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基于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urban livability: Evidence from 40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of China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21-08-16 修回日期: 2022-03-13
基金资助: |
|
Received: 2021-08-16 Revised: 2022-03-13
Fund supported: |
|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王毅(1989-), 男, 湖北宜昌人, 讲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人居环境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在中国经济和城镇化都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厘清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将宜居性作为一项“要素”引入生产函数研究框架,构建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05—2019年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中国大中城市的宜居性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维度分异和空间分异特征。② 总体上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提高具有抑制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城市规模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对于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前,以及规模较大的直辖市和部分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这种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进入新常态阶段后,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③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还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倒“N”型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使职工平均工资处于6万元至8万元时,经济发展能明显提高城市宜居度。经济发展本身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单一门槛抑制效应,但其负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从“宏观指引”和“微观行动”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of China are gradually entering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larifying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urban livability is of significant academic and practical value. In this paper, regarded as one "factor", livability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urban livability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40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9, the System GMM, panel threshold model and other methods were further adopted to carry out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ivability level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9 has been rising generally, but they present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dimensional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2) In gene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n inhibiting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livability, but this logical effect shows obvious heterogeneity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nd diverse city scales. This inhibitory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the cities before entering the new normal phase of economy, and large-scale municipalities and economically-developed provincial capitals (namely Class-A cities). (3) There are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s i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urban livability, where the threshold variables are income leve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e increase of city dwellers' income, this effect presents an inverted N-shaped nonlinear feature. Whe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makes the average wage of employees between 60000 and 80000 yu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urban livability. Also,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ingle threshold inhibitory effect whe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aken as a threshold variable. However, its negative impact shows a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iciency. In addition, a similar threshold effect is found in smaller-scale Class-B cit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some insights for urban planners and policymakers in both China and vast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 livabilit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we propose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enlightenment from both "macro guidance" and "micro action".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王毅, 苗转莹, 陆玉麒, 朱英明.
WANG Yi, MIAO Zhuanying, LU Yuqi, ZHU Yingming.
1 引言
城市宜居性属于人居环境的研究范畴,自20世纪50年代希腊学者Doxiadis提出人居环境学科以来[5],国内外学者围绕城市人居环境或宜居城市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有的相关研究大体可分为理论探索视角、客观环境供给视角和主观环境感知视角。理论视角的研究侧重于从定性角度对宜居城市或宜居性的概念与内涵、理论基础、评价标准、建设导则与框架等进行系统的提炼和总结[6⇓⇓-9]。尽管目前关于宜居性的定义和评估标准还未形成绝对统一的认知[10-11],但宜居城市建设应遵循的理论基础或理念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已基本形成共识,田园城市理论、生态城市理论、舒适性发展理论、精明增长理论、新城市主义、人居环境理论[10,12⇓⇓ -15]等理论和思想已为各国、各地区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效地指引,由此催生的宜居城市建设的核心框架与模式[10]、城市空间设计与布局策略[16-17]等在各地付诸实践。总体而言,尽管地理学、建筑学、规划学、环境学等不同学科视角下,宜居性的内涵和侧重点等存在差异,但他们均是立足于不同时期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人的更高层次需求而产生。随着时代发展,宜居性的概念内涵、理论思想都将不断拓展和延伸。
客观环境供给视角的研究聚焦于城市实体构成层面上的宜居性测度与评价,通常基于社会经济数据、地表覆被数据、POI数据等多源异构数据,在不同空间尺度或不同空间单元上,开展以自然环境宜人度、社会环境和谐度、公共服务便捷度等为主要表征的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综合集成测评研究[18⇓⇓⇓-22],揭示不同地域宜居性的空间分异特征和时空演化规律[23⇓⇓⇓-27],并探讨经济发展[28]、城市化进程[29]、房地产开发[30]、旅游业发展[31-32]、居民健康[33]等因素与城市宜居性的相关性或耦合协调度。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高分遥感数据、街景数据、交通大数据等新型数据,以及与其相匹配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在不断拓展宜居性领域的研究视角,创新其研究方法[34⇓⇓-37]。
主观环境感知视角的研究往往基于城市居民的人居环境要素需求,利用微观层面的多样本调研数据,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城市宜居性或城市人居环境满意度进行评价[38⇓-40],探究其空间分异特征以及不同居民群体的需求特征[41-42];在此基础上,以不同维度的感知因素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为解释变量,进一步探究和解析宜居性或满意度的影响机制[4,43 -44]。另外,对环境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45-46]、居住需求偏好与现实错位[47]、职住空间错配[48]等问题的关注不断加强。总体而言,主观视角的研究从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弥补了客观数据难以反映居民心理需求的缺陷,但其受样本数量的制约,很难进行时间序列的探究。少数学者尝试将主观评价与客观分析相结合,进而准确勾勒城市的宜居性水平及其影响因素[19],但受限于数据结构和形式的差异,研究方法和深度均有待拓展。
综上,以上研究成果为宜居城市的规划、建设与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也为本文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围绕城市宜居性或城市人居环境这一主题,从主观或客观角度开展“指标—评价”范式的研究,将城市宜居性与其他要素结合进行综合考究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少数研究主要利用相关性分析、耦合模型等方法来揭示城市宜居性与其他要素的关联程度或协调程度[28,49]。在研究深度上,仅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相关性,或者某种因素对宜居性有影响,尚未形成系统的城市宜居性影响机理分析;在研究结论上,同一要素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以经济因素为例,有些学者认为经济富裕度是居民物质生活的重要保障,是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条件,并将经济因素纳入了城市宜居性评价体系[18,25];然而,有学者指出宜居性评价不能过分强调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要突出对“人”的关注,并认为经济因素不应被纳入评估体系[4,19,41];还有学者发现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提高有负面影响[50]。此外,对比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和宜居竞争力排名,部分经济竞争力强的城市其宜居指数也较高,如香港;但有一部分经济竞争力强的城市其宜居性得分却比较低,如上海等(源于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7次报告》。报告中,经济竞争力和宜居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的两个分项,对于宜居竞争力的评价主要从经济、社会、生态、居住、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7个维度展开。报告显示:香港在2019年中国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二,在宜居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一;上海在城市经济竞争力排名中位列第三,而其宜居竞争力则未进入前十。)。这些都会引致相关研究的具体政策意义不清晰,难以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向性明确的操作意见。
从本质上来看,这需要理清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要回答城市宜居性评价是否应纳入经济发展这一要素。宜居城市或城市宜居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是一个动态的目标,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城市即可认为是宜居城市,现实中没有绝对的宜居城市或绝对不宜居城市;不同城市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功能定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故很难确定一个判断是否宜居的统一标准。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经济因素是否纳入宜居评价体系难有定论。本文所涉及的城市宜居性关注点在于单个城市内部与居民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居住环境,它是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和谐的社会、人文环境的统一体。尽管经济因素可以很好地支持宜居城市的建设,但城市经济的发达程度并不一定与其宜居舒适度相匹配,经济发达的城市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如住房和生活的高成本,这反过来又对城市宜居性构成挑战。因此,本文在评价城市宜居性时没有考虑各城市的经济效益和其他可能的经济压力。其次,我们也需要深思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到底有没有影响?如果有,那影响机制是怎样的,影响强度如何?这种影响是否会呈现空间异质性或门槛区间效应?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是宜居城市研究的一次创新和突破,将有助于深化对城市宜居性的全面认识,也能促进人居环境科学方法体系和理论内涵的提升。遗憾的是,鲜有文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回答这些问题。
鉴于此,本文基于2005—2019年中国4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数理统计、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模型等手段将上述指标变量纳入同一体系进行研究与分析,在揭示中国主要城市宜居性时序演进特征的基础上,着力探讨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方向、影响强度及门槛阈值,以期为新时期中国宜居城市建设,城市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及发展战略调整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撑。
2 理论框架
基于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本文将城市宜居性作为一项“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构建一个新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函数模型,以此来探究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效应。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应地,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了由低质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关键转型期[51]。城市高质量发展一般被理解为以创新为驱动,同步地为居民营造更高效活跃的经济环境、更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更加绿色健康的自然环境、以及更便捷舒适的居住环境等[52]。这里的居住环境要素即本文所述宜居性的核心部分;此外,本文的宜居性还涉及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的一些要素,如失业率、气温等因子。将以上这些要素统称为环境宜居要素,即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城市宜居性)。至于如何从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剥离出相关因子,因其不影响理论模型的推导,故这里不做赘述。由此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基本形式,城市高质量发展函数可以设定为:
式中:D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可视为城市发展总产出);A、E、S、H②(②根据前后文变量设定,环境宜居应用HB表示,但为了公式的简洁易读,本文仅用H表征,二者含义相同。)代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宜居指标;t为时间截面;α、β、θ分别为以上几个指标对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弹性系数,其值均在[0, 1]区间内。
城市在创造财富及发展的过程中会付出代价,即所谓“发展成本”,一般包括为实现城市发展和建设付出的经济成本、为城市本身的稳定与和谐而付出的社会成本,以及为维持城市发展和不断扩张而付出的环境成本等[53]。这里的“环境”主要涉及自然生态环境、居住环境等,其内涵和范畴与本文所界定的宜居性极为接近,故这部分可理解为环境宜居建设成本。因此,城市发展所耗费的总成本可大致表示为:
式中:ω为经济成本系数;γ为社会成本系数;φ为环境宜居建设成本系数,则城市发展的总收益Pt为:
由式(3)可求出收益函数对城市宜居性的偏导数为:
一般来说,实现城市发展利润最大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基本要求就是要使得上述一阶偏导数等于零,则有:
对式(5)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可得:
进一步整理得到:
本文关键的系数是α,据前文所述该值可理解为经济发展对于城市发展总产出的弹性系数,即经济因素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贡献”。这一系数的取值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创新驱动、市场机制等[54]。在这些因素之中,居民收入水平对城市宜居性影响是极为明显的[40]。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越有能力去选择宜居性更好的城市或街区,即收入水平对宜居性是有促进效应的(α > 0);但要注意到,收入的增加可能使得人们对以自然环境宜人、人文环境舒适等为表征的宜居性有更高的要求(α < 0)。因此,从理论上来看,收入水平对城市宜居性既具有正向影响,也可能存在负向影响。此外,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住房需求不断增加,城市房价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还成为宜居性评价以及吸引人才的一个要素[55]。已有的研究显示,利用客观数据时,城市住房价格与城市宜居性存在正相关关系(α > 0),而基于居民主观感知时,城市住房价格越高,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越低(α < 0)[8]。基于此,用式(8)来表征α系数的取值:
式中:W表示收入水平;Z表示住房价格。
将式(8)式带入式(9),可得到:
从式(9)中可以解读出的信息是,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还受到居民收入水平和房价等因素的影响。从影响形式来看,由于式(8)中α函数的具体展开式未知,还无法确定收入水平和房价等因素如何影响宜居建设对城市发展贡献的系数,对此只能加以主观猜想。一方面,如果α是W与Z的简单乘式,那对式(9)取自然对数展开就可以形成OLS的模型;另一方面,如果α是一个阶段函数,其具体取值受到W、Z取值所在区间的控制,即并非简单乘式,亦非简单的单调递增或递减的函数,而很可能是非线性关系,则需要通过非连续型的门槛效应回归进行分析[56]。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
图1
3.2 变量设计与度量
被解释变量:城市宜居性(HB)。基于上述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图1)计算得到各个样本城市的宜居性指数,并将其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EG)。参考相关研究[60],本文用人均劳动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是衡量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指标,相较于人均GDP等传统指标,它更能反映经济产出的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本质。
控制变量:信贷规模(L),用各城市年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表示;科技水平(SI),用各城市科学技术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SU),用三产占比除以二产占比衡量;财政充裕度(F),财政充裕度衡量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用各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支出的差额表示;经济外向度(OP),用城市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比上GDP衡量;人均GDP平方(AG),库兹涅茨曲线表明,经济发展会影响收入分配,城市的收入分配状况会进而影响城市的宜居性,此外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也存在非线性关系[61]。
门槛变量:收入水平(IC),用城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衡量;房价(HP),用城市商品房销售均价衡量。
3.3 系统GMM回归
根据上述模型推导,本文先假定式(8)中α是一个W与Z的简单乘式,将收入水平与住房价格视为控制变量,引入滞后项、常数和残差项等建立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式中:HB代表城市宜居性;EG代表经济发展;CV代表控制变量;ε为随机干扰项。考虑到经济发展及其他因素对城市宜居性可能存在的滞后影响,故引入城市宜居性前一期(t-1)的数据,这样可以更好地消除内生性对实证结果的冲击。对于内生性的处理不仅限于此,在实证估计模型(10)时,本文采用了SYS-GMM(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该方法是在模型实际参数满足一定矩条件时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是矩估计方法的一般化。与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相比,SYS-GMM放宽了很多假设,如随机误差项的异方差性、自相关性、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等,通过将水平回归方程和差分方程结合起来进行估计,它能有效解决或排除动态面板偏差以及内生性问题[58-59]。
3.4 面板门槛回归
GMM回归用于确认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程度是否受到居民收入水平和住房价格取值所在区间的控制。假定式(8)中α是一个阶段函数,进而来探究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效应是否会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或者住房价格的变化而变化?是否存在最优区间?传统的检验方法以构造交互项进行检验为主,但这种方式难以探查到具体的门槛水平;同时在处理非线性问题时,如果基于某个指标对数据进行先验性假定,进而将数据的非线性转化为线性,这很可能会导致模型设定偏误[56]。因此从科学性而言,通过门槛模型检验是解决非线性模型最简洁的方法之一,本文藉此建立门槛面板数据模型来探测收入水平(IC)与住房价格(HP)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宜居性关联中的门槛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式中:μ与ε分别表示常数项及扰动项;i与t分别为城市和年份;γ为待估算的门槛值,a与β为系数;I(·)为示性函数;X是一组对城市宜居性有影响的控制变量。其余变量含义与前文相同。
3.5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中国40个大中城市作为研究样本③(③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哈尔滨、长春、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福州、广州、海口、南宁、太原、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呼和浩特、银川、西安、成都、贵阳、昆明、兰州、西宁、乌鲁木齐、拉萨,大连、威海、青岛、苏州、宁波、厦门、珠海、深圳、三亚。)中包括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和9个公认的宜居城市。原因主要基于两点:① 这些城市数据资料比较齐全、可获得性高;② 这些城市是中国不同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准,也是宜居性实证研究常选的案例地,故非常适合本文主题。
研究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源于2006—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气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各城市的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数据库、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④(④网址:
4 结果分析
4.1 中国城市宜居性的时序演进特征
2005—2019年中国大中城市的宜居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宜居性综合指数平均值由期初的0.2684增加到期末的0.3202,相对提高了19.31%(图2)。这主要得益于21世纪以来,中国不断推动城市发展目标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不断推进城市发展动力由以地为本转向人地和谐,由此带动了城市生态宜居品质的不断升级。但要看到目前的宜居性还不是很高,与人民满意的宜居城市还有不小的距离。从宜居性构成维度上来看,城市安全性长期处于末端,15年间并没有明显的提升。一则是因为近年来城市居民汽车拥有量猛增,由此引致的交通事故率不断攀升。此外,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各类矛盾风险深度交织叠加,由此引致的新挑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城市安全建设在其他方面的所取得的进步。环境健康性长期处于缓慢增长的态势,由0.0442上升为0.0507,年均增长率仅为0.99%。但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下,环境健康性持续增强是值得期待的。相对而言,自然环境宜人性、人文环境舒适性和公共服务可及性三个维度的宜居性水平提升较快,年均增长率都超过1.6个百分点。从宜居性的空间分异来看,统计结果显示城市宜居性整体上呈现出东部沿海城市优于中西部城市的特征。尽管前者人口密度很高,资源环境压力较大,但这些城市比其他地区更加关注人居环境建设。而西北、西南地区的很多城市,其自然环境本底限制性大、约束性强,且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力度不足,从而导致其人居环境质量明显偏低。
图2
图2
2005—2019年中国大中城市宜居性指数变化趋势
Fig. 2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urban livability index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9
4.2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作用机制
4.2.1 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有效性检验
Tab. 1
变量 | 定义 | 观测数 | 均值 | 标准误 | 最小值 | 最大值 | VIF | Fisher-PP |
---|---|---|---|---|---|---|---|---|
lnHB | 城市宜居性对数值 | 600 | -1.430 | 0.324 | -2.241 | -0.353 | - | 100.06** (0.00) |
lnEG | 经济发展对数值 | 600 | 17.887 | 1.114 | 14.643 | 20.232 | 3.16 | 244.05*** (0.01) |
L | 信贷规模 | 600 | 4.110 | 3.505 | 0.153 | 17.176 | 1.91 | 402.22*** (0.00) |
SI | 科技水平 | 600 | 3.456 | 0.435 | 2.408 | 4.399 | 1.54 | 522.32*** (0.00) |
DF | 财政充裕度差分 | 600 | -22.917 | 94.565 | -647.209 | 232.062 | 2.13 | 681.84*** (0.00) |
DlnSU | 产业结构对数值差分 | 600 | 0.037 | 0.109 | -0.341 | 0.429 | 2.59 | 510.32*** (0.00) |
lnAG | 人均GDP的平方的对数值 | 600 | 22.459 | 0.975 | 19.913 | 24.299 | 1.77 | 229.07*** (0.00) |
lnOP | 经济外向度的对数值 | 600 | -3.606 | 1.051 | -10.407 | -1.678 | 1.42 | 108.24*** (0.00) |
lnHP | 房价的对数值 | 600 | 8.886 | 0.591 | 7.634 | 10.432 | 1.98 | 378.63*** (0.00) |
lnIC | 收入水平对数值 | 600 | 10.806 | 0.495 | 9.750 | 11.781 | 3.01 | 700.18*** (0.00) |
注:括号内为Z统计量;*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4.2.2 系统GMM回归结果分析
系统GMM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Sargan检验表明所有估计结果均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是有效的。AR(1)与AR(2)统计结果的相伴概率表明模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问题,这进一步说明系统GMM回归结果呈现出了良好的稳健性。
城市宜居性除了受自身过往存量的影响外,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提升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表2),人均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宜居水平提高0.019个单位。将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后,这一系数则由正变为负(-0.104**),表明经济发展不利于城市宜居性的提高。从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产业结构并没有显著影响城市宜居性,只在一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中,产业结构对城市宜居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可能因为产业结构升级虽然提高了经济效益,但进入新常态以后很多地方还存在劳动力素质与产业结构升级不匹配的问题,就业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向愈发明显[62],从而使得城市中就业压力普遍增大,由此降低了城市宜居性。此外,产业结构这一指标是通过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表征的,尽管第三产业占比逐年增加,但很多城市第三产业内部传统的中低端产业仍占很大比重,这不利于宜居性的提升。信贷规模对城市宜居性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信贷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高低,一般信贷规模越大,人们的日常消费、住房支付能力越高,从而间接带动该城市的宜居性的上升。科技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科学技术对宜居性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雨洪模拟技术等很多新技术在平安城市、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等建设中,在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提升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充裕度对城市宜居性有一定的负向影响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财政压力,一些地方政府常通过土地转让支持地方财政支出和城市建设,逐渐陷入了“土地财政”的局面。土地财政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还会推动房价的上升,带来城市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并造成工资水平偏离劳动生产率基准[63],这些都会对城市宜居性产生不利影响。经济外向度对全样本城市宜居性没有显著影响,但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中,经济外向度对城市宜居性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环境规制标准的提高,这些样本更加注重清洁型、环保型企业或外资的引进,从而有助于当地环境质量的改善。
表2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系统GMM回归结果)
Tab.2
变量 | 因变量:城市宜居性的对数值 (lnHB) | |||||
---|---|---|---|---|---|---|
全样本城市 | 全样本城市 | 全样本城市 | A类城市 | B类城市 | ||
2005—2014年 | 2015—2019年 | |||||
Lagged lnHB | 0.403*** | 0.496*** | 0.279*** | 0.856*** | 1.499** | 0.425*** |
lnEG | 0.019* | -0.104** | -0.043 | 0.028* | -1.378** | -0.093* |
L | 0.038** | 0.058* | 0.007 | 1.527* | 0.000 | |
SI | 0.076* | 0.282** | 0.064* | 3.243** | -0.006 | |
lnAG | 0.039* | -0.036 | 0.067 | 0.367 | 0.055* | |
DF | -0.017* | -0.015 | -0.004 | -0.105** | -0.160 | |
DlnSU | -0.148 | 0.295 | -2.239*** | -1.608 | -2.024 | |
lnOP | 0.027 | -0.062 | 0.065* | 0.102** | -0.096 | |
常数项 | -0.924*** | -1.842*** | -1.549** | 2.158* | -29.938** | 0.000*** |
AR(1) | 0.000 | 0.000 | 0.000 | 0.062 | 0.098 | 0.000 |
AR(2) | 0.427 | 0.214 | 0.915 | 0.819 | 0.249 | 0.106 |
Sargan值 | 410.00 | 447.91 | 262.24 | 27.940 | 139.350 | 316.74 |
联合检验WALD值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N | 600 | 600 | 400 | 200 | 195 | 405 |
注:AR(1)与AR(2)为模型是否存在一阶与二阶序列相关的Arellano-Bond检验统计量的相伴概率;Sargan值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检验统计量。
考虑到样本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2014年后的经济发展相比之前更注重质量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进一步将样本分为2005—2014年和2015—2019年两个子样本,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表2),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前,经济发展并不显著影响城市宜居性,这可能是以往比较注重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数量,而对其造成的生态环境效应并未给予太多关注,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比较滞后,因此经济发展对宜居城市建设的支撑效应被其带来的负环境外部性所抵消了。但进入新常态阶段后,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作用由负转正,尽管系数较小,但是显著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一阶段国家开始逐步由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向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转变,并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城市形态重塑和价值提升,不断开创“宜居城市”建设新境界。
本文还分析了上述效应在不同规模城市中表现的差异。通过SPSS 26.0软件,依据GDP总量与人口规模等指标样本期内的均值,本文将40个城市聚类分为A、B两类城市样本,A类包括深圳、重庆、杭州、上海、济南、成都、天津、南京、西安、武汉、广州及北京,这些城市基本上属于直辖市和经济发达省会城市,其他28个城市属于B类。通过对两类样本相关指标的估计(表2的最后两列),可以发现在A类城市中,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估计系数达到-1.378,这说明城市宜居性高低与城市规模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规模效应不显著,且在经济发达、规模较大的城市中,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抑制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新时代需要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导向由人口、经济粗放增长向重视城市发展内涵和质量转变,更加重视宜人的生态空间、方便的生活空间、和谐的社会空间的营造与建设。而对于B类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城市人口规模较小,某些人居资源的人均拥有量相对较高。此外,这些城市多为旅游型城市,在环境建设和美化上优于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当地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出行条件的改善[32],使得城市宜居程度得以提升。
4.2.3 异质性门槛效应分析
两个关键变量之间的互动作用仅通过GMM估计进行判断略显片面。针对城市既有规模在上述“经济发展—城市宜居”问题中表现出的异质性,利用门槛技术对这一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基于Stata 16.0统计软件,进行Bootstrap自抽样门槛检验,以此来确定门槛的存在性及其数量。结果显示收入水平(IC)的双重门槛效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3),意味着收入水平具有双门槛效应;而住房价格(HP)的3类门槛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不存在门槛相应。可能的原因是除了工资、房价外,城市宜居性也是影响劳动力效用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城市宜居性与房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earson相关系数为0.4502),且由于高房价对城市宜居性的抑制作用部分会被其他维度的正宜居性所抵消,中国城市居民又对城市人居环境和城市生活质量有比较显著的支付意愿,是故城市宜居性的相对提高,对高房价起到一定的抚平效应[64]。
表3 全样本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Tab. 3
模型 | F值 | P值 | BS次数 | 1%临界值 | 5%临界值 | 10%临界值 | |
---|---|---|---|---|---|---|---|
IC | 单一门槛 | 23.95 | 0.059 | 500 | 51.126 | 41.890 | 37.518 |
双重门槛 | 30.52 | 0.064 | 500 | 38.026 | 31.572 | 27.692 | |
三重门槛 | 10.42 | 0.898 | 500 | 59.890 | 46.987 | 41.628 | |
HP | 单一门槛 | 9.86 | 0.198 | 500 | 16.863 | 14.236 | 11.820 |
双重门槛 | 3.88 | 0.946 | 500 | 16.834 | 14.887 | 13.033 | |
三重门槛 | 3.70 | 0.966 | 500 | 24.954 | 19.860 | 16.208 | |
EG | 单一门槛 | 25.96 | 0.036 | 500 | 28.962 | 24.857 | 21.545 |
双重门槛 | 9.27 | 0.290 | 500 | 18.330 | 14.137 | 12.624 | |
三重门槛 | 6.88 | 0.952 | 500 | 37.812 | 31.348 | 28.071 |
但有趣的是,在进行门槛检验时,发现经济发展(核心解释变量EG)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程度还受到经济发展本身所在区间的控制,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表3)。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效应会随其本身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而核心解释变量自身作为门槛变量是很多研究经常忽视的一点。因此,基于上述门槛效应检验,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分析经济发展本身对城市宜居性的非线性影响。
表4是门槛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影响效应呈现出较显著的倒“N”型门槛特征。具体来说,收入水平(IC)的双门槛值分别为61083和86422,当职工平均工资高于61083元,低于86422元时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当职工平均工资处在其他区间时,经济发展并不显著影响城市宜居性。如果把宜居视为一种商品,对于收入较低的居民群体而言,宜居是更高层次的需求且价格较高,人们对宜居的需求较小,所以该阶段的经济发展不会显著提高城市宜居性。而当人们的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后,其需求则开始从“温饱型”向“品质型”跃迁,期盼拥有更加优越的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居住条件等,而现阶段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促进效应还不能完全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新要求,因而经济发展并未显著影响城市宜居性。
表4 全样本面板门槛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Tab. 4
参数 | 估计值 | t统计量 | 置信区间 |
---|---|---|---|
(1) α1: lnIC ≤ 11.020 (IC ≤ 61083) | 0.088 | 1.25 | (-0.051, 0.226) |
α2: 11.020 < lnIC ≤ 11.367 (61083 < IC ≤ 86422) | 0.143** | 2.06 | (0.007, 0.280) |
α3: 11.367 < lnIC (86422 < IC) | 0.073 | 1.09 | (-0.058, 0.204) |
L | 0.208*** | 3.90 | (0.103, 0.313) |
DlnSU | -0.131 | -1.46 | (-0.308, 0.045) |
lnAG | -0.117*** | -3.50 | (-0.183, -0.051) |
lnOP | 0.031 | 0.62 | (-0.052, 0.103) |
SI | 0.012* | 1.21 | (0.098, 0.121) |
DF | 0.022 | 0.69 | (-0.041, 0.085) |
常数项 | 0.338 | 0.57 | (-0.836, 1.513) |
R2 | 0.465 | ||
F统计量 | 6.54 | ||
(2) α1: lnEG ≤ 3.269 (EG ≤ 26.285) | -0.182** | -2.51 | (-0.324, -0.039) |
α2: 3.269 < lnHP (EG > 26.285) | -0.129* | -1.88 | (-0.264, 0.006) |
L | 0.313*** | 5.79 | (0.207, 0.419) |
DlnSU | -0.104 | -1.18 | (-0.278, 0.070) |
lnAG | -0.134*** | -4.23 | (-0.196, -0.072) |
lnOP | -0.076 | -1.31 | (-0.042, 0.085) |
SI | 0.128** | 2.52 | (0.227, 0.028) |
DF | -0.012 | -1.15 | (-0.033, 0.009) |
常数项 | -0.403 | -0.75 | (-1.464, 0.658) |
R2 | 0.680 | ||
F统计量 | 11.00 |
注:本文采用稳健标准误计算,门槛显著性检验中,Bootstrap的次数为500,下表同。
经济发展本身(EG)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表现为显著单一门槛抑制效应,单门槛值为26.285。在单门槛划分的两个区间内,当EG低于26.285时,影响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0.182,说明较低水平的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当EG高于26.285时,影响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为-0.129,表现为负向抑制作用。但要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其抑制作用在明显减弱,即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负向影响呈现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城市发展重心会逐步由生产向生活和消费转变,会更注重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保护生态环境等[53],经济建设对宜居城市建设的挤占效应会减弱。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理由相信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驱动效果会逐步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二者最终会实现良性互动、高度协调。这一点在GMM回归结果中有相应的体现,即人均GDP平方(A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0.039)。
图3
图4
图5
本文针对A、B两类城市的样本结合上述两个门槛变量分别进行了门槛回归(表5)。结果显示对于A类城市,收入水平(IC)和经济发展(EG)均未能通过门槛效应检验,故无法构建门槛回归模型。这表明对于规模较大的城市而言,经济发展与城市宜居性之间没有出现门槛效应的特征。但在B类城市中收入水平存在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存在单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见表6。本文发现收入水平作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即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效应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呈非线性特征,只有当经济发展使人们的平均收入处于一定区间时,经济发展才能提高城市的宜居性。而经济发展作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4的结果存在差异,在规模较小的城市中,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抑制效应比全国样本愈发明显。这很可能是因为B类城市中,部分城市在现阶段的经济实力还相对有限,在同等条件下仍会将更多的资源要素用于经济建设,而对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支撑不足,甚至对其资源配置产生挤占效应。同时,要看到经济建设对宜居城市建设的挤占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减弱。
表5 A、B两类城市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Tab. 5
样本 | 模型 | F值 | P值 | BS次数 | 1%临界值 | 5%临界值 | 10%临界值 | |
---|---|---|---|---|---|---|---|---|
A类 | IC | 单一门槛 | 9.14 | 0.590 | 500 | 26.722 | 22.267 | 20.022 |
双重门槛 | 5.72 | 0.698 | 500 | 24.147 | 19.132 | 15.890 | ||
三重门槛 | 4.72 | 0.882 | 500 | 44.325 | 31.653 | 26.624 | ||
EG | 单一门槛 | 8.95 | 0.304 | 500 | 20.653 | 15.632 | 13.278 | |
双重门槛 | 7.08 | 0.226 | 500 | 17.035 | 11.613 | 9.181 | ||
三重门槛 | 2.74 | 0.884 | 500 | 32.327 | 18.646 | 15.122 | ||
B类 | IC | 单一门槛 | 30.86 | 0.039 | 500 | 51.653 | 44.924 | 39.519 |
双重门槛 | 43.1 | 0.000 | 500 | 31.309 | 23.745 | 21.317 | ||
三重门槛 | 12.93 | 0.998 | 500 | 53.008 | 45.202 | 42.157 | ||
EG | 单一门槛 | 21.55 | 0.034 | 500 | 25.015 | 20.541 | 18.838 | |
双重门槛 | 7.51 | 0.526 | 500 | 17.190 | 14.337 | 12.579 | ||
三重门槛 | 8.17 | 0.986 | 500 | 37.026 | 32.045 | 30.118 |
表6 B类城市面板门槛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Tab. 6
参数 | 估计值 | t统计量 | 置信区间 |
---|---|---|---|
(1) α1: lnIC ≤ 10.962 (IC ≤ 57642) | 0.083 | 1.22 | (-0.052, 0.224) |
α2: 10.962 < lnIC ≤ 11.321 (57642 < IC ≤ 82573) | 0.134** | 2.01 | (0.007, 0.282) |
α3: 11.321 < lnIC (82573 < IC) | 0.068 | 1.03 | (-0.056, 0.202) |
L | 0.211*** | 3.94 | (0.106, 0.317) |
DlnSU | -0.125 | -1.47 | (-0.303, 0.042) |
lnAG | -0.117*** | -3.58 | (-0.181, -0.057) |
lnOP | -0.058 | 0.93 | (0.154, 0.024) |
SI | 0.014 | 0.23 | (-0.096, 0.124) |
DF | 0.027 | 0.64 | (-0.042, 0.086) |
常数项 | 0.328 | 0.51 | (-0.833, 1.517) |
R2 | 0.458 | ||
F统计量 | 6.51 | ||
(2) α1: lnEG ≤ 3.156 (EG ≤ 23.476) | -0.202** | -2.34 | (-0.371, -0.032) |
α2: 3.269 < lnEG (EG > 23.476) | -0.146* | -1.78 | (-0.308, 0.015) |
L | 0.287*** | 5.17 | (0.178, 0.396) |
DlnSU | -0.147 | -1.56 | (-0.333, 0.039) |
lnAG | -0.132*** | -3.66 | (-0.202, -0.061) |
lnOP | -0.062 | 0.86 | (-0.141, -0.035) |
SI | 0.100* | 1.72 | (0.115, 0.215) |
DF | 0.014 | 0.40 | (-0.053, 0.080) |
常数项 | -1.787*** | -0.65 | (-1.676, -0.844) |
R2 | 0.532 | ||
F统计量 | 6.18 |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将宜居性作为一项“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构建了分析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影响效应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05—2019年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揭示中国主要城市宜居性时序演进特征的基础上,利用系统GMM、固定效应的面板门槛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考察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主要发现如下:
(1)2005—2019年中国大中城市的宜居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不同维度增长态势存在差异,城市安全与环境健康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增长的态势,而自然环境宜人性、人文环境舒适性和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升相对较快。在空间分布上,城市宜居性大体呈现出东部沿海城市优于中西部城市的特征。
(3)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呈现出较显著的倒“N”型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使职工平均工资处于6万元至8万元之间时,经济发展能提高城市宜居度,而在其他区间内,经济发展并不显著影响城市宜居性。此外,经济发展本身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单一门槛抑制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负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规律。针对不同规模的城市,规模较大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没有出现明显的门槛效应;在其他规模较小的城市中产生门槛效应的收入水平与全国样本平均水平基本一致,经济发展本身对这类城市宜居性的抑制作用愈发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抑制效应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趋势。
5.2 讨论
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宜居性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和异质性门槛效应,但这不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经济高质量发展能为宜居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有问题的是过去城市发展与建设的模式有待优化和完善。结合实证结论,本文拟从“宏观指引”和“微观行动”两个层面在经济发展和环境宜居之间破题突围。
在宏观指引层面,很多城市“做大经济和人口规模”的目标在高速增长阶段已基本达成,“提升发展质量”已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宜居”是人们对理想城市人居环境的永恒追求,必然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立足于不断夯实经济发展基础,要把宜居性内化为城市发展的硬约束和新财富,聚力促进城市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禀赋良性适配。城市发展,尤其是那些经济发达的高收入中心城市、特大城市,要更加注重生活价值和人本导向,更加注重增加生态绿色、文明和谐的美好环境供给,努力创造城市发展升位与环境和谐宜居相得益彰的新型现代化城市,努力将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具化为高品质生活体验,全面彰显“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初心使命。
在微观行动层面,① 未来的宜居城市建设,要格外重视城市安全性和环境健康性的提升,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制定方式。② 不能将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比重上升作为治理环境宜居问题的唯一手段,要把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服务产业内部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同保障与劳动生产率相适应工资收入统一起来,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③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仍是大势所趋,但要重视外资引进结构的优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要推动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转向高技术、清洁型,进而跳出“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困境,实现“污染光环假说”。④ 着力构建一套适合中国城市实情的定期体检评估工作机制与评估指标体系,推动城市体检评估制度在全国落地,及时、全面把脉“城市病”,进而破解城市发展难题。
总体而言,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宽了城市宜居性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体系。但囿于研究数据的可获取性有限等现实困境,本文还存在一些有待加强的地方:一方面,宜居是一个多维性概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受数据可得性、可测度性等制约,城市宜居性的内涵可能未被充分的诠释和全面的度量。另一方面,因很多城市存在数据缺失问题,在实证研究时只选择了40个数据较齐全的城市样本,因此得到的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40个大中城市基本可以管窥中国经济发展和宜居城市建设进程的一般面貌。随着国家和地方统计数据的逐步完善,笔者将进一步深化这些不足。此外,本文还发现经济发展对宜居性的影响因城市规模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因此,在宜居视角下如何确定最优的城市发展规模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参考文献
Progress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research into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DOI:10.11821/dlxb201408009
[本文引用: 1]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en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China'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ver the last 30 years. Since the early 2000s,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the new regional unit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China has declared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main spatial component of new types of urbanizat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as clarified at the first Central Urbanization Working Conference and in the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 (2014?2020). However, research on urban agglomeration remains weak and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From 1934 to 2013, only 19 papers published 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contained the them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0.5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and the first paper on urban agglomeration appeared less than 10 years ago. Despite a small number of divergent studies, this work has contributed to and guided the formation of the overall patter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For example, spatial analyses hav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spatial structure and guided the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 spatial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process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dentifying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erial studies have facilitated pragmatic research; and problems wit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have provided a warning for future choices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Future research into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should (1) review and examine new problems i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options and cultivation; (2) critically consider urban agglomeration whe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5+9+6 spatial pattern; (3) rely on urban agglomeration to construct new urbanization patterns such as 'stringing the agglomerations with the axis, supporting the axis with the agglomerations'; and (4) deepen national awareness about resources, environment effect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high density urban agglomerations, management and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innov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inance and fiscal reserve mechanisms,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and standards for identifying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中国城市群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
DOI:10.11821/dlxb201408009
[本文引用: 1]
中国的城市群是近30年来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自21世纪初期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之后,中国连续10年把城市群提升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首次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地位。然而,城市群在中国的研究目前尚处在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系统总结从1934-2013年的80年间发表在地理学报的城市群主题论文,只有不到19篇,仅占总篇数的0.55%,不仅发表篇数少,而且发表时间短,首次发表城市群研究成果不到10年,研究单位和作者群体集中,研究内容瞄准国家需求但比较发散。即便如此,仅有的城市群研究成果还是对国家城市群总体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引领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体现在,提出的城市群空间格局推动国家形成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基本框架,引导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提出的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标准与技术流程对界定国家城市群范围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出的城市群系列研究领域带动城市群的研究向着纵深与实用方向拓展,提出的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来城市群的选择与发展起到了警示作用。以这些研究进展和成果为基础,未来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培育的重点方向为:以问题为导向,深刻反思检讨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发育中暴露出的新问题;以城市群为主体,重点推动形成“5+9+6”的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新格局;以城市群为依托,重点推动形成“以轴串群、以群托轴”的国家城镇化新格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继续深化对城市群形成发育中重大科学问题的新认知,包括深入研究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效应,科学求解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创新城市群形成发育的管理体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研究建立城市群公共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储备机制,研究制定城市群规划编制技术规程与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标准等。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cities? A compar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master plans of eco, low-carbon and conventional new towns in China
DOI:10.1016/j.habitatint.2017.03.008 URL [本文引用: 1]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 China
DOI:10.11821/dlxb201910006
[本文引用: 1]
Green development is pivotal to resolving natural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solving national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supporting and realizing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t is gradually growing into a crucial guideline fo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eautiful China" development, and global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restructure. Based on a thorough review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ccurately depicts a full picture of China's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UGDE) in 2005-2015 by using SBM-Undesirable, the Theil index and the Spatial Markov Chain methods. Moreover,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has been further discussed based o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both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1) UGDE increased steadily by 10% from 0.475 in 2005 to 0.523 in 2015. And temporally, it shows a pattern of "W"-shaped fluctuated growth. (2) Spatially, UGDE decreased from eastern to central China, and further to western China. Besides, there is an inverted pyramid pattern of "national level > regional level > local level" urban agglomeration in UDGE growth. Moreover, there is a steady urban scale structure from super city to small city in UDGE. (3) There is an evident concentration of cities with high-level and low-level UDGE,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path dependence. (4) Quantitatively speaking, compared to natural factors, human factors such as economy size, industry structure, and openness level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the UDGE.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DOI:10.11821/dlxb201910006
[本文引用: 1]
绿色发展作为化解自然环境约束、破解经济转型难题、支撑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关键。正逐渐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和全球经济转型与重构的重要指导理念。在梳理绿色发展概念与内涵基础上,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泰尔指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测度与刻画,并进一步耦合自然与人文因素定量探讨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由0.475增加到0.523,总体提高了10%,时序上呈现“W”型波动增加的阶段性演变特征。②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区域差异规律,不同类型城市群具有“国家级>区域性>地方性”倒金字塔式集群增长特征,形成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稳定等级规模结构。③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高效率城市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低效率城市则负向溢出影响,“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较为凸显,不同类型城市演化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时空惯性。④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下,人文社会因素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程度大于自然本底要素,其中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和城市气温呈现积极促进作用。
Assessment and determinants of satisfaction with urban livability in China
DOI:10.1016/j.cities.2018.02.025 URL [本文引用: 4]
Study on intrinsic meanings of the livable city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livable city
宜居城市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Review of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livable city
DOI:10.11820/dlkxjz.2008.03.015
[本文引用: 2]
In 1898, Ebenezer Howard, worrying about the problems behind the prosperity of British cities,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garden city".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the same problems occur in China. Recently, the concept of "livable city"is presented as a realistic choice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2005, "Livable Beijing" became a strategic development goal of Beijing in its Master Plan. Since then the need for theoretical studies of "livable city"is urgent. However, the research field of livable city is still a new one. The concept and relevant methodology of "livable city"is still vague.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reviews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es and trends in this field, summarizes general understandings of "livable city", and discusses the evaluation structures and methods of it. It also points out three deficiencies in current research: first, theoretical study of "livable city"is still weak, and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driving forces of livability; second,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scale, studies on urban livability are focused more on city- based studies than on community- based and regional - based studies; and third, for research approaches, most studies have emphasized the method of presenting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ut new evaluation methods are inadequate.
宜居城市的理论基础和评价研究进展
DOI:10.11820/dlkxjz.2008.03.015
[本文引用: 2]
1898 年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是对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带来昂贵代价的反思。宜居城市的提出,成为解决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目前宜居城市研究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总结了宜居城市的研 究进展和主要学术观点,重点回顾了宜居城市概念、内涵等研究内容,集中讨论了宜居城市的影响因素、评价体系 和评价方法,并指出宜居城市研究还存在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New estimat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urban areas
The core framework of the livable city construction
DOI:10.11821/dlyj201602001
[本文引用: 3]
Livable city is the common goal for all cities. Focusing on building a harmonious livable city which is proposed recently by China's Central City Conferenc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livable city, then reviewed the main experiences in the world livable cities and put emphasis on discussing basic ideas, basic guides and key contents of the livable city construction at last. The paper aims to build China's core framework for the livable city construct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to the livable 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宜居城市建设的核心框架
DOI:10.11821/dlyj201602001
[本文引用: 3]
围绕最近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和谐宜居城市”等内容,解析宜居城市的内涵,评述国际上公认上的宜居城市建设的主要经验,重点就宜居城市建设的基本理念、导则和建设重点等进行系统的论述,旨在构建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核心框架,对中国建设宜居城市提供理论指导。
Neo-spaces for urban livability? Urbanites' versatile mental images of green roofs in the Helsinki metropolitan area, Finland
DOI:10.1016/j.landusepol.2016.11.021 URL [本文引用: 1]
Amenities drive urban growth
DOI:10.1111/1467-9906.00134 URL [本文引用: 1]
The values of new urbanism community planning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urbanism
DOI:10.13249/j.cnki.sgs.2012.09.1081
[本文引用: 1]
Urbanization started from the industrial era, and developed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During this period, urban community planning method changed gradually. Smart Growth, New Urbanism and Green Building Movements has provided the basis for sustainable urbanism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shares with the values of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Scholars integrated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mentioned above as a practical guid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Urbanism, in response to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urbanism, has been the mainstream of urban planning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re of sustainable New Urbanism, according to some foreign scholars, is spatial justice, a reflection of social justice, which also helps accomplish the spatial functional values of reasonable community layout and the planning of spatial justice values. In many foreign countries, this theory has already come into effect. However, in China, most relevant theoretical studies are general introductions and reviews and practical ones focus on instructions to urban planning in material aspect, with the absence of written version of values of New Urbanism community planning.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s, studying New Urbanism has instructions on community planning. Studies, in the aspects of spatial justice, values and dignity, focus on values of New Urbanism community planning, illustrating its guiding concepts and planning principles. New Urban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urbanism, aims at transforming the urban space and creating local-socialization space to meet the daily needs of people nowadays. The New Urbanism community planning, in this article, should follow the compactness principle, the diversity principle, the walk-first principle, the environment importance principle and the high-quality principl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values and spatial values of New Urbanism community planning has been clarified. Social values cover human nature, spatial diversity, community equality and coordination of social surroundings. Correspondingly, spatial values are a reflection of valuing equal accessibility of different classes to public places, improving the livability of social space inhabited by people of different classes, as well as bettering the social equality by compelling livable standard. New Urbanism successfully combined traditional values standard with environmental coordination, spatial diversity, social sense of community and behavior scale of humanism of urban 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put the modern 'good community' idea into practice. Finally, by critically looking at the theory and practicability of values of New Urbanism community planning, we try to put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solve the general spatial injustice in practice.
可持续城市理念下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的价值观
DOI:10.13249/j.cnki.sgs.2012.09.1081
[本文引用: 1]
从空间公正与价值尊严等方面对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的价值观进行研究,阐述其基本理念和规划原则。通过上述原理的分析,明确了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的社会价值观和空间价值观的内涵,前者涉及人本性、空间多样性、社区平等感和社会环境协调性4个层面,后者则体现在重视公共区域的阶层平等可进入性、提高混合居住的社会平等空间的宜居性和以强制性的宜居环境标准提升社会的平等性。最后,对新城市主义社区规划价值观的理论和实践性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并尝试性地提出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空间不公正问题的对策。
Ecological line planning for livable city development
面向宜居城市建设的生态控制线规划
Urban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trategies for livable City's quality of life
DOI:10.1016/j.habitatint.2018.10.002 URL [本文引用: 1]
Urban liva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Northeast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anel data, 2007-2014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urban livability has become a focus of academic research.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n evaluation index of urban livability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resources, environment, economy, society, living condition, and safety. Based on entropy analysis method and Arc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ivability levels of 37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2007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2007-2014, overall urban livability level wa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speed of improvement was relatively small, b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ities were narrowing. (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livability presents a "dual core" distribution with two high value centers at Shenyang and Dalian, as well as a "fan blade" shaped distribution centered around Changchun, Harbin, and Daqing. (3) There was a weak spatial correlation in the livability of cities, but the correlation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4)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overall urban livability and the individual index values. Cities have differ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different indicators. (5) When discussing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on urban livability, this study established a panel data model and found that the balance of household savings, investment of urban facilities,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mmunity-level service facilities, and population density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livability, while the impact of SO2 emissions was negative.
东北地区城市宜居性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7—2014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宜居性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基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生活、安全6个方面构建了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ArcGIS空间分析法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法,对2007-2014年东北地区37个城市的宜居性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城市宜居水平整体偏低,提高速度较慢,但城市间的差异在缩小。②城市宜居水平在空间上形成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双核”分布模式,以及以长春、哈尔滨和大庆为核心“扇叶”分布格局。③各城市间宜居水平存在较弱的空间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逐年增强。④各单项指标的地域分异与综合水平的地域分异存在差异,不同城市在不同指标下有其优势与不足。⑤在研究社会经济的影响时,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发现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市政设施建设投资、人均住宅房地产开发投资、社区服务设施、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性呈正相关,而SO<sub>2</sub>排放量则呈负相关。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Bohai Rim area
DOI:10.18306/dlkxjz.2017.12.011
[本文引用: 4]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lif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urban residents. This study employ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GIS mapping methods to analyz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socioeconomic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he Bohai Rim area.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re are significant spatial heterogeneities in "har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dex (HHI), "soft"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dex (SHI), an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composite index (HSCI).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oastal citi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inland cities. For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units, Liaoning has the highest HSCI; HSCI in Tianjin is the lowest.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HSCI further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SCI values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Bohai Rim area—more prosperous economy and higher urbanization rate cannot bring in higher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SCI and population in the Bohai Rim area. Therefore the control of urban population in the region will be helpful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估及影响因素
DOI:10.18306/dlkxjz.2017.12.011
[本文引用: 4]
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重要内容。本文以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为例,从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评价人居环境指数,运用描述统计和GIS制图方法,分析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沿海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明显高于内陆城市;在省级行政单元中,辽宁省人居环境综合指数最高,天津最低。②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人口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仅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并不能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但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则可有助于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
Evaluation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livability: A case of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n China's four municipalities
城市人居环境宜居度评价: 来自我国四大直辖市的对比与分析
Livability assessment within a metropolis based on the impact of integrated urban geographic factors (IUGFs) on clustering urban centers of Kolkata
DOI:10.1016/j.cities.2017.11.015 URL [本文引用: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rends in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y changes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35 Chinese major cities
DOI:10.1016/j.habitatint.2017.10.001 URL [本文引用: 2]
The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livability of 22 districts of Tehran Metropolis using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approaches
DOI:10.1016/j.scs.2018.01.018 URL [本文引用: 2]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Case study of Liaoning province
DOI:10.11821/dlyj201707011
[本文引用: 2]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law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discusses their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The method of entropy weight is applied to measure and assess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order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system properties,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pattern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Liaoning province (2005-2014). The results reveal the following: (1)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present a rising trend, and this trend presents four apparent periods and four degrees of dispersion distribution. Shenyang and Dalian are the core regions; Panjin, Anshan, and other cities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ransitional region; and Fuxin, Chaoyang, and other cities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tart development region. (2) In terms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human settlements in Liaoning exhibi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oof" type space structure over the past 10 years, with a gradual central decline to both sides, from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n the north and south sides of the middle "roof" Dalian and Shenyang are the two high spots, while "dual-core" and "three-yuan" type spatial variations are expressed. (3) In terms of system differentiation, there is an apparent difference in human settlements in the province over the past 10 years; as for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the system presents a rising trend. In term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support system and social system are obvious, the residential system and population system are very small, and the environmental system is the minimum. It was found that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factors, the subject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human beings wer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and system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机制研究: 以辽宁省为例
DOI:10.11821/dlyj201707011
[本文引用: 2]
总结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规律,探讨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分异与机制。运用熵权法测算人居环境质量,以辽宁省14市为例,研究2005-2014年其人居环境的时间过程、空间格局、系统属性以及驱动机理。结果显示:① 时间分异特征。辽宁省10年间人居环境质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表现为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和离散程度特征;辽宁省人居环境大致分为以沈阳和大连为主的人居环境核心区,以盘锦和鞍山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过渡区,以及阜新和朝阳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起步区。② 空间分异特征。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呈现出“屋脊”式空间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中部向两侧逐步递减的空间结构特征,在中部“屋脊”的南北两侧呈现出大连和沈阳两个高点;而且呈现出“双核”“三元”式空间分异。③ 系统分异。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有明显的系统分异;系统时间分异,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系统区域分异,支撑系统、社会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为明显,居住系统、人口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小,环境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最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供给侧与需求侧要素以及人居环境的主体“人”是城市人居环境时空分异、系统分异的形成机理。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hina
DOI:10.13249/j.cnki.sgs.2012.05.521
[本文引用: 3]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with four first-level indexes as standard, including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living condition,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28 second-level indexes. With the method of entropy,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of 286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2000, 2003, 2006, 2009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e urb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of Chinese cities is gradually improving in recent 10 years. Between citie, score gap is gradually narrowing, and the city rank changes within a certain range basically, but in the most of cities,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s at a low development level.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is significan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ities at all city levels in each region is unbalance. With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decreasing from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to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It shows that the eastern region has the advantages both in the number of cities belonged to the first three levels and in the propor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Cities with the level of three, four and five dominate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ose with the level of five and six dominate the western region. The economy is not deciding factor, but is the main factor resluting in the differences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is the prerequisite of improving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Therefore,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improve the urban economic strength is still the main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cities. The cities with higher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are distributed in the form of agglomeration, which fits well the urban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There is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 and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s higher,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is higher.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city size, sometimes, the quality of many small citi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big cities. This means that city development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local conditions, and the process should be human-oriented, serve for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not pursue the external scale.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unbalanced, and many aspects need to be improved. Cities with higher grades have not been developing comprehensivel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public service, urban and rural gap do not develop sufficiently. This means many aspects of the process have not got enough attention, needing the elimination of the short boards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quality.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DOI:10.13249/j.cnki.sgs.2012.05.521
[本文引用: 3]
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The livability of Iranian and Islamic Cities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traditional land uses in the city and the rules of their settlement
Evolution and driving force detection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t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OI:10.13249/j.cnki.sgs.2018.02.005
[本文引用: 2]
This article follows the main line of "setting up evaluation framework→describ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detection of core dynamics→analytical driving mechanism". In the view of the core areas about urban human settlement, such as ecological, residential, public services, leisure, this article has made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at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uch a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the key factors and the driving mechanism, by using the methods about AHP, comprehensive fuzzy evaluation,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earch shows that: 1) urban human settlement comprehensive quality pattern shows a process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northwest area has been relatively reduced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outheast region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High quality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gradually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Poyang Lake urban circle and the areas along the Beijing-Guangzhou line. 2) The patter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gradually is divided by Xiangyang-Ji’an lin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dividing line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west sid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living and public service environment are similar, and the leisure environment is opposite to that of the two. The main feature is residential quality and public service quality of the cities along the Beijing-Guangzhou railway line is always better than that of along the Zhejiang-Jiangxi railway line in Jiangxi, but the quality of leisure environment gradually has been inferior to the cities along the Zhejiang-Jiangxi in Jiangxi. 3) The evolution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the object, degree and direction of each driving force are different. Among them, economic development, government investment is the dominant power of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volution, the social group's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s the key motive force, and the land supply and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re the subordination driving forces of the present stage. In addition, the scale of the city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through the agglomeration and the catalysis.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DOI:10.13249/j.cnki.sgs.2018.02.005
[本文引用: 2]
从生态、居住、公共服务、休闲环境等人居环境核心系统出发,综合运用AHP、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时空演变过程、核心驱动力、驱动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表明:① 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格局呈现出西北部相对下降,东南部逐渐提升的过程,优质的人居环境逐步向环鄱阳湖地区及京广线沿线集中分布;② 生态环境质量格局逐渐呈现以襄阳-吉安连线为界,东侧质量显著优于西侧的格局。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质量始终优于江西片区浙赣线沿线城市,但休闲环境质量则逐渐劣于江西片区浙赣沿线;③ 城市人居环境演变驱动力作用对象、程度、方向各异。其中经济发展、政府投入为城市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动力,社会群体收支为其内部关键动力,而土地供给与建设投资为现阶段次要动力,此外,城市规模通过集聚、催化作用推动城市人居环境的演变。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uncertainties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Taking Changsha City as an example
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不确定性定量评价: 以长沙市为例
Quantitatine research on urb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for human settlements: Take Dalian as an example
城市化与城市人居环境关系的定量研究: 以大连市为例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development betwee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condition at prefectural level in China
DOI:10.11820/dlkxjz.2014.02.009
[本文引用: 1]
Chinese real estate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ing very quickly, but imbalanced, since the start of real estate reform three decades ago. Most of the investments have been focusing on the regions with well-developed urban economies, attractive economic environment, better infrastructures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better living conditions, which gradually lead to bigger and bigger spatial differences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mong the different regions. Rational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an provide people with moderate housing condition, but irrational and imbalanced development will hinder the efforts to improve housing condition.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condition. In this paper, we first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condition, and then calculated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and coupling development betwee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condition improvemen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degrees of coord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286 prefectural cities showed that: (1)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condition in most prefectural cities is at medium level, with an average number of 0.59, indicating that the two subsystems are still in an adjustment phase and have not yet established a coordinat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dynamic relationship. (2) Coupling development degree between two subsystems in most prefectural cities is still at a lower level.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between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western inland areas. Based on degrees of coordination and coupling development, the 286 prefectural c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nine categories, namely, well developed and coordinated area, well developed and adjusting area, well developed but conflicting area, developed and coordinated area, developed and adjusting area, developed but conflicting area, under developed but coordinated area, under developed and adjusting area, under developed and conflicting area. (3) One of the key tasks for the economy in 2013 is to actively and steadily promote urbanization, str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and firmly adhere to the real estate control policies. Thes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and complex tasks should be undertaken with prudence and flexibility as well as positive and moderate attitude. Considering the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among the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can take the measures that suit the local conditions, such as different financial policies, price guidelines and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play different functions but work together and establish an effective information-sharing mechanism. In other words, to make joint efforts to achiev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condition improve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formulate the policies, determine the objectives, and monitor the results;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the suitable means and ways to achieve specific goals, and accept supervisions from the higher level government and respond to the attentions from the public for evaluation of the policies and fulfillment of the obligations.
中国地级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空间格局
DOI:10.11820/dlkxjz.2014.02.009
[本文引用: 1]
中国房地产业历经近30年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经济较活跃、环境较适宜、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较完善、人居环境较适宜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的地域差异逐渐突出。科学适度的房地产开发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而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则会抑制人居环境质量的提升。基于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发展视角,建立了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耦合发展度模型,对286个地级市单元的房地产开发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显示:① 中国地级单元城市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协调度处于磨合阶段,虽未达到协调水平,但相互作用与影响力较强,其中协调度最高的为南京市;② 房地产开发与人居环境整体发展度处于较低水平,且空间分布非常不均衡,耦合发展度最高的为深圳市;③ 基于耦合协调度和发展度可将中国地级行政单元划分为9个类型,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采取差别化的房地产开发调控政策。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ivabil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panel data
城市宜居性与旅游发展关系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Urban livabil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Analysi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spatial panel data
DOI:10.1016/j.habitatint.2017.02.005 URL [本文引用: 2]
The framework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built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healthy based on activity perspective
DOI:10.13249/j.cnki.sgs.2019.10.010
[本文引用: 1]
Rapid urbanization has an indirect impact on public health while changing the shape and layout of urban space. The study on the process and mode of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on residents' health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of preventive medicine,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Based on the residents' daily physical activ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branching direc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health, clearly defined the conceptual model and action pattern between different scale built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s' health.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poses a systematic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Built environment objective organization-residents' subjective perception-physical activity promotion-health effect output’, and elaborates the specific research ideas from three aspects of data sources, research methods and key research contents. It is believed that residents' daily activities are critical to reveal the space utilization and layout optimiz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combination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scale health geography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aradigm for subsequent empirical research, and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ublic health policy.
基于活动视角的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框架
DOI:10.13249/j.cnki.sgs.2019.10.010
[本文引用: 1]
快速城镇化在改变城市空间形态与布局的同时也对公众健康产生了间接影响,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过程与作用模式的研究,一直是预防医学、地理学与环境科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热点。以居民日常体力活动为中介变量,围绕“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健康关系”这一健康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方向,提炼了不同尺度建成环境与居民健康关系的概念模型与作用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成环境客观组织-居民主观感知-体力活动促进-健康效应产出”系统性研究框架,并从数据来源、研究方法、重点研究内容3个方面阐述了具体研究思路,认为通过居民活动识别空间利用与方案优化是未来微观尺度健康地理研究的重要结合方向,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范式借鉴,同时也为相关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Using street view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to assess how perception of neighborhood safety influences urban residents' mental health
Tracking job and housing dynamics with smartcard data
DOI:10.1073/pnas.1815928115
PMID:30455293
[本文引用: 1]
Residential locations, the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commuting patterns are key elements to underst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how city dwellers live. Their successive interaction is important for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urban planning, transport, intraurban migration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Howev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ong-term trajectories of workplace and home location, and the resulting commuting patterns, is still limited due to lack of year-to-year data tracking individual behavior. With a 7-y transit smartcard dataset, this paper traces individual trajectories of residences and workplaces. Based on in-metro travel times before and after job and/or home moves, we find that 45 min is an inflection point where the behavioral preference changes. Commuters whose travel time exceeds the point prefer to shorten commutes via moves, while others with shorter commutes tend to increase travel time for better jobs and/or residences. Moreover, we capture four mobility groups: home mover, job hopper, job-and-residence switcher, and stayer.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hese groups trade off travel time and housing expenditure with their job and housing patterns. Stayers with high job and housing stability tend to be home (apartment unit) owners subject to middle- to high-income groups. Home movers work at places similar to stayers, while they may upgrade from tenancy to ownership. Switchers increase commute time as well as housing expenditure via job and home moves, as they pay for better residences and work farther from home. Job hoppers mainly reside in the suburbs, suffer from long commutes, change jobs frequently, and are likely to be low-income migrants.Copyright © 2018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PNAS.
The livable urban landscape: GIS and remote sensing extracted land use assessment for urban livability in Changchun proper, China
Safe Cities in the new urban world: A comparative cluster dynamics analysis through machine learning
Evaluating livability and perceived values of sustainable neighborhood design: New Urbanism and original urban suburbs
The livability of Guangzhou City: A subjective evaluation approach based on Japanese housewives
DOI:10.13249/j.cnki.sgs.2010.01.39
[本文引用: 1]
The idea of livable city is in the spotlight in China recently,not only the government,but also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media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livable city.But it’s a pity that the livable city’s concept and relevant standard are not clear.Reflections on how to define livable city we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Besides,questionnaire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mbined to discuss the livability of Guangzhou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some particular citizens,the professional housewives who emigrating from Japan into Guangzhou.All of those Japanese housewives are members of Jap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of Guangzhou (JWAG),they have only involved the living space and have separated from the production space for some reasons.So their evaluations of Guangzhou city’s livability are objective and relatively neutral.Besides,their home country,Japan,can also offer some meaningful references for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Therefor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Japanese housewives,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are meaningful to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etropolis and livable construction of people-oriented city.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this study mainly takes Japanese assessment on "livable city" as a reference.And the public security,housing,insurance,transportation,medical care,education,shopping,food,environment,climate,culture,entertainment and human relationship were taken as the evaluated factors to assess the livable characteristics from five aspects:the living safety,living conditions,affluence,convenience and comfort.Scores were designed to:5 points stands for great satisfaction;4 points refers to quite satisfaction;3 points means general satisfaction;2 points means dissatisfaction;1 point shows rather dissatisfaction.According to those Japanese housewives’ contrast between Japanese cities and Guangzhou,the degree of livability and the main aspects of improvement in Guangzhou were well discussed.Except living condition,other aspects were worse than those in Japan from Japanese housewives’ point of view,especially the data of medical care,education,environment,shopping and entertainment,which were over 2 times less than those of Japan.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big problem in the convenience and comfort of Guangzhou.In the Japanese housewives opinion,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in order to become a real livable city for Guangzhou.For one thing,its degree of livability is low.For another,both those housewives’ special cultural background,overseas experience,role concepts,and their residence time in Guangzhou also effect on the evaluated results.
日本专业主妇视角下的广州城市宜居性评价
Developing a methodology for assessing livability potential: An evidence from a metropolitan urban agglomeration (MUA) in Kolkata
Urban residential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Dalian's residents
DOI:10.11821/xb200810002
[本文引用: 2]
In 1898, Howard put forward "garden city" as an introspection of the expense human paid for cities' vigorous development.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China came the same problem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cities is more and more common because of the agglomeration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in metropolitan areas. As a result, many scholars focus on the study of urban residential suitability, including the concept, content, influencing factors, as well as evaluation methods of it. There are usually three ways to appraise living environment, objective, subjective, and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his paper applies subjective method to have an overview of the suitability in Dalian. Choosing security, health, convenience, pleasure and facility as indexes, based on large-scale survey data of the residents'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the urban residential suitability in Dalian,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sidential problems in Dalian with the method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GIS analysis. The main content consists of the comparison of final score across each index,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ributes and evaluation result, and the comparison of both evalua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across social groups. Four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five indexes shows that the urban residential suitability in Dalian is at a really fair level. Residents in Dalian are mostly satisfied with the traffic system,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daily facilities. However, they think there is a deficiency of community establishment. Meanwhile, the security of the city should be improved. (2) The attributes of residents would affect the evaluation result. According to analysis of correlation, the evaluation scor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residents' income and education level, whil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family population. Age also counts for part of the final evaluation score. (3) Taking into account of these four attributes, residents in the cit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which are working class, young white-collars, low-income local residents and young workers. People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show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residential suitability. Working class and young white-collar people, who are wealthy and well-educated, a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Most of low-income local residents and young workers are living in suburban and old industrial districts, so their evaluation of urban residential suitability is lower. (4)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is obligate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need of all groups of people when dealing with urban residential suitability. At present, Dalian city has not met the need of the poor. For this reason, the governors should put more efforts on the equity of living environment, especially focus on the area where young workers and low-income residents live, such as Ganjinzi District and Jinzhou District.
大连居民的城市宜居性评价
Empirical research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elements based on the needs of different subjects: A case study of Xintang Town
基于不同主体的城镇人居环境要素需求特征: 以广州市新塘镇为例
Livable streets: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problems on the quality and livability of Kuala Lumpur streets
DOI:10.1016/j.cities.2014.11.016 URL [本文引用: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A study based on ordered category response multilevel modelling in Beijing
DOI:10.13249/j.cnki.sgs.2016.06.004
[本文引用: 1]
Life satisfaction, a stable and long felling of life, denotes how well people thrive. In the last decade,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academic fields including psychology, sociology, geography, economy and so on have contributed a lot of research on the relevant topics. Besides, life satisfaction is also increasingly being seen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for the qu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policy, therefore, followed by the scientific interests is the concern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who believe public policy should be about enhancing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people. Although the highest rate of growth in GDP in Chinese urban, the economic growth did not promise an equal level of the improvement of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ere is little study that focus on life satisf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especially lack of research that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unit effect on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Traditionally, single-level model was used in previous research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which ignoring the similarity of individuals who living in same geographical unit and the clustering effect of groups. Worse still, single-level models do not fully exploit the hierarchical nature of geography data that are increasingly available and that can be utilized t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ole of geography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In this aticle, we use ordered category response multilevel model to analyze that 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districts and community affect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Based on large scale survey in 2013 in case of Beijing, several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1) There are life satisfaction heterogeneity both at sub-district and community level, and the heterogeneity at community level is bigger than sub-district level. 2) Individual attributes also affect subjective well-being(SWB). In general, weak groups, such as low-income families, nonlocal hukou people and old people, are more likely be unsatisfied about their life. 3) Type of community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The closeness of community and high identity of residents in same community should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Residents living in commercial housing are more likely feel satisfied about life than affordable housing and unit housing. Currently, diverse communit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rapid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as it provides more choices for urban families to access housing opportunities. However, community disparity also deeps residents’ SWB gap, implying that it should be given due attention to promote living environment of affordable and unit housing, further improve residents’ sense of well-being. Furthermore, in current metropolitan cities in China, it is the weak groups who are most unsatisfied about their life and always need help and concern from government most urgently. Because of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ey are always excluded from the preferential policy provided to urban residents, and have few opportunities to access to good life in urban, especially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北京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分析
DOI:10.13249/j.cnki.sgs.2016.06.004
[本文引用: 1]
传统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个体生活满意度研究往往忽略了数据的嵌套性,多层级模型更适用于地理学中分析不同层级地理单元特征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以北京为例,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在城市内部街道和居住小区尺度内的异质性,并研究了高层级地理空间单元的属性特征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在居住小区层级的异质性远高于街道层级,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总的来说,高收入、老年人、北京户口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除个体属性特征以外,居住小区的类型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商品房小区居民的满意度显著高于保障房和单位房小区居民。
A study o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its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Beijing
DOI:10.11821/dlyj201402012
[本文引用: 1]
Improving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livable city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harmony promotion.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focused more on material construction instead of studying the residential perceptions on habitat environment, and the case study o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was relatively weak. Taking urban residents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Beijing as the study object and based on 2012 survey data,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erception factors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obility intention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n Beijing by using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construct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ed: the determinants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were a four-dimension construction composed of housing conditions,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traffic conditions, and its effect presented a decreasing trend in the order of housing conditions >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 supporting facilities > traffic conditions. Besides,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nfluence on mobility intention. Lastly, residents' social-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mobility intention.By constructing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its consequence effects, we can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livable city.
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
DOI:10.11821/dlyj201402012
[本文引用: 1]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Urban livability perception of migrants in China and its effects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DOI:10.18306/dlkxjz.2017.10.007
[本文引用: 1]
Migra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making 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policies. Drawing on the livable cities survey conducted in 40 major cities in China,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s were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urban livability perception and its effects on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Migrants' urban livability perception differs greatly between livability indicators—the ranking of importance is convenience of access to public facilities > comfort of natural environment > comfort of social environment > environmental health > convenience of transportation > security in the city. (2) Four dimensions of migrants' urban livability perception, including convenience of access to public facilities, comfort of soci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ecurity in the cit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with decreasing weights, but the correlations are not always linear. (3) Selected control variables, including migrants' relative income satisfaction, life satisfaction, perceived housing price, and geographic locations, and individual and family attributes such as age, gender, and occupation, also exert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ettlement intention.
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
DOI:10.18306/dlkxjz.2017.10.007
[本文引用: 1]
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加强其定居意愿特征分析对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特征及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宜居性感知评价分异明显,呈现出“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自然环境舒适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城市安全性”的递减特征;②中国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设施便利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等4个维度城市宜居性感知对其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强度依次递减,但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呈简单的线性特征。③相对他人收入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住房价格感知和地理区位等参照变量,以及年龄、性别和职业等个体与家庭属性也是影响中国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
Residents' incongruence between reality and preference of accessibility to urban facilities in Beijing
Accessibility to facilities is a significant concern to urban residents' life quality, and is an indicator frequently used for a place's livability. In the U.S., the rise of anti-sprawl smart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bout transportation show that the growing preference for accessibility is connected to interest in urban environment. However, in China, researches have reported the decreasing accessibility to facilities brought by rapid urbanization. Meanwhile, the increasing selectivity in preferences may further reduce accessibility. So far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on the general preference of different households for living environment; less is known about which households are experiencing a state of incongruence between their preference and reality.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several aspects of accessibility to various daily life activities and destinations (education, health services, shopping, recreation space and food outlets). The paper has three aims. First, it is to analyze whether the preference for accessibility varies across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Second, it is to measure the objective accessibility across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housing types. Third, it is to identify the determinants of incongruence between people's preference and reality. Particularly, we are interested in the influence of urban temporal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housing access types. Our micro data comes from a large-scale 2005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survey conducted in the city of Beijing. We also adopted GIS-based measures of objective accessibility and related it to a respondent's satisfaction levels. Evidence generated from this study will shed some light on the problem of social justice in urban space. Moreover, it can contribute to the debate on urban sprawl and housing reform. Finally, the paper sums up with suggestions to local government on public facilities provision.
北京城市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错位
服务设施可达性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广泛重视,然而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却暴露出服务设施可达性下降的问题。从居民的视角出发,构建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错位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基于北京市2005 年居住环境调查主观数据对居民的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利用北京城市服务设施空间数据借助GIS评估居民的客观服务设施可达性,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讨论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的错位情况和相关因素并侧重验证城市空间结构和住房获取渠道的影响,这些因素与中国的城市发展和住房政策变化紧密相关并将基于此提出促进居民实现其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的城市规划和政策建议。
Spatial mismatch in Beijing, China: Implications of job accessibility for Chinese low-wage workers
DOI:10.1016/j.habitatint.2014.06.002 URL [本文引用: 1]
Quantitative analysis about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of livability and economy in Xinyang
信阳城市宜居性与经济性协调发展定量分析
Commute satisfaction, neighborhood satisfaction, and housing satisfaction as predi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dicators of urban livability
DOI:10.1016/j.tbs.2020.07.006 URL [本文引用: 1]
Basic rules and key path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DOI:10.11821/dlyj020180445
[本文引用: 1]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is focused on man-earth harmony,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 low-carbon, ecology, innovation, wisdom and safety. It is an organic unity of high quality citizenization, infrastructure, living environment, urban construction, public service and urban management. Promot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a to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achieve modernization basicall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we need to follow the four stage rule and gradual development rule. To realize the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more changes: from the quantitative to the quality-oriented, from the "one step" to "step by step" in realizing our goals, from radical to gradual, from inducing "negative effect" to releasing the "positive energy", from passive to active, from "land-oriented" to "people-orien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condition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us, we should avoid "one-size-fits-all"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adapting local conditions and appropriate conditions, the paper divides the new urbanization area into five major types, including urban agglomeration region (I), major grain-producing region (II), farming, forestry, and animal husbandry region (III), linked poverty alleviation region (IV), and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 (V), which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47 sub-regions.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subregions cannot be copied from each other, and we need to implement some diversified and differentiated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main functi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ization regions,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policies of urbanization should be formulated, and development goals and priorities should b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guidance should b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appropriate conditions. The key path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include: enhance the overall synergy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nd urban areas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urban public servic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prope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ccelera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highlight the main functions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types of area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innovat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ensure tha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he trial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standardize small towns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and regulation of the capaci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
DOI:10.11821/dlyj020180445
[本文引用: 1]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地和谐、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质量提升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一。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四阶段性规律和渐进式规律,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一步到位”向“分步到位”、由激进式向渐进式、由诱发“负效应”向释放“正能量”、由被动性向主动型、由“地为本”向“人为本”的战略转型。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因地制宜、因类指导,可将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划分为城市群地区(Ⅰ)、粮食主产区(Ⅱ)、农林牧地区(Ⅲ)、连片扶贫区(Ⅳ)、民族自治区(Ⅴ)共5大高质量发展类型区和47个亚区。未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增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质量;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突出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过程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量力而行,以特取胜,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Basic connotati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residents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现状及发展导向: 基于居民调查视角
The study on establishment of city development cost index system
城市发展成本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探讨
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
Human capital, housing pric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vying for talent" through policy succeed
环境质量是劳动人口流动的主导因素吗? “逃离北上广”现象的一种解读
Exploration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evaluation plan of Beautiful China construction
DOI:10.11821/dlxb201904001
[本文引用: 1]
Beautiful China construction (BCC) i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a Chinese practice of the 2030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strategic arrangements for the BCC with a five-pronged approach.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schedule and roadmap for the BCC at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ference. But at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basi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construction effect of the BCC are not clea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BCC from a broad and narrow perspective, regards the theory of man-earth harmony and Fiv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as the cor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BCC, and furth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BCC, which includes five dimensio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reen development, social harmony,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uses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evaluation method to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the construction effect of 34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states) in China in 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BCC Index (Zhongke Beauty Index) is 0.28, which is generally at a low level. The average of the sub-indexe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eauty index, the green development beauty index, the social harmony beauty index, the system perfect beauty index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beauty index are respectively 0.6, 0.22, 0.29, 0.22, and 0.07. The sub-index values are all low,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quite different,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Beautiful China is generally slow and unbalanced.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chedule and roadmap for the BCC with high quality and high standard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we construct and publish a general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BCC process, carry out dynamic monitoring and phase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BCC process, compile and publish the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BCC technology, do a good job in the comprehensive zoning of Beautiful China, carry out pilot projec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s model area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incorporate the achievements of Beautiful China into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of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础与评估方案探索
DOI:10.11821/dlxb201904001
[本文引用: 1]
美丽中国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也是落实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国实践。党和国家针对“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了战略部署,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目前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础、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标准及建设成效等问题并不清晰。本文从广义和狭义视角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涵,将人地和谐共生论、五维一体美丽论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理论基础,进一步构建了包括生态环境、绿色发展、社会和谐、体制完善、文化传承等5个维度的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运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测评方法,对2016年中国341个地级市(州)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进行了科学评估。结果显示,美丽中国建设的综合美丽指数(中科美丽指数)平均值为0.28,总体处于偏低水平,生态环境美丽指数、绿色发展美丽指数、社会和谐美丽指数、体制完善美丽指数和文化传承美丽指数分别为0.6、0.22、0.29、0.22和0.07,分项指数值均较低,且地域发展差异较大,说明美丽中国建设进程总体缓慢且不平衡。为了高质量、高标准地贯彻落实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建议构建并发布通用的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体系,对美丽中国建设进程开展动态监测与阶段性综合评估,编制并发布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技术标准,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综合区划,分区域因地制宜地开展美丽中国样板区建设试点,并把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纳入各级政府考核指标。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DOI:10.1016/S0304-4076(99)00025-1 URL [本文引用: 1]
Estimat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mpact on the installed wind capacity development: A system GMM approach
DOI:10.1016/j.renene.2016.05.034 URL [本文引用: 2]
How does health life expectancy improve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study on transnational macro data
健康预期寿命提高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跨国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The Kuznets' inverted-U curv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 cross-sectional and panel data re-verification
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 跨国横截面和面板数据的再实证
Trend analysi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s impact on employment demand and skill preference
产业转型与就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分析
China's urban land finance expans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routes to economic efficiency
DOI:10.11821/dlxb202010007
[本文引用: 1]
Land finance has been favor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long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but it draws the atten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cently and then tends to be alleviated. The influencing process of land finance on economic efficiency is systematic and complex. Considering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growth,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ulti-level mechanism and path of land finance's influence on economic efficiency, from the aspects of scaling effect, technical-inhibition effect, investment crowding-out effect and cost-pulling effect. Then this paper employs the fixed 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land finance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f 285 Chinese cities from 2005 to 2015.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China's urban land financial scale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spread from the coastal cities to the inland cities in the study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the urban TFP growth rate presents a fluctuation downward tendency. Secondly,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shows that the land finance expans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urban TFP. And the impact on western, central, northeastern China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 type and II type cities gradually increase in order, while the impa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eastern China and large cities with a population of three million or more. Thirdly, although the land finance has a certain scale economic effect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mainly inhibit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o directly hinder the TFP growth. And it is more seriou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and cities with a population more than one million. Further, it is mainly through investment crowding-out effect brought by th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that the land finance affects urban TFP, followed by the cost-pulling effect by house prices rising, while wages rising mainly affects urban TFP in eastern China and cities with a population less than three milli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defining the scope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land finance, gradient transfer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and macro-control and implementing targeted policies to each city.
中国城市土地财政扩张及对经济效率影响路径
DOI:10.11821/dlxb202010007
[本文引用: 1]
土地财政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过程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特征。本文考虑效率提升的结构性特征,从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抑制效应等方面构建土地财政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进而从投资挤占效应、成本拉动效应探索其传导路径,并基于2005—2015年中国285座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集,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其影响过程机理与区域分异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间,中国城市土地财政规模持续扩张,并由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扩散,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却出现波动下降趋势。② 整体上,土地财政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西部、中部、东北等地区以及中小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的影响依次增强,而东部地区与超特大城市并不显著。③ 土地财政对经济效率影响的技术抑制效应显著大于规模经济效应,中部地区、Ⅰ型、Ⅱ型及超特大城市尤其严重。④ 具体传导路径为,土地财政扩张主要通过房地产开发带来的投资挤占效应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其次是房价上涨的成本拉动效应,而工资水平上升主要在东部地区、Ⅰ型及以下规模城市发挥作用。以上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后提出明确土地出让收支范围、产业梯度转移与升级、宏观调控与因城施策并行等政策建议。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