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报, 2023, 78(2): 423-442 doi: 10.11821/dlxb202302010

国家创新体系与科技全球化

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桂钦昌,1,2, 杜德斌,1,2, 刘承良1,2

1.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2.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The network dynam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glob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GUI Qinchang,1,2, DU Debin,1,2, LIU Chengliang1,2

1.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通讯作者: 杜德斌(1963-), 男, 湖北宜昌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E-mail: dbdu@re.ecnu.edu.cn

收稿日期: 2022-04-22   修回日期: 2022-11-1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01190)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22M71115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87)

Received: 2022-04-22   Revised: 2022-11-19  

Fund supported: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01190)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2022M711152)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9ZDA087)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桂钦昌(1991-), 男, 四川达州人, 博士, 助理研究员,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16476M), 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与城市发展。E-mail: qcgui@iud.ecnu.edu.cn

摘要

随着全球进入大发展、大变革的新时代,国家/地区间科研合作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全球科研合作既面临历史性机遇,也遭遇重大挑战。因此,探究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对于研判全球科技竞合态势至关重要。本文采用科睿唯安的InCites数据库所收录的2000—2019年国家/地区间科研合作数据,基于“点—线—网”的分析框架和动态的研究视角,刻画了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节点位置、双边关系和网络结构3个方面的演化动态,揭示了网络演化的综合驱动机制及其不同发育阶段驱动力重要性的变化。研究发现:① 节点位置上,传统科学强国的度中心性排名始终位居前列,新兴科研国家的网络影响力不断增强。② 双边关系上,国际合作联系数量快速飙升,中美合作取代美德合作,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联系。③ 网络结构上,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等级层次性逐渐降低,由美国单组团演化为美国—沙特双组团。④ 驱动机制上,全球科研合作网络演化受到地理邻近性、认知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共同语言、历史联系和人才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地理邻近性、共同语言和历史联系的重要性随着网络演化而降低,合作网络的驱动力更多是依靠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和人才流动。

关键词: 国际科研合作; 科学全球化; 知识网络; 邻近性动态; 网络演化

Abstract

As the world enters a new era of big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the inter-country and inter-regio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has seen fundamental changes in its environment, which not only face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but also encounters grand challenges. Consequently, exploring the network dynam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judgment of global scienc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de-line-network" and based on the dynamic logic in proximity approaches, uses the internationally co-authored papers data from the InCites database of Clarivate Analytics company for the period 2000-2019, and investigates the position of countries/regions, bilateral partnerships between countries/regions, the evolution of network structure, and reveals dynamic mechanisms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as well as how the influence of driving factors changes over time. Firstly,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science powerhous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and Germany, have occupied central and critical positions in the network. At the same time, the emerging scientific nations have strengthened their centrality and influence in the network, including China, South Korea, India, and South Africa, which are gradually close to the core position. Secondly, the number of ties between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The research partnership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gradually giving way to China-US collaboration, which becomes the most important bilater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irdly,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is characterized by a star-shaped structure. As globalization and networking of science advance,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collaboration network grows increasingly refined. The whole network has evolved from a single group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a double group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Saudi Arabia. Finally, the extended gravity model indicates that geographical proximity, social proximity, cognitive proximity, common language, historical links, and talent flow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s the knowledge network evolves,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proximity, common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links has waned over time, while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proximity, cognitive proximity, and talent flows has increased.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globalization of science; knowledge networks; proximity dynamics; network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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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桂钦昌, 杜德斌, 刘承良. 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地理学报, 2023, 78(2): 423-442 doi:10.11821/dlxb202302010

GUI Qinchang, DU Debin, LIU Chengliang. The network dynam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global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3, 78(2): 423-442 doi:10.11821/dlxb202302010

1 引言

科学全球化被视为当代全球化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国家/地区之间的科研合作日益频繁[1-2]。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速度与规模达到空前水平,科技创新呈现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新态势。根据科睿唯安的Incites数据库统计发现,国际合作比例从1980年的4.41%上升至2020年的27.95%,意味着大约1/3的科研论文是国际合作的结晶。对于NatureScience这种全球顶级学术期刊,其国际合作比例已经超过60%。国际合作成为科学研究的新常态,合作比例不断提高,产生了众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地区间的科技竞合关系是新时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然而,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日趋加剧,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3]。中美之间的竞争由经贸领域全面转向科技创新领域,两国关系进入长期竞争阶段[4]。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与围堵日趋强化,试图切断双方正常的科技交流合作,推动与中国“科技脱钩”。与此同时,逆全球化思潮兴起,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国际科研合作严重受阻。2019—2021年中美科研合作骤然降温,与中美两国的学术机构均有从属关系的作者数量呈现“断崖式”下降[5]。因此,全球科研合作既面临历史性机遇,也遭遇重大挑战。在此新形势下,系统剖析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演化动态及其核心驱动力,对于分析中国在全球科研网络中的地位演变,研判中美科技竞合态势至关重要。

科研合作属于知识网络的研究范畴,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主题。但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关注个人间[6]、机构间[7-8](企业、高校、企业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和区域间[9-11]的知识流动,从宏观视角开展全球尺度且长时间序列的国家/地区间科研合作网络演化研究并不多见。关于网络演化的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多采用邻近性分析框架来解释跨区域间的知识交流与互动[12-15]。然而,邻近性理论最初是基于微观行动者之间互动而提出来的,用于解释国家/地区间的科研合作面临解释力有限的问题。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其他非邻近性因素,如文化距离、历史联系和劳动力迁移等因素对国家/地区间科研合作的影响[16-18]。因此,有必要跳出多维邻近性理论的束缚,建立更加综合的解释框架[19]。最后在研究视角方面,当前的研究范式多从静态视角出发,而网络演化蕴含了一个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和发育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很少从动态视角审视不同发育阶段知识网络演化机制重要性的变动[20]。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加强网络动态研究,增强对网络演化的理解[21]

基于此,本文以科学全球化为研究背景,国家/地区为分析单元,采用科睿唯安的InCites数据库科研论文合作数据,通过大数据挖掘构建了全球科研合作网络,采用“点—线—网”的社会网络分析范式和扩展的重力模型探究2000—2019年全球科研合作网络演化动态和驱动机制,助力中国全方位融入全球网络。

2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多维邻近性理论认为行动者之间的知识互动与交流依赖于主体之间的相似性程度,如地理、认知、组织、制度和社会邻近性等[12]。由于研究主体是宏观的国家单元,本文重点关注地理邻近性、认知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对国际科研合作的影响。除此之外,国际贸易研究中经常考虑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联系以及人力资本流动理论(Human Capital Flow)所强调的人才流动等因素。因此,国家/地区间的科研合作还受到语言差异、历史联系和人员流动的影响,普遍认为行动者使用共同的语言更容易交流,曾经的历史联系会促进国家/地区间的合作,双边人员流动是两国合作的纽带。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六维度(地理、认知、社会、语言、历史和人员交流)的全球科研合作网络演化分析框架(图1)。

图1

图1   分析框架

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2.1 多维邻近性与科研合作

地理邻近性是指主体间的物理距离。地理距离越小,两者间的地理邻近性越高。地理邻近性主要通过以下3个方面发挥作用:① 沟通成本随着空间距离增加而上升,较短的空间距离有利于减少沟通费用。合作过程中需要频繁的互动与交流,产生了大量的商务旅行。正是这些跨境商务旅行极大地促进了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和扩散[22],邻近的地理距离可以有效降低合作费用。② 空间邻近的行动者更容易获取知识外部性。空间距离越短,知识正外部性的强度越大,越有利于隐性知识的转移。邻近的地理距离增加主体之间面对面交流和互动的机会,促进隐性知识的传播[23]。③ 地理邻近性的互补作用机制。较近的空间距离,促进其他邻近性的建立。地理邻近性可以发挥互补作用,助力其他邻近性的形成[24]。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1:地理邻近的两个国家/地区,其科研合作规模越大。

认知邻近性是指主体之间共享知识的程度。两者的知识结构越相似,越有利于知识流动。主要理由如下:一方面,能力吸收理论表明合作交流需要相似的知识基础为前提条件[25]。在寻找合作者时,行动者更愿意寻找那些与自己具有相似知识基础的合作伙伴,因为搜寻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意外。另一方面,新知识的产生不是随机的、偶然的结果,而是受到知识基础的约束。行动者拥有相似的知识基础,更容易达成合作目标,促成双方合作[26]。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2:认知邻近的两个国家/地区,其科研合作规模越大。

社会邻近性起源于根植性的研究,是指主体间社会嵌入性关系的远近。当主体间基于信任、友谊和过去的经验所建立关系,这有助于非正式的知识交换,尤其是对创新起重要作用隐含的经验类知识得以扩散和传播[27]。在社会网络中,行动者很倾向与朋友的朋友建立联系。这种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关系明显优于匿名关系,从而形成三角闭合[28]。这种三角关系也被称为三方闭环,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机制得以实现。一方面,三角关系带来了特殊的“稳定性”,主体间密集的互动关系可以抑制机会主义、增加信任和风险共担,因为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29]。另一方面,主体间两两直接相连,这种强连接避免了信息传递过程中被扭曲和失真,增加了信息传递的效率[30]。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3:社会邻近的两个国家/地区,其科研合作规模越大。

2.2 共同语言与科研合作

共同语言是指主体间语言文化环境的相似性。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和媒介,共同语言有助于交流和互动的发生。Maskell等认为使用共同语言的主体间知识合作更加容易,交流与互动会变得更加简单直接[31]。不同语言之间的转译会降低知识传播的效率和信息量,增加交流成本[32]。在合作过程中,语言差异的存在阻碍着缄默知识的转移。许多隐性知识存在情境下的语境中,相似文化背景的行动者更容易理解。共同语言有助于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和互动,创造强联系。Amano等强调语言差异仍是阻碍全球科学知识转移的障碍[33]。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4:共同语言的两个国家/地区,其科研合作规模越大。

2.3 历史联系与科研合作

历史联系,尤其是殖民联系,也是影响国际知识流动的重要因素。历史联系可以通过组织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这两个途径发挥作用。组织邻近性是指组织间的战略依赖程度,组织安排/协议可以减少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34]。如英联邦、法语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基于曾经的宗主国和前殖民地而建立,密切了这些国家/地区间的科研合作。制度邻近性是指主体受到非正式约束和正式规则制约的相似性[35]。正式的制度(法律和规则)和非正式的制度(文化和社会习俗)可以减少集体行动中的不确定性和降低传递成本[36]。殖民地在独立过程过中大多承接原来宗主国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遗产”减少了两者的合作障碍。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5:历史联系的两个国家/地区,其科研合作规模越大。

2.4 人才流动与科研合作

人员流动,尤其是人才流动,是跨区域知识流动的重要通道[16]。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内嵌于人才本身。人充当了知识的携带者,能够实现知识的远距离扩散[37]。当人才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也随之移动。因此人力资本的国际移动已成为国际知识流动的重要渠道。人才的跨国移动不仅会带来“货币汇款”,也会产生“知识汇款”[38]。人才流动的作用途径可以概括为以下3个方面:①“种族驱动”的知识流动,移动的人才会与他们的母国保持人际的和职业的联系,并给东道国带来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39]。② 跨国公司的内部移动。跨国公司是国际知识扩散的重要途径,比市场调节渠道更加有效[40]。为了克服跨地理距离转移知识的挑战,跨国公司依赖其熟练员工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流动。③“海归”的直接贡献。高技能移民工作者决定返回祖国,带来新的知识和原东道国的社会关系[41]。国际留学生是国际人才流动的典型代表,充当了母国和东道国科研合作的纽带,发挥着重要作用[42]。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6:两国/地区双边的留学生数量越多,其科研合作规模越大。

3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合作论文记录了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共享,是科研合作最直接的表现形式[43-44]。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科睿唯安的InCites数据库(https://incites.clarivate.com),收录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等领域中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45]。获取策略为:① 信息检索。在数据框输入检索表达式,获得国家/地区( 中国数据暂未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2000—2019年的科研论文发表与合作数据,下载保存为.txt文本。② 网络生成。采用Python编程语言将各个国家/地区的数据生成对称矩阵,对角线单元格为该国/地区的科研论文数量,其余单元格为国家/地区间合作发表数量。此外,本文采用3年的时间窗口来平滑数据波动,研究时期被划分7个的时段:2000—2002年、2003—2005年、2006—2008年、2009—2011年、2012—2014年、2015—2017年、2017—2019年。

3.2 研究方法

3.2.1 度中心性

中心性测量的是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如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介数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等[46]。相比其他中心性而言,度中心性是最为经典且使用最为广泛的指标,本文采用其表征国家/地区在网络中的位置。节点度表示与该国/地区建立论文合作关系的国家/地区数量:

CDi=j=1Naij

式中:aij表示国家/地区科研合作邻接矩阵,有科研合作则赋值为1,无则赋值为0。

3.2.2 优势流分析

等级层次性是网络的基本特征。Nystuen等提出了优势流分析,其核心思想是节点被嵌套在网络中,节点间的最大联系比其他联系更加重要[47]。根据节点规模和联系强度,节点被划分3种类型:附属型节点——没有最大流指向该节点;次级主导型节点——其最大流指向规模更大的节点,也吸引来自规模更小节点的最大流;主导型节点——其最大流指向一个规模比自身较小的节点。国家/地区发表的论文数量表征节点规模,国家/地区间合作的论文数量表示合作强度。

3.2.3 重力模型

重力模型也称空间相互作用模型,该模型认为行动者间的互动依赖于自身的规模和两者间的可达性。在本文的研究含义是:国家/地区间的科研合作规模取决于两国/地区的属性特征和双边的关系特征。回归模型如下:

Cijt=α+β 1Massi,t-1+β2 Massj,t-1+β 3Geoproxij,t-1+β 4Conproxij,t-1+β 5Socproxij,t-1+β6 Comlangij,t-1+β 7Hislinkij,t-1+β 8Talflowij,t-1+εij+θt

式中:Cij为因变量,表征国家/地区间科研合作的论文数量;MassiMassj分别为ij的控制变量,包括科学产出规模、研发人员数量、经济发展水平;Geoprox为地理邻近性;Conprox为认知邻近性;Socprox为社会邻近性;Comlang为共同语言;Hislink为历史联系;Talflow为人员交流;εijθt分别为国家/地区对和时间固定效应。表1汇总变量设置和数据来源。

表1   变量描述和数据来源

Tab. 1  Variable descriptions and data sources

变量名称变量描述数据来源
因变量合作规模Cij国家/地区间科学论文合作的数量InCties数据库
自变量地理邻近性Geoprox国家/地区间的地理距离的自然对数与10的差值作者计算
认知邻近性Conprox国家/地区间知识结构的Jaffe系数作者计算
社会邻近性Sociprox国家/地区间合作伙伴重叠的程度作者计算
共同语言Comlang虚拟变量,英语是否两国/地区的主要语言CEPII数据库
历史联系Hislink虚拟变量,国家/地区间的殖民关系CEPII数据库
人才流动Talflow国家/地区间的留学生数量的自然对数UIS数据库
控制变量科学规模Publicationi (ln)国家/地区i发表论文数量的自然对数InCties数据库
科学规模Publicationj (ln)国家/地区j发表论文数量的自然对数InCties数据库
研发人员Researchersi (ln)国家/地区i每百万居民全时研发人员的自然对数世界银行
研发人员Researchersj (ln)国家/地区j每百万居民全时研发人员的自然对数世界银行
经济水平EDLi国家/地区i的经济发展阶段世界银行
经济水平EDLj国家/地区j的经济发展阶段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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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邻近性(Geoprox)表示空间距离的远近。采用10减去国家/地区间地理距离的自然对数,其中地理距离根据R语言geosphere包测算而得。公式如下:

Geoproxij=10-ln(distij+1)

认知邻近性(Conprox)根据国家/地区在22个ESI研究方向产出的学科向量来测度,即测算双方学科知识向量的非中心性相关系数[48]。公式如下:

Conproxij=AiA'jAiA'iAjA'j

式中:Ai = [A1, A2, A3, …, A22]和Aj = [A1, A2, A3, …, A22]为ij的学科向量。认知邻近性的区间介于0~1,为1意味着两者具有完全相同的知识结构,为0意味着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

社会邻近性(Socprox)是测度合作主体之间社会关系的强弱。Granovetter提出两者朋友圈重叠的程度表征他们之间的关系强弱,因为共同的第三方为双方的互动提供信任基础和合作机会[49]。本文借鉴其研究思想,采用杰卡德相似系数来测度国家间的社会邻近性,其数学含义是两个集合的交集元素在并集中所占的比例。公式如下:

Socproxij=QijRi+Oj-Qij

式中:Qij表示ij共同的合作伙伴数量;RiOj分别表示与ij建立合作关系的国家/地区数量。该值的范围介于0~1,1意味着两者的“朋友圈”完全重合,反之为0。

共同语言(Comlang)测量的是英语是否两国/地区的主要语言。该变量为虚拟变量,若英语均为两者的主要语言,则为1,否则为0。因为英语是科学界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一直主导着知识生产。无论是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还是Scoups数据库,全球约95%的科研论文采用英语写作,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此外,英语也是很多科研人员首选的第二语言。鉴于英语的主导地位,有必要考虑英语对于全球科研合作的影响。历史联系(Hislink)考虑两者是否具有殖民关系以及共同的殖民经历,存在则为1,否则为0。该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留学生是人才流动(Talflow)的重要体现。由于留学生是有向流动,本文采用无向求和的方式获得两者间的留学生数量,该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UIS数据库。

4 全球科研合作网络演化动态

4.1 传统科学强国占据网络核心位置,新兴科研国家/地区逐渐崛起

节点的度中心性越大,表明该节点的网络地位越重要,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也就越大。表2汇报了国家/地区度中心性位置排名变化。

表2   2000—2019年国家/地区在全球科学合作网络中的位置变化

Tab. 2  Country/region position changes in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2000-2019

排名2000—2002年2009—2011年2017—2019年
国家/地区度中心性国家/地区度中心性国家/地区度中心性
1美国183美国195美国204
2英国177英国193法国204
3法国173法国185英国203
4德国162加拿大184澳大利亚202
5加拿大155意大利179德国200
6瑞士153澳大利亚177中国199
7意大利148瑞士177西班牙199
8荷兰148德国176加拿大198
9澳大利亚147日本175印度198
10比利时143荷兰169南非198
11日本140西班牙169意大利197
12西班牙140比利时165荷兰197
13瑞典136巴西165瑞士197
14丹麦130瑞典165新西兰196
15巴西127中国162日本195
16印度127墨西哥159比利时194
17南非123印度158巴西194
18奥地利119南非158葡萄牙193
19中国119肯尼亚154俄罗斯192
20芬兰115丹麦152瑞典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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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2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经济体的度中心性排名位居前列,占据网络中的重要位置。排名前20的榜单中,仅有巴西、印度、南非和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其余全部为欧美科学强国。这一发现表明全球科学体系存在比世界经济体系更加显著的“南北分割”(North-south Divide)现象。具体而言,美国的度中心性为183,意味着美国与183个国家/地区建立了科研合作联系,是网络中最重要和最连通的节点。紧随其后的是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瑞士等。巴西和印度是发展中国家的突出代表,分别位列第15和16位。

2009—2011年美国排名位列第1,仍然是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度中心性为195,意味着美国的科研合作伙伴数量达到195个。英国和法国分别为193和185,位列第2位和第3位。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西班牙和中国等排名有所提升。然而,瑞士、德国、荷兰、比利时、印度和南非等则有所下降。墨西哥和肯尼亚以强劲势头,挤进前20强,奥地利和芬兰则退出。

2017—2019年欧美传统科学强国垄断全球科研网络的现状虽未明显改变,但一些新兴的科研国家不断向网络的核心位置靠近,挑战英美学术霸权。一方面,度中心性排名前20强,欧美发达国家依然高达15个,表现出极强的网络控制力。美国、法国和英国依然占据前三的位置。法国的度中心性有较大增长,与美国并列第1,同样拥有204个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取代德国,位居第4位;日本从第11位跌落至第15位。另一方面,部分新兴的科研国家/地区逐渐崛起,如中国、印度和南非等,网络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从第15位上升至第6位,印度从第17位上升至第9位,南非从第18位飙升至10,有3个发展中国家挤进前10强,俄罗斯也进入了全球前20的榜单中。这表明发展中国家采取更加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参与科学全球化,拥抱国际科研合作。

4.2 双边联系由中美联系取代美德联系,国际合作进入“中美”时代

图2采用R语言中的和弦图代码绘制了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双边关系。连线的宽度与国家/地区间合作论文的数量成正比,圆弧的长度与国家/地区的强度中心性成比例。2000—2019年双边关系数量快速增加,合作网络日益稠密化。这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莫过于中美联系取代美德联系,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双边合作关系。

图2

图2   2000—2019年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双边关系

Fig. 2   The bilateral partnerships in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2000-2019


2000—2002年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双边联系比较稀疏。196个国家/地区参与了国际科研合作,产生了5459条双边合作联系。其中,1452条边的联系强度仅为1,约占总数26.6%,这表明约1/4的国际合作属于偶然性联系。此外,全球顶尖的双边联系主要涉及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意大利等。美国在前10的合作联系中优势十分突出,有7对联系与美国有关;在前20的合作联系中,有13条围绕美国展开。其中,美国与德国的合作值最大,达到23179篇,美国—英国(22154篇)、美国—加拿大(19952篇)、美国—日本(17356篇)紧随其后。欧洲内部也有较强的联系。德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法国—英国联系分别排名第8、第9和第10位,三国构成欧盟核心三角。

2009—2011年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双边联系有所增强。201个国家/地区产生了8750条合作联系,相比前期增幅高达60.3%。合作数量为1的边有1892条,约占总数21.6%,意味着偶然性的科研合作联系进一步下降。联系数量虽有所增长,但高强度联系被美国、英国、德国等传统科学强国所主导。在全球前10的联系中,美国是8个国家的合作伙伴;在前20的合作联系中,有12条与美国有关。此时,中美合作取代美德合作,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关系,高达46336篇,略高于美国—英国(45542篇)、美国—德国(42746篇)和美国—加拿大(40610篇)合作,这表明国际合作开始步入“中美”时代。

2017—2019年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双边联系日益频繁。相比前期,合作联系飙升至15141条。联系强度为1的双边联系约占总数13.2%,表明大多数国家/地区对之间的科研合作更加稳健。国际合作依然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之间,主要包括美国、英国、中国和德国等。此时,中美合作高达151421篇,远远领先第2位的美国—英国(79249篇)和第3位的美国—德国(65164篇)合作,意味着国际合作全面进入“中美”时代。

4.3 网络结构由美国单一组团破碎为美国—沙特双组团,区域性科学中心崛起

根据优势流分析,运用Gephi软件的Yifan Hu布局算法,绘制了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等级层次图(图3)。节点大小与国家/地区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成正比;连线宽度表示国家/地区间合作的论文数量。随着科学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合作网络的等级层次性逐渐降低,合作网络的去中心化趋势日趋明显,由连通网络发展为非连通网络,破碎为2个组团,区域性的科学合作中心逐渐崛起。

图3

图3   2000—2019年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等级层次结构

Fig. 3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n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2000-2019


2000—2002年整个网络包含1个主导型节点、21个次级主导型节点和174个从属型节点。美国是网络唯一的主导型节点,也是98个国家/地区的第一大科研合作伙伴,通过间接传导控制了整个网络。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印证美国作为网络中超级的协调中心和巨大的影响力。剩余的国家/地区被21个次级主导型节点所控制,如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这些国家/地区多为所在区域的科学中心,充当连接域内国家/地区与美国的“桥梁”。此外,历史联系会带来更强的合作关系,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地区高度依赖其前宗主国。具体而言,法国的附属型节点高达27个,高度集中在非洲,主要为其前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和突尼斯等。部分英联邦国家/地区与英国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似乎表明历史和语言也是影响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11个节点构成德国附属型集群,主要集中在东欧地区。俄罗斯的影响力集中在前独联体成员国,如中亚五国和亚美尼亚。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主要聚集在太平洋地区。中国是朝鲜最大的合作伙伴。剩余的174个国家/地区构成了庞大的从属型节点群。

2009—2011年网络结构依然被美国所主导,包含27个次级主导型节点和173个从属型节点。美国仍是全网唯一的主导型节点,是100个经济体的最大合作对象,其直接影响范围有所扩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南非和中国等27国组成了次级主导型节点群。除法国和英国的附属型节点遍及全球以外,其他国家/地区的影响范围主要分布在邻近区域。德国是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等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成为东欧地区的合作中心;澳大利亚对文莱、斐济、瑙鲁和汤加的影响力最大,是南太平洋的合作中心;日本是印度尼西亚、蒙古、缅甸、越南的最大合作对象,成为远东地区的合作中心;俄罗斯是中亚五国和白俄罗斯最大的合作伙伴,成为中亚地区的科学合作中心;塞尔维亚的影响力高度集中在北马其顿、黑山和波黑等国,是东南欧的合作中心;南非是莱索托、纳米比亚、斯威士兰、津巴布韦等国首要的合作伙伴,成为南非地区的合作中心。此时,中国仍只有朝鲜一个附属型节点。

2017—2019年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破碎成两个非连通的组团:美国组团和沙特组团。美国组团是网络中最大的子群,包含1个主导型节点、29个次级主导型节点和171个从属型节点,共计201个节点。美国是组团内唯一的主导型节点,也是97个国家/地区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法国是21个国家/地区最大合作伙伴,主要为法国的前殖民地,以非洲为主,少量涉及大洋洲、欧洲和亚洲。英国的9个附属型节点高度集中在非洲,少量分布在欧洲和亚洲。德国是10个国家/地区的第一大合作伙伴,以东欧区域为主;澳大利亚的控制范围则高度集中于南太平洋地区;中国的附属型节点增加至8个,其影响范围以亚洲为主,开始波及到非洲;俄罗斯拥有6个附属型节点,主要集中为独联体成员国;南非是5个国家/地区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其覆盖范围由南非拓展至西非;意大利的影响范围以东南欧为主。加拿大、瑞典、韩国、伊朗等171国家/地区构成该组团的从属型节点。沙特主导了另一个组团,包括埃及、也门、苏丹和巴林等,主要为阿拉伯国家。沙特和埃及互为对方最大合作伙伴,这在一定程度表明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会影响国家/地区间科研合作。沙特凭借其油气资源的巨额收入,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有4所大学进入全球500强,已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科学中心。

5 全球科研合作网络驱动机制

5.1 网络演化的驱动力分析

由于本文的自变量是国家/地区间合作的科研论文数量,属于计数变量,其方差(3457)明显大于条件均值(875.1),存在过度分散的情形。遵循研究惯例,本文采用负二项式回归模型。此外,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并不大,平均方差膨胀因子VIF为2.15,表明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表3汇报了固定效应的负二项式重力模型回归结果,方框内为一般标准误。模型1包含了所有的控制变量来捕捉国家/地区的异质性。正如预期的那样,国家的科学规模、研发人员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国际科研合作产生积极而又显著的影响。

表3   全球科研合作的回归结果

Tab.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
国家/地区i科学规模0.414***0.430***0.392***0.399***0.414***0.416***0.408***0.394***
(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
国家/地区j科学规模0.425***0.440***0.408***0.404***0.424***0.425***0.420***0.404***
(0.008)(0.008)(0.008)(0.009)(0.008)(0.008)(0.008)(0.009)
国家/地区i研发人数0.051***0.0140.040***0.051***0.052***0.051***0.049***0.009
(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
国家/地区j研发人数0.045***0.0070.039***0.055***0.047***0.045***0.046***0.018*
(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
国家/地区i经济水平0.121***0.125***0.127***0.122***0.122***0.122***0.121***0.132***
(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
国家/地区j经济水平0.146***0.150***0.145***0.146***0.147***0.147***0.146***0.151***
(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0.010)
地理邻近性0.256***0.222***
(0.014)(0.015)
认知邻近性0.843***0.687***
(0.061)(0.061)
社会邻近性0.580***0.462***
(0.056)(0.054)
共同语言0.190***0.274***
(0.073)(0.074)
历史联系0.222***0.045
(0.062)(0.063)
人才流动0.015***0.010***
(0.003)(0.003)
常数-7.436***-7.587***-7.652***-7.523***-7.452***-7.461***-7.373***-7.806***
(0.109)(0.109)(0.110)(0.109)(0.109)(0.109)(0.109)(0.111)
年份YESYESYESYESYESYESYESYES
国家/地区iYESYESYESYESYESYESYESYES
国家/地区jYESYESYESYESYESYESYESYES
观察值1570815708157081570815708157081570815708
样本量2618261826182618261826182618261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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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邻近性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具有正向显著性,意味着地理距离越近的国家/地区,其科研合作规模越大。这一发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际科研合作和全球葡萄酒产业的科研合作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均确认了地理距离对科研合作产生阻碍作用[11,50]。其原因在于,科研合作主要涉及的是隐性知识,其对空间距离十分敏感。因此,研究假设1被证实。

认知邻近性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具有共同知识基础的国家/地区间更容易开展科研合作。这一结果与Guan等有关全球可替代能源领域的专利合作[51],贺灿飞等以中国与世界产业联系等实证研究相一致[15],认知邻近性促进了区域间的知识流动。科研合作的发生需要一定的认知基础来吸收、理解和运用新知识,维持合作的顺利完成。因此,本文的发现支持研究假设2。

社会邻近性的回归系数具有积极而又显著的符号,表明两者的社会关系越密切,越有利于科研合作的展开和深化。这一结论与主流发现相一致,Ter Wal发现社会邻近性在德国生物技术发明网络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52]。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吕国庆等发现社会邻近性丰富了主体间知识溢出的通道,已成为产业网络演化的重要因素[28]。因此,研究假设3被支持。

共同语言对国家/地区间的科研合作具有积极而又显著的影响,确认了共同语言的促进作用。该结果也证实其他实证研究的发现,共同语言促进知识扩散,如技术全球化[53]和国际知识流动[54]。两国/地区均使用英语作为主要语言,比只有一方使用或者两方均不使用英语会产生更多的国际合作。本文非常审慎地将语言视为影响国际合作的重要因素。因此,结论也支持研究假设4。

历史联系对国际科研合作产生积极的影响,意味着曾经的殖民联系和共同的殖民者历史经历有利于国家/地区间的合作。这一结论支持了图3的分析结果,也证实了Montobbio等有关历史联系促进国际专利合作的结论[53]、以及Miguelez等发现历史联系对国家/地区间专利引用的积极影响[55]。因此,研究假设5被证实。

人才流动的回归系数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互相派遣的留学生能促进国家/地区间科研合作联系的形成与强化。这一结论与主流研究相一致,Miguelez等采用专利引用表征知识流动,证实技术移民对国际知识扩散的积极影响[55]。人是知识流动的重要载体,留学生本身作为全球知识溢出的通道,发挥着桥梁的连接作用。Tian认为中国大量的海外科学家密切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56]。因此,研究假设6被证实。

5.2 驱动因素的演变机制

驱动机制随着时间动态演化。为了保证不同群组回归系数的可比性,所有自变量均被Z-score标准化。此外,为尽可能避免内生性和反向因果问题,所有自变量滞后一期,故只有6个时段的估计结果。表4汇报了回归结果,发现地理、历史和语言因素的重要性在下降,认知和社会邻近性的影响在增强,国际留学生的作用波动上升。本文提出了交流的信息化、学科分工的专业化、互动的网络化、合作的多元化、语言的认同化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六化”分析框架来解释影响因素的演化及作用机制(图4)。

表4   全球科研合作的驱动因素时间演化

Tab. 4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时段
2003—20052006—20082009—20112012—20142015—20172017—2019
地理邻近性0.506***0.503***0.432***0.306***0.284***0.254***
(0.024)(0.030)(0.021)(0.019)(0.020)(0.018)
认知邻近性0.149***0.187***0.208***0.208***0.231***0.263***
(0.022)(0.028)(0.025)(0.024)(0.026)(0.022)
社会邻近性0.187***0.145***0.318***0.511***0.524***0.626***
(0.028)(0.030)(0.032)(0.031)(0.031)(0.036)
共同语言0.083***0.051***0.033**0.0050.0000.012
(0.019)(0.015)(0.013)(0.012)(0.010)(0.009)
历史联系0.074***0.066***0.059***0.075***0.050***0.035**
(0.019)(0.020)(0.018)(0.018)(0.017)(0.0145)
人才流动0.323***0.386***0.302***0.282***0.253***0.313***
(0.032)(0.030)(0.027)(0.024)(0.026)(0.025)
国家/地区i控制变量YESYESYESYESYESYES
国家/地区j控制变量YESYESYESYESYESYES
常数项4.271***4.335***4.455***4.641***4.783***4.411***
(0.025)(0.024)(0.021)(0.019)(0.028)(0.042)
观察值262826282628262826282628
Alpha0.6000.6250.6060.5570.5120.434
Wald chi213708.9711456.2114108.8317239.378529.6210407.21
Prob > chi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Log pseudolikelihood-10921.268-12127.680-13715.301-15384.121-16958.363-17609.59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全部自变量被Z-score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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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4   全球科研合作网络演化的驱动机制框架

Fig. 4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地理邻近性的回归系数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从2003—2005年的0.506下降至2017—2019年的0.254,这意味着地理邻近性的重要性随着时间而逐渐降低。这一结果与Ter Wal有关德国生物技术网络[52]、Cappelli等有关欧洲区域之间专利合作[13]的研究相一致,均发现地理距离的作用在下降。在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交流的信息化,如高速网络、低成本/廉价航空、视频会议软件(Zoom等)、国际会议和期刊开放获取等增加研究人员之间的临时空间邻近性,极大地降低空间距离的阻隔作用,促进了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57]。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地理因素的作用随着时间在逐渐减弱,但并没有消亡。

认知邻近性的回归系数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从0.149上升至0.263,表明认知邻近性对科研合作的作用在增大。认知邻近性主要通过相似性(Similarity)和互补性(Complementarity)两个途径产生影响[58]:一方面,科学全球化促进了科研工作者之间的劳动分工,科研领域不断细化且学科发展向纵深推进,科学家们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因此,需要相似的知识基础为提供合作前提。另一方面,科研活动的复杂性日益提高,因为新知识会覆盖以前相对简单的知识,并以此不断向前推进[59-60]。许多科学问题已经不是单一学科能够应对,需要更加多样化和互补性的知识储备,跨学科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这就要求更大规模的团队合作和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合作。因此,国际科研合作日益取决于国家/地区之间的认知邻近性[61]

社会邻近性的标准化系数也呈现递增的趋势,从0.187增加至0.626。该结果与吕国庆等[28]的发现相类似,社会邻近性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寻求合作伙伴的重要方式。全球化增加了国家之间的连接性和相互依赖性,科研活动的网络化趋势也愈加突出[62]。大连接促进大合作,大合作促成网络的涌现。国际科研合作不断深化,国家/地区之间的科研联系日益密切,形成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从而将群体行为内化为群体规范,形成强大内聚力。此外,以共同合作伙伴为内容的社会机会结构(Soci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也有利于网络形成[63]。国家/地区被镶嵌在全球网络之中,相互间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受到第三方的影响。国家/地区的选择选择行为部分上取决于其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64]。随着网络发育程度的提高,网络化特征对国际科研合作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共同语言的回归系数由积极显著转变为正向不显著,这意味着英语在国际合作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衰退。在研究早期,英语国家间比非英语国家间更容易展开合作。后期,语言因素变得不再显著。基于欧洲的专利数据,Cappelli等发现语言对于缄默知识(专利合作)和可编码知识(专利引用)流动的作用逐渐下降[13]。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英语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势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全球约有110个国家/地区将英语作为母语、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超过其他任何语言。根据民族语言网(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的研究报告,英语从1900年全球第三大语言一跃成为2013年会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65]。2020年全球约12.6亿人会使用英语,其中作为第二语言的使用者为8.98亿。因此,英语成为非英语国家/地区的研究者首选的第二语言。以英语为媒介,建立起了不同语种研究者之间合作的桥梁。中美合作超越其他任何英语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英语学习体系。

历史联系的回归系数也呈下降的趋势,从0.074降低至0.035,表明基于殖民关系的历史联系,其重要性正在逐渐减弱。科学全球化带来了合作伙伴的多元化,殖民地不再单一依赖原宗主国的知识溢出[66]。一些新的科学计划为国际合作开辟了新的道路,如欧盟的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rasmus Mundus)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加大国际合作投入,设立国际合作专项基金,成立国际合作局等专门机构,旨在促进本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科研人员的合作。其次,越来越多的“大科学”(Big Science)计划和多国合作项目是推动国际合作的主要力量之一,为其他国家/地区参与国际合作提供了更多选择,减少对历史联系的依赖。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组织运动蓬勃发展,1945—2017年间全球共成立47287个国际组织,占《国际组织年鉴》(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收录总数的62.5%[67]。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成立了75613个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为殖民地摆脱宗主国的束缚,拓展国际合作伙伴提供新平台。

人才流动的回归系数一直积极且显著,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这意味着国际留学生对全球科研合作的总体影响日益重要。Freeman认为国际留学生数量的急剧增长,极大地推动了科学全球化的进程[1]。因此,以留学生为主要标志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是促进全球科研合作的重要力量。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2018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8)显示,1998—2016年间国际高等教育留学生人数翻倍,研究生以上阶段学位对留学生的吸引力更大[68]。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促成了留学生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大学,无论是国外就业还是学成归国,他们都充当着国际科研合作的纽带[42]。Saxenian指出单向流动的“人才外流”旧模式正在慢慢瓦解,逐渐形成更为复杂和分散的双向流动的“人才循环”[69]。如何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充分利用“人才循环”的价值及其关联的全球网络是发展中国家/地区面对的重要问题[70]。虽然全球留学生规模的总体趋势是逐步增加的,但国家/地区对间的派出和接受数量存在小幅度的波动,这或许是该回归系数波动上升的原因。

6 结论与讨论

在科学全球化时代,国家/地区间的科研合作日益频繁,国际合作成为新时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进入大变革的新时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日趋加剧,全球科研合作既面临历史性机遇,也面临重大挑战。因此,探究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是十分重要的议题。基于2000—2019年的国际科研论文合作数据,本文采用“点—线—网”的分析框架和动态的研究视角,初探了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

全球科研合作网络演化呈现以下发展态势:传统的欧美科学强国一直占据网络的核心位置,新兴科研国家/地区的网络影响力不断增强,两者共同推动世界科学体系演化;国家/地区间的双边联系急剧增加,中美合作取代美德合作,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联系;国际科研合作网络的等级层次性逐渐降低,由单一组团破碎为美国—沙特双组团,科学全球化的同时伴随着强烈的区域化倾向。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多维邻近性理论为基础,吸收国际贸易和人力资本流动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六要素(地理、认知、社会、语言、历史和人才交流)的全球科研合作网络演化因素的解释框架,实证结果表明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共同语言、历史联系、国际留学生均对国家/地区间科研合作产生积极而又显著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本文还发现地理、历史和语言因素的重要性随着网络演化逐渐降低,认知和社会邻近性的作用逐渐增强,国际留学生的影响力波动上升,并从交流的信息化、学科的专业化、互动的网络化、合作的多元化、语言的认同化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等6个方面进行驱动机制动态演变的初步探索。

实证研究表明多维邻近性理论框架对于跨区域的知识流动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本文的回归结果也证实了其他有关全球葡萄酒产业的科研合作[50]、全球制药领域的研究合作[71]、国际专利合作[53]以及欧盟区域间科学合作[72]的研究发现,邻近的地理距离、相似的知识基础和根植性的社会关系均是促进知识扩散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网络演化不仅受到邻近性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多种机制的作用,有必要建立更加综合的分析框架[19]。本文还发现共同的语言文化、曾经的历史联系和双边的人员交流也是促进国际科研合作的重要变量,丰富了全球知识流动网络演化的理论体系。除此之外,现有研究大多采用静态的研究逻辑,探究跨区域知识网络的形成机制,却对知识网络背后的演化机制关注较少。知识网络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演化,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仅有少量学者采用动态视角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关于驱动机制的变化趋势存在争论。本文与Ter Wal[52]、Cappelli等的发现相一致[13]:地理邻近性的重要性随着网络演化而降低,合作网络的驱动力更多是依靠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和双边的人员交流。然而,Balland等[73]和Morescalchi等[74]的研究结果表明地理邻近性的作用并没有弱化,而是日益重要。与此同时,本文在科学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从交流的信息化、学科的专业化、互动的网络化、合作的多元化、语言的认同化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等六个方面详细论述网络演化的内在机理。因此,本文进一步回应了有关知识网络演化驱动机制的学术争论。在此,本文也呼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揭示知识网络的演化机理,从而解开知识网络演化的灰箱。

全球科研合作不仅事关国家/地区的科技创新发展战略,也是当前科技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主题,仍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问题值得深入研究。① 重力模型解释国家/地区间的科研合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科学活动的网络化特征日益明显,忽视网络内生机制对合作网络演化的影响,则会造成实证结果的片面性。近年来,新兴的随机指数图模型和随机行动者模型能够同时模拟网络内生机制、多维邻近性和节点属性特征对科研合作网络演化的影响,为我们理解科学全球化提供了新方法。② 随着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和中美之间矛盾的激化,中美之间的科研合作日益受阻,呈现部分脱钩之势。新形势下的全球科研合作网络演化及风险治理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研判中美脱钩风险,提出应对之策应是未来学者关注的新议题。③ 邻近性因素与自身以及非邻近性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主题,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议程引入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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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 networks are heated research topic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Previous studies in knowledge networks have focused on industrial cases, especially on knowledge networks at the national and city levels, while the research of individuals has been relatively limited. We firstly selected highly cited Chinese scientists based on 2014-2015 global highly cited scientists as the original data, and then established knowledge network based on the co-authorship of papers among those scientists, and finally applie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to examine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knowledge network and used the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knowledge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ographic proximity, social proximity and institutional proxim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knowledge network of highly cited Chinese scientists has core-peripheral structu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small-world network.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is knowledge network is dispersal at global scale and agglomerated at local level. (3) The formation of the knowledge network is influenced by the personal characters of those scientists. Geographical distanc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cientists.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 proximity still exists. Both social proximity and institutional proximity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networks of highly cited Chinese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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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2020, 39(12): 2731-2742.]

DOI:10.11821/dlyj020200188      [本文引用: 1]

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是经济地理学探讨的热点议题之一,以往研究侧重于产业案例的分析,主要关注国家和城市层面的知识网络,而对科学家等个人层面的网络研究较为缺乏。以2014—2015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为原始数据,筛选出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并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高被引华人科学家之间合著论文的数据构建知识网络,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制度邻近性3个维度,探讨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且具有小世界网络的网络特征;② 此知识网络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结构特征,地理邻近性作用明显;③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形成过程中会受到科学家自身科研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地理距离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呈现负相关关系,地理邻近性的影响仍然存在,社会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均对知识网络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Liu Fengchao, Ma Rongkang, Jiang Nan.Research on evolutionary paths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networks of patent collaboration based on the "985 Universities". China Soft Science, 2011(7): 178-192.

[本文引用: 1]

[ 刘凤朝, 马荣康, 姜楠. 基于“985高校”的产学研专利合作网络演化路径研究. 中国软科学, 2011(7): 178-192.]

[本文引用: 1]

Wang Qiuyu, Zeng Gang, Lyu Guoqing.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s of Chin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2): 251-264.

DOI:10.11821/dlxb201602006      [本文引用: 1]

<p>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rocess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s attract the interest of researchers in many fields. With the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ir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their spatial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network is developing into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such network structures. With the help of some sophisticated data analysis software like SPSS, UCINET and ArcG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bove-mentioned issues based on graphical analysis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inventor networks of Chin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sing patent data issued by th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P.R.China from 1985 to 2012. We reached three conclusions about the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of Chinese equipment manufacture industry. Firstly, our systematic examination has identified a rapid growth of patents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of actor composition from 1985 to 2012, which shows the rise of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around 2000, with universities standing out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strongest 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innovation networks, whil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ly dominate some specific fields. Secondly, city-level is the major geographical scale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collaboration in developed cities; while undeveloped cities tend to cooperate with competent ones at provincial or national level. It is mainly because concentr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firms with strong innovative ability makes it easy to find the perfect local partner, while weaker actors have to look for the best innovation partners across city boundaries. Last but not least, political decisions concerning R&D investment supported by provincial governments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interprovincial innovation activities. Meanwhile, the spatial political bias in China can lead to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innovation networks, which shows the significance of municipalities and provincial capital like Pek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p>

[ 王秋玉, 曾刚, 吕国庆.

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初探

地理学报, 2016, 71(2): 251-264.]

DOI:10.11821/dlxb201602006      [本文引用: 1]

产学研合作是区域创新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来源.以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为例,基于中国知识产权局1985-2012年间的合作发明专利数据,借助SPSS,UCINET,ArcGIS等定量分析工具,对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合作网络的创新主体结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创新合作的空间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高校在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数量不断增加,且已经成为重要的创新源泉;市域空间合作成为发达地区城市产学研创新合作最重要的空间单元,国家空间是欠发达地区城市产学研创新合作的主要空间载体;理工科高校等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态势是导致创新网络层级特征的主要因子,科技资源富集的行政中心如直辖市,省会城市等发达城市成为最重要的资源集聚地,创新源泉和创新合作对象.

Ma Haitao, Huang Xiaodong, Li Yingcheng.

Th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s of megalopolitan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2): 2297-2314.

DOI:10.11821/dlxb201812003      [本文引用: 1]

The concept of megalopolis, since its original inception six decades ago, has inspired many new terms that mainly describe large-scale urbanized forms such as megaregions and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s. However, recent studies have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 two key functions that megalopolises act as an incubator of new ideas and trends and as a hub that articulates knowledge exchange at the megalopolitan, national, and global scales. While the recent studies have mainly analyzed the functional aspects of megalopolis based on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volving process and mechanisms of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within and beyon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and vibrant megalopolises in China. In addition, the GBA megalopolis is unique because it contains Hong Kong and Macao, which have a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 from China's mainland. Drawing upon a dataset of publications that were indexed in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uring the 1990-2016 period, this paper uses the Gini coefficient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of the GBA megalopolis. Here,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is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attribute polycentricit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of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within and beyond the GBA megalopolis. Whereas the attribute polycentricity refers to th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of the total publications of GBA cities, the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represents th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of GBA cities'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at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1)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the GBA megalopolis as a whole has experienced a robust and continuous growth. The degrees of both attribute polycentricity and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have also been on the increase in general,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fluctuations in early years and some deviations in recent years. During the ten years after Hong Kong and Macao returned to China (the 2000-2010 period),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of the GBA megalopolis especially enjoyed the fastest rise; (2) The degree of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decreased with the expansion in the geographical scales at which it is measured, confirming the findings of previous studies that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is scale-dependent.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degree of functional polycentricity becomes more fluctuated at the global scale while it tends to increase continuously at the megalopolitan scale; (3) The evolving process of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of the GBA megalopolis is influenced by institutional proximity,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status proximity between cities. Specifically, the mobility of researcher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re three major forces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of the GBA megalopolis. Overall, the increasing knowledge polycentricity would be of significance for the GBA megalopolis to form a knowledge-driven region of collective collaboration.

[ 马海涛, 黄晓东, 李迎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多中心的演化过程与机理

地理学报, 2018, 73(12): 2297-2314.]

DOI:10.11821/dlxb201812003      [本文引用: 1]

基于1990-2016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科研论文合著数据,借助基尼系数测度属性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性及其知识网络的演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生产总量的持续增长,其多中心性程度呈现出阶段性、阶梯式提升的特征,分别经历了波动、增长和分化的发展阶段,港澳回归后的2000-2010年间是多中心性快速增长的重要阶段。②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的功能多中心性程度随着尺度增加逐级递减,进一步证实了功能多中心性的尺度规律性;而且发现了多中心在演化中的尺度敏感性,全球尺度上的多中心性会存在不确定的峰值,而区域尺度上的多中心性可能会持续增加。③ 城市群多中心的演化是受制度接近、地理接近和等级接近影响,在研究人员移动、科研单位联动和政府政策推动及其行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多中心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建科研协同创新共同体。

Lin Xiaofeng, Jiang Haining.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cooperation network of "the 1000-Youth Elit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on the basis of paper cooperation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0, 29(2): 388-396.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0.02.2018462      [本文引用: 1]

Based on the coauthored data of CNKI Core Journals and Web of Science Core Journals, and by means of UCINET and ArcGIS software,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he 1000-Youth Elite in Yangtze River Delt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fluences the knowledge cooperation network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Network centrality of knowledge cooper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region tends to have multiple cores; regions excep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like HK, Taiwan, and Beijing are main gathering areas; the knowledge cooperation network co-established with overseas countries are North America countries like USA and European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in additi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knowledge cooperation network tend to remain the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in addi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1000-Youth Elit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cooperative network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ill be studied from three aspects: proximity, urban energy level driving and social network driving.

[ 林晓峰, 姜海宁.

基于论文合作的长三角“青年千人”知识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世界地理研究, 2020, 29(2): 388-396.]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0.02.2018462      [本文引用: 1]

基于2011-2017年CNKI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论文合著数据,借助UCINET与ArcGIS软件研究高校“青年千人”对长三角知识合作网络影响及其特征分析。结果发现:长三角内部知识合作网络度中心性总体差异显著,呈现多核心趋势;长三角外部以香港、台湾和北京为主要集聚区;而与国外建立的知识合作网络则集中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洲及欧洲的英国等国家;此外,知识合作网络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并将长期存在。在此基础上,从邻近性、城市能级驱动、社会关系网络驱动等方面探讨高校“青年千人”对长三角区域知识合作网络的影响。

Gu Weinan, Liu Hui, Wang Liang.

The multiple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he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5): 1070-1087.

DOI:10.11821/dlyj020190376      [本文引用: 2]

<p id="C3">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emarkab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since 2013. Taking the 65 countr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s, hereafter called the BRI countries, as the research areas and using the collaborated WOS core collection papers to construct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matrix, the paper explores the multiple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he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BRI countries through the GIS spatial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t the global scale, knowledge flow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and the degree of internal collaboration within BRI countries is not as close as that of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ll the sub-regions of BRI regions have the most external collaboration links with Europe outside BRI regions. The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BRI countries has changed from a "tripod" framework of Europe, USA, China to the "polygon" framework of Europe, USA, China, Japan, Canada, Australia and other dense regions. (2)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ollaboration network within the BRI countries is transformed from the "dual-core" type (China and Central & Eastern Europe) to the "multipole" type (Central & Eastern Europe, Russia, China, Singapore, India, Saudi Arabia, etc.).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presents a typical "core-periphery" pattern, the core countries of which change from single core (China) to dual cores (China and India). In terms of control structure, the type has changed from one superpower (China) to multi great powers including China, India, Russia, Poland, Czech, Turkey, Malaysia and Iran, which presents a pattern of "high in the surroundings while low in the middle". (3) The main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of BRI countries depend on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foreign linkage, and proximities such as geographical proximity, social proximity and language proximity. Among them,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social proximity play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while geographical distance gradually weakens the hindrance to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p>

[ 顾伟男, 刘慧, 王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结构及形成机制

地理研究, 2020, 39(5): 1070-1087.]

DOI:10.11821/dlyj020190376      [本文引用: 2]

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以来取得显著进展。以“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为研究区,运用WOS核心集合论文合作数据构建国家间科研合作矩阵,通过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负二项回归分析法,探究沿线各国2013年和2018年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在全球尺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知识流动日趋频繁,但内部合作紧密程度不及与沿线以外地区的合作程度。沿线区域对全球的科研合作网络由欧洲、美国和中国“三足鼎立”骨架结构向欧洲、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密集区构成的“多边形”骨架结构转变。②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中国、中东欧区组成的“双核发散”向“一区多点”构成的“多极化”空间结构转变;等级结构则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层次结构,且由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控制结构呈现出由“单核心”向四周高、中间低的“多超多强”盆地型控制结构转变。③ 沿线国家的科研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国家主体属性以及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等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机制,其中科研实力、社会邻近性的作用最大,地理距离对科研合作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

Boschma R.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Regional Studies, 2005, 39(1): 61-74.

DOI:10.1080/0034340052000320887      URL     [本文引用: 2]

Cappelli R, Montobbio 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knowledge flows across European regions

Regional Studies, 2016, 50(4): 709-727.

DOI:10.1080/00343404.2014.931572      URL     [本文引用: 4]

Wang Qingxi, Hu Zhixue.

Urban innovation network of Zheji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ie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8): 1380-1388.

DOI:10.13249/j.cnki.sgs.2021.08.009      [本文引用: 1]

Taking ninety county-level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geographical units, this article uses spatial analysis and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structur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mpact mechanism of Zhejiang city innovative network from 2007 to 2017, with the data of co-application patents based on big text data min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ly, the scale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the structure becomes more and more complex in network evolution. In the study period, the scale of Zhejiang city innovative network has been growing from a sparse network to a dense network, but it is still underdeveloped. The network acts as small-world feature which is superior to random network, and the whole network has good accessibility and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Innovative network shows core-periphery pattern which is centralized, localized, and hierarchical, centers around Hangzhou Great Bay Area, leaves western Zhejiang cities in the edge. Secondly, as for impact mechanism, proximity of different dimension has different impact on the level of city innovative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city characteristics and network effects also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The intensity of city innovative cooper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economic scale, education level and policy support, and the technological gap and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also play a positive rol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border proximity are positive factors affecting innovation coope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proximity and innovative cooperation is u-shaped, which indicates that when cognitive proximity is at a low level, it is not conducive to innovation cooperation.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of inter-city cognitive proximity, its marginal effect on innovative cooper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strong. On the contrary, relationship of innovative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proximity shows an inverted ‘U-shaped’ curve, indicating that institutional proxim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novative cooperation level at a lower level, but its effect will become weaker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ity market system. Technology proximity shows a positive effect, indicating that the similarity of technology structure makes the knowledge interaction among the cities more smoothly. Third, network effect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inter-city innovative cooperation.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 nod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formed by cities surrounding the nodes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ooperation. Innovative network more inclined to show the overall effect, so we should focu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network structure,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role of core node.

[ 王庆喜, 胡志学.

多维邻近下浙江城市创新网络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地理科学, 2021, 41(8): 1380-1388.]

DOI:10.13249/j.cnki.sgs.2021.08.009      [本文引用: 1]

以浙江90个县级城市(城区)为对象,基于大数据专利文本挖掘析取城市间合作申请专利数,构建创新网络,采用空间网络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2007—2017年浙江城市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时空演化及创新合作强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浙江城市创新网络规模逐渐扩张,“小世界性”显著,通达性较好,整体呈以杭州湾区为核心的“网络局部化、辐射中心化”特征,等级层次性清晰;② 浙江城市创新合作强度与经济规模、教育水平、政策支持、技术势差、城市行政等级、技术邻近性、边界相邻效应显著正相关且受地理距离约束,认知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与创新合作间分别呈“U”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网络效应更多在整体网层面上促进了创新合作。在特定省份县级城市层面探讨了如何加强城市创新网络协同效应,以促进地方城市间的创新联系。

He Canfei, Yu Changda.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y, trade barriers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marke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2): 275-294.

DOI:10.11821/dlxb202202002      [本文引用: 2]

As China enters the new normal era, the existing mode of joining into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is confronted with the dual dilemma of internal dividend disappearance and external trade friction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orces of dynamic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in the world. Based on the world input-output table database from 1995 to 2014, this study depicts the global industrial interdependence network from the national scale using input—output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focuses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ole and position in this pattern using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China has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other emerging markets, thus upgrading from an "outsider" to an important hub in the industrial network linking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from 2015 to 2019,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foreign industrial linkages has gradually reached a platea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side, China's resource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re constantly embedded in the supply side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However, the overall external supply capacity of most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is relatively below global average. In terms of demand, China, as the "factory of the world" and a major country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an increasing global influence in manufacturing and infrastructure. Nevertheless,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productive services like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and Finance has been declining since 2005. The Chinese industries obtain the local added value overall to continue to grow, but the efficiency of the added value capture is low.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ies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on China-global industrial linkages and their value added. Among them, the geographical and cognitive proximity has the most extensive influence, while th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proximities only promote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mediate production linkage with more complex forms of industrial linkages and final demand linkages. However, technical barriers and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have weakened China's foreign industrial links. The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have a significant weakening effect on the final demand linkage, but not on the intermediate product production. To sum up, the upgrading of production-oriented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acquisition of overall added value are the potential directions for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foreign industrial linkages, 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industrial cycle and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are the reasonable measures for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foreign industrial linkages.

[ 贺灿飞, 余昌达.

多维邻近性、贸易壁垒与中国: 世界市场的产业联系动态演化

地理学报, 2022, 77(2): 275-294.]

DOI:10.11821/dlxb202202002      [本文引用: 2]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嵌入世界生产网络的既有模式遭遇内部红利消失与外部贸易摩擦的双重困境,探讨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间的产业联系特征及其动态演化机制,对寻找中国产业对外联系的破局方向至关重要。基于1995&#x02014;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从国家尺度刻画世界产业相互依赖网络,并着重关注中国在这一格局中的角色与地位演变。研究发现:① 1995&#x02014;2014年中国从世界生产联系网络的边缘国家演变成为沟通东亚、东南亚地区与其他新兴市场的桥梁,并从美欧主干联系的&#x0201c;局外人&#x0201d;升级成为链接欧美产业网络的重要枢纽。而2015&#x02014;2019年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逐渐进入曲折发展的瓶颈期。②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基础资源行业和制造业正不断嵌入世界生产网络的供给侧。相比之下,中国大部分服务业对世界产业网络的供给能力低于世界平均水平。③ 从需求看,中国作为&#x0201c;世界工厂&#x0201d;与基础设施建设大国,在制造业与基建方面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然而中国的交通、物流、金融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国际影响力在2005年后逐步下降。④ 中国产业获取本地附加值总体持续增长,但附加值捕获的效率较低。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多维邻近性、贸易保护对中国&#x02014;世界产业联系的作用,发现:中国对外产业联系的演化受地理、认知、社会与制度4个维度的邻近性影响并形成路径依赖。其中地理与认知邻近性的影响最为广泛,而社会与制度邻近性仅对产业联系形式更加复杂的中间生产联系与发展较为成熟的最终需求联系有促进作用,技术贸易壁垒与反倾销调查会削弱中国对外产业联系;卫生安全检疫措施对最终市场需求联系有显著削弱作用,而对中间产品生产联系的作用并不显著。综上所述,生产型服务业与总体附加值获取效率是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的潜力方向,而内销&#x02014;出口平衡与多元化的产业发展策略是中国对外产业联系拓展的合理举措。

Breschi S, Lissoni F.

Mobility of skilled workers and co-invention networks: An anatomy of localized knowledge flow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9(4): 439-468.

DOI:10.1093/jeg/lbp008      URL     [本文引用: 2]

Zhou Ruibo, Chen Yinan, Qin Yuanhong.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lobal high-tech products trade network

World Regional Studies,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1.1626.P.20220308.0844.002.html, 2022-09-14.

URL     [本文引用: 1]

[ 周锐波, 陈依楠, 覃远红.

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演化及影响因素

世界地理研究: 1-1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1.1626.P.20220308.0844.002.html, 2022-09-14.] (网络首发)

URL     [本文引用: 1]

Gui Q C, Liu C L, Du D B.

Glob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 network perspective

Geoforum, 2019, 105: 1-12. DOI: 10.1016/j.geoforum.2019.06.017.

URL     [本文引用: 1]

Gu Weinan, Liu Hui, Wang Lia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innovation network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12): 1977-1990.

DOI:10.18306/dlkxjz.2019.12.013      [本文引用: 2]

The research of innovation networks is a hot topic in innovation geography, and the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innovation networks are one of the core issues in the research of innovation networks. Based on CiteSpace knowledge map and deep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innovation networ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dogenous effects of networks, including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embeddedness, externality, technology gatekeeper,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f networks, mainly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s in terms of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f organizations on local areas,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external knowledge, and the ability to control overall network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embodied in the scale, nature, and size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lso have effects on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s.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s, and the single proximity and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ies have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s. The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innovation networks differ at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ombination modes among mechanisms are also different.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innovation networks,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ut forward.

[ 顾伟男, 刘慧, 王亮.

国外创新网络演化机制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12): 1977-1990.]

DOI:10.18306/dlkxjz.2019.12.013      [本文引用: 2]

创新网络研究是创新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其中创新网络的演化机制是当前创新网络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论文通过CiteSpace知识图谱定量分析和文献深度分析相结合,对国外创新网络演化机制的研究进行全面解析,结果表明:① 网络内生效应,包括网络的整体特征、根植性、外部性、技术守门员与吸收能力等,对创新网络的演化主要体现在组织要素对当地的依赖程度、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以及对整体网络的控制能力;② 网络组织要素的规模、性质和大小等对创新网络的形成演化也有一定的作用;③ 多维邻近性对于创新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作用,单一邻近性和邻近性之间的综合作用对于创新网络的演化具有阶段性特征;④ 不同发展阶段创新网络的演化机制不同,机制之间的组合模式也存在差异。最后,在总结国外创新网络演化机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当前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Balland P A, Boschma R, Frenken K.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From statics to dynamics

Regional Studies, 2015, 49(6): 907-920.

DOI:10.1080/00343404.2014.883598      URL     [本文引用: 1]

Hermans F.

The contribution of statistical network models to the study of clusters and their evolution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21, 100(2): 379-403.

DOI:10.1111/pirs.12579      URL     [本文引用: 1]

Coscia M, Neffke F M H, Hausmann R.

Knowledge diffusion in the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vel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0, 4(10): 1011-1020.

DOI:10.1038/s41562-020-0922-x      URL     [本文引用: 1]

Audretsch D, Keilbach M.

Entrepreneurship capit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Regional Studies, 2004, 38(8): 949-959.

DOI:10.1080/0034340042000280956      URL     [本文引用: 1]

Hu Yang, Li Xun.

The impact of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ies on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ve innovation: Case studie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4): 695-706.

DOI:10.11821/dlyj201704008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ve innovation (U-I cooperative innovation) in regional innovation, there is an increasing concern over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U-I cooperative innovation. While U-I cooperative innovation features a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y is an appropriat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I cooperative innov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geographical proximity, cognitive proximity and social proximity are essential elements of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U-I cooperative innovation, which contains heterogeneous organization. As such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ies represent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romotion of U-I cooperative innovation, interactive learning has been proved to be the way to realize knowledge transf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ies for cooperative subjects—since frequent and contin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U-I cooperative subjects can enhance the level of U-I cooperation.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ies,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related proximities→Interactive learning→Level of cooperation", and based on a multi-case study methodology, this research takes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the Guangzhou Development District as an example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ies on "point to point" U-I cooperative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1) whil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cognitive proximity and social proximity all contribute to the level of U-I cooperation, these positive effects vary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2) whilst interactive learning has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s on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ies and the level of U-I cooperation, there are noticeable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in its effects in terms of content, way and intensity; (3) geographical proximity, cognitive proximity and social proximity, respectively, have complementary and substitutive effects on the level of U-I cooperative innovation, although the effects may vary in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proximitie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complementary effects is usually greater than that of substitutive effects. The conclusion is use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the innovation subject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proximities; in addition, it can also provide evidence for policy-making as regards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selection of U-I cooperative partners, as well as appropriate responses t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proximities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 胡杨, 李郇.

多维邻近性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影响: 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案例分析

地理研究, 2017, 36(4): 695-706.]

DOI:10.11821/dlyj201704008      [本文引用: 1]

多维邻近性是研究产学研合作创新影响因素的恰当的分析视角。构建“多维邻近→互动学习→合作程度”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多案例方法研究多维邻近性对项目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地理邻近、认知邻近、社会邻近对产学研合作程度的提升均有积极影响,但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② 互动学习对多维邻近与产学研合作程度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内容、方式、强度上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③ 地理邻近、认知邻近、社会邻近对产学研合作程度的交互影响呈互补效应或替代效应,在特定情况下存在阶段性差异;互补效应的积极影响通常优于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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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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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network in Chin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Geographic proximity versus social proxi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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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国庆, 曾刚, 顾娜娜.

基于地理邻近与社会邻近的创新网络动态演化分析: 以我国装备制造业为例

中国软科学, 2014(5):97-106.]

[本文引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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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产业聚集区的知识转移

中国煤炭, 2003, 29(8): 21-2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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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s are still a major barrier to glob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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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network and its impact on the NIS: Case study of biotechnology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0): 1861-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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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涛, Stefan Hennemann, Ingo Liefner, .

知识网络空间结构演化及对NIS建设的启示: 以我国生物技术知识为例

地理研究, 2011, 30(10): 1861-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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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Dandan, Wang Tao, Wei Yehua,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complexit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network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network on China's urban scal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3): 525-540.

DOI:10.11821/dlyj201503011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rise of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n the 1980s, knowledge (including code and tacit knowledge) as the backbone of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affecting production process. Cities have gathered not only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but also a great many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which provides the premise for the innovation actions. City's knowledge storage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regional knowledge network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Published papers and patents are main outcomes of innovation, which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y. Moreover, co-publications and co-patents are not only the form of knowledge spillover, but also the key indicators to measure regional innovation. Taking the co-publication and co-patent in the field of biotechnology in China during 2000-2009 as the original data, we built scientific knowledge network (SKN)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network (TKN) between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networks and geospatial analysis, we explor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mplexity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combining the indicators of whole network structure, ego network, power-law, hubs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nodes degree distribution of SKN and TK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both networks not only have a scale-free network structure, but also present a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rule when the cities choose the cooperation partner. Secondly, central cities have an obviou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are featured by a "big scattered and small gathering" spatial pattern in SKN, while the TKN is not showing this feature. From the view of central city ego network, the cooperation develops between the coastal capital cities at first, and then turns to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such as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and inter-reg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is obvious in SKN. The central cities and its partners are still in the coastal city instead of western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inter-reg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are not significant in TKN. Thirdly, the temporal evolution of central cities and its ego-network presents hierarchical diffusion and contagious diffusion, and conforms to law of grades process in SKN. The TKN is dominated by hierarchical diffusion. Finally, this study draws conclusions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mplexity of innovation network, whi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quantifying spatial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measuring its space-time evolution. Besides, the results clarify the status of each city in innovation networks,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ities to formulate innovative policies.

[ 李丹丹, 汪涛, 魏也华, .

中国城市尺度科学知识网络与技术知识网络结构的时空复杂性

地理研究, 2015, 34(3): 525-540.]

DOI:10.11821/dlyj201503011      [本文引用: 1]

知识在产业集聚、区域创新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城市知识储量及其在区域知识网络中的地位对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有重要影响。学术论文合作与专利合作是知识溢出的体现形式,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度量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指标。以2000-2009年中国生物技术领域合著论文和共同申请专利的信息为原始数据,分别构建中国城市间科学知识网络(scientific knowledge network,SKN)与技术知识网络(technological knowledge network,TKN)。运用复杂网络与地学空间分析方法,从整体网络结构特征、择优链接性、中心城市及其自我网络的空间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究知识溢出的时空复杂性。研究表明:①SKN和TKN具有无标度网络特征;SKN节点度数的异质性高于TKN。②两种网络均呈异配性,即城市选择合作对象存在明显择优链接性,知识溢出具有粘着性和空间依赖性。③SKN中心城市具有明显的等级结构,空间分布总体呈&#x0201c;大分散小集聚&#x0201d;特点;TKN中心城市层级结构不明显,尚未形成明显极化中心。④SKN中心城市自我网络的合作空间,由最初的沿海省会城市间的合作转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间和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间的合作,区域间知识溢出明显;TKN中心城市自我网络仍多分布于沿海城市和少数中西部省会城市,区域间知识溢出不明显。⑤SKN中心城市及其自我网络的时空演变存在等级扩散和传染扩散的现象,符合时空梯度推移规律,且空间等级梯度逐渐向扁平化转变;TKN中心城市及其自我网络的时空演变以等级扩散为主,时空梯度推移现象不明显。研究结论为量化知识溢出及知识溢出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化过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对城市创新政策的制定有一定借鉴意义。

Liu Chengliang, Gui Qinchang, Duan Dezhong, et al.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and proximity mechanism of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based on co-authored paper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737-752.

DOI:10.11821/dlxb201704014      [本文引用: 1]

Despit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academic papers in global knowledge flows, the structural disparities and proximity mechanism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attracted little attention. To fill this gap, based on data mining from Thomson Reuters'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in 2014, its heterogeneities in topology and space were portrayed using visualizing tools such as Pajek, Gephi, VOSviewer, and ArcGIS. Topologically, 211 countries and 9928 ties are involved in glob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 but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co-authored relations is mono-centricand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t exhibits some features of a "small-world" network with the smaller average path length of 1.56 and the extremely large cluster coefficient of 0.73 compared to its counterpart, as well as the better-fitting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accumulative nodal degree. In addition, the entire network presents a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with hierarchies, which is composed of 13 core countries and the periphery of 198 countries. Spatially, densely-tied and high-output area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four regions: West Europe, North America, East Asia and Australia. Moreover,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is also observed in the distributions of three centralities. Amongst these, the countries with greater strength centrality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North America (i.e. the US and Canada), Western Europe (i.e. the UK,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Spain), and China, noticeably in the US, which forms the polarizing pattern with one superpower of the US and great powers such as China and the UK. Similarly, the big three regions consisting of West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Asian-Pacific region have the peak betweenness centrality as well.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two above, the distribution of nodal degree centrality is uneven in the world, although regional agglomeration of high-degree countries is still observe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roximity factors of its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were also verified by correlational analysis,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approach and gravity model of STATA. The findings further confirm that geographical distance has weakened cross-country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Meanwhile, socio-economic proxim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ross-country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while language proximity plays a negative role.

[ 刘承良, 桂钦昌, 段德忠, .

全球科研论文合作网络的结构异质性及其邻近性机理

地理学报, 2017, 72(4): 737-752.]

DOI:10.11821/dlxb201704014      [本文引用: 1]

以科研论文为媒介的知识合作网络已成为知识溢出的重要通道,但目前学术界对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结构的复杂性涌现机制缺乏深入的探讨。基于2014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科研论文合著数据,借助大数据挖掘技术、复杂网络、空间统计和重力模型分析,刻画了全球科研论文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局及其邻近性机理。结果发现:① 拓扑结构上,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层级网络,具有小世界性和等级层次性,发育出典型的等级“核心—边缘”结构。② 空间格局上,以美国、西欧、中国和澳大利亚为顶点的“四边形”成为全球科研论文合作网络的骨架;三大中心性指标值的空间分异明显,强度中心性形成以美国为极核,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及西欧诸国为次中心的“一超多强”格局,与之类似的介数中心性呈现北美、西欧和东亚“三足鼎立”的形态,度中心性分布则相对均匀,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多中心—边缘集散”格局。③ 重力回归分析发现,地理距离抑制了国际科研论文合作,不过其影响力较弱;社会与经济邻近性对全球科研论文合作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语言差异不是国际科研合作交流的障碍。

Sun Yao, Wang Xianwen.

Scientometrics profil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apers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 A study based on InCites databas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T, 2018, 39(12): 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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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瑶, 王贤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科学论文产出的计量分析:基于InCites数据库的研究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8, 39(12): 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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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past decade, there has been an explosion of interest in network research across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social scientists, the theory of networks has been a gold mine, yielding explanations for social phenomena in a wide variety of disciplines from psychology to economics. Here, we review the kinds of things that social scientists have tried to explain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provide a nutshell description of the basic assumptions, goals, and explanatory mechanisms prevalent in the field. We hope to contribute to a dialogue among researchers from across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who share a common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network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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