢劫这一相对更属于正面冲突的犯罪场景下有所展现。
4.1.3 环境设计
交叉口密度对3个群体的被抢风险担忧以及中、低收入群体的被偷风险担忧呈现正向影响,反映了较高的道路可达性会增强个体的被害担忧。已有研究发现交叉口密度高、通达性好的地区可能由于更利于罪犯逃窜,而对抢劫与盗窃事件的发生有正向影响[69],本文结果进一步证明这一类型的环境特征会增加个体的被害恐惧感。而交叉口密度仅对高收入群体的被抢担忧产生显著性较弱的正向影响,可能进一步反映了高流通、高活力的环境能对高收入群体产生一定的安全感上的正向效应。
在建筑体量相关指标上,建筑基底面积仅与高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呈现正向相关,而平均建筑楼层数仅对低、高收入群体的被抢担忧程度和高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程度呈正向影响。以往可防御空间理论相关的研究发现,居住地的建筑体量越大,居民对周边外部环境的使用频率和控制程度则越低,从而会使个体犯罪水平和居民犯罪恐惧感升高[52]。本文中建筑基底面积对被偷担忧的正向影响可能反映了在公共空间层面,建筑体量对外部空间的挤占也会带来恐惧感的增加。而这种影响只反映在高收入群体中,可能是由于该群体对公共空间的拥挤程度更为敏感。此外已有研究发现,建筑高度会对人的压迫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提高人对反社会行为的感知[57,70]。本文中建筑高度对部分人群被害担忧的正向影响则印证了公共空间中的高层建筑会给个体带来一定的心理感知上的负担,且这种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上。由于高层建筑往往与城市地标形象[71]、较高的经济水平和较高的人口密度[72]联系在一起,这种影响上的群体差异可能反映了低收入群体对高层建筑环境的不适应性,以及高收入群体对于视觉压迫感较低、较宽松的环境的感知需求。
在环境品质相关指标上,蓝色空间对3个群体的被偷及被抢担忧程度都起到了显著减缓作用,绿色空间占比与中、高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程度和中收入群体的被抢担忧程度呈负相关,天空开敞度则对中、高收入群体的被偷及被抢担忧程度呈正向影响。在以往研究中,蓝色空间就被视为增进健康与幸福感的一种地理环境[73],而绿植的可见度也被发现能提高人的安全感知[56]。本文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蓝绿空间能对犯罪恐惧感起到缓和作用,但其中绿色空间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这可能是由于相对于主要集中在珠江河涌的较为单一的蓝色空间,绿色空间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其影响感知的机制也较为复杂。绿色空间除了反映环境品质,也可能成为犯罪分子躲避的空间从而给人带来不安全感。而对于低收入群体,这种复杂性可能表征得更加明显,从而使影响不显著,背后可能与其绿色空间接触经验相关。而天空开敞度在以往研究中作为街道视觉属性的评价指标,用于探讨街道步行适宜性、街道活力水平等[74⇓-76]。但对于不同类型街道该指标具有不同含义,如研究发现对于晨间的生活街道,较高的天空可视面积会带来更多的人群活力,但对于建设密度较大的商业街道而言,天空开敞度对活力则呈现负向影响[75]。本文中天空开敞度与安全感的负向相关可能是由于开敞度较高的地方往往道路等级较高、路面较宽,建筑、人群、植被等要素对街道的围合度较低,活力感较低,从而给人带来视觉上的不安全感。但这种较高的开敞度对低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该群体活动范围较小,活动经验更多与低等级的道路相关,从而对这一要素的感知程度不如其他两个群体。
4.2 社会与经济环境
社会经济水平仅对高收入群体的被偷风险感知有显著性影响,环境的社会经济水平越高,该群体被偷担忧程度越高。在一项研究儿童安全感的研究中发现,居住在富裕社区的儿童对城市中心的安全感知程度要低于那些居住在贫困社区的儿童[36]。本文研究结果呈现出相似的结论,即收入较高的群体对于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中心环境有较高的不安感,而对低收入群体而言,该指标虽然不显著相关,但方向相反。这可能是由于这样的环境集中了更多偷窃事件的犯罪目标,而高收入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倾向于将自身视为潜在受害者,从而担心被偷,低收入群体则反之。
4.3 环境失序
街道垃圾对3个群体的被害担忧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在范围较大的公共场所层次,街道垃圾对个体产生安全意象的影响相对较弱。在人流稳定程度上,分小时人流标准差仅对中、高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和中收入群体的被抢担忧起显著正向作用,而不同户籍人口混合程度对3个群体的风险担忧程度都没有显著影响。即在公共空间中,一个地区活动人流的不稳定会引起一部分群体的不安全感知,但不同户籍类型居住人口的混合程度则与个体的安全意象无显著相关性。这与过去社区水平的研究中外来人口占比与安全感呈负相关的结果呈现差异[49]。这一结论反映出相比居住人口,个体对公共空间的安全意象更多源自活动人口的稳定状态,活动人流较不稳定的空间可能集聚了更多只是在此短暂停留或经过的“陌生人”,难以形成一定的守卫作用,从而带来感知层面的不安全感。而分小时人流标准差对低收入群体则没有显著影响,一定程度体现了不同收入群体对于这种人流不稳定性具有不同的风险认知。此外,警务设施密度仅对低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有负向显著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警务设施被视为当地“可被观察到的”警力组织的象征[77],本文结果表明,警务设施作为公共空间中社会秩序的监管意象在低收入群体的被偷风险感知上起到了减缓作用,而在中、高收入群体中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反映了在被偷风险这个维度,低收入群体的安全感更倾向于从环境的监管力量中寻求支持,但在抢劫这种更偏正面冲突的风险下,环境监管要素则不具有这种减缓效果。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通过安全感地图的方法调查了广州市不同收入群体对于中心城区被偷和被抢风险感知的空间分布情况,在此过程中通过对选择率进行直接标准化校正了活动空间对于感知空间的影响,并从建成环境、社会与经济环境、环境失序3个维度探讨了环境因素对两种风险感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差异。研究发现:
(1)在不同收入群体的安全感空间分布方面:3个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共性。火车站、客运站等对外交通设施所在地,广佛城市交界地带以及老城区商圈被3个群体均识别为高风险感知区。同时,3个群体对中心城区的安全感知空间分布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且低收入群体与其他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较大。其中低收入群体的高风险感知区更集中于娱乐餐饮为主的南部商圈江南西、制造业较为集中的海珠区西南部区域,以及写字楼、商场分布密集的新城区商圈核心地带珠江新城—花城广场一带,而中、高收入群体的高风险感知空间则更集中于人口相对混杂的三元里地区,以及早期以高端消费为主且国际移民集中的环市东商圈一带。
(2)在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的环境影响方面:从环境影响的共性上看。重要交通设施的分布会增加3个群体被偷与被抢的担忧程度,而蓝色空间则会减缓这种担忧,此外,土地利用多样性和道路交叉口密度则会增加3个群体的被抢担忧程度。
从环境影响的差异上看。建成环境方面,环境密度要素如娱乐设施、商务楼宇的密度主要影响中、低收入群体的被害担忧程度,其中娱乐设施密度会增加被害担忧,而商务楼宇密度则会减缓担忧;环境设计要素如天空开敞度、绿色空间主要影响中、高收入群体的被害担忧程度,其中天空开敞度与被害担忧呈现正向相关,而绿色空间则与被害担忧呈现负向相关,建筑基底面积占比与高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程度呈正相关,平均建筑楼层数则主要会增加低、高收入群体的被害担忧程度。社会与经济环境方面,社会经济水平仅对高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程度呈正向影响。环境失序方面,分小时人流标准差所代表的活动人流稳定程度主要影响中、高收入群体的被害担忧,人流流动越不稳定,被害担忧程度越高;警务设施密度则仅有助于缓解低收入群体的被偷担忧。
5.2 讨论
本文首先识别出了一些易引起公众不安的城市中心场所,如火车站、客运站、旧城商圈等,也识别出了影响公众安全感的一些共性因素,如重要交通设施分布、蓝色空间分布、土地利用多样性、道路交叉口密度等。可以看出,功能繁忙、流通性高的空间易成为公众较普遍的风险感知意象,这些场所的真实犯罪情况可能与安全感知并不完全匹配,但市民仍然容易对这些空间产生某种风险预期。因此,除了增强对特定场所的治安管理,政府还可通过形象宣传与塑造,地方环境的改造设计等方式,营造更为安全舒适的空间,使城市居民能享受更加安全友好的生活环境。
其次,本文识别出一些存在收入群体差异性的风险感知空间地区,反映了城市中不同收入群体差异化的安全感知场域。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不同收入群体安全感形成背后不同的环境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在解读城市环境、形成安全意象时确实存在着差异化的解读逻辑。这反映了部分环境要素对安全感的产生呈现出的非线性影响,背后可能是不同收入群体基于活动经验、认知观念而产生的针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不同感知心态。如高收入群体可能由于活动范围较大,其安全感知的形成对不同城市功能空间不太敏感,而是与环境设计更加相关,相比之下,中、低收入群体可能更倾向于针对环境功能形成某种较为固定的风险意象。同时,低收入群体可能在认知上更加依赖社会监管力量形成的支持,因而监管机构的设置会缓解这一群体的被害担忧,而高收入群体则更倾向于将自身视为潜在目标,从而将环境中不稳定的要素(如活动人流)视为风险要素,并在与活动经验相似的高社会经济水平的环境中产生不安感。这一结果为安全感环境影响的群体差异提供了实证补充,可为后续城市安全感的测度和优化将人群差异纳入考虑提供理论参考,如对于不同收入群体形成的社会区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环境设计和治理:针对低收入群体集聚的区域,可针对特定功能场所进行定点的环境优化,并加强当地监管队伍的建设;针对高收入群体集聚的区域,可更注重部分环境设计要素的改进等。同时,这一结果也为未来探讨个体—环境认知交互机制的群体差异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进一步研究可关注这种感知背后的具体作用机制,从而能通过城市规划和管理有效营造一个公众共享的安全城市。
此外,本文通过安全感地图的方式调查了群体对公共空间的安全感知分布格局,通过网格划分能叠加环境变量便于定量分析,同时通过空间格局的探讨可使安全感治理更加精准化。但这一方法主要针对的是片区式的空间感知范围,而个体的风险感知形式还可能是具体的点或线等,本文考虑到个体读图能力的偏差性以及结果的可比性,对采集标准进行了统一和简化,在未来的地图调查中,可考虑通过进一步的访问采集不同形式的风险感知对象,以便更好地理解背后的影响因素和形成原因。
本文在数据采集、指标选取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性。① 受问卷填写能力及主要研究对象等的限制,本文只调查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群。② 受地图图面信息及读图者能力差异的影响,个体实际上圈画的是“该个体所知道并能在地图上识别出来的空间中最不安全的几处地点”。因此采集到的安全感知实际上与其它意象感知有所混杂,未来研究需考虑从底图的制作方面控制这种差异性。③ 网格大小的划分只采用了一个水平层次,而环境变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可变面积单元(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MAUP)的问题,在未来的调查中可多划分几个大小层次验证变量影响的稳健性。此外,在个体活动空间的界定上,由于仅考虑了居住点和工作地两个端点,所刻画出的活动范围可能与真实活动范围有一定偏差,进一步研究还应将常去的休闲点纳入考虑。④ 本文数据采集于2016年,是对常规场景下个体与环境间感知互动的探讨,而近年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影响,个体的行为可能发生改变,其对场所的感知也可能发生变化;随着在线支付的日益普及,影响公众安全感的城市犯罪类型结构也可能发生变化,上述因素使个体安全感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可能有所变化,未来研究可增加更多安全感的维度,探讨疫情和数字化等影响下环境与安全感之间的关联是否发生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否具有持续性。
参考文献
A review of safety perception research
安全感研究述评
Developing of security questionnaire and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编制及信度、效度检验
Integrating sketch maps with GIS to explore fear of crime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 review of the past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DOI:10.1559/15230406394175 URL [本文引用: 1]
Gender differences in risk percepti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erspectives
The effects of neighborhood conditions on perceptions of safety
DOI:10.1016/S0047-2352(02)00148-4 URL [本文引用: 3]
Social safety, self-rated general health and physical activity: Changes in area crime, area safety feelings and the role of social cohes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sense of safety: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s based on place
地理学的安全感研究: 基于地点的综合理解、应用及展望
Investigating the spatiotemporal links between disorder, crime, and the fear of crime
DOI:10.1111/j.0033-0124.2005.00454.x URL [本文引用: 3]
Spatial dimensions of fear in a high-crime community: Fear of crime or fear of disorder?
DOI:10.3138/cjccj.51.1.1
URL
[本文引用: 1]
This article presents findings from a two-year study of fear of crime and victimization in a high-crime, inner-city neighbourhood in Winnipeg, Manitoba. Face-to-face interviews were carried out in 2007 with a sample of 394 neighbourhood residents. Respondents provided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spatial data on levels of fear, patterns of victimization, and experience with neighbourhood disorder. Despite high levels of criminal victimization and worry about crime, neighbourhood residents cited concerns with disorder rather than crime as determinate of locations of highest fear in the community. Spatial and qualitative measures of fear in this neighbourhood suggest support for the link between disorder and fear of crime even in high-crime communities.
Comparing police and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crime in a phoenix neighborhood using mental maps in GIS
DOI:10.1353/pcg.2010.0013 URL [本文引用: 1]
A qualitative GIS approach to mapping urban neighborhoods with children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and child-friendly community planning
DOI:10.1068/b35002
URL
[本文引用: 2]
As the obesity epidemic in children increases,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role of neighborhoods in supporting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low-income communities where obesity levels among children are higher than for their middle-income counterparts. I present a participatory and qualitative GIS approach to mapping children's own perceptions and use of their neighborhood for physical activity with ten and eleven year-olds growing up in a diverse low-income community in Denver, CO. Girls walk shorter distances to and use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spaces for play and recreation from boys, some of which is explained by the differing environmental-socialization approaches employed by parents and carers.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risk align spatially with feature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but do not correlate with reported crime. Results illustrate the utility of qualitative spatial analysis to underst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s perceptio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shape children's active transport, 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their neighborhood. Children's local knowledge should be valued and solicited in community-level health and planning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Street traffic, social integration, and fear of crime
DOI:10.1111/soin.1982.52.issue-2 URL [本文引用: 3]
Active community environments and health: The relationship of walkable and safe communities to individual health
DOI:10.1080/01944360608976721 URL [本文引用: 1]
Fear of crime in urban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mplications of between- and within- neighborhood sources for current models
DOI:10.1111/j.1533-8525.1991.tb00355.x URL [本文引用: 2]
Safety of street: The role of street design
Modify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impact of improved street lighting
DOI:10.1016/0016-7185(94)90035-3 URL [本文引用: 1]
The influence of street lighting improvements on crime, fear and pedestrian street use, after dark
DOI:10.1016/0169-2046(96)00311-8 URL [本文引用: 1]
Measuring heterogeneous perception of urban space with massive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An application to safety
Designed physical environments as related to selves, symbols and social reality: A proposal for a humanistic paradigm shift for architecture
Fear of crim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DOI:10.1177/026975809600400201
URL
[本文引用: 2]
The literature on fear of crime has grown rapidly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asons for this growth and attempts to put some structure on the work to date. The inadequacies of measures of fear of crime are discussed and alternative approaches suggested. Alternative explanatory theories are compared and strategies for reducing fear reviewed.
Fear of crime and vulnerability: Using a national sample of Americans to examine two competing paradigms
DOI:10.1016/j.jcrimjus.2012.02.003 URL [本文引用: 1]
Risk perception as mediator in perceptions of neighbourhood disorder and safety about victimisation
DOI:10.1016/j.jenvp.2014.05.002 URL [本文引用: 1]
Income inequality and fear of crime across the European region
DOI:10.1177/1477370816648993
URL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aims to tak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studying fear of crime by testing predictors at multiple levels of analyses. Data from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 N = 56,752 from 29 countries) were used to test and extend the Income Inequality and Sense of Vulnerability Hypotheses. The findings confirm that (1) individuals in societies with greater income inequalities are more fearful of crime, and (2) older or disabled people as well as women report greater fear of crime. Contrary to the hypotheses, ethnic majority and not ethnic minority members report greater fear of crime, if they reside in high income inequality countries. It i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fear of crime explains the invers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is particular subsample.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omparing two diagnostic tests
比较两种诊断试验的统计方法
Latest report of Canto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shows that Guangzhou social security satisfaction has hit a record high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报告显示: 2019年度广州社会治安满意度创历史新高
Interpretation of 2018 national time use survey bulletin
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解读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fear of crime
DOI:10.1093/bjc/azh048 URL [本文引用: 2]
Impact of residents' routine activities on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theft from person
DOI:10.11821/dlxb201702014
[本文引用: 1]
Theft from person (TFP)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rimes in China. It is assumed that TFP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among motivated offenders, suitable targets and guardians. Specific routine activities and places can be important indicators for the TFPs. However, few studies can focus on the time differenti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s' daily activities and TFPs. This study aims to narrow this gap by uncovering the tim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s' activities and TFPs,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f specific facilities on TFPs. Using the data of TFPs from the police,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facilities addresses and citizens activities log in a big city in south China, the whole day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before dawn: 23:00-6:59, morning: 7:00-9:59, daytime: 10:00-17:59, night: 18:00-22:59). Spatial lag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s are built for the four stages accordingly. We find tha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aggregation of TFP is obvious for all the stages. Activities for buying food, shopping and entertainment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FP while activity of dining out h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it. Besides, key factors that impact TFP vary from stage to stage. Before dawn,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restaurants and food market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FP. In the morning, the existence of food market, bus stations, restaurants and some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cinema and net-bar) will improve the risks of TFP. In the daytime, subways, shops for daily supplement, some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cinema, bar and net bar)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TFP. At night, subway stations, shops, bars and net bars will increase the risk of TFP. In addition, possibility of combination of time geography and crime geography and its application are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居民日常活动对扒窃警情时空格局的影响
DOI:10.11821/dlxb201702014
[本文引用: 1]
扒窃现象与居民的日常活动有较强的关系,已有文献研究了不同活动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但鲜有考虑不同类型居民活动出行量及其场所对扒窃影响的时间差异。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以南方某大城市为例,以派出所为分析单元,利用居民入户调查问卷、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扒窃报警数据,检验不同类型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相关性,并划分时间段,建立多个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时段居民日常活动对应场所与扒窃的关系。研究发现,扒窃警情存在明显的时空集聚性,其中,凌晨和早上的集聚性最强,白天和晚上相对较弱;不同类型的日常活动对扒窃时空格局的作用存在差异。买菜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买菜场所在凌晨和早上容易吸引扒窃者;购物活动与扒窃亦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白天和晚上在购物场所附近被盗的风险较高;外出吃饭的出行量与扒窃行为无直接关系,但在凌晨和早上餐馆周边容易吸引扒窃者;娱乐活动与扒窃同样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不同类型的娱乐场所对扒窃的影响存在差异,电影院、酒吧在大部分时间段均会吸引犯罪者,凌晨时段KTV附近区域的被盗风险较高。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主要与犯罪机会吸引(犯罪目标的丰富性、暴露性)及场所自身属性有关(是否为犯罪者的集聚地)。文中最后对时间地理学和犯罪地理学结合的可能性、研究的应用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micro-spatial factors' effects on street robberies: A case study of DP peninsula
DOI:10.11821/dlyj201712018
[本文引用: 1]
Urban crim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major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vestigating the patterns and effects of spatial factors on urban crime is of great importantce for urban public safety and secur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bbery and spatial factors has long been a popular topic in crime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DP peninsula of H City as the study area and using a total number of 373 street robbery incidences obtained from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Call for Service Data in the period of 2006-2011,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the effects of micro-spatial factors on street robberies by Moran's I, ordinary least squared regression (OLS) model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model. Firstl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developed for analyzing the impacts of micro scale spatial factors on street robbery. Those micro scale spatial variables are identified based on two criminal justice theories - routine activities theory a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hose variables include the number of bus stops, the number of intersections, the length of road net, the distance to the nearest police station, the degree of mixed land use, and the distance to the nearest exit of the peninsula. Secondly, based on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pproach, the variation of crime density is estimated for each grid and is modeled as a function of those contextual micro-spatial variables. The number of micro-spatial variables was cut down with the OLS model test. The analytical results show that spatial heterogeneity exists in the effects of micro-spatial factors on street robberies in the DP peninsula by GWR model test. Especially, the number of bus stops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crime density, and the effects vary significantly and spatially. The results shed new light on the effects of the spatial factors on crime rate at local scale and suggest the pitfalls of the global averaging model. Overall, the proposed method in this study has the potential to help local police department to identify micro-spatial factors areas with high crime density more explicitly and thus coul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rim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fforts centered on street robberies.
微观空间因素对街头抢劫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以DP半岛为例
DOI:10.11821/dlyj201712018
[本文引用: 1]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日益严重的城市犯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安定与繁荣,深入研究城市犯罪的空间影响因素对于未来城市安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H市DP半岛上2006-2011年发生的373起街头抢劫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将研究区域网格划分为233个样本单元,以核密度处理方式将原始案件点转化为每个格网单元的犯罪强度(密度)作为因变量,结合“日常活动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选取微观空间因素作为自变量,最终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微观空间因素对街头抢劫案件发生强度的空间异质性现象。研究表明:公交站点个数变量、交叉口个数变量、土地利用混合程度变量与最近出岛口距离变量,对街头抢劫发生的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异质性现象,尤其是公交站点个数变量在GWR模型中表现出随空间位置的不同呈现显著的正负两种影响效果。警务部门可以参照该结果针对不同局部区域的高影响微观空间因素进行重点防控,提高警务效率,从而更有效地防范和抑制街头抢劫犯罪的发生。
Where is creativity in the city? 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GIS methods
DOI:10.1068/a41406
URL
[本文引用: 1]
This paper discusses a new blend of methods develop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ere creativity is in the city. Experimentation with new methods was required because of empirical shortcomings with existing creative city research techniques; but also to respond to increasingly important questions of where nascent economic activities occur outside the formal sector, and governmental spheres of plann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In response we discuss here how qualitative methods can be used to address such concerns, based on experiences from an empirical project charged with the task of documenting creative activity in Darwin—a small city in Australia's tropical north. Diverse creative practitioners were interviewed about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city—and hard-copy maps were used as anchoring devices around spatially orientated interview questions. Results from this interview-mapping process were accumulated and analysed in a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Digital maps produced by this method revealed patterns of concentration and imagined ‘epicentres’ of creativity in Darwin, and showed how types of sites and spaces of the city are imagined as ‘creative’ in different ways. Qualitative mapping of creativity enabled the teasing out of contradictory and divergent stories of the location of creativity in the urban landscape. The opportunities which such methods present for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how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lived’ by workers, situated in social networks, and reproduced in everyday, material, spaces of the city are described.
Styles and methods of structuring a city
DOI:10.1177/001391657000200106 URL [本文引用: 1]
Adapting GIS technology to the needs of local planning
DOI:10.1068/b26103
URL
[本文引用: 1]
Our objective in this paper is to argue for a new use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 in local planning as an auxiliary tool for decision-making. We review the use of the GIS technique in earlier research studies and represent the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using GIS in a quality-of-life study in conjunction with an urban renewal project of a residential area in Stockholm County, Sweden. Special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potential of GIS for mapping qualitative data representing people's needs and judgments about their residential areas. We conclude with a discussion of future challenges in using GIS techniqu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nternet for social analysis in renewal planning. One of the arguments proposed is that the tool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 involvement of urban residents.
Feeling unsafe in urban areas: Exploring older children's geographies of fear
DOI:10.1068/a44224
URL
[本文引用: 2]
In contrast to the adult and aspatial focus of much research, this paper examines older children's feelings of fear/safety in two contrasting British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and in the nearby city centre. In their home areas, children in the deprived area feel less safe than those in the wealthier suburb. However, in the city centre, the poorer-area children feel safer than their wealthier-area counterparts, suggesting a home-area moderating effect. Regarding gendered-area differences in safety, boys and girls have similar perspectives on their home areas, but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exist for the city centre. Area should be a key dimension in conceptual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fear and safety, with due awareness of home and nonhome areas, and gendered-area differences. Explanations for children's anxieties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of fear of groups of teenagers and the relevance of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ackling the perceived problem of teenage groups should be one policy priority in urban areas in which social disorder is pronounced.
Context, network, and adolescent perceived risk
DOI:S0049-089X(15)30025-9
PMID:28126113
[本文引用: 1]
Prior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a list of individual attributes, along with neighborhood, school, and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s potential factors affecting perceived risk. However, prior research has rarely investigated the simultaneous effects of these factors on perceived risk. This study uses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Health (AddHealth), supplemented with the 1990 census data,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s of neighborhood, school, and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perceived risk among adolescents. To account for the overlaps between school districts and neighborhoods, we use cross-classified multilevel modeling (CCMM). Our analyses lead to two main findings. First, perceived risk appears to be context-specific. Perceived risk at school is mostly affected by school characteristics but not by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Perceived risk in neighborhood is mostly affected by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but not by school characteristics. Second,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matter for both types of perceived risk and more so for perceived risk at school than in neighborhood. We find that, while having more friends i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level of perceived risk, having more friends with delinquent and violent behaviors i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level of perceived risk among adolescents.Copyright © 2016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uncertain geographic context problem i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besity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Guangzhou
Travel demand and the 3Ds: Density, diversity, and design
DOI:10.1016/S1361-9209(97)00009-6 URL [本文引用: 1]
Travel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DOI:10.1080/01944361003766766 URL [本文引用: 2]
Exploring thresholds of built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for walkable communiti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Seoul Metropolitan area
DOI:10.1016/j.trd.2015.07.005 URL [本文引用: 2]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objective measure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transport-related walking and cycling: IPEN adult study
The association of built environment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older adults: Using a citywide public housing scheme to reduce 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 bias
Previous studies have documented numerous health benefits of conducting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older adults. The built environment is believed to be a key factor that can hinder or facilitate daily physical activity, such as walking and exercising. However, most empirical studies focusing on environment-physical activity associations exhibited 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 bias with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design, engendering doubts about the impact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physical activity. To reduce this bias, we assessed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s of 720 Hong Kong older adults (≥65 years) residing in 24 public housing estates. The Hong Kong public housing scheme currently provides affordable rental flats for 2.1 million people or approximate 30% of total population. The applicants were allocated to one of 179 housing estates largely by family size and flat availability. Built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were measured following the ‘5Ds’ principle: (street network) design, (land-use) diversity, density, distance to transit, and 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 Multilevel mixed model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different domains of physical activity (transportation walking, recreational walking, and recreational moderate-to-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VPA) while controlling for potential estate-level socioeconomic and individual confounders. We found that transportation walking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number of bus stops and the presence of Mass Transit Railway (MTR) stations. Recreational MVPA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However, land-use mix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ransportation walking, recreational walking, and recreational MVPA.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pport a threshold effect in the environment-physical activity associations. Furthermore, large-scale public housing schemes involving random or semi-random residence assignment in many cities may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built environments and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 with the potential to overcome 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 bias.
Density, diversity, and design: Three measure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crime in street segments
Association between built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metro usage at station level with a big data approach
DOI:10.1016/j.tbs.2022.02.007 URL [本文引用: 1]
Planning safer suburbs: Do changes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fluence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crime risk?
DOI:10.1016/j.socscimed.2013.08.010 URL [本文引用: 1]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community crime risk interpretation
DOI:10.1177/0022427803253801
URL
[本文引用: 1]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examine whether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safety are informed by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y posit that the built environment serves as a heuristic device, providing cues about likely levels of neighborhood crime, independent of the effects of neighborhood crime itself. Using data on 4,456individuals nested within 100 census tracts, the authors estimate hierarchical logistic models of perceived community crime risk. They focus on the role of the neighborhood built environment in the form of aggregated perceptions of nonresidential land use, while controlling for individual-level criminal opportunity, community-level social structural antecedents, and community-level objective crim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neighborhood-level presence of businesses and parks and playgrounds increases individual 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danger, but these effects disappear once neighborhood crime rates are controlled. The presence of schools has no effect on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s of community crime, regardless of whether actual area crime is considered.
The influence of urban built-up environment on sense of residential securit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278 communities in urban China
DOI:10.13249/j.cnki.sgs.2017.09.004
[本文引用: 3]
In the discipline of criminal geography, there always exists opposite theoretical views of the impact of urban built-up environment on sense of residential security. James Jocabs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street eyes’ and appreciated its surveillance role in enhancing the sense of security, while the defensible space theory proposed by Newman regarded large flow of human traffic as public safety risk. This conflicting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incurred hesitation and confusion between aggregated design approach and segregated design approach. The different empirical findings and planning ideas stemmed from significant divergent built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various reg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Owing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ly carried out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cities, it needs to be reexamined which theory has more explanatory power in Chinese context. Via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in the year of 2010, point of interest and road network data,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and its interaction role with social environment on sense of residential security in 278 Chinese urban communities through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mixed-used land measured by entropy index of POI functional types, compact road network measured by road density or proportion of secondary and slip road area, and high utilizing density measured by population density or POI density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sense of residential security overall. On the contrary, when built environment was relatively sparse, and had single land use and large block size, people would have a higher sense of securit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impact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on sense of security is not invariable, and the ‘street eyes’ would not spontaneously play their defending roles until the community had strong cohesion, abundant social capital or homogenously compo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ommunity cohesion and population homogeneity, the positive role of "narrow road, dense network and open block" would gradually play on minimizing the resident’s sense of fear.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ritical value in model, compact, permeable and diverse space still had negative effect on sense of security in most case communities in 2010. In other words, the theory of defense space is more applicable to most of sample communities in our country, and the function of street eyes is only played in a small number of sample communities with strong social cohesion and demographic homogeneity. To sum up, we should gradually and conditionally promote the planning work of "narrow road, dense network and open block", understand residents’ concerns about the sense of security, and avoid adopting 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Simultaneously, planners should combine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urban design and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together in order to reach street eyes’ full potential and construct safe communities.
城市建成环境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 基于全国278个城市社区的实证分析
DOI:10.13249/j.cnki.sgs.2017.09.004
[本文引用: 3]
利用CGSS、POI、道路网等数据,通过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中国城市建成环境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总体来看,混合型、密路网、紧凑型的建成环境对个体的居住安全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街道眼”的保护机制并非是自动产生的,唯有在社区凝聚力较高、人口构成较为同质的社会环境下,传统城市空间形态才能起到增进居住安全感的作用。因此,不应把当前“窄马路、密路网、开放型”的规划转型仅仅视为一项空间设计工作,而须与社区发展相结合,以使“街道眼”的功效得以充分发挥。
Measuring security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Evaluating urban vulnerability in a human-scale urban form
A review and current status of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
DOI:10.1177/0885412215595440
URL
[本文引用: 1]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ncept of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 I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its history and origins and defines how it is commonly understood and conceptualized. Globally, CPTED is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y supported by governments all over Europe, North Americ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s well as in Asia and South Africa. This review inspects some of the evidence associated with CPTED and provides a detailed overview of the main criticisms facing this field.
The effects of building size on personal crime and fear of crime
DOI:10.1007/BF01257071 URL [本文引用: 2]
The influence of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on victimisation and fear of crime
DOI:10.1016/j.jenvp.2011.12.005 URL [本文引用: 1]
Resident students' perception of safety in on-campus residential facilities: Does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 make a difference?
DOI:10.1080/15388220.2019.1617721
[本文引用: 1]
One practical, yet less touted, approach to school safety is the use of security provisions that conform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 Design (CPTED). Beyond preventing crime, the approach offers the potential benefit of improving perceptions of safety among campus occupants which is important for revenues and establishing effective teaming environments. Although CPTED has shown promise in reducing crime elsewhere, research has only begun to empirically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it is compatible with campus facilities and whether it improves students' safety perceptions. This study reports on a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student (N = 100) safety perceptions from two, differently designed residential facilities on a large public research university 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esidents of the high CPTED facility had higher safety perceptions than the low CPTED facility's residents. Site observations supported differences between design features of the two facilities.
The impact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crime and fear of crime in urban neighborhoods
DOI:10.1080/10630739983588 URL [本文引用: 1]
Does the visibility of greenery increase perceived safety in urban areas? Evidence from the place pulse 1.0 dataset
DOI:10.3390/ijgi4031166 URL [本文引用: 2]
Does high-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 design shape antisocial behaviour?
DOI:10.1108/PM-10-2017-0057
URL
[本文引用: 2]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links between environmental design of high-rise housing communities and residents’ perceptions about antisocial behaviour (ASB).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erceptions of access and safety for physical activity
Environmental factor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influencing physical activity (PA) behaviors.Perceptions of access and safety for PA were compared among residents who were stratified as low or high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Residents of a U.S. southeastern county (N = 1,194, 18-96 years of age) were contacted using a random-digit-dial method and asked about neighborhood and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supports for PA.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was used to identify trails, sidewalks, public recreation facilities, and violent crime incidents.A cluster analysis identified 10 census tracts as low SES and 11 census tracts as high SES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owner-occupied houses). More African Americans (66.5%) than Whites (33.5%) were classified as living in low-SES areas. Respondents from low-SES areas also reported engaging in less PA based o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nd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recommendations than respondents from high-SES areas (p <.05). Respondents from low-SES (vs. high-SES) areas reported higher perceptions of neighborhood crime, unattended dogs, unpleasantness of neighborhoods, untrustworthy neighbors, and less access to public recreation facilities (ps <.05). GIS data for presence of sidewalks, recreation facilities, and crime did not support these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however, respondents from low-SES (vs. high-SES) areas had substantially fewer trails. Having and using trails in one's community predicted sufficient PA and walking for 150 min/week for low-SES respondents but not for high SES respondents (ps =.05, adjusted for covariates).Having access to trails is an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feature among low-SES communities and should be the focus of future community-based PA interventions.
Do neighborhoods generate fear of crime? An empirical test using the British crime survey
DOI:10.1111/crim.2011.49.issue-2 URL [本文引用: 1]
Fear of crime and criminal victimization: Gender-based contrasts
DOI:10.1016/j.jcrimjus.2006.03.003 URL [本文引用: 1]
Fear in the neighborhood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crime
DOI:10.1177/002242788001700203
URL
[本文引用: 1]
Residents in four Chicago neighborhoods were surveyed to determine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crime and official crime rates. Several anomalies were found.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dangerous areas in their neighborhoods match, for the most part, official records of crimes committed there. However, assessments of neighborhoods' specific crime problems and personal risks do not consistently cor respond with official statistic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crime are shaped not so much by the neighborhood conditions reflected in the crime statistics, but rather by the level of incivility in their communities. Indicators of incivility are conditions, more frequently confronted, indicating that community social control is weak. These include abandoned buildings, vandalism, drug use, and loitering teenagers. The authors demonstrate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levels of fear and concern about incivility. They suggest that fear of crime is trig gered by a broad range of neighborhood conditions, and argue that attempts to understand and control that fear should look beyond serious crime incidents as the sole source of the problem.
Health and perceptions of the local environment in socially contrasting neighbourhoods in Glasgow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DOI:10.1126/science.277.5328.918
PMID:9252316
[本文引用: 1]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collective efficacy, defined as social cohesion among neighbors combined with their willingness to intervene on behalf of the common good, is linked to reduced violence. This hypothesis was tested on a 1995 survey of 8782 residents of 343 neighborhoods in Chicago, Illinois. Multilevel analyses showed that a measure of collective efficacy yields a high between-neighborhood reliability and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variations in violence, when individual-level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error, and prior violence are controlled. Associations of concentrated disadvantage and residential instability with violence are largely mediated by collective efficacy.
Social integration, individual perceptions of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fear of crime in three cities
DOI:10.1080/07418820200095341 URL [本文引用: 1]
The local response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under globalization in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African enclave in Guangzhou
DOI:10.11821/yj2009040007
[本文引用: 1]
After a successful market reform featured by opening-up, urban China is facing a tremendous socio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a new type of social space, i.e., ethnic enclaves has been remarkable. Taking Xiaobei of Guangzhou City as a study cas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ponse of local residents and communities. Method of triangulation is mainly used, along with bo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such as questionnaire and logistics regression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focus group and so on. As shown by the empirical study, a negative representation of African communities has been constructed in Guangzhou. Attitudes of local residents surveyed upon African enclaves do not show a consistent result of either acceptance or exclusion. Through a logistic regression, it is found that in terms of the variables of age, gend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the length of living time or religions, no variables can stand out to be significant. Employment, however, is important, while traders, workers or those involved in service sectors mainly put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Africans, in contrast to professionals, self-employed or students. Moreover, interviews of traders in Xiaobei further disclose that interactions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and Africans are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the relations, which, however, are purely economic-based rather than cultural or social based. According to a study of local media reports and website, it is found that the local state-owned newspapers produce a negative impact up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African enclaves. Critical comments upon criminal cases of African immigrants already engender an invisible wall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sprawl of information on the net, such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African immigrants soared. Therefore, this indicates a transition of Xiaobei from initiative concentration of African traders to negative segregation. The future of such African communities is under question.
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 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driving force of manufacturing in Guangzhou
<p>Manufacturing is one of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us, the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s a hot-topic to the academics.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mak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city with Concentration Index, Location Quotient, and spati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econd economic census data in 2008, and analyses the formation reason of the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distribution.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Guangzhou’s manufacturing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inner-suburbs such as Haizhu district, Liwan district and Luogang district. The manufacturing in the CBD has already declined. Th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density increases from the city centre to suburbs, but the increase distance is not far from the city centre. The suburbanization phenomenon has appeared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areas, especially in the eastern area which has become the manufacturing centre of Guangzhou. The manufacturing distribution density in four circle layers from high to low in turn is: the core circle layer>the inner circle layer>the outer circle layer>the outer circle. The manufacturing in the core circle layer has the highest employment density.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is high. The highest spatial cluster level area is the inner-suburb. Next is the outer-suburb. The lowest is the city centre. Guangzhou manufacturing spatial structure is composed of Xiagang manufacturing centre, Nanshitou and Donghuan manufacturing subcentres. The manufacturing has had a large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f Guangzhou. It is not only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Xinhua and Xiagang employment subcentres, but also the force to promote Guangzhou’s suburbanization. Four factors influenc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Guangzhou: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of Chinese land acquisition, the policy of Guangzhou govern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zhou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and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ffect.</p>
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及其形成原因
以第二次经济普查制造业法人单位分镇街的就业人员为基础数据,运用集中化指数、区位商和空间分析方法对2008年广州制造业空间布局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其与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1)广州制造业主要分布在海珠区、荔湾区和萝岗区等近郊,CBD的制造业已经衰退。2)制造业就业人员密度从城市中心向边缘递增,递增距离CBD不远,东部和南部呈现非常强的郊区化现象,尤其是东部已经成为广州的制造业中心。3)核心圈层的制造业密度仍为最高,4圈层的制造业密度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核心圈层>内圈层>外圈层>外圈;广州制造业分布集中程度高,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为近郊,其次为远郊,中心城区最低。4)广州制造业空间结构由夏港制造业中心、南石头制造业次中心和东环制造业次中心组成。影响制造业在广州城市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有: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行、广州市政府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广州制造业园区建设和制造业集聚效应四大因素。制造业对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强,是新华和夏港就业次中心形成的主要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广州城市郊区化,是广州副中心和新城中心城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Path selection of comprehensive public security governance: Practice of Guangzhou railway station its enlightenment
城市治安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 广州火车站地区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及其启示
Land use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crime: A case study of Szczecin, Poland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street property offences: A case study of Pudong district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街道“两抢一盗”犯罪的时空规律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两抢一盗”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并剖析街道环境与犯罪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犯罪时间分布与人们生活、工作的作息周期相关,街道空间使用频率高的时段犯罪相对高发;犯罪的昼夜分布差别与地区岗位、商业场所等环境的空间分布有关;2)在案发部位分布上,各部位的案件构成受到人流活动强度、自然监视的力度及逃逸便捷程度的影响;3)在宏观地理分布上,盗窃案件在浦东新区内以陆家嘴中央商务区一带为核心呈自西向东圈层递减分布,而“两抢”案件的高发区呈带状和点状分布的格局,较为分散在市区与镇区的各居民集中区附近;4)回归分析表明,交叉口是影响盗窃和“两抢”案件分布的重要环境要素之一,交叉口数量及密度均分别对“两抢”和盗窃量有正向影响。最后以研究结论为依据,提出相应的犯罪防控措施。
Assessing the oppressive impact of the form of tall buildings on citizens: Height, width, and height-to-width ratio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form for Nanjing old area based on the guid-ance and management of high-rise buildings
基于高层建筑管控的南京老城空间形态优化
Detecting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urban growth from medium resolution imagery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major socioeconomic factors
DOI:10.1080/01431161.2017.1302113 URL [本文引用: 1]
Blue space geographies: Enabling health in place
DOI:10.1016/j.healthplace.2015.07.003
PMID:26238330
[本文引用: 1]
Drawing from research on therapeutic landscap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vironment, health and wellbeing, we propose the idea of 'healthy blue space' as an important new development Complementing research on healthy green space, blue space is defined as; 'health-enabling places and spaces, where water is at the centre of a range of environments with identifiable potential for the promotion of human wellbeing'. Using theoretical ideas from emotional and relational geographies and critical understandings of salutogenesis, the value of blue space to health and wellbeing is recognised and evaluated. Six individual papers from five different countries consider how health can be enabled in mixed blue space settings. Four sub-themes; embodiment, inter-subjectivity, activity and meaning, document multiple experiences within a range of healthy blue spaces. Finally, we suggest a considerable research agenda -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applied - for future work within different forms of blue space. All are suggested as having public health policy relevance in social and public space. Copyright © 2015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Research 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street walkability through multi-source big data: Nanjing central district as a case study
DOI:10.22217/upi URL [本文引用: 1]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城市街道可步行性空间特征及优化策略研究: 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built environment and street vitality relationship based on street-level imagery: A case study of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DOI:10.13249/j.cnki.sgs.2021.09.005
[本文引用: 2]
The last decades have witnessed a steady increase in studying urban vitality.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that could depict 3D space has not been included in studie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incorporate street view imagery data to elaborate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bility of vibrancy in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As for the street-level physical environment, attributes are extracted from street view images by deep machine-learning algorithms SegNet. 2D built environment indicators of streets were extracts from the Open Street Map and POI points. A multivariate econometric are framed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urban environment and the vitality at the street level of commercial streets and residential stree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peak hours of activity on commercial streets are 18:00 to 20:00, and the peak hours of activity on living streets are 11:00 to 13:00. 2) Futian District Street Vitality Shows Polycentric Structure, whose distribution had shown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 with time. 3) Variations in the temporal and degree effects of different built environment indicators on street vitality. Increasing the mix of facilities contributes to the morning and nighttime vibrancy of commercial streets, as well as the afternoon vibrancy of living streets. More compact street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ommercial streets’ vitality, and safer pedestrian environment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both living and commercial streets’ vitality. Improving the building continuity will promote the vitality of commercial streets. Higher interface richness increases the vitality of living streets in afternoon and evening. An increase in the richness of the interface will promote the daytime vitality of the residential street.
基于街景数据的建成环境与街道活力时空分析: 以深圳福田区为例
DOI:10.13249/j.cnki.sgs.2021.09.005
[本文引用: 2]
建成环境对街道活力的影响是国内外城市研究的热点议题。然而,对于建成环境要素的测度与评估多偏重于二维建成环境指标,尚未充分挖掘三维建成环境指标。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采用街景数据、路网数据、POI数据及移动互联网位置服务数据,建立周末分时段模型,探讨商业街道和生活街道活力的时空间分布特征及建成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商业街道上居民全天活动的峰值时段为18:00~20:00,生活街道上居民全天活动的峰值时段为11:00~13:00。② 深圳市福田区街道活力总体呈现多中心结构,随时间变化显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③ 不同的建成环境指标对街道活力的作用时段与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提高功能混合度有利于提升商业街道凌晨、上午和夜间的活力及生活街道午后和傍晚的活力;过宽的相对步行宽度对生活街道活力提升有抑制作用,更安全的步行环境对商业和生活街道夜间活力提升有促进作用;界面连续程度高的商业街道午后及夜间的活力更强,界面多样性丰富的生活街道白天活力更强。
A review of urba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based on street view images
基于街景图像的城市环境评价研究综述
DOI:10.12082/dqxxkx.2019.180311
[本文引用: 1]
城市环境评价研究传统上采用基于现场调研的方法,难以在大范围、精细化的尺度上进行评估。街景图像具有覆盖面广、能提供街道层级景观信息,且数据采集成本低的优势,为城市环境评价研究提供了大样本数据源和新的研究思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其在各领域的应用,使得在大范围空间尺度上,基于街景图像进行城市环境评价研究成为可能。本文首先对城市环境评价常用的3种数据源(街景图像、遥感影像和地理标记社交媒体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归纳街景图像在城市环境评价中的优势;然后,从方法学的角度把基于街景图像进行城市环境评价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分为4大类别(基于图像分析的方法、基于统计分析的方法、基于人工智能的方法和基于空间分析的方法);接着,从城市物理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美学环境,综述了街景图像在城市环境评价中的应用研究进展;最后,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The place-based effects of police stations on crime: Evidence from station closures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