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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报, 2019, 74(8): 1576-1589 doi: 10.11821/dlxb201908007

人口与区域发展

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协调发展格局与机制

程明洋1, 刘彦随1,2,3, 蒋宁1

1.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2. 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Study on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rural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in Huang-Huai-Hai Area

CHENG Mingyang1, LIU Yansui1,2,3, JIANG Ning1

1.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Center for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收稿日期: 2018-03-9   修回日期: 2019-03-30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8-2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5ZDA02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41130748

Received: 2018-03-9   Revised: 2019-03-30   Online: 2019-08-25

Fund supported: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5ZDA021
Key Progro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130748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程明洋(1988-),男,河南社旗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城乡发展研究E-mail:201731190023@mail.bnu.edu.cn 。

摘要

乡村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乡村衰败目前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因此,乡村振兴需破解乡村病问题。现有乡村研究主要关注乡村单一系统、乡村转型或乡村特定问题的研究,对乡村系统自身、乡村各子系统之间关系及其驱动乡村发展逻辑的研究则显匮乏。基于黄淮海地区县域数据,选取乡村人—地—业3个子系统,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刻画了乡村内部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对人—地—业驱动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① 黄淮海地区大部分县域乡村人—地—业发展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4条明显的高值轴带,且乡村系统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② 黄淮海地区乡村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高,但大部分处于勉强协调或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③ 黄淮海地区乡村耦合协同关系可分为低协调水平—土地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和高协调水平—人业发展引领型3种类型,其中产业在黄淮海地区乡村协调发展中至关重要。④ 乡村人—地—业的协调发展可有效激活“四力”,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本研究为理解乡村系统自身、破解乡村问题及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乡村 ; 乡村病 ; 协调发展 ; 居业分离 ; 乡村振兴 ; 黄淮海地区

Abstract

The decline of countryside has become a worldwide problem nowadays, which is why cracking rural diseases is the key to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Existing rural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one single system, rural transformation or specific issues,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rural system and its subsystems, and the internal driving logic of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data of counties in the Huang-Huai-Hai Area, this study characteriz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through rural inner systems, which include 3 subsystems of population, land and industry. Furthermore, it discussed the internal driving logic of rural development driven by population-land-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ural population-land-industry development in most counties in the Huang-Huai-Hai Area is at a high-level coupling stage, and there are 4 obvious high-value axes in the spatial pattern.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rural system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2)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is relatively high in rural areas of the plain, but most parts are in the stage of reluctant or primary coordination. Counties with high-lev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are centrally distributed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3) The rural coupling-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s in the study region can be divided into 3 types: low coordination level-land development leading, middle coordination level-population development leading, high coordination level-population-industry development leading. The industry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the Huang-Huai-Hai Area. (4)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an effectively activate the "four forces"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This study provides a guidance for understanding rural system, solving the rural diseases and realiz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countryside ; rural diseases ;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 housing-industry separation ; rural revitalization ; Huang-Huai-Ha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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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程明洋, 刘彦随, 蒋宁. 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协调发展格局与机制. 地理学报[J], 2019, 74(8): 1576-1589 doi:10.11821/dlxb201908007

CHENG Mingyang. Study on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rural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in Huang-Huai-Hai Area. Acta Geographica Sinice[J], 2019, 74(8): 1576-1589 doi:10.11821/dlxb201908007

1 引言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乡村在国家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截至2017年底,中国户籍城镇化率为42.35%,乡村户籍人数仍旧占据多数。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面貌和农业生产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在城镇化、工业化的冲击下,乡村所受影响剧烈[1],且呈现出衰落的趋势[2]。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标志着乡村发展将迈向一个新台阶。乡城紧密相关,城镇的发展应根治乡村病[3],同时,乡村振兴本身也应该破解乡村病问题,而欲认识乡村问题,需探讨并了解乡村系统本身。

乡村发展是世界性重大课题,早在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即已提出农业区位论,为农业生产布局提供了理论指导[4]。现有乡村研究可主要分为4个方面：① 对乡村自然系统的研究。土地是乡村自然系统中最重要的资源要素,土地资源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5,6],关于土地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壤肥力[7,8,9]、土壤质量[10]等核心概念及如何改善土壤质量[11,12]。另外,也有对农产品资源[13]、区域自然资源利用途径[14]、自然灾害对农村发展影响[15]等方面的研究。② 对乡村生态系统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对生态系统的响应及如何实现二者协调发展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6,17]。③ 对乡村社会系统的研究。此类研究可分为3个方面：第一,对乡村农民收入的研究,研究发现土地流转[18,19]、教育程度[20]、政策财政[21]、金融发展[22]、城镇化[23]、气候[24]等因素皆会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第二,对农村居民点或农村人口的研究,部分学者从影响居民点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等[25,26]进行了解析,也有学者对农村居民点发展中出现的“空心村”现象进行了研究[27,28];第三,对农村贫困化的研究,主要从农村贫困化格局及机理等方面[29,30,31]进行了研究。④ 对乡村经济系统的研究。对乡村一产的研究较多,主要围绕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粮食安全及对策开展研究[32,33];乡村工业目前发展相对薄弱[34],乡村三产则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方面[35]。从现有研究来看,主要关注于乡村某一方面或针对乡村出现的特定问题进行研究,而对于乡村系统自身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各子系统之间关系的研究更显匮乏。

乡村是一个复杂系统,由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等各子系统构成[36],其中人口、土地、产业分别是社会系统、自然资源系统、经济系统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口对乡村发展至关重要,其变化可影响到粮食安全、乡村贫困趋势等[37],同时,人口要素也会通过自身行为影响到其他要素[38]。土地是乡村人口、产业要素的空间载体,也是其他要素得以发展的空间保障[39]。产业是乡村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一个地区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40]。乡村人口、土地、产业3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实现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刘鹏程从人—地—业耦合的角度对上海城市空间簇群特征进行了研究[41],但其未涉及到乡村系统发展。李进涛等[42]、杨忍等[43]虽从乡村人—地—业的视角研究了京津冀地区、环渤海地区的乡村转型,但其关注于乡村向城镇的演化过程,对乡村本体人—地—业协调发展情况研究较少。此外,乡村人—地—业的协调发展也是乡村振兴及乡村居业协同发展的基础[44]。

乡村的人口、土地、产业是乡村地区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发展状态事关乡村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乡村系统中人—地—业3个子系统关系进行研究,并需对其驱动乡村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探讨,这可为理解乡村系统本身提供基础,也可为破解由于乡村各系统之间关系失调所引起的乡村问题提供思路。耦合协调度模型是研究各系统之间作用强度及协调关系的重要模型[45],利用该模型可解析乡村人—地—业3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和协调关系。基于此,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详细解析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3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从乡村系统自身出发为乡村病的根治提供借鉴,并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启示。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黄淮海地区位于32°N~40°N、114°E~121°E,地处长城以南,桐柏山、大别山以北,太行山、伏牛山以东,东至黄海、渤海,面积约41万km2（图1）。黄淮海地区以棕壤为主,年降雨量500~900 mm,年平均气温8~15 ℃[46],是中国最大的冬麦区[47],2015年黄淮海地区粮食总产量约占全国的24%。2000-2015年,黄淮海地区乡村常住人口从1.67亿减少到1.35亿,减少了约3200万,年均流出213万人;乡村地区从业人口2000年、2015年分别为0.94亿、1.02亿,年均增长约53万人。该地区县域耕地面积2000年、2015年分别为25826 km²、257936 km²,年均减少约26 km²;同时乡村居民点用地急剧增长,2000年、2015年分别为3.97万km²、4.16万km²,年均增长约127 km²。农业是黄淮海地区乡村的核心产业,2000-2015年,该地区县域粮食总产量增加了约4300万t,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约1.47亿KW。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中,黄淮海地区乡村居业分离问题严重,由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突出,存在着耕地资源流失、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乡村病严重[48],制约着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该区域乡村系统的研究具有紧迫性。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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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域

Fig. 1   Study area


2.2 研究方法

乡村人口、土地、产业是乡村系统的3个重要要素[49]。黄淮海地区人口资源相对丰富,农业在区域乡村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农业经济的发展除却技术提升外,更重要的是对土地资源的依赖,在土地资源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前往城市进行务工,导致“城乡双漂”的现象。同时,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基,也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土地资源的匮乏会严重制约乡村发展,并导致农村人口贫困化[50]。而产业的匮乏是导致乡村人口背井离乡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也是土地资源附加价值过低而出现废弃现象的原因,乡村产业的发展既可以提升乡村资源的价值,又可以吸引外出人员回流,实现乡村人口的安居乐业[51]。可见,乡村人—地—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任何一个要素出现问题都会制约乡村发展,只有充分发挥三者的合力作用,才能有效增强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耦合协调度模型既能够揭示乡村人—地—业三者的相互作用强度,又能够揭示三者相互作用强度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程度,因此,能够有效测度乡村人—地—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1）指标数据标准化。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其公式为：

正向指标：

Ui=(Xi-minXi)/(maxXi-minXi)

逆向指标：

Ui=(maxXi-Xi)/(maxXi-minXi)

式中：Ui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变量值;Xi为指标变量原始值;minXi、maxXi分别为指标变量原始值Xi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2）乡村人—地—业耦合度C。本文着重揭示乡村地域人口、土地及产业子系统之间的作用强度,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度模型,其公式为：

C=3×Pi×Li×IiPi+Li+Ii313
Pi=∑i=1mWi1Pi'
Li=∑i=1mWi2Li'
Ii=∑i=1mWi3Ii'

式中：Pi为人口系统;Li为土地系统;Ii为产业系统;Wi1、Wi2、Wi3表示权重,各指标权重利用熵权法计算得出; Pi'、 Li'、 Ii'表示描述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特征的指标,是所得初始数据按照离差标准化进行标准化后的无量纲值。一般情况下[45],当C = 0时,乡村人—地—业三系统处于无关状态;C ∈ （0, 0.3]时,乡村人—地—业三系统处于较低水平耦合阶段;C ∈ （0.3, 0.5]时,乡村人—地—业三系统处于拮抗阶段;C ∈ （0.5, 0.8]时,乡村人—地—业三系统处于磨合阶段;C ∈ （0.8, 1）时,乡村人—地—业三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当C = 1时,乡村人—地—业三系统处于良性共振耦合阶段。

（3）乡村人—地—业耦合协调度D。为进一步探明乡村人—地—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耦合度的基础上,对协调度进行综合测度,其公式为：

D=C×T12
T=αPi+βLi+γIi

式中：T为乡村人—地—业系统综合评价指数;α、β、γ为待定系数,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确定待定系数都为1/3[52]。通常,协调度可分为10种类型[53]（表1）。

表1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Tab. 1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耦合协调度协调等级耦合协调度协调等级
(0.90, 1.00]优质协调(0.40, 0.50]濒临失调
(0.80, 0.90]良好协调(0.30, 0.40]轻度失调
(0.70, 0.80]中级协调(0.20, 0.30]中度失调
(0.60, 0.70]初级协调(0.10, 0.20]严重失调
(0.50, 0.60]勉强协调[0, 0.10]极度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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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指标选取

本文主要揭示黄淮海地区县级行政单元内乡村地区（不包含城区）人口、土地和产业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根据指标的代表性和可获取性,共选取7个指标来反映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的发展情况（表2）。其中,乡村人口主要选取反映乡村人口就业情况的指标,乡村非农就业率和乡村从业人口占比无量纲值越大,则说明乡村人口能够获得更多的就近就业机会,减缓乡村地区的人口流失。耕地和居民点用地是乡村地区两种重要的土地利用形态,耕地是农业发展的根基,耕地资源丰度是决定乡村人口承载能力的重要因素,在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则能够更好地养活当地人口;乡村居民点是乡村人口聚集的场所,由于近年来乡村空心化的出现,乡村居民点集约发展受到重视,因此,将乡村人均居民点用地作为负向指标处理以反映其集约化情况。黄淮海地区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功能区,乡村地区承担着粮食生产功能,同时,由于乡村二三产业统计上的缺失,因此选取乡村人均粮食产量、人均肉产量和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来反映乡村的生产能力和农业生产效率。

表2   黄淮海地区人—地—业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 2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opulation-land-industry development levels in Huang-Huai-Hai Area

准则层指标层指标解释单位权重
人口乡村非农就业率+乡村从事二三产业人口/乡村常住人口%0.56
乡村从业人员占比+乡村从业人员/乡村常住人口%0.44
土地乡村人均耕地+耕地面积/乡村常住人口hm2/人0.59
乡村人均居民点用地-乡村居民点面积/乡村常住人口hm2/人0.41
产业乡村人均粮食产量+粮食总产量/乡村常住人口t/人0.35
乡村人均肉产量+肉产量/乡村常住人口t/人0.32
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kw·h)/hm20.33

注：“+”代表正向指标,“-”代表逆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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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来源

乡村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5年数据通过《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2016）》及各省的统计年鉴计算获得。耕地面积、乡村居民点面积利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土地数据,通过ArcGIS 10.2的“zonal”功能进行分县提取。乡村从事二三产业人口、乡村从业人员、粮食总产量、肉产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

3 结果分析

3.1 耦合度时空格局

3.1.1 耦合度时空格局 整体上看,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耦合度较高,3年的耦合度值皆大于0.500,乡村人—地—业处于磨合阶段和高水平耦合阶段;2000年、2010年、2015年耦合度均值分别为0.889,0.935、0.930,呈现出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由此可见,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口、土地、产业3个子系统之间具有良好的共振性,各子系统之间差异较小,呈现出共振发展的局面（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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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耦合度时空格局

Fig. 2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oupling degree in Huang-Huai-Hai Area


从空间格局上看,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耦合度2000-2015年发生了较大改变。2000年该区域乡村人—地—业耦合度南北差异明显,随后南北差异不断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带状空间格局。2000年黄淮海地区耦合度区域分异明显,呈现出典型的南北分异和组团状分布格局。环渤海湾周边县域形成了一条乡村人—地—业耦合度相对较高的发展带,同时,沿黄河经济协作带也呈现出带状发展特征。石家庄市区周边形成了一个耦合度较高的组团。此外,沿太行山东麓京广铁路沿线地区也形成了一条耦合度较高的发展带,但该条发展带不是很明显。2010年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耦合度较高的地区大幅扩大,高值区形成的发展带进一步强化,如环渤海湾周边地区大部分县域乡村耦合度值超过了0.920;沿黄河经济协作带县域耦合度值也有了大幅提升,并形成一条相对连续的高值带。此外,沿太行山东麓京广铁路沿线及京九铁路沿线周边地区乡村耦合度高值带突显,形成了2条较明显的发展带;但是,整体空间格局相对散乱。2015年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耦合度空间格局呈现出与2010年类似的特征,但是总体空间格局更加清晰,环渤海湾周边地区、沿黄河经济协作带地区、沿京广及京九铁路线周边地区所形成的4条高值带更加明显。

3.1.2 耦合度类型划分 结合各县的人口、土地、产业发展水平,根据耦合度大小,可将黄淮海地区各县分成15种类型（表3）。

表3   黄淮海地区不同耦合类型占比变化(%)

Tab. 3  The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coupling types in Huang-Huai-Hai Area

耦合类型2000年2010年2015年
(0.5, 0.8](0.8, 1）(0.5, 0.8](0.8, 1）(0.5, 0.8]（0.8, 1）
低中低1.9844.222.950.334.01
低中中0.330.671.00
低中高0.33
中低低1.641.34
中低中0.330.33
中中低0.9951.820.3358.031.0049.16
中中中0.669.1812.37
中中高0.331.34
中高低0.33
高低低0.981.34
高低中0.661.00
高中低0.3317.700.3316.05
高中中6.899.03
高中高0.33
高高低0.33

注：高、中、低代指人—地—业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其中低水平为子系统指数值小于等于0.3,中水平为大于0.3小于等于0.6,高水平为大于0.6小于等于1;表中耦合类型是指按照人—地—业的顺序进行发展水平排序,如“低低低”为人口低发展水平、土地低发展水平、产业低发展水平,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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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来看,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处于磨合阶段的占比较低,2000年、2010年、2015年占比分别为2.97%、0.66%、2.34%,呈现出先减少（减少了2.31%）再增加（增加了1.68%）的局面。从处于该阶段的县域人—地—业发展类型来看,可分为4种类型,即人口低发展水平、土地中发展水平、产业低发展水平（简称为“低中低”,其他类型的简称以此类推）,“低中中”“中中低”“高中低”,可以看出人口发展水平低中高3种类型都有涵盖,土地皆处于中等发展水平,而产业则处于中低发展水平,且处于低发展水平的占多数。

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县域占据主导地位,2000年、2010年、2015年占比分别为97.03%、99.34%、97.66%。从处于该阶段的县域人—地—业发展类型来看,“中中低”是导致黄淮海地区乡村出现高水平耦合的主要原因,2000年、2010年、2015年该类型分别占据了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县域数量的53.40%、58.42%、50.34%。除却“中中低”外,2000年占据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县域数量占比较大的类型为“低中低”（占比为45.58%）,仅次于“中中低”类型,这两种类型占比共计98.98%,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占据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县域数量占比较大的类型依次为“高中低”（占比为17.82%）、“中中中”（占比为9.24%）、“高中中”（占比为6.93%）,占据前4位的类型占比合计为92.41%,但排名2~4位的类型占比要远低于排名第一的类型占比。2015年占据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县域占比较大的类型依次为“高中低”（占比为16.44%）、“中中中”（占比为12.67%）、“高中中”（占比为9.25%）,占据前4位的类型占比合计为88.70%,与2010年类似,排名2~4位的类型占比要远低于排名第一的类型占比。从不同年份乡村人—地—业发展类型种类变化情况来看,呈现出发展类型多样化的趋势,2000年、2010年、2015年乡村人—地—业发展类型数量分别为4、12、13,尤其是高发展水平类型的出现,反映出乡村人—地—业3个子系统某一单一要素开始出现优势发展的情况。总体上看,富裕的劳动力水平、较好的土地发展水平和相对滞后的产业发展水平仍是制约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的主要原因,同时,“中中中”“高中中”两种类型呈逐年上升趋势,也说明了黄淮海地区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2000年、2010年、2015年乡村人—地—业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均值分别为0.292、0.394、0.396,总体上呈现出由低发展水平向中等发展水平转变的趋势。

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耦合关系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县域类型存在着共性特征,即“中中低”“高中低”“中中中”“高中中”等类型始终是主要类型,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口发展处于中高水平的居多,土地发展中等水平居多,而产业发展则普遍处于中低水平,富裕的人口、较好的土地发展水平与滞后的产业发展水平不相匹配,是制约区域乡村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也反映出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居业分离现象,滞后的产业发展水平不能有效保障农民的安居乐业,导致乡村人口只能背井离乡、被迫进入城市务工。

3.2 协调度时空格局

总体而言,黄淮海地区县域的乡村人—地—业3个子系统处于失调状态（D ≤ 0.4）的并不多,3个年份仅有2个县域处于失调状态,占比为0.22%,,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人—地—业耦合度整体较高。2000年、2010年、2015年黄淮海地区县域耦合协调度的均值分别为0.508、0.605、0.604,呈现出先提高后小幅降低的趋势,与乡村人—地—业耦合度的变化趋势一致,但2015年乡村人—地—业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均值提升,这也正是耦合协调度仅出现很小幅度降低的原因。从县域耦合协调度的均值看,整体呈现出从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转变的趋势。但是,黄淮海地区县域的乡村耦合协调水平并不高,3个年份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勉强协调状态、初级协调状态、中级协调状态的县域占比分别为17.86%、45.87%、32.75%、3.20%,而处于良好协调状态的占比仅为0.11%,大部分县域仍处于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的状态,而处于协调状态的县域大部分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这正是由于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整体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水平所造成的。

从整体空间格局看,黄淮海地区乡村耦合协调度3个年份空间特征都有变化（图3）。2000年黄淮海地区大部分县域处于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状态,耦合协调度较好的县域主要分布于区域西部沿京广铁路沿线周边地区、环渤海湾周边地区及山东省,但其带状结构并不明显,这些地区整体上经济发展情况相对较好。与2000年相比,濒临失调的县域在2010年基本上转变为勉强协调状态,环渤海湾周边地区和山东省内耦合协调度有了较大提升,同时,沿京九铁路沿线周边地区和沿黄河经济协作带周边地区形成了高耦合协调度发展带,而区域西部沿京广铁路沿线周边地区带状格局不太连续。与2010年相比,环渤海湾周边地区及山东省内耦合协调度进一步提升,沿黄河经济协作带周边地区高值带的连续性进一步增强,区域西部沿京广铁路沿线周边地区耦合度协调度有所下降,而沿京九铁路沿线周边地区发展带则变的不太明显。总的来看,协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于经济较发达及区位较好的地区。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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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

Fig. 3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Huang-Huai-Hai Area


自2000年以来,以农村改革为主题的中国乡村发展经历了农业结构调整（1999-2003年）、农业农村建设（2004-2012年）、美丽乡村建设（2012-2017年）等重大战略调整,对乡村的关注经历了农业功能类型区划、空心村及整治、乡村病及如何根治等转变,对乡村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越来越趋于精准,乡村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也正是乡村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逻辑所在。2015年黄淮海地区乡村协调度虽略有降低,但更多是由于耦合度降低所引起的。而在区域发展中增长极理论即为一种不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可以先以增长极为核心优先发展,乡村人—地—业的发展也可以采取优势要素优先发展的策略,并以此为依托最终实现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2017年,国家明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基于中国乃至世界乡村衰败的大背景所提出的,该战略在根治乡村病、重塑乡村地域格局方面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会对提升乡村人—地—业耦合协调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3.3 人—地—业耦合协调传导机制

利用20周期移动平均趋势线来模拟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耦合协调度、人口发展水平、土地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并生成相应的曲线图（图4）。整体来看,随着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人口和产业呈现出上升趋势,而土地发展则相对平稳。依据图4曲线可将其划分为3种类型：（Ⅰ）低协调水平—土地发展领先型。该类型人—业发展水平都较低,产业发展尤为滞后,并且产业发展速度也相对较慢,协调水平的提升主要依靠人口发展驱动,但总体发展缓慢。（Ⅱ）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该类型人—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人口发展继续快速提升,产业与类型Ⅰ相比增长速度增快,耦合协调水平呈稳定上升趋势。（Ⅲ）高协调水平—人业引领型。该类型土地仍保持平稳发展,人口发展保持较快的增速,而产业开始出现快速增长,同时,耦合协调水平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可见,在土地发展相对平稳的状态下,人—业的发展是实现乡村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尤其是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其在黄淮海地区乡村协调发展中至关重要。未来,随着乡村人—地—业各要素的不断发展和空心村整治的开展,乡村将实现更良好的协调持续发展。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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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黄淮海地区乡村耦合协调度与人—地—业发展度“S”曲线

Fig. 4   The “S”-shaped curve of rur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population-land-industry development degree in Huang-Huai-Hai Area


乡村人—地—业的协同发展可激发乡村区域发展潜力,实现乡村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人是乡村区域发展的行为主体,其既可以改造利用土地资源,又可以选择地域产业的发展方向;土地要素一方面为人口的发展提供生活空间,另一方面为产业的发展提供生产空间;产业发展为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产业发展又重塑着土地利用方式。同时,乡村人—地—业三者的振兴协调又进一步推动着乡村发展。人口与产业的振兴协调既可以满足乡村人口就近就业的需求,又可以通过乡村创业成功人士的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人口回乡创业,促进人口价值的提高,提升乡村人气,从而激发乡村活力;人口与土地的振兴协调既保障当地土地资源能够有效的养活当地人口,又可以通过人对政策的调整来激活乡村土地的资本属性,避免人为对土地资源的遗弃,为农民富裕化道路提供了保障,并为乡村发展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土地与产业的振兴协调既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高价值转化,同时,土地及其制度的完善又为产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和政策保障,避免土地资源附加价值过低导致的废弃,激活乡村发展动力。乡村活力、能力、动力的提升,进一步提高了乡村竞争力,激活乡村“四力”,从而保证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刘彦随. 观点|刘彦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在全面落实四兴激发四力. https://www.sohu.com/a/200307416_774978.)（图5）。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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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乡村人—地—业耦合协调传导机制

Fig. 5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pulation-land-industry coupling coordination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选取黄淮海地区典型粮食主产区作为案例,解析了乡村系统的发展状态,并以人口、土地、产业3个子系统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其耦合协调关系,探明了乡村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对县域乡村耦合协调类型进行了划分,探讨了乡村人—地—业耦合协调发展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理解乡村系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乡村问题的破解、乡村可持续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了启示。

（1）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耦合度整体较高,大部分县域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乡村人—地—业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均值呈递增趋势。乡村耦合度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环渤海湾周边地区、沿黄河经济协作带地区、沿京广及京九铁路线周边地区4条明显的高值带。“中中低”“低中低”“高中低”“中中中”“高中中”5种乡村人—地—业发展类型是导致现有耦合度格局的重要原因,这说明富裕的劳动力水平、较好的土地发展水平和相对滞后的产业发展水平仍是制约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的主要原因。

（2）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耦合协调关系处于失调状态的占比很小,但其协调发展水平并不高,大部分县域处于勉强协调或初级协调阶段。总体上看,协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较发达及区位较好的地区,如环渤海湾周边地区、沿黄河经济协作带地区、沿京广及京九铁路线周边地区等。国家乡村战略的调整对乡村系统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系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3）黄淮海地区乡村人—地—业耦合协同关系可分为3种类型：低协调水平—土地发展领先型、中协调水平—人口发展领先型、高协调水平—人业引领型。在土地发展相对平稳的状态下,人—业的发展是实现乡村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尤其是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其在黄淮海地区乡村协调发展中至关重要。

（4）乡村人—地—业的协调发展可有效激活乡村活力、能力、动力,提升乡村竞争力,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4.2 讨论

传统平原农区乡村发展在全国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乡村的衰败会导致粮食安全问题及社会问题的出现。究其原因,富裕的劳动力却无相应的产业发展水平来支撑,从而导致了严重的乡村人口居业分离现象,进而引起土地要素非农化、留守村落主体老弱化、村落房屋空废化等乡村病的产生。乡村人—地—业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其协调发展是乡村发展的根基。对于当前黄淮海地区乡村来说,乡村人口数量很少会成为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且随着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乡村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人口素质已有了较大改善。而土地资源是乡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乡村产业发展也是以当地的资源禀赋为依托而生发的。因此,乡村发展应该以土地为引领,一方面应提高土地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的基本收益,另一方面应改革农村的土地制度,盘活乡村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以实现土地的资本价值高效转化。这既为消减乡村贫困奠定了基础,又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根基,并激活了乡村市场。乡村市场的激活,一方面激发了乡村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为乡村人口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实现了乡村居业协同发展,保障了乡村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

乡村系统包含诸多子系统与要素,但当前乡村地区的统计数据相对匮乏,尤其是乡村地区二三产业发展情况很难从现有统计数据中剥离出来,导致本研究指标选取不尽完善,此为研究之不足。对乡村人—地—业耦合协调关系及其传导机制的分析,为认识乡村自身奠定了基础,未来可进一步加强耦合协调格局形成机制、人—地—业失调如何导致乡村病问题产生及如何破解乡村病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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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学报, 2015,31(2):28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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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区域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双向压力下，为了了解粮食主产区增产潜力、区域内部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该文以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基础，通过空间均衡增产途径分析，初步研究了黄淮海平原均衡增产潜力及其空间分布；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结合GIS技术，分析了黄淮海平原增产潜力空间分布模式。结果表明：黄淮海平原粮食增产潜力达到3 304.57万t，空间上表现为南部平原区高于西北部平原区；黄淮海平原粮食增产潜力的空间分布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集聚类型主要为高高集聚型和低低集聚型；在增产潜力及增产潜力空间分布模式引导下，黄淮海平原土地整治类型区划可分为中低产田改造区，包含258个区县；农用地整理区包含24个区县；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包含20个区县；土地开发区，包含7个区县。通过均衡的思想，对进一步提高粮食主产区的产量，保护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为因地制宜制定区域均衡增产方向和途径提供支撑。

Xu Jianwen, Ju Hui, Mei Xurong , et al.

Simulation on potential effects of drought on winter wheat in Huang-Huai-Hai Plain from 1981 to 2010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5,31(6):150-158.

Magsci     [本文引用: 1]

为了探明黄淮海平原冬小麦需水关键生育阶段干旱对产量的潜在影响，该文基于黄淮海平原6个农业亚区典型站点的1981-2009年气象数据及田间观测资料，使用作物模型DSSAT模拟探讨了近30 a冬小麦关键生育阶段潜在干旱对产量的影响，并分析了各典型站点干旱减产的概率分布以及典型丰水和缺水年土壤水分的变化规律与产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DSSAT模型的区域模拟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模拟的冬小麦开花期、成熟期和产量的相对均方根误差分别为2.0%、2.5%和12.4%），调试的区域品种3H能够代表黄淮海平原冬小麦品种进行区域模拟。黄淮海平原冬小麦需水关键生育阶段潜在干旱减产率在1980s均呈现出明显减轻的趋势。冬小麦拔节-抽穗期的潜在干旱减产率由南向北逐渐加重，黄淮海农作区天津（Ⅰ区）、石家庄（Ⅱ区）和莘县（Ⅲ区）的减产率超过了40%，临沂（Ⅳ区）、商丘（Ⅴ区）与寿县（Ⅵ区）分别为38%、27%和13%，干旱减产的区域差异主要是由各地气候因素的差异所导致。另外，黄淮海平原冬小麦同一水平的干旱减产率，在拔节-抽穗期发生的概率要远大于灌浆期的概率，北部地区冬小麦在拔节-抽穗期同一水平的潜在干旱减产率要明显高于南部地区，而在灌浆期的概率差别不明显。该研究可为黄淮海平原冬小麦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抗旱管理与合理灌溉提供理论依据。

[ 徐建文, 居辉, 梅旭荣 , 等.

近30年黄淮海平原干旱对冬小麦产量的潜在影响模拟

农业工程学报, 2015,31(6):150-158.]

Magsci     [本文引用: 1]

为了探明黄淮海平原冬小麦需水关键生育阶段干旱对产量的潜在影响，该文基于黄淮海平原6个农业亚区典型站点的1981-2009年气象数据及田间观测资料，使用作物模型DSSAT模拟探讨了近30 a冬小麦关键生育阶段潜在干旱对产量的影响，并分析了各典型站点干旱减产的概率分布以及典型丰水和缺水年土壤水分的变化规律与产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DSSAT模型的区域模拟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模拟的冬小麦开花期、成熟期和产量的相对均方根误差分别为2.0%、2.5%和12.4%），调试的区域品种3H能够代表黄淮海平原冬小麦品种进行区域模拟。黄淮海平原冬小麦需水关键生育阶段潜在干旱减产率在1980s均呈现出明显减轻的趋势。冬小麦拔节-抽穗期的潜在干旱减产率由南向北逐渐加重，黄淮海农作区天津（Ⅰ区）、石家庄（Ⅱ区）和莘县（Ⅲ区）的减产率超过了40%，临沂（Ⅳ区）、商丘（Ⅴ区）与寿县（Ⅵ区）分别为38%、27%和13%，干旱减产的区域差异主要是由各地气候因素的差异所导致。另外，黄淮海平原冬小麦同一水平的干旱减产率，在拔节-抽穗期发生的概率要远大于灌浆期的概率，北部地区冬小麦在拔节-抽穗期同一水平的潜在干旱减产率要明显高于南部地区，而在灌浆期的概率差别不明显。该研究可为黄淮海平原冬小麦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抗旱管理与合理灌溉提供理论依据。

Liu Yongqiang, Long Hualou .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their dynamic mechanism in the Huang-Huai-Hai Pla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71(4):666-679.

[本文引用: 1]

[ 刘永强, 龙花楼 .

黄淮海平原农区土地利用转型及其动力机制

地理学报, 2016,71(4):666-679.]

[本文引用: 1]

Li Tingting, Long Hualou .

Rural development from viewpoints of trans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A case in Shandong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33(4):531-541.

DOI:10.11820/dlkxjz.2014.04.010      Magsci     [本文引用: 1]

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

[ 李婷婷, 龙花楼 .

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 以山东省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14,33(4):531-541.]

DOI:10.11820/dlkxjz.2014.04.010      Magsci     [本文引用: 1]

在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各发展要素转型之间往往存在不协调现象，超前转型或滞后转型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乡村乃至整个城乡地域系统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基于此，分析研究区域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的协调性对制定乡村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合集成传统地理学调查分析、数量模型模拟及“3S”决策支持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协调转型度模型，基于“人口—土地—产业”乡村发展三要素，搭建“乡村转型度—综合协调度—协调转型度”三维平台，从“转型”与“协调”视角分析了1990-2009 年间山东省乡村发展过程中乡村整体转型速度与乡村发展要素间转型协调性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 乡村转型度空间结构逐渐由局部集聚向全局分散转变；综合协调度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协调转型度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时期与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不同的耦合特点；② 乡村转型度和综合协调度与协调转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 和0.61，表明山东省乡村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的全面流动促使了其乡村系统的协调转型；③“转型”与“协调”分别代表了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的“量”与“质”，乡村转型发展应秉着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持续稳定推进。

Zhou Y, Guo Y, Liu Y , et 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land policy innovation: Some practi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China

Land Use Policy, 2018,74(4):53-65.

[本文引用: 1]

Yao Y .

Rural industry and labor market integration in easter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59(2):463-496.

[本文引用: 1]

Yang Ren. Rural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Optimiz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6.

[本文引用: 1]

[ 杨忍 .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发展及空间优化重构.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本文引用: 1]

Zhang Pengyan, Yang Dan, Li Erling , et al.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7,37(8):145-154.

[本文引用: 1]

[ 张鹏岩, 杨丹, 李二玲 , 等.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 以中原经济区为例

经济地理, 2017,37(8):145-154.]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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