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占据地球表面的7/10,对于维护全球物质系统至关重要^[1]。然而相比陆域,海洋长期被视为“自然要素”,游离于人文地理“区域”研究及主权领土的认知之外^[2]。早期海洋的人文概念,多出现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充斥着冒险、猎奇、传说、浪漫的地理想象^[3]。近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海洋被抽象为一个荒野空间,是资本青睐的资源元素也被塑造为一个以海通陆的空间走廊^[4],由此海权的战略意义飙升,海洋权力迸发出改变地区和影响全球的力量^[5]。进入现代,海洋则融入更多流动性、现代性因素,静态主权管辖与动态海洋生态间的尺度错位带来新的治理困境^[6]。数百年的海洋治理史中,始终隐匿着陆地本体的权力政治运作,即海洋治理依赖于（同陆地一样的）分区划界和领域政治。尽管当前海洋治理努力囊括更多复杂性,但治理方法依旧静态和单调。与此同时,人海关系嬗变使人们普遍认为海洋“正处于危机之中”,亟需新的治理思维和监管框架^[7]。

而现代海洋治理技术的研究,主要来自为规划提供基础的自然科学和强调政策贡献的社会科学,在更批判性认识和理解其本体论方面却留有很多空白^[6]。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海洋治理进程中的排斥,以及参与决策机制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8],突破单纯思考海洋治理技术的枷锁,开始触及驱动治理方法的本体论问题,尤其是治理技术背后的空间逻辑,其中标志性成果来自海洋政策和政治地理两大领域^[9]。海洋政策学者认为,多数海洋治理技术围绕着如何在流动海洋中划定刚性边界开展,虽然可以对部分静态的海洋资源有效,但要实现高效海洋治理,就必须在时空上与拟管理的资源和用户一样具有流动性^[10]。政治地理学者则从理论思考发出共鸣：强调海洋是一个流动、多维和不断变化的人地相关主体,纠正了地理学极少关注海洋主体视角的不足^[2⇓-4,9]。为此,需要一个认知转变,需要汲取更多对“陆地中心主义”反思的成果^[11]。这方面的灵感主要来自于将海洋视为实践和活力空间的非西方社会,如大洋洲群岛社区,海洋被视为一个重要社交空间,通过赠送礼物的“Kula库拉”系统变得有意义^[12];波利尼西亚水手世界里,水色、风向、飞鸟和浪涛的变化可以折射出海洋的方位、形态和性情^[13],等。这些基于海洋生活的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对于启发我们全方位认识海洋、治理海洋世界十分必要。

据此,本文以海南岛为案例地,主要借助田野调查方法,融入渔民生活,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记录渔民对海洋的感知和行为表现,用主客位结合的方式,总结渔民视角下的海洋认知及其对南海海洋治理的启示,并据此对既有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重新理解。自2017年以来,研究团队在琼东滨海渔业村镇开展定期调研工作,在远洋渔业生计、涉外渔业纠纷和海洋本土文化等方面积累大量一手资料;2020年7月—2021年5月研究团队首次对海南环岛与三沙离岛进行系统性调研。前期调研发现南海渔民群体具有空间集聚且内部同质性高的特点,根据可进入性和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南海渔业船舶登记名册,将核心调查区锁定在文昌清澜、琼海潭门、儋州白马井和西沙群岛四地。

为获取客观而富有深度的访谈资料,本文将访谈工作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20年7—11月,3次前往文昌和琼海进行田野调查,每次调查为期4~7 d不等,合计15 d。参与式观察渔民生产生活,涵盖渔民作业模式、渔货类型、船舶生活、应险对策;渔民本土信仰、祭祀仪式、社交关系,等,观察发现以笔记形式转录成文字;对象选取采用镇政府推荐和“滚雪球”方法获取,同时兼顾年龄、分工类型、从渔时间、配合程度等方面的均衡,主要受访者信息见表1。第二阶段为2021年4月29日—5月14日,依据最新访谈提纲,调研小组开展回访工作的同时,逐步扩大访谈范围,前往白马井、西沙群岛开展调研工作,合计16 d。鉴于三沙市对游客滞留时间的限制,研究团队在西沙选择渔民代表时,采用居委会推荐与随机访谈结合的方式增强样本代表性,调查内容主要围绕岛礁建设、生态护育、岛礁生活、军民关系等。为贯彻“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尽可能地获得针对研究问题真实信息,本文还向边防管理人员和媒体人士了解海洋治理现状和不同群体对南海的认知,其中符警官是荣获“爱民固边”国家级奖项的一线民警,郑编辑和杨主编长期深耕于南海文化传播,因此具有良好代表性。调研期间形成的观察笔记及访谈转录文本,在结合其他辅助素材（地方志、年鉴、政府报告等）基础上,通过开放式编码将其打散,抽离出研究的核心概念,并分析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形成本文的基本认知。

目前领域化（Territorization）已成为海洋治理的基本思维,即由国家或其他行动者创建有界领域,控制其中的生命活动和资源^[11]。事实上,空间划界模式是从陆地的领土生产、领域化逻辑嫁接而来。作为一种典型的陆域治理技术,领域化源于“陆地稳健性的预设以及适应人类视觉感知的纹理方式,使地表成为可分割和可控制的有序空间”^[2,11,14]。领土的“诞生”,就是通过陆地分界线和国家管辖区域的分野来实现的,并且在“领土与土地”“治理与地表”之间形成常识性对应关系^[15]。这种陆基本体论和领土的地理哲学精巧隐匿在海洋治理中,甚至强大到难以觉察的地步。Campling等^[16]曾将海洋管控的陆地本体类比于陆基圈地的方法,并犀利指出,国家试图“抹平”陆海间的地球物理差异,通过主权形式和从陆地经验中吸取的侵占模式对海洋实施领土化。例如海洋经历的三波私有化运动：第一波与沿海国家获取领海相关,第二波民族国家通过拓展专属经济区开发海洋资源,第三波则与设置海洋空间规划以及深海资源掠夺行为相关^[7]。

近来,现代世界以陆地为中心的领域化实践,正在被“超越大地（More Than Terra）”的地理理论探索所挑战^[11]。现代社会正日益将触角延伸到空域、底土、海洋、沼泽等非陆土空间,这些空间属性以混沌和流变著称,颠覆了基于固态陆地设计的领土规范^[4]。其中,面对流动的海洋,Steinberg和Peters提出湿本体论^[4,6,14],从体积视角关注流动、混乱但有韵律的液态海洋。然而,对海洋物质性的强调引发学者对其将陆海镜像对立的担忧,因为这种二分法存在很多缺陷,典型是将海洋建构为空白“自然”,与陆地厚重“文化”形成对比^[17]。例如,早期渔业社区研究中,只有陆栖渔民才是合法研究对象,而疍民、巴焦族等水上游居族群却常被忽视^[18]。又如海洋保护区,将海洋作为一个区域来控制,割断了自然与文化的关联,导致所谓巨型“水族馆的诞生”^[19]。为此,Peters等^[6]反思并倡导“超越湿性”的海洋,呼吁重视海洋元素的可变性及其影响,帮助我们理解不断变化的人海关系的复杂交互作用。本文将这些“海洋本体论”的思考归纳为以下4点：

（1）体积视角。海洋作为一个三维立体空间,同时具备表面与深度。尽管陆地也具有类似属性,但在水中,这些属性在移动速率、节奏、转换性等方面有着独特性^[20]。这使得对空间资源的争夺不再是在水平面上进行,而在于不同深度水层,冲突源头持续在移动,加剧了海洋国土管控的复杂程度。如海洋区域规划、绘制渔业认证区、公海深海采矿分区等制图案例中,呈现出一种静态和控制、点和线的平面逻辑,一方面分区背后的陆地本体持续遭到海洋生物地球物理化学作用力的抵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类难以掌握的流体本质和深海知识^[7]。此外,海洋国土的管控取决于其体积的物理状态：液态海洋的不透明性为权力投射创造了独特机会,潜行技术变革释放出深海空间的战略价值,标志着在海洋空间践行领土权的根本性突破^[4]。但如果关注水分子状态变化,海洋三维体积就并非只局限于流体形式,海洋冻融促使海洋空间属性发生动态变化,从而产生领土和资源的竞争、控制和冲突等现象。正如Peters^[14]所指出的,现代国家体系的建立是以固态陆地和液态海洋之间的“基本区别”为前提。当海洋以冰态出现时,会因季节性冻融和漂浮移动改变国家与海洋的互动方式。

（2）非线性视角。海洋本体中时间是非线性、波动的,物质是易变、多孔的。直观上,陆地作为一个稳定本体的世界,依赖于线性时间将历史清晰划分、界定为拥有不同内容的物质层次和人类时代。地质时间标志着精确的、过程性的渐进变化,于海洋而言却非如此。因为时间来自于运动,不同运动状态决定了不同时间知觉^[18]。时间与海洋的动态性紧密相连,人类无法完全通过科学的时间测量来捕捉海洋的混沌无序及其对人类的影响^[4]。如人们试图利用遥感快照划定“马尾藻海”的清晰边界,却持续被海洋涡流和藻类生命周期无序性所困扰^[21];在太平洋垃圾岛的研究中,垃圾分解速度、环流方向与气旋周期同样影响着科学度量的精度。因此Steinberg等^[4]呼吁,应从复杂性视角理解海洋的时间和物质,并就此提出“动态拼装（Dynamic Assemblage）”的概念,来借喻海洋是人类、船舶、动物、涌浪、天气等各类独立构件动态拼装的“领域”^[4],而“领域”的性质取决于不同构件的阶段性拼合（再领域化）或脱离（去领域化）。

（3）流动性视角。已有研究常把海洋流动性简化为抽象概念,并不关注海洋本身的流体物质。但Ryan^[15]认为海洋流态并非是单纯现象学,可以通过与人类互动共生而变得活跃且生动。这一观点在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得到共鸣,前者验证了水是具有多重本体论的对象,与人类一样具有主体性（Subjectivity）和能动性并能够与人类一起构建地方^[19];后者强调水贯穿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必须将其视为“整体社会事实”^[17]。这些以水为媒介的思考将注意力转移到水的物理属性与社会建构的邂逅。在这层意义上,水流既是一种独特自然力,同时也是由多重且复杂过程构成的拼装体^[22]。在海洋中,流动性具有多种形式,Cresswell^[23]提出“流动性政治”,强调不同流动性在力、速度、摩擦、轨迹和节律影响下会形成不同的权力政治,例如湍流破坏了平滑的线性运动,给海洋物流带来混乱;横波的起伏,塑造了水手的日常作息习惯,等。这引发学者们对海洋流动性更为深入的思考,其中Peters^[24]对漂流的解读极具代表性,他将漂流概念化为各种越界的主观状态和行为,解构了水世界流动性的多重政治内涵。

（4）非客体视角。长期以来学术领域内存在着社会与自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分歧,这些二元论使人们把海洋想象成了被动对象^[25],面对海洋的流体性、移动性和瞬变性,Steinberg等^[4]鼓励人们承认海洋的主体性,同时倡导将海洋与人类放置在同等地位进行研究。对于海洋主体性的思考大致有3点：① 海洋湿性通过渗透在或栖居或穿梭于水世界的躯体中,超越海洋物理边界^[6],例如在全球食品产业链流通的海产品咸味,深入内地的浮游生物的腐烂味,以及风吹过贝壳发出的声音,这些将感官体验与海洋湿性相关联的过程,模糊了人与海洋、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② 海洋可以超越传统地理意义“海洋”的理解。从地球系统角度,强调海洋存在于行星过程,甚至行星外的网状组织中^[6,11]。例如“海洋”通过水循环可以进入水圈、岩石圈、大气圈和生物圈,与人类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形塑着全球不同的文明形态。③ 海洋作为隐喻、海景、风貌融入到人类生活中。海洋不仅通过元素变化超越了物理边界,而且作为一种隐喻融入到陆地人类生活中,例如在海洋作为表征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了一个超越液态形式的想象海洋。

随着人们试图超越陆域规范来理解国家对海洋的领土化效应,对海洋本身的物质性愈发重视。然而,现有研究中海洋国土常被抽象为一个平面、静态和客体的空间,与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愈加分离。基于对海洋本体的理解,本文初步推断出与之鲜明对比的体积性、流动性和物质能动性：体积性是对海洋平面制图的祛魅,导入三维面向的主权和领土想象;流动性是在倡导一种以流动、循环和流体不稳定性为基础的政治本体;物质能动性意在挖掘非人类生命与物质具有的政治与伦理意义。学理基础上,三者呼应了当代地理学主张恢复唯物主义并向着世界的生命活力回归^[3,14]。内在逻辑上,三者均发轫于海洋物质,既相互平列,又部分交融,撬动并释放了受陆地规范束缚的“时间、空间和运动”的张力。以下,本文将从三个维度具体论证对海洋国土的认知。

领土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即土地、居住在土地上的人,以及可以管理该土地与人口的政治制度,这一定义在规范性层面并无问题,但在现实世界中,却忽略了土地背后的地球环境的复杂性^[11]。例如,许多领土测量技术试图将体积国土绘制成平面图,但地球外营力经常使界河变迁或界山后退,使得界线实态与地图不符,造成跨国或跨地方纠纷。自2002年Weizman^[26]提出“横切景观”的垂直性政治,将领土概念从二维平面转变为三维体积之后,开启了政治地理、城市地理与环境研究的体积转向。就海洋国土而言,有三方面值得借鉴和思考。

其一体积安全。长期以来,主流地缘政治的论述较注重在平面跨区域的国际关系,但明显忽略了垂直面向的海景与领土变化,这表现在各国把海洋简化为平面几何空间,在二维表面上将其切割成离散区块的拼合物^[27]。但是在海洋本体下,权力是通过三维（高度和深度）或体积来行使或分配的,各种国家治理策略支撑了海洋是一个体积地缘政治空间的观点^[28]。例如近年来各国争相开发海底油气资源,争夺洋底地物命名权、划定防空识别区,甚至人造岛礁等,这些看似孤立的活动,都是争议国家正在试验主权的体积延伸,颠覆过去只能通过平面边界划定主权的观念,表明国家可以采用各种策略,以海洋的各种物质形式为其划定领土。因此当代海洋国土研究需要一个三维体积的视角,从确保平面安全转移到捍卫体积安全^[26]。

其二容量政治。容量一方面指特定有界物理空间内“X（人或物）”的最大承载容积,另一方面也指维持容积的资源密度或质量^[29]。从密度视角,容量政治可以通过调节特定空间被填充“量”的密度来理解。近年来中国通过渔民转产转业和休渔制度纾解南海渔业问题,便是这一思维的现实写照。从质量视角,可以将容量视为“能力”来考察,即给定的容量可以在不同场景和空间中被修正或拓展^[29]。比如在南海不仅有军舰、飞机等“硬”形式,也有旅游、渔民等“软”形式;不仅包括法定占领区（岛礁）等“强”控制区,还包括公海、自由航道等“弱”控制走廊,凸显出海洋容量的形态多样性,这种情况下,海洋不再是国家间“零和”竞争的主权空间,而是可以根据情势和目标调整其重要性和变通控制形式的“可计算”空间。

其三分级体积。体积国土强调重新考虑主权、物质性和领土想象,激发了对海洋边界新的理解方式。Ong^[28]根据“分级主权”提出蓝色领土化,即将海洋空间分割为一系列主权区间（Zone）,从潮间带、领海、毗邻区到专属经济区及其外延区,再到公海越来越具有体积特征。不同海洋区间具有不同物质性,如不同鱼类迁徙路线和不断变化的渔业资源,这要求国家在行使主权时采用不同的技术和生态手段^[16]。此外,从过程性视角,陆海交错带因其中间性而成为与陆、海并列的第三空间。这些区域具有复杂空间性,充斥着“国家和非国家,人类和非人类主体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力量激烈的领土化争夺”^[29-30]。Krause^[31]将其概念化为两栖性,并从波动性、湿性和节律性等物质视角诠释间隙地带的水文社会性特征,在水人类学中,两栖性还被赋予了超越“陆地本体与海洋本体之间不可化约”的隐喻意义,即在不同世界之间移动和联系的能力^[32],为洞察人与自然系统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框架。

资源和环境是地理学研究海洋空间的两大主题^[7,10,14,16]。现代民族国家在毗邻海洋空间中有着持续的战略利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勾勒出当代划界治理的全球规范性框架。尽管国际社会倡导在理性划界中实现增长和发展的愿景,但这一规范本质上是陆域治理思维在海洋空间的延伸,以边界形式主张对海洋资源的所有权^[7,14]。这种以威斯特伐利亚思想为基础的国家主权实践至少存在着三方面缺陷：① 以陆地历史将海洋想象为一个等待被殖民、征服、占用和开化的“荒野边疆”,抹去土著群体和地方性知识;② 不同区间（或空间层）被赋予不同主权效力,加剧海洋资源所有权的混乱（图1）;③ “法律—政治—管理边界”与“鱼类和渔民的生态或社会文化边界”之间空间不匹配造成制度漏洞。事实上,海洋环境的流动性对海洋管理、保护和开发产生了更加复杂的影响。

首先,各国将海洋视为等待开发的“资源边疆”,反复上演的海洋资源领土化将资源控制与国家治理、政治管辖和权力实践关联起来,其依据便是海域边界线及不同地图投影的有效性^[33]。然而,海洋的物质性、瞬时性和动态性之间的交互作用,挑战着源于陆地领土权概念的静态边界思维。例如悬浮在水体的渔网可能越过“水准面”制图投影的边界线。深海采矿过程中,海底污染物会随着洋流扩散到多个国家管辖区等^[34]。其次,流动性在海洋生态保护中同样重要。以圈地和私有化的空间逻辑来管理“海洋作为资源边疆”的尝试,与国家以环境保护名义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干预相吻合。长期以来生态保护被看作国家的权力实践,本质上是将环境保护与国家领土化相结合,导致保护过程中政治暴力日益成为领土政治和国家权力再生产的标志^[7]。比如近年来南海沿岸保护区内,当地人的海洋偷猎及走私活动与政府的保护议程冲突不断,凸显出海洋流动性和生态保护、国土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34]。

然而,从海洋本体出发,不应将海洋国土治理简单视为“去边界化”,而应考虑到“再边界化”过程：一是多重流动性。海洋国土不仅包括跨国流动性（资本、知识和权力）,还包括特定资源流动性（水、鱼类、船舶等）。由于海洋中处于运动的各种人类和非人类具有不同特征,海洋流动性实际状况极其复杂。海洋本体对多重流动性的强调是一种认识到各种非人类要素物质性的方式,例如不同鱼类的洄游路线,涉及到不同国家渔业或保护策略。不同海洋区间也有着不同流动模式,例如陆海间隙带,由于天体运动,潮汐有节奏的扰动两大地球物理空间,对于当地人类社会和自然系统来说至关重要^[31]。因此,海洋治理是否有效取决于国家对不同非人类或海洋区间的具体流动性的反应。二是流动的国家权力。与陆地边界展演相对固定地国家领土权不同的是,在管理流动水体或洄游性鱼类时,国家不仅自身必须重新设计海洋治理的合法性,而且还必须采取更灵活的主权行使方式,以便更有效地控制海洋空间^[9-10]。正如Hung等^[29]指出的,民族国家正以流动权力的形式出现在海洋空间中,它们与非国家行为体合作以对海洋施加影响力。例如,南海争议国将渔船武器化,使其成为行使国家对海洋空间主权的流动基础设施,以及向国民开放南海争议岛礁的“爱国旅游”,利用游客在海上的活动彰显本国主张等。

超越人类是近年来欧美地理学界重新审视社会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思潮之一,旨在通过“非人类能动性”讨论彰显自然的主体性,其中非人类概念包含从自然到技术的所有物质,“能动性”是指人类或非人类主体影响“他者”或被“他者”影响的能力^[35]。强调海洋物质的能动性可以洞悉海洋世界中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互动共生的复杂“网络”,突破社会与自然、主客二元的传统认知。从海洋本体视角,可拆解为3点进行考察。

（1）海洋物质能动性强调非人类世界的内在物质能量,关注海洋中非人类要素的活力及其参与世界构成的角色^[36]。例如海洋蕴含的诸多“活力”形态: 紊乱但又有节律的潮汐;海水的色彩、厚重和跨态性^[4];流体中各类非人类角色,如矿物、鱼类、藻类和昆虫,及流栖往复的船舶、冲浪板、垃圾等物态^[6]。另外由此衍生的一点思考是,尽管超越人类的核心贡献在于强调人与非人对世界的共同创造,即自然对人类施加权力,反之亦然^[25]。然而,当考虑海洋巨大物质能量时,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关系是不对称的。作为一个法外空间、潮湿空间、流动空间、动态空间,多数情况下人类难以向海洋反馈权力^[36],例如渔船在三维海洋中晃动时,渔民无法抵消这种持续不断的力量,只能通过操作实践避免船只倾覆。

（2）海洋物质的能动性对自然—社会的思考及关联方式也会产生不同影响。例如在海洋资源管理中,科学知识与土著文化常发生冲突,其根源在于对非人类要素能动性理解的差异。对于强调理性的科学知识而言,非人类的能动性指异质行为者之间的网络和关系效应,即每个行动者存在的意义取决于与其他行动者彼此之间的联系^[25]。但对于土著群体而言,非人类生命和物质天生具有灵魂,这使得非人类成为权力主体,具有破坏或超越人类秩序的能力。比如在渔民眼里,某些巨大、怪异的珊瑚结构,或水流撞击的海沟（如南沙鬼喊礁）会被认为是神灵的家园,凸显出渔民朴素的自然观。不仅仅是科学和文化,身体的反应、感觉和情绪也是理解能动国土的重要媒介。例如渔民沉浸在海洋中时,会感受到海洋是一个漂移空间^[4],在这个过程中,身体的生理变化与多感官体验与陆地大为不同^[37]。此外,通过各种媒介还可以营造出一种离岸情感政治氛围^[36],比如边防民警常常能从卫星电话的音讯中听见西南沙渔民们的诉求与海上风雨声,感受到海上捕捞的艰辛,以及面临自然灾害或他国军警非法抓捕时紧张绝望的氛围。

（3）海洋物质的能动性还可以从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中体现的时间性来理解,即身处海洋或与海洋相关人们的时间感。在海洋中,大气圈与水圈因其交换速度较快,使得人与大气圈、水圈的互动不同于变化速度慢、时间跨距大的地质时间。比如去往西南沙途中,渔民必须敏锐察觉环境的细微变化,在风向潮水的瞬变中做出正确决策。在潮间带、岛礁等间隙带,时间便有了节奏。水陆关系在多条时间线上而非单一线性的过去与未来,人、水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有节律地出现,意味着一种水来了又走,陆地出现又淹没,水的主导作用推动着间隙地带社会生活的脉动^[38]。当然,水陆变化与渔民的生活之所以产生共鸣,主要是通过对捕鱼活动的环境变化应对实现的。如西沙驻岛渔民熟练掌握着本区域海产的季节性分布特征,并依循潮汐变化相应安排落潮“行盘”和涨潮“下氧”的生产活动。

基于上述讨论,破解海洋治理背后陆地本体及其领土政治的一个关键就是从海洋本体出发。虽然目前南海海洋国土治理的讨论逐渐集中在如何去领域化,但海洋的地球物理化学作用力对于治理实践的影响却鲜有人关注。下一节,本文通过整合海洋本体、南海国土认知与本文观察到的具体实践来回应这一关切（图2）。

海洋本体强调时间是非线性、突变性的,探索海洋国土必须摆脱缓慢、线性地质时间的意识束缚。近年来各国在南海努力强化基建,争夺未来竞争的制高点^[39]。这种时间取向与南海争议国竭力构筑历史与法律证据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严重依赖于档案材料和法律判例,但这些许多来自前殖民时期或殖民时期的“证据”是存在问题的,高度选择性的操作助长了“国家”的历史虚构^[27]。因此思考想象中的未来在领土争端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充满争议的历史中被忽视的层面：通过尚未建成的基础设施实现国家领域化。这也解释了为何先发制人策略在南海领土争端中扮演着如此关键角色^[39]。在众多海上基础设施中,岛礁因其战略性和法理性备受关注。因为特定礁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将一国主权和不同形式管辖权扩展到更大圈层体积,产生不同类型的国家领土,从而重塑国家地缘机体。近年来,南海紧张态势骤升,各争议国为了强化在南海的未来存在,采用了一系列产生主权和管辖权的实践来巩固各自利益：间接战术包括定期派遣士兵到各海域巡逻,将船舶锚固在水下地物上,或者直接在占领地物上进行视觉监控,以宣示对周边海域的主权;直接战术则是国家通过土建工程人为改变岛礁现状,扩张陆域面积^[40],遂行国家考量的立体战略部署。

事实上,岛礁扩建作为一个当代法律—政治问题诱发了地缘政治新想象。一方面超越了以类似绘图方式“确定”海洋边界,以及与之相关的偏平、横向的地缘政治视角。对于国家政府而言,在体积空间中,冲突通常是阵地战,其中各方都试图重新配置地形,以威慑对方不要卷入武装冲突。从海底抽取的海砂作为一种介质,被构建为海上所有基础设施的基底,使地形既清晰又可控制。这种将海洋体积折叠为二维领土,利用平面控制体积,涉及到未来完全控制争议海域的可能性：即通过以点牵面彰显主权存在,并在未来最终促成实际领土轮廓与制图表征的地缘机体相吻合。另一方面,从海洋本体出发,海床作为抽砂地点,是“水面”以下的“地球表面”,然而这一“表面”是通过在其他事物中的相关性来定义的：海水在海底流动,冷却来自海底岩浆,形成海底地质层,所以抽砂工程的“对象”是动态循环的,海洋是由（三维）空间性和（四维）时间性共同定义的力量集合。因此,岛屿建设之所以引发争议,与其说是法律意义的模糊性,不如说是传统地缘政治向地球物理政治过渡的可能性,因为岛礁扩建证实了地球物理过程会改变地缘政治。

首先,岛礁建设是空间政治。抽砂过程并非仅仅发生在海底,也穿过水体与海面共同运作。疏浚船舶通过水下绞刀切碎海底地质,将海底混合物经过吸泥真空管吸入泵体,经过排泥管输送至排泥区。在这一过程中,水既是提升疏浚物的介质,也是系统运行的动力来源。海底抽砂技术不仅与绞吸采挖设备相关,还包括“计算、可视化和控制体积”的三维技术^[11]。为了优化岛礁扩建方案,岛礁水域及海底空间需要勘察、计算并呈现为可视化的体积空间。GIS、水深测量、水化学、钻探取样、地球物理和电磁学等被用于明确采挖点和环境论证,每一个都涉及与不同物质（水、紊流、海床、潮位等）交互作用,海洋被重塑为一个可读性的“技术文本”。当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主权的“未来存在”,国家通过工程技术将权力延伸至海底。

其次,岛礁建设是时间政治。从资源具有政治性这一前提条件出发,海洋地质实际上是岛礁扩建的政治基础。南海各国试图通过工程技术加速或减缓海洋地势的形成“时间”,无意中涉及到海床的深层地质时间。在海床上抽砂意味着破坏地质时代形成的海底层序,通过连接水面船体的输送带,短时间内将海底混合物泵到上千米外指定地。这种营造领土的体积技术形成一种独特的海上工业时间,崩解了对自然时间的认知。在南海围绕着岛礁扩建形成了独特的时间景观,即工业时间和自然时间相互渗透并共同构成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两者都很重要却缺少弹性。因此,为了治理海底地质结构破坏所引发一系列反作用,如珊瑚礁生态系统退化、物种多样性锐减、岛礁淡水透镜体失能,亟需理顺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的互动关系,彰显并尊重自然海洋的主体性。

体积技术扩展了国家领土控制的要素,将原本面积狭小、自然条件恶劣的非宜居地物领土化,从而产生更多排他性领土空间。然而,鱼类和渔民的流动明显是在去领土化基础上进行的,南沙岛礁近岸海底营养盐上涌导致附近海域渔业高产,渔民逐鱼而迁的时空动态反映出海底与水面在短时间内的互动,不断生成的生产空间与岛礁扩建的防御空间相冲突^[41]。不仅如此,海洋本身的性质,即所涉及的法律多重性空间,以及海洋本身的物理构成和物质属性,也对国家的海上流动性管控提出了严峻挑战。

流动性监管。南沙海域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形成了“法律多元主义”,即实体在多个法律体系下运行,法律秩序的重叠使空间的使用和控制复杂化^[42]。一方面,法律模糊性为不受控的海上转载提供了机会。转载是将货品在不同渔船间转移,当转载发生在海上时,确保渔货的合法性变得难上加难。因为无论从物流还是技术角度,要监控转载渔货并且清楚追溯到某一次的捕鱼活动都存在难度,同时渔货透过转载规避港口检查,不仅“洗白”非法业者的违法活动,而且转载渔货的安全性也成为陆上防疫的重大隐患。另一方面,法律模糊性混淆了执法标准。这在与海上漂流相关的流动性中尤为明显。在海风和潮汐推动下,不同海区作业的故障渔船,往往会不受控飘向或“有意坐滩”在争议岛礁。尽管“漂流”行为在主权极其敏感的南沙海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国家将海洋建构为暴力和排他的领土想象中,非本国渔船代表着混乱和威胁的性质。但漂流的政治性还在于海洋运动的力量,以及船员们无法抵抗或驾驭它的能力,叠加着人道主义色彩。由于难以研判漂流渔船的多重身份及其真实意图,海上漂流遂成为各国在南海遂行灰色地带影响力的工具。

垂直监管。使得海上流动监管复杂化的不仅仅是法律交叠性,海洋的物质或物理构成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海洋流动性及其对监视技术和手段的塑造,使得海上监视变得更具挑战性。与陆地利用监控探头的全覆盖,建立全时域治安防控网不同,由于海洋水力特性,长时距监控难以实现。一方面海上缺乏为连续监控提供平台的固定地物,另一方面即使存在也无法保证是最佳监视位置。因而,海上监控更多依赖于管理人员的机动性,他们在海面不断位移以捕捉和记录各类流动现象。近年来,飞行技术带来的空中凝视为政府船的机动性部署提供了便利。垂直监视技术的全景敞视,不仅削弱了海洋的“地形摩擦”,而且也弥补了政府船缺乏纵向监视的不足。但垂直技术并未彻底解决海上监控缺乏连续性的问题,在特定岛礁海域,政府船依旧无法做到随时随地存在。因此,海上监视不再是强调持续性而是针对潜在威胁进行重点布控的点轴模式,产生出局部和分层的主权图景。

深度与尺度。海洋物质性具有削弱或增强人类能动性的力量,渔船将其转化为抵制政府海上监管的“工具”。一方面,海洋空间的巨大尺度意味着国家很难即时掌控所有活动,虽然近年来飞行载具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船载监视的纵向视角,但海域面积的辽阔以及“非法”船舶的甄别问题带来新的技术挑战。这是由于海面缺乏参照物且反光强烈,飞行控制界面会从各类地理色斑变成毫无识别度的单一蓝色,并且有时复杂海况或天气也会扭曲声波传感器和影像定位系统,导致无法判别非法渔船。另一方面,海洋深度也会影响海上监管工作。三沙海域底部暗礁林立,水团交叠极其复杂。大型海警船难以在礁盘浅水带行驶,相反,机动灵活的渔船非常适合穿梭在礁盘中作业。在被驱离过程中,“非法”渔船往往将航线设计、船型灵活性以及海底地形相结合,在政府船易搁浅的浅水海面或险滩环礁航行,或者绕着礁盘与政府船“躲猫猫”,以此规避国家的管制企图。

国家对渔民流动性监管不仅要面对海洋水物质性的直接挑战,还必须调和渔民生态伦理思想与现代科学精神之间的张力关系。近年来,非法捕捞愈演愈烈,南海生态和渔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国家一方面加强海洋国土执法管控,另一方面也积极开展基于社区的海洋资源管理办法。为了让当地渔民参与到海洋保护实践中,保护人员向渔民群体提供各类旨在促进海洋保护的培训、教育和技能^[32]。尽管渔民群体被视为开展保护工作的天然盟友,但社群及其资源利用实践的“想象”和“现实”之间常常出现脱节,爆破捕鱼、砍切珊瑚、采挖砗磲、走私珍稀物种等非法和破坏性活动屡禁不止,因此将环境问题单纯归因于渔民缺乏科学知识是有问题的。从海洋本体出发,渔民与保护人员之所以缺乏共同立场,根源在于海洋物质能动性对不同群体文化心理的影响。

时间与因果关系。保护人员通常将个体/群体接受延迟收益作为遵守法规的理由,即短期禁捕的损失将会被长期收益所弥补,并通过溢出效应累积到渔业社区中^[18]。尽管这一观点有着充足证据,但从现实观察可以发现,延迟收益与渔民所持有的时间和因果关系的基本概念并不相符。渔民并不是以线性方式感知时间流逝,而以一种反映潮汐运动、月相盈亏或者季风变化的循环方式来感知,这对渔民生态伦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于他们而言,不需要去理解事件之间的因果线性关系或“优先序”,即时间是由一系列不相干事件构成,不涉及前因后果。在这一时间概念中,线性连续性和因果关系的缺乏对海洋保护产生了显著影响,因为这意味着当前渔货是现在而非过去努力的结果,未来的渔获量将取决于未来努力,而不是任何当前行为。这种割断因果关系的观念否定了限制捕鱼的科学理由,渔民对于海洋保护认可度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精神信仰和挖礁采壳。海洋物质能动性不仅影响着渔民的时间观念,还形塑着渔民的精神世界。近年来,潭门渔民因采挖砗磲被推上风口浪尖,几乎所有研究都将矛头指向监管漏洞与非理性,但这种调查并不完整,因为没有注意到精神信仰的细节及其对挖礁采壳的意义。土著本体被描述为各种存在相互关联的关系性理论,人类并不优于自然,自然也不是为了服务人类而存在^[18]。这种信念使土著人民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习俗制度、法规和禁忌体系,以此影响并约束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潭门社会文化中,珊瑚礁是渔民的作业场所和信仰中心,承载着厚重的记忆和情感。这种精神认同对于调和资源利用与保护间矛盾具有积极意义：例如渔民会根据盖庙和祭拜先后来分配捡拾砗磲的优先权;也会种植椰树和麻风桐,帮助岛礁阻隔台风袭扰。信仰是族群文化中最为深层次的结构,偶然或短期影响并不足以改变,但如果与生计勾连,就会极大削弱其对渔民的约束力。过去几年间,砗磲的商业化彻底改变了潭门渔民的生计模式,尽管有渔民担忧挖礁采壳会打扰祖先,更隐晦地指向可能招致自然报复,但反对者坚称埋在海底的死体砗磲只是一堆石头,是祖先“给予的恩赐”。当谈及鱼类因珊瑚礁破坏而减少时,不少渔民认为,鱼类只是洄游到深水区或其他海域,而且鱼类繁殖很快会超过礁体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这些观念人为割裂了砗磲、礁体构型和生态系统的关联性,否定了渔民对资源枯竭的责任。因此,要使海洋保育政策真正获得社区支持,不同“世界”间有效地信息转译是基本前提。

本文批判性解构海洋治理背后的陆地中心主义和领土/领域化逻辑,通过文献梳理辨析海洋本体论蕴含的新内涵,结合南海治理实践,阐明了海洋国土的3个特性,即体积、流动和能动,为多领域的海洋研究提供了交叉融合与对话的基础。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南海海洋治理实践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和政策解读,所得结论如下：

（1）岛礁建设是四维地缘政治。岛屿建设被传统地缘政治对国家间关系的关注所框定,本文认为将海洋概念化为时间与三维空间邂逅的四维时空,可以更准确的理解岛礁扩建与地缘政治的未来。在南海,岛屿扩建代表两种时间性：一种是面向未来的想象功能。国际关系宣称国家是“固定主权空间单位”的神话^[43],但岛礁扩建表明海砂是国家在南海发展权的保障,通过改造海洋地势可以闪变国家地缘机体,成为南海领土化的新兴现象及核心驱动力。另一种时间性表明领土是由人类和非人类世界的互动产生的,弥补了将领土生产单纯作为国家主导项目来理解的不足。海洋领土化是计算三维空间的过程,包括在海床、海水、地质、生态运行的多条时空线,创造出地质空间和时间的转移,定义了海洋领土的生成。

（2）流动性监管是海洋国土管控的新课题。本文批判性反思海上流动监管的实践,明确将海洋地球物理特性作为一个新的分析维度。在南海,面对各国管辖权交叠,舰载水平监视的传统策略愈发难以奏效,国家开始将垂直监管作为管控非法流动的新途径,试图通过垂直凝视改变流动监管的权力几何。但研究发现,由于海洋物质的能动性和技术感知范围的局限,人类对海洋的感知仍存在大量盲区,人海关系中海洋仍是强势的一方,这与陆地强调人类与非人类相互缔造的关系截然不同。作为一种弱者的适应策略,渔民利用海洋尺度和深度、颜色和纹理等物质性规避政府船的监视,驳斥了“海洋是一个暴露、可见的均质空间,在海上流动性监控中不可藏匿的”传统观点。

（3）海洋国土治理亟需重视“地方知识”。近年来的海洋政策也强调要设计适应当地社会文化背景的管控和治理措施,但就南海而言,目前的现状并不乐观。研究发现,渔民群体的世界观及其关于“世界创造”的实践,与工作人员强调科学的知识传统截然不同,二者间仍有较大的鸿沟。工作人员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渔民的心理和认知,从而导致工作受阻。为了使海洋国土治理有的放矢,富有成效,亟需加强渔民和工作人员间的信息转译,即沟通不同本体或世界观,调和由于认知不同所导致的治理冲突与矛盾。

在思考当前和面向未来的海洋治理的背景下,回顾并检视南海海洋国土隐含的陆地本体和领土化逻辑正当其时。长期以来我们对世界的规范性认知是基于坚固陆表,海洋因流体构型而被边缘化,南海治理不可避免陷入陆地中心主义。但海洋并非是一个物质的或隐喻的空白,而是人类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同等重要的地球基底。本文将南海置于海洋本体中,提供了一个通过海洋本体重新思考时间、空间和运动的海洋及海洋国土的认知框架,可以为多领域、综合性的海洋研究提供共通的概念基础。本文作为初步探索,期待未来进一步拓展基于体积—流动—能动的海洋国土治理研究与实践。例如,如何利用渔民人文价值体系和跨地域社会网络,设计更具弹性的海洋保护政策?海洋国土治理在海砂跨国交易和国土再造背景下如何摆脱Agnew所谓的“领土陷阱”?岛礁、潮间带等两栖空间,人类与非人类如何在互动中组建行动者网络?这些问题都尚待持续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