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有建设用地是非农业生产和城镇居民生活的重要载体,其供应规模可反映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期和城市扩张等。供应方式主要有划拨、招拍挂出让、协议出让和租赁等。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区域发展政策及区位条件的差异性,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较为突出。为此,2000年来,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计划”和“中部崛起”。这些战略的实施必然会影响区域供地规模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在此背景下,探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有助于掌握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情况。

目前,国内从地理学视角分析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相关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① 供地规模时空特征。少数研究基于土地管理部门提供的土地出让数据揭示了中心城区商业用地^[1]、居住用地^[2]和工业用地^[3]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大量研究通过遥感数据或土地利用调查数据或网络数据探讨中心城区建设用地^[4,5,6,7]、居住用地^[8,9,10,11]、商业用地^[12]、工业用地^[13,14]和公共服务用地^[15,16]等空间分布演化。这些研究案例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研究方法主要有核密度^[14]、空间格局指数^[16]、最邻近指数^[17]、空间自相关^[18]等。尽管有研究者利用《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土地出让数据揭示了中国省域供地规模空间格局^[19],但忽视了土地出让规模的时空变化。此外,也有研究者利用该数据揭示了2003-2014年339个地级行政区供地规模的时空特征,发现土地供应空间分布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其中新增建设用地供应空间分布模式由“东热西冷”演变为“东冷西热”^[20]。② 供地规模影响因素。由于目前相关研究以中小区域尺度为主,故影响因素解析主要采用定性方法。如：有研究者定性探讨了自然地理条件、市场需求、城市规划引导与调控、交通设施建设等对工业用地供应时空分布的影响^{[6, 13-14, 21-22]}。此外,转型期中国城市中心城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也深受产业“退二进三”、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等方面影响^[23]。近年来,定量研究方法在土地供应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日渐增多。如：有研究者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探究全国省域土地出让规模的影响因素,发现弥补财政缺口和追求经济增长政绩的双重激励是重要刺激因子^[19];也有研究者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中国部分地级行政区土地出让的影响因素,发现人口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职工年均工资具有积极作用,而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则会产生负面影响^[20]。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市场化、全球化和权利下放的空间差异显著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格局^[24]。为此,有研究者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多层次回归模型探究了三重力量对城市扩张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化对城市用地扩张的推动作用最为突出,全球化对工业用地扩张具有重要作用,权利下放对城市用地和工业用地扩张具有显著贡献^[25]。城市行政等级与城市扩张密切联系,在控制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下,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规模较大^[26,27]。

综上,尽管难以获取区域性的土地供应数据,但研究者从不同途径获取数据分析某城市市辖区或中心城区国有建设用地或某种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城市中心城区的产业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记录了省域和绝大多数地级行政区供地规模,但未公开县级行政区供地规模。因此,现有研究尚未揭示全国县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此外,人类社会发展由初级生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化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产业结构、发展速度和主要矛盾等不同,这种差异性必将影响着区域土地供应规模和结构。尽管有研究者探究了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扩张,但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土地供应特点仍未被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土地供应结果,解析中国县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以352个地级行政区和省管县（市）为分析单元,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因素。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空间分布重心 重心模型可表达某种区域现象的总体时空演化趋势^{[20, 28]}。故本文采用该方法测度中国县域供地规模空间分布的整体发展方向,以摸清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演变。计算公式如下：

X=∑i=1nμiai∑i=1nai,Y=∑i=1nyiai∑i=1nai（1）

式中：X、Y为全国县域供地规模空间分布重心坐标;a_i为县级行政单元i的供地规模;μ_i、y_i为县级行政单元i的几何中心坐标;n为县级行政单元数量。

2.1.2 区位基尼系数 区位基尼系数主要有绝对区位基尼系数和相对区位基尼系数^[29,30]。绝对区位基尼系数计算方法赋予分析单元相同的占比;而相对区位基尼系数计算方法赋予供地规模较小的分析单元较大的占比,所反映的土地供应空间集聚信息与日常理解相矛盾^[30,31]。因此,借鉴绝对区位基尼系数以判断中国县域供地规模空间集聚度是否均衡性演变。计算公式如下：

G=12(n-1)∑i=1n∑j=1nxi-xj（2）

式中：x_i、x_j分别为县级行政单元i和j供地规模占全国的比例;区位基尼系数G值介于0~1。

2.1.3 热点分析 区域基尼系数反映了供地规模整体集聚度演变,但在空间上难以表现出区域供地规模是高值或低值的空间聚类变化。因此,为了观察每个县域供地规模与周边地区间的空间差异程度,本文使用了Getis-ord GeneralG_i,公式如下：

Gi(d)=∑j=1nwij(d)xj/∑j=1nxj（3）

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Zj(d)=(Gi-E(Gi(d)))/VAR(Gi(d))（4）

式中： VAR(Gi(d))和 VAR(Gi(d))分别为 Gi(d)的数学期望和方差;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如果要素的Z_j(d)得分高且显著,则表示有一个高值的空间聚类。如果Z_j(d)得分低且负数、显著,则表示有一个低值的空间聚类。Z_j(d)得分越高（或越低）,聚类程度就越大。如果Z_j(d)得分接近于零,则表示不存在明显的空间聚类。

2.1.4 面板数据模型和变量选择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究2010-2015年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因素。虽然面板数据模型具有优势^[32,33,34],但该数据是由时间和截面2个维度混合而成,或许因存在非平稳性而导致“伪回归”,故在回归之前需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检验结果拒绝含有单位根的零假设,则可直接回归分析。最后,根据Hausman检验,确定选择模型估计结果解释现象。面板数据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yit=αi+β1ix1it+β2ix2it+⋯⋯+βkixkit+δit（5）

式中：因变量y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自变量x为第二产业增长率（SGR）、第三产业增长率（TGR）人口规模增长率（PGR）、固定资产投资（FAI）、公共财政支出（PFX）和人均GDP（PCG）;β为系数;α为常数;i为第i个城市;t为年份;δ为残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深受市场需求的影响^[35,36]。城市和制造业发展对非农建设用地需求的增加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53]。因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能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寻求发展,从而带动土地城镇化^{[37-38, 54]}。人口规模的增加需要社会提供生产和生活场所^{[4, 20, 39-40]},从而推动城市用地扩张。因此,本文选择第二产业增长率（SGR）、第三产业增长率（TGR）和人口规模增长率（PGR）以反映非农业扩张和人口规模增长,并期望其对不同发展阶段城市供地规模具有积极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土地利用变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54]。而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投资驱动模式^[25]。因此,固定资产投资（FAI）和公共财政支出（PFX）的增加或许能刺激各种发展阶段城市土地供应。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等,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之一^{[37, 42]}。公共财政支出体现了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投资,如：保障性住房、交通水利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19, 25]}。人均GDP（PCG）体现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的消费潜力^[55]。人均GDP增长有助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带动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刺激居住、商贸服务和文化娱乐等建设用地的需求^[40,41]。因此,本文假设人均GDP与各发展阶段城市供地规模间存在积极关系。考虑到社会经济数据的获取性,影响因素解析以全国352个地级行政区和省管县（市）为分析对象。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土地供应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土地市场网于2003年10月开通,但在开通初期,多数地方国土部门未将部分供应的土地信息发布于该网站,故早期数据不完善。2010年初,国土资源部发文要求市、县国土部门必须在中国土地市场网站上发布土地供应结果公告,公告中须明确供应宗地的电子监管号、行政区、位置、面积、用途、供地方式、土地使用年限、行业分类、成交价格、合同签订日期等内容。因此,利用Python程序抓取了数据较为完整的2010-2015年1146278条交易记录。根据电子监管号（每宗地电子监管号具有唯一性）和土地用途,删除重复记录和非建设用地,保留了记录数为1062958条。少数铁路和高速公路等重大线性工程宗地跨县级行政区,其在各县所占用地面积以其长度占比来确定。由于2010-2015年中国部分县级行政区范围和名称发生了变化,故根据宗地所在的行政区或位置将其修正到2014年中国县级行政区。期间中国大陆有2783个县级行政区在中国土地市场网上发布了土地供应结果公告,西藏各县未公布土地供应结果。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主要采用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土地交易数据。由于土地市场网的数据只有6年,难以分析土地供应变化趋势,故采用《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来分析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变化。土地市场网与统计年鉴两种数据均来自官方,数据来源方式不同,研究期间有的年份前者略大于后者,有的年份前者略小于后者,但数据变化趋势是相同的。

面板数据模型中的自变量第二产业增长率（SGR）、第三产业增长率（FGR）、公共财政支出（PFX）、人均GDP（PCG）和固定资产投资（FAI）等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各省、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人口规模增长率（PGR）主要根据统计资料计算而出,少数年份数据缺失利用均值法类推。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严重的共线性和异方差等问题,对非比例数据取自然对数。

3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总体时空演变

3.1 2003-2015年中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变化总体呈波动性增加,其中2010-2015年供应总规模经历了先增后减

2003-2015年,中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规模变化总体呈波动性增加趋势（图1）。其中,2003-2010年,供应总规模变化与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基本上相似,依次经历了下降阶段（2003-2005年）、增长阶段（2005-2007年）、下降阶段（2007-2008年）和增长阶段（2008-2010年）;2010-2015年,供应总规模变化与经济增长率变化之间存在滞后性,经历了先增（2008-2013年）后减（2013-2015年）,并于2013年达到整个时期的最高值。从各种建设用地供应总规模变化来看,居住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供应总规模总体呈波动性增加态势,特别是2008年后交通运输用地供应总规模增长较为突出,而商业服务业用地供应总规模总体呈下降态势。图2显示,2010-2015年中国土地市场网公布的国有建设用地及其各类用地供应总规模变化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1-2016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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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3-2015年中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

Fig. 1   State owned construction land supply in China in 20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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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0-2015年中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

Fig. 2   State owned construction land supply in China in 2010-2015

3.2 西北地区供地规模较大,土地供应空间分布重心总体向西移动

由表1可知,2010-2012年,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持续增长,西部地区供地规模逐渐超过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供地规模一直小于东部地区,但差距在不断缩小;东北地区供地规模一直是最小的,且与其他3个地区差距总体在拉大。2013-2015年,四大经济区供地规模均逐渐下降,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下降较为突出,但西部地区供地规模一直高于其他3个经济区。因此,研究期间中国县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空间分布重心出现明显的波动（图3）,各个年份空间分布重心主要位于河南省,且向西移动明显,2015年空间分布重心相对2010年向西移动了185.27 km（图3）。四大经济区的供地规模变化反映了西部和中部地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土地供应规模较大,特别是西北地区县域建设用地需求较多（图4）,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用地需求量较少。总之,县域供地规模空间分布重心演化反映了该时期西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耗农用地较为突出,建设用地扩张较快,成为国土空间开发的重点地区,而东部和东北地区建设用地扩张相对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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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0-2015年中国县域供地规模空间分布重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ravity-center of land supply in counties from 201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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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0-2015年中国县域供地总规模

Fig. 4   Total scale of land supply in counties between 2010 and 2015

3.3 供地规模空间集聚经历了扩散和收敛,但总体在扩散

图5显示,中国县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区位基尼系数由2010年的0.5855降至2013年的0.5296,而后增至2015年的0.5691。这说明中国县域供地规模依次经历了扩散和收敛阶段,但总体在扩散。也就是说,该期间中国县域建设用地扩张规模空间分布由相对均衡演变为相对集聚,但总体向均衡演变,区域供地规模差异在缩小。从县域供地规模的冷热点区分布来看,2010年中国县域供地规模热点区、次热点区和过渡区主要分布在河套平原和胡焕庸线东侧的城市群内,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辽东半岛城市群热点区和次热点区数量较多（图6）,而胡焕庸线以西多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建设用地需求较少。2015年中国县域供地规模热点区、次热点区和过渡区集中在胡焕庸线东侧的城市群内、新疆、青海和河套平原。与2010年相比,2015年西北地区的热点区、次热点区和过渡区数量扩张较为明显,胡焕庸线东侧的过渡区扩散较为明显,特别是在城市群外围区,而长三角、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城市群内热点区和次热点区收敛较为突出。这说明西北地区和城市群外围部分地区工业化进程加快,用地需求较多,而长三角、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城市群城镇空间扩张减缓。总之,上述县域供地规模冷热点区空间分布演变反映了中国建设用地大规模扩张的地区由城市群内向城市群外,特别是向西北地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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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0-2015年中国县域供地规模区位基尼系数

Fig. 5   Locational Gini index of land supply of counties in 2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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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0年和2015年中国县域供地规模冷热点区

Fig. 6   Hot and cold spots of land supply of counties in China in 2010 and 2015

3.4 供地总规模一半以上集中在城市群范围内

2010-2015年,中国县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规模及其热点区和次热点区集中在沿海地区城市群、江淮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河西走廊、河套平原和新疆等地（图4,图7）。该期间,20个主要城市群区域面积仅占全国国土的17.91%,供地总面积为189.69万hm²,占全国的56.17%,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以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02%,总共供应了7.16%的全国国有建设用地。说明这些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节点,建设用地需要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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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0-2015年中国县域供地总规模冷热点区

Fig. 7   Hot and cold spots of total land supply of coun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5

3.5 县域所在的城市行政等级越高,平均供地规模一般越大

图4和图7表明,城市群内社会经济发展地位较高的城市内部县域供地总规模普遍较高,如：直辖市的县域、副省级城市的县域和一般省会城市的县域。表2显示,2010-2015年,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的县域平均供地规模由大到小依次为副省级省会城市（2023.32 hm²）、直辖市（1975.6 hm²）、一般省会城市（1582.98 hm²）、一般地级市（1095.30 hm²）。这种供地规模的等级性差异反映了经济转型期中央政府权利下放程度的等级性明显地影响着城市扩张。该发现与Huang等^[25]和Li等^[27]的研究结果基本相似。因为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能更多地获取来自中央政府和国外的投资^[43],且拥有土地流转方面的更多决策权^[44]。值得注意的是,直辖市县域的平均供地规模略低于副省级城市县域,可能的原因是副省级城市工业化速度整体快于直辖市。

4 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序和结构特征

尽管2010年中国总体进入了工业化中期,但区域工业化程度差异明显^[45]。目前对工业化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人均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制度水平、创新水平和综合发展水平^[46]。基于人均经济总量识别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是最常用的方法。然而,有研究认为没有产业结构变化的经济总量扩张只是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46]。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可反映就业结构,还可体现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等。故根据相关研究成果^{[45, 47]},在人均GDP之外,还设定了产业结构标准以识别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表3）。考虑到研究时间跨度较短,本文结合2015年影响因素分析单元的人均GDP和产业结构以判断其经济发展阶段。结果显示,352个城市中处于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的分别有32个、299个、21个;工业化时期中的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的区域数量分别为57个、215个、27个。处于前工业化期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广泛地分布于全国,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半岛,处于后工业化期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这5种类型的工业化阶段空间分布基本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

4.1 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变化存在明显的差异

2010-2015年,处于前工业化期的区域产业以农业为主,非农产业规模较小,城镇化水平较低,区域发展用地需求较少,土地供应规模变化总体呈平稳下降趋势（图8）。处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区域利用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大力发展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步入了快速的工业化道路,土地供应规模均依次经历了增长和下降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中期的区域供地规模增长和下降速度较快。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历快速的增长期,产业结构水平和国土开发强度较高,土地利用注重高效,供地规模变化总体呈稳定下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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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10-2015年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供地总规模

Fig. 8   Total land supply of region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in 2010-2015

4.2 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平均供应结构存在差别

从发展阶段来看,处于前工业化期和工业化初期的区域交通运输用地平均供应规模所占比最大,分别为32.87%、30.84%;其次是工矿仓储用地,分别为25.71%、27.17%（表4）。说明了前工业化期和工业化初期的区域注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完善交通设施作为工业化的保障。工业化中期的区域正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工矿仓储用地需求较多,平均供应规模所占比最大,为32.23%;其次是交通运输用地,为26.66%。工业化后期的区域工矿仓储用地平均供应规模占比最大,为27.26%;其次是居住用地为24.70%。说明该阶段居民住房需求市场较大,房地产发展较为繁荣。后工业化期的区域工矿仓储用地平均供应规模占比最大,为27.32%;其次是交通运输用地,为25.08%。从供地类型来看,随着区域发展阶段的高级化,交通运输用地平均供应规模占比依次经历了下降和上升阶段（图9）,工矿仓储用地平均供应规模占比总体依次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和下降阶段,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平均供应规模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商业服务业用地平均供应规模占比变化规律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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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区域发展阶段与供地结构关系示意图

Fig. 9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development stage and land supply structure

4.3 区域发展阶段越高,平均供应规模越大

由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不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用地需求呈现出一定的规律。表4显示,5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平均供应规模由小到大依次为前工业化期（0.32万 hm²）、工业化初期（0.76万hm²）、工业化中期（0.88万hm²）、工业化后期（1.74万hm²）和后工业化期（2.22万hm²）。这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越高,用地需求规模越大。从用地类型的平均供应规模来看,随着区域发展阶段的高级化,交通运输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平均供应规模依次递增;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平均供应规模呈波动性变化,但总体上增加。

5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宏观面板数据,当时间序列较长时需要考虑数据的非平稳问题,如：单位根和协整等问题^[48]。本文研究时间跨度较短,没有必要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由于全国供地规模在2013年前后发生较大变化,因此,需要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以控制时间效应对估计结果的影响。Husman检验结果显示,处于前工业化期、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的区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计量模型选取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处于后工业化期的区域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故在解释影响因素时,5个不同发展阶段均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表5）。

（1）公共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各发展阶段区域供地规模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影响较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处于前工业化期、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期的区域公共财政支出每增长1%可使供地规模分别显著地增加0.7038个百分点、0.4969个百分点、0.0683个百分点、0.3841个百分点、0.2188个百分点（表5）。由此可见,公共财政支出对处于前工业化期和工业化初期的区域供地规模的增加推动作用较为突出。在经济转型期,中国政府角色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注重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建设,从而带动国有建设用地需求的增加（图10）。此外,公共财政支出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分税制的建立明显地提高中央政府收入占比,降低地方政府收入占比,刺激了地方政府追求预算外收入（如：土地和海域有偿使用收入、行政事业性收入）的积极性^[49]。有研究显示,1991-2010年中国土地性质的财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占比由3.3%增至6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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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土地财政与土地供应的关系

Fig. 10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finance and land supply

在控制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处于前工业化期、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期的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可使供地规模分别显著地增加0.4979个百分点、0.2158个百分点、0.6540个百分点、0.4154个百分点、0.678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固定资产投资对处于后工业化期和工业化中期的区域供地规模的增加推动作用较为突出。处于 前工业化期、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基本建设驱动,工业新区和居住新城等快速建设。而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注重内涵式扩张,旧城更新改造对其供地规模的影响较为明显。此外,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外资对国土开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研究显示,实际利用外资与城市用地扩张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5, 51]}。这种作用也许对内陆交通不便、开放程度较低的地区供地规模影响较小,而对沿海地区或者城市等级较高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较大。

（2）第二产业增长率对各发展阶段区域供地规模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第三产业增长率仅对工业化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期的区域供地规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两因子的推动作用均较弱。在控制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处于前工业化期、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期的区域第二产业增长率每增长1%可使供地规模分别显著地增加0.0336个百分点、0.0245个百分点、0.0206个百分点、0.0318个百分点、0.0254个百分点;而处于工业化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期的区域第三产业增长率每增长1%可推动供地规模分别显著地增加0.0258个百分点、0.0676个百分点、0.039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相比投资因子（公共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三产业增长率对区域供地规模增加的推动作用较小。第二、三产业增长不仅包括了量的扩张,还涵盖了质的提升,即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图11）。该期间,中国城市旧城区产业的“退二进三”在促进城市外围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增加的同时,也带动了旧城区存量用地的再开发。此外,在以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率为核心的官员晋升治理模式下,或许有助于刺激国有建设用地需求^[52]。然而,前工业化期和工业化初期的城市或许因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弱,土地供应与第三产业增长率间不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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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经济增长与土地供应的关系

Fig. 11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land supply

（3）人均GDP仅对前工业化期、工业化时期的区域供地规模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影响较弱。在控制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处于前工业化期、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的区域人均GDP每增长1%可使供地规模分别显著地增加0.5554个百分点、0.3436个百分点、0.1282个百分点、0.245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人均GDP对处于前工业化期的区域国有建设用地需求的增加推动作用较为突出。而人均GDP对处于后工业化期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该阶段的区域已经历土地的外延式扩张阶段,现注重土地的高效利用,且居民的居住和生活质量已得到明显改善,人均GDP的提高并不能显著地推动城镇土地扩张。

（4）人口规模增长率仅对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区域供地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影响较弱。尽管有研究显示人口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刺激房地业和商业的发展^[39,40,41],但本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增长率对处于前工业化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期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地区人口规模增长率的提高并不能显著地促进国土空间开发。可能的原因有3个方面：① 区域人口增加与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非同步,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也就是说土地开发成熟后,且有产业作支撑和公共服务作保障,才能明显地吸引外来人口。② 前工业化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尚未起飞,对区域外人口的吸引力较弱,故人口规模增长率对土地开发的推动能力不显著。③ 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期的区域产业结构已高端化,经济发展依靠创新驱动,而非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区域人口规模增长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控制其他因素的作用下,人口规模增长率每增长1%可以分别使供地规模显著地增加0.3019个百分点、0.0955个百分点。

6 结论与讨论

信息技术发展为本研究数据的获取提供了技术支持。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土地供应结果公告,本文以县级行政区为分析单元,探究了2010-2015年中国县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因素,结果发现：

（1）中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总体经历了先增后减,县域供地规模差异在缩小,空间分布重心向西移动较为明显。总供应规模集中在城市群范围内,县域所在的城市行政等级与其供地规模密切关联。与其他发展阶段相比,工业化中期的区域供地总规模变化较突出。区域发展阶段越高,用地需求越大。各个发展阶段的区域交通运输用地和工矿仓储用地平均供应规模占比均较大,但前工业化期的区域交通运输用地平均供应规模占比最大,工业化中期的区域工矿仓储用地平均供应规模占比最大。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因素差异明显,投资建设和第二产业增长率一直是主要的积极影响因素,第三产业增长率仅对工业化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期的区域供地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GDP仅对前工业化期、工业化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人口规模增长率仅对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尽管中国建设用地供应市场是一个政府垄断市场,土地供给规模受制于政府管理因素,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同发展阶段的县市供地规模与结构不同,受市场需求影响较大。

（2）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供应规模变化不仅反映了城镇空间的扩张,还体现了区域发展战略对国土空间开发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河西走廊、河套平原和新疆等西部地区县域供地规模较大,说明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援疆”工作的实施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多数城镇空间扩张。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在国土开发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区域生态环境特征,以生态功能区划和主体功能区划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指引。处于高等级发展阶段的区域建设用地需求依然较多,供地压力较大,在未来土地利用中应注重存量用地的挖潜,将城市更新作为满足高端产业发展用地需求的主要手段。尽管中、低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压力较低,但经济新常态下,土地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是国家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主要内容。本文所揭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土地供应特征可为地方政府制定中长期土地供应计划作为参考依据。

（3）网络数据的重要缺陷之一就是不能搜集到全数据。尽管2010年年初国土部要求各地方国土部门必须将本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详尽信息发布在中国土地市场网站上,但仍有极少数县级国土部门未履行该项工作。这难免会影响数据分析的结果。此外,若用城镇人口规模增长率来替代人口规模增长率,也许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但部分省份统计年鉴中缺少对城镇人口的统计。未来研究还可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不同类型建设用地供应规模影响因素;可根据供地数据中的行业分类进一步细分土地用途,以便深入分析区域发展阶段与土地供应间的关系。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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