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婧
, 李诚固, 周国磊, 申庆喜, 马佐澎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ZHANG Jing, LI Chenggu, ZHOU Guolei, SHEN Qingxi, MA Zuopeng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5-06-4
修回日期: 2015-10-16
网络出版日期: 2015-12-25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学报》编辑部 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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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婧(1984-), 女, 吉林通化人, 讲师, 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研究。E-mail: zhangj888@ne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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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是城市功能用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集聚与扩散可以更直接地揭示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中心地的演变特征。本文以长春市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利用城市用地现状图、地形图等数据资源,借助GIS软件,采用核密度、斑块聚合度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长春市2003-2013年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增速低于城市建成区的增速;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特征的圈层差异明显;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空间结构从“单一化核心+多次级中心”到“多样化核心+多次级中心”,空间格局从“大分散、小集中”到“大集中、小分散”;城市不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类型表现出不同的演变特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机制为城市功能空间的整体提升、城市功能空间的互动耦合、土地利用的市场竞争、交通设施与网络的完善、城市规划的引导与调控、城市大事件的快速推动。
关键词：
Abstract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land is the main part of urban land system. The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of it can reveal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urban center features in a more direct wa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entral city of Changchun. Using GIS software and topographic data and urban land use maps from 2003 to 2013, we calculate the kernel density, as well as patch density and cohesion indexes, and explore the temporal-spatial features and mechanisms of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service spaces. The main results obtained in this paper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the growth rate of the public service land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built-up area. And the ratio of the public service land to the built-up area is slightly lower than it was before. Second, the evolu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land in each circle area clearly shows spatial differences. Third, the pattern of the public service land changes significantly. The space interaction shifted from the diffusion force to cohesive force. The spatial structure turned from the simplification core area plus multi-sub-centers area to the diversification core area plus multi-sub-centers area. The spatial pattern changed from the large range dispersion plus small scale concentration to the large scale concentration plus small range dispersion. Fourth,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land show different evolution characters. Fifth, the evolu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spaces is forced by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urban functional spaces, coupling action of the main functional spaces, competition in the urban land market, upgrade of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regulation of the urban plan, and promotion of urban great events.
Keywords：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是城市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与城市其他功能用地具有时间阶段与空间布局的关联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与城市空间扩展、城市空间中心地体系演变具有突出的互馈关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的核心空间载体,随着城市扩展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时空变化特征与变化格局是城市地理学等学科始终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地理、城市规划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1978年以来公共服务设施的结构性不足,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空间与消费空间的“失配”与“错位”是中国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对中国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变化过程规律的认识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基础。鉴于公共服务设施具有点状、非点状、网络状三种类型的差异[1-2],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定点公共服务设施上,并落实到具体用地上,探讨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总体变化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结构的变化。
二战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崛起,西方学者推动了公共服务设施的相关研究[3-5]。20世纪50年代中期,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受到关注,政府被认为应是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主体[6]。20世纪60年代末期,公共服务设施的区位研究开始出现[7],同时引进实证主义的数量方法定量研究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效率与公平[8-11]、可接近性[12-13]等,重点研究公共设施的用地均等[14-15]。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纯粹的数量方法受到批评,逐渐让位于更加符合社会现实的社会嵌入过程分析法[16]。20世纪80年代开始,GIS技术被引入到公共服务设施研究中[17-18],并逐渐盛行,区位公平[19-20]与空间公平[21]备受重视,可达性概念及方法被广泛应用[22]。同时,针对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转向具体与微观,比如医疗[23-24]、公园[25-26]、教育[27]等设施的分布与利用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达性仍然是衡量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合理性的重要指标,但学者开始关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与社会公平[28-30]。
国内学者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主要有：对国外公共服务设施区位[31]、空间公平[2]、供给[3-4]及配置[32]研究成果的梳理;在全国层面上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设施的配置格局与质量特征,社会性公共服务空间的分异[5, 33-34];在微观尺度上研究某类城市、某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公平[35-36]、空间分异[37-39]、供给及其空间分异[40];可达性测度[36, 41]、问卷调查[35, 37, 42-43]是公共设施研究常用的方法。纵观国内外文献,学者们更多是从城市规划、城市社会的视角研究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主要通过公共设施“点的数量”和“点的位置”研究城市公共设施的布局、规模、等级、服务能力等,且多集中于公共服务设施现状或某个年份的研究,缺少时间跨度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城市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利用3个年份（时间跨度10年）的用地数据,通过分析公共服务用地集聚与扩散的趋势,研究公共服务用地的等级演变及分布、多样化演变及分布、圈层演变及分布,旨在强调地理学研究的时间演变及空间差异。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作为城市功能用地的有机构成部分,有其空间属性与空间演变规律,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与其他城市功能用地具有耦合互动关系,通过挖掘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的过程,发现其演变的特征与机制,一方面可以丰富城市空间的理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指导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本文利用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数据研究城市公共服务空间演变具有较强的真实性,且目前国内外利用用地数据研究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的成果不是很丰富,本文试图进行有益的尝试。基于此,本文以长春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对象,利用2003、2008、2013年3个年份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数据,借助ArcGIS软件,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长春市公共服务空间演变的过程、空间差异及空间格局,探索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的机制。
本文以长春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参考《长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确定中心城区的范围包括9个行政区：南关区、朝阳区（永春镇、乐山镇除外）、宽城区（兰家镇、奋进乡除外）、二道区（英俊镇、劝农镇、泉眼镇、四家乡除外）、绿园区（合心镇、城西镇、西新镇除外）、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经开南区和经开北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包括高新南区全部和部分高新北区）、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盛家村、方正村、泡子沿村除外）、净月经济开发区（玉潭镇、新立城镇、新湖镇除外）,总面积612 km2（图1）。
用地数据来自于长春市中心城区1:10000地形图,中心城区用地现状图及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涉及2003、2008、2013年3个重要年份。地形图用来配准、校正各时段的中心城区用地现状图;中心城区用地现状图用来提取城市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信息。中心城区用地现状图是由城市规划设计单位每年根据测绘部门的地形图,经实地勘测绘制而成,用地类型参照城市建设用地分类标准,是当年建设用地使用状况的实时反映,具有很高的精度和可信度。
由于城市用地分类标准的变更,根据2012年实施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73-2011）》,将2003、2008年中心城区用地现状图的用地类型进行归类调整,与2013年用地现状图保持一致。新的城市用地分类标准将城市建设用地划分为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8个大类。为方便用地分类、整理及分析,本文将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界定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利用ArcGIS软件提取各年份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进行配准、属性赋值（包括用地边界、用地面积、地块名称等）,进而建立长春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数据库。并对行政办公用地,文化设施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等6类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演变进行分析。
2.3.1 圈层分布法 圈层分布法,即每个区域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或某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面积占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的比重,旨在揭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空间演变的空间差异。公式如下：
式中：Pij为j区域第i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占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比重;Aij为j区域第i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面积;A为中心城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总面积。
2.3.2 核密度估计法 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计法的空间平滑法分析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空间分布密度,旨在揭示公共服务中心的等级演化、多样化趋势及公共服务功能的集聚—扩散特征。核密估计度法（KDE）充分体现了地理现象空间扩散的距离衰减规律,距离越近的对象赋予较大的权重。该方法在显示和分析点状要素极为有用[44]。
式中：K（x）是为核密度方程;h是阈值;n是搜索窗口内点数;d是数据的维数,当d = 2时为最常用的核密度公式：
式中：（x–xi）2+（y–yi）2表示点（xi, yi）与（x, y）的离差。
借助于ArcGIS平台获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地块的质心,利用ArcGIS软件空间分析模块中的核密度分析功能,Density Type选择Kernel,以地块面积作为权重指标,采用Jecks自然断裂点（natural break）分类法,将其分成高密度区、较高密度区、中等密度区、较低密度区和低密度区五级,得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空间分布密度图。
2.3.3 空间格局指数 斑块聚合度指数（patch cohesion index, COHESION）和斑块密度（patch density, PD）可以用来测度城市用地地块空间集聚特征[45-46],侧重于分析地块形态与位置信息,结合核密度估计法,可共同解释城市公共服务功能集聚作用力与扩散作用力的关系。斑块聚合指数可用来测度相应斑块类型的自然连通性,在设定的阈值范围内,斑块聚合度对关键类型的集聚程度敏感,斑块类型越集聚分布,聚合度越高,反之,在阈值以外,聚合度对斑块结构不敏感。斑块密度与城市建成区规模、地块数量关系密切。其表达式分别为：
式中：COHESION为斑块聚合度指数;Pij为第i类用地第j个地块周长;aij为第i类用地第j个地块的面积;m、n分别表示用地类型数和某类用地的地块数;A为建成区面积。
式中：PD斑块密度;A为总面积;ni为第i类地块数量;10000×100表示转换为每100 hm2内的斑块数,表示地块空间分布的均匀程度。
集中与分散是城市扩展与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的现象,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城市空间内部集聚力与扩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城市发展过程中,集聚力与扩散力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主导的作用力是不同的。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来说,集聚力导致公共服务设施向原公共服务中心集中布局,致使原公共服务中心的升级,而很难催生新的公共服务中心,使得公共服务中心单一化;扩散力导致公共服务设施的分散布局,致使新的公共服务中心的产生,使得公共服务中心多样化。当集聚力大于扩散力时,集中的趋势大于扩散的趋势,呈现“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格局;当扩散力大于集聚力时,扩散的趋势大于集中的趋势,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格局（图2）。
图2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的理论框架
Fig. 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lands
长春市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从2003年的237.4 km2增加至2013年的336.4 km2,年均增加量为9.90 km2,年均增长率为3.6%。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从41.4 km2增加至57.1 km2,年均增长率为3.2%;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比例从17.5%降低为17.0%。
从各类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变化来看（图3）,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增长幅度最高,10年增长87.6%;其他非商业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增长23.8%,其中,行政办公用地增长幅度最为明显,10年增长50.0%,其次是教育科研用地增长14.4%,医疗卫生用地增长11.3%,文化设施用地与体育用地增长幅度极小。各类公共服务用地的增长表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正在不断完善,但公益性服务设施的配置明显滞后。
图3 2003-2013年长春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变化
Fig. 3 Changes in the mai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lands in Changchun from 2003 to 2013
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内部结构看,教育科研用地占比从2003年的60.6%降低至50.5%,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占比则从21.5%上升至30.1%,行政办公用地占比一直保持在9%左右,医疗卫生用地占比从3.6%小幅上升为4.4%,文化设施用地和体育用地总比重从5.3%降低至3.5%。教育科研始终是城市最主要的公共服务类型,其中,中小学用地稳定增长,比重始终保持在12%左右,其余绝大部分均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科研院所等用地,这与长春作为“大学城”的功能较为一致。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与教育科研用地比重的差距在缩小,表明在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扩展滞后于居住、工业等其他城市功能用地的情况下,商业服务业设施的配置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响应最为敏感,发展速度最快。医疗卫生、文化、体育设施用地的结构变化再次体现出城市扩张对公益性服务设施的忽视。
从不同时间段来看,2003-2008年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增加量为6.6 km2,2008-2013年为9.1 km2,分别占同一时段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量的13.7%和17.5%。各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在后一时段增加量均超出前一时段,尤其是中小学用地和医疗卫生用地最为突出。这表明,随着城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于生活质量和城市公共服务功能的提升有着更高的需求,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展正在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整体配置的滞后效应有所减弱。
3.2.1 公共服务功能的集聚与扩散 利用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数据与核密度估计方法,应用ArcGIS软件来实现,形成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核密度分析图（图4）。考虑到教育科研用地中高等教育设施等用地地块面积较大,且用地配置具有较强的非市场性,干扰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本部分研究将其剔除,仅采用中小学用地部分。从2003-2013年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密度图来看,公共设施空间密度与空间级别在不断变化,反映了长春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呈现集聚与扩散并存的特征,扩散力促使新的公共服务设施中心的出现,而集聚带来原有公共服务中心的功能升级。
图4 2003-2013年长春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核密度分析图
Fig. 4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lands in Changchun from 2003 to 2013
2003年,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形成2个高密度区,即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的老市区和东南会展中心周围的新区;沿自由大路形成3个较高密度区（新民大街片区、南岭体育场片区、中日联谊医院—北方市场片区）;另有6个中等密度区主要分布于三环以内。
2008年,高密度区减少为1个（老市区）;较高密度区增加为8个,其中新增硅谷大街片区、高力片区、四季青片区位于三环沿线,净月农博园片区位于四环外;中等密度区增加了八一水库片区、净月潭片区、欧亚卖场片区,东北部中东瑞家片区用地密度显著增长。较高密度区大量增加,表明这一时段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城市核心区外围地域,公共服务功能中心扩散的格局形成。同时,较低密度区范围明显扩大,表明三环以内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正在不断填充,空间分布日趋均衡。
到2013年,原高力片区、硅谷大街片区、会展中心片区及农博会片区公共服务设施集聚程度与功能进一步提升,由较高密度区演变为高密度区。在原有基础上,中东瑞家片区由中等密度区演变为较高密度区,而其他三处新增的高密度区则完全是新址新建,分别位于北人民大街火车北站,和四环外的三道镇、汽开区西部,凸显了城市中心公共服务功能的扩散效应。同时,在城市三环范围内长春市公共设施集聚强于扩散,公共服务用地密度区的等级在不断提升,表明城市公共服务功能空间多元化、多等级中心体系格局的形成。
从斑块聚合度指数与斑块密度分析结果来看（图5、图6）：整体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聚合度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斑块密度经历了先升高后持平。2003-2008年,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斑块聚合度降低,斑块密度升高,表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区域均衡,扩散趋势较为明显,扩散力大于集聚力;2008-2013年,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斑块聚合度显著提高,并超过2003年,同时斑块密度保持不变,表明地块分布的均匀程度不变,但是表现出显著的集聚趋势,集聚力大于扩散力。
图5 2003-2013年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斑块聚合度的变化
Fig. 5 Changes in the patch cohesion index of th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lands in Changchun from 2003 to 2013
图6 2003-2013年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斑块密度的变化
Fig. 6 Changes in the patch density of th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lands in Changchun from 2003 to 2013
3.2.2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圈层变化 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主要分布于三环以内区域,一至三环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递增,三至四环之间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骤减,四环外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扩张迅速。2003-2013年长春市各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发展均较为活跃,各圈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增长数量占全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总增长量的比例分别为一环内8.2%、一至二环14.2%、二至三环19.2%、三至四环15.7%、四环外42.7%。
一环内仍然保持着集聚的优势,即城市中心“繁荣依旧”,但一环内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占全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比重从2003年至2013年先增后降（图7）,尤其是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和行政办公用地比例的下降,反映了公共服务功能的中心扩散趋势。
图7 2003-1013年长春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圈层分布
Fig. 7 The circle distribu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lands in Changchun from 2003 to 2013
2003-2013年,一至二环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数量稳增,但在全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总量中的比重下降明显,原因是位于城市核心区的教育科研机构大规模外迁,这是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变化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2008-2013年该圈层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比重略有增长,这得益于教育科研用地与居住、商业用地的置换,从而实现了公共设施配置的动态平衡与升级。
二至三环始终是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比重最高的圈层,10年间,城市公共服务的区级中心陆续在此圈层形成发育,且功能不断提升;各开发区集中在此圈层的工业用地大量置换为居住及商业服务业用地,促进了该圈层公共服务功能的快速发展。
2003年三至四环内居住用地、工业用地总量分别是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2.6、5.8倍,远高于全市平均值（1.6、1.5倍）,到2013年该数值变化为4.4、4.0倍。充分表明该圈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严重滞后,也体现了这一时段城市空间开发大尺度、功能单一的盲目性特征。
2003-2013年四环外公共服务用地占全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比重由21.6%上升到28.3%,教育科研用地规模占比最高。2000年以来该圈层城市空间开发由高等教育用地和工业用地占主导,建设规模远超居住用地,其他类型公共设施建设更加缓慢。2008-2013年,该圈层在高校的带动下,居住用地大规模发展,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配置也显著增加,但该圈层目前仍存在生活设施不够便利的问题。
3.2.3 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变化特征
（1）2003与2008年教育科研用地的聚合度不高,主要是因为2003-2008年是高等院校搬迁的过程,大学城尚未完全形成（图5、图6）。2008-2013年以后多数大学完成新校区建设,大学城处于形成与功能完善阶段,致使教育科研用地成为聚合度最高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类型。2003-2013年中小学教育用地在“名校”扩张效应作用下表现为城市老区名校的适度扩张与名校在城市边缘建设新校区,形成中小学教育功能集聚与扩散相结合的发展格局,但总体上看,外围新区教育设施功能仍然滞后城市老区。
（2）医疗卫生用地的聚合度仅次于教育科研用地,且地块密度最小,说明目前长春市的医疗卫生设施呈现比较明显的集聚特征。2008-2013年,医疗卫生用地聚合度的上升趋势源自医疗设施的扩建,比如吉大一院、吉大四院、吉林省人民医院等的原址扩建。同时,在外围新区医疗卫生设施增速明显,“著名医院”在新区设置分院与部分专科医院的形成是长春市外围新区医疗卫生设施布局的主要特征。与中小学教育功能相似,外围新区医疗卫生设施功能远远落后于城市老区,医疗卫生功能扩散不足,导致市区各大医院“人满为患”,严重干扰城市交通。
（3）行政办公用地的聚合度最低,用地布局均衡性明显,说明行政办公设施的功能明显区别于其他公共设施,行政管理区域的中心性与交通可达性是行政办公用地布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行政办公用地也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特征,政府各级管理部门由分散办公开始转向综合政务大厅的集中办公,说明行政办公设施与功能集聚趋势的出现。
（4）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集聚—扩散趋势相对复杂化。2003、2008年斑块聚合度处于次低位置,2013年骤升至次高位次,同期地块密度经历急剧上升与缓慢下降的过程,表明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2003年是以点状布局为主,人民广场-重庆路、红旗街、黑水路—光复路、中东大市场等商业网点松散布置、等级性差;2003-2008年,为区域性商业网点发育阶段,硅谷大街、景阳大路、红旗街等地段商业网点开始承担部分核心区商业职能;2008-2013年,为区域性商业网点规模集聚阶段,集中表现为火车站北站口、红旗街商业用地的增加以及二环外各类专业市场的集中建设。
（5）2003-2013年长春市文化与体育设施用地增长最为缓慢,其中,体育设施用地增加了9.0 hm2,文化设施用地增加了25.0 hm2,文化与体育设施用地增长缓慢。但是长春市文化与体育功能集聚与扩散具有复杂性,文化与体育设施用地包含在教育、商业、居住等用地中,高校、中小学都具有图书馆、体育场馆,部分高校还配备博物馆、展览馆。影剧院、演艺中心等设施被融在商业用地中,多数居住区配置文化活动站,小型体育场馆、健身中心等设施,因此,长春市文化与体育功能变化并没有直接表现在专门用地变化上,而是伴随在城市教育、商业、居住用地变化呈现出自身的集聚与扩散特征。近年来长春市文化与体育设施空间最显著的变化是全市大型设施在城市外围新区快速集聚,较大程度上缓解市区大型文体设施运行带来的交通拥挤问题。但长春市新区中小型文体设施数量少,空间不均衡问题很突出,这反映了城市文体功能扩散不足,新区文体设施配套率低的状况。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演变过程及特征受其内在机制的影响,深入研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演变机制将有助于更加深刻的理解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的内在特征,为制定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空间优化政策提供理论指导。本文从市场机制（城市整体空间的功能提升、城市功能空间的互动耦合、城市土地利用的市场竞争）、行政机制（交通设施与网络的完善、城市规划的引导与调控）、触发机制（城市大事件的快速推动）3种机制6个方面入手（图8）,探讨长春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的动力机制。
图8 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的机制
Fig. 8 Evolved mechanisms of th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lands in Changchun
2000年以来长春市逐渐由单一的新区开发转向老城改造与新区开发“并重”的城市功能提升阶段,带来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规模增长与空间布局优化。城市内部高校科研院所的外迁,棚户区、老工业区的改造等为公共服务设施的集聚与升级提供了用地支撑;城市的新区开发促进了公共服务设施在外围空间的集聚。因此,整体上呈现出城市公共服务职能的中心强化与多核心集聚的发展格局。不同职能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空间集聚、体系化趋势日益明显,带来了服务能力的提升。如高端零售业、家装市场等商业设施在城市核心区不断集聚;行政办公设施在行政管辖范围内呈均衡“点状”等级体系;金融、商务设施则向某些节点（如人民大街、南部生态大街）逐步集中;高校与科研院所、各类专业性市场等设施外迁,并在外围空间形成新的集聚区。
城市各功能空间存在着耦合变化关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扩张、演替与其它功能空间的变化关系密切。居住、工业等城市功能空间需要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与服务,而公共服务功能空间也需要其它城市功能空间的有效市场支撑[47]。
分析2003-2013年长春市各环路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互动耦合变化,发现：①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与居住用地基本保持正向增长的关系,但是三环内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与居住用地增速相当,三环外增速明显落后于居住用地,表明三环内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与居住用地的增加是同步的,而三环外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则明显滞后于居住用地的扩张（图9）。同时,三环外公共服务用地的增长率明显高于三环内,主要是因为三环内以生活服务设施配套为主,而三环外则是高校的搬迁及大型服务设施（农博园等）的建设。② 工业用地在三环内不断减少,而在三环外不断增加,是“退二进三”进程的空间表现,三环以内的工业用地逐渐被居住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置换。另外,计算2003-2013年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与居住用地面积、建成区面积的相关系数（Pearson系数）分别为0.944和0.949（在0.01水平上显著）,也说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与居住、建成区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图9 2003-2013年长春市主要城市功能用地增长率对比
Fig. 9 Comparison of the main functional lands growth rates in Changchun from 2003 to 2013
随着中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地价变化与行业竞租能力成为城市功能空间重构的重要动力。1980年以来长春市进入了“退二进三”城市功能空间发展阶段,城市“二环”以内的工业企业全部向外转移,竞租能力较强的商贸金融、商务办公等服务空间随之“嵌入”城市核心区。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长春“高新南区”、“经开南区”随着区位优势度的提高,土地开发的成熟,两区从单纯的工业集中区逐渐向城区转变,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加快,而工业功能在地价不断上涨作用下被“驱赶”到城市外围新区。近年来,大型商品批发城、仓储廉价超市、各种建材、家装专业市场、汽车贸易城、蔬菜果品批发市场等商业设施在长春市边缘区集聚,以其土地价格的竞争力迫使早期转移的工业功能进一步向远郊,甚至更远的乡镇扩散。商业服务业的郊区化促进了郊区功能的完善与综合发展,促进了郊区公共服务中心的出现与郊区节点区域演变为城市新区。
环路、快速路及轨道交通构成的道路网体系是影响长春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因素。目前,长春共有四条环路,是支撑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道路骨架。2008年以前,长春各类公共中心主要集中在二环路以内。近年来,随着三环路的货运功能逐渐向四环路转移,三环路转变城市内部的生活性道路,三环路沿线涌现各类公共服务中心,比如高力·中国北方汽贸城、硅谷大街商务办公中心、四季青批发市场等。“两横、三纵”快速交通系统及轨道交通与四条环路既有重合部分,又有延伸部分,可以说是环路的加强与补充。轨道交通大大减少了居民出行的时间成本,增强了郊区与中心市区的联系,也促进了郊区公共服务中心的形成,比如轻轨3号线沿线的农博园片区。“两横、三纵”快速路网建成大大提高了城市内部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促进了公共服务中心的升级,比如会展中心片区重新升级为高密度区,高力汽贸城片区、硅谷大街商务办公片区升级为高密度区等（图4）。长春处于道路交通设施快速建设阶段,公交系统的日益完善,居民出行日趋便利,促进了公共服务中心升级及“涌现”。
1932年长春市第一个规划,即《大新京都市规划》,确定了长春市作为伪满国都的城市性质与消费型城市功能,在“拼贴式”城市空间范围内布局公共设施,规划了军政、金融、商业、居住、教育、体育、休闲等城市公共设施空间。新中国长春市空间格局与大型公共设施仍然延续伪满新京规划思路,但城市扩张方向发生较大变化。1980版、1996版城市规划思想确定了城市多组团发展方向,强调中心市区外围组团的公共设施建设,但实际上外围组团发展缓慢。2005版城市规划确定“双心”发展格局,形成老城区、南部新城两个城市中心,城市公共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南部新城。2011版城市规划中提出构建“三城、两区”的“多中心”空间发展目标,促进了在中心扩散格局下围绕新区中心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空间集聚发展格局。
20世纪50-60年代,长春“一汽”、“轨道客车”等一批国家重点工业项目的建设将长春市快速转变为新中国工业城市,在企业办社会机制作用下,围绕工业生产形成了综合性公共设施与空间布局体系。20世纪80年代,长春市一批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成为城市发展的主体空间,开发区人口、产业的集聚极大地促进了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高等院校纷纷在东南净月开发区、西南高新区建设新校区或整体迁入,在教育科研用地的高度集聚作用下,商业服务业、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也随之陆续发展起来。2006年长春市政府从老市区迁至南部新城,拉动了一大批行政办公设施向南转移,带动周边居住用地迅速扩张,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商业服务业设施快速发展。2012年长春高铁客运站（西站）建成通车,是城市交通发展、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变化的划时代事件,引领了城市西部公共服务设施的快速建设。
①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增长速度滞后于城市建设用地整体的增长速度,但公共服务用地后5年增速大于前5年。② 从用地规模上看,教育科研用地始终是用地规模最大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类型;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增长速度最快;行政办公用地稳定增长,社区行政管理用地增长明显;医疗卫生用地规模增长幅度不大;文化与体育设施用地与相关功能用地具有明显的混合性。③ 长春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集聚—扩散特征阶段性差异明显：2003-2008年,扩散力大于集聚力,表现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分布的“大分散、小集中”,形成“单一化核心+多次级中心”的空间结构;2008-2013年,集聚力大于扩散力,表现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大集中、小分散”,形成“多样化核心+多次级中心”的空间结构。④ 长春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的圈层差异明显：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主要分布于三环以内;一环以内仍保持集聚优势;一至二环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数量稳增;二至三环逐渐形成若干公共服务的区级中心;三至四环内公共服务设施减少缓慢;四环外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教育科研用地占主导,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增速显著。⑤ 以教育科研、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为主导的先扩散后集聚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过程中,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在集聚程度、分布密度、规模格局上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⑥ 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城市整体空间的功能提升、城市功能空间的耦合作用、城市土地利用的市场竞争、交通设施与网络的完善、城市规划的引导与调控以及城市大事件的快速推动。
当前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城市外围地域公共服务功能滞后于居住、工业等其他城市功能,外围地域的中小学教育、医疗、文化、休闲消费需求对中心市区依赖程度仍然较高,进一步加剧城市交通拥挤。目前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集聚与扩散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盲目性。无论是《雅典宪章》所提倡的城市功能分区思想,还是《马丘比丘宪章》所强调的城市功能融合理念,对中国城市功能空间与公共设施布局的理论指导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探讨适合中国城市功能空间布局、城市服务空间与其他功能空间融合的理论体系,是未来学术界应关注的重点问题。
未来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仍将呈现出集聚与扩散并存的演变趋势。一方面,商业零售业、金融商务、文化娱乐功能等将进一步在老城区集聚。另一方面,公共设施空间的扩散将更加明显,随着城市空间不断向外扩张,城市边缘新区将在扩散—集聚机制作用下形成若干个新的服务中心,分散老市区的服务功能。基于此,研究城市公共设施与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耦合机理与路径,研究城市功能混合利用仍将是长春城市及中国大城市功能空间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研究主要从用地角度研究了长春市的公共服务设施演变特点,分析了其演变的动力机制,但城市公共服务空间演变是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限于资料的局限,未能从公共服务用地演变的人口、就业、投入、产出等角度展开研究。研究时限10年虽然可以反映长春市公共设施用地快速变化的状况,但仍然需要更长时限进行常态变化分析。未来将进一步收集与丰富相关资料,进一步从更大时限、基于多角度拓展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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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nalysis on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of Guangzhou City during the economy system transformation.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30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程度总体较低,且整体综合公平水平低于大部分单类设施综合公平水平,综合公平程度在空间分布上呈以越秀区和海珠区北部为核心的单中心圈层结构空间格局,不同圈层间综合公平程度差异较大;地理环境、历史沉积、经济发展及转型期制度政策变革是驱动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格局演进主导因素,体现出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城市生态法则"和"专业化决策机制"共同作用的特征。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析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030004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程度总体较低,且整体综合公平水平低于大部分单类设施综合公平水平,综合公平程度在空间分布上呈以越秀区和海珠区北部为核心的单中心圈层结构空间格局,不同圈层间综合公平程度差异较大;地理环境、历史沉积、经济发展及转型期制度政策变革是驱动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格局演进主导因素,体现出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城市生态法则"和"专业化决策机制"共同作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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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 in the equity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in western countries.
关于如何界定、计量、描述、分 析公平问题一直是多个学科研究的热点。20世纪以来西方城市公共服务公平性的研究经历了1970年代以前的地域均等、1970-1990年代的空间公平和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来的社会公平三个主要阶段。通过梳理西方城市公共服务公平性研究的理论、方法及趋势,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相关研究,对我国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公平规划及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城市公共服务空间分布的公平性研究进展 .
关于如何界定、计量、描述、分 析公平问题一直是多个学科研究的热点。20世纪以来西方城市公共服务公平性的研究经历了1970年代以前的地域均等、1970-1990年代的空间公平和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来的社会公平三个主要阶段。通过梳理西方城市公共服务公平性研究的理论、方法及趋势,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相关研究,对我国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公平规划及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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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 of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supply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western countri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09.04.01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社会性 服务业的依托载体,是指城市中呈点状分布并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教育、医疗、文体、商业等社会性基础设施。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及研究主题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确立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区位、供给效率是研究重 点;70年代至90年代,从公共服务的双主体联合供给理论出发,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公平;90年代以来,在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理论基础上,从 社会结构视角深层次研究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可达性差异及社会空间分异。
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及研究进展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9479.2009.04.01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社会性 服务业的依托载体,是指城市中呈点状分布并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教育、医疗、文体、商业等社会性基础设施。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及研究主题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确立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区位、供给效率是研究重 点;70年代至90年代,从公共服务的双主体联合供给理论出发,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公平;90年代以来,在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理论基础上,从 社会结构视角深层次研究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可达性差异及社会空间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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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the supply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21.2010.01.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对西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研究进展及理论脉络进行梳理.结果表明:战后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研究历经3个阶段:二战后至70年代,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布局区位及影响机制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研究的重点;70-90年代,从公共服务的双主体联合供给理论出发,重在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公平;90年代以来,在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理论基础上,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视角研究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可达性差异及社会空间分异.最后,从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改革、明确公共服务设施的市场化范围、与城市空
西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研究进展及对我国启示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21.2010.01.002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对西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研究进展及理论脉络进行梳理.结果表明:战后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研究历经3个阶段:二战后至70年代,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布局区位及影响机制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研究的重点;70-90年代,从公共服务的双主体联合供给理论出发,重在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公平;90年代以来,在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理论基础上,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视角研究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可达性差异及社会空间分异.最后,从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改革、明确公共服务设施的市场化范围、与城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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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Junbo. Provision pattern of urban service facilities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during transitional China.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与社 会经济背景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促使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发生变革,其供给主体结构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化政府垄断转向政府 公共部门、市场企业组织及社会非营利组织多元参与;在供给主体的制度设计上,供给决策由政治主导转向利益驱动,生产与提供机制由一体化转向垂直分离,垂直 层级式管理机制也逐步转型为政府主导下的全方位监督。多元化供给主体及多样化机制组合驱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综合变革,是转型期制度政策因素、市场 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结构—能动性互动机制。
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与社 会经济背景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促使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发生变革,其供给主体结构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化政府垄断转向政府 公共部门、市场企业组织及社会非营利组织多元参与;在供给主体的制度设计上,供给决策由政治主导转向利益驱动,生产与提供机制由一体化转向垂直分离,垂直 层级式管理机制也逐步转型为政府主导下的全方位监督。多元化供给主体及多样化机制组合驱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综合变革,是转型期制度政策因素、市场 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结构—能动性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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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https://doi.org/10.2307/1925895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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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a theory of public facility lo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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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welfare considerations in public facility location problems. https://doi.org/10.1111/j.1538-4632.1978.tb00652.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aper provides a gener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locational choice of public faciliti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ocial welfare. Spatial interactions of individuals and economies to scale in the public sector ar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hat, in turn,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the set of alternatives facing the decision maker. His choice has to be made by considering size as well as space alternatives for the provis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The paper presents a theoretical structure for ranking those alter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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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links between the median, location set covering, and the maximal covering location problem. https://doi.org/10.1111/j.1538-4632.1976.tb00547.x URL 摘要
Abstract Top of page Abstract LITERATURE CITED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p-median problem, the location set-covering and the maximal covering location problems are important facility location models. This paper give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models and identifies the theoretical links between them. It is shown that the maximal covering location problem can be structured and solved as a p-median problem in addition to the several approaches already developed. Computational experience for several maximal covering location problems i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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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public facility location. https://doi.org/10.1111/j.1538-4632.1976.tb00528.x URL 摘要
Abstract In designing a system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centers, planners should consider both equity and efficiency effects in selecting the size of each center and the spacing between centers. The paper establishes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concepts for evaluating equity and efficiency, as affected by size and spacing alternatives. No objective means exists for determin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quity and efficiency, so the decision, ultimately, is subjective. However,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simulation evidence indicate that equity is more sensitive than efficiency to the selection of size and spacing, within a wide range of alternative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equity criterion is important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s, and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in the public facility location literature than it has received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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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location models. https://doi.org/10.1287/mnsc.16.11.69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cent models of location are drawn together and compared as to structure, criteria, and constraints. Private sector models are distinguished as those in which the total cost of transport and facilities is isolated as the objective to be minimized. The solution techniques of six such models are discussed. Public sector model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criterion function involving a surrogate for social utility and by a constraint on investment in facilities or on the number of facilities. Five models with this format are discussed and compared. The two types of problem, location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loc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are seen to have the same conceptual foundation, but formats which differ of necessity due to our inability to relate social utility to dolla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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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y location: an alternative to cost-benefit analysis. https://doi.org/10.1111/j.1538-4632.1974.tb00503.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vercome some specific problems which exist with the use of benefit-cost analysis in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facilities. The concepts developed explicitl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mpacts and the fact that tastes can differ substantially among people. By utilizing the concepts of the generalized environment and of place utility, a more general and valuable conceptual model can be developed which may be useful in preventing much current conflict over public investment decisions. The model has an explicit concern with the problem of equity and is thus only a small step in a growing field of inquiry withi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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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oretical model of net accessibility in public facility location. https://doi.org/10.1111/j.1538-4632.1977.tb00577.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presents a model for the loc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that have noxious, undesirabl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beneficial characteristic of providing a needed service. Everyone wants a fire station relatively near his home, but nobody wants to live next door to one. The model suggests 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that governs these siting decisions, and is descriptive in the sense that it reproduces empirically observable siting patterns. The numerical results analyzed provide some insight into the location process. Uses are outlined for the model in the operatipnal and planning context, as well as in the area of polic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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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lected issues in the study of urban service distribution: A research agenda. https://doi.org/10.1080/004209879200802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Research into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urban America has made impressive empirica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rogress. To date, however, this work has exhibited several limitations which restrict its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municipal services. This paper reviews existing research, examines its limitations and suggests ways in which future research could overcome these failings by focusing on outcome rather than output measures of services, interjurisdictional differences, the influence of neighborhood organisations on service patterns, the role of private service options, and equity rather than equality as a standard against which to judge observed dis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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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ity and Urban Policy: The Distribution of Municipal Public Service. Beverly Hil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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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ing the legacy of urban public facility location theory in human geography. https://doi.org/10.1191/03091320066809404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In 1968, Michael Teitz initiated a new locational theory, focusing on how best to locate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given the need to balance efficiency and equity. This locational problematic would evolve into a coherent set of geographical concepts steeped in normative, neoclassical and quantitative assumptions. Building on Teitz's original formulations, quantitative geographers and regional scientists focused on operationalizing efficiency and equity concerns according to distance, pattern, accessibility, impacts and externalities. The legacy of these concepts in human geography, however,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traced. While both reflecting and bolstering wider stances in welfare, urban and behavioral geography during the quantitative era, the legacy of urban public facility theory in the postquantitative era is decidedly uneven. On the one hand, the legacy was effectively refuted by situating location theory within a much broade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matrix. Adopting a more conflictual framework, geographers shifted the focus of locational theory to larger questions of how costs and benefits are spatially distributed in urban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legacy was sustained by retaining the normative interest in balancing equity with efficiency within a model-building paradigm, while jettisoning the reliance o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universalistic assumptions for more nuanced, socially embedded accounts. In this sense, the legacy of urban public facility location theory emerges as a nested sequence of normative models that grew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inclusive and contextualized over time.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and privatized sectors, however, threatens to erode the existence of a distinctly public facility loc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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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spatial analysis and GIS. Comput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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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 or science? GIS, technoscience, and the theoretical turn. https://doi.org/10.1111/0004-5608.0005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s GIS a tool or a science! The question is clearly important in the day-to-day operations of geography departments. Departments need to know if GIS is a tool that should be caught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or a science and thus a legitimate research specialty of faculty and graduate students. We summarize the debate on this question that was conducted on GIS-L electronic listserver in late 1993. In evaluating this discussion it became clear that GIS could be understood not by the two distinct positions taken by the GIS-L discussants but as three positions along a continuum ranging from tool to science. These positions attach several meanings to ''doing GIS.'' These are (1) GIS as tool, i.e., the use of a particular class of software, associated hardware tools, and digital geographic data in order to advance some specific purpose; (2) GIS as toolmaking, i.e., the advancement of the tool's capabilities and facilities (ease of use); and (3) the science of GIS, i.e., the analysis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s raised by the use of GIS.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what is meant by ''doing science'' as well as what is meant by ''doing GIS,'' we conclude that only one of these positions-''the science of GIS''-is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science. The ''toolmaker'' position is rarely able to meet the test of science; and the ''GIS is a tool'' position involves ''doing science'' only if it yields progress on some substantive problem. The debate is certainly problematic in light of the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an science and on GI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issue suggests, however, that the GIS community should continue to work toward a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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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y and planning for local services. https://doi.org/10.1080/0194436810897652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How can the concept of equity be incorporated into local planning decisions? Five equity concepts are discussed here. Then a service analysis framework is described. Methods are explained for relating alternative equity concepts (especially equality, need, and demand, separately or in combinations) to th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services. The approach recommended here is especially applicable to decisions about incremental additions to, or deletions from, service distribution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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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and administrator perspectives of equity in the delivery of park services. https://doi.org/10.1080/0149040860951308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issue of what constitutes fairness and equity in the allocation of park resources. Four alternative equity models are presented. A general population sample and a sample of park and recreation directors were surveyed to gain empirical insights into which of these models the two groups perceived to be most appropriate for governing the allocation of park resources. Both samples overwhelmingly supported the view that parks should be allocated to all areas equally, rather than on the basis of need, demand, or amount of taxes paid. There was a lack of consensus on whether entrance fees should be set at a level that recovers operating costs.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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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spatial equity: An evaluation of measures of accessibility to public playgroun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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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quity of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accessibility meas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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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quity-efficiency trade-off model for the optimum location pattern for public facilities: The case of medical care dacilities (facility locatio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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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ling framework for hospital location and service allocation. https://doi.org/10.1111/j.1475-3995.2000.tb00216.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ing framework to plan for the supply and demand matching of public hospital beds in Hong Kong for the future years till 2006. It addresses the planning issues of (1) hospital locations and (2) service allocations, which include new services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existing services redistribution. The structure of such a general modeling framework is emphasized here, with small-scaled numerical examples as illustrations for its intended useful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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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equity of urban service distribution: An exploration of park access in Pueblo, Colorado, and Macon, Georgia. https://doi.org/10.2747/0272-3638.18.6.5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degree to which urban resources are distributed equitably is a research question that continues to be debated. While research dealing with urban service delivery has proliferated during the last 20 years, few studies have directly link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acilities (in the form of accessibility measures) with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subgroups in an effort to assess equity issues. In part, this may be caused by the methodological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trying to link these distributions. In this paper, I offer a methodological as well as an empi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assessment of equitability in facility distribution. Utilizing data on parks in Pueblo, Colorado, and Macon, Georgia, I analyze the equitability of park distribution by comparing the spatial clustering of park access scores with the spatial clustering of selected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There i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ow access for Macon corresponds in certain areas to spatial clusters of high housing value and low percentages of non-White residents, while the reverse situation is true for Pueblo (i.e., low access corresponds with low housing value and high percentages of Hispanics). Thu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do not support the notion of "unpatterned inequality" in urban service distribution. The paper is an application of ideas from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and represents a new approach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equ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park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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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The case of parks and recreational services in Ankara. https://doi.org/10.1016/S0264-2751(97)00026-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provision of urban services is a central issue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services to guarantee their effective utilization is another focus of concern. As citizens are heterogeneous in character, their access to urban public services is affect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those services. Access to some services with fixed facilities is limited by the location of the service within a city. In this study, which focuses on the city of Ankara, Turkey, the parks and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are evaluated in terms of both service and user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service has a merited reputation due to the public and its free provision, a local government aiming for a just distribution claims to distribute the service ‘equally’ on a geographical basis.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current policy and proposes distributional justice to achieve a truly equitable distribution, which is sensitiv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itizen groups, instead of the territorial justice (i.e. park distribution based on geography) that cannot satisfy the conditions of effectiv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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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Educational access as an urban service. https://doi.org/10.2307/211144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One prominent finding of the urban services literature is that politics matters very little. Urban services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bureaucratic decision rules that result in "unpatterned inequalities." This research challenges previous studies arguing that their findings are the function of narrow definitions, a neglect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unrealistic assumptions about citizen preferences, and failure to consider the nature of bureaucratic discretion. Us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140 large urban school districts, this study finds that politics is the major means available to minorities to influenc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olitical action can counter the perceived social-class biases of urban bureaucr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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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cks and characters of public services change of western countries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4527.2007.06.02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西方国家 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历经了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服务,到国家干预主义时期的公共服务,又到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的公共服务和新公共服务的发展轨迹。体现出 了从有限、被动,到无限扩展的过度服务,又到适度、整合、顾客导向以及凸现公民权利、人文主义和民主价值的发展特征。认识和了解西方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变 化轨迹与特征,对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的变化: 轨迹与特征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4527.2007.06.02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西方国家 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历经了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服务,到国家干预主义时期的公共服务,又到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的公共服务和新公共服务的发展轨迹。体现出 了从有限、被动,到无限扩展的过度服务,又到适度、整合、顾客导向以及凸现公民权利、人文主义和民主价值的发展特征。认识和了解西方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变 化轨迹与特征,对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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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ed inequality? Reexamining the role of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urban service delivery. https://doi.org/10.1177/004208169402900402 URL 摘要
Numerous scholars have concluded that bureaucratic decision rules best explain urban service distributions. These studies have led to a conventional wisdom in urban politics that professionalism dominates municipal agency routines to the extent that systematic bias is therefore unlikely to occur.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s demonstrate that the unpatterned inequality thesis has led scholars to underestimate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politics in explaining service distribution. By examining the allocation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and capital improvement plan funds in Chicago over nearly two decades, they conclude that electoral and regime politics also exercise a decisive impact on who gets what from ci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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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ing fairness: Equity maps for planners. https://doi.org/10.1080/0194436980897595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achievement of equ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is a goal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planners. Equitable distribution entails locating resources or facilities so that as many different spatially defined social groups as possible benefit—i. e. have access. For planning purposes, wha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s that planners and also their constituents understand what distributional principles underlie any geographic arrangement of public resourc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prototype method with which planners can readily generate and evaluate various “equity maps”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The method exploits the visualization capabilities of GIS, which allow interactive exploration of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ublic facilities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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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s about the research of the loca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oversea cities .
通过梳理国外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理论的发展以及近年来研究的新动向，提出了对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研究的展望。
西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研究进展 .
通过梳理国外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理论的发展以及近年来研究的新动向，提出了对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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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llocation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状况直 接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空间结构。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研究注重配置可达性与评价研究,国内注重布局与标 准研究。结合国内研究的不足,指出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后续研究应注意拓宽研究案例范围;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创 新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研究和关注数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进展与展望 .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状况直 接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空间结构。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研究注重配置可达性与评价研究,国内注重布局与标 准研究。结合国内研究的不足,指出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后续研究应注意拓宽研究案例范围;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理论体系;创 新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研究和关注数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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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of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我国的贫富差异日益扩大,基本 公共服务空间分异明显,社会分层,居住、医疗、教育等分异现象日益突出,成为考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问题。顺利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和谐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本文在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的基础上,依据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按系统性、完整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等原 则,以教育服务、文化服务、卫生服务、信息化服务、生态环境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社会保障服务7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构建了我国地市级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用熵值法对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除拉萨)进行系统分析。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城市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差异显 著,质量特征比较明显。主要结论有: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总体不高,且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逐步降低的特点,不利于全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关 系的协调发展;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较高的城市呈集聚状态,呈现“群”状的特点,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较高的集聚地区包括辽中南、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 角、珠三角、海峡西岸、成渝地区、内蒙古中部等区域,这与十大城市群中的六大沿海城市群相吻合;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 达的地区和城市,其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相对来说都比较高;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与城市规模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就相 对越高;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各单项水平不均衡。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差异格局与质量特征分析 .
我国的贫富差异日益扩大,基本 公共服务空间分异明显,社会分层,居住、医疗、教育等分异现象日益突出,成为考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问题。顺利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和谐社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本文在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的基础上,依据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按系统性、完整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等原 则,以教育服务、文化服务、卫生服务、信息化服务、生态环境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社会保障服务7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构建了我国地市级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用熵值法对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除拉萨)进行系统分析。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城市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差异显 著,质量特征比较明显。主要结论有: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总体不高,且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逐步降低的特点,不利于全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也不利于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关 系的协调发展;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较高的城市呈集聚状态,呈现“群”状的特点,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较高的集聚地区包括辽中南、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 角、珠三角、海峡西岸、成渝地区、内蒙古中部等区域,这与十大城市群中的六大沿海城市群相吻合;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 达的地区和城市,其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相对来说都比较高;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与城市规模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就相 对越高;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各单项水平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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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public services in China.
本文构建了社会性公共服务水平 测度指标体系,对1990年以来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空间分异过程、特征及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异程度总体上偏高,中 国社会性公共服务水平东西两极分化明显,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1990—2005年,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空间分异过程总体上呈V字形,1990— 1994年社会性公共服务空间分异程度趋于缩小,之后转为扩大;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异受两种机制支配,即经济空间分异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空间分异的 导向性影响,以及经济空间分异、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社会性公共服务发展的滞后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空间分异研究 .
本文构建了社会性公共服务水平 测度指标体系,对1990年以来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空间分异过程、特征及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异程度总体上偏高,中 国社会性公共服务水平东西两极分化明显,呈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1990—2005年,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空间分异过程总体上呈V字形,1990— 1994年社会性公共服务空间分异程度趋于缩小,之后转为扩大;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异受两种机制支配,即经济空间分异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空间分异的 导向性影响,以及经济空间分异、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社会性公共服务发展的滞后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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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Guangzhou.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0.04.00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 模拟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技术,探讨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空间公平特征.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程度较低,且总体综合公平水 平低于大部分单类服务设施综合公平水平;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程度成正全局空间自相关,各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成单中心圈层结构的空间格局, 中心与周边及外围地区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程度差异显著.
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空间公平研究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0.04.00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 模拟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技术,探讨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空间公平特征.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程度较低,且总体综合公平水 平低于大部分单类服务设施综合公平水平;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程度成正全局空间自相关,各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成单中心圈层结构的空间格局, 中心与周边及外围地区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综合公平程度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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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fair space of public product basedon accessibility: A case of Yizheng city.
<p>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良好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当今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 空间可达性是公共产品服务的核心内容之一,而这正是地理学最具优势的研究领域。本文基于所开发的公共产品空间布局决策支持系统,以仪征医院空间布局为例,从定量角度深入探讨了不同布局方案所产生的空间效应,为优化公共产品的空间布局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同时也从方法论角度进行了公共产品空间布局量化研究的有益尝试。</p>
基于可达性角度的公共产品空间公平的定量评价方法: 以江苏省仪征市为例 .
<p>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良好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当今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 空间可达性是公共产品服务的核心内容之一,而这正是地理学最具优势的研究领域。本文基于所开发的公共产品空间布局决策支持系统,以仪征医院空间布局为例,从定量角度深入探讨了不同布局方案所产生的空间效应,为优化公共产品的空间布局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同时也从方法论角度进行了公共产品空间布局量化研究的有益尝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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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rvey about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
社会经济体制综合转型以来,市场机制逐步取代行政命令成为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主体方 式,其空间分布形态也由空间均衡趋向社会分异。以广州市为例,基于3954份有效问卷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调查数据,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 了社会生态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会分异特征显著,中心城区116个街镇单元可以划分为6个类型,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居住 单元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及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受旧城区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及历史沉积效应影响,社区地位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及可达性之间呈非完全一致 性,体现出类似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城市生态法则＂的作用特征。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分异调查: 以广州市为例 .
社会经济体制综合转型以来,市场机制逐步取代行政命令成为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主体方 式,其空间分布形态也由空间均衡趋向社会分异。以广州市为例,基于3954份有效问卷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调查数据,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进行 了社会生态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社会分异特征显著,中心城区116个街镇单元可以划分为6个类型,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居住 单元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及可达性存在显著差异;受旧城区社会经济持续繁荣及历史沉积效应影响,社区地位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及可达性之间呈非完全一致 性,体现出类似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城市生态法则＂的作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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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Guangzhou cit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2.06.014 URL Magsci 摘要
基于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调查及人口交通出行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数据统计方法，研究广州中心城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广州中心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整体上呈老城区为核心、老城外围为边缘的空间分布格局；区际及不同类型服务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圈层及扇形分化特征突出，次中心区的配置水平逐步提升。自然地理条件、城市建设历史、经济发展、制度政策变革及供给与需求变化是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2.06.014 URL Magsci 摘要
基于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调查及人口交通出行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数据统计方法，研究广州中心城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广州中心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整体上呈老城区为核心、老城外围为边缘的空间分布格局；区际及不同类型服务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圈层及扇形分化特征突出，次中心区的配置水平逐步提升。自然地理条件、城市建设历史、经济发展、制度政策变革及供给与需求变化是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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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auses of the urban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Guangzhou.
<p>以教育、医疗和文体设施为例，采用<span>Kernel密度分析和通径分析，研究了广州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城乡聚集水平差异显著，总体上呈核心</span>―边缘圈层结构格局，其中老城区为核心区，新开发区为过渡区，而广大农村区则为边缘区；<span>2）不同类型设施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各具特色，医疗设施密集程度最高，教育设施次之，文体设施最低；3）区际空间分布不均，行政区划烙印明显，越秀、海珠和荔湾区核密度最高，与增城、从化差异显著，行政边界成为Kernel密度等值线连续向外扩展的割裂线；4）通径分析表明，人口因素决定公共服务需求，是影响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因素决定公共服务供给，防止人口过于集中分布和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投入是解决广州市公共服务设施城乡分布不均最有效的方法。</span></p>
广州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
<p>以教育、医疗和文体设施为例，采用<span>Kernel密度分析和通径分析，研究了广州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城乡聚集水平差异显著，总体上呈核心</span>―边缘圈层结构格局，其中老城区为核心区，新开发区为过渡区，而广大农村区则为边缘区；<span>2）不同类型设施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各具特色，医疗设施密集程度最高，教育设施次之，文体设施最低；3）区际空间分布不均，行政区划烙印明显，越秀、海珠和荔湾区核密度最高，与增城、从化差异显著，行政边界成为Kernel密度等值线连续向外扩展的割裂线；4）通径分析表明，人口因素决定公共服务需求，是影响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因素决定公共服务供给，防止人口过于集中分布和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投入是解决广州市公共服务设施城乡分布不均最有效的方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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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urban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distribution in Guangzhou.
转型期以来,政府治理制度的变 革及公私部门关系的重构使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主体、供给机制逐步多元化,其分布形态也由空间均衡趋向分异。本文以广州为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总体上呈核心—边缘空间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传统计划经济条件 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均衡分布模式被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收入地区指向的集中布局模式所取代,表现出类似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反比例服务法则"。
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空间分异研究 .
转型期以来,政府治理制度的变 革及公私部门关系的重构使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主体、供给机制逐步多元化,其分布形态也由空间均衡趋向分异。本文以广州为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城 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总体上呈核心—边缘空间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传统计划经济条件 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均衡分布模式被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收入地区指向的集中布局模式所取代,表现出类似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反比例服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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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ccessibility to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its measurement approaches.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10.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空间可达性度量既可用于评价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合理性，也可用于比较规划方案的优劣。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度量需要针对不同设施特有的空间布局目标，选取与之相适应的可达性评价因子，并采用合适的度量方法展开，对此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一方面在对公共服务设施按照时效性、接受性、数量、等级性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系统阐述如何针对不同设施进行空间布局目标设定和可达性评价因子选取；另一方面将主要的度量方法分为比例法、最近距离法、基于机会累积的方法、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的方法，并对各类方法的应用领域及优缺点予以分析比较，同时以潜能模型、两步移动搜寻法为例探讨相关方法在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度量中的应用；最后在对上述研究总结评述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多等级设施空间可达性、从需求者的活动规律考虑空间可达性、针对各类设施的综合空间可达性以及相关度量方法与GIS的集成等主题值得投入更多关注。</p>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及其度量方法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0.10.009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空间可达性度量既可用于评价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合理性，也可用于比较规划方案的优劣。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度量需要针对不同设施特有的空间布局目标，选取与之相适应的可达性评价因子，并采用合适的度量方法展开，对此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一方面在对公共服务设施按照时效性、接受性、数量、等级性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系统阐述如何针对不同设施进行空间布局目标设定和可达性评价因子选取；另一方面将主要的度量方法分为比例法、最近距离法、基于机会累积的方法、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的方法，并对各类方法的应用领域及优缺点予以分析比较，同时以潜能模型、两步移动搜寻法为例探讨相关方法在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度量中的应用；最后在对上述研究总结评述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多等级设施空间可达性、从需求者的活动规律考虑空间可达性、针对各类设施的综合空间可达性以及相关度量方法与GIS的集成等主题值得投入更多关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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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haracters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from social differentiation viewpoint.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4.05.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是促进民生、保障社会公平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 础，是广义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研究从社会分异的视角出发，在进行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南京市主城区不同社会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空间分布 与建设及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提出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建议，即展开广泛满意度调查，了解居民使用公共服务设施的基本需 求；设置差异化的配套标准，以多样化的发展保障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基本权利；坚持差异化的发展原则，保障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平性与使用效率的合理协调，以期 为下一步进行规划整合及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提供重要支撑。
基于社会分异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特征研究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14.05.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是促进民生、保障社会公平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 础，是广义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研究从社会分异的视角出发，在进行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南京市主城区不同社会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的空间分布 与建设及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提出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建议，即展开广泛满意度调查，了解居民使用公共服务设施的基本需 求；设置差异化的配套标准，以多样化的发展保障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基本权利；坚持差异化的发展原则，保障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平性与使用效率的合理协调，以期 为下一步进行规划整合及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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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incongruence between reality and preference of accessibility to urban facilities in Beijing.
服务设施可达性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广泛重视,然而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却暴露出服务设施可达性下降的问题。从居民的视角出发,构建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错位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基于北京市2005 年居住环境调查主观数据对居民的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利用北京城市服务设施空间数据借助GIS评估居民的客观服务设施可达性,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讨论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的错位情况和相关因素并侧重验证城市空间结构和住房获取渠道的影响,这些因素与中国的城市发展和住房政策变化紧密相关并将基于此提出促进居民实现其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的城市规划和政策建议。
北京城市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错位 .
服务设施可达性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广泛重视,然而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却暴露出服务设施可达性下降的问题。从居民的视角出发,构建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错位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基于北京市2005 年居住环境调查主观数据对居民的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利用北京城市服务设施空间数据借助GIS评估居民的客观服务设施可达性,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讨论居民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与现实的错位情况和相关因素并侧重验证城市空间结构和住房获取渠道的影响,这些因素与中国的城市发展和住房政策变化紧密相关并将基于此提出促进居民实现其服务设施可达性偏好的城市规划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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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ng approach on landscape pattern and ecological processes. https://doi.org/10.1631/jzus.2007.A185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the birth of landscape ecology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However, many problems are still waiting to be addressed.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ertinent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landscape pattern and ecological processes and the shortcomings embedded which necessitates researches on the integrating of pattern and processes. Subsequently, the staple methods for this kind of integration were briefly summarized. Then, a general framework was put forward for the integrative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is framework, subject to certain region and research objectives, land units or ecosystem types need to be partitioned. Then, small scale observation and modeling can be carried out. At the same time, large scale spatial dynamic models need to be formulated. Finally, adaptive multi - scale landscape pattern and ecological processes integrative model system can be constructed and put into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approaches of land evaluation and model integratio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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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Xuzhou.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1979年、1994年、2003年、2008年徐州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构建研究区居住、工业和商业及公共服务(商服)用地图层,在此基础上运用基于矢量单元的圈层分析、扇形分析和基于栅格单元的空间韵律分析技术,分别从距离、方位和空间格局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徐州城市建设功能用地空间格局。研究表明:(1)工业和居住用地的波峰位置和增长区域均有外推,工业用地的置换由城市中心区向外逐步展开;居住用地自1994年以来由中心区向外减少,商服用地波峰位置和增长区域没有明显外推,没有形成连续的增长区域。(2)工业用地持续向老工业区集中和向城市外围快速扩展,居住和商服用地则向环境优美方位及城市主导方向快速扩展。(3)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展,城市功能用地由离散扩展关系过渡为粘合扩展关系;商服用地发展相对缓慢,且更大程度地服务于工业,和工业用地表现出粘合扩展关系。
徐州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格局特征及其演化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1979年、1994年、2003年、2008年徐州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构建研究区居住、工业和商业及公共服务(商服)用地图层,在此基础上运用基于矢量单元的圈层分析、扇形分析和基于栅格单元的空间韵律分析技术,分别从距离、方位和空间格局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徐州城市建设功能用地空间格局。研究表明:(1)工业和居住用地的波峰位置和增长区域均有外推,工业用地的置换由城市中心区向外逐步展开;居住用地自1994年以来由中心区向外减少,商服用地波峰位置和增长区域没有明显外推,没有形成连续的增长区域。(2)工业用地持续向老工业区集中和向城市外围快速扩展,居住和商服用地则向环境优美方位及城市主导方向快速扩展。(3)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展,城市功能用地由离散扩展关系过渡为粘合扩展关系;商服用地发展相对缓慢,且更大程度地服务于工业,和工业用地表现出粘合扩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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