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会，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简称“六普”）的2.21亿陡增至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简称“七普”）的3.76亿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这一结果与2015—2019年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所呈现的流动人口规模逐年下降的趋势不符，从而推翻了近年来业已形成的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①（①在不涉及特殊语境的情况下，文中“迁移流动”泛指一切人口空间移动行为，包括后文所指的“人口流动”“迁移”等。）变化趋势的认识。它普遍被视为代表了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则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强度，因而被普遍解读为中国步入人口流动高度频繁的“迁徙中国”时代^[1]的重要标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数据结果显示“七普”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较之“六普”有大幅度增长，但是城—城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为21.81%，与1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发生变化^[2-3]。这不仅与已有研究认为的步入城镇化中后期后城—城流动人口的地位将上升的理论预期^[4]不符，而且与在实际生活中所观察到的来自乡村的流动人口进入城镇后在城镇间进行的后续迁移流动渐趋活跃的事实^[5⇓-7]也不相一致。这一事实引发的一个重要思考是：长期以来所使用的“流动人口”概念、以及基于这一概念调查得到的流动人口数据，是否真实有效地反映了作为一种空间变动事件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和强度。如下文所述，本文的分析表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流动人口”这一概念、以及基于这一概念得出的流动人口数据已越来越脱离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实际，因此在惊叹于“七普”流动人口数据所呈现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急剧增长趋势之时，还需要对这些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做一番深入的检视，由此才能通过这些数据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趋势获得准确的认识，并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相关概念、测量和数据收集方式作出改进，这也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尽管“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这两个概念在中国耳熟能详并在中文论著和政府文件中广为使用，但在国际人口迁移流动研究中它们却不是通用的概念。“流动人口”的英译“the floating population”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英文文献中很少见到，其较为频繁的出现还是近20~30年的事^[8⇓-10]，而且主要是被用于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在对中国以外国家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中至今仍十分少见。在笔者最近主持翻译、已多次再版的由加拿大人口地理学家布鲁斯·纽博尔德（K. Bruce Newbold）撰写的教材《人口地理学：工具和问题（Population Geography: Tools and Issues）》一书中，完全找不到“流动人口”这一术语^[11]；在美国布朗大学著名人口学家迈克尔·怀特（Michael J. White）主编、2016年斯普林格出版公司出版的《国际人口迁移和分布手册（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中，“流动人口”这一概念也仅用于与中国相关的章节和其他章节中与中国有关的论述，并在其使用时强调了其与中国户籍制度的密切关系^[12]。

事实上，在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国际（主要是英文）文献中，可与“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相对应的最为常用的概念分别是“migration”（迁移），以及“migrant”（迁移者）^②（②文献中常将“migrant”译为“移民”，但笔者认为，在中文语境中，“移民”指的是跨越国境的迁移者，有其特定的含义；为与国际迁移区别起见，对在国内常住地发生了跨越一定行政边界的人们而言，用“迁移者”更为合适。）；前者指常住地发生了跨越一定行政边界的空间移动事件，后者指发生这一空间移动事件的行为主体^{[11,13⇓ -15]}。基于这一定义，迁移事件发生或成为迁移者需要满足时空两方面的条件：① 空间上需要有跨越一定行政区域边界的行为；② 时间上这种行为需要满足足够的时长，以使这一行为主体的常住地发生变化^[16]。当然，并非所有的人口空间移动行为都能满足上述给定的时空标准，因此国际文献中还有“mobility”（人口移动）和“mover”（移动者）的概念，以涵盖所有的人口空间移动行为及其行为主体^{[14,17 -18]}，其中“mobility”（人口移动）还常与其他限定词一起被用于指未满足迁移时空标准的人口移动，如“residential mobility”（居住迁移）^[11,14]。从这些概念及其判定和测量的标准可看出，国际上对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所聚焦的是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对迁移和迁移者的判定与测量通常是以迁移事件发生前后人口常住地的变化为依据。即使是针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许多中国以外学者使用的也大都是“永久迁移”（permanent migration）/“暂时迁移”（temporary migration）^[19]、“户籍迁移”（hukou migration）/“非户籍迁移（non-hukou migration）”^[20]、“正规迁移”（formal migration）/“非正规迁移”（informal migration）^[10]等概念，以既体现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特色，又保持与国际文献在相关术语使用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基于上述概念，国际上测量人口迁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实际上对应着两种人口迁移研究中使用的数据类型（图1）。第一种是基于迁移事件的人口迁移数据（event data），即直接使用涉及迁移事件的人口登记和行政管理数据来对其进行认定和统计而获取的迁移数据。世界上有50个国家具有和使用这类数据，其中主要是一些有着良好的民事登记传统的欧洲和东亚国家，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在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包括迁移项目在内的人口登记数据非常完善，以至于在2010年这一轮人口普查中，已有8个国家用人口登记数据取代了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11,21]。第二种是基于居住地变动的人口迁移数据（transition data），这种数据通过对比人口现居住地与若干年前的居住地而对迁移事件进行间接测量，从而获得人口迁移的信息。这是在各国人口普查中最常用的测量人口迁移的方法，依其所对比的前居住地类型又可分为出生地、固定时期（通常为5年和1年）前居住地和最近一次前居住地3种类型。在2000年前后世界各国的人口普查中，有122个国家通过询问出生地获取迁移信息，113个国家通过对比固定时期前后的居住地获取迁移信息，55个国家通过询问最近一次前居住地和在目前居住地的居住时长获取迁移信息^[21]。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文献中以5年为固定期限对比前后居住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测量人口迁移的一种标准方式^[11]。在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资助的IMAGE项目中，Bell等基于2000年前后人口普查数据提供的当前和5年前居住地信息进行了61个国家国内人口迁移强度的对比，在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人口迁移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4,22]。无论是通过对迁移事件的直接测量，还是通过基于居住地变动的间接方式，在国际主流迁移流动文献中，对迁移概念的界定和相关数据的收集均未偏离反映人口空间移动这一初衷。

仅就字面上的意义而言，“人口流动”指的也是人口在空间上移动的事件，而“流动人口”则指的是产生这一事件的行为主体，它们也可以通过人口的空间变动事件本身、或这一事件所造成的人们在空间上的位置（通常是居住地）的变化来判定和确认。事实上，在中文语境中，确实不乏在字面上使用“人口流动”以泛指各种人口空间移动的情况，如春运中的“人口流动”和城市中商场或公共场所的“人口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流动”的含义与英文“mobility”的含义相对应。但在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尤其是户籍制度下，这两个概念被赋予了中国特有的内涵和外延^[23]，因此，“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的判定和测量并非完全以人口的空间移动为依据。

在中国“流动人口”指的是一定行政区域范围（通常为乡、镇、街道或县）内非本地户籍、在现住地居住或离开户口登记地达一定时长（通常为半年或1年）以上的人口，而“人口流动”则指的是导致现住地与户籍地不相一致的人口空间移动事件^[13,15]。根据上述定义，“流动人口”或“人口流动”并不是通过“流动”前后居住地是否发生变化、而是通过相关人员的现住地与其户籍所在地相比是否发生变化（也就是所谓“人户分离”）来判定的^[15]；中国数十年来关于“流动人口”或“人口流动”所测量、相关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均是根据这一原则来进行和收集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成为中国所特有的现象^[13,15,24]；这两个术语也被赋予了其字面意义之外的特殊含义。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后文分析“流动人口”或“人口流动”数据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③（③文献中常见与“流动人口”密切相关的概念还有“农民工”和“外来人口”。本文聚焦于三者中最为常用、国家统计局在公布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时使用的“流动人口”这一概念；关于三者间的区别和联系，可参见张展新等^[24]、宋健^[15]等。）。

中国自1982年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以及2009—2018年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提供了这方面的丰富信息。以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为例（图2），人们可以通过对比调查对象对普查表中C7（普查时点、即2020年11月1日零时的居住地）与C8（户口登记地）两个问题的回答判定该调查对象是否发生了“人口流动”事件，从而确定其是否“流动人口”。不仅如此，调查对象对普查表中C9、C10、和C11三个问题的回答还为分析上述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空间移动事件分别提供了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和户口登记地类型等进一步信息。在国家卫健委2009—2018年间一年一度的大规模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流动人口”或“人口流动”也是通过考察相关人员的现住地与其户籍所在地相比是否发生变化来判定的，只是判定的时间标准为1个月，空间标准为跨越区（县、市）行政单元。上述两套数据库所提供的流动人口数据，是中国近40年、尤其是近10年全国层面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在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通过“人户分离”判定“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尤为如此。首先，在这一时期，流动人口大部分还处在初次流动的阶段，造成现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空间移动事件发生不久，后续的迁移流动事件还少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用现住地与户籍地的异同来判断是否发生迁移流动事件不仅可行，而且基本准确。其次，“流动”本身隐含着其所涉及的人口空间移动是暂时、非永久，相关居住地变化是临时性的意义^[24]。事实上在中国，长期以来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中，“流动人口”在其户籍地以外的居留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非正式、不稳定的状态，因此通过对比现住地与户籍所在地来判定和确认这一部分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本身在中国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流动人口”概念背后所隐含的空间移动的非永久性使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流动人口也有相似之处^[25]，因而这一概念也有一定的国际意义。再次，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的初期，户籍身份是享受户籍地的各种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主要依据，因此户籍人口是计划经济时期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数据；相应地，统计没有当地户籍身份的“流动人口”，在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计划和发展规划中也具有重要意义^[26]。事实上，这种意义从改革开放至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至今许多城市还通过有无当地户口执行住房限购政策就是一个鲜明的实例；这也正是通过“人户分离”测量“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并提供相关数据的做法在中国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在测量人口迁移流动事件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正渐趋消失；由于其界定和测量的方法与国际通行方法不同，其国际可比性差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并因此在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中逐渐失去效力。以下本文将通过对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这些问题所导致的在人口迁移流动认识上的失真和失效。

基于前述定义的“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概念和在此概念基础上收集的“人户分离”数据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它们已逐渐与现实的迁移流动事件和过程相脱节。如前所述，在改革开放初期，用现住地与户籍地的异同来判断是否发生迁移流动事件不仅可行，而且基本准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人户分离”越来越难以反映真正的迁移流动事件。这里首先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随着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家庭化、长期化趋势日趋明显^[4]，一些基于人户分离识别出的“流动人口”在进入一个流入地后可能长期不再发生空间移动，如果这种情况持续5年以上，按照国际上通用的人口迁移判定原则，这些人既长期未经历迁移事件，其5年或1年前常住地又没有发生变化，显然已不应被识别为迁移人口。然而，由于“人户分离”的状况没有改变，这些离开户籍地或已在现居住地居住时间满5年及以上的人口还符合中国判定“流动人口”的标准，因而还会被统计为“流动人口”，成为不流动的“流动人口”。“七普”数据显示，这种通过“人户分离”识别出的不流动的“流动人口”在中国已占据相当比例，且这一比例趋于上升（表1）。

2020年离开户口登记地5年及以上的人户分离人口已占到总人户分离人口的36.89%，比2010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而且这种状况在跨省流动人口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近10年跨省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5年及以上比例的增幅大于省内人户分离人口^④（④由于受数据来源的限制，无法剔除省内人户分离人口中的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故表1中的省内流动还包括部分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所呈现的结果中。如图3所示，2010—2018年在本地居住时间满5年及10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占比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到2018年居住时间满5年及10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比例已分别达到44.37%和20.34%。

显然，将这类不流动的“流动人口”纳入统计，人为地夸大了国际通用意义上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实际规模和强度。在中国近3次人口普查中，基于不同口径的跨省迁移、流动人口规模及其变动验证了这一推断。基于“人户分离”计算得到的“跨省流动人口”2000—2020年间始终处于快速增长态势（图4），从2000年的4242万人一跃上升至2020年的12484万人，占全国常住人口的比例为8.86%；而基于5年前常住地变动得到的“跨省迁移人口”规模在经历了2000—2010年期间的增长后，于2010—2020年期间增速放缓乃至负增长，其中2020年的规模仅为5024万人，仅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56%。显然，在近3次人口普查中，基于“人户分离”计算得到的“跨省流动人口”不仅逐渐夸大了国际通用意义上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实际规模和强度，而且误导了对这种规模和强度变化方向的认识。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两种口径得到的跨省迁移流动人口无论是规模还是强度上的差距均越来越大，说明通过“人户分离”判定的流动人口规模偏离真正发生迁移流动事件的人口规模的程度越来越高，这种夸大的误导作用越来越严重。

通过“人户分离”判定流动人口还可能造成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即低估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实际规模和强度。这种测量和判定人口迁移流动的方式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无法识别迁移流动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到达首个流入地之后的后续迁移流动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并不导致新的“人户分离”，因而也就遗漏了大量符合前述国际通用标准的人口迁移事件。如前所述，在改革开放初期流动人口的首次迁移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一问题还不突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进入首个流入地后发生后续迁移流动的情况越来越普遍^[5⇓-7]，通过“人户分离”判定流动人口造成低估人口迁移流动实际规模和强度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户籍所在地在农村、首次流入地为城市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的后续城—城迁移流动被大量系统性地遗漏；而且由于这些“流动人口”户籍地在农村，故仍被识别为“乡—城流动人口”，其在流迁形式和方向上的重要变化也因此未能得以揭示。

本文在引言中提到的“七普”数据对城—城迁移流动在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整体进程中的地位被低估的状况，正是这种判定“流动人口”方式上述缺陷的一个突出表现。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对城—城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做了新的界定^⑤（⑤城—城流动人口的界定方法如下：① 户籍地所在位置为乡镇、县城或城市，现住地在居委会；② 户籍地所在位置为农村，初次离开户籍地到调查时点期间总共流动过的城市个数大于1，且首次流入地为县级及以上的城市，现住地在居委会。），以将户籍所在地在农村、首次流入地为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后续城—城迁移流动纳入统计范围，在此基础上，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了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如表2所示，根据更新后的统计口径计算得到的中国城—城流动人口在流动人口中的占比为42.07%，比按原统计口径（即将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户口、且流入城镇地区的人口视为城—城流动人口）计算结果增加了23.22个百分点。倘若以42.07%的比值去推算“七普”的城—城流动人口规模，那么“七普”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约为1.58亿人，比普查数据中公布的8216.97万人增加了近1倍。可见，通过户籍登记地、户籍属性和现居住地判断而得到的城—城流动人口数据实际上大大低估了城—城流动人口的实际规模和强度。此外，通过“人户分离”判定流动人口产生的另一种情况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六普”和“七普”之间）大量的撤县设区行政区划调整使很多流动人口人为地在统计上变成了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人口，并因此人为地缩小了原辖区内的流动人口规模，从而造成流动人口数据的另一种失真。

与以上两个问题相关联，通过“人户分离”判定流动人口存在的另一个重要缺陷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是关于人口迁移流动的存量、而不是流量数据；而在国际人口迁移文献中，无论是基于迁移事件还是基于居住地变动的人口迁移数据，他们所测量的都是流量而不是存量。因此，基于“人户分离”得出的“流动人口”数据在国际上缺乏可比性，后文将对此做进一步论述。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人户分离”得到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不能用于“率”指标的计算，以测度迁移流动事件发生的强度。因为在人口统计学中，“率”的分子是发生于某一单位时间（通常为1年）的某种事件数，通常可用经历这些事件的人数（如迁移人口数）或作为事件结果的人数（如出生人数）替代，而“率”的分母则是在同一时期由可能经历相应事件的人口形成的“人年数”^[15,27]；而基于“人户分离”得出的“流动人口”不受时期条件的约束，因而不能用于率指标的计算，将其除以总人口得出的结果严格来说并不能反映中国“人口流动”的强度，而只是反映了处于“人户分离”状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因此严格来说，基于“七普”流动人口的规模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不能真实有效地反映作为一种空间变动事件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和强度。实际上已有研究指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强度在真正国际可比的发生率意义上并不高^[4,22]，2020年中国是否真正步入人口流动高度频繁的“迁徙时代”，也必须通过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迁移率指标的计算，才能得以证实。

基于“人户分离”判定的流动人口数据不仅在反映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和强度时失真和失效，而且还极有可能掩盖或扭曲现实人口迁移流动的方向及其变化。如图5a所示，若按照“人户分离”的口径，“七普”时中国省际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仍然是安徽、河南、四川、湖南、江西、广西、湖北和贵州等传统流出地，流入地仍高度集聚在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和福建等以东南沿海和超大城市为主体的传统流入地。图5b表明，如果按照基于5年前常住地与现住地对比的统计口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格局已发生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人口由东部向中西部回流的趋势已经逐渐明朗化，流入地不再高度集聚在沿海省份，一些发展势头较好的中西部省份（如安徽、四川、湖南、重庆）开始成为人口的重要迁入地；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开始成为人口的重要流出地，并出现从广东流到四川、湖南、湖北、广西、江西和从江苏、上海、浙江流到安徽的路径。然而，这种人口迁移流动的新格局只有通过基于5年前常住地与现住地对比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才能得以揭示，而若仅从人户分离的角度来考察省际间的“人口流动”，则呈现的仍是大量人口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的固有格局。事实上，从表3就可看出，若以基于5年前常住地变动得到的迁移人口规模和占比为参照，基于人户分离口径得到的“七普”流动人口规模和占比明显夸大了东部地区作为跨省人口迁移流动目的地的地位，同时低估了中、西部地区的相应地位。同时，东部地区“七普”基于5年前常住地变动而得到的跨省迁移人口规模和占比不仅显著低于基于人户分离得出的相应数值，而且与“六普”相比也有着显著下降；而这一对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宏观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的动态变化却极易为基于人户分离的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规模继续趋于上升的数字所掩盖。

通过“人户分离”判定的流动人口数据掩盖或扭曲人口迁移流动的方向及其变化的问题不仅在全国层面存在，在都市圈内部也有着突出表现。以福州都市圈的核心城市——福州为例（图6），在人户分离口径下，仓山区和晋安区是主要的流入地，鼓楼区、台江区和闽侯县是主要的流出地；但在基于5年前常住地变动的口径下，位于郊区的闽侯县成为第二大人口流入地，不仅承接了大量从市辖区的仓山区、晋安区和鼓楼区转移出来的人口，而且也吸引了周边县市（福清市、闽清县和永泰县）的人口，而后者显然更符合福州都市圈的现实状况，体现了闽侯县在福州市区人口郊区化和吸引周边县市人口中的双重空间载体作用。与此类似，对比厦漳泉都市圈内两种口径下排名前20位的迁移流动路径（图7）也可发现，基于人户分离判断得到的路径中没有从湖里区到集美区的岛内转移到岛外的迁移流动路径，以及厦门的湖里区、思明区和海沧区到漳州龙海市的跨城迁移流动路径，而这些路径在基于5年前常住地变动的口径下均清晰可见。

国内人口迁移数据的国际对比一直是人口迁移流动研究中的一个难题。长期以来，即使是基于前述国际上通用的迁移定义和测量方法，各国之间由于界定迁移的时空标准、数据收集方法、尤其是统计人口迁移涉及的空间单元及其分割上的差异，其国内人口迁移数据也不能直接对比。但近年来，由于迁移统计的空间标准和空间单元及其分割不同导致的各国迁移数据的不可比问题已经得以基本解决，人们终于可以使用不同国家的迁移数据对各国人口迁移的强度进行严格的国际对比^[4,22]。然而，由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判定依据是人户分离而不是常住地变化，中国的“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数据不能直接用于国际对比，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数据在推进对人口迁移流动的规律性认识和相关政策制定中的效用。即使因其隐含的“非永久性”特征而使“流动人口”与发展中国家的循环流动人口有相似之处，“人户分离”的测量方式也使其不同于国际上基于常住地测量得出的循环流动人口，且无法反映循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多次往返这一重要特征^⑥（⑥关于国际上界定和测量循环流动人口的各种做法，可参见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28]。）。同时，一套不同于国际惯例的“流动人口”“人口流动”概念和数据收集方法还造成了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和混乱。其中之一是，把人口迁移界定为伴随着户籍变化的人口空间变动^[13,15]，而不论这种空间变动已经历多少时间，而户口在外地、已在本地居住半年或1年或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或1年的人口，却被统计为“流动人口”^[26]。这种用人口的户籍状态区分迁移和流动的做法不仅与国际惯例不相一致，在语义上显然也不尽合理，然而却与基于国际通用定义的迁移、流动等术语混用，从而很容易产生歧义^⑦（⑦如前已提及，由于判定“流动人口”的时间和空间标准的不同，中国国内来自不同调查或不同时间的流动人口信息也存在缺乏可比性的问题。前述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采用的一个月、跨区（县、市）行政单元的时空标准不同于现行人口普查半年、跨乡（镇/街道）的时空标准；而“四普”一年、跨县（市）的时空标准又不同于“五普”之后的半年、跨乡（镇/街道）的时空标准。）。

长期以来，“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这两个概念、以及基于这两个概念调查获取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在中国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得到广泛的使用，甚至主导着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两个概念及所获相关数据已与当代中国现实的迁移流动事件和过程严重脱节，难以真实有效地反映作为一种空间变动事件的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和强度。“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这两个概念、以及基于这两个概念得出的数据既可能因高估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而失真，也可能因系统性遗漏某些迁移流动人口（如城—城流动人口）而失效，同时还可能掩盖或扭曲现实人口迁移流动的方向及其变化。此外，通过“人户分离”判定得到的“流动人口”数据缺乏国际可比性且容易产生歧义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由此得到的是关于人口迁移流动的存量数据而非流量数据，这又导致其不能用于“率”指标的计算，以准确判断人口迁移流动的强度，进而直接影响了相关概念和数据的科学价值。

然而，“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概念及相关数据存在的上述问题远未引起相关领域学者和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其广泛使用仍在误导学界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的认识。本文希望通过上述工作抛砖引玉，与相关领域同仁共同解决上述问题，同时提出以下建议：

（1）在继续使用“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概念及相关数据的同时，明确这些概念和相关数据的确切含义、适用范围和其使用的主要目的，避免其误用和不恰当解读。应当看到，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概念及相关数据在从存量意义上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状况，以及在与户籍状况相关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中仍发挥一定的作用，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仍需予以保留。事实上，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是否具有流入地户籍成为迁移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分异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更是把户籍城镇化作为一个重要目标，而2020年以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更凸显了做好对居留于户籍地以外，处于非正式、不稳定状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表明，识别因人户分离而产生的流动人口并准确把握其特征仍是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即使是在使用基于迁移流动事件或基于居住地变动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时，也仍要重视由此识别的迁移流动人口内部的户籍差异。但在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最新动态和趋势的研究和把握，尤其是在涉及这种动态和趋势的最新空间格局时，上述概念和数据要逐步淡出，而由国际上通用的基于迁移流动事件或基于居住地变动的迁移流动数据所取代。

（2）逐步扩大使用基于5年前常住地变动获得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将此类数据作为分析、判断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强度和方向及其变化的主要依据。如前所述，此类数据是国际文献中测量人口迁移的一种标准方式，且避免了“流动人口”“人口流动”数据所存在的绝大部分问题，理应得到充分的利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七普”前的历次人口普查中，基于5年前常住地变动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大部分仅用于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分析，其主要原因是以前的人口普查仅提供了省级尺度上的流出地信息^⑧（⑧尽管“四普”中有关5年前常住地的选项有“本县、市，本省其他县、市，省外”3个类别，但公布出来的可供使用的数据也仅到省级尺度。）。令人兴奋的是，“七普”中关于5年前常住地的信息详细到县（市、区、旗）一级，这为充分利用这一信息，准确地刻画和把握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强度和方向及其变化提供了很好的数据基础，建议各级统计部门在遵守相关法规的前提下，尽可能向学界和相关政府部门开放这一数据（包括微观数据），以使这一难得的数据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同时，在2025年1%小普查和2030年第八次人口普查中设置1年前常住地问题，以为捕捉人口迁移流动的动态提供更为准确实时的信息，并解决基于5年前常住地变动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遗漏5年间多次迁移流动的问题。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普查中都有这个问题，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S）中也询问了1年前常住地信息。鉴于中国已进入城镇化的中后期阶段，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流动日趋活跃，将1年前常住地信息纳入人口普查项目已十分必要。此外，迄今关于出生地、5年前常住地和1年前常住地的问题在历次人口普查或1%小普查中都仅在长表中问及，在实际使用中经常存在样本量偏少的问题，在西藏等人口稀疏地区尤其如此。建议今后的人口普查或1%小普查，将5年前常住地、1年前常住地等问题纳入人口普查短表，以为更全面准确地认识不同尺度下人口迁移流动的演变和规律提供更为周全详实的数据。

（3）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利用人口登记和行政管理数据开发基于迁移事件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来源。如前所述，世界上一些有着良好民事登记传统的国家都具有和使用这类数据，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户籍登记制度，无疑也列属于这类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人口迁移流动已在很大程度上与户籍登记脱节，户口登记状况已难以反映人口迁移流动的实际，但完全可以利用业已存在的户籍和身份证登记系统进行居住地变动登记，由此产生基于迁移事件的人口迁移流动数据。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为各行政部门间的人口数据共享提供法律依据；重点攻关行政登记数据编码技术、数据库链接与合成技术；在此基础上，建立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搭建人口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充分利用交通、社保等部门与迁移事件相关的人口登记和行政管理数据；并实施人口信息定期上报与更新制度，为全面准确地把握人口迁移流动的动态和演变提供更为丰富可靠的数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